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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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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思蕴的读书笔记

文明批判与爱欲解放
——《爱欲与文明》读书笔记

一、理论与现实背景
《爱欲与文明》出版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作者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和重要理论贡献者。法兰克福学派被视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并从理论和方法论上以反实证主义著称。马尔库塞的理论有着强烈的批判和反实证主义倾向,被西方誉为“新左派哲学家”。
《爱欲与文明》和《单向度的人》都是马尔库塞的代表作。《爱欲与文明》一书的思想内容与《单向度的人》有着承接和呼应的关系。然而两书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单向度的人》主要对西方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进行了批判,单向度的世界里,批判产生了停顿,肯定的声音压倒了否定的声音。《爱欲与文明》则从个体心理机制出发批判工业文明对人本性的压制已经需要通过爱欲解放来建立新的非压抑性文明。
此书为什么从心理学范畴来说起?马尔库塞在序言中给出的解释是:因为个体的心理失调是社会失调的反应。当然,本书绝非停留在心理学层面上,其真实任务是揭示心理学观念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实质。
现代西方文明的高度发展,并没有获得其理想中的自由图景。人类物质和精神成就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下,不自由却在日益加剧,人们被统治和规训的程度在此刻到达高峰。弗洛伊德认为,文明是建立在对人的本能的压抑之下的,在现实原则的支配下,人类为高度文明付出了压抑本性的昂贵代价。由此马尔库塞提出:是否存在非压抑的文明观?非压抑的文明观是何种样貌?其又该如何实现?《爱欲与文明》一书中,马尔库塞把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在对弗洛伊德的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探讨非压抑性文明建立的可能性。马尔库塞认为要改变这种压抑性文明,就要超越现实原则,解放爱欲。
在影响力上《爱欲与文明》以其爱欲解放的宏论 , 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曾对20世纪60 年代的激进运动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二、内容梳理
1、压抑性文明的起源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人的本能是快乐原则,但这种快乐原则总是追求文化所无法给予的东西,所以它是具有破坏性的。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们发现完全遵循快乐原则,去获得直接、即时、纯粹的满足,是危险并具有破坏性的。所以文明的心理机制从直接的满足转变为延迟的满足,人们学会限制当下的直接快乐,从而获得日后可预期的稳定的快乐。弗洛伊德分别从个体发生层次上和属系发生层次上两方面来分析压抑心理机制的发展。
为了更清晰地展现此部分的内容,我们需要先理清一下几个概念:
首先,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人具有两个基本的本能:爱欲和死欲。
爱欲:也就是生命本能,维持生命,其履行其生命繁殖活动,主要表现为性欲本能。
死欲:也就是死亡本能,破坏生命,是个人对回归到未离开母体之前的涅槃状态的心理趋向,它趋向于得到一种毫无张力、毫无欲望的持久满足。
另外两个重要概念是:
操作原则:是特定历史时期现实原则的具体表现。
