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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浩然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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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浩然的读书报告2 (更新至2020.10.11)

书单:
8.21~10.11
《认识与兴趣》(重读)
《包容他者》
《后民族结构》
《分裂的西方》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理论与实践》
《后形而上学思想》
《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重读)
《不正常的人》

以言行事,以理服人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

交往行动理论是哈贝马斯一生最具代表性和概括性的理论。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学术生涯上看,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之前的学术活动可以被视为交往行动理论的准备工作,之后可以被视为对理论的细化阐述和在不同实践场景中的发挥。二是从思想主题上看,哈贝马斯一生对哲学、语言学、社会和政治理论等众多领域所作的探讨,都在交往行动理论中实现了统一。本文主体有三个部分,分别讨论(1)交往理性提出之前,西方理性传统陷入的困境(2)致力于理解的语言学转型对交往行动的启发意义(3)交往行动理论突破意义和实践取向。

一、后形而上学的理性困境
什么是形而上学?思政课说用片面、静止、孤立的视角去把握事物,是形而上学。后来在读书中感觉到,透过事物的外形、表象而去把握事物的本质,也是形而上学。这两种不太相同的定义其实都不错。自柏拉图以来,形而上学就明确表现为普遍统一的学说。古希腊的哲人认为自己在面对世界多样性的迷惑时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只有人类能保持一定距离观察、思考、把握这个世界。世界被理解为一个整体和总体,并且有某个起源。“一”既是对这个整体,也是对时间和历史起源的描述。在对世界进行抽象的过程中,塑造了形而上学的基本世界观,也明确了人对于世界的优越地位:人是那么不同、那么优越,所以值得追求美好的生活。正是哲学带给人这种反思,也指引人去追求美好的生活,从而奠定了哲学的实践取向(此时表现为一种伦理取向)。

康德认为同一性不是世界原本的属性,而是人的知性活动进行的创造。拥有认识和行为能力的人是主体,与主体相对应的世界总体只是留待被认识的对象。二者都是先验的:如果人的认识能力是先验的,那么这种能力确定后,世界作为认识客体的命运,在真正的认识活动发生之前也就确定了。康德依靠理性对世界进行了综合建构,无论自然现象世界、社会的道德世界还是人的审美世界,都可以溯源到理性。所以世界的同一性,其实是人的理性在不同世界的发挥。黑格尔在这个观点上更进了一步,不仅将社会的主要领域视为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表现,还将理性贯彻到了历史哲学中。哈贝马斯称黑格尔为第一位现代哲学家,因为他第一个察觉并提出了现代性,标志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发生。黑格尔虽然对暴力手段持保守立场,但对能塑造新的历史方向和将哲学理论变为现实的革命又保持积极态度。黑格尔发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彻底面向未来的、在反思中把握历史的新的现代观,也赋予了哲学新的任务:过去哲学要超越世界把握世界,今后的要超越历史把握历史。这种历史在科学、道德、艺术等文化领域中都表现为主体性原则,而且以绝对精神的达成作为终极目的。

此处可以发现哲学和社会学的一个显著不同。社会学历史较短,诞生之日起就面对着现代化转型,并将对这个变动不居世界的研究作为自己的使命。但哲学有更加久远的历史和沉重的包袱。它从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走来,形成了自己稳定的基本观点:追求同一性,追求普遍、永恒、本质,然后进入到现代,遭遇了变动的、充满偶然性和差异性的世界。因此需要深刻甚至痛苦的向后形而上学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代哲学家所作的调和,都既是在维护同一性、也是在向差异性让步。康德和黑格尔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总的来说,康德的统一理论来自对自然现象的理性综合和在其他领域的复制,从而将不同领域的差异性溯源到理性的同一性。但现实生活迅速就脱离了哲学家的把握。首先是在精神科学领域,人们发现如果坚持将人视为目的而不是手段的话,那么作用于人的学科就不同于作用于物的学科,达成某种目的需要对方的意图。主体——客体、认识——改造的区分在此并不有效,知性领域内部发生了分化。其次是自然科学领域,康德的理论很大程度上来自牛顿力学的启发,但科学哲学的探索让人们意识到物理学内部也不存在理想的同一性。最后,理性不仅没能让哲学成功调和同一性和差异性,还引发了意想不到的恶劣后果。

