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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夏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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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夏妍读书报告(更新至2022.11.23)

【书单】《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读书感想】我阅读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版本,全书634页,因为这段时间有论文任务以及一些其他安排,本书基本阅读完成,但阅读进度较慢。我将沿着涂尔干书写本书的逻辑和自己读书过程中的一些思考就阅读的章节对本书的阅读做感想小结。
       在本书一开始的导言部分,涂尔干就向读者宣告了他的研究主题,通过分析“已知”的最“简单最原始的宗教”找出宗教的本质和起源,引导我们理解人的宗教本性,目的是为展示出人性的本质的、永恒的方面。涂尔干相信在观察社会现象最基本形式的同时可以掌握社会现象的本质。原始宗教形式单纯而无遮掩,意识形态体系低级,智识与道德一致,较之现代宗教更易洞识一般宗教的本质。他对澳洲某些部落的氏族体系和图腾制度进行了描述和详细分析,得出宗教的本质在于社会的一套宗教理论。此外,涂尔干还有他的研究次题---知识范畴等人类思想形式的来源这一部分成为公认的知识社会学的经典。在基本的论述方式上,涂尔干的一般做法是先给现象下定义,然后再一一驳斥不同于他的各种解释,最后提出他自己的观点。
       在界定宗教概念时,涂尔干主张首先要摆脱所有成见,摒弃那种视宗教为对“超自然力”或“神力”的错误观点。涂尔干对宗教下定义“宗教是一种与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与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结合在一个被称之为‘教会’ 的道德共同体之内”。接下来,涂尔干对宗教思想起源的两种解释——泛灵论和自然崇拜——的每一假设进行了详尽的驳斥。涂尔干认为,如果宗教只是作为一种幻觉系统而存在了几千年这是说不过去的。既然人和自然都不能自我神圣化,那么涂尔干认定可以从更基本更原始的膜拜中找到源于其中的实在之物。而涂尔干认为这种膜拜就是图腾制度。
      那么为什么涂尔干会认为图腾制度是最原始的膜拜呢?之所以寻根至图腾制度,是因为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图腾是氏族的标记,溯源至原始时期,对原始人来说,抽象的社会力量太难以把握,而图腾事物是氏族中唯一与每一个个人都关联的实体性存在,因此氏族在人们心中激发的情感就自发的附加到了它们身上。由此可见,虽然原始的或说是自然的宗教力量的内在源泉是群体在所有成员中激起的情感,但却被投射到了体验这种情感的个人意识的外部,并被对象化而固定在某种客体上,所以说图腾是氏族力量投射到具体事物的产物。同样可以说,图腾事物所具有的神圣性不是蕴含在其固有属性之中的而是被添加上去的。涂尔干进一步指出,圣物被分解后仍具有与整体一样的宗教力正好证明了图腾事物的神圣性不是来自其本身的构成特征,而只是来自外部的某种情感只是符号。
       在探讨图腾信仰的起源之前,涂尔干又先批判检验了以往的学说,指出它们要么否认图腾制度的宗教特性,要么认为图腾制度导源于先前的某种膜拜形式。
        涂尔干认为,任何宗教都是真实的,宗教不可能以人的臆想或是幻觉为对象,宗教必是某种实在的表达,而这种实在之物就是社会;换句话说宗教中人们崇拜的是变了形的社会,这也是涂尔干认为宗教同社会一样具有逻辑一致性的关键。因而,以信仰的实质内容来界定宗教是徒劳无功的,某个具体宗教会随着时间、地点以及社会条件的不同而改变,所以人们不必担心宗教会失去它的尊崇对象,社会总会创造出合适它的众神。涂尔干就为宗教在不同时期的存在找到了客观实在性。
        涂尔干还描述了逻辑思维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历史的发展,逻辑思维会越来越摆脱主观影响,与社会组织日益区别开来,变得更加自主了。涂尔干认为科学和宗教本质上也是统一的,统一在了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共同特征上,都意味着个体有能力超越自身过一种非个人的生活。因此,涂尔干认为人类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发展就是要消除个人和社会的简单对立,而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对证事实来检验假设:那种存在于个体之中,又超越于个体的存在是否来自于我们能够在社会中经验到的超个体实在。


观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有感
最近在看一些韦伯关于宗教社会学的书籍,例如《印度教与佛教》、《古犹太教》、《宗教社会学》,再结合之前读的《儒教与道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观点代表作已经读的差不多了,不禁开始思考这么几个问题,韦伯研究宗教社会学的目的是什么,他写书的基本逻辑思路为何,为什么选择对这几个国家(地区)对宗教社会现象予以高度的关注并深入研究。
看韦伯的书是有一定难度的,再加之读韦伯宗教类书籍的时间不集中,写作观点只是一些个人不成熟的想法。
首先整体看韦伯写作的这几本书所研究的地点分别是东亚地区、欧洲地区、中亚地区这几个历史延续性较为悠久的地区,也是宗教文化发源最早的几个地区,最适合对宗教文化进行追根溯源的几个地区,韦伯研究宗教无外乎于是为了探讨其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探寻是否能从宗教这条思路来解开当时资本主义发展存在的问题,这里关于韦伯对于资本主义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思路我们暂且不谈,主要还是探讨韦伯研究宗教的思路。
在韦伯在研究宗教时,一方面研究宗教符号这类静态事物的发展历程,一方面研究宗教行动共同体的行动类型的条件和效应。宗教符号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包括神祇、庙宇、文书、仪式、秩序等在内,是宗教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实物,而宗教发展中起最关键作用的还是人:祭司、信徒、国家控制者等等都在其中起着极大的作用,决定着宗教的发展,通过对宗教性格的分析,韦伯说明了资本主义之所以无法在东亚和中亚发展起来的原因,欧洲宗教的发展史的激进性与颠覆性也使其发展多样及复杂,宗教对国家起到了关键作用,决定了国家经济、文化等的发展方向,最终也发展出了资本主义道路。
这里想法写得比较浅显,只作为一个引子,日后随着想法的成熟会再加以深入思考该问题。



八月读书报告
读涂尔干经典有感
8月结束后完成了涂尔干经典阅读训练,同一个人的著作之间多多少少是有关联的,在这里我打算就《道德教育》和《教育思想的演进》这两本涂尔干主讲教育的发展与演进的书来谈谈读后的感想。
这两本书均是属于涂尔干的教育思想的体现,不过两书的创作背景不同,所以所偏重的点也有所不同。
《道德教育》的写作背景是在1870年德法战争中法国的军事失败深深伤害了法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为了使法国人民重新拥有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维护民族特质,法国知识分子提出国家要在教育方面有所作为,加强和改革公民教育,走向教育现代化,从精神层面解决战争后遗症问题。在涂尔干看来,道德教育包含的要素有纪律精神、对社会群体的依恋、自主与自决的知性精神,这三个要素对应的教育理论为义务的理论、善的理论、自主理论。涂尔干认为个人道德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为童年期的第二阶段——小学,因为儿童在小学时进入了学龄期,正是在打道德基础的关键时刻;而惩罚也在道德教育发挥有效作用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学校的环境和氛围则重在营造个人形成对社会的依恋,历史和审美教学被涂尔干重点提出,强调两者对知性精神形成的重要性。
