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除了分析清教和中国的儒教是如何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也对印度的最大教印度教进行了分析，而要提到印度教就不能离开印度的种姓制度，按照古典学说的分发，印度有四大种姓：婆罗门（僧侣阶级）、刹帝利（骑士阶级）、吠舍（农民和商人）和首陀罗（奴仆、手工业者），种姓的划分十分驳杂，每个种族下还有多个次种族。印度的整个种姓性格都是非军事的、宗教的、和平的，虽然有封建制的痕迹，但并不是主流；家产制国家被赋予政治权利的人并不是受等级出生的限制，而他们的政治地位也不会提升他们的种姓身份。韦伯认为印度农民一再被矮化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财政制度对他们的压榨；二是城市的发展对乡民的歧视；三是印度的和平主义宗教禁止杀生，而农民不可避免；四是巫术被文字和知识取代；“吠舍”不只指农民，也只从商的人。低种姓的人也会恪守自己的身份，因为上面说过印度教最大的特点是职业属性，个人一定要先属于某个种姓，才能纳入印度教的共同体，转行被认为是“不洁”的，也会建立类似工会组织的团体，来维护低种姓的利益。        因此，种姓的分布主要是由于职业的共同性，种姓的分裂主要是由于职业的变更，韦伯认为，印度教之所以能够打败佛教而独大，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种姓间的矛盾、伊斯兰教的入侵、种姓的巫术性等等，使印度教具有了很大的向心力。印度的整个种姓性格都是非军事的、宗教的、和平的，虽然有封建制的痕迹，但并不是主流；家产制国家被赋予政治权利的人并不是受等级出生的限制，而他们的政治地位也不会提升他们的种姓身份。韦伯认为印度农民一再被矮化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财政制度对他们的压榨；二是城市的发展对乡民的歧视；三是印度的和平主义宗教禁止杀生，而农民不可避免；四是巫术被文字和知识取代；“吠舍”不只指农民，也只从商的人。低种姓的人也会恪守自己的身份，因为上面说过印度教最大的特点是职业属性，个人一定要先属于某个种姓，才能纳入印度教的共同体，转行被认为是“不洁”的，也会建立类似工会组织的团体，来维护低种姓的利益。因此，种姓的分布主要是由于职业的共同性，种姓的分裂主要是由于职业的变更，韦伯认为，印度教之所以能够打败佛教而独大，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种姓间的矛盾、伊斯兰教的入侵、种姓的巫术性等等，使印度教具有了很大的向心力。
        其次，在韦伯的政治社会学中，最大的分支就是支配社会学，这里的支配类似于权威即命令权力，从反方向上来看就是服从；韦伯区分了三种正当性的类型，传统型，即对惯例和特定人物的服从，“家产制”就是典型表现；法理型，即担纲者的正当性由合理规则的制度赋予，“官僚制”就是典型表现；卡理斯玛型/超凡魅力人格，即来源于观念信仰，具有此特性的人往往被看作先知、救世主和英雄。韦伯政治社会学的重点在于卡理斯玛支配，所以卡理斯玛支配者并不一定真正具有某些特质，而是别人认为它具有超凡的品质；因此被支配者的承认与成为这种支配正当性的决定性因素，承认是被自由给予的，最开始往往以奇迹的形式保证，当卡理斯玛出现后，人们或者说是被支配者就会将听从召命并行动当作自己的职责；而这一群臣服于卡理斯玛的支配团体也被称为“卡理斯玛共同体”，并以情感性共同体为基础。卡理斯玛支配的特别性在于，它与理性、官僚型、家产制和身份制（日常支配）都是对立的，前面解释到它是由道德激情驱使不收规则的限制，同时强调“超凡”力量，类似于君权神授，因此卡理斯玛不承认基于财富而占有的权力地位，而是认为权力的正当性的唯一基础是个人的卡理斯玛被承认和证实。
        这三种正当性类型看似是并列的关系，但实际上他们也有区分，现代社会的到来使得传统型的正当性慢慢的被法理型和卡理斯玛型的颠覆掉。至于被颠覆的方式，就涉及到传统型正当性的构建逻辑：传统型的建立基于社会中积攒下来的行为惯例和互动方式，是历史上整个人群间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最后均衡出来的结果，受到先例的约束，传统文化又对这个正当的行为惯例进行辩护（解释），不是基于规划和目标。法理型是有明确的目的取向的，对整个社会做出规划后在设计他的制度和方案，再通过目标的达成效果，再进行迭代和优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性官僚制，从物质层面出发，即物质应该如何组织。卡利斯玛型注重精神层面，用全新的观念和信仰系统把之前的观念颠覆掉，人们也会接受新的正当性，否定原有的正当性，从而通过行动推翻传统型的正当性，由于卡利斯玛是由道德激情/价值想象力驱动，这种道德激情不可能一直存在，具有不稳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物质的力量，所以要想维持持久性的关系，卡理斯玛型一旦成功也要向法理型转变，建立起基于抽象规则的一套官僚系统。基于此卡理斯玛支配只能维持在初始阶段，终究会被法理型或传统型取代；解决方案包括指定人选、推举官员来指定、世袭性卡理斯玛、仪式创造（加冕、按手礼）等，都能获得正当性。
        本月完成了韦伯经典著作的阅读，韦伯运用独特的理念型论证方式，解释了信仰宗教的世俗市民是如何受宗教观念的影响，从而影响所在社会的经济发展的；同样韦伯对正当性的论证也是从世俗生活出发，层层推论，从而对三种正当性的内在逻辑做出理解。