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被珍视的不仅有同一性概念,还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实践取向。这种取向在现代意识觉醒的时代里表现为解放的倾向。现代性表现出历史的断裂,否认一切外在的、传统的权威,唯有主体自身的理性是确定的、肯定的、自明的,其余的一切都要接受怀疑和批判。人们试图从理性对世界的认识中获取力量,摆脱外在强制和统治。但世界的多样性与其说给了理性以不同的发挥空间,不如说孕育出了对理性的不同认识。其中,实证主义的理性自我理解为手段、效率、经济,不仅要求认识而且要求改造自然。从中生长出的科学技术,又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获得了事实上令人信服的权威性。这就是社会学亲眼目睹的事了:技术改变世界的效果十分显著,技术体系本身也变得越发复杂;人们不仅开发出了作用于物的工艺技术,而且也创造了作用于人的统治技术;人们只在自己的领域内有可能成为专家,而在其他所有领域内只是被人教导的使用者,我们事实上将技术交给了一部分精英;技术进步和制度框架彼此融合,究竟是作为统治的技术还是作为技术的统治已经不重要了,确定的是人越发成为制度设计和权力技术的监督对象,被固定在消费品的链条和组织的网络中。

在工作的压抑、战争的打击、风险的威胁下,即便不需要高深的哲学积累也能凭直觉感受到:这样的生活,不对。人作为主体尊奉起理性的权威,理性尊奉科学的权威,科学尊奉技术的权威,技术则统治陷入困境的主体。那未来该怎么办呢?放弃技术,收缩理性,还是寻找某种宗教的庇护?卓有成效的技术成果不可能被放弃,古老的实践取向和理想的启蒙理想也不能被放弃。历史的河流不会倒退,现在它流淌到哈贝马斯面前。

二、语言学转型的启发意义
人们对技术改造生活的效果持开放态度,担心的是以技术规则为原型塑造了人类社会的规范。德国的精神科学传统相信,科学技术回答不了规范、价值、理解一类的问题,而这又是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不同行为者的意图如何协调起来呢?这种协调必然始于语言,因为语言是人类心灵在历史文化中的表现媒介,即使行为意图有分歧,起码也要通过语言表达发现。科学技术只能选择恰当手段、实现既定目标。但只有语言交流能帮我们理解他人意图,达成某种共识。

语言学对哈贝马斯的启发主要来自语言的工具论模式。我们在使用语言时涉及三个要素,言者、事物和听者。相应地,语言在使用中发挥着三个功能,表达自己的意图,表现对事物的描述,以及和听者建立关系,分别强调语言的内容、描述的命题和语言发生的语境。语义学长期争论着到底是将语言的意义还原到言语者身上,还是强调语言媒介本身的合理性和内在结构。维特根斯坦则认为,只有当语言处于对互动主体都有效的规则下,语言表达才具有同一意义。语言的意义和有效性要求建立起了关系:只有对方理解了,语言表达才算真正完成(表自内心,达至对方)。这里已经触及了语义学向语用学的转型,但还不够。

纠结语言是否表达了言语者的意图,是否正确描述了事物本身,都还是局限于“主体——客体”的主体哲学视角。当我们使用语言时,进行的语言行为与其说是语言发生的过程,不如说是以语言为媒介的行为过程,最终目的是让对方理解我们的行为,是一种主体间的哲学视角。维特根斯坦已经注意到了语言在主体与主体间而不是主体与客体间发生,但是他对于有效性的认识相对狭隘。