《教育思想的演进》则以更为广阔的视角,对8世纪-19世纪的法国教育的历史脉络做了详细的论述。涂尔干强调说明了对教育史的研究是关键的,但不能一味的沉迷于历史中无法自拔,研究梳理历史终究还是为了给教育的发展提供一些思路。教育初步形成的胚胎时期是在法国哦的中世纪时期,宗教(基督教和修道院)的发展对教育的兴起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这一开头便是饱含矛盾的,“学校从其起源之时,自身就孕育着神圣与凡俗之间、世俗与宗教之间的激烈斗争。”这也为之后现代教育的波折发展史埋下了伏笔。在希腊和罗马地区,早期的学校形式是各个导师在自家开展教育活动,学生拜于不同的师门之下,学习导师的全部思想,而各个师门之间则是相对封闭的。后期随着教育组织的创新,教育教学开始出现一种极度集中的趋势,这个时期尤其着重强调学生共同、集体的道德生活对个人感情、思考方式和整个本性的影响;此外,集中教育在欧洲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爱尔兰的僧侣和教会促进修道院的大规模发展带来了智识教育的发展;第二,加洛林时期查理大帝开展的教育集中运动,这一时期的提供的是“百科全书”式的教育,教育被分成了三科四艺这几大类,同时在这一时期,随着思想、文化、政治、经济中心逐渐趋于在固定的地点集中化,大批量的人才前往这一固定地点进行思想的交流互换,形成了极为浓厚的学习氛围,于是便开始出现了最初大学的初形态。
这两本书虽然视角有所不同,但都是涂尔干教育观的体现,首先在他看来,教育理论的创建是非常必要的,对公众的精神世界的振奋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且在早期教育形成时,与宗教和教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育最初是教会为了传播教义而开展的活动,但随着思想的逐渐开放和大众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有关知识的探索和交流的需要,教育逐渐趋向于一种既非完全世俗,也非完全教会性形式,甚至出现了偏向于智识性的教育团体同纯宗教性质的教育团体互相制衡,为争取自身的权益和扩大自身的力量而开展较量的情况。
对于涂尔干的教育观,我有以下几点思考:虽然涂尔干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教育学领域,是为了在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背景下,期望引入一种新的教育视角,从教育中来借力重构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但是他的研究思路仍能为我们对现代教育的思考提供几点启示:
第一,教育具有使人从最初潜能各异的形态转化为能为社会分工所用的形态,人格趋于社会化,维持社会稳定。
第二,道德教育是教育理论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理性的道德观需要理性教育予以维持”,而非盲从于宗教。
第三,国家是教育的主导者,但不是垄断者,国家在教育领域最主要还是要扮演引导者和支持者的角色,更好的培养公民的纪律精神、对社会的依恋和知性精神。
最后,正如涂尔干在《教育思想的演进》中阐述的,教育史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梳理其发展过程和了解其源头,但这绝不是一味纠结于过去,而是为了通过对历史的探究来找寻解决现代教育中矛盾和问题的方法。


九月读书小结:
书单: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
《古犹太教》
《资本论》一卷
《资本论》二卷在读

读书报告:
《资本论》一卷主要讲述的是商品、货币、工资、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的定义以及他们之间的相关性。首先是对商品的定义,商品必须同时具备价值和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商品的有用性,这个我们不需要去做深入的讨论,需要我们去进行深度剖析的是价值,价值的形成必须包含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工人的劳动,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一个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问题。这几个概念之间的转化和联系是和经济学密切相关联系在一起的,要对它们进行理解和深究需要与马克思为何把目光聚焦到工厂这个非常重要的背景理清。
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资本家们以禁欲为理由克扣个人的营养饮食和工资,资本主义兴盛发达时期,不计其数的工人们却住进了洞穴”。这让我不禁发问,资本主义的兴起究竟是文明的进步还是倒退,社会究竟在发展还是落末?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很自然的想到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尤其是在看到马克思对资本家们以禁欲为借口来对个人们进行深度剥削和压迫的细致调查报告,我觉得这很值得将两卷书结合起来作一个思考,资本主义社会究竟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还是后退?人类文明又究竟是如何定义的?
文明即人类所创造的精神和物质上所取得的成果。那么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算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吗?
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新教的入世禁欲主义思想促使其信徒们重视今世,强调不要过分消费与过分享乐,将世俗工作视为神的召唤和天职,世俗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恩宠,他们所做的事必须通过精确计算,权衡最大的善和最小的恶来作出决定,他们倾向于责任伦理,当然这里是指理性主义下对神负责。其实到这里大概可以用理性行动理论对这些信奉新教伦理的资本家们进行资本积累的行为进行解释。资本家们疯狂的节省,克扣工人工资,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甚至不惜自己也过着“葛朗台”式生活,千方百计的争取超额剩余价值,改进生产所需要的机器,积累资本进行再生产,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确实是促进了近代工业的发展,进而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物质上的成果来被称作推进了文明的进步,但是文明的进步同社会的进步在我看来是不一定就是同步的,社会进步的一个显在指标是社会公民的生活水平,但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带来的工业文明对于广大的尤其是工人群体及他们的家庭来说更像是一种灾难,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住在如原始人般的洞穴里,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儿童作为最廉价劳动力,从两三岁便开始投入到了环境最差的花边和草编行业里进行长达十多个小时的工作,完全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甚至没有足够的睡眠和营养来保证正常的生长发育,更不会接受到正确的道德观和伦理观的教育,在成年后又面临被解雇的境地,在这样一种社会失序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对社会带来了负面作用,现代化过程中整个社会是十分黑暗的,精神方面可以说是呈一个完全破溃的环境,人们把神放在最高位,把人放在最低位,教徒们禁欲,为神职拼命积累财富,普通民众们纵欲,身无分文却为工作而精疲力竭,疾病肆虐,但是人们却丝毫不觉得社会已经严重失序,只有少数敏锐的学者们为这种现象发声。
