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婷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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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素伟:行行且行行

    恍恍惚惚之中,暑假的社会调查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时常会想起调查的种种,那印象如同朦胧的烟雾,无形却又实实在在地笼罩我们。虽然大大小小的调查参加过很多,包括去安徽、荆门等地的比较正式的调查。但是这次完全由团队组织的暑假之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学识上的扩展,它的意义更在别处。

                                                                                    一
    我对调查一直都深怀兴趣,身边也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所以,当我们聊到暑假组队调查时,大家是一拍即合。但是在组队过程中,还是有一些波折的。理想中的团队调查应该是5—7人,男女比例协调,高低年级穿插,大家的兴致又能有一定的分散集中。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基本上已经成为一种常识了。然而在调查中,男女搭配还有很多好处。比如,行程中,有男生在就会好很多。一些被访对象只习惯被特定性别的调查员访问。在我们的调查中,我们几个女孩子是很难跟那些十一二岁的捉蝎子小男生接近的,但长军们却与小男孩们打成一片,为我们的调查丰富了好多生动的材料。我们的团队,七个人的性格各异,每个人对问题都有不同的关注点和兴趣点。在讨论中,总是感觉到思维的火花在不断地被激发碰撞。还有一些朋友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参加我们的调查,我一直对此深怀遗憾和歉意,你们都能够理解,我明白。
      在一项调查中,资料的整理和收集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仅体现为调查时的笔记,还包括前后期的种种文字记载。我们的团队,从成立之初,每一次开会都会在当晚或是第二天把讨论的内容整理出来,以邮件的方式发给大家。这样不仅可以使每一位成员清楚明确地知道进度,而且为以后留下了宝贵的思想痕迹。对于我们学生来说,调查的结论往往不是最重要的,而关键在于我们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思考过程。
    调查中最重要的就是访谈以及笔记。尽管在调查之初我们一再强调要做好访谈笔记,记录原话,但是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后来由于记录技巧以及时间的缘故,当时有些原话都没有记录下来,等到回忆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记忆模糊、不确定,不得不构造一些内容。这给后来的报告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尤其是做定性研究。后来才明白,小山老师所说的“整理笔记的时间甚至要比调查的时间还要长”,其实一点都不夸张。现在回过头来看,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不妨尝试录音。录音的不便之处是整理很麻烦,而且往往会使被访者有所顾忌。倘若话题不敏感,倒是可以把录音作为一个辅助的工具。
    做访谈是件蛮有意思的事情,这是一个与人的互动过程并将其呈现出来。人在一辈辈的老去,一代代“XX后”的亲历者在我们还来不及注意的时候就可能消逝了。就像小崔同志这两年忙着抢救的长征、抗战中的鲜活故事,他的这一举动倒也使得“口述史”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如果说小崔们是在“抢救”平民眼中的历史,那么我们的访谈则是在“挖掘”平民身上的不甚清晰的现实。访谈老百姓时,他们总是说“跟你们说这些干嘛呢,有意思么,有用么”。放在历史中,老百姓们总是把自己视为一介草民,微不足道,而我们恰恰就是要从这些“草根”身上找寻那些“XX后”留下的痕迹。我曾经问过爸爸怎么看待我们的调查,他老人家的回答让我很是惊叹。他说这样的调查就类似于考古,只不过考古挖的是器物、痕迹等物质层面的东西,而你们挖的是文化精神层面的东西。一般的考古不能带来什么经济效益,你们的调查也不会对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什么改观。但是,老百姓就讲求一个“寻根问祖”,没有考古,历史从哪里知道?没有调查,谁又知道老百姓到底是咋样生活的呢?妈妈也惊异我们调查的能力,她说我们短短的六天把村里很多事情都问出来了。“如果是上面派下来的人调查,大家反而遮遮掩掩不肯说实话,倒是对你们这帮学生,村里人都没什么戒备心理,要是你们再调查个十天半个月,就能写本村史啦”。我一直很感动于家人对我们调查的理解与支持,他们是我强大的精神支柱。
    由于这次调查就是在我自己的家乡做,我也同时扮演了“村里人”和“村外人”的双重角色,感受更加的不同。其实,在调查中,我对于一些“司空见惯”的游戏并没有多大的感受,比如捉蝎子、捉知了,这些令小建们兴奋不已的好玩事情,却没有给我带来很大的触动。对于村中的过去,以前我也没有刻意地问过,但是生于斯长于斯二十年,那些老故事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在我的记忆中,可能是小时候听爷爷讲故事听多了。对于自己“熟悉”的场景,很难不掺杂自己的情绪,我急切地想知道外人是怎样看待我的家乡。当我把自己作为社调团队中的一员,以一种“他者的眼光”来思索自己的家乡时,不禁对它心生怜惜。我有时感慨它没有被现代完全侵蚀,还保留着一份古朴与纯真;有时又心疼起它的落后与艰辛来。我希望家乡能把它最美丽的一面展示给人们,但是对于这里的丑陋和落后,我也并不避讳。我希望最真实的它能够不断地反省剖析自己,不断地变好。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也许北张麻有朝一日可以像开弦弓村一样呢。想起在荆门做调查时,我就时常感触到作为一个社会学者的光荣与使命。走到哪里,只要一说是“雪峰的学生”,村民都会很热情地跟我们交谈,贺老师实实在在地为家乡做了很多好事,我可以为家乡做些什么呢?
    以前做调查时,我一直都有些怀疑,一项社会调查能不能真实地反映被访者的情况,围城外的人能把围城看清楚几分。典型的如问卷调查中,乱答、误答、漏答的情况比比皆是,在这样的数据上得出的结论可信度如何,可想而知。在访谈中,我们也遇到了不少的麻烦。就举一个例子吧。XX村民跟我们讲述她15岁的儿子和6岁女儿时,用了大相径庭的词语。儿子是“虽然不爱说话但还是很聪明、懂事、节俭”,而女儿“刁蛮、自私、攀比心理、虚荣”。同样的家庭怎么就会教养出这么不同的儿女呢?照XX的说法是,“时代变了,现在孩子们都早熟”。如果我们就此打住,也许也就这样解释了。XX走后,我才跟队员们说 “因为儿子是亲生的,女儿是抱养的”,先且不管能不能解释全部疑问,这样村庄里的秘密,身为局外人的调查员可不可以了解得到呢?在本次调查中,我还惊异地发现,村子里亲子非亲生关系相当的多,全村人都知道但是全村人都会保密,以至于很多孩子到了三四十岁才猛然晓得自己原来不是亲生的。而晓园跟我提起过她们家乡的情况,村民们会对这个话题说三道四,更不会想着为孩子保密。也许在一个熟人社会中,村子的秘密也是划分“我们”和“他们”的界限。而当熟人社会慢慢被瓦解之后,“共享式的秘密”不存在了,“我们”和“他们”的界限模糊,这一刻是“我们”的人,下一刻就可能会离开。所以,我就经常对队员们说,我们短短的几天小规模调查,得到的结论并不重要,因为时间以及技巧经验方面的原因,我们以为的逻辑、事实也许本来就是虚假的。但是对于自己的思想、学术认识倒是会有很多启发。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也就是这个意思,“我在思考着并有所收获”,这总是实实在在的。

