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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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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献的读书报告(更新到8月)


一、福柯的权力观

1,权力运作方式的变化


在《规训与惩罚》一书的开篇以一次公开处决和一份作息时间表最直接地象征着两种权力的运作方式,福柯考察了惩罚权力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揭示了权力机制的转变:中世纪末王权统治下的旧刑罚体系--古典时期人道主义改革者的设想--19世纪以监狱制度为代表的现代规训权力的诞生。


其中,福柯将“身体”看作权力展开的具体场所、铭刻历史的重要工具。对身体的权力干预向来有之,旧刑罚体系中权力被君主个人所占有并施加在罪犯的肉体之上,肉体酷刑作为一种公共景观、展示犯罪真相的仪式以及作为对君主意志的冒犯的报复性惩戒而存在。古典时期人道主义改革者主张去除对肉体的残暴惩罚,设想通过惩罚与表象符号的连接将惩罚作用于灵魂与观念领域,但在19世纪权力对象兜兜转转还是回归到肉体上,只不过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一种精细化的对身体的微分权力。福柯重点对现代规训权力进行了分析,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以往权力观的新视角,他将权力看做是一种被持续运作的力量关系,权力为谁所占有并不是重点,重点是“权力在操作层面具体是如何运作的”,权力主体只是作为去个体性的权力运作的中介而存在,其重要性被淡化了。


福柯将视角下沉到日常的权力如何运作,自然也就关注具体的权力技术是如何对身体进行管理和驯服的,由此细致地分析了空间与时间分配技术,监视、检查技术和话语技术等对现代社会的普遍渗透。无论是在监狱制度中的犯人还是精神病院的疯人还是工厂中的工人,这些日常化运作的规训技术无疑都去除了对肉体的暴烈性,若要究其原因,人道主义的考量不过是次要的体面一点的理由,更为根本的目的是将无序的身体转化为驯顺的身体过程中能够创造出有用的身体,能够以最少的成本创造最大的权力效益。


其中,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是最理想化的规训权力模型--外观是环形建筑、中心有着瞭望塔可以随时监视各个房间,这是一场空间设计与权力运作的完美合作,被囚禁者可以随时被观察监视,但他不能观看,谁在监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自己在被监视,这种持续的单向可见状态确保着权力自动而长效的运作,无需权力主体的实时在线。另外,在监狱之外一个庞大的现代的规训社会被构建起来,其形成与一系列历史进程紧密相关,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科学的进程,如18世纪(流动)人口猛增,需要监督管理的群体增加;资产阶级发展对利润增加的强烈需求等等,规训权力如毛细血管般的遍布社会机体之中,我们每个人都被吸纳进各种各样的规训机构之中--学校、工厂、医院、军队等,成为被理性驯服的现代个体。




2,权力与知识的共生与合谋

福柯反对“权力排挤知识,知识贬低权力”二元对立的观点,相反,他认为权力是具有生产性的,正是在权力持续运作中知识得以生产与再生产。权力运作方式由君主权力向规训权力的转变过程同时也是对人的认识逐渐“解冻”的过程,各类规训机构对特殊人群的认识需求促成了关于人的科学(如对犯人、疯人、病人的观察、记录和检查,形成了一套关于他们的可靠知识和文本档案),心理学、精神病学、临床医学、教育学等学科得到迅速发展。另外,在某种程度上,规训机构也是一个实验室性质的机构,人们在其中被用来进行试验、改造行为和测试效果,从肉体驯服的权力机制中获得的知识又被用来规训肉体,权力与知识相互交流并交叉作用于个体。权力与知识的合谋无疑在客观上达到了最佳的政治效果,但也因此造成了理性对个体经验的殖民效果。


在福柯的思想中充斥着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他关注在理性社会中“反常的”“边缘的”群体与个体,揭示了众多被理性话语、知识和道德掩盖的主体的真相,揭示了现代权力机构以科学理性的名义,通过对身体的控制、支配与驯化,个体性、主体性逐渐被消解的事实。




二、逃离规训社会的路径探索

在福柯晚年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其明显的理论转向,他没有止步于规训权力的分析,而在以下两个方面对打破规训权力的牢笼进行了必要的探索与事实补充。




1,在个体层面探索道德主体回归的可能性--“关心自我”

福柯在对现代性的个体反思的同时,也在试图超越现代性去寻求个人主体性可能回归的路径,福柯的《性经验史》就是对这种路径的探索--“从控制的技术开始转向自我的技术”。福柯原本的写作意图是想延续之前对惩罚制度和疯癫真相类似的“权力、知识、实践”之间三者的关系探讨,揭示性经验如何被基督教性道德、性知识、性科学等隐藏和消解,但他只在第一卷中完成这部分工作。由于性经验是身体经验的最集中体现,而身体经验是具身性自我的最直接途径,因此在后续卷本中福柯将目光转向了古希腊罗马时期,试图抛开现代性而回归到古代身体经验中去探讨性经验。