其实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宗教对整个社会或者说人类文明的影响问题,宗教的范式是多样的,但是无论哪种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信徒的行为产生反应,如果信徒的数量达到足够多,对社会的影响力足够大,那么这一宗教就会对整个社会起到非常大的影响作用。在我看来,所有宗教其实最终信奉的都是脱离于人本主义的精神,无论出世或是入世,就算是新教这样入世的,以世俗职责为己任的宗教,其实最终在对人本主义的发展方面也是没有任何正向作用的;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这个构成社会的最重要的要素才被提出应该受到重视,应该被摆到首位,人们才开始有意识的思考神与人的位置问题,开始讨论究竟是神创造了人还是人创造了神这类的问题,人为何要受到如此多的束缚?韦伯提到过宗教的职能之一就是协助社会的治理,这里我理解的是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但是如果宗教所给社会带来的是失序,那么我们就需要好好思考一下宗教对社会是否还如韦伯涂尔干等所说的起着正向的作用。
[ 此贴被和夏妍在2022-11-19 21:07重新编辑 ]
Posted: 2021-07-01 15:55 | [楼 主]
和夏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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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和夏妍读书报告(更新至2021.11.27)

《资本论》全集读书报告
        根据斯密-杨格定理的观点,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之所以会提高生产率,是因为劳动分工通过“迂回生产方法”实现了规模收益;反过来,规模收益递增又降低了生产的单位成本,并使给定的家庭收入购买力上升,从而扩大了市场规模,市场规模的扩大导致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分工深化进一步导致市场规模扩大,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杨格称之为经济进步。在经济学的视角看来,专业化的工厂式生产,模式化的工人劳动是经济社会进步的要素,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正常合理的过程: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工人和工厂主之间似乎是达成了某种合理平等的契约:工人提供可变资本中的劳动以换取工资,商人则提供不变资本(机器、厂房)和可变资本中的原材料,双方协作完成商品的生产过程。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若是一种以双方自愿平等开展的合作行为,为何工人阶级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死亡、健康、教育、伦理道德、甚至温饱)越来越多,而工厂主们的钱袋子却越来越鼓,工厂主们无耻的叫嚣着工人们都是不懂节制的懒汉,把工钱花得一文不剩才肯罢休,然而事实上,这场商品生产的“平等交易”中工人压根没有得到与自己所投入的相匹配的报酬,然而为了养活整个家庭工人们是没有其他选择的,在没有原始资本、也没有土地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来获取仅够维生的那点少的可怜的报酬,来养活子女——工厂主们下一代的剥削对象,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进行财富的积累,工厂主为他们计算工资的时候按的就是能够存活的最低标准,而工厂主则以为工人们解决的就业问题——这样富丽堂皇的解释为遮羞布,疯狂撰夺和积累资本,压榨一代又一代的工人。这里其实就想作为一个引子,来说明工厂主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的一个基本的逻辑:一方面,扩大市场吸纳更多的劳动力来获取他们劳动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还通过降低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提高生产率的方式,既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又尽可能的减少对工人们工资的支付,保证工人需要一直工作以维持家庭的生计。
        本文将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涂尔干的有机团结与论自杀、工厂工人的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的思考、大工业时代生产机器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对拜物教的理解、对重农学派的思考这几个方面来展开。
1.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涂尔干的有机团结与论自杀
        集体的规模化的、细致分工的生产方式要比传统的个人或是家庭生产的方式效率更高这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到“且不说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力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因此大规模集中生产要比个人零散生产效率高”,涂尔干也曾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到了高度发达的分工制度——有机团结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稳定的根基,是人与人连接的纽带,然而涂尔干也指出了相比于传统的人们因相似性和同质性互相吸引而形成的机械团结,机械团结的形式只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但是却让整个社会处在了一种失序状态中。虽然涂尔干关于团结类型的纵向对比对差异给出的解释是社会的自然演化,但在马克思深层分析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后,对这种差异也有了新的更具说服力的解释:生产方式的改变带来了团结类型的变化,那造成生产方式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马克思对资本家原始资本积累的剖析给我们带来了答案——原始资本的积累靠的是掠夺,通过物质财富、土地的掠夺,一部分人拥有了原始的资本积累,开始通过原始资本在城市开展小规模生产活动,而被夺去了基本物质财富和土地的人则失去了传统生产方式展开的基础,被迫前往城市以谋求生路,资本家发现通过雇佣工人干活,除去自己投资的生产工具、原材料和工人工资外,还有丰厚的余额,且源源不断,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起了二次的资本积累,随着资本的增加,资本家的投资规模扩大,需要更多的工人为他服务,同时通过霍桑实验等一系列的方法,探索提高工人工作效率的方法,社会分工的高度发达也是商人探索出的提高生产效率的途径之一;另外,为了分担家庭分担,工人们的后代从小就被送到工厂专门的职能部门工作——焊铁、纺织、编制等,总之是不可能也完全没有条件接触到书本教育的,然而对工厂厂主来说,以低廉的价格雇佣童工工作,同时使其熟悉相应的技术以便更熟练更快速的生产产品,对他们都是非常有利的。我们再从工人的角度看,传统机械团结聚成的社会组织里,成员之间互相依赖,彼此互为依靠,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非常淡薄的,且不说与社会中的陌生人之间由于工作等原因结成的关系,父母与孩子之间在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都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加之社会道德伦理和秩序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感情成为了奢侈品,人逐渐只为自己为活命,根据涂尔干的调查,利己型自杀和失范型自杀的人数也开始迅猛上升;传统社会中,社会的人必须以他为之服务的社会作为生活前提,他需要一种高于自我的生活目标和意义,如教徒的生活目标是宗教信仰。西方近代个人主义的发展使个人与家庭、宗教和社会相脱离,从而使一些人感到生活空虚并失去目标。涂尔干指出,利己型自杀与社会的整合程度成反比,这些脱离了社会义务和束缚的人们中产生出更多的自杀者。失范型自杀则则是由社会混乱所导致,在混乱中社会成员的行为失去了规范,增添了痛苦。相比于传统稳定的、动荡较少的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常有经济危机、失业情况发生,对于工人来说,失业就意味着一无所有。个人社会归属感的减弱、道德伦理责任感的降低、社会长期处于混乱状态、时时刻刻需要为自己的下一顿饭胆战心惊,在这样一种脆弱的社会环境下,人也是脆弱不堪的,因此自杀率也达到了令人吃惊的高度。
