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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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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凤的读书报告(更新至2020.7.29)

李凤的读书报告(更新至2020.7.29)

2018.10.10-2020.7.29,社会学就读到这里吧,接下来继续政治学,加油!
1.赫伯特•斯宾塞《社会静力学》
2.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
3.涂尔干:
《教育思想的演进》
《社会学与哲学》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哲学讲稿》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自杀论》
《道德教育》
《孟德斯鸠与卢梭》
《实用主义与社会学》
《社会分工论》
《原始分类》〔法〕涂尔干  马塞尔•莫斯
4.马克斯•韦伯:
《学术与政治》
《社会科学方法论》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古犹太教》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法律社会学》
《非正当性支配——城市的类型》
《马克斯•韦伯传》玛丽安妮•韦伯
《罗雪尔与克尼斯》
《支配社会学》
《支配的类型》
《经济与历史》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宗教社会学》
《宗教与世界》
《经济与社会》导读、经济部分、附录部分
5.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
6.卡尔•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资本论》第一卷
《资本论》第二卷
《资本论》第三卷
7.齐美尔
《货币哲学》(1-3卷)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现代人与宗教》
《宗教社会学》
《生命直观——形而上学四论》
8.帕森斯
《社会行动的结构》
《社会学与社会组织》帕森斯等
9.默顿
《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
《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
10.戈夫曼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日常接触》
《污名》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
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
科塞《理念人》
达伦多夫《现代社会冲突》
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
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
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
11.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保守主义》
《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
12.舍勒
《资本主义的未来》
《知识社会学问题》
《价值的颠覆》
《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13.布劳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不平等与异质性》
14.帕累托
《精英的兴衰》
《普通社会学纲要》
15.吉登斯
《失控的世界》
《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
《全球时代的欧洲》
《为社会学辩护》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
《亲密关系的变革》
《现代性的后果》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社会的构成》
《气候变化的政治》
《超越左与右》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社会学:批判的导论》