                                                                                          二
    这次调查,对我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对定性调查的认识上。当把调查初稿交给小山老师时,我们还颇带自豪地欣赏了几遍辛苦这么多天的成果。不料,小山老师一下子就指出了我们的弊病所在:内容分散,冲淡了逻辑性;调查材料在报告中体现不明显,反而是自己的分析提炼过多,抹杀了地方色彩。小山老师的一番关于“定性调查”的话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在后来的数次讨论中,我们渐渐对定性调查有一点新的认识。
    我们的调查采用的是半结构式访谈法。很多同学,包括我,都容易把深入访谈、半结构式访谈、质性研究等等“类似”的调查方法混为一谈,以为这种调查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被访者,跟他聊跟主题相干的内容。
    经过调查实地经验发觉这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深入访谈是调查者通过被访者散漫的回答中,获取想要的信息,增加对事情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了解,分析社会情境;而半结构式访谈则可以看做是问卷的一个延伸,它则意在让被访者回答集中有限的问题,这些答案具有频率上的统计意义,从而由特殊推广到普遍。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现阶段的理解,正确与否还是未知。
    其实,这不仅仅是我们经验不足的问题。概念上的混乱也体现在对定性研究的种种相异的名称上,比如说“田野工作”(field work),“民族志”(ethnography)“自然主义研究”(naturalistic research)。学科之间不统一,导致在问题的认识上也是似是而非,模模糊糊。澜清老师说“一个成熟的学科是不用在方法论上纠缠的”,而社会科学恰恰就是花费大量的时间来论证其方法的正确可靠性。以往,在“科学—实证”的研究路径下,定性调查研究经常循着定量研究的路子,企图以个案量的积累来进行推广;或者就是对个案研究不自信,往往怀疑其“科学性”。吴毅老师有一篇《何以个案为何叙述》讲的很是好。“个案研究最为根本的目的并不在于为科学—实证化研究累积量的和类型学的样本,而是要为理解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案例。如果说后者是为了对复杂事物做简单化、条理化和普遍化的理解(也只有简单化和条理化才可能普遍化和科学化),并依此做出‘科学的’和‘客观的’分析,那么前者恰恰是为了将看似简单、条理和普遍化的事物复杂化和独特化,以确定对研究对象‘情景性’的解释性理解。”
    循着这条路子,在本次调查中,我们不需去套上很多宏大理论,而只要把故事出彩地叙述下来就很好了。记得大一看《金翼》时,并没有多大的感觉。甚至觉得作为一部小说,它没有文学作品精彩;作为一部社会学书籍,它的意义甚至比理论书还要晦涩难懂。理论书是想着法子把道理逻辑给我们讲清楚,而类似“金翼”的故事则是绕着圈子让我们自己去揣测里面的内涵,以期达到“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效果。以社会学的视角去叙述好一个故事并不容易,再附之以通俗智慧又精简的语言更是不易。当我们数次修改报告后,对比起薄薄的一本《金翼》,不由得心生赞叹。