福柯所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怎样被构成为我们自己的道德主体的?性行为范畴如何成为伦理学的关注对象?”,对此基督教现代文化与古希腊古典文化形成了差异巨大的形塑道德主体的两条路径,前者是由外自内个体通过对基督教伦理规范、教条、教士守则的服从而完成的,后者则是自内而外通过自我关怀而形塑了一种“生存美学”和“生活风格”。福柯在古希腊时期发现了一种以个体伦理为中心的性道德,这是一种出于自我关怀而形成的自我节制,节制遵循适度适时享用快感的原则,节制体现在养生实践、家政管理、男童关系等诸多方面,最大程度地保存了对自我主体的关心和爱护,与基督教道德建立普遍性规范的目标不同,古典文化对性行为的伦理关注完全是在“自我技术”的范围之内进行讨论的,并且围绕个体德性的美学追求在性行为领域展开了与自我、与他人、与真理的关系实践,目的是使个体成为“真善美”的道德主体。


回到福柯的主题,为什么要去探讨古代的性经验?在我看来,这里面有他隐含着的期待,现代社会的一切都被规训成包装精巧的理性主体,在他之前探索的各个领域中个体经验都销声匿迹,于是他寄期待于伦理道德领域能够打破权力与知识的牢笼,个体能从古代文化中借鉴生活经验,使主体性部分地得以回归。当然福柯通过从古代道德中寻求处理“规训性--主体性”的对立矛盾的方式有一些局限,因为在福柯那里,他所阐述的古希腊罗马道德体系是以男性道德为中心的,而且这种门槛较高的道德也只有男性中的少部分人可以实现,因此是一种不具备普适性的道德。




2,在国家层面全新治理术的出现--生命权力技术的运用

18世纪下半叶以来,以政治经济学为工具、以市场为实践场所的自由主义应运而生,经济学思想从重商主义转向重农主义,例如在粮食短缺供应困难上,以往依靠消极式的限制出口、打击囤积的经济控制手段已经解决不了粮食供应的问题,而重农论主张的自由贸易和流通反而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中粮食供应问题得到了缓解,且形成了一种市场的良性运行和灵活调节。在这一经济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了一种新型技术,这种治理技术不再强调对个体来说较为死板固定的“规训性”,而是善于利用人口的“自然性”来达到更好的治理效果,着眼于释放人们的自然本性和欲望,由市场的自发性调节来达到社会意义上的“安全”。在此意义上所谓的“自由”也成为了资产阶级不动声色的治理工具。


实际上这也是福柯权力谱系学的一个拓展,继先前著作分析了个人性的君主权力、机构性的规训权力以外,对权力的国家视角进行了补充。不过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个人权力、规训权力与生命权力之间的关系理解成一种简单的时间上的继替关系或者严格的排斥关系,因为它们都是可以在不同空间中重叠交互发挥作用的权力技术。在新型的生命权力技术下,人口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国家进行治理的主体,与注重个体的身体规训的严格规定不同,这种治理术更关注于把握一系列人口自然形成的稳定规律,如出生率、死亡率、某种疾病的发生率、市场规律等,来对医疗、教育、经济等领域进行调节。由此人口作为知识的对象,资产阶级也将政治经济学的法则引入了政治权力运作中。







书单:
加缪《鼠疫》

布迪厄《单身者舞会》

《区分--批判力的社会批判》上册和下册

《男性统治》

《实践感》



两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


两性关系是理解婚姻与家庭中诸多问题的重要认识范畴,也是认识世界感知世界的重要范畴。那么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两性关系何以成为今天的样态?两性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两性关系如何影响人们的日常行为与生活?两性关系又是通过什么机制得以生产和再生产?

社会从蒙昧、野蛮时期向文明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家庭的形态也如生产工具的进步一样发生了从低级向高级形态的变化,进步的主流是从群婚制走向专偶制,自此杂乱的性关系走向有序的两性关系,在婚姻方面日益建立起一系列规则和约束。但是在恩格斯看来,伴随着私有制或私有财产的出现,这种家庭形态上的进步却也意味着妇女地位的衰落,以及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地位的确立。几千年以来的婚姻发展的历史揭示了两性关系的形成实际上与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发展有巨大的联系。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指出,在原始社会里,男女之间是平等的,财产共同拥有,没有形成男女之间严格的劳动分工,而且群婚制下人们往往“不知其父,只知其母”,因此女性在原始社会中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劳动工具的进步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提升,社会出现了大分工,“随着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的来源,并产生了全新的社会关系”,畜牧业的发展使男人比起女人更能创造劳动价值和社会财富,并因此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私有财产,在婚姻制度上也出现了对偶制和父权制,父亲的财产由其子女来继承。社会分工与私有制的产生无疑使男性在家庭中并且在整个社会上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的地位,相应地,妇女的劳动和价值却逐渐遭到贬低。