        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这本书中试图向我们解释了他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坚持的方法和原则，包括如何界定和区分研究对象，如何解释和检验研究对象。涂尔干相信学习社会科学应该是我们以不同于常人的眼光来看待事物，最常用的思维方式可能有碍于我们对于社会的研究，我将书中的几条准则按照研究的先后顺序，进行了简单的排序。
        首先，涂尔干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普遍存在且有别于个体特征情感的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他认为的社会事实，是存在于外界约束力之下，在某个组织内普遍存在的群体性行为，并且这些现象不依靠个体来表现。因此可以看出，涂尔干认为社会学就是研究集体性行为的产生及功能的科学。而对待社会事实或者社会现象这种研究对象，涂尔干首先提出的研究准则就是把它们都当作“物”来看待，即不是观念和概念，可以是价值和细节等材料；需要对研究的对象进行从外到内的观察、讨论。在这样一个大的准则之下，涂尔干还补充道，避免预判等非科学属性因素的影响，最大限度避免主观成见的渗入，同时强调注重事物的普遍性和共同特征。然而，社会现象并不是千篇一律的，涂尔干根据社会结合程度把社会现象分为“正常现象”和“病态现象”，并提出社会种来对它们进行划分。
        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了界定和区分后，就要对它进行解释，在这个阶段，涂尔干强调解释现象的原因及其功能，认为对一种社会现象的解释，应该关注其时代的社会存在，并由社会存在所决定；对其功能的解释要在社会目的中去探索，重视社会内部不同环境的作用以及相互作用。研究的最后一步即检验，检验的方法准则则是比较社会现象中的因果关系，这里可以看出涂尔干的实证主义色彩，即遵循理性主义的方向，将研究的内容放入因果链条中去；此外在检验准则中，共变法以其突出的优点最为常见，共变法顾名思义就是认为在同一时间发生相同变化的两种社会现象存在一定因果关系，这种方法不需要繁琐的程序和复杂的材料，就能观察到内部的关系和规律。
        总结来看，涂尔干就是在告诉人们可以运用因果关系的原理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并以直接接触事物的科学态度解决问题，而不是陷入学科、党派的束缚中；给我最大启发的就是对研究对象的认识，研究对象的普遍性看出研究的范围之广，同时也证明没有完全摆脱哲学对社会学的影响，让研究者可以从宇宙间的其他事物及其相似的方面来认识社会现象；研究对象的客观性限定了社会学只能通过其他的社会客观现象作出解释，而不是简单从个人主观或心理层面做出解释，一定程度上让研究结果和过程更加谨慎。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原名为《社会学教程：民情和权利的物理学》，是涂尔干在大学所开课程的讲课稿。在这本书中涂尔干主要论述了法团与国家，职业与民主，道德和政治等核心关系。
        职业伦理：
        涂尔干还是引用在《社会分工论》中对职业团体的论述，通过对法团的产生和组织形式的论证，来解释职业伦理。涂尔干认为，权利的基础就是法律与道德规范，而规范按照个体化的程度由低到高可以分为个体道德，家庭道德，职业群体道德和公民道德；在经济生活上，涂尔干主张由职业道德担任起规范经济活动中的个人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责任。中世纪及基督教社会的法团便开始带有职业色彩，主要是由工商业群体组成的行会构成；行会产生于贵族所设立的城镇，后来城市的居民增多，逐渐夺去了对城市的控制权，统治城市的行政机构人员也是以手工业行会为基础所选举的代表构成，这时的法团与公共生活融为一体。中世纪末期，由于大工业的发展，几乎摧毁了行会组织，因此法团需要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形成适当的社会经济活动形式，以继续发挥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对于法团也要有新的功能，如设立行业的一般原则、承担部分社会福利基金与养老金等，涂尔干认为新的法团组织能发展到何种水平，是要根据社会发展条件而具体决定。
        公民道德：
        完成了对职业伦理的论述，涂尔干有继续对更普遍的规范，即公民道德进行论述，在阐述公民道德之前，涂尔干首先界定了政治社会与国家的概念，他认为政治社会是“由大量次级群体如家庭与职业群体等组成的社会，这些社会服从权威本身而非任何其他正式建构起来的权威”；而国家就是代表政治社会及符合群体权威的最高机构，国家是为了社会才进行思考并做出决定的，也就是说，国家是自成一类的公职群体，它的形成带有集体色彩，但国家除了保护个体权利，还有其他高于个体目标的目标与任务需要履行。由此就可以来理解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涂尔干将这个关系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国家应对个人所负的义务，涂尔干反对康德的自然权利论，他认为，个人权利的基础是社会实践，而不是个人本性，社会会根据他赋予个人的重要性以及赋予与个人相关的事物的价值来确定个人所拥有的权利；同时，为了使其成员构成的集体不受干扰，国家需要将自身组织起来，以免受其他国家的侵犯。另一方面是个人应对国家所负的义务，国家为个人权利划定界限的同时，也规定了个人的义务，个人需要以一种道德的方式生活，需要服从社会的权威，以维护社会结构和道德环境。 