哈贝马斯所做的,首先是将已经被发现的有效性要求发挥到语言工具论模式的各个环节中去,把语言意义和语言有效性的密切联系贯彻到底。因此,在理想的交往情境中,言语者的意图不可以不真诚、命题不可以不真实、语境不可以不恰当。为了充分理解相互意图,必要时言者还需要展示自己所依赖的理由。听者知道了这些理由,也就能理解言者的话,从而让语言和行为同时达成。通过言语做成某事,这就是以言行事。以上只是语言主题内的有效性要求,交往共识得以成功实现,必要条件是未被言说、挑明、展示的非主题知识。这些内容包括我们传承的文化知识,我们对社会交往语境的感知,我们对交往主体基本特征的判断。庞大的非主题知识构成了作为交往背景的生活世界,虽然不是语言行为的主题,却是语言行为“讲得通”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交往理性就扎根在生活世界中。目的理性要在客观世界中达成某种目的,交往理性的目的则是以同为主体的他者在言语交流中相互理解、达成共识。虽然无数的交往可能牵连着无数的语境,虽然每一次交往都有着被反对的风险,但这一切的偶然性、差异性都被吸纳在生活世界中。人们还是在一个共同拥有的生活世界语境中交往,参与交往的还是有认知、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在主体间的对称关系中,人们充分表达各自立场,并做好学习、理解、接受他人立场的准备。真诚的要求意味着,无目的的人不可能假装成有目的的,但有目的的人可能会假装成自己无目的,即伪装起自己的真实意图,假模假样地参与交往。但他不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所有人。如果在交往中他始终拒不接受的他人的立场,甚至试图操纵共识,则相当于暴露出了不真诚。尽管他也可以通过其他力量如暴力、威胁、利诱等方式获得他人的认可,这不是交往,也不是规范意义上的理解认同,终究会被交往行动的力量推翻。

三、交往行动理论的意义和使命
把交往行动理论放在不同的学术源流中品味,可以获得不同侧面的突破意义。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在后形而上学时代里,捍卫理性概念,通过批判主体的方法维护主体。交往理性允许偶然性,但也搭建了通往理解的必然道路。虽然社会中充满了差异性和不确定,但人作为能够达成沟通理解的主体所具有同一性是确定的。人的特殊地位在于我们能思考、交流、理解,而不是相对于世界的对立性和优先性。交往行动理论接纳了差异性,也维护了同一性,并且坚信,只有在多元性的声音中,理性的同一性才是可以理解的。有了这种哲学基础,许多问题也迎刃而解。

交往理性不自封为全面建构世界的主观能动性,也不把自己理解为历史的终极目的。它的视野里首先出现的不是作为认识和改造对象的客观世界,而是我们共处其中的生活世界。人在世界面前并没有优先性,生活世界先于任何一个个体而存在。但我们也不必因此就将生活世界理解为外在的结构、框架。个体成长过程中,不断学习着生活世界中的知识,从而实现自身的社会化和文化教化,同时摸索着如何与他人交往,交往和学习中的偶然性塑造了个体性。个体在每一次的日常交往实践中保存、革新了文化知识,培养了维护了个人认同,从而再生产了生活世界。使理解成为必然的理性并不是先验的,而是在生活世界的交往实践中形成的。只要个人正常参与生活交往,就能培养出应有的品质,生活世界也得以维持。

以上是交往理性对“社会秩序如何可能”问题的回答。这个问题不是要对社会的安排措施寻找某种方案,而是对我们已经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追根溯源寻求解释。哈贝马斯认为人们一直是这样生活的。不是“人类应该如此”而是“人类本就该如此”。之所以过去交往没有被意识到,是因为当交往还处于自发的、前反思状态时就已经被策略行为、目的行为代替了。交往被目的行为遮蔽的过程,也是生活世界被权力系统和经济系统侵占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

二战后西方国家通过福利国家制度缓解了经济系统面临的危机压力,但新的危机正在酝酿。首先体现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变化上。在黑格尔敏锐地察觉出“现代性”的前后,友人的书信、出版的刊物和咖啡馆的辩论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闻、出版、集会等方面的自由也被保证,因为公共领域中的这些意见表达被认为是政治意志形成的来源。但在20世纪后期,低投票率表明民众越发不愿意通过选票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已有的投票选举也只是让不同政治派别轮番执政的必要程序;竞选过程不再是意见冲突的结果;大众传媒成为政党的宣传工具,甚至宣传一词本身就说明其政治主张并不来自民众,所以需要宣传争取民众、制造公共性。诸多现象都表明,作为政治批判领域的公共领域瓦解了。相应地,公共领域中的合法性认可也不真正表明其合法性。