额外压抑:压抑有一部分是正当的、是生产生活的必需,还有一部分是额外压抑,我们把这种产生于特定统治机构、服务于特定统治利益的附加控制称为额外压抑。马尔库塞所反对的主要是这部分额外压抑。
(1)个体发生——被压抑的个体
在个体发生层次上,压抑产生于从孩童时期的本我到适应社会生存的自我和超我的过程。
弗洛伊德把心理结构的主要层次分为本我、自我、超我。本我存在于无意识的本能领域,它不受任何构成社会形式和原则的束缚,完全按照快乐原则去追求本能的满足。在个体成长的过程中,外部环境的影响使得一部分具有接受和避免刺激的器官的本我逐渐发展出了自我。自我的主要功能是协调、改变、组织和控制本我的本能冲动,以使其与现实的冲突降到最低限度,即压抑那些与现实冲突的冲动,并通过改变其目标、 延缓和转移其满足、改变其满足方式、促使其与其他冲动相结合等方式,来使别的冲动与现实相一致。这样自我“废黜了无可辩驳地支配着本我过程的快乐原则。取而代之的是可能提供较强的安全感和较高效率的现实原则”。
由父母、接着由其他社会机构强加于个体的“外在约束”被心力内投于自我,从而变成了自我的“良心”,也就是超我。于是,负罪感,即对由违背这些约束或想违背这些约束的愿望所产生的惩罚需要(特别是在奥狄帕斯情结中)便充斥于心理生活。自我总是一无例外地实行压抑,以服务、听命于超我。超我执行的绝对命令依然是一种自我破坏的命令,虽然它也造就了人格的社会存在。
自我和超我虽然对主体的心理机制和行为产生主导性影响,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本我的消失,代表个体本能的力比多是普遍存在的,本能在文明进程中被压抑了,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正是对本能的压抑,快乐原则向压抑的现实原则的转变,构成了我们文明发展的基础。我们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文明是作为有组织的统治而取得进步的。对本能爱欲和死欲的改造和利用成就了文明进步的可能。
(2)属系发生——形成压抑性结构
在属系发生层次上,压抑产生于原始部落到有组织的文明国家的发展。
父权-----母权-----回到父权
原始的父亲垄断着权力和快乐,并强令儿子们克制。为了获得爱欲的快乐(这里指的是与女性亲近,尤其是母亲),儿子需要推翻父亲以获得被父亲所垄断的权力和快乐;但推翻父亲取代父亲的位置之后,弑父的负罪感永久地伴随着个人。但杀死君王后,为了保证秩序的存在,他又给自己套上现实原则的沉重枷锁。在作了最初的反抗以后,儿子们也效法原始父亲来进行统治了。所以,在不破坏本能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实现对父亲的征服。这决定着爱欲与死亡本能之间的永恒斗争,这正是文明基础的局限性体现。
推翻父亲——满足爱欲本能
服从现实原则——满足死欲本能(因为死欲期望得到长期的安宁和满足)
接下来,快乐原则向操作原则转变,把父亲的专制垄断改变成有限的教育和经济权威,同时也改变了斗争的原有目标即母亲,母亲与妻子的概念分离。兄弟宗族也发展成了机构化的社会政治统治。各种机构的制度都体现了现实原则。在这个制度中成长起来的个体了解到了像法律和秩序这样的现实原则的要求,并将其传给后代。父亲与权威融为一体,统治从而远远超出个人关系范围,它创造了满足人类需要的大规模机构。然而这些机构的发展,损害了文明的现有基础。
在弗洛伊德看来,负罪感在文明进步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弗洛伊德假定,原罪及与之相联系的负罪感,在整个历史中是以不同的形式蕃衍的。在上代人与下代人的冲突中,在对现存权威的反抗和反叛中以及在随后的忏悔中,即在随后对权威的恢复和称颂中,这种罪恶又屡屡重犯。
2、压抑性文明的局限:文明辩证法
人类从原始部落时的父权到兄弟宗族再发展到成熟文明,生产出的一系列文化机构和权力制度统治自身。这种统治在变得越来越高效和多产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非个人化、客观化和普遍化。最后在充分发展的操作原则下,劳动的社会分工本身使人屈从。反抗被压制了,反抗成为了一种罪恶,因为其与为人类提供所需物品和服务设施的美好秩序相冲突。