        在分别论述完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之后，涂尔干还以民主制这一个具体的国家形式来说明国家形式决定不同的国家与公民的义务，涂尔干指出，如果民众的精神生活由分散模糊的集体情感控制，那么政治社会的意识和国家作用的范围就会较小，涂尔干指出了民主制度的特征，首先是社会思想虽然集中在政府的专门机构，但是政府的专门机构与大众之间存在着联系，这种联系通过制度得以保障，使得大众能够对涉及到自身的事情通过制度向政府反映；其次，大众的生活大多是由国家明确的意识而主导。涂尔干认为，在民主国家中，个人的意志不能等同于国家的意志，但国家会了解个人的想法，国家要做的是将个人的想法作为需要反思的要素，从而形成国家独特的想法；我们可以看出，涂尔干所向往的是一种代议制民主，而他为这种代议制民主的中介因素就是职业团体，以职业群体作为基础来选举大众的代表，代理管理国家事务，做出决定。
        财产道德：
        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涂尔干还对财产及契约关系进行了论述，介绍了财产道德与国家的相互关系。首先，涂尔干认为只有所有者才能使用财产，自身劳动所得的产品可以算是个人财产，但个人也可以通过理性及合法的形式占有物品；财产权就是一种剥夺该物公共用处的权利。当然，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被集体所征用。因此，国家和较小规模的机构也可以在合法的情况下对个人财产拥有使用权。通过以土地为例，涂尔干对财产的起源进行论证。
        契约作为一种社会意义上的约束关系，有两个不同的来源，一个是物或人在特定环境中存在的状态和条件得到公共意识的认可；二是双方希望达成的状态后，后一种就是我们所说的契约状态，但最初的契约形式中的权力和义务是以人或物的神圣状态为基础的，后来是因债务人产生相应的义务，债务人需要偿还等价的物，以上这两种形式都是单向的契约约束关系。真正建立在客观自愿基础上的契约，应该是公平的交换，双方所得得到的价值等于他所提供的个人，也得以在公平契约中成为社会的道德存在。

      《资本论》也称《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业革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徐徐展开后，原有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关系之间瓦解，新生力量，如资本家和工厂等，对旧的社会秩序进行璀璨的同时也试图构建着新的社会秩序，基于这样一个时代背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当代社会中的“一些基本经济问题”进行回答。
一．基本概念
商品、价值和货币是弄清资本脉络的关键。
    ·马克思界定的商品是以出售为目的的产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这就引出商品既要有交换价值（出售为目的），又要有使用价值（劳动产品）；在这其中“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之句话说明，马克思不同意使用价值决定交换价值的观点；要弄清什么决定交换价值，就要先知道交换价值是什么，在中学中我们也背诵过，就是商品中包含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交换中的物质表现，基于这个“人类劳动”就可以推断出像消耗的人力劳动、生产的复杂程度等都能决定交换价值，这里的交换价值并不等于价格，现实中价格受市场环境多种因素的影响，可以偏离商品本身的价值，是更抽象层面的物质表现；同时马克思认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对于如何衡量价值量，马克思又提出两个概念“个别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与单位商品价值量成正比。
    ·价值的形式即价值表达方式经历了三种演变：首先是简单的、个别的价值形式，在物物交换时期，等价物就是价值形式，用1头羊换3尺布，这1头羊就是对3尺布的赋值；第二阶段，价值形式出现扩大，慢慢衍生出了金银等交换媒介，从各类等价物慢慢出现几种固定的一般等价物；最后，价值的形式固定为货币的形式，而货币的本质则还是一般等价物。
    ·作为全世界公认的价值形态，货币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在商品流通中（W-G-W），货币在中间扮演重要角色，马克思称为“惊险一跃”，如果不能成功的完成这一跳跃，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产者，商品的流通过程增加了货币这个“中间值”也使原本物物交换变成了“卖”和“买”两个过程。货币也处于在不断流通中，简单的货币流通公式（G-W）可以看出W逐渐被G取代，而退出流通，对于货币的流通，会在下一部分介绍。
    ·商品拜物教：人们喜欢把特殊的或者神秘的力量投射或赋予到物品上面，是这个商品获得了比自身更强大的神秘的力量，马克思所说的拜物教强调商品具有的神秘价值；商品虽然是由人的劳动创造的，却在创造出来后具有了决定生产者命运的能力。商品拜物教这个概念的提出，将商品、劳动、价值等等基本概念联系在了一起，马克思借此来说明，价值并非物本身所固有的，也并非是物在支配人，而是依附于商品经济中的生产关系，再回过头看交换价值的界定，能够进一步理解；到这里已经可以看出，马克思想表达物与物的不对等关系中通常隐藏了人与人的不对等关系，考察物与物背后人与人的关系，也是贯穿马克思著作的核心思想方法。
