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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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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献的读书报告(更新到8月)


一、福柯的权力观

1,权力运作方式的变化


在《规训与惩罚》一书的开篇以一次公开处决和一份作息时间表最直接地象征着两种权力的运作方式,福柯考察了惩罚权力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揭示了权力机制的转变:中世纪末王权统治下的旧刑罚体系--古典时期人道主义改革者的设想--19世纪以监狱制度为代表的现代规训权力的诞生。


其中,福柯将“身体”看作权力展开的具体场所、铭刻历史的重要工具。对身体的权力干预向来有之,旧刑罚体系中权力被君主个人所占有并施加在罪犯的肉体之上,肉体酷刑作为一种公共景观、展示犯罪真相的仪式以及作为对君主意志的冒犯的报复性惩戒而存在。古典时期人道主义改革者主张去除对肉体的残暴惩罚,设想通过惩罚与表象符号的连接将惩罚作用于灵魂与观念领域,但在19世纪权力对象兜兜转转还是回归到肉体上,只不过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一种精细化的对身体的微分权力。福柯重点对现代规训权力进行了分析,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以往权力观的新视角,他将权力看做是一种被持续运作的力量关系,权力为谁所占有并不是重点,重点是“权力在操作层面具体是如何运作的”,权力主体只是作为去个体性的权力运作的中介而存在,其重要性被淡化了。


福柯将视角下沉到日常的权力如何运作,自然也就关注具体的权力技术是如何对身体进行管理和驯服的,由此细致地分析了空间与时间分配技术,监视、检查技术和话语技术等对现代社会的普遍渗透。无论是在监狱制度中的犯人还是精神病院的疯人还是工厂中的工人,这些日常化运作的规训技术无疑都去除了对肉体的暴烈性,若要究其原因,人道主义的考量不过是次要的体面一点的理由,更为根本的目的是将无序的身体转化为驯顺的身体过程中能够创造出有用的身体,能够以最少的成本创造最大的权力效益。


其中,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是最理想化的规训权力模型--外观是环形建筑、中心有着瞭望塔可以随时监视各个房间,这是一场空间设计与权力运作的完美合作,被囚禁者可以随时被观察监视,但他不能观看,谁在监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自己在被监视,这种持续的单向可见状态确保着权力自动而长效的运作,无需权力主体的实时在线。另外,在监狱之外一个庞大的现代的规训社会被构建起来,其形成与一系列历史进程紧密相关,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科学的进程,如18世纪(流动)人口猛增,需要监督管理的群体增加;资产阶级发展对利润增加的强烈需求等等,规训权力如毛细血管般的遍布社会机体之中,我们每个人都被吸纳进各种各样的规训机构之中--学校、工厂、医院、军队等,成为被理性驯服的现代个体。




2,权力与知识的共生与合谋

福柯反对“权力排挤知识,知识贬低权力”二元对立的观点,相反,他认为权力是具有生产性的,正是在权力持续运作中知识得以生产与再生产。权力运作方式由君主权力向规训权力的转变过程同时也是对人的认识逐渐“解冻”的过程,各类规训机构对特殊人群的认识需求促成了关于人的科学(如对犯人、疯人、病人的观察、记录和检查,形成了一套关于他们的可靠知识和文本档案),心理学、精神病学、临床医学、教育学等学科得到迅速发展。另外,在某种程度上,规训机构也是一个实验室性质的机构,人们在其中被用来进行试验、改造行为和测试效果,从肉体驯服的权力机制中获得的知识又被用来规训肉体,权力与知识相互交流并交叉作用于个体。权力与知识的合谋无疑在客观上达到了最佳的政治效果,但也因此造成了理性对个体经验的殖民效果。


在福柯的思想中充斥着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他关注在理性社会中“反常的”“边缘的”群体与个体,揭示了众多被理性话语、知识和道德掩盖的主体的真相,揭示了现代权力机构以科学理性的名义,通过对身体的控制、支配与驯化,个体性、主体性逐渐被消解的事实。




二、逃离规训社会的路径探索

在福柯晚年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其明显的理论转向,他没有止步于规训权力的分析,而在以下两个方面对打破规训权力的牢笼进行了必要的探索与事实补充。




1,在个体层面探索道德主体回归的可能性--“关心自我”