以男性秩序为中心的性别结构深深地影响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实践,尤其影响男女两性之间的日常互动。男性对女性的统治表现为一种以性别差异为依据的自然事实,成为一种被普遍认可的统治,似乎无需论证其合法性,即使在今天妇女解放运动已经取得巨大进步的时代,我们也能感知到男性中心思想依旧藏匿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家暴问题、女性生育自主权问题、职场中的性别歧视问题等等),那么,这种男性统治关系的超历史稳定性是如何实现的?或许布迪厄对卡比尔社会的人类学研究著作《男性统治》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卡比尔社会是一个男性中心主义的范例,在这个异域社会中,布迪厄在某种程度上彻底读懂了自身(法国社会),证明了“通过人类学进行一种真正的社会分析”的方法的可行性。以下内容则主要围绕布迪厄对男性统治生产与再生产的分析展开。
首先,建立在男女两性身体构造差异上的生物学特征为社会性别建构提供了自然证据。以生殖器官的对立为依据,性器官的社会构造通过将男性生殖器勃起与一切自然过程中形态学意义上固有的鼓胀活力(如谷物丰收)相联系,性行为中主动的男性与被动的女性之间的基本区分形成了性与权力之间的自然联系。男性社会的力量部分来源于“将统治关系纳入一种生物学的自然中,将这种关系合法化。”而男女两性之间的对立与所有基本对立密切相关,这些对立关系(如高-低,坚挺-柔弱,里-外等)进而形塑了我们对周围一切事物的认识、判断和评价。
其次,神话-仪式系统对男性统治的强化巩固作用。仪式的目的是以被调动起来的一切集体性的名义建立起一种神圣化的性别分裂来维持性别秩序,如一些确认男子气概的仪式,旨在将男性与母亲分离,鼓励其与母性世界决裂,南美洲有些部落的男性成人礼中,男孩只拿着一把象征着男人力量的砍刀走进森林,任其在森林中独自生活一个月,若能平安无事地回来,就意味着其真正脱离了母性世界,其男性资格也就被成年男人团体认可。同样,在卡比尔社会由男孩的父亲第一次当众给男孩剃发的仪式也有这种社会意义,因为毛发被认为是女性的象征。通过这些公共性的仪式,男性统治的观念被一代一代地延续下来。
最后,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使用同样的认识模式从而推进了对自己的统治。被统治者用统治者的观念体系来反观自身、认识和评价自己,自然导致一种有系统的自我贬值,这是一种温和的象征暴力,这种象征暴力又通过家庭、学校、教会等机构变得合法化。在卡比尔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认识模式将优异的品质(勇敢、高大、理性等)赋予男性,将否定的特征(软弱、胆怯、斤斤计较等)强加给女性并归罪于其天性如此。肯定的或否定的共同期待倾向于以永久配置的形式铭刻于身体,“绝大多数女性对自己的身体体验都是消极否定的”,尤其当社会所要求的身体(如苗条纤细、“有女人味儿”的穿衣风格)与身体的实际状况之间的差异越大,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窘迫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布迪厄认为男性中心观念下女人的存在是一种被感知的存在,所谓的女性特征不过是一种满足男人期待的形式,不断处于男性目光注视之下并通过这种目光来构建自身存在。如今社会的许多家暴案件中,受害女性沿用男性统治者的认识模式来对自身的处境进行合理化解释并一再容忍(“我本不应该穿暴露的衣服....我没有保持自己的贞洁....我不应该赚钱比他多.....所以他打我是合理的”)从而助长了家暴者对自己施暴的气焰。
虽然男性在性别结构中处于受益的地位,但“男性特权也是一个陷阱,而且它的对立面是永久的压力和紧张,这种压力和紧张是男人在一切场合必须展示其男子气概的义务强加给每个男人的。”社会对男性的高要求体现在生殖的、性欲的、经济的能力、斗争和施暴的才能等各个方面,因此象征暴力实际上对男女双方均产生了不利影响。
布迪厄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看待两性关系的视角--即“变与不变”的双重维度。随着社会发展,主要的变化无疑是男性统治不再作为天经地义的事实得到认可,女权主义的批判运动为推动两性之间的平等做出贡献。在所有变化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与学校制度有关的因素,如女性受教育人数逐年增加,文化资本的积累有利于改善女性的不利社会地位,使女性能够在劳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也推动了真正的家庭变化,新型家庭和复合家庭的出现和新的性爱模式的公之于众,有助于打破陈规。但是布迪厄认为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男性统治的不变量,使得男性统治在这里、那里、昨天和今天表现出多少有些明确的时代特征,但本质没变,统治关系“以配置(习性)的形式永久地进入了身体的最隐秘之处。”状况的显著变化实际上掩盖了相对位置中的永久性:入学机会和入学概率的平等化掩盖了在不同学校等级及可能的前途之间存在的不平等分配,性别区分的陈旧结构也体现在多少有些性别化了的等级职务和职位中,社会上适合妇女的工作岗位实际上属于其家庭职能的延伸部分,如教育、护理、服务、接待招待等。妇女的进步不能掩盖男人的相应前进,他们使得差距的结构继续保持下来,因此两性关系的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书单:







书单: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册、下册
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权力精英》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

读书内容:
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还只看了一半,所以这次总结主要围绕米尔斯进行汇报。

一、对美国社会的时代诊断--从“公众社会”向“大众社会”的转变
与托克维尔笔下的19世纪上半叶那一番欣欣向荣、民主自由的美国景象相比,将近100年后,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美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权力结构已经发生重组,米尔斯认为他身处的美国社会已经逐渐偏离自由民主的正轨,因此他是怀着一种浪漫主义怀旧的色彩进行写作和批判的。在起初的启蒙时代,理性、自由、民主之间的假设是和谐一致的,理性是自由和民主的主要推动力。但是在米尔斯所处的时代,社会日益组织化,权力和决策手段日益集中,一切既有观念变得不那么确定了,理性的增进并不必然伴随自由民主的增进了。他认为在美国社会中庞大的理性组织确实增多了,但是就整体而言,个人的实质理性却没有增加。“合理性”与“理性”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也就是说,人们更多地合乎组织机构的理性规范与条例(即米尔斯所指的合理性),而个人在生活中独立运用理性思考的机会和能力在不断丧失,因此不依托于个人理性的“合理性”成为可能。那么米尔斯所说的这种“组织理性”与“个人理性”之间不平衡发展趋势的维持机制是什么呢?这种不平衡发展又会产生何种政治后果呢?