二．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配
    ·对于什么是资本，我通常理解为是可以增值的钱或者更抽象层面上一种无形的力量，例如，在面对一些以我们的身份角色无法操作和掌控的新闻时，我们常会把它们归因于是资本的力量；在资本论里，资本是投入生产，使钱能生钱的钱，是暗含剥削与雇佣关系的范畴；马克思对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进行了阐述，第一阶段（G-W）资本家从市场上买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第二阶段，生产环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转化为商品，第三阶段（W-G’）在市场流通中，商品变回货币回到资本家手中，而这时的G’早已>G，它们之间的差值就是剩余价值m，在W中包含原料和劳动力，马克思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劳动力，作为特殊的商品，它是增值的关键。
    ·在资本总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整个循环过程是怎样从货币资本到商品资本再到货币资本实现增值的，在单个资本的循环过程中，资本周转尤为重要，而周转速度与剩余价值直接相关，并呈正向关系，周转的速度又与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包括出售和购买的时间有关，在社会总资本的在生产和流通中，马克思阐明了社会总资本运动的规律性，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和流通中包含的矛盾，马克思从社会总产品入手分析商品资本的运作；接着从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考察社会总产品的运动，社会总资本是所有个别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总和，它首先需要1.各个部分从商品形式到货币形式的转化，对消耗的资本进行价值补偿；其次需要2.用转化的货币在购买商品，对生产消耗的物质资料进行实物补偿。
    ·对于资本家所说的利润，马克思认为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①个别W=c+v+m=k（成本）+m=k+p（利润），即用利润掩盖了劳动者的剩余劳动；②在社会层面，平均利润和一般利润率使利润通过竞争平均化W=k+kp’。因此，周转时间与利润负相关，可变资本与利润呈正相关，不变资本本身与利润呈负相关。
    ·最后我想谈谈我对书中所说的现代殖民理论的理解：殖民者为了使工人们在一片新的土地上不成为自耕农，联合政府太高土地的价格，使新来的工人没有能力支付，不得不进到工厂从事雇主的生产劳动，即使这些工人最终还是走向自耕农的归宿，资本家也可以拿着获得的剩余价值，到宗主国继续寻找工人。就像一套循环的程序，即使有可以买卖的土地，即使雇主并不像奴隶主一样占有奴隶，但工人依然自由的“一无所有”，凭资本家摆布。
三．结语
        马克思认为所有的经济行为都可以归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因此认为“劳动”是最重要的，他将劳动分为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又把所生产的价值分为两类，第一价值和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有剩余价值存在就有剥削；（例如7人以下的劳动可以称为合作，7人以上的劳动就存在剩余价值）当资本主义通过剥削的方式崛起后，资本家为获利改进技术，利润下降的同时失业率上升，工人阶级状况恶化，经济组织——资本家——工人的关系也进一步恶化，矛盾不断激化后，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将走向全球化，将剥削关系延伸到其他地方，使剥削成为全球景象，从而走向帝国主义，在马克思的观点里，只有把资本主义消灭，才能杜绝剩余价值，杜绝剥削，通过企业国有化，让每个人都成为工厂的主人翁。

被驯顺的现代人
一、惩罚
在福柯的研究中，他把惩罚视为社会功能，研究其积极效应，把惩罚视为权利方式的行使和政治策略，将刑法史与人文科学相结合，从权力惩罚方式的变化方面，来解读权力和对象的关系。他把惩罚制度置于“政治经济”中来，认为惩罚和监狱是一种肉体政治学，福柯承认权力制度知识，认为权力与知识相连带，权力知识的发展和斗争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在使用公开酷刑和处决中，惩罚惩戒是对犯罪的回答，既展示了罪行，同时又展示了制服罪行的君主权力；刑法改革后，通过乘法符号的技术而赋予惩罚权力，是一种有效的经济手段，把一切行为变成符码，从而控制整个非法活动领域。
1.1公开处决下痛苦的肉体
公开的酷刑和处决绝不是最常见的形式，但凡是重要的刑法，必然包含一种酷刑或肉型，所谓酷刑，是指被制造出来同时可精确测量的痛苦，它被看作是延续生命痛苦的艺术；酷刑包括两种仪式，首先是招供和供词，他们依靠的是强有力的证据，是用权威征服被告的唯一途径，供词的程序是被告者扮演一个自愿的合作者，但有些罪犯不会透露实情，有些无辜的被迫认供不属于他的罪行；酷刑的第二种形式是拷问和逼供，他是施刑法官与受刑疑犯之间的较量，这两种形式的意识通过人的肉体相结合。