然而,文明进步的同时,劳动的机械化势必减少和消耗在苦役(异化劳动)中的本能能量,从而使这种本能能量解放出来。社会为了抵御这种反抗的本能,采取的手段是加强对意识的控制,比如提倡“无思想的闲暇活动”、推行反理智的意识形态等。统治从人格化的主人、酋长、首领到非人格化的科层制管理制度。劳动上装配线的整套技巧、政府机关的日常事务以及买卖意识,都已经和人的潜能完全无关,人只是异化劳动中的机器零件。在意识方面,意识越来越缺少自主性,它的任务范围缩小到只须使个体与整体相协调。“随着意识开始衰退,信息受到控制,个体被大众同化,知识也受到了支配和限制,个体并不真正理解所发生的事情。极其强大的教育和娱乐机器把他同其他人结合在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中, 使他们不会再萌生任何有害的念头。而既然认识全部真理无助于幸福,那么这样一种总的麻木不仁状态便使个体感到幸福。”
然而这种异化也具有积极的方面:过去的操作原则的维持者的能量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必要。必需品和奢侈品生产的自动化、劳动和娱乐的自动化,使个体的潜能不可能在这个领域中得到实现。它阻碍着力比多的集中发泄。关于缺乏、苦役、统治和克制等的起源的意识形态失去了它的本能根据和理性根据。异化理论表明,人不能在劳动中实现自己,他的生命成了劳动的工具,他的工作及其产品具有一种独立于他作为个体的形式和力量。但是,要摆脱这种状况,就必须完成而不是阻止这种异化,必须消除而不是恢复被压抑者及其生产性人格。把人的潜能从异化劳动世界中取消乃是把劳动从人的潜能世界中取消的前提。”
总而言之,马尔库塞认为现有现实原则本身具有局限性,工业文明对自身具有否定性。技术的发展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缩短,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从繁重的工作中获得了闲暇,人们逐渐懂得去寻找和发挥自己的生命本能,这使其产生了对压抑性文明自身的反抗力量,在工业文明的最发达阶段,它达到了对自身的否定。
3、超越现实原则:建立非压抑性文明
即使我们的本能受到了现实原则的压抑,但正如本我是不会消失的,有些心理力量看起来本质上仍不受现实原则支配(比如弗洛伊德所提到的幻想),这表明了力比多可以向非压抑方向发展,这就给超越现实原则提供了可能。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自由的力比多本质上与劳动相冲突。不管多么富庶的文明都要依赖于稳定、有序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必须依赖于个体的延迟满足。然而文明的进步导致了日益增长的破坏力量的释放。所以,在工业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文明将会爆炸并回复到前历史的原始状态。
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的这一说法进行了批判。在马尔库塞看来。与力比多相冲突的不是必要的生产劳动,而是服务于统治组织利益的额外压抑。我们不是要消除的提供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劳动,而是要打破使人类生存成为劳动工具的社会组织。据此,在理论上文明发展的进程将由:“本能压抑——对社会有用的劳动——压抑性文明”转变为“本能解放——于社会有用的工作——非压抑性文明”。
那么,马尔库塞要怎样去建立这种非压抑性的文明呢?
(1)象征性文化英雄
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文学作品中,超越操作原则的内容被有所保留下来,其中有两个重要的象征性文化英雄:俄耳浦斯和那喀索斯。符合主流现实原则的文化英雄是普罗米修斯,在普罗米修斯的世界里,潘多拉、女性原则、性欲和快乐都成了灾祸,是分裂和破坏性的。俄耳浦斯是同性恋形象,那喀索斯是自恋者的形象。他们的形象不同于普罗米修斯的苦役、克制,他们是快乐和实现。同性恋和自恋都是抗拒生育性欲的压抑性秩序,正是因为同性之爱和自恋都不具有生育的社会功能,所以可以把其看作是一种不受现实原则支配的纯粹爱欲。
俄耳浦斯与那喀索斯都拒绝了正常的爱欲,这不是为了某种禁欲的理想,而是为了某种更完整的爱欲。俄耳浦斯和那喀索斯爱欲的目的是要否定压抑性秩序,即要实行伟大的拒绝。在以文化英雄普罗米修斯为象征的世界上,这种否定乃是对一切秩序的否定。这种所谓“伟大的拒绝”,体现了批判理论和非实证主义的色彩。俄耳浦斯与那喀索斯是使得爱欲解放成为可能的重要文化象征符号。
(2)解决生产率的问题