                                                                                  三
      以前一直以为大师们写东西是毫不费力的,至少在灵感来了的时候是如此。可后来翻看了很多传记,才发现很多学者都有自己的“秘密书架”,你所读的书决定了你的视野与角度,“you are what you read”。郑也夫在《愉快的阅读》一文中提到“一个题目下差不多过手100本书,阅读40本,可以开一门课。我一般是一边讲课,一边准备这个题目下的著书,讲到第三、四轮,著作差不多成型。这时候差不多过手200本书,阅读100本以上。”当我为写报告“呕心沥血,呜呼哀哉”时,看到这句话又似乎找到了很多动力。调查回来写报告、写随笔时,发觉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有些东西能想到那么一点,但是无法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或者是自己的感受就那么短短的一段文字就表达完了,无法成文,也就索性不写了。
      我们平日里的读书,大多是关注于理论、结论或是逻辑,至于具体的研究是如何操作的,似乎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虽然说,读书并不一定代表着以后要做相关的研究,但是了解一项研究的来龙去脉,保留一份好奇心,总是会带来意外的收获。“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次的调查也给了我们一次窥看“门道”的机会。
      看看大家的随笔,写的也是天马行空,不拘一格,这让人读起来甚感清爽。我一直觉得,“我手写我心,我字言我情”,调查不止有快乐与感动,也有焦虑、劳累,甚至疲倦厌烦,真实的写下自己的心情就好,不要为了写而写下空洞的感情、僵板的思路。以前看过一本笑喷了的书《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印象很深刻。这有点类似戈夫曼的拟剧论,前台是让观众看到并从中获得特定意义的表演场合,就比如我们经常看到的研究;后台是为前台表演做准备、掩饰在前台不能表演的东西的场合,而《小泥屋笔记》就是把幕后爆料了出来。现代人,似乎对幕后更感兴趣,甚至觉得那才是真实的东西。

                                                                                      四
    最后,说说我们的团队吧。
    其实,作为队长,要承担一次完完本本的调查,我是有些忐忑不安的。以前的调查,只用关心调查课题本身,跟着师兄师姐们走就行了。而自己组队出去,要考虑的事情可就多了。“大”到调查地点、时间、主题、食宿安排、安全问题、访谈对象、经费来源,“小”到开会地点、进度、资料修改审核、任务分配、队员情绪……方方面面都要想到。像我这样懒散惯了的人,忽而要面对这样浩大的“工程”,压力巨大。幸而家人、队员和师长们一直在为我鼓励,让我一直挑战着自己走下去。到了调查后期,虽然面临着写报告写随笔交材料等一大堆事情,但是我觉得自己的担子轻松了不少,因为队员之间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已经建立起来,我甚至觉得可以像依赖家人一样去依赖他们。每次开小会,就觉得只要我们在一起,摆在面前的困难都不是问题了,我们是“黄疯队”,战无不胜,无坚不摧嘛。
    忘了是谁说过,“当代不缺乏优秀的个人,但是缺乏优秀的团队”。调查前前后后的几个月,我们由相识到相知,由一开始叫大名到后来亲切的小名,由正经的学术探讨到后来的八卦爆料无所不谈,我们也一定都感觉到了“我们”两个字的分量和情意。
亲爱的人呐,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 此贴被婷不下来在2012-09-21 15:04重新编辑 ]
Posted: 2012-09-20 23:00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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