福柯在对现代性的个体反思的同时,也在试图超越现代性去寻求个人主体性可能回归的路径,福柯的《性经验史》就是对这种路径的探索--“从控制的技术开始转向自我的技术”。福柯原本的写作意图是想延续之前对惩罚制度和疯癫真相类似的“权力、知识、实践”之间三者的关系探讨,揭示性经验如何被基督教性道德、性知识、性科学等隐藏和消解,但他只在第一卷中完成这部分工作。由于性经验是身体经验的最集中体现,而身体经验是具身性自我的最直接途径,因此在后续卷本中福柯将目光转向了古希腊罗马时期,试图抛开现代性而回归到古代身体经验中去探讨性经验。


福柯所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怎样被构成为我们自己的道德主体的?性行为范畴如何成为伦理学的关注对象?”,对此基督教现代文化与古希腊古典文化形成了差异巨大的形塑道德主体的两条路径,前者是由外自内个体通过对基督教伦理规范、教条、教士守则的服从而完成的,后者则是自内而外通过自我关怀而形塑了一种“生存美学”和“生活风格”。福柯在古希腊时期发现了一种以个体伦理为中心的性道德,这是一种出于自我关怀而形成的自我节制,节制遵循适度适时享用快感的原则,节制体现在养生实践、家政管理、男童关系等诸多方面,最大程度地保存了对自我主体的关心和爱护,与基督教道德建立普遍性规范的目标不同,古典文化对性行为的伦理关注完全是在“自我技术”的范围之内进行讨论的,并且围绕个体德性的美学追求在性行为领域展开了与自我、与他人、与真理的关系实践,目的是使个体成为“真善美”的道德主体。


回到福柯的主题,为什么要去探讨古代的性经验?在我看来,这里面有他隐含着的期待,现代社会的一切都被规训成包装精巧的理性主体,在他之前探索的各个领域中个体经验都销声匿迹,于是他寄期待于伦理道德领域能够打破权力与知识的牢笼,个体能从古代文化中借鉴生活经验,使主体性部分地得以回归。当然福柯通过从古代道德中寻求处理“规训性--主体性”的对立矛盾的方式有一些局限,因为在福柯那里,他所阐述的古希腊罗马道德体系是以男性道德为中心的,而且这种门槛较高的道德也只有男性中的少部分人可以实现,因此是一种不具备普适性的道德。




2,在国家层面全新治理术的出现--生命权力技术的运用

18世纪下半叶以来,以政治经济学为工具、以市场为实践场所的自由主义应运而生,经济学思想从重商主义转向重农主义,例如在粮食短缺供应困难上,以往依靠消极式的限制出口、打击囤积的经济控制手段已经解决不了粮食供应的问题,而重农论主张的自由贸易和流通反而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中粮食供应问题得到了缓解,且形成了一种市场的良性运行和灵活调节。在这一经济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了一种新型技术,这种治理技术不再强调对个体来说较为死板固定的“规训性”,而是善于利用人口的“自然性”来达到更好的治理效果,着眼于释放人们的自然本性和欲望,由市场的自发性调节来达到社会意义上的“安全”。在此意义上所谓的“自由”也成为了资产阶级不动声色的治理工具。


实际上这也是福柯权力谱系学的一个拓展,继先前著作分析了个人性的君主权力、机构性的规训权力以外,对权力的国家视角进行了补充。不过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个人权力、规训权力与生命权力之间的关系理解成一种简单的时间上的继替关系或者严格的排斥关系,因为它们都是可以在不同空间中重叠交互发挥作用的权力技术。在新型的生命权力技术下,人口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国家进行治理的主体,与注重个体的身体规训的严格规定不同,这种治理术更关注于把握一系列人口自然形成的稳定规律,如出生率、死亡率、某种疾病的发生率、市场规律等,来对医疗、教育、经济等领域进行调节。由此人口作为知识的对象,资产阶级也将政治经济学的法则引入了政治权力运作中。







书单:
加缪《鼠疫》

布迪厄《单身者舞会》

《区分--批判力的社会批判》上册和下册

《男性统治》

《实践感》



两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


两性关系是理解婚姻与家庭中诸多问题的重要认识范畴,也是认识世界感知世界的重要范畴。那么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两性关系何以成为今天的样态?两性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两性关系如何影响人们的日常行为与生活?两性关系又是通过什么机制得以生产和再生产?