传统意义上的生产率带有压抑性和对压抑的庸俗赞美的意思,它所表达的是对休闲、放纵和深受的愤愤不平的诽谤,是对身心的低级要求的征服,是外倾的理性对本能的制服。这种对生产率的看法具有历史的局限性,而这也恰恰就是操作原则的历史局限性。超出这个范围,生产率就有了另外一种内容,与快乐原则建立了另外一种关系。想象过程预见到了这一点。想象过程在坚持一种新的现实原则的要求时,保持不受操作原则的支配。(想象和弗洛伊德所说的幻想,都说明了在现实原则操作下的人们可以不受其影响的可能性。)
然而物质生产不管组织得多么公正,多么合理,它决不是自由和满足的王国。但它为人类机能在异化劳动领域之外的自由消遣提供了时间和能量。完全的自动化,可以使自由的潜能达到最大。正是劳动以外的领域规定着自由和实现。正是根据这个领域对人类生存所作的规定构成了对操作原则的否定。这种否定取消了统治的合理性,从而有意识地取消了由这种合理性规定的世界的现实性,并根据满足的合理性重新规定这个世界。
(3)审美向度的重要功能
资本主义文化机制的意义,将与工作世界(理性、父权)相对立的领域(非理性、女性),视为支撑前者顺畅运行的合理要素,视为对前者压抑的消极或积极的补偿。
审美向度一直是在反抗着现有的这种操作原则。然而,艺术的大众化和商业化使之成为压抑性社会的工具,从而导致人和文化的单向度。马尔库塞企图恢复审美一词的原初意义和功能,从而在理论上克服压抑性文明。他通过对康德、席勒关于审美的哲学论述证明了快乐、感性、美丽、真理、艺术和自由之间是具有内在联系的。
按照席勒的说法,美学这门学科确立了与理性秩序相反的感性秩序。把这个观念引入文化哲学是为了解放感觉,这种解放决不会摧毁文明,反而会给它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并将极大地增强其潜能。审美功能通过某一基本冲动即消遣冲动而发生作用,它将“消除强制,使人获得身心自由”。它将使感觉与情感同理性的观念和谐一致,消除理性规律的道德强制性,并“使理性的观念与感性的兴趣相调和”。
审美功能在改造文明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尔库塞专门写过一本《审美的向度》来对其进行详细阐释。此书中他认为艺术(主要指先锋派)自动地对抗现存社会关系并加以否定和超越;倾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及普遍经验,促成完整人的再生。
(4)爱欲解放
本能解放或者说爱欲解放不是向野蛮状态的倒退,而是对力比多的释放与改造:“即把它从限于生殖器至上的性欲改造成对整个人格的爱欲化。”肉体从劳动工具恢复为快乐工具,也就取消了补偿意义上的性欲满足。
把性欲转变成多形态的爱欲。肉体不再被用作纯粹的劳动工具,它重新获得了性欲。这种性欲是前生殖器时期的多形态性欲,性器官的至高无上性被削弱。整个身体都成了力比多贯注的对象,成了可以享受的东西,成了快乐的工具。现行劳动分工中的职业工作无法让个体在工作中满足自己的冲动、需要和机能。现行工作的功能是预先确定好的,和个体的潜能不匹配。如果工作伴有一种前生殖器的多形态爱欲的恢复,那么工作就可能自在的具有满足作用,同时又不缺失工作的实际内容。建立的前提是对巨大工业设施和高度专门化的社会劳动分工的合理组织,对具有巨大破坏作用能力的充分利用以及广大民众的通力合作。
前文已经多次提到,人具有爱欲和死欲两大本能。由于死亡本能趋向于得到一种毫无张力、毫无欲望的只求满足,生命在接近满足状态时,生死的冲突也会因此得到缓和,快乐原则和死亡原则在此刻便得以汇聚。同时,爱欲,在摆脱了额外压抑之后,将得到加强,这种加强的爱欲似乎又会同化死亡本能的目标。即使死亡是个体无法超越的客观必然现实,其也不再是一种生命本能,个体在得到生命的实现后,可以没有痛苦和遗憾地死去。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理论,从性欲到爱欲,再到死欲,在最终目标上不仅解决了人类自由和解放的问题,还解决了似乎一直以来存在的人类生命时间有限和死亡之间的矛盾。

三、思想特点
1、综合与扩展
马尔库塞深受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其理论具有综合性特征。进一步说,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弗洛伊德的压抑性文明理论进行了超越。马尔库塞扩展了爱欲的概念,爱欲概念在马尔库塞那里不仅仅是个心理学概念,更是对操控原则普遍施行、工具理性甚嚣尘上的发达工业社会进行严肃政治性批判的社会解放武器。
马尔库塞对社会解放的乌托邦设想:一种非压抑文明的图景。工业文明足够成熟,消除导致匮乏的社会条件,所以效率原则就会走到逻辑终点。这带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色彩。