《民族国家与暴力》
《政治学、社会学与社会理论》
《自反性现代化》
《第三条道路》
16.福柯
《生命政治的诞生》
《这不是一只烟斗》
《规训与惩罚》
《不正常的人》
《必须保卫社会》
《临床医学的诞生》
《性经验史》
《福柯文选1:声名狼藉者的生活》
《福柯文选2:什么是批判》
《精神疾病与心理学》
《疯癫与文明》
《词与物》
《说真话的勇气》
《词与物》
《什么是批判、自我的文化》
《自我技术》
《乔姆斯基、福柯论辩录》
《知识考古学》
《安全、领土与人口》
《主体解释学》
17.布迪厄
《世界的苦难》(上、下)
《关于电视》
《帕斯卡尔式的沉思》
《实践与反思》
《区分》(上、下)
《实践感》
《单身者舞会》
《自我分析纲要》
《再生产》
《科学的社会用途》
《国家精英》
《实践理论大纲》
《继承人》
《遏制野火》
《艺术的法则》
18.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认识与兴趣》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对话伦理学与真理问题》
《现代性的地平线》
《合法化危机》
《关于欧洲宪法的思考》
《作为未来的过去》
《后民族结构》
《包容他者》
《分裂的西方》
《交往行为理论》卷一
《交往行为理论》卷二
《后形而上学思想》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民主化的进程》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卢卡奇
19.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爱欲与文明》
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
利奥塔《非人—时间漫谈》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
本尼迪克特《菊与刀》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安妮特拉鲁《不平等的童年》
彼得伯格《与社会学同游》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
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
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
鲍曼《后现代性及其缺憾》
鲍曼《流动的现代性》
《在野之学》、《全球猎身》、《中国国家治理的逻辑》

啊......所有的读书笔记都贴上来,容量太大更不了,就更最近的一篇叭。


                                                     
社会学总结:现代性及其未来
回到一个门外汉的角色,我们追问社会学这一学科是什么,它有着什么样的前提假设和价值追求,它又要研究什么内容和解决什么问题呢?社会学产生于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社会语境中,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变迁促进了传统社会要素的重新组合与革新,如何解释突如其来的现代社会并建设一个尽可能好的未来,这是自社会学产生近两百年来社会学家们一直在探索的问题。
一、古典时期:现代性命题的提出
社会学这一名词正式诞生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间隙,自孔德提出以来,社会学家们无不在回应工业化驱动下的现代社会问题,并提出了不同的现代性命题。与前现代社会相比,这突如其来的现代社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如何变化?如何应对这般变迁?现代性的尽头和人类的未来在哪里?面对这样急迫而现实的议题,早期社会学家们将社会学嫁接到物理学、生物学上,以有机体的运动与静止来隐喻社会的部分与整体的结构关系和动力关系,以此认识整个社会的构成要素,以及各部分间的运转机制。