可以从米尔斯对美国社会的结构分析(也就是他所做的社会分层分析)入手来探讨以上问题,组织不断凌驾于个人之上,必然是由于双方权力不平衡导致的,而在这些庞大的理性组织背后发挥作用的是由军事精英、经济精英以及政治精英组成的美国社会的“权力精英”。人们所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做出的重要的决策集中由这些权力精英掌控,并且很多都是秘密进行,因此人们往往对将极大影响他们生活的重要决策一无所知,普通民众极大地受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不利位置的制约。这样一种畸形发展导致的后果是个人在社会中不再积极扮演参与公共事物的“公众”角色,而正在转变成没有政治归属感甚至产生政治冷漠的“大众”角色。其中,米尔斯还特别分析了在底层民众和权力精英之间的新中产阶级(即白领)是否具有可以扭转这一不平衡权力结构的可能,答案是没有任何可能,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没有任何持久的不满,也不会为自己的生活状况进行任何负责的斗争。”底层民众和中产阶级在心理上和实际能力上都越来越不具备对现实的超越性,他们关注的仅仅是繁琐的日常生活。在米尔斯看来,社会科学应该具备这种超越性以促进社会不断地进步和发展。而在当时的美国社会,社会科学家又是否真正具备这种品质?如何才能具备这种品质呢?


二、对社会科学的冀望--对人类处境的自觉
米尔斯对美国社会的时代困境的细致感受进一步影响了他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范式,同时也透漏了他对当时美国学界的失望。米尔斯批判了当时的美国社会学界的两种趋势,一种是以帕森斯为代表的宏大理论,认为这种宏大理论没有从更高的抽象性回落到结构性的情景中发现问题,构造的是概念王国,因此容易形成对概念的拜物教;另一种批判是针对常涉及商业和科层管理应用的抽象经验主义方法,认为这种方法一味地使用追求技术化、数量化的抽样统计来堆积琐碎的细节,无法获得整体结构的信息。总的来说,以上两种研究倾向对“方法”和“理论”过度渲染,程序过于僵化,与实质性的重大现实社会议题没有紧密联系,另外许多应用型研究的学者通常不为公众发言,因为他有自己特定的服务对象,俨然成为了科层管理体制下的技术专家。


基于以上两种批判,米尔斯认为方法和理论都不是独立的王国,方法是针对一定问题的方法;理论是针对一定现象的理论。两者的主要目的是澄清观念,简化程序,避免僵化的方法和理论,认为“每个社会科学家都必须是他自己的方法论学家和理论家”,但每一个社会科学家都应该具备“社会学想象力”这一心智品质。在我看来,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运用一种结构性的思维方式去分析问题和事情,以求获得清晰全面的认识。而结构性的思维方式就需要有关联个人与社会的能力并能够将其明确表达出来的能力,可以通过两个步骤达到这种思维训练。


第一步是充分关联个人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结构性视角)。米尔斯以“个人困扰”和“公共论题”两者的区分来对这种方法加以阐述。个人困扰产生于个体的性格之中,是桩私人事务,是个人珍视的价值受到了威胁,这种困扰往往与自己的切身接触的环境有关。而公共论题所涉及的事情则超越了个人的局部环境和内心世界,是件公共事务,是公众感到他们所珍视的某种价值受到了威胁,这种论题往往则与更大的制度背景有关。实际上特定环境中个人所经历和所困扰的事情往往是由结构性的变化引起的,与某种制度安排中的危机有关。每一个时代的进步都首先需要发现特定时代中主要的公众论题是什么,发现制度安排中出现的不和谐因素。而普通民众往往察觉不到这种带着“个人困扰”面具的“公共论题”,即使人们往往已经感受到了处于某种困境,但还是不能将其表述为明确的论题。因此,社会科学的时代使命或许就是拥有能够细致感受社会公共论题的困境所在,并进而将其明确地用语言用文字表述出来。第二步是充分关联个人生活历程及其所处时代与整个历史发展进程(历史性视角),也就是将个人生活历程放到特定历史进程中考察,将所处特定时代的社会当做整个历史序列中的一环进行考察,这样才能得出全面而整合的认识。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是米尔斯离不开的话题,“人类有创造历史的自由,但某些人拥有的自由要比别人大得多”,米尔斯认为人类是有足够的力量创造历史的,但是创造历史的过程是不公平的,创造历史所需的权力和决策手段越来越集中于极少数精英手中,公众日益被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这是不民主的社会,因此米尔斯认为作为社会科学家需要为此做出相应的政治努力,社会科学家应该代表的是人对人类处境的自觉。但不是所有社会科学家都能承担这种角色,在米尔斯列举的三种社会科学家的角色中,“哲学王”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是没有可能实现的,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的“国王幕僚”(附庸于权力的仆从)又是米尔斯最为不屑的一种角色,因此他只能寄希望于第三种类型的“独立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去寻找摆脱我们这个时代困境的出路,单单靠无权的社会科学家自己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社会科学家需要做的是唤醒曾经在美国社会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公众,反抗一切摧毁真实公众而创造一个大众社会的力量,帮助培养现实中头脑清明的“政治公众”,使公众重新回归政治并成为权力的制衡力量。