社会从蒙昧、野蛮时期向文明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家庭的形态也如生产工具的进步一样发生了从低级向高级形态的变化,进步的主流是从群婚制走向专偶制,自此杂乱的性关系走向有序的两性关系,在婚姻方面日益建立起一系列规则和约束。但是在恩格斯看来,伴随着私有制或私有财产的出现,这种家庭形态上的进步却也意味着妇女地位的衰落,以及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地位的确立。几千年以来的婚姻发展的历史揭示了两性关系的形成实际上与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发展有巨大的联系。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指出,在原始社会里,男女之间是平等的,财产共同拥有,没有形成男女之间严格的劳动分工,而且群婚制下人们往往“不知其父,只知其母”,因此女性在原始社会中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劳动工具的进步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提升,社会出现了大分工,“随着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的来源,并产生了全新的社会关系”,畜牧业的发展使男人比起女人更能创造劳动价值和社会财富,并因此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私有财产,在婚姻制度上也出现了对偶制和父权制,父亲的财产由其子女来继承。社会分工与私有制的产生无疑使男性在家庭中并且在整个社会上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的地位,相应地,妇女的劳动和价值却逐渐遭到贬低。

以男性秩序为中心的性别结构深深地影响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实践,尤其影响男女两性之间的日常互动。男性对女性的统治表现为一种以性别差异为依据的自然事实,成为一种被普遍认可的统治,似乎无需论证其合法性,即使在今天妇女解放运动已经取得巨大进步的时代,我们也能感知到男性中心思想依旧藏匿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家暴问题、女性生育自主权问题、职场中的性别歧视问题等等),那么,这种男性统治关系的超历史稳定性是如何实现的?或许布迪厄对卡比尔社会的人类学研究著作《男性统治》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卡比尔社会是一个男性中心主义的范例,在这个异域社会中,布迪厄在某种程度上彻底读懂了自身(法国社会),证明了“通过人类学进行一种真正的社会分析”的方法的可行性。以下内容则主要围绕布迪厄对男性统治生产与再生产的分析展开。
首先,建立在男女两性身体构造差异上的生物学特征为社会性别建构提供了自然证据。以生殖器官的对立为依据,性器官的社会构造通过将男性生殖器勃起与一切自然过程中形态学意义上固有的鼓胀活力(如谷物丰收)相联系,性行为中主动的男性与被动的女性之间的基本区分形成了性与权力之间的自然联系。男性社会的力量部分来源于“将统治关系纳入一种生物学的自然中,将这种关系合法化。”而男女两性之间的对立与所有基本对立密切相关,这些对立关系(如高-低,坚挺-柔弱,里-外等)进而形塑了我们对周围一切事物的认识、判断和评价。
其次,神话-仪式系统对男性统治的强化巩固作用。仪式的目的是以被调动起来的一切集体性的名义建立起一种神圣化的性别分裂来维持性别秩序,如一些确认男子气概的仪式,旨在将男性与母亲分离,鼓励其与母性世界决裂,南美洲有些部落的男性成人礼中,男孩只拿着一把象征着男人力量的砍刀走进森林,任其在森林中独自生活一个月,若能平安无事地回来,就意味着其真正脱离了母性世界,其男性资格也就被成年男人团体认可。同样,在卡比尔社会由男孩的父亲第一次当众给男孩剃发的仪式也有这种社会意义,因为毛发被认为是女性的象征。通过这些公共性的仪式,男性统治的观念被一代一代地延续下来。
最后,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使用同样的认识模式从而推进了对自己的统治。被统治者用统治者的观念体系来反观自身、认识和评价自己,自然导致一种有系统的自我贬值,这是一种温和的象征暴力,这种象征暴力又通过家庭、学校、教会等机构变得合法化。在卡比尔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认识模式将优异的品质(勇敢、高大、理性等)赋予男性,将否定的特征(软弱、胆怯、斤斤计较等)强加给女性并归罪于其天性如此。肯定的或否定的共同期待倾向于以永久配置的形式铭刻于身体,“绝大多数女性对自己的身体体验都是消极否定的”,尤其当社会所要求的身体(如苗条纤细、“有女人味儿”的穿衣风格)与身体的实际状况之间的差异越大,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窘迫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布迪厄认为男性中心观念下女人的存在是一种被感知的存在,所谓的女性特征不过是一种满足男人期待的形式,不断处于男性目光注视之下并通过这种目光来构建自身存在。如今社会的许多家暴案件中,受害女性沿用男性统治者的认识模式来对自身的处境进行合理化解释并一再容忍(“我本不应该穿暴露的衣服....我没有保持自己的贞洁....我不应该赚钱比他多.....所以他打我是合理的”)从而助长了家暴者对自己施暴的气焰。
虽然男性在性别结构中处于受益的地位,但“男性特权也是一个陷阱,而且它的对立面是永久的压力和紧张,这种压力和紧张是男人在一切场合必须展示其男子气概的义务强加给每个男人的。”社会对男性的高要求体现在生殖的、性欲的、经济的能力、斗争和施暴的才能等各个方面,因此象征暴力实际上对男女双方均产生了不利影响。
布迪厄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看待两性关系的视角--即“变与不变”的双重维度。随着社会发展,主要的变化无疑是男性统治不再作为天经地义的事实得到认可,女权主义的批判运动为推动两性之间的平等做出贡献。在所有变化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与学校制度有关的因素,如女性受教育人数逐年增加,文化资本的积累有利于改善女性的不利社会地位,使女性能够在劳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也推动了真正的家庭变化,新型家庭和复合家庭的出现和新的性爱模式的公之于众,有助于打破陈规。但是布迪厄认为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男性统治的不变量,使得男性统治在这里、那里、昨天和今天表现出多少有些明确的时代特征,但本质没变,统治关系“以配置(习性)的形式永久地进入了身体的最隐秘之处。”状况的显著变化实际上掩盖了相对位置中的永久性:入学机会和入学概率的平等化掩盖了在不同学校等级及可能的前途之间存在的不平等分配,性别区分的陈旧结构也体现在多少有些性别化了的等级职务和职位中,社会上适合妇女的工作岗位实际上属于其家庭职能的延伸部分,如教育、护理、服务、接待招待等。妇女的进步不能掩盖男人的相应前进,他们使得差距的结构继续保持下来,因此两性关系的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书单:







书单: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册、下册
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权力精英》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

读书内容:
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还只看了一半,所以这次总结主要围绕米尔斯进行汇报。

一、对美国社会的时代诊断--从“公众社会”向“大众社会”的转变
与托克维尔笔下的19世纪上半叶那一番欣欣向荣、民主自由的美国景象相比,将近100年后,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美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权力结构已经发生重组,米尔斯认为他身处的美国社会已经逐渐偏离自由民主的正轨,因此他是怀着一种浪漫主义怀旧的色彩进行写作和批判的。在起初的启蒙时代,理性、自由、民主之间的假设是和谐一致的,理性是自由和民主的主要推动力。但是在米尔斯所处的时代,社会日益组织化,权力和决策手段日益集中,一切既有观念变得不那么确定了,理性的增进并不必然伴随自由民主的增进了。他认为在美国社会中庞大的理性组织确实增多了,但是就整体而言,个人的实质理性却没有增加。“合理性”与“理性”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也就是说,人们更多地合乎组织机构的理性规范与条例(即米尔斯所指的合理性),而个人在生活中独立运用理性思考的机会和能力在不断丧失,因此不依托于个人理性的“合理性”成为可能。那么米尔斯所说的这种“组织理性”与“个人理性”之间不平衡发展趋势的维持机制是什么呢?这种不平衡发展又会产生何种政治后果呢?

可以从米尔斯对美国社会的结构分析(也就是他所做的社会分层分析)入手来探讨以上问题,组织不断凌驾于个人之上,必然是由于双方权力不平衡导致的,而在这些庞大的理性组织背后发挥作用的是由军事精英、经济精英以及政治精英组成的美国社会的“权力精英”。人们所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做出的重要的决策集中由这些权力精英掌控,并且很多都是秘密进行,因此人们往往对将极大影响他们生活的重要决策一无所知,普通民众极大地受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不利位置的制约。这样一种畸形发展导致的后果是个人在社会中不再积极扮演参与公共事物的“公众”角色,而正在转变成没有政治归属感甚至产生政治冷漠的“大众”角色。其中,米尔斯还特别分析了在底层民众和权力精英之间的新中产阶级(即白领)是否具有可以扭转这一不平衡权力结构的可能,答案是没有任何可能,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没有任何持久的不满,也不会为自己的生活状况进行任何负责的斗争。”底层民众和中产阶级在心理上和实际能力上都越来越不具备对现实的超越性,他们关注的仅仅是繁琐的日常生活。在米尔斯看来,社会科学应该具备这种超越性以促进社会不断地进步和发展。而在当时的美国社会,社会科学家又是否真正具备这种品质?如何才能具备这种品质呢?


