2012年3月13日——4月25日
1.（法）皮埃尔•布迪厄 《实践感》
2.（法）皮埃尔•布迪厄 《实践与反思》
3.（法）埃米尔•涂尔干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4.（英）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
5.（英）罗伯特•莱顿 《他者的眼光》
6.（美）露丝•本尼迪克特 《文化模式》
7.（美）露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
8.（美）玛格丽特•米德 《萨摩亚人的成年》
9.（美）克利福德•格尔兹 《文化的解释》
10.（美）马歇尔•萨林斯 《文化与实践理性》
11.（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
12.（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
13.（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
14.（中）费孝通 《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
快马加鞭的吞了两个多月，总算是把人类学大概扫了一遍，就是还未来得及好好反刍，那么读书会后我会利用好几天的时间来消化、吸收、加工和创造，可能会开一期双周论坛来讲演和讨论。今天我就社会学和人类学糅合起来，选取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流派——结构主义流派来串联下，这个流派中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是涂尔干、拉德克利夫—布朗、列维—斯特劳斯、布迪厄和吉登斯。需要提醒的是像结构主义流派这样的分类和概念是后人为其贴的标签，布迪厄和吉登斯两位都试图超越结构与行动的二元对立，个人和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等，而且结构主义在人类学中特指列维—斯特劳斯特纳开创的结构主义。
涂尔干和其外甥莫斯在1903年合著的《原始分类》中，就开始探索原始社会分类问题的思维起源问题，一反传统认为，人类社会的分类并不是源于对自然的分类，恰恰相反，自然的分类是源于人类社会自身的分类，从而延伸到自然的分类。那么涂尔干在晚期的作品《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将这一问题推向纵深的思考，认为图腾制就人类最原始的宗教形式，社会凝聚力来源于一种“集体情感”，具体就表现为社会道德力量，而这种“集体情感”就呈现为“集体表象”的形态，那么图腾就是“集体表象”的象征符号，各种仪式的功能就在于维系和加强“集体表象”的象征性印象，从而维系一个社会共同体的集体情感体系。社会作为一个自在的实体，不同于各个部分之合，是高于个人和大于个人的，因此社会结构的特征具有外在性和强制性。涂尔干的学说在后世得到很多发展，如结构语言学，神话、仪式的宗教功能理论和符号象征理论等。
拉德克利夫—布朗可以说是直接延续了涂尔干的结构传统，在《安达曼岛人》一书中，将涂尔干欲说还羞的社会意识根源于“集体情感”思想发挥到淋漓尽致。布朗认为：“社会作为一个群体而存在，要靠其凝聚力来维持，而凝聚力则直接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集体情感体系”。这种集体情感体系就表现为社会道德力量，具体到安达曼到人的社会里，这种道德力量通过三种不同的方式对个人行为指导或规约，即道德习俗、技术习俗、和仪式习俗。因此也正是这种社会道德力量迫使人们遵守习俗，达成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社会道德力量“既以良知的形式从内部对个人产生影响，又以观念的形式从外部对个人产生影响。”反过来看，仪式习俗的功能就在于维持集体情感体系，并世代相传，而仪式的目的就是为了赋予一个人一种社会人格，即赋予个人价值的东西，而社会人格首先取决于社会地位，即集体情感在个人身上是否形成。
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属于一个社会体系理论，表现为一套适应机制，即一方面是对外部的适应（adaptation），具体来说就是对自然地理环境的适应，另一方面是对内部的整合（intergration），以达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无冲突的关系，内部整合的结果或产物就是社会结构。进一步而言，社会结构就是个人和群体间关系网络下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结构的延续是靠社会过程来维持的，社会生活过程是由社会行动和互动构成的，因此，社会行动和互动是社会结构的表现。社会结构下的任何关系都有遵守某些规则或行为模式的需要，而被社会公认的规范体系或行为模式就成了社会制度，总体上的社会行动或互动就形成了一个社会的制度关系，因此社会制度是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的分析单位。社会结构的特征就是“在由制度即社会上已确立的行为规范或模式所支配的关系中，人的不断配置组合”。