2. 工厂工人的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的思考
        生命历程理论来自芝加哥学派对移民的研究,它侧重于研究剧烈的社会变迁对个人生活与发展的显著影响,将个体的生命历程看做是更大的社会力量和社会结构的产物。生命历程理论的基本分析范式,是将个体的生命历程理解为一个由多个生命事件构成的序列,同样一组生命事件,若排序不同,对一个人人生的影响也会截然不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二卷中详细记录了他对底层工人整个人生阶段的跟踪调查:2-2.5岁的儿童便开始在狭窄昏暗不透气的小作坊里开始从事花边业和草辫业,这些作坊打着学坊的名头,专门接收儿童从事编织工作——因为他们的手柔软,且他们个头小不占空间,就因为这些荒谬的理由,本应该享有天真烂漫童年的孩童被关在小作坊里进行每天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劳动,接着长大一些的孩子则会被编织业抛弃,开始前往一些工厂拿着童工的低廉工资干与成年人不相上下的活,他们没有接受过教育,甚至没有接受到正确社会价值观的引导,他们学着身边的大人,抽烟、喝酒、吸毒、纵欲、崇尚暴力,十三四岁的女孩已经是未婚母亲,毫无意外她的孩子将会开始重复她的人生;等到这些孩子到了成年的年龄,又会被这些工厂抛弃——因为需要付给他们成年劳工的工资了,然后再招进下一批童工重复他们的命运;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成年之后就开始了经常性失业的状态,有活时他们就去干活,没活时就在酗酒或是赌博,少数工作稍稳定些的,会结婚生子,从此身上挑起了重担,当他面临失业时,一家人只能靠着少的可怜的救济金生活,在那个因生活条件太差各种疾病肆虐的年代,得了病基本就是死路一条,这基本上这就他们大概的生命历程了。从我这里的概述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生命历程完全不在我们认知内的轨道上,这是少数人的生命历程吗?不,这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生命历程。我们不得不分析一下造成个人如此混乱不堪的生命历程的原因——资本的需要,或许资本家会狡辩说并没有强制他们来做工,然而,首先是对他们父母工资的压榨,没有足够用的生活来源父母只能想尽办法来获取基本生活保障;其次是对他们父母的愚化,教育在他们父母看来就是毫无意义的。孩子们在本该形塑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观念的阶段在做工,本该学习文化知识以备未来发展自己所爱职业的时候在做工,在应该进入到相应职业中开始工作时却开始面临失业,他们完全倒序的生命历程背后是资本的追逐,他们不被当作社会的成员看待,而只被当作机器,也逐渐的被机械化而非社会化。
3.大工业时代生产机器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的重大里程碑,工业革命一直被誉为是解放生产力的伟大革命,然而大工业机器生产时代的到来对于工人来说真是起到了“解放”作用吗?“机器的出现和使用使得妇女和儿童劳动力被充分的发掘了起来,并使男工贬值”,这也就是说,原本招募男工所支付的工资要足够其支付生活成本(包括养家),现在以更低的价格招募妇女儿童配合机器生产,实际上所需要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是减少的,但因为有机器配合从而妇女儿童的生产效率就会提高,其实对资本家利润的获取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工人领取到的工资变少了,看似更多人参与到了生产中,实际上生活却变得越来越困难,机器的愈发智能压缩着工人的工作空间;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出现两种完全对立的趋势:一方面,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相对地,甚至绝对地减少;另一方面,劳动力的供给却在迅速地增加,不可避免地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劳动力的供给超过了资本对它的需求,从而形成了相对过剩人口。机器生产时代的到来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造成社会问题更加严峻,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社会秩序愈发混乱,社会的发展是否能与经济的发展同步进行,或是说经济发展是否就代表着社会的发展,答案似乎只能是否定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的是社会分层,是一小部分人的福利的增加,而就社会整体而言,或是就社会中占比重较大的大多数而言,带来的只是一种倒退型的社会体验感。
4.拜物教
        《资本论》中提到的拜物教,是非宗教意义上的拜物教,喻指对某种物品的迷信或盲目崇拜,如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出现的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现象。商品拜物教是指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从而使商品具有一种神秘的属性,似乎它具有决定商品生产者命运的神秘力量。资本拜物教则是指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在这个阶段也发展到最普遍的地步。其实无论是商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还是货币拜物教,其本质都是对剩余价值的过度追求形成的贪欲。究竟是资本家在操控资本,还是资本在操控资本家,其实已经是分不清楚的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已经变得不重要了,人与物的关系和物与物的关系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概念。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最基本的需求是生理需求(是对食物、呼吸、生理平衡的需求),涉及到社会关系的需求都是高于这一最基本需求的其他需求,在当时的社会里,人们都在为最低级需求的满足而努力工作,甚至更高一级的需求都几乎消失了,这样的社会状态是非常反常的。
5. 对重农学派的思考
        马克思在探讨收入和财富的来源时提出,土地和劳动是收入和财富的来源,并对重农派提出的“土地生产物是各国收入和财富的唯一来源”的说法进行了批判,如果将土地看作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实际上同样的就是在为资本家对劳动的剥削打掩护,重农学派提出的大多数观点在进入工业社会后适用性就减弱了,但是这一点是本质上就是个悖论,所以需要特地就这一点来作说明,就算是在重农社会中,土地的耕种是需要人这个要素在的,并且不能没有人这个要素。
此外重农学派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那就是强调人们应该按认识自然秩序并按其准则来制定人为秩序,这样社会才能处于健康状态,重农学派尤其强调自由,不应该由外界力量去干预社会的自我调节,只有让社会充分自我调节后才能达到最健康的状态,但是这里没有预想过之后再资本主义出现后病态的社会该如何自我调节的问题,重农学派只是一味的坚持自己的原观点,却没有看到病态社会的问题已然超过了自我调节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有一个强制性的权力出现,以强制恢复社会的秩序,若将社会比作一个有机体,这个权力拥有者就需要充当医生的角色,开出药方,甚至进行手术,以确保社会恢复健康状态,具体来说就是国家政权尽可能的同资本之间形成抗衡,当然国家确实有出台一些相关法律在保障工人和儿童的权利,但是显然并没有对资本生产产生较强的约束力,反而给资本家们留了空子可以钻,最后相关法律的执行也就不了了之了。国家政权在高度病态化的社会中如何能够集中权利发挥作用,这是值得思考的地方。