于是在福利国家制度中,权力与公民的关系就成了福利的给予和接受的被动关系。如果考虑到科学技术和制度框架的联合,还要加上一重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随着社会主义在西方的影响转入低潮,给予民众福利的福利国家制度也摇摇欲坠,新自由主义思潮蠢蠢欲动。新自由主义鼓吹经济上私有化、政治上主张多元化、社会生活中强调个体化。任何强调公共性、同一性、集体性的东西都会被作为社会对个人的打压。新自由主义兴起,反映的是全球化进程中市场一体化力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国家内部的多元文化冲击、福利国家及其社会模式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上愈发乏力,都因全球化导致的跨国风险和国际竞争、地区竞争而更加复杂。虽然这些问题发生在不同领域、各有特点,但共同点是,它们对民族国家这一曾经成功的社会一体化解决方案构成了有力打击。如果单一国家无法应对,那联合是必要的。

欧洲较早地察觉到了这些风险,并且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区域联合。这种联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欧洲内部差异再大,也有着长期共同的历史,甚至战争也成了共同历史的一部分。欧洲从数百年的相互征战中学会了通过政治对话弥合分歧、相互理解,达成共识。在哈贝马斯看来,应对全球化竞争和后民族时代的其他问题,欧盟的模式是必要的,但还不够,他希望欧洲达成更高政治水平的联合。为此,不仅需要政府间的对话协商,更需要广大欧洲公民的政治参与,需要在欧洲人之间培育对话意识、塑造政治文化、激活公共领域,从而形成超越语言、历史、出身等民族因素的更普遍的公民团结。

哈贝马斯对欧洲乃至更长远的世界各国联合的设想暂且不谈,但欧洲的处境和举措不失为对交往行动理论的现实启发和有力支持。思想家的成果来自哪里?应该至少包括他继承的文化传统、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以及他对时代激荡进程的把握,包括时代发生了什么和同时代人在思考什么。作为一个学者,哈贝马斯面对后形而上学的理性困境,运用语言学转向的成果,将交往行动理论作为明确的回答。他批判吸收了同一性的理性传统,也继承发扬了启蒙的理性取向,致力于将理论转化为实践成果,让人摆脱权力和经济系统的压制。但他并不想通过提出一种能够按部就班执行的理论设计来实现启蒙理想,否则就是退回到了自己批评的主体哲学中,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几乎不可能有在各个领域都普遍有效的方案。他提出的是一个开放性的理论,将解决问题的机会交给了在这个时代唯一确定的因素:有认知、交往、行为和理解能力的主体。交往行动理论不许诺某种救赎式的完美,但包含着启蒙解放的美好理想。虽然包含着理想,但并不是虚构的现实,而是依赖主体间交往、理解、合作而创造的现实。最后发现,哈贝马斯就是那个交往中的言者:以言行事、以理服人。理既是他身上的理性传统,也是他孜孜以求的交往后的理解,还是他最后提出的理论。通过这些东西来说服作为听者的公众,让公众理解,此后无论是处理面对科技和制度对人的统治问题,社会内部的多元文化和政治一致的辩证问题,还是后民族时代各国对话协商、多边合作的问题,这一套理论都有发挥作用的可能。

2020.2.2~2020.8.20
《自由交流》
《关于电视》
《区分》(上下)
《单身者舞会》
《实践感》
《再生产》
《文化资本和社会炼金术》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
《现代性的后果》
《全球时代的欧洲》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政治学、社会学与社会理论》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
《第三条道路》
《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社会的构成》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
《民族-国家与暴力》
《超越左与右》
《风险社会》
《实践理论大纲》
《自我分析纲要》
《世界的苦难》(上下)
《男性统治》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认识与兴趣》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合法化危机》
《交往行动理论》(一二)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欧盟的危机》