涂尔干追溯了集体情感的宗教起源,并提出将介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职业团体作为集体道德和集体意识培养的载体,将不同行业的职业共同体道德扩展到整个社会后促进社会秩序的整合。如果说涂尔干是激情昂扬又逻辑清晰地娓娓道来社会整合问题,那么韦伯则是冷静又压抑克制着内心的激情澎湃。韦伯认为,理性启蒙使个体对上帝祛魅,清教徒精神的神圣性逐渐从彼岸世界的终极意义中返回到人类自身——人类成为自身的上帝,价值理性在为现世生活服务中转变为了一系列工具理性化的操作细则,人类在追求理性解放的同时也走近了现代社会精致的理性化牢笼。马克思则是更具批判性的思想者和激进的革命者,思想矛头直指现代社会的基本经济形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商品货物背后的阶级生产关系、分工异化和制度性的社会化矛盾,指出现代社会的的变革动力(无产阶级的联合)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愿景。而齐美尔则更像是一个现代都市社会的秘密探险者,他似乎并不像像涂尔干、韦伯、马克思那样热衷于提出系统化的社会理论与方法论范式,而是游走在都市社会中,观察着形色各异的个体之间互动形式及其心理想象,正是这种个体间交往而后又独立于个体之外的客观文化形式,成为了具有超验性的宗教情感,它连接着抽象个体之间互动形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人们带着固定又模糊的宗教信仰不断进入新的互动。然而以货币为代表的客观价值测量标准逐渐抹平了自由独特的个体生命,人们生活在由客观文化指标衡量的均值化社会,因而齐美尔主张回到生命本身,将生命本身作为一种形而上学价值而非依靠客观文化。滕尼斯等人则对传统与现代社会形态进行了比较,以共同体与社区的隐喻来认识社会要素。
古典时期的社会学家们,开始认识新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并探索一个更加有秩序、公平、自由的社会,孔德试图开创一门包揽一切社会现象的科学之王——社会学,而斯宾塞则模拟生物机体结构来认识个体与社会及其变迁关系,不管是集体意识与社会整合、理性化及其限制、阶级革命、主客异化,还是对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对比认识,这些都一度开启了现代性命题的建设之路,并在后来社会学者们的思想中得到了回应和创新。
二、过渡时期:现代性命题的建设者们
帕森斯是过渡时期的集大成者,他在早期梳理了马歇尔、帕累托、涂尔干和韦伯这四位古典大家的思想,并找到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唯意志论行动,偏离功利主义。马歇尔作为经济自由放任主义的代表,并没有完全受到科学-实证检验的纯粹经济理性的影响,而是认为个体的自由价值和品质才是发展自由企业的关键;帕累托划分了逻辑行动和非逻辑行动,前者中包含了无数行动的手段-目的体系,相互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而非逻辑行为中的情感要素成分——蕴含着社会共同价值体系——才是社会周期规律性变迁的重要动力;而涂尔干从早期的经验研究转向宗教、道德领域,逐渐与实证主义分道扬镳,认为社会并非外在于个体而是来自于每个个体对社会的集体想象,形成了内在的集体良知,道德义务内化于心灵并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权威,指导和约束人的行为;韦伯是反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客观主义方法论的,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理性精神的宗教起源,并关注社会行动背后的行为动机,这无不将韦伯作为典型的唯意志论的代表揽入其中。而帕森斯正是以古典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唯意志论和批判功利主义,为自己的唯意志行动理论找到了论据,对唯意志论的行动理论及其结构进行分析——提出了手段、目的、条件、价值规范的参照系,阐明个体行动与外界环境(其他体系)之间的关系。但帕森斯并没有完全按照唯意志论行动的方向走下去,面对规范秩序,他同样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行动规范来源于何处,如何证明它的哲学基础?于是帕森斯借鉴了康德的客观先在性,从体系理论过渡到人类基本状况理论——包括终结结构、社会体系、物理化学自然、人们的有机体。人类行动与内部自然、外部自然和自身的关系,能够形成普遍的行动体系。