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论美国的民主》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



读书内容:

此次总结主要围绕托克维尔的民主观展开,不足之处在于过渡时期书单比较散,每个作者的著作也只是挑其一两本进行阅读,难以展开系统地论述,能力有限所以基本上只是试图在粗浅的理解上再次组织和阐述作者的观点。



一、整体的民主观

回到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19世纪上半叶,身份逐渐平等的趋势是天意使然,民主制取代贵族制是无法逆转的文明发展方向。托克维尔考察的虽然是美国,但仍然心系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甚至整个欧洲社会的前景和命运,基于此,托尔维尔在美国社会中寻找的是“民主本身的样子”,因为他知道美国的民主将有可能是欧洲今后发展的方向,所以他试图借美国的考察弄清楚民主本身究竟有什么值得期待,又有什么会令人恐惧?他之所以在美国而不是其他地方去寻找“民主本身的样子”是因为他认为一个社会的起源是解释其以后的发展轨迹的重要依据,而大部分民族的起源已经被罩上重重迷雾,美国人却仍保留了关于他们起源的真实记录。

托克维尔整篇的论述并没有对民主有一个清晰的定义,但是在他的行文中,大部分时候他将社会的平等化趋势看作民主的突出表现,他对民主采取的是一种整体性的理解。在他看来,不能仅仅从民主制度这一狭隘的政治结果来分析,而是应该从孕育出这一结果的整体的“社会状况”来理解民主。而“社会状况”指代的东西很多,在这一本书中主要包括社会的历史起源、人文风俗、人际关系、阶级状况、情感观念等。托尔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结尾部分提出“平等将导向奴役还是自由,开化还是野蛮,繁荣还是贫困,则取决于各国自身了”也就是说即使是同一种政体,也会因为社会状况的不同造成不一样的制度效果,因此他主张政体的选择必须适应社会状况。那么在美国,其社会状况是如何导向民主的制度实践的呢?

在美国,民主像是一粒种子,刚开始便内生于一群特殊的人,表现为一种独特的精神、情感存在于社会日常生活中,随后民主自然而然地进入政治领域,成长为一种制度实践,由此这样生长起来的民主制度具有足够强大的内生力量。这一群特殊的人便是移民到北美的英裔美国人,作者以新英格兰为例对这群英裔美国人身上的特殊精神进行了分析。在新英格兰定居的移民属于有产阶级,他们本身就带有英国的旧有优势因素比如教育、民主平等、自由独立的思想,另外带着妻儿老小举家搬迁有利于秩序和道德的建立,因此这一群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在这里没有固有的等级秩序,却拥有参与共同治理社会的热情自己管理自己--自治的能力。所以在托克维尔看来,英裔美国人的社会状况本质上就是民主的,这一特点也影响了之后在美国实行的一系列的制度实践。

总体来看,美国的社会是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即乡镇--各县--各州--联邦。首先,乡镇自治制度在培育公民精神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普通民众与乡镇组织间关系最为密切,每一个公民都关心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乡镇公共事务,也最有热情投入公共生活的管理中去,由此在日常实践参与中培养民主精神与爱国精神,参与感强化认同感。其次,联邦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其既融合了大共和国的力量,又保持了小共和国有利于民众自由的好处,实现了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相容兼顾,中央政府与州政府、各地方行政机关恰到好处的平衡关系,从而保证民主在各级组织的运行。最后,美国的法律制度既具有权威性又不失灵活性,权威来源于立法目的是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其灵活性指的是在服从宪法的大原则下针对具体案件法官拥有做出具体判决的较大权力陪审团制度作为强化公民自由民主观念的学校具有积极教育意义,即在公民轮流参与审判的过程中,将法律精神内化于公民意识中,形成良好的政教习俗

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套制度实践也反过来影响了民众的日常实践,比如美国人在市民生活中对结社的普遍运用。因此,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的民主具有自发生长的特性,公众的思想情感、日常实践与制度化的设计交融一体,达到一种整体的民主状态。





二、民主&自由&专制

平等可能使人走向独立,也可能走向奴役。”前者导向自由的民主,后者导向极权的民主,以上表明了在不同情况下民主的可能面向,托克维尔认为当今社会最需要警惕的是多数的统治可能导向多数的专制这样一种极端后果。多数暴政较少数专制更可怕之处在于披着代表多数人意志的合法外衣畅行无阻,其特点可能是范围更广、手段更温和,使人失去尊严但是并不直接折磨人。温和、平缓制度化的奴役,软化、弯曲人民的自由意志。使得公民的精神之火渐渐熄灭,心灵之光逐渐暗淡”而产生这种极端的可能性后果的根源在于对无限权威不加防范。