2019.12.1~2020.1.14
《疯癫与文明》
《规训与惩罚》
《性经验史》
《必须保卫社会》
《惩罚的社会》


理解人类与历史:吉登斯的权力理论


一、吉登斯的理论脉络
吉登斯的作品可以分为这样几部分:早期对经典作家的整理,提炼了经典价值,总结了社会的研究对象;中期的结构化理论,努力超越萌芽于经典作家,后由解释学和结构主义、功能主义不断强化的社会学理论中的各种二元对立,重新定义行动和结构,试图对人的行为做出完整解释;中期以后的“社会理论三部曲”,勾勒历史演进的系谱,阐明现代社会为什么是那样的社会。最后以现代性理论收尾,寻求人在现代社会中如何生存的回答。
“人在现代社会中如何生存”,这是一个贯穿社会学史的问题,历久弥新。各位社会学家即使争论再过激烈,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是有共识的:现代社会是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社会。这个共识太过基本以至于经常被忽略,但问题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或者说,一直在被回应,但是问题还在。因为现代社会本身也一直在变,不断提出新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社会学是19世纪社会转型的产物,但只要人还在社会中、只要社会还在向人类提出问题、只要人类还对自己和环境有好奇和反思,社会学就会一直存在。
面对这个问题,前三大家指出现代社会是研究对象,奠基了一些研究人与社会的视角,并给出了关于现代社会的虽不完整、但极具启发意义的方案(这个不完整分两点,一是虽然他们都是杰出的思想家,但有些因素没有注意到;二有些19和21世纪的现代社会相比,有些要素保留,有些要素丢失,有些新要素出现)。其中马克思和韦伯更倾向于用“资本主义”来描述这场转型,涂尔干更多使用“工业主义”一词。其中又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描述最为深刻、影响最为深远。到了吉登斯,他认为社会学的任务就是致力于分析20世纪晚期,人们所生活的这个新兴世界的特性。这虽然是个新兴世界,但是关键机制仍然继承自更早的社会变革。因此,要理解现代社会的新兴特点,要先了解现代社会是怎么来的。


二、萌生于结构化理论的权力
1.人是唯一的能动者
吉登斯的各理论部分中,结构化理论是对人的理解,社会理论是对历史的理解。按他对自己的理论安排,社会理论是作为结构化理论的直接结果出现的。当理解了结构化理论关于人类行为的动机、理由,以及“结构性特征是内在于人的”之后,对“人类创造了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也会有新的理解。行动者不是填充结构模式的木偶,也不是为所欲为的个体。但不管怎么说,除非行动者有意为之,有些行为确实不会发生。社会生活是一个连续体,行动的生成过程也是。尽管行动之前有一系列链条,链条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行动者想去做某事。之后,这个链条也在不断延伸,产生意料之中的和之外的后果。社会连续体因此而来,外在的结构,既是行动的媒介,又是行动的环境,也是行动的结果。行动与结构不是割裂,而是相互生成、构成再生产的循环。

结构化理论和社会理论是一体的,理解了人的行动才能理解历史的进程。历史不是可重复的人类计划,但除了人类计划的结果,它也不能被做别的理解。历史是被人类创造出来的(虽然同时历史也在塑造人类),包含了人类想做的又做成的事,想做没做成的事,以及没想做但做成了的事。上一个事件的结果作为一种事实,会成为下一个事件的原因,但不能反推为上一个事件的原因,尤其是在将原因归结为人类动机的时候。
由此可见,吉登斯一直在强调行动者的主体地位,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对条件、手段、后果等的认知。这种强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动者是社会中唯一有能动性的,从而反对功能主义贬低主体、抬高客体的主张;二是强调也只到“唯一”为止,能动性的特点在于独有,而不是强大,还有很多结构性、限制性因素不能视而不见,从而反对解释学等主体主义论点。人的主体地位是结构化理论和社会理论间的一座桥梁,而人的主体地位、或者说人的能动性的直接表现,就是权力。