公开处决的司法是一种政治运作，具有政治功能，刽子手是国王手中的剑，君权授权他杀戮，但君权不在他身上，君权从不出现，除非在制造轰动效果的时候。公开处决的目的是用罪犯的肉体，是所有人意识到君主的无限存在，他是君主令人望而生畏的物质力量在形式里伸张的司法正义。福柯认为，真理与权力的关系是惩罚机制的核心，罪犯的残暴是对君主的激烈挑战，是君主做出回应，以便制服他，通过矫枉过正，消灭他。惩罚是君主庆祝胜利仪式的最高潮，而公开出决的目的则是以儆效尤，民众是主要角色，也是仪式的必需品。
由于有民众的参与，惩罚实践就会引起民众的骚乱，民众在仪式中感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受刑罚的人，实际上，公开处决作为最后的手段，也并不能完全吓到民众，因此，一些民众要求废除公开处决，犯罪文学由此发展，犯罪受到赞美；民众的兴趣已经从展示事实和公开忏悔转移到破案过程，民众被剥夺了以往因罪犯产生的自豪，使凶杀等案件变成了举止高雅、不动声色的游戏。
1.2司法改革
在福柯的书里公开，处罚是一种令人作呕的表演，也是恐怖的谋杀。当公开处决受到批评后，1848年被废除，成为刑事程序中最隐蔽的部分，脱离日常，进入抽象效力，不再是可视的，强烈程度不再能受阻止，逐渐具有确定性，执行刑罚成为独立的部门，这有利于掩饰刑罚过程和司法可能逃脱的责任；公开处决为国家暴力与民众暴力之间的较量提供了舞台；19世纪“不要动我”“人的尺度”用以反对断头台专制，也标志君主报复的终结，在福柯那个年代，只要提出关于惩罚体制的问题，都会有两个因素存在——尺度和人道，刑法的改革受到生产的发展，财富的积累，财产评价在司法和道德评价中的地位上升的影响，使监视更严格，获得信息的技术更有效。刑法改革使法庭、法院、宪法、司法执行官逐渐取代了君主、刽子手和公开处决，改革是增加效应，减少经济代价和政治代价的；少部分法律人士勾画了改革的原则，审判权利不应受君权直接活动的影响，不再取决于特权的君权，而取决于具有连续效果的公众权力。
福柯分析了18世纪关于惩罚权力运作产生的新策略，对非法活动的惩罚和镇压与社会同步发展，不是惩罚减少，而是更有效，是惩罚权力更深的嵌入社会本身。18世纪后，非法活动的目标变为攫取财物，新的资本积累方式、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合法财产状况，使所有非法行使权利的民间活动都被强制归结为对财产的非法占有，资产阶级为自己保留了非法行使权利的领域而大受其益。为了使惩罚减少经济代价和政治代价，资产阶级通过提高惩罚的效率和扩充其网络来实现构建关于惩罚权力的新结构和新技术，在改革后，刑法与犯罪性质的对应程度由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对契约的破坏）而决定；为了使惩罚更有效率，刑法改革引入符号学，权力以符号学为工具，通过控制思想来征服肉体，把表象分析确定为肉体政治学的原则，比处决仪式的解剖学更有效得多，福柯认为，惩罚是一种制造效果的艺术，在刑罚实践中，心理学知识将要取代司法的判断是非，不再是通过公开处决中的制造过度的痛苦和羞辱的仪式游戏运用于肉体，而是运用于精神，谨慎传播的表象和符号游戏，即及刑罚的“非肉体化”趋势。非肉体刑罚执行者由技术人员取代，如医生、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牧师的施加刑罚，没有了肉体痛苦；现代刑事司法的怪异之处在于，采用超司法因素，不是把他们整合进惩罚权力，是为了使法官不再是纯粹和唯一的惩罚者。
福柯把改革后的监禁看作是惩罚的温和方式，所采用的符号体系，就是让酷刑和处决的观念永远存在意志薄弱者的心中，制约着驱使其犯罪的情感。在19世纪治宪议会的原则下，刑法应是一种特定的、适当的和有效的，18世纪的惩罚剧场，被庞大统一的监狱机器所取代，甚至形成了一种网络，监狱因此也受到了批评和否定，例如，监禁的作用是把人当做抵押品来扣留，类似于对负债人的监禁；监狱对非法滥用不明确的，拘禁带有滥用权力的印记，与健全的司法不相融；再者，监狱惩罚了那些尚未定罪的人，使邪恶得以交流和传播，甚至惩罚了整个家庭。通过描述阿姆斯特丹教养院和费城的范例，福柯比较了古代教养所和现代改革后监禁惩罚的不同之处，古代教养所的目的在于消除罪行，对人进行改造，其惩罚的时间方向偏向未来，也可以看出古代教养所中所蕴含的当代社会中司法矫正社会工作和慈善组织的影子。
改革为什么采取了这种以监狱为制度的依托模式，取代了符号体系和传播仪式的节目呢？
二、规训
2.1作为手段的纪律
古典时代的人发现人体是权利和对象的目标，“人是机器”，是服从、配合、被操纵、被规训的，将征服人体的力量以一种驯顺——功利的关系呈现出来，也称为“纪律”。人体正在进入一种探究，它打碎他的权利机制，福柯称之为政治解剖学、权力力学，它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体纪律，既增强了人体的力量，又减弱了这种力量，增强了力量在于功利经济角度，而减弱的力量在于服从的政治角度。规训把政治角度人体的力量变成一种征服关系，在肉体中建立了能力增强与支配加剧的联系，福柯视纪律为一种有关细节的政治解剖学，这种细节在学校、医院、工厂中表现为细致的规则、挑剔的检查和对生活和人生吹毛求疵的监督，是种神秘的经济或技术的合理性，正是这些细枝末节中产生了现代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人。纪律慢慢的在人的活动中产生了对人的控制，例如时间表的产生，纪律使时间管理变得更加精细化，其目的是造成一段充分利用的时间；在工厂中对工人动作的时间性规定，使时间渗透进工人的肉体，对工人肉体与姿势的关联是被规训的肉体找到最有效率的姿势。规训控制下的肉体创造出的个性具有以下特征：时间分配的单元性，对活动编码的有机性，时间积累上的创生性和把单个力量组合起来、形成高效率机制的力量组合性。