平等的民主社会中,每一个公民实际上都是独立且弱小的,他们的弱小造成的困境自然使他们把视线转向那个强大的存在--中央集权。因此托克维尔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民主时代,个人独立和地方自由将永远是艺术品,而中央集权则是政府的自然趋势。人们很容易就能接受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观念,从习惯和情感上(对物质享受的热爱、对混乱的社会秩序的恐惧)也有助于维护中央集权。作者赞同领导一个民主国家的中央政权必须是积极而强大的,但是要防止其滥用自己的能力和力量[font=仿宋]。另外,在多数人发声的地方不要忽略少数人微弱的声音,不能以数量至上的观念来剥夺少数人的自由。

托克维尔看到了多数暴政的可能性,但他没有就此否认民主制度、人民主权原则,也没有就此否认多数统治的合法性。因为与此同时他也在美国看到了防止多数专制的其他力量,比如地方自治原则下乡镇和县的行政机构的自主性强,多数确实越来越专制,但是只是让其在某些事物上已有的范围内拥有无限权力,并未扩及一切事务。另外,法学家的精神(爱好秩序、法制)成为平衡民主偏离正轨的力量,利用他们的贵族倾向对抗民主本能。因此托克维尔对民主的未来总体上是持乐观态度的,他认为民主是时代大势所趋,民主国家要做的是对其进行完善和修正,防范和消除民主的危险性因素,从而保障人们更高水平的自由。













通向新现代性之路

                                                                                    ----贝克、鲍曼之现代性思想初探   


          贝克在《自反性现代性》一书中了论述了新社会诞生的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社会剧变、社会革命引起的激变,比如由传统封建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这也是古典社会学家如涂尔干、韦伯、马克思等人将“传统-现代”二元并置的基础所在。第二种方式是不发生革命,潜在的、内在的、无意的、非政治的,通过工业社会发展到最发达的时期而达到的状态,也就是本文想要探讨的从简单的现代性向一种新的现代性的转变。与“传统-现代”的简单二分法不同,鲍曼和贝克对现代化又进行了阶段的细分,采用了“传统-简单现代性-新现代性”的三阶段划分法,这种划分无疑是基于对社会变革的敏锐观察。在贝克和鲍曼的著作中,为了帮助对这一新现代性的特征进行理解,较多地使用了成对的概念进行比较说明,贝克使用自反性现代性、风险现代性与工业社会的简单现代性进行比较,鲍曼则使用液态现代性、轻灵的现代性与工业社会的固态现代性、沉重的现代性进行比较。

        这两种现代性产生的背景是不同的。简单现代化是一个解传统化的过程,以庞大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体系为背景,把个体从传统社会形态中抽离出来,嵌入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的工厂之中,这一过程分解了社群的旧传统结构(如大家庭、教会权力、乡村社区),代之以新的社会结构(如工会、福利国家、官僚体制等)。

        关于新现代性,贝克更多地将其置于“生态-技术-专家批判”的风险视角的框架下来考察,他使用“自反性现代化”或“风险社会”概念来表示这种新现代化是工业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自我消解和自我威胁,处于高级阶段的工业化和技术发展在生产出越来越多的财富的同时也生产出越来越多的风险和不可预测的后果,这些风险问题是从工具理性秩序的胜利中产生的,是一种伴随着工业社会而来的制度性的危机,没有确定的解决办法,无法彻底消除,在此科学理性的风险控制手段已经失效,这些被简单工业化看做只是“副作用”的东西开始变成庞然大物,并开始支配着公众、政治和私人的讨论,贝克在此重点探讨了生态危机问题。

          以生态危机为例,风险正在全球化,而这风险产生的原因却是复杂化了,责任主体难以追究,每一个人每一个公司每一个国家既可能是风险问题的受害者,也可能是施害者,因此需要重建责任分担规则秩序和基础,需要一个与工业社会发展不同的新的思路和新的行动方法--也就是需要重建风险文明的新秩序。贝克认为既然专家咨询等常规的政治咨询工具失灵,那么工业时期的工具理性模式必须废除,在风险问题领域,任何人都不是专家,任何人也都是专家,而全球化背景下风险应对逐渐个体化了,所以必须破除专门知识的垄断,保持决策结构的开放和信息结构的部分公开。由于前一阶段现代性的制度性手段失灵而带来的制度空白需要贝克所说的“亚政治”行动领域来填补,这种亚政治区别于政治的地方在于政治体系之外的代理人也可以出现在社会设计的舞台上,包括职业团体、工厂、研究机构知识分子技术知识界、公共领域等,意味着从下方而不是上方来塑形社会。个人主体通过亚政治行动重新复归社会制度,突破形式责任和等级制度的界限,通过公民的自发团体,激活各个社会领域的亚政治,从而形成多元化的政治参与。贝克设想了具体的行动模式,比如"圆桌会议"模式和协商论坛模式,他认为这些模式不一定成功地产生共识,不能消灭冲突和解决危险,但可以促进预防和警戒。