2.简明纯粹的权力概念
吉登斯认为权力无关利益、无关冲突,是一种能力,一种改变既存事态和事件进程的能力,一种实现自己愿望的能力这是一个从韦伯那继承来的概念。贯彻自己的意愿在某些时候需要影响他人,甚至强迫他人意志、使他人的能力失效。诚然,行动会受到限制,但即使是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也不意味着要将行动简化为机械的、结构中的反应。虽然在实际情况中权力、利益、冲突经常一起出现,但那更多是作为事实上的联系,而不是出于逻辑上的必然。
权力是关于改造的能力,改造的过程既需要人的行动,也需要利用结构中的资源。结构化理论把结构性因素看做规范和资源的复合,并进而将资源细分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配置性资源关于通常的生产手段、产品和物质环境,是关于物的资源。权威性资源可以简要地看做关于人的资源(社会时空的组织也被看做是权威性资源)。
无论外在的社会力量无论多么强大,都不会自动转化为人的动机,非得是与行动者有某种属性的契合不可。资源也不是自动纳入社会体系的再生产过程,是人将它们引入了日常生活。居于情境中的行动者将资源纳入生活世界的过程,就是支配。支配可以包括制裁,也可以包括生产。虽然在运用权威性资源、实行对人的管理、塑造不同的自由与依附关系时,会接近我们通常说的支配概念,但在吉登斯的语境里,支配这个词原本不是负面的。支配存在于制度中、并通过制度表现出来。社会制度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社会控制模式,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得以有连续性、稳定的保证,稳定的控制形式就是统治
吉登斯几乎把权力等同为能动性本身。人的权力就是人实行改造的能力,但我们还是难以把做一顿饭的“能力”与调配救灾物资的“能力”看作同一种权力,即使它们都关于物;同样,也难以把交一个朋友的“能力”与任命一位部长的“能力”等同,即使它们都关于人。这种差别的直接原因在于时空伸延的范围不同。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储存对时空伸延的提升了发挥了根本性作用,权力也是在两种资源的交互作用下产生的。提升时空伸延,让人们能影响的范围扩大,提高了人的转换能力,从而也增强了权力。那些看似差异极大的权力,都是突破了短暂的在场,而延伸到更广大的时空中。这是从人的视角来看待运用的权力,如果从一个政治实体的视角来考察权力如何延伸,呈现出来的就是一幅广阔的历史进步画卷。


三、权力转移和历史变迁图示
1.两种进化论
吉登斯在人的问题上反对功能主义,在历史问题上反对进化论。进化论也分两种,一种是认为历史朝着一个方向线性渐变的进化论,一种是受前种思潮影响,认为线性渐变和断裂性的革命相间的历史唯物主义。吉登斯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梳理为三个部分:对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变迁的动力;这一动力形成了截至资本主义各种社会形态,并且资本主义也必将灭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统一的,但吉登斯只接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企业特征的洞见,并将其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图示区分开。原因在于吉登斯认为马克思忽视了对权力的分析,尤其是运用权威性资源时的权力。并且认为,如果把现代社会当作以往社会的生产力渐进增长的结果,就不能发现现代社会同各种传统社会的区别;如果用现代人熟知的经济社会概念去描述过去,也就不能发现传统社会的真正特征。

2.权威性资源主导的阶级分化社会
不同于“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观点,吉登斯把社会分为以传统社会为代表的阶级分化社会,和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为代表的阶级社会。虽然也接受“生产是人类历史第一位的活动”,但第一出现未必就是最为重要,也不能推断这就是人类社会的解释原则。传统社会的人们没有感到扩张生产的强烈需要;经济与政治也尚未分离;私有财产的概念不同今日,人们依靠身份(共同体的一员)而不是劳动获得土地;没有劳动力的自由市场,即使有类似的交易,人也是作为整个人来买卖的。简言之,在阶级分化社会中,权威性资源而不是配置性资源占据主导地位。
权威性资源包括对人的管理,也包括对社会时空的组织。传统社会的社会时空通过血缘和传统组织起来,强调在在场、可得的交往。权威性资源让社会保持稳定,也带来了变革。历史舞台上先后出现了部落、城邦、帝国和现代国家。在部落向城邦转化的时候,政权、城市和书写都出现了。以书写为例,历史学发现,列表早于文本,行政列表早于词汇编目。这说明,书写是作为权力对外界的监控工具而使用的。书写比语言更能突破时空限制,扩大了权力对人和物的行政控制范围。在诸如此类变化的影响下,第一个生产权威性资源的主要权力集装器——城市出现了。我把这理解为,与其说是城市成为了中心,不如说是中心地区后来发展为了我们熟悉的城市。不是城墙、市场、驻军带来了权力,而是种种因素让这个地方便于交往和控制,才有了城墙、市场、驻军,并进而加强了权力。
城市的出现让传统社会有了权力中心,但也仅到此而已。城市权力从来没能深入到乡村,而乡村又承载了主要的经济活动和人口。这导致传统社会是割裂的社会,表现在两个方面:(1)各个政治实体只有边陲、国界,边陲不是表明统治到此为止,而是恰恰说明无力统治。(2)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在地理和社会文化各方面都有距离,不存在集体和公开冲突的可能,缺乏现代意义上的阶级冲突,这也是为什么它是阶级分化社会而不是阶级社会。
总的来说,自上述变化之后,阶级分化社会在时空组织上就没有重大突破。这类社会当然也不是完全静止的,它只是处于长期量变、等待质变的状态。如果说质变的结果看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那么质变的第一步发生在16、17世纪的欧洲。欧洲经过长期的征战吞并,数量最多时的一千多个政治实体只剩下了数十个幸存,欧洲的国家体系嵌入到国家自身的形成过程中。各个国家相互承认对方在自己的领土内享有主权,这是外交的开端、也是国界线的出场。现代社会的权力集中器已经有了雏形,但还不够