        《资本论》虽然是作为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书籍,但中间可以发掘和思考的点是多领域多学科的,我在这里提到的只是非常浅薄的几个小点,并且思考的视角不够广和程度也还有待提高,但这对我个人而言确实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所进行的思考或许会在读了更多的书籍有了更多的积累之后再进一步加深。
Posted: 2021-11-28 00:33 | 1 楼
杜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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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不错,思考很深入
Posted: 2021-12-18 09:13 | 2 楼
和夏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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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和夏妍12月读书报告

齐美尔思想之浅谈现代性
齐美尔在社会学研究中最独特的点当属对纯粹社会学(即形式社会学)的研究,且理解齐美尔在社会学中的观点必然要与他在美学与哲学方面的造诣相结合;齐美尔如是说道:“对我们来说,审美欣赏和理解的本质在于以下事实,即从独特的东西中可以发现典型,从偶然生成的东西中可以发现规则,从表面的和短暂的东西中可以发现事物的本质和意义”。对于现代性的研究,齐美尔最关注的点在于现代生活状况对个体人格的完善有何影响,其中最典型的或者说与现代性最相符的群体便是都市人,而对现代性影响最大的因素当属货币。本文便从货币和都市人这两个点出发,来探讨一下齐美尔现代性相关思想。
1.货币
货币在齐美尔的现代性研究中是一大重头戏,货币在现代社会作为一种“纯粹的工具”,被现代性贴上了特殊的符号标签,即交换的一种符号化的实体,货币“以最纯粹的形式再现了纯粹的互动,货币使最抽象的概念变得可以理解,货币作为一种个别的事物,其本质已经超越了个别性”。交换这一互动形式是任何社会形态中都必不可少的,是社会互动的重要形式。而在现代社会,最能引发交换过程或是使交换能够顺利进行的便是货币,似乎一切事物皆可货币化,用货币衡量;作为个体之间直接互动的交换,以货币形式结晶化,成为一种独立的结构,这样货币属于“物化的社会功能”的范畴,似乎存在于个体之上和个体之外。
货币被发明和赋予意义,原本是为了方便人的互动,作为一种服务于人的符号或是工具而存在,但是当货币在现代社会逐渐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一种独立于人甚至高于个人而存在的“社会事实”之后,个体反而开始被货币所奴役,个体行为的最终目标成为了金钱,一切行动围绕金钱展开,这其实是现代人的生活陷入了一个怪圈:究竟或者是为什么?若是为了获得货币,那么为何要获得货币?货币俨然是“手段成为目的的最极端的例证”,从来没有一种作为手段的东西,像货币一样如此彻底地和毫无保留地变成一种心理上的价值绝对。人的一生都在围绕货币展开,一生都在为货币追逐奔走,却既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也无法改变这样的现状。
2.都市人
货币经济支配下的城市生活,在齐美尔看来,是现代性感受的核心基础,而典型都市人的心态,即是现代性在个体身上的折射。现代人性格最大的特点是理智,而这是与货币经济密不可分的。都市人性格的形成原因有两点因素:一是货币的可计算性;货币的可计算性使得生活中凡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事物均具有可计算性,这也就要求都市人在生活中必须处处精确的计算得失,以确保获得想要的东西,同时通过计算满足自己需求所需要的货币来寻找能够赚取相应货币的工作。二是时间的标准化;强时间观念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这其实与现代社会缜密的结构性有关,将时间进行标准化对于加强个人的效率,不浪费彼此的时间方面有着重要作用,那么都市人要适应这样的社会环境,个人就必须持有较强的时间观念,精确把握时间点,制定时间表,随意更改时间表都可能会使自己或是他人的利益蒙受损失,所以理性推测和计算也就成了都市人必须具备的能力。
在齐美尔现代性相关的研究中,我还尤其关注到的一点是关于秘密社会的研究,秘密是现代社会特有的产物,现代社会拥有其产生和发展的优势条件,而在这样一种高压和精密的社会结构下都市人也需要拥有秘密,需要用秘密来修饰自己,以确保自己拥有矜持保留的和严谨的形象。
Posted: 2022-01-06 10:58 | 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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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夏妍读书报告(更新至2022.4.23)

对现代性的一些思考——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的启发

       吉登斯的现代性内涵丰富,概括起来包括:第一:一系列特定的对世界的态度,即一种世界观——对人的介入而导致的历史转变持开放的立场;第二:生产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的错综复杂的经济组织;第三:特定领域内的政治组织,包括民族——国家和广泛的民主,在这样一些特性的作用下,现代性的社会秩序类型要比之前的任何一种类型更具动态性和不稳定性。总的来说,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不能简单的看作是一个现代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更重要的内涵是一种区别与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制度或社会结构模式。
       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有四大维度,它们分别是: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控制和军事力量。关于四大维度的具体内涵和所指渉的层面吉登斯和后继学者们已经做过很详尽的解释,我在这里不重点再次叙述这一部分,而是想对制度性维度背后的现代性动力的三种来源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联系现实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在吉登斯的理论中,现代性动力论的三种来源是: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脱域机制的发展以及知识的反思性运用。其中时空分离是动力源之首,脱域机制的发展与知识的反思性运用两者呈相辅相成关系,是彼此的承载和依托。现代工业社会的工具与生产方式打破的传统农业生产下的时空密切相关性,社会关系从彼此密切互动的地域关系和无固定时间观念中抽离出来,这也就是吉登斯所说的“脱域”。抽离化的机制有“符号标志”和“专家系统”,“符号标志”中最典型是货币符号和象征政治合法性的符号,货币这种符号的出现是让人们能动扫除了各地之间经济交往和物品交换的障碍,打破了各个地域的完全特殊性,而政治合法性符号则是伴随着一定的强制性让人们被动的打破不同地域之间的封闭性,接受国家权威的统一管理。不过“符号标志”要想能够通畅的发挥作用,“专家系统”的辅助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专家系统包含了现代性的技术成就和相关领域专业人士,是现代知识性社会中最具特定领域普遍性权威的体系。专家系统的形成及其作用的发挥依赖于信任关系,是现代社会中个人自我认同的减弱所充斥着的“内在死亡”产生的强焦虑性的一种心理依赖感,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必然会给人带来一种安全感的缺失造成的“自我怀疑”,人们因“本体性安全”(本体性安全是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缺失而做出失范行为,社会需要一个稳定器来平衡技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所以“专家系统”和“符号系统”也就成为了现代性下必然衍生的产物。对外部某种强权威系统的信任是人们重新找到了一种所谓“规律”的生活方式,找回了“自我”,或者说是找到了一种找回“自我”的方式,那么我们就需要思考几个问题了,人们找到的这种找回“自我”的方式是什么?这种方式是否真的会让人们重建“自我认同”?