        所以在贝克那里,从简单现代性到自反性现代性的转变主要关涉到相应的从解放政治和集权政治到生活政治或亚政治的置换而在鲍曼看来,从简单现代性到新现代性的转变主要关涉到的是从沉重资本主义到轻灵资本主义的置换,与贝克关注变革不同,他更关注由这种资本主义置换带来的个体的具体处境。

          福特主义式沉重的资本主义时代,迷恋庞大的身躯和规模,这个时代充斥着工业化资本增益与工厂管理,人们被集中组织被严密管理,资本和劳动永久地捆在一起。这是一个立法者、规则设计者、监督者的世界,是一个领袖权威和专家权威的世界,是一个受他人目标指引的世界。而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的发展,资本主义逐渐脱掉了沉重的外壳,代之以轻灵的披风,轻装上阵,规模和庞大正由资产变成负累,资本和劳动的固有关系解除了,通过一个笔记本电脑,资本就能轻松地流动。而相对应地,人员裁减、淘汰、短期协议也成为新的管理艺术运用的手段,个体生活在一个多权威的世界,缺少的不是手段的选择,而是关于生活方向感的指引。

          鲍曼认为在这样流动的现代性下,不可靠性、不稳定性和敏感性是现代生活状况最为明显的特征,个体在简单现代性中的家庭、工厂等共同体等级秩序中脱域出来后,在路的尽头见不到可以使自己重新嵌入的希望,因此他认为个体化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不得不如此的命运。职业流动的不确定性加剧了个体的焦虑和不安,与工业社会把劳动置于消费之上的劳动美德观不同,“短期的心态”取代“长期的心态”,“立即满足”比起“延迟满足”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诱人的合理选择,因此在流动的现代社会,对立即消费的推崇和对瞬时性的娱乐性的短暂满足的追求,在鲍曼看来这实际上是人们在试图通过购物仪式来消除这种不稳定性的痛苦。

          除了购物仪式之外,人们同时寄希望于通过共同体中的身份认同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鲍曼讨论了三种共同体形式的团结,即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模式的团结,其中,鲍曼认为第三种团结是流动的现代性下唯一可行的变体,这种团结是一种作为共同生活的结果而不是作为先天给定的条件的团结,是一种通过谈判和调和差异而不是扼杀差异而造成的团结。在他看来“衣帽间/狂欢节式共同体”的努力虽然徒劳无功(因为这种身份认同是脆弱的暂时的),但不能否认的是它们有效避免了真正的共同体的凝缩,在工作之余它们为人们带来了暂时的喘息和缓解,可以发泄个体被压抑的力量,并让寻欢作乐者在嬉闹时刻结束后再次回到日常工作中去,它们分散了未被开发利用的社会性的推动力量,起到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全阀作用。

          另外,鲍曼还关注了不同现代性背景下社会批判理论的变迁。早期现代性批判理论的背景是全景监狱模式的环境,而批判理论的目标是要把个体从严酷的惯例统治的社会的铁笼子里解放出来,从而保护人们的自主性、选择自由和应有权利。但是在流动的现代性背景下,在这个由自由个体组成的社会中,每个人在行使批判的权利,与贝克主张个人从事“生活政治”不同的是,鲍曼则关注到私人对公共空间的侵占的现象,公共空间不断萎缩并且逐渐丧失了发挥过去那种作为私人困难和公共问题会商地点的作用,公共话题降格为私人事务和对公众人物私生活的好奇心。因此,他认为当下批判理论的任务已经被颠倒过来,在过去,那一任务常常是保护私人,使他们从压制下解放出来,而现在这一任务是要保护和重建这一逐渐消失的公共领域,使之重新发挥应有的功能。

          综上,贝克和鲍曼对这种新现代性的思考主要是围绕两个维度展开的,当然这两个维度是紧密联系的,一是认知维度方面的,即如何认识新现代性?两人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有会合点的,两人都认为这种新现代性不是反现代性,而是一种工业化时期现代性继续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制度性产物。但两人的分析的切入点又有不同的侧重,贝克通过论述社会的新型风险来表达对变革和制度的关注,而在鲍曼那里则更关注随着轻灵的资本主义和流动的现代性背景下个体的具体生活处境。二是行动维度方面的,即在新现代性背景下如何建立新秩序?两人都把关注点放在共同体行动的设想上,贝克更关注政治领域的共同体,即亚政治的行动。而鲍曼则基于对现代人个体化情感的需求而更关注日常生活的行动共同体,同时呼吁重建在个体化趋势下被私人挤占的公共空间。但是在其著作中,对公共空间如何重建这一部分的论述是较为缺乏的。
        (PS:由于这次总结主要是围绕《风险社会》《自反性现代化》和《流动的现代性》这三本书进行的,所以视角可能比较受限,之后随着其他关于这一主题的阅读的积累,再来对这一总结进行补充。)



书单:
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
贝克《风险社会》
《自反性现代化》
鲍曼《流动的现代性》
《现代性与大屠杀》