列维—斯特劳斯，被称为人类学的结构主义之父，其哲学结构主义的兴起肇始于《野性的思维》，完成于四卷本的《神话学》，延续的是涂尔干的传统，并作出了修正。列维—斯特劳斯批判拉德克利夫—布朗没有把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区分开来，社会结构并不等于存在于该社会的社会关系之和，社会结构的概念和经验现实并没有联系，而是跟在经验现实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模型发生联系。而社会关系只是用来建立能够显现社会结构本身的模型的原材料。因此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拉德克利夫—布朗，未能脱离英国学派的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而其构建的结构主义则本质上是决定论和实在论的。
列维—斯特劳斯受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的影响比较大。索绪尔认为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是任意的，其意义并不来源于符号的内在价值，而是源于其在符号系统中的区分性位置。语言符号是任意的，同时又是相对理据的和相对可变的，这是由语言的社会性、时间性和内在的深层结构性的合力作用所致。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一书中认为，人类学关注的是人性的普遍问题和不变量问题，即寻找人类共同的无意识的深层心智结构。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他开始探索野蛮人的思维特征，认为野蛮人的思维和西方科学家的科学思维是分别从对立的两端研究物理世界的，一断是高度具体的，从感性的角度靠形象来工作，另一端是高度抽象的，从形式的角度靠概念来工作。而处于中间状态的修补匠则是靠记号来工作，一种受限的概念。
而在《神话学》四卷中完成了这一主题的深化思考，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神话思维是人类共同拥有的思维，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希腊边缘西方开始从神话思维步入到哲学思维，最后从哲学思维步入到现在的科学思维。总之，列维—斯特劳斯将人类的社会行动和互动放入到认知结构中去，而认知结构是由人类的共同的深层次的无意识的不变的心智结构决定。而人类学的终极目标就是对人类的客观化思维及其机制的认识做出贡献，只有从看似任意的秩序中，揭示出必然性层面，才能获得自由，因为必然性是自由这种幻觉的深层基础。
布迪厄前期追随的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随后开始抛弃静态的结构主义理论，开始构建一种动态的实践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不同于之前的结构主义地方在于，认为之前的结构主义理论是见结构而不见人，开始加入个人的能动性因素。布迪厄运用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试图超越社会物理学与社会现象学之间的对立，即客观主义/结构主义与主观主义/建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布迪厄先假定了各种客观的社会结构（各种位置的空间）的存在，即社会有效资源的分配情况，给社会行动和表象加上外在约束；其次生活在一个社会场域中的行动者会对这一社会结构有着直接的体验，通过身体化的过程形成潜在性情倾向，这也是人的主观性处所，如思维、感知、评价、行为图式，从而生成惯习。具体而言，“一个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空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而惯习则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而场域同时也是一个冲突和竞争的空间，在这里参与者彼此竞争，以确立在场域内对种种资本（物质资本+象征资本）、权力和权威的垄断，从而改变在场域中的位置，那么改变了场域中位置空间，即改变了各种资本形式的分布和相对分量，也就相当于改变了一个场域的结构，这就使得所有场域都具备了动感和调适能力。
布迪厄认为产生惯习的场域结构借助惯习来支配实践活动，而惯习的生成图式是通过潜在性情倾向系统实现的，即将外在必然性法则予以持续的内在化，因此惯习在惯习得以产生的固有条件范围内，得以使各种思想、感知和行为的自由成为可能。从这里可以看出，布迪厄笔下的行动者的能动性就在于在惯习赖以生成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内，具有无穷的生成能力，其产品就是思想、感知、表述和行为自由，即有条件的自由。因此，“惯习是既无意识又无意志的生成性的自发性，它不同于机械的必然，也不同于反省的自由不同于机械论的历史盲目性，也不同于唯理论的‘无惰性’的理性计算主体。”华康德认为：“布迪厄的社会哲学是一元论的，意在寻求捕捉没有意图的意向性，没有认知目的的知识，捕捉行动者通过长期沉浸于社会世界之中而对其所处社会世界获得的前反思的下意识的把握能力。”