二、对社会科学的冀望--对人类处境的自觉
米尔斯对美国社会的时代困境的细致感受进一步影响了他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范式,同时也透漏了他对当时美国学界的失望。米尔斯批判了当时的美国社会学界的两种趋势,一种是以帕森斯为代表的宏大理论,认为这种宏大理论没有从更高的抽象性回落到结构性的情景中发现问题,构造的是概念王国,因此容易形成对概念的拜物教;另一种批判是针对常涉及商业和科层管理应用的抽象经验主义方法,认为这种方法一味地使用追求技术化、数量化的抽样统计来堆积琐碎的细节,无法获得整体结构的信息。总的来说,以上两种研究倾向对“方法”和“理论”过度渲染,程序过于僵化,与实质性的重大现实社会议题没有紧密联系,另外许多应用型研究的学者通常不为公众发言,因为他有自己特定的服务对象,俨然成为了科层管理体制下的技术专家。


基于以上两种批判,米尔斯认为方法和理论都不是独立的王国,方法是针对一定问题的方法;理论是针对一定现象的理论。两者的主要目的是澄清观念,简化程序,避免僵化的方法和理论,认为“每个社会科学家都必须是他自己的方法论学家和理论家”,但每一个社会科学家都应该具备“社会学想象力”这一心智品质。在我看来,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运用一种结构性的思维方式去分析问题和事情,以求获得清晰全面的认识。而结构性的思维方式就需要有关联个人与社会的能力并能够将其明确表达出来的能力,可以通过两个步骤达到这种思维训练。


第一步是充分关联个人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结构性视角)。米尔斯以“个人困扰”和“公共论题”两者的区分来对这种方法加以阐述。个人困扰产生于个体的性格之中,是桩私人事务,是个人珍视的价值受到了威胁,这种困扰往往与自己的切身接触的环境有关。而公共论题所涉及的事情则超越了个人的局部环境和内心世界,是件公共事务,是公众感到他们所珍视的某种价值受到了威胁,这种论题往往则与更大的制度背景有关。实际上特定环境中个人所经历和所困扰的事情往往是由结构性的变化引起的,与某种制度安排中的危机有关。每一个时代的进步都首先需要发现特定时代中主要的公众论题是什么,发现制度安排中出现的不和谐因素。而普通民众往往察觉不到这种带着“个人困扰”面具的“公共论题”,即使人们往往已经感受到了处于某种困境,但还是不能将其表述为明确的论题。因此,社会科学的时代使命或许就是拥有能够细致感受社会公共论题的困境所在,并进而将其明确地用语言用文字表述出来。第二步是充分关联个人生活历程及其所处时代与整个历史发展进程(历史性视角),也就是将个人生活历程放到特定历史进程中考察,将所处特定时代的社会当做整个历史序列中的一环进行考察,这样才能得出全面而整合的认识。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是米尔斯离不开的话题,“人类有创造历史的自由,但某些人拥有的自由要比别人大得多”,米尔斯认为人类是有足够的力量创造历史的,但是创造历史的过程是不公平的,创造历史所需的权力和决策手段越来越集中于极少数精英手中,公众日益被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这是不民主的社会,因此米尔斯认为作为社会科学家需要为此做出相应的政治努力,社会科学家应该代表的是人对人类处境的自觉。但不是所有社会科学家都能承担这种角色,在米尔斯列举的三种社会科学家的角色中,“哲学王”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是没有可能实现的,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的“国王幕僚”(附庸于权力的仆从)又是米尔斯最为不屑的一种角色,因此他只能寄希望于第三种类型的“独立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去寻找摆脱我们这个时代困境的出路,单单靠无权的社会科学家自己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社会科学家需要做的是唤醒曾经在美国社会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公众,反抗一切摧毁真实公众而创造一个大众社会的力量,帮助培养现实中头脑清明的“政治公众”,使公众重新回归政治并成为权力的制衡力量。




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论美国的民主》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



读书内容:

此次总结主要围绕托克维尔的民主观展开,不足之处在于过渡时期书单比较散,每个作者的著作也只是挑其一两本进行阅读,难以展开系统地论述,能力有限所以基本上只是试图在粗浅的理解上再次组织和阐述作者的观点。



一、整体的民主观

回到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19世纪上半叶,身份逐渐平等的趋势是天意使然,民主制取代贵族制是无法逆转的文明发展方向。托克维尔考察的虽然是美国,但仍然心系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甚至整个欧洲社会的前景和命运,基于此,托尔维尔在美国社会中寻找的是“民主本身的样子”,因为他知道美国的民主将有可能是欧洲今后发展的方向,所以他试图借美国的考察弄清楚民主本身究竟有什么值得期待,又有什么会令人恐惧?他之所以在美国而不是其他地方去寻找“民主本身的样子”是因为他认为一个社会的起源是解释其以后的发展轨迹的重要依据,而大部分民族的起源已经被罩上重重迷雾,美国人却仍保留了关于他们起源的真实记录。

托克维尔整篇的论述并没有对民主有一个清晰的定义,但是在他的行文中,大部分时候他将社会的平等化趋势看作民主的突出表现,他对民主采取的是一种整体性的理解。在他看来,不能仅仅从民主制度这一狭隘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