       到这里我最先想到的是之前读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所留下的深刻印象:民主宣称自己追求民主,且不论这样的真理是什么。这样的态度归根结底只能是一种非理性的东西。同样的,随着现代性的另一个衍生物——启蒙的出现,人们强烈感受到了现代性带来的失重感,感受到了本体性安全受到威胁,感受到了自我怀疑感正在侵蚀自身的理性,人们想要改变现状,首先想到的是从外界抓住点什么东西,那么这时伴随现代性出现,或者说对现代性的发展起动力性作用的“专家系统”便如救命稻草一般出现了,人们迫不及待的抓住了它,宣称自己找到了重拾“自我”的方法,宣称自己只相信“科学”的力量,甚至相信“专家”系统的权威力量胜过相信自己,这里可以引用这么一段话,“没有理性的内容却有理性的态度,这不就是彻头彻尾的虚伪吗?”是的,因外物的侵扰失去了“自我”,却期望通过外物找回“自我”的方式,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这只会进一步加深人们“自我认同感”的丧失和对“专家系统”权威的依赖,以理性的名义,实则一步一步走向理性的极端即非理性。
       吉登斯拒绝使用后现代的说法,认为现代性一直持续着,并未结束,我个人其实相比于后现代的说法也是更认同吉登斯关于“现代性一直在”的说法。浅谈当代人,人们什么都不要了,但是要钱,要商品,马克思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时就曾给现代生存方式下过定义: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即为现代人的生存方式。现代人的生存首先需要的绝不是虚的“自我认同”,而是实的“商品与货币”,但是人毕竟不是机器,总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无法避免偶尔突如其来的“自我怀疑”,总会自我反思生命的意义究竟为何?但是生存的压力总是凌驾于生命意义的探寻之上的,人们仍在试图从外界中找到点什么来弥补内心,或许这确实不能够找寻回“自我”,但至少人们还能依靠点什么,还有信任的事物存在,不至于如启蒙运动鼎盛时期那般拒斥一切,处在一种歇斯底里的失智状态之下,这或许是当下人能够安居乐业的缘由,但我在这里无法评判这种现象的好坏,这个问题还需要继续深究思考。
Posted: 2022-04-23 10:33 | 4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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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的婚姻观
      布迪厄的婚姻观是从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结合的角度来阐述婚姻的本质特点——婚姻是保存、增加或减少(通过低就婚姻)高度整体化所赋予的权力资本和广泛的姻亲网带来的名望资本的一个主要机会。婚姻行为不仅作为家族结构之间的连接点存在,远不止遵循某种规范,在全部正式亲属关系内指定这个或者那个负有义务的配偶,而是直接取决于实践亲属关系状况亦即可由女眷使用的女系关系和可由男眷使用的男系关系的状况,以及家族内部亦即由上一代缔结的婚姻结合在一起的,促使并允许人们开拓这个或者那个关系场的世系之间的力量对比状况。
      其实也可以这么理解,婚姻场也属于一个场域,在该场域内有它的特定的规范和制度在,婚姻不作为一种纯个人的行为来被考量,而是被赋予了社会性,需要充当相应关系的介质,承担一定的功能性,尤其是在一些非常婚姻中,大家族中每个孩子的婚姻都像是一场牌局的出牌,尤其是头生子的婚姻,极其讲究策略性,在这个场域内婚姻行为是一种选择性安排,既强调婚姻主体策略实施的主观性,又同时强调客观结构的建构性,将婚姻生活紧紧嵌入在社会结构当中。
      对于大家族来说,每个人都背负有自己的独特婚姻缔结使命,自由婚姻或是不婚行为都被视作越轨行为,通常情况下做出该行为的个体必须作出离家出走的选择,与家族决裂,不再是家族的成员之一,从而既不享有家族的财产和荣耀,也无需再承担家族的义务。现代婚姻同这种传统婚姻是有一定区别的,但是否现代人的婚姻缔结就是完全自由的呢?答案是否定的;现代婚姻看似脱离了固定的婚姻场域,但实际上只是在现代婚姻场域内行动,看似自由的婚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仍然会受到诸多的潜在或是显在的条件的制约,尤其是在传统中显在的规定在现代转化为深入人心的潜在的软性条件,没有强制执行的明文规定在,但却处处被它限制在一个场域里,形成防止人们走出这个场域的软性枷锁,也是现代自由婚姻光鲜外衣下的真正本质。
      人们试图改变的究竟是什么,是真正打破传统还是在无意识或者有意识的维护传统,人们在行动时无法清楚辨别,且这些行为动机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界限,更准确的说应该是杂糅在一起的,现代婚姻观不是断裂式的与传统全然割裂的存在,而是一种人们想要打破传统但却又在无意识状态下倾向于传统的一种行为。
Posted: 2022-05-26 09:56 | 5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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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和夏妍读书报告(更新至2022.9.25)

全景敞视主义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
      全景敞视最初被边沁提出用于建筑学形象的描述中用来描述一种全景敞视建筑,全景敞视的重点在于能够清楚的探查到该场域内每一个人的一切行为和活动轨迹。全景敞视主义实际上也是在特定的社会紧急状态下管理者或统治者所倾向于强制采取的一种秩序性规则,是一种通过弱化私人领域强化公共管理领域从而达到强化管理或是强化统治阶级权力的方式。
        福柯在《惩戒与规训》中对全景敞视主义有过一段这样的描述:在瘟疫肆意猖獗期间,瘟疫流行的城镇里完全被一个层级网络、监视、观察和书写所覆盖;一种不同于平常的广延性权力以一种确定无误的方式统治每个人的肉体,这是一种类似于科层制理想状态的全民统治模式,却能够在发生这样一些公共性危机的情况下得到比科层制更彻底的执行。这种全景敞视主义在现代应急管理中仍然能够得到明显的体现;这一点可以从如今我国新冠疫情下的全民异常团结与众志成城的状态来进行分析观察,在紧急社会公共危机出现时,全景敞视模式不仅不会被公民排斥,反而会自觉的维护并加强贯彻,这种现象或许可以从国家性质与政治传统等方面再做深刻的思考与剖析,为什么全景敞视主义如此受统治者们的青睐?以及为何公民能够如此轻易的接受全景敞视主义;这些问题或许可以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找到答案。
      我们首先来探讨为何统治者们如此青睐于全景敞视主义的管理模式;在封建时期,并不存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对立的形势,没有绝对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庄园或者说各个家庭都拥有极大的自主性,相对的统治者并没有很大的实权掌握在手中;要想实现高度统一化的治理模式,首先要打破庄园制或者说小家庭为单位的这种独立圈子,首先需要建立起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这两个相对的领域,并最终通过不断的扩大公共领域的范围和弱化私人领域的功能来掌握最大程度的权利。要实现这一目的,单靠建立代表型公共领域这种只包含进部分人群的公共空间是不够的,需要建立的是能够包含所有公众的一体式的公共空间。汉娜.阿伦特用“社会”的发生来阐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现代关系,认为这个社会私人领域已经具有公共意义了。在公共空间如沙龙、咖啡馆以及公共媒体如报纸、公告宣传画等处无不充斥着统治阶级所想要传递的思想,公众的所有行为和想法也在公共领域中淋漓尽致的被展现,同时也被统治阶层全面的掌握和监视,以便随时掐灭可能存在的任何不利于其权利的全面拥有的行为和思想。