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和社会体系理论产生于两次世界大战后,或许分崩离析而苦难的世界呼唤一个统一整合的理论来帮助我们重建世界认识,但作为结构功能功能主义的开创者,帕森斯很快就遭到后来者诟病。诸多学者开始反对帕森斯的宏大理论,默顿主张经验与结构相结合的中层理论,是对结构功能主义的修正与创新,并关注各种潜功能和显功能,打破了统一化功能体系解释。正是自帕森斯、默顿之后,美国社会学开始走向更加规范化的道路,并与社会组织和社会政策紧密结合,学术越来越受到政治和舆论的影响。各种分支理论将对现代社会及其变迁的解释引向更加微观的领域,冲突论试图以阶级冲突、群体冲突、社会运动等来解释社会现象,并关注冲突作为社会压力阀的情绪释放作用,以及对社会结构变迁的贡献(借鉴了马克思的阶级冲突学说)。交换论认为,个体之间、组织之间的资源交换和由此产生的社会地位差异和权利义务关系,成为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动力。符号互动论则关注主体间互动是何以形成的,将社会生活看作不同的互动情境,主我与客我(作为他者的我)协调所形成的社会自我,包含着社会个体的平均认识状态,使得个体在不同的情境舞台中能够根据对方的行为来调整自己的角色。知识社会学借鉴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并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关注人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意识形态本身如何在差异化的社会权力结构中传递。现象学社会学可以说是对韦伯社会行动的一大回应,韦伯关注社会行动背后的意义和动机,而现象学社会学则要再次追问——动机和意义来自于哪里?意义并非不证自明和先在的,而是在自我生命流程的内时间意识流中不断演变的,自我与他我形成交互主体性并在不同的社会世界意义中构成不同世界间(前人世界、社会世界、周遭世界、后人世界)的意义脉络。
过渡时期的社会学家们,反思如何解释这个失序混乱的世界,自帕森斯开启结构功能主义,其后来者不断打破结构和功能的假大空,试图将某一微观互动行为现象扩展至更大的群体、组织乃至国家,进而解释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过程。但很大程度上,过渡时期的学者们并没有完成——古典社会学大家提出的现代性命题建设任务,他们只是探讨了一种或宏观或微观的解释世界的方式——解释战争以后的新的世界——那是一个现代性文明达到巅峰又不知下一个目标在哪里的悬置时代;或者回应了古典学者们的某一个观点,结合现实再次挖掘和创新,并没有提出一个应对混乱秩序和现代性转变的答案,现代性及其未来方向该通向哪里,是一个迟迟没有得到回应的问题。甚至在过渡时期的社会学学科,开始越来越规范化、体系化、技术化,学科本身的政治性色彩和职能任务,使其难以开拓一个乌托邦的自由学术世界。知识分子也面临着权力和利益的诱惑,知识本身也面临去权威化的挑战。
自两次世界大战和各地的大屠杀进入视野,现代社会规划的完美秩序备受怀疑——理性是否将我们带向了更加幸福的世界?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文化曾作为时代精神的旗帜,引领我们走向自由平等的理想秩序,为何精致合理的现代官僚制度却助长了种族主义的道德冷漠,为何高度发达的分工体系与科学技术却使人们心安理得地参与技术谋杀——制度目标代替了社会化道德目标。现代性的纯净之梦以种族清洗和异端排斥作为自身的合法性,并以最智慧最文明的现代手段来毁灭我们中的部分成员,各地兴起的社会运动、暴乱、战争,也都是打着现代文明秩序的旗帜,利用最先进最科学的武器设备。人类自己生产理性与文化,又以它来毁灭和否定自己。现代社会是否是最好的幸福未来?我们该如何认识和反思,又何以可能重构一个更好的未来?现代(后现代)社会的大家们给出了不同答案。
三、现代性的反思及其重构
福柯认为,自我们走进一个文明秩序的规划时代开始,严密微观的权力监控就开始存在了,现代社会注定是不自由的。社会通过医学、心理学、精神病学、法律等各种知识性话语建构着正常与反常行为的清晰边界——建构着唯一主导的社会规范,而那些被界定为不正常的人或者异端分子,则是违反了社会规范权威,被视为非理性的人。为了维持一个总体性的完美秩序,社会选择隔离、矫正扰乱秩序者,通过持续隔离、矫正、教养的微观治理手段,将不正常者拉回到正常人范畴,并对性、身体行为、个体自由等进行全面控制。一系列知识话语权力正在替代政治性权力,通过纪律、规范的方式嵌入日常生活中,并在社会机制运转过程中内化于心。权力不再是专制时代那般自上而下的外在性控制,而是植根于人们生活与内在思维方式的无主体力量,微观话语权力对人的规训变得更加无意识和易于接受。福柯将这种微观权力控制视为现代社会的生命政治,政治权力通过家庭、社会机构、医院、国家等组织,从总体上对人口及其健康进行治疗和监控。生命权力作为一套机制和程序——将人类基本生命特征作为政治权力策略的对象。
既然我们身处一个监控权力无孔不入的现代社会,语言的实证有限性难以回应生命意义的无限性,能指符号的有限性与所指内容的无限可能性之间充满矛盾,人走向了终结。那么,我们该如何从话语结构与微观权力中解放出来,并何以走向一种可能的个体自由呢?福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将视角转向了主体和自我技术——关于重建主体性的治理政治。福柯认为教育充满着缺陷,关注自我是对它的补充。在书写自我、记忆的文化、书写和笔记实践中,在反思自我与他者关系中,存在着由自我实践和自我技术带来的自我创造可能性,个体与自己对话并获得某种主体力量,成为自己的主人并控制自己,试图在纷繁复杂的制度、物质环境中认清自己。如果说启蒙时代的人从神学、宗教、自然崇拜中解放了出来,而对自我的关注则是从现代生活的制度、组织等文化中解放出来,找到属于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