3.配置性资源主导的阶级社会
现代国家就是民族-国家,但在理解时不能被翻译误导,也不能从“中华民族”的角度出发理解民族概念。民族-国家有这样几个简明特征:明确的国界、有效的行政垄断,且政治范围和国界刚好对应。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体系是一起形成的,正如一条国界线至少标识了两个国家。
民族-国家是现代社会转型的产物,此时权力的扩大就需要配置性资源登场,尤其是与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的联合。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是现代转型中两个亲密联系、容易混淆,但绝不相同的两个范畴。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是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制,涂尔干试图重建工业时代的共同道德标准,韦伯探讨了更大范围的资本主义及其复杂动力。
吉登斯批判继承了上述讨论,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从中世纪后就延续下来的概念,并在16、17世纪大规模扩张。它首先是一种追求利润的经济企业模式,其独特处在于商品化过程,包括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相互交织、自由让渡。而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形态,资本主义又是生产所有社会成员赖以生存的产品和劳务的主要基石。
工业主义却发生于18、19世纪。其特征包括在商品流通的过程中运用无生命的物质能源、生产和其他经济过程的机械化,以及制造业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而不仅是产品制造本身的推广。既不能把工业主义看做资本主义长期追求技术创新的结果,也不能把资本主义看做工业主义进程中的过渡。经验上看,它们在一段历史上发生了重合,并且有默契的一致。二者的联合带来了两个直接结果,一是产品的商品化过程中,工业技术被用来扩大生产、降低利润;二是在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中,通过监控来维持工作场所中的纪律。可见,吉登斯充分认可了马克思最资本主义生产机制,尤其是商品化的分析。商品化扩大到劳动力,也标志着配置性资源取代权威性资源成为那个时代主要的变革动力。
当工业主义同普遍的商品化压力结合后,就为剧烈的社会转型提供了手段(1)发展出一种新型的阶级体制,其中阶级斗争无所不在(2)尽管有阶级斗争,但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却无需使用暴力的管理方式,监控模式既成为经济组织的关键特征,也成为国家自身的关键特性。(3)国家在内部垄断了暴力,但军事的工业化孕育了更大的暴力,并可以对外使用。(4)高效运输、电子通讯、和统计数据的出现,进一步扩大了时空伸延。
总而言之,高度发展的行政实体依赖于工业资本主义得以实现内部绥靖,并消解了阶级分化社会的裂变特征。民族-国家真正到来了。这一进程有一个很好的标志:虽然工业资本主义推进了城市化,但现代城市都没有城墙。虽然可以找到许多城墙限制发展的技术性因素,但不如把这看做一个象征:消除内部壁垒,建立外部边界,形成内外分明的统治。在阶级分化社会中,城市与农村的分化和共生关系构成了时空组织的基础,因而也就构成了权力运用的基础。随着资本主义的成熟,城市与农村的对比逐渐瓦解,城市没有了施加权力的对象,而本身也成为民族-国家的权力对象。城市化不是人口在两种社会背景间的转换,而是这些背景本身的转型。