非压抑性秩序本质上是一种富有的秩序,因为产生必要压制的不是需要,而是“多余”。只有富有的秩序才能与自由相一致。在这一点上,对文化的唯心主义批判和唯物主义批判汇合了。这两种派别都同意,非压抑性秩序只是在最成熟的文明阶段,即在用最少时间、最小身心能量满足所有基本需要的时候,才是可能的。拥有和获得生活必需品乃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前提,而不是其内容。在此阶段,目前被异化的、个体必须忍受的劳动转变成了消遣的劳动。消遣作为文明的原则,并不表示劳动的转变,而表示劳动完全服从于人和自然的自由发展的潜能。劳动或工作和本能在可以激发潜能的“消遣”中消除对立。消遣性质的工作完全摆脱了生产和操作的价值标准,工作本身即是目的,而不是获取生存条件的工具。
2、人本主义诉求
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一直很注重人的整体性,这体现了他一贯的人本主义诉求。前有在《单向度的人》中不断申明人应该是多向度的主体,而非缺少判断的、失去批判能力的单向度工具。在本书中,爱欲解放理论绝不是单一层面的性解放。生理的性欲解放只是爱欲解放的一部分,马尔库塞所言的爱欲是整体上的力比多解放。他对于爱欲的整体性诉求正是立足于他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
同时,马尔库塞也不断探索人类通往自由王国,实现解放的具体途径,比如在《单向度的人》中提出的对现有历史的替代性选择:有计划地利用资源并花费最小量的劳动以满足根本的需要;把闲暇时间变为自由时间;并使生存斗争和平化。其理论超越哲学批判本身,其政治批判、美学救赎和生存本体论一直是其不可切割的组成部分。

四、反思
1、富裕与爱欲解放之间的桥梁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解放方式有以下论述,“中立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变成正被其自身成就所超越的某一历史阶段的科学和技术——它已经达到了它自身的决定性否定。在有步骤地将自己规定为政治事业的过程中,科学和技术将超过它们曾因其中立而从属于政治的那个阶段,并反对它们作为政治工具的专门功用。因为,对终极技术在规定和技术控制,是摆脱了妨碍满足人的需要并发展人的才能的特殊利益之后对(物质和精神)资源的建设开发和利用。换言之,它是人作为人的合理事业,是人类的合理事业。因此,技术可以对理性和自由的不成熟状况提供历史的矫正,据此,人们在以压迫为基础的自我持续的生产能力的进步中,可以成为自由的并保留自由。马尔库塞认为把价值准则转化为需要是一个双重过程:首先是物质的满足(自由的物化);其次是在满足基础上需要自由发展(非压抑升华)此处关于人类解放的方式,和《爱欲与文明》中提到的爱欲解放的方式在思维上是共通的。解放的方式不是暴力的、突进式的革命,而是由技术进步到政治变革从而自然而然发生的。匮乏是当下问题,技术要摆脱匮乏,实现价值的物化。
在马尔库塞看来,推翻压抑性文明,解放爱欲,需要技术发展使得摆脱物质匮乏的局面。然而在不匮乏的富裕社会,爱欲解放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完成吗?政治序言里马尔库塞对这一点进行了反思和修正:我们现在所达到的富裕是一种压抑性的富裕,在这种社会中,自由和奴役是结合在一起的。“繁荣正越来越成为自动化生产的前提和副产品,这种自动化生产一方面正在内外层空间寻找消费和破坏的新出路,另一方面却有不愿进入国内外贫困地区。人类的自由形象由于反对自由和攻击、生产和破坏的这种结合而被歪曲了,它成了颠覆这种进步的计划。要解放追求和平与安宁的本能需要,要解放“非社会性的”自主的爱欲,首先就必须从压抑性的富裕中解脱出来,即必须扭转进步的方向。”
从压抑性的富裕中解脱出来,“将消除过度的发展,消除其乐抑的合理性。富裕生产的放弃决不意味着赞成一种纯粹的简朴的、自然的状态,相反,它标志着(并有助于)人类发展到一个以技术社会成就为基础的更高阶段。由于不再生产那些奢侈品、有害物(这个阶段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彻底终结),本来由这种生产给人带来的身心创伤也就可以消除了。”
2、苦役劳动与创造劳动的转化
在马尔库塞看来,成熟文明只要消除额外压抑,工作就不再是苦役性质的劳动,而是创造性的消遣或游戏。这种颠覆具有深刻的美学解放色彩。异化劳动创造出解放爱欲的历史条件之后,如何能有效地转化为人的创造性活动?