福柯从历史主义视角考察现代文明社会的理性完美秩序——是如何通过各项知识话语得以建立和维持的,通过自我技术和自我文化重建主体性以应对纷繁复杂的监控社会,是福柯为现代社会找到的一条重构之路。比起福柯,布迪厄似乎并没有直接回应现代性问题,也没有将研究主题固定在某一个时代,在他的作品中甚至很难看到政治经济学分析与现实的时空维度。布迪厄热衷于对社会科学学科体系进行批判——批判经院逻辑主义对研究问题的抽象演绎,而主张通过人类学(人种学)的现场还原主义——去除象征暴力回到主体本身,关注主体生活的真实条件,打破了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二元对立,从结构发生学的视角提出了场域、习性、资本、权力的实践社会学理论,揭示象征暴力统治的社会机制。布迪厄向我们提供了一种解释批判世界的理论框架,并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做出贡献,看似没有现实维度的抽象理论似乎也隐藏着某种现代性反思与探索。
自原始部落社会起,人们就以高低、大小、远近、干湿等简单二元对立的命名,来规定着事物的象征等级秩序和性别等级秩序,不同的等级对应着不同的社会地位、资本结构、场域规则。个体在各个特定场域的实践中,以现有的资源同他人互动以争取更多的象征资本,以在未来获得更多符合特定场域规则的可能性机遇。个体间的互动经验形成了客观化统一的外在结构,客观结构又塑造了个体稳定的行为倾向,形成了本能般的身体精神。而国家权力和教育系统,则作为象征资本分配的合法机构再生产着社会法定秩序。个体在稳定习性与场域结构的再生产机制中,相互作用并再生产着各自互动的客观条件,深陷于自然而然的合法秩序中不断再生产自身及其文化,成为象征暴力统治的无意识合谋者。正是因为人们无力察觉和批判象征暴力,布迪厄主张一种进入现实经验中分析事件生成机制的发生学主义,回归主体的真实生活分析现象的生成过程,进而看到象征暴力的统治过程。普通人尤其是社会学家需要深刻反思常识背后的权力统治关系,以社会学的冷峻方式去反观自我与生活。实践导向的社会机制分析,这或许是布迪厄给出的一点现代性反思,但却未达到重构之路的高度。
哈贝马斯的视野比布迪厄更开阔一些,他回应了古典时代的韦伯命题——理性化给生活世界带来的殖民化,上帝神圣性笼罩下的公共习性消失,具有政治批判性的公共领域向大众消费社会转变。公共性的重建是哈贝马斯自始至终关注的学术议题,这种共同的公共性来自于哪里呢,现代社会何以重建前现代社会中的共同纽带,何以应对生活系统的危机?哈贝马斯并没有像康德那样提出一个先验的客观真理,亦或像黑格尔那般在主客之间追求一个不断运动的绝对精神,而是借鉴了解释学、符号互动论的主体通性概念,放弃理性法的主体哲学前提,以生活统一性的共同性作为解释主体间互动的客观生活语境。但不同个体、民族、国家的文化都是极为独特的,集体意志并非个体意志的简单相加或者放大,先验的共同规范或者外在权力约束下的统一并不能维持动态的共识,于是哈贝马斯在批判目的理性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具有道德伦理意义的实践理性。主张交往商谈与对话伦理,在交往与谈话中,个体能够清晰了解他者和自我之间可能的共识并通过相互理解进行检验,这就触及到了道德观察方式——道德意义只有在论证实践中才能产生,而论证实践必须同他者共同进行。合理的商谈实践过滤出了我们共同接受的东西——共识性的文化与价值,这是合法性的基础,也是私人自主同公共自主相结合的基础。政治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干扰带来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区域间的经济联盟,和难以解决共识文化基础上的法律统一和政治文化认同,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世界性组织的文化合法性问题……面对这些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哈贝马斯给主张寻找公共领域的共同性基础,他再次回到了康德,主张建立一个共识性文化、道德伦理基础上的世界社会,并以共识性文化确立法律和民族国家主权。交往行为的实践理性产生道德伦理,消除了暴力、差异和偏见,将个体带回到主体间性对话,正是在交谈中才能对话语主体的真实性判断进行检验。尽管有后来者认为这般共同性的建设太过理想,但那毕竟是多元主义社会中的建构尝试。