2.2金字塔结构的监视
福柯认为，作为规训手段的监视，呈现了金字塔结构，是一种分层、持续、切实的监督，工厂中的监视贯穿劳动过程，由巡视员从工厂外进行，慢慢变成一项工厂的专门职能；在学校中为管理整班学生的活动，从优秀学生中选任“学生干事”，如课代表、班长、组长等等，在规训权利体制中，惩罚艺术的目的既不是将功补过，也不是压制，它具有比较、区分、排列、同化、排斥的功能，可以归结为规范的功能。
检查和监视具有同样的功能，在层级监事和规范化裁决下，导致定性分类和对惩罚的监视，如医院的检查和学校的考试，检查将可见状态转化为权力的形式，把每个人变成了一个“个案”，使个人成为权力的后果和对象。那这种细节的规训是如何产生更大的影响的呢？
17世纪麻风病提供的“大禁闭”形式，也是一种规训的方案，它依靠复杂的划分、个人化的分配和深入的监视控制，使城镇被监视、观察所覆盖，权力以无误的方式统治着城镇中的肉体。边沁在建筑学领域提出全景敞视主义，具体形象表现为瞭望塔犯人——站在瞭望塔内可以监视四周的范围，中间耸立的瞭望塔像个捕捉器，利用光线可随时观察到周围任意一个罪犯的状态；边沁提出了一个原则，权力应该是可见的，但又无法确知的，这体现在犯人可以看到瞭望塔，但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瞭望塔中的人所监视，全景敞视主义使被还原到理想形态的权利机制的示意图，是独立于任何具体用途的政治技术的象征。
2.3规训网络的形成——监狱
与公开处决相比，监狱里惩罚权力不再敢公开显示自己，而是默默组建一个客观现实领域，监狱标志着刑事司法走向“人道”，他也是新的阶级权力正在展开规训机制征服了法律制度。监狱被要求成为一种改造人的机构，也是一种规训机构，监狱对每个人所有方面负责，不如工厂、学校。是全面的规训；在监狱中排除了外界的干扰，是一种不停顿的纪律；监狱里是绝对的权力，专治的纪律。福科以梅特莱农场为例，农场造就了既驯顺又能干的肉体；监狱把惩罚程序变成一种教养技术，“监狱群岛”则把这种技术从刑罚机制扩散到整个社会集体，同时也会产生若干后果。“监狱群岛”的形成是规训网络日益发展，他们与刑法机构的交流也日益扩大，司法功能也大规模的交给了他们监督、评估权力，形成了现代社会中教育、公共援助、社会工作等领域的工作，使刑法机构变得具有医学性、心理性和教育性等特征。
反思在于：现代的信息技术、传媒是否也是一种规训手段，规训着现代人的思想和思维方式？

很棒，学习了👍

齐美尔1
齐美尔被称作“学院里的局外人”，是社会学家，更是哲学家，虽然学术职位停滞，但成绩斐然，他的兴趣更是不拘属于学院内，后期更加关注与哲学和美学，包括他的种族使他处于一个边缘位置，因此被称作“学院里的局外人”和学术上的“独行侠”，他不仅启迪智慧，也给人一种艺术的享受。齐美尔将有关人类的科学变成了有关人类社会的科学，在他看来，真理知识是生存斗争的武器，这反映了19世纪民众所获取的权利。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体现了所有的个体现象，其实都为环境中的各种力量所左右，个体不过是社会力量的交汇点而已。齐美尔接着指出，人的全部本质和所有表现都取决于与他人的互动，这也是他的全新思维方式，所以社会学认为，人必须被理解为社会存在，以及社会是所有历史过程的媒介，并不包含什么现有科学未曾接触的研究主题，而只是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齐美尔还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即社会学研究的是社会互动，这也是社会学的基本范畴和前提，齐美尔认为，作为研究对象，就是在大量具体事物中呈现出来的一系列特征和关系，因此，齐美尔指出，“哪里有一些个体进入互动，那里就有社会存在”，他从“我和你”的关系范畴入手来回答“社会和也是可能的”。齐美尔指出，社会交往形式至少有三种先验条件及角色、个体性和结构，首先，角色及从群体所赋予的角色来将其成员类型化；其次是个体性，一方面作为社会的成员、产物和内容，一方面作为一种自主的存在，以自身为中心和以自身为目的，个体只有在放弃某些个体性，以换取角色所要求的一般性时，才算真正的进入社会，但在具体程度上则因个体和情境而已；最后一个先验条件是社会的现象结构，即其要素的客观存在与行动及其交互关系的总和，齐美尔认为，非常类似于科层制，有着固定的等级位置和预定的职能分工，每位新来者都会发现，正有一个明确规定的位置等待着他，而他的个人才干必须去适应这个位置。当然，齐美尔也指出，并不是社会本身就存在，然后导致交换行为的发生，而是交换是创造人与人之间内在联系的功能之一。
        在具体研究对象的选择上，齐美尔也是另辟蹊径，从前的社会学家都把自己限制在研究宏大的机构和系统上，例如经济体系、家庭形式、教会、社区等等。但齐美尔看来，这种研究主题的局限性应当予以修正，除了明显可见的重大现象，在人与人之间还有无数微妙的关系形式以及互动的类型，他们遍布在正式的社会形态当中，因此，正是这些细微的形式使社会呈现出我们所看到的样子。