四、反思的历史和历史的反思
吉登斯对权力和统治的相关讨论,时间上位于系列作品的中后期、空间上位于理论结构的中上层,并且和历史变迁的理论交织在一起。虽然讨论本身不难理解,却意味着需要大量词汇的铺垫,还需要我们从身处的环境中暂时走出来,去接受一种新的概念,需要不再把我们熟悉的东西看做理所应当、牢不可破的。简言之,需要反思。
吉登斯的理论始终有和“理所当然”的心态作斗争。反对“为...需要”的功能主义解释。以民族-国家为例。我们身处民族-国家框架中,将这一框架作为既定事实来接受,是具有事实上的正当性、合理性的。于是,与它有关的,似乎亲和的因素都可以被解释为满足它需要、促进它发展的东西。但是,不是资本主义为了权力、利润,而和民族国家彼此适应,而是因为16-18世纪的种种变化,它们才彼此适应。这是贯穿于结构化理论中的因果关系讨论。认为人类计划就可以达到一切,是一种天真的主体主义;认为客体自发地如何如何,也不行,人类才是唯一的能动者。人类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控制历史创造的结果。历史作为人类计划的结果,肯定有反映了人类能动性的东西,但不能把所有结果都归结为能动性。同时,人类能动性的结果,作为一种事实,又会成为其他事件的原因,也是不能否认的。也就是说,可以把上一个结果理解为下一个行动的原因,但不能以这个结果来反推导致它的原因。
反思似乎经常被后现代思想家提及(虽然吉登斯反对“后现代”一词,因为他认为过去导致现代社会的关键机制依然发挥主导作用)。当我们在行动时,会涉及到对现实到底是什么的理解,这种理解反过来影响我们的行动。这看起来非常简单的构型,为什么在后现代\现代社会被反复提及呢?这和特定历史进程有关。现代社会是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如果人们能靠传统、习俗、惯习生活得很好,那确实不需要费时费力地反思。但传统已经靠不住了、专家知识系统也并不总是确定的,现代社会又出现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风险。现代人未必比前辈们更加聪明,但必须更多地反思他参与塑造、也反过来塑造自身的社会世界。解传统化和反思性扩张谁为第一已经不重要了,在现实中它们紧紧缠绕在一起。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历史也是反思的产物,并且预设了单向线性的时间观念。或者说,时间本身就是一种观念。如果认为时间是恒定的,或至少是循环的,那人们凭借传统就可以生存,因为传统反复存在。后来发生了某种变化,传统被逐渐消解了,人们的反思能力开始发挥作用,并认为社会可以反思性地进行调控。在反思中,过去、现在和未来被区分开,历史和线性时间观念诞生了。
现代社会是需要反思的社会,社会学是一种反思的产物,现代社会中的人和政治权力都需要反思性的监控以适应外界变化和风险。在吉登斯的后期理论中,描述了许多现代社会的风险,是传统的民族-国家框架不能应对的,于是他也给出了一些实操性的建议方案。至于有效与否,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即使是马恩,也不想对未来的社会主义方案做太多勾勒,并且认为这种构想是虚妄的。虽然我长期以来,对于批判马克思的理论,都抱以一种情感上的拒斥。但后来觉得也没必要。一切都拿来批判审视一番,这是符合辩证法的要求的,只要有理有据。吉登斯的分析是一种批判,也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我,这就是有意义的。他反驳了马克思,但又没有驳倒马克思。都是对的,都是深刻,都有意义,这就够了。
在阅读吉登斯回顾现代社会的源起和眼下的解决方案时,也应该意识到,这些理论最重要的是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巨大变化的认识和反思,其次才是具体的建议措施。我们不应该低估资本主义自我完善的能力,要正确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优于我们的事实,要做好在世界历史中两种制度长期合作、斗争的准备。


[ 此贴被陈浩然00在2020-10-19 22:16重新编辑 ]
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
Posted: 2020-10-19 21:56 | [楼 主]
陈浩然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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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年,开新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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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20-10-19 22:15 | 1 楼
万书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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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得详实又简明,有自己的思考,读起来很享受~~
Le vent se lève… il faut tenter de vivre!
Posted: 2020-10-27 09:04 | 2 楼
李佩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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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总结的很清晰,~哈贝马斯和奥斯汀的渊源较多,他们都看到语言陈述与生成机制,奥斯汀虽然指出语言效力依赖制度条件,但是没有进一步分析制度条件的社会特性,退回语言学中,将言语行为区分为“表意行为”、“以言取效行为”和“以言行事行为”。奥斯汀和哈贝马斯都是认为自己在话语自身之中,在言语的具体语言物质中,他们从语言内部寻找隐藏域语言惯性的逻辑和有效性之间的规律但忽略了权威来自于语言之外,总而言之,言说者的权力与合法性不来自语词本身,而是来自社会制度和权力结构。
Posted: 2020-11-13 16:24 | 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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