关于个体的本能(或潜能)向工作和社会领域转化的具体路径,马尔库塞并没有给出明确的阐述。这显示了马尔库塞爱欲解放理论未完成的一面。其大概也是批判理论和非实证主义难以完成的历史性任务(他是哲学家、批判者)。但社会批判理论具有其自身的重要的意义,虽然其并不拥有能在现在与未来之间架设桥梁的概念;它不做许诺,不指示成功,它仍然是否定的。它仍然忠诚于那些不抱希望,已经并还在献身于大拒绝的人们。进行“伟大的拒绝”,保留批判的能力,即是批判理论的对人类历史的贡献。
3、爱欲解放的新设想
吉登斯在《亲密关系的变革》一书中,对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理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在传统意义上的性别二元对立下建立起来的性认同,带来很多问题。这与其说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压抑过程,不如说是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制度分化,一种严格遵循性别路线的分化。在这种性别分化之下,女性与非理性是等同的,女性变成了现代性的低级情感劳动者。
吉登斯不赞同进行性解放的社会革命,而是应该首先在两性之间进行革命。因为压抑首先而且主要是性别压抑,那么革命首先应该在两性之间发生,而不是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发生。可以看出,吉登斯更关注的是两性关系中的性,即男女之间的性征服和性控制。
吉登斯对爱欲解放提供了一些新的设想:作为民主的亲密关系和生活政治。他认为作为一种生活政治,情感问题并不是恢复激情的问题,而是要为评价和证实信念而发展伦理准则的问题。在现代生活中,激情在给我们提供安全的日常生活背景中没有任何位置。然而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激情,动机不仅是理性的,也是情感的。如果情感完全地址理性评价和伦理判断,那么动机除非作为目的的手段或作为动机的结果,否则就永远得不到评价。
随着现代性的晚近发展,情感在许多方面成了生活——政治问题。在性领域,情感作为交往手段,则尤其重要。融汇之爱模式意味着一种伦理框架,用以在个体和群体生活的进程中培养非破坏性情感。它为复兴爱欲提供了可能性——是作为性在社会关系中的生成性质的爱欲,这种社会关系是通过相互的而不是通过不平等的权力形成的。爱欲是感情的培养,这是在群体语境内通过身体感觉表达的情感,是给予和接受快感的一门艺术。剥夺其特有的权力,他就能复兴马尔库塞所说的那些审美特性。

五、结语
马尔库塞对文化压抑的批判,和对爱欲解放的鼓舞,对我们有着深远的启发意义。至少,现阶段,在个人层面上,应当保持更多对文化结构和统治权力的洞察,同时寻找自身的潜能,尽可能寻找工作与本能的生命价值追求之间的联系。
在整体层面上,自启蒙运动之后,人类的理性被启蒙了,但理性与感性的关系是相互冲突的,理性王国没有给情感和爱欲留下具有合法性的、权重相当的位置。缺少爱欲启蒙的人类的启蒙是不完备的启蒙。即使笔者认为马尔库塞把爱欲解放作为人类解放的途径,是缺少现实途径的理论建构,但不可否认的是,爱欲的启蒙和解放是自我发展、重新确定交往关系的重要机会。
Posted: 2021-10-09 22:18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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