        齐美尔将社会学的问题领域分为了三类，一般社会学、纯粹社会学和哲学社会学。（1）一般社会学仅盖涵盖了几乎所有的人类存在，我们所谓的客观内容总是在一定范畴下被认识到的东西，齐美尔认为社会学的视角在原则上能为认识人类存在的总体性提供一种可能性；齐美尔所设想的一般社会学，实际上是要以一种新的视角来审视人类的历史发展，价值崇尚、特权、财富以及类似现象在社会要素之间转移的方式，构成了真正的划时代事件；在笼统的指出一般社会学的范畴后，齐美尔还具体列举了一般社会学所能探讨的问题，一个是历史发展的阶段问题，一个是涉及群体权利的条件的问题，齐美尔真正关心的是个体在社会群体中是怎样受到约束的，只有弄清这个问题，才能从社会学中找到彰显个体性的根据。（2）由于纯粹社会学研究社会形式本身，故又称为“形式社会学”，强调了科学研究是一种对社会的重构，而社会生活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之所以称为纯粹社会学，没有认为是因为这种研究专注于抽象社会交往的纯粹要素，撇开其中的各种不同的内容和意图。（3）哲学社会学是对社会的认识论研究和形而上研究，齐美尔认为是事实建构出来的孤立的经验事实，也只有放入社会生活的总体中才能得到理解；在哲学层次上，具体的事实是根据他们对于心灵生活和存在的总体性意义来加以理解的，并根据这种总体性来判断他们的正当性。齐美尔认为，社会学的研究不应该仅仅是琐碎的经验研究，而应该从一个侧面把握人类存在的总体性，从而去回答一些根本性的存在问题；其次，社会学也有学科的片面性，任何科学都不例外，应该以及他认知方式的优势来加以弥补，其中包括思辨。
        形式和内容的区分是齐美尔社会学分析的一个起点，他认为，是社会学与其他社会历史科学区别开来的不是研究主题，而是研究方法及特定的抽象方式，正是伴随着互动的出现，社会也在出现，因为互动既不是社会的原因，也不是社会的结果，他们本身就是社会。所以，齐美尔社会学的目标是从复杂现象中找出相似的要素，抓住有代表性的剖面，也就是抛开历史内容的特殊性，而关注形式的同一性。社会学所研究的东西虽然在直接的现实性上落在心理学的范畴之内，但这些心理学范畴却不是社会学研究的目的所在，齐美尔的社会学关注的是社会交往的客观现实性；他想探索的是为彰显个体性指出可能的途径，免受社会的掩盖，因为大众社会中的个体，虽以相对摆脱了自然的制约而获得了自由，但随即又陷入了广大的社会之网而难以自拔。

齐美尔2 书单：《社会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时尚的哲学》《货币哲学》
        齐美尔认为，现代社会互动的短暂化，使我们自身甚至整个人类呈现了碎片化的特点，而在齐美尔这里，碎片不仅仅是毫无关联的碎片，而是蕴含着世界的总体意义，可以发现整个世界本质的；下面分别选取书中的几点碎片来分享齐美尔的思想：
        首先，“桥与门”可以说是齐美尔形式社会学的内容，将具体事物赋予了形式上的意义，桥的意义是统一、联结，它将自然分离的事物联系在一起，门的意义是分隔，房屋通过门将自己与整体分离开，所以它也能体现空间社会学的内涵。桥赋予了连接艺术形式，门则呈现了分隔和相通如何是一个行为的两个方面；还有窗，是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单一的连接。所以齐美尔将这种碎片事物反映到世界本质上，即人类就是像桥、门、窗一样不断创造连接又不断划分界限的生物。
        其次，空间社会学中齐美尔主要区分了定居、流动人群和移民的社会化形式的不同，对于流动人群来说，群体间的内部异质性受到抑制，缺乏固定和严格的组织，同时，一部分迁徙对整个群体来说，一方面可能增强群体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将群体内部对立的力量合理分散在不同的空间内，从而减少冲突，但这并不意味流动群体的好处超过了定居群体。其中，齐美尔还谈到了关系时间的长短与人表露多少的影响，并不是我们简单认为的那样，短暂的相遇会因为不必担心承担什么后果而大胆表达，而长期的关系反而会让我们留有分寸，所以齐美尔空间的分析更是从人际交往的虚拟空间或无形空间来发现本质的。
        再次，结合《货币哲学》齐美尔对货币这个生活“碎片”的分析是从人际关系、当代文化的角度开展的。货币的出现，一方面带来社会生产分工，使人不可避免的联系在一起，从而造成了单一化和经济化；另一方面，货币的出现又使个体与整体逐步分离，个体更加独立。货币潮流将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并逐渐包罗社会万象，但同时让个体将精力集中到个性和自由上，这里的自由还是齐美尔强调货币的“双刃剑”作用，当货币成为一切事物的等价物时，就意味着更高等的事物被拉低了它原有的价值，平均化的过程也造成了一些事物的内在价值被削弱了。齐美尔对商品和货币的分析和马克思有个基础上的不同，马克思强调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而齐美尔认为，商品的价值。产生与单独的因素，它可以包括劳动、生产力，还有交换关系，也就是互动关系。
        最后，齐美尔关于招魂术的一些看法也解答了近期我的一些困惑，他认为通灵术要求我们丢弃一种整体的、已被证实的、具有内部一致性的世界观如科学的世界观，而他对此持“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态度，他认为当前存在的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很有可能是我们未发现的自然力在起作用，随着科学的发展这种现象的真实面目会被揭开。他还谈到了受科学成果滋养的科学家们仍旧相信通灵术的原因，他认为人们对超自然事物的需求已经形成思维定式，这种需求使得人们在以往的形式过时之后转到通灵术里寻求满足，而科学信念尚属新兴事物还未有足够的能力驱散这种对超越了所有可见经验现实的客体之需求。
        以上四个方面的社会“碎片”仅仅是齐美尔思想的冰山一角，除了这些还包括生动的饮食社会学、感觉社会学，对人与人的关系的描写：忧郁的栖息者、陌生人、大都会与都市生活等等。