      那么公众又是如何被诱导进公共领域的圈子里的呢?其实这是公众必然的选择。争取自由和争取话语权是公众一直以来所殷切期盼的,当公共领域向他们抛出了能够实现言语自由和行为自主的空间的橄榄枝时,当原本只有贵族阶层可以涉足的沙龙和咖啡馆开始有他们的一席之位时,他们必然会欣然进入到这样一个“更加民主更加开放”的公共空间中去,企图通过多数人形成的公众舆论的力量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为自身群体追求更多的利益,但是公众舆论是否真正服务于公众,公众舆论究竟由谁来决定导向,公共领域的不断延伸是更大范围和程度的民主还是不断压缩私人领域的空间以实现统治阶层最大程度的权力,这是无法确定的。
尤其在现代社会,个人的空间和权利究竟是在扩大还是再被完全的推入国家视域下的全景敞视圈子中,个人无法清楚的知晓并作出判断,这个所谓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明确的概念界限本身就已经开始模糊了,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和信息网络的进一步全面覆盖,是否在现代国家中还存在绝对的私人领域,如果已经不存在私人领域了那么与之相对的公共领域也就不复存在了,又该对现存的空间做何种新的界定呢。
      这似乎形成了一种循环,就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到的一样,人们高呼着民主,举起革命的大旗,推翻了统治者,却又簇拥下一个统治者继续着原始的模式。
      而现代人在面对国家层面的应急管理全景敞视监管时为何波澜不惊或者说并没有作出太大反应呢?没有人会觉得这过分剥夺了自由,更没有人会站出来高呼反对,从根本上说,我觉得更可能如前面所提到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早已没有了明确的区分与界限,公众在时间的积淀下已适应了这种生活在国家全景敞视视角下,而国家层面则会在社会正常运转期间留给公众一些表面上“私人空间”,不去过分关于个人的行为,但是在社会失序的状况下就会收回这些“私人空间”,全面监控个人的所有行为,修复社会的正常秩序。这是私人空间的缩减和公共空间的延伸是个人社会化过程的体现,人作为社会中的一部分,本质上来说也是公共物的一部分。
Posted: 2022-09-25 22:14 | 6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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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自为阵的民族国家走向全球化的共同体
——《包容他者》读书报告
      黑格尔对社会、国家、政治的形态作出过这样一种应然的猜测:“任何成熟的历史形态都会将走向衰亡”。如果这确实是一种实然的规律,那么从历史政治发展变迁的角度来洞悉未来的发展趋势就是有意义并且必要的。哈贝马斯从宏观的视角出发,描绘了关于协商民主的程序主义构想以及这种方案对民族国家的未来、全球人权政治以及相应的超民族国家政治制度的潜在影响,笔者主要抽出其中民族国家的政治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这一条逻辑线路,从民族性、团结性、包容性三个角度来对哈贝马斯笔下的全球化政治趋势做讨论。
1.论民族性
(1)何谓民族
      民族是指经长期历史发展而形成的稳定共同体,是一群基于历史、文化、语言、血亲、人种等因素与其他人群有所区别的群体,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是伴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以及文化、语言和文明的进步,居住在同一地区的相关部落逐渐融合并形成起来的群体。民族是一个共同体形成的源始力量之一,是形成政治亲密关系的重要力量之一,尤其在传统社会,市场机制很弱,市场所能决定和支配的范围有限,不构成社会的主要维持要素,而民族、宗教力量则作为重要力量支撑社会的秩序和完整性。
(2)民族的重要性
      民族对于传统国家的重要性从“民族国家”这个政治概念中便可见一斑。上层的政治繁荣需要基层结构的稳定,这种基层的最微观结构应该是家庭,而最宏观的结构则应该是民族。民族具有向内的凝聚力和向外的排斥力,国家国民的忠诚需要有人民对历史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作为基础,民族这一力量就能很好的成为一种强团结意识,尤其根据人种民族主义的观点,构成民族性的不仅是共同文化遗产等一些看不见或者说精神层面的东西,还包括肉体意义上的血缘关系这类所有民众都能够切身体会和感受的东西,这里举个例子说明:就如中华民族,这是一个抽象的民族概念,准确描述更偏向于精神层面界定的民族性概念,但是人们更多把它内化到了所有中国人民都是炎黄子孙,有着共同的血脉这样一个更容易引起大家共鸣的层面上。民族在政治层面上的重要性与其自身的团结属性密不可分。
(3)民族国家的变迁
      哈贝马斯在书中专门用一节内容来探讨关于民族国家的前途性这一问题,随着民族性在现代社会中地位的减弱,私人自治开始变强,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超民族国家的全球化政治趋势,全球化的光环将把民族国家淹没,并失去一些相应的权力。世界的政治逻辑也开始由传统的民族国家的单个场域的全权自治式逻辑向一种整体网络化逻辑转变。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政府也开始向无政府主义的趋势转变,相应的也就衍生出了一些全球性质的政治机构,如日内瓦国联和联合国都是应对全球化而生的规训和维持秩序的政治机器。
在这样一种全球化的政治趋势下,民族性应该被放置在怎样一个位置上就成了需要去进行讨论和解决的问题,也就是关于民族国家究竟应该使其消失还是扬弃的问题。民族自决性是否还有意义,关键在于如何把握自决性的程度,过分强调集体认同,必然会导致政治压迫,要么是外来因素同化,要么是通过种族隔离或者种族清洗来保持民族的纯粹性;若极端的追求民族自决性,那么这与现代政治的发展趋势不尽相同并且必然会被全球化进程所排斥在外。而若是一种合理的适度的、满足民主自决性要求的民族自决性,那么就是有效并会被承认的,能够作为一种共同的、强有力的政治文化以确保在多元文化的现代社会中国民国家不会四分五裂。
2.论团结
(1)意义
      团结在政治场域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整合作用,无论是充当传统民族国家的整合要素的机械团结还是充当全球化趋势下的整合要素的有机团结都是国家的重要政治基础,也是一个国家场域能够保持一定形态的重要保障,同时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团结,都会社会秩序的维稳起着重要作用。
      团结作为一种内生型支配力量对于个人、群体、国家、社会都具有外在的强塑形作用,也是很多宏观或微观政治结构的抽象层面的必要的构成要素。
(2)团结的形成机制
      在有关传统时期政治的亲疏紧密关系的研究中,研究政治团结关系起源的学说分为两派:源始力量学说和人种民族主义学说;源始力量学说认为政治的亲疏紧密的关系的形成主要是由宗教、教派、民族等这些源始性的力量构成的,与精神层面有着重要的关系;人种民族主义的观点则是相同人种,有着血缘关系或是其他意义上的实体的共同文化遗产的群体有着天然的政治紧密性,这一学派则更着重强调天然亲密关系所连接而成的政治关系。但无论是哪种学说来描述团结的起源,在传统时期团结的类型都是一种社会成员在情感、意愿和信仰上高度的同质性所达成的机械团结类型。
      而在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团结的形成机制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意义上的团结超越了时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形成的社会团结,它以社会高度分化、社会成员充分分工为基础,以社会分工和社会专业化而造成的他们不可超越的互相依赖关系为纽带,以物质利益为根本内容的经济关系是最基本的内容。
      现代社会就是依靠市场和行政权力而组织起来的,所以其“由人民或公民组成的民族”这一层面的民族性就会很弱,这个层面的社会基础对团结所能起到的作用自然也就会变弱。而也正是由于这种转变,小单位或者小范围的团结场域被逐渐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超越时空性的大范围或者广义上的“全球性团结”。
3.论包容
(1)包容的含义
      包容在政治层面上的含义是随着政治局势的全球性变迁而出现的,是在现代社会中保证各方社会组成要素均具有话语权的关键所在。
包容与这种开放型的全球化社会关系是共生共存的。
(2)包容的意义