就正如同亚历山大认为布迪厄只是把结构与行动者描述为一种一连串的平行关系，而非一种交互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布迪厄在构建实践理论时，是假定一个场域的社会结构是事先给定的，并没有追本溯源的探求社会结构最终是来自哪里，即先有社会还是先有个人，社会决定个人还是个人决定社会。因此，我们在理解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时，不应忘记布迪厄理论发展背后的动力始终是想要把握新的经验对象，而不在于构建一套精美的理论概念图式。惯习是含混与模糊的同义词，因此实践感知图式也是一种模糊逻辑。“实践感（实践感知图式）就是对一个场的要求的预先适应，类似于游戏场中的游戏意识，只是社会场是漫长和缓慢的自主化过程的产物，是一些自在而非自为的游戏，故在社会场的情况下，人们不是通过有意识行为参与游戏的，而是生于游戏，随游戏而生，而且信念、幻想和心神投入是彻底的无条件的，因为它的这种存在是无意识的。”实践感源于一种实践信念，实践信念来自于原始习得的反复灌输，而原始习得是把身体当做备忘录，当做一个“使精神只动不思”的自动木偶，同时又将其当做寄存最可贵价值的所在。
吉登斯认为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学的分歧的根源在于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之间的根本对立：自然主义，即是一种客体主义，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属于此范畴，强调的是结构的地位，而结构就是一种制约，社会整体相对其个体组成部分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体现的是本质上的客体霸主；而人本主义，即使一种主体主义，解释学属于此范畴，强调的是个人的行动以及意义的问题，因此体现的是本质上的主体霸主。那么吉登斯试图缝合和超越长期存在于西方思想理论中主体与客体、行动与结构、唯物论与唯意志论等二元根本对立的局面，为此提出了结构化理论大纲。
吉登斯认为结构化理论不同于以往众多的结构理论，重点就在于社会生产和系统再生产，而连接这一点的是“结构二重性”概念，结构二重性实现了把社会互动的生产与穿越时空的系统的再生产联系在一起。吉登斯除了结构的探讨之外，还加入了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结构化理论中的“结构”是指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力反复涉及到的规则和资源，即能够为行动者在社会互动的具体情境下使用的规则和资源。而规则有两种性质，即规范性要素（合法性）和表意性符码（意义），资源也有两种类型，即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资源产生权力，这两者体现的支配的要素。同时吉登斯笔下的行动者是具有认知能力和反思性监控能力的行动者，这种反思性监控主要体现在话语意识和实践意识两个层面上，因此具有能动能力的行动者能够在共同在场的情境下使用规则和资源实现一种社会互动和社会生产，而在这一过程中同时又能再生产出规则和资源实现了一种社会再生产。在一个更加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当规则和资源被再生产出来的时候，可以说就形成了一个社会的制度，那么根据合法性、意义和支配之间不同的权重顺序会形成不同的社会制度分类。而社会系统的制度化特性即具有结构性特征，就是指各种社会关系已经在时空向度上稳定下来，社会系统的再生产指跨越一定时空范围的行动者或集合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社会系统的再生产机制是以社会再生产机制为前提的。另外，吉登斯认为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有一种形而上的本体性安全的需要，这种本体性安全来源于无意识动机的维护，无意识动机依赖于区域化的例行化的社会互动，而这种区域化的和例行化的互动就形成了社会系统的制度模式。因此社会制度或结构性特征是行动者创造出来的实践，而行动者的本体性安全又依赖于制度模式提供的惯例和区域。总而言之，吉登斯认为是个人是具有认知能力和反思性监控能力的行动者，是个人创造了社会，而社会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不完全听命于个人，社会系统兼具使动性与制约性。因此个人与社会之间是一种双向嵌入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将个人与社会统一了起来，打破了行动者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二元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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