读书感想:
1,这个月是开学的第一个月,虽然有一些杂事和课程干扰,但总体来说自己读书状态还是调整地较好,就是读书速度感觉稍微有点慢下来了。另外,刚进入过渡时期就直接阅读后现代这一部分,读书顺序好像阴差阳错地有些颠倒了,之后会加以调整。
2,写这次总结的时候,我发现往往自己写下来的东西和脑袋里设想的写作的结构很难贴合,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沉浸在书里感受到的作者呈现给我的东西和自己写下来呈现给其他人的东西不太一致,有一种离开作者的文字风格就无法独立抽离出来进行文字表达的困难,所以写的总是不尽人意,写到一半又感觉不是自己想要的。对我来说阅读经典的过程是很有收获的,但语言组织还是比较艰难的,所以每次写读书总结都让我很头疼。还是功力不够,需持续努力!
3,即使在现在有了一定阅读积累的基础上,我还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对西方真实的社会结构一知半解的我在对西方经典进行阅读时还是偶尔会有一种飘在空中的感觉,这种飘在空中的感觉或许大部分原因是来自对西方社会历史事实的掌握不足,只能通过经典里给我们呈现的模模糊糊的零散事实以及自己生活的熟悉的社会元素混合起来从而在头脑中对那个不熟悉的社会加以简单粗糙的建构,因此无论是在文字表达还是语言表达时都感觉是没有太多底气的,而这种源于对现实背景了解的不足我也不知该怎么弥补,但是即使只是通过这样一种模模糊糊地对经典的把握我也可以从中收获不少,我也感觉脑海中那个对于陌生西方社会的完整图像通过一本本的经典阅读正在一块块地拼接起来,或许读书中遇到的问题随着时间和积累能够得到帮助缓解或解决。



书单:
马恩--《资本论》卷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意志意识形态》
齐美尔--《金钱、性别和现代生活风格》《货币哲学》一、二


由于才刚进入齐美尔的阅读,所以本次读书笔记主要围绕马恩著作中的一些内容进行展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存在就是人的现实生活过程,而这个过程最重要的条件是能生产出满足其生活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也就是先需要进行生产活动,解决最基本的生活所需,在此前提下才可能展开人的其他活动。因此了解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个人与社会就需要先研究那个阶段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以及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把握其特定的交往方式,进而才能解释由此生活基础产生的各种观念意识、才能针对特定社会的具体情况进行矛盾梳理和解决。在马恩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占主要篇幅,通过对从旧社会发展而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生产活动进行分析,揭开了资本主义社会独特的运行方式,以及在此运行方式下人的处境及其可能的归途。接下来我将通过两个小标题来展开具体内容,即物的支配和人的复归。


1,解谜--物的支配
相比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人类的生产活动随着社会发展的多样化需求而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也越来越难以把握和解释了。从社会分工这条线路来看,生产活动的主体、对象以及性质渐渐地发生了变化。原始社会两性之间自然产生的分工,生产是围绕满足基本需要而展开的简单生产,是一种共同生产、共产制的家户经济,随着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突破了家庭的界限,使得社会交换成为可能,生产活动开始生产出日常需要满足以外的剩余产品,私人逐渐占有财富,阶级和剥削关系也随之产生。在文明时代商品生产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人的生产活动,并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生产达到了其全面展开的成熟形式,这种成熟形式也必然意味着在此之前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历史性的,因此也就造成生产过程中许多表面上的“假象”和“谜”。
马克思认为“物与物之间虚幻的关系形式掩盖了生产者劳动的社会关系。”那么,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如何被他们所创造出来的物与物的虚幻关系所掩盖的?物又是如何在发展过程中支配主体的?
商品处于资本主义物的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是造成众多假象的根源,因此马克思以“商品”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从而引出围绕商品所展开的运动(商品--货币商品--资本)。劳动在交换中取得价值对象性,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这种价值对象性就体现在“商品”之中。在历史长河中货币商品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取得独立的价值表现形式,因此货币商品成为衡量其他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于是货币商品在物的体系中处于统治地位,使世界呈现出一种颠倒的状态,劳者不获,获者不劳;劳动工具成为生产主体,人成为了劳动工具等。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货币能使冰炭化为胶漆,使仇敌互相亲吻。”这是因为货币可以交换的是人的、自然的整个对象世界。
工人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特性使工人将其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自由买卖,资本家手中握有大量对象化劳动(货币或生产资料),因而可以支配工人的活劳动,而劳动的对象化使工人的活劳动以物化的形式得以保存在商品之中,使之能够被非劳动者(资本家)占有。
资本家无限追逐剩余价值,而商品和货币都是剩余价值的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所以资本家在价值的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中来回倒腾,在剩余价值的吸引下不断地进行商品生产,工人的劳动力可以创造出比它价值更大的价值,成为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这一功用使其沦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工具”,其中工资制度被资本家当做正当化其真实意图的外包装,因为工资的形式试图混淆劳动与劳动力的差别,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的制度设计使之在表面上看来是资本家支付了工人的一切劳动,但实际上工资只是资本家用来支付工人的劳动力的价格,也就是使其劳动力再生产得到最低保障,工资制度消灭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一切痕迹,使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有酬劳动,从而在工资这一“巧妙的制度造物”之下掩盖了资本主义真正的剥削关系。
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竞争使生产方式不断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