      全球化的政治形态何以可能,开放包容必不可少,若是以一种与传统无差异的封闭状态存在,那么全球化无法实现,各个政治体仍然还是会以独立的互相之间没有强关系的个体形态存在,包容打破了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或者说改变了民族国家关系的构成要素,从而慢慢的使民族国家解体汇入到更庞大的政治共同体当中。在这样一个大型的共同体中包容是使各方和谐共处的关键性要素,包容不同民族之间的自决性,包容所有先前作为明确界限存在的要素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弱化原先存在的各种界限感,使得各方能够不在一些源始性的层面上划定界限感,便于权力和货币跨越时空的流动,也便于全球性市场的建立,这归根到底还是人理性化的结果,把自己以单个理性经济人的身份推入到了市场中,为利益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和区分点,只以利益为信仰,理性人的身份也让人挣脱了原先各种标签的束缚,可以在经济市场中更大程度的发挥自己的优势和作用。
(3)实例问题论包容
      这里以关于女权的平等政治实例来做讨论:在全球化政治模式下,需要打破一切传统的区隔物如宗教、民族、性别所给人带来的限制,把人都当做无差别的理性经济人看待,传统模式下性别角色和性别差异的划分与传统社会的男权统治是密不可分的,而在现在以市场经济主导的社会环境中就需要破除这些传统政治关系的连接关系。
      自由主义政治的目的原本就在于破除根据性别认同获得的身份,所以以争取女权为主题开展的政治权利活动本质上来说也是现代社会全球化的政治趋势下的必然产物。
      现代社会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私人自主,或者说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私人自主站在优势位置上,而私人自主唯有在公民积极行使公共自主时才能得到保障,只有在公共环境和秩序良好的情况下才能提供一个足够好的空间来让个人充分行使私人自主。
包容他者更多不是一种舆论意义上的包容态度,而是一种政治博弈下的准确选择,选择包容,或者说是包容造就了如今的全球化环境。
Posted: 2022-10-29 21:00 | 7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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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礼物》所进行的社会学思考
      礼物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一个词语,礼物交换也紧密的伴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人们为收到礼物而感到由衷的开心,也会为特定的人送上自己挑选的礼物来表示衷心的祝福;人类学家莫斯如是描述了礼物:“交换和契约总是以礼物的形式达成,理论上这是自愿的,但实际上送礼和回礼都是义务性的。”礼物互赠作为一种交往互动行为,具有着连接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集体的重要作用,莫斯批判的继承了涂尔干关于宗教力对社会整合重要作用的观点,但是又纠正了涂尔干关于“社会事实是存在于个人之外但又具有使个人不能不服从的强制力”的观点;而礼物发挥作用背后则还蕴藏着一整套的符号权力—符号暴力运行机制。
一、礼物与义务
      莫斯提出了礼物交换的三个原则,第一,给予,送礼是义务性的;第二,接受,对方有义务接受;第三,报答,接受者有义务回礼。这个礼物交换的过程其实都离不开以“义务”而达成的一种契约关系。没有人会只收礼而不回礼,也没有人会因为不想回礼而拒绝收礼,人们也不会因为选礼物和回礼物所带来的繁琐而完全的杜绝这种交换行为。那么人们为什么愿意遵守这种约定俗成的契约关系呢?莫斯在研究特罗布里恩岛进行研究时提出了这样一个说法:“人们认为礼物本身具有精灵或是力量,迫使接受者必须回礼”。也就是说,当地人认为存在一种超自然的力量驱使着人们进行礼物交换活动,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礼物的约束力。而礼物交换的过程中人和物其实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赠予者与接受者之间从原本的平等无关联状态因为礼物而产生密切联系和不可分割的联系,人们无法轻易摆脱这种关系,不得不进入礼物交换的运行机制中进行送礼、接受、回礼的循环模式。
二、符号权力与符号暴力
        符号暴力一词最早由布迪厄在《再生产》中提出,在《男性统治》中也有所提及,他如是描述符号暴力:“符号暴力是一种特殊的工具理性,它实施的过程中是由暴力对象以他者的自我异化方式来进行的,被统治者协助统治者统治自己,被剥削者协助剥削者剥削自己”。符号暴力之所以能够形成,其关键在于实施者与承受者之间无意识的共谋关系。
      礼物作为一种符号,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一种约束力,在传统社会,礼物可以明确分为工具性礼物和表达性礼物,表达性礼物是同一族群内部之间为加固内部感情而互赠礼物的模式,工具性礼物的存在则是为了达成一种非敌人而是“朋友”的关系,互相帮助,共同抵御敌人的侵犯,在这种交换形式下,礼物背后的权责分配是对等的,而在现代,礼物的约束力主要体现在人情方面,是社会关系建立过程中的稳固桥梁,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工具性礼物和表达性礼物是糅杂在一起了的。礼物交换看似是一种人们在日常交往过程中拉近彼此关系的形式,但实则隐藏着一种强制力来加强其意义,并将加强的意义正当化为了人们日常交往的一部分,礼物内化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举一个例子,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婚嫁习俗中,都有着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送出彩礼,女方家庭向男方家庭送出嫁妆的习俗,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双方家庭礼物交换的形式,也是人情社会特有的产物,没有谁会要求男方家庭送出彩礼女方家庭就必须回礼一份嫁妆,否则面子上挂不住,反之亦然,但是在已经约定俗成的礼物符号场域组成的人情社会下,大家必须遵守“有来有回”的礼物交换原则,以免在熟人社会中不受道德等各种潜在约束力的谴责;同样的在邻里之间,邻居们会向新搬来的住户送乔迁伴手礼(尤其国外), 而新住户也会为邻居们准备见面礼以回赠,邻居之间最初总会通过这种礼物互赠的方式互相熟识,拉近关系,从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变成以后需要互帮互助的朋友。由此可见,礼物已经成为了见证人与人之间关系限制转变、拉近时必须在场的正当化符号。
符号权力的外延则比符号暴力要广,任何能够加强意义,建构观念、思想、知识建立的权力都可以称之为符号权力,而只有当这一权力正当化之后,才被称之为符号暴力。
三、涂尔干与莫斯
        涂尔干的研究注重找到能够整合社会的某种力,这种力量在他看来是存在于个人之外但又使个人不能不服从的强制力,在他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乱伦禁忌及其起源》中都有强调宗教力是社会整合的重要因素。莫斯作为涂尔干的继承者同样关注着促使社会整合的重要因素,并认为进行社会互动的人是作为一种道德意义上的人而存在的,但是莫斯并不赞同是外在于个人的某种力量促成的社会整合。
      莫斯通过礼物的流动指出社会与个体之间不是断裂的,个体与个体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他认为“这些社会中事物的流通即是权利与人的流通”。他指出物的流通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他没有将日常生活与神圣社会互相割裂,并通过对礼物交换行为的深入分析说明了不一定需要通过集体欢腾或是对神明的过分崇拜与对个体的自我贬低才能实现与神圣力量的接触。
Posted: 2022-11-19 21:08 | 8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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