结构功能主义侧重对社会系统的制度性结构进行功能分析，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代表为美国的帕森斯、默顿等，它由早期涂尔干的社会有机体论和早期功能主义等发展而来,主张用分析功能的方法，说明整个社会运行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在结构功能主义看来，社会生活之所以能维持和运行下去,是因为社会找到了一种手段(结构)去满足人类的需要(功能)。
        一、孔德的实证方法、斯宾塞和涂尔干的有关论述，都反映了早期结构功能主义形成初，受到的自然科学取向的认识方式。
首先，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和社会分工等方面表现了他对社会结构的认识：（1）社会是一个实体，是不可化约的；（2）社会的各个部分可以满足社会实体的基本需求（3）同时，他还强调社会整体的优先位置——结构的自主存在问题；（4）社会事实并非个人意愿能左右，社会对个人具有制约性。在涂尔干关于社会分工的研究中，他把社会结构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以低度分工为基础，以强烈集体意识为纽带结成的社会关系整合形式，“机械团结”；二是以高度分工和广泛的相互依赖为基础构成的社会关系整合形式的“有机团结”，涂尔干把社会结构看作社会关系的组合形式，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是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出发点。可以说，涂尔干率先开拓了结构分析的各个方面。
斯宾塞对结构、功能的认识还要先于涂尔干，通过《社会静力学》也对他的思想有了一定了解，他试图用需求来解释各种社会组织的存在的意义，认为社会宏观结构有复杂性和差异性的问题，区分了结构与功能。对于社会中的人，他认为，社会是由“支持”、“分配”和“调节”三大系统组成的结构，他的主张支持人们从一些显性可见的功能中去把握实在的社会结构。
这些早期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地让我们了解了结构概念的轮廓：就是将社会或社会结构看成是多元成分的整合体，这种组合的内部随时需要相互间的协调关系；当某些关系发生变化时，其他成分将作相应调整，以维系社会秩序、恢复平衡。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社会学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分析模型，将社会结构概念发展成一种“解释一切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
在帕森斯看来所谓社会结构，是具有不同基本功能的、多层面的次系统所形成的一种“总体社会系统”，其次它还要包含执行“目的达成”、“适应”、“整合”和“模式维护”四项基本功，这个体系被划分为四个子系统，分别对应四项基本功能：“经济系统”执行适应环境的功能；“政治系统”执行目标达成功能；“社会系统”执行整合功能；“文化系统”执行模式维护功能。帕森斯认为，这是一个整体的、均衡的、并能够自我调解和相互支持的系统，结构内的各部分都对整体发挥作用。帕森斯非常强调秩序和共同价值体系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他始终认为，研究社会结构就是研究秩序，而研究社会秩序又脱离不了人的行为、行动者的思想情感的规范。
秩序问题，是社会通过互动协调稳定的本质，秩序在这里所指的，是行动者在某种规范准则下的动机整合，帕森斯明确地将秩序作为结构的本质，并认为结构由“行动者在一情景中彼此的互动而组成”，因此结构又是一种互动关系，但是，帕森斯的着眼点是社会互动的稳定模式，为解释什么是稳定模式，帕森斯用“地位—角色”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地位—角色在帕森斯这里是社会体系之的组成部分。“地位”就是行动者所处的结构位置，“角色”就是社会对这一位置的行为期望的表达，它是社会与个人联系的中介，又是大家分享的象征。这样一来，行动者的互动，就成了一连串具有地位—角色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而互动中的个人不管怎样变化，角色互动作为社会模式化的准则则是相对稳定的，因此社会结构就成了（一系列相对稳定的、模式化了的成分之间）的关系。
帕森斯认为，总社会系统中的四个子系统之所以能够充分发挥功能，关键在于社会拥有那些将其成员整合在一起的共同的价值体系，所谓共同价值体系，是由一系列价值模式组成的、并已成为众人认同的规范体系。这些价值作为行为导向、依据和标准，可以约束行动者行为的边界，通过规范众人认同的准则，或通过价值内化实现的行动者人格结构的塑造，产生一定的效力，并进一步形成为社会性的共识。
        三、形构。形构的概念主要包括两方面的涵义：一是指结构本身类似几何学或建筑学的模型框架，实体性结构（如家庭结构、群体结构、社区结构和年龄结构等）大多属于此类；二是指研究者运用思维进行组合与抽象，在想象中构成社会的关系结构，来帮助认识和把握。比如，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的形象描述，就曾用石投水中的圈圈波纹，来形构了乡土中国以个人为中心层层外推到家庭、近邻、社区和国家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