吉登斯在早期学术生涯中,以研究涂尔干、韦伯、马克思这三位古典大家的理论为主,并重点回应了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问题,而后逐渐建构起了自己的一套结构化理论(结构二重性),自结构化理论之后,吉登斯逐渐关注现代社会中的现实问题,尤其与政治政治问题紧密相关,反思现代性并努力建构新的未来。吉登斯认为,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经济市场在全球的扩展提供了交往的抽象系统基础,各地区、民族、国家的边界正变得越来越模糊,本土性传统受到全球文化的冲击,时空脱域威胁到信任关系和个体独特的内在体验。发达的分工体系强化了专业化倾向和专家权威,但同时也在导向一个无法预知整体结果的不确定性,社会系统的不确定性复合结果意味着未知风险,知识权威也面临祛魅威胁。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个变化莫测的社会?如何把握有限个体与外界无限变化之间的矛盾关系?如何认识他者的存在?如何在现代性的反思性认识中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现代人遇到了生命本体性安全的焦虑,个体缺乏关于其生平连贯性的前后一致感,无法形成认为自己活着的持久观念。与福柯类似,吉登斯也提出了从个体出发的自我发展方式,个人真实的与他人互动而形成不依赖于外在社会经济条件的纯粹关系,它依赖于双方的信任和“共享历史”。从解放政治过渡到生活政治,从关注生活机遇的政治过渡到生活方式的政治,包括自然生态、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殖、全球化、自我身份认同,尤其体现在女权运动、生殖技术革命。而在宏观政治道路上,则体现为超越老派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政治上表现为国家权力的非中心化与社会团体的力量增长,公民社会的公共领域逐渐得到国家安全保障,社区安全、家庭秩序等问题被提上议程。经济上主要体现在福利国家转化为人力资本投资,并由国家-社会共同承担社会的救济。文化上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信息化背景下,民族国家跨越边界的紧密联系。
关于现代社会的反思,福柯主张从全面的话语权力监控中重建主体,布迪厄则是揭示个体参与的象征暴力统治机制,这两位学者都批判了现代文明社会秩序对主体的压制,以及压制手段的合法化与无意识性。而哈贝马斯则是从工具理性转向实践理性,从先验哲学转向交谈伦理,试图以对话伦理的道德约束重建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的融合关系。而吉登斯则直接回应现代性的后果,并以生活政治的方式重建更好的未来生活。现代社会的确定性秩序,既是人类发展的神圣理想,但同样也意味着个体被压抑的缺憾。而后现代社会则是要打破确定性牢笼,走向无限可能的个体自由和自我愉悦,对死亡的恐惧转向以技术的方式解构不朽。
四、后现代社会的缺憾
如果说现代社会是生产者与雇佣者组成的世界,那么后现代社会则是一个由市场购买力主导的消费社会,现代社会中的生产者、穷人等底层群众不再被视为社会中的被剥削者、流浪者,而是刺激他者消费和提高消费力的负面警告——成为消费社会的必要参照部分和运转动力——无力消费者是有罪的和边缘的。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并非仅仅是指商品种类繁多,而是一个渗透着由消费符号之间的逻辑类推所营造的总体性物质社会,商品符号之间的组合意味着某种特定生活方式和文化品位。但丰盛的消费社会并没有消除贫富差距,而是用一种符号所象征的文化价值体系进行了新的区分和分层,不同符号的占有意味着相对应的社会阶层地位。那么这种完美的文化价值又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传递的呢?是大众媒介、广告艺术,它将现实剪辑拼接成各种类型的完美范例结构,通过媒介的超真实幻影技术勾勒出现实中的非现实——明明你能从视觉听觉上感知到那些画面中的真实事物,但那又的确是构造出来非现实幻象。而媒介还向我们表示了一种关切自我个性的亲切态度,传递着享乐主义的合法性,鼓励我们打破清教徒禁欲主义而不断自我愉快、自我满足,个体模仿着不断更新的范例结构,活在完美的想象中。商品丧失使用价值而根据符号价值的编码解码系统为人所排列和竞争,人们用本来虚无的符号表征自我价值,空洞的无意义感油然而生。
无论是消费文化体系、符号逻辑的主导力量,还是单向度的技术控制,后现代社会在消除了现代社会确定秩序的控制之后,似乎又将个体置于一个生活体系化联系的控制中,并在一套文化体系的控制中丧失意义和真正的自由,这是后现代社会的缺憾。
而鲍曼并没有完全走向悲观主义批判,他也提出了积极的畅想。
后现代社会中风险与自由共存,物欲满足与无意义感并存,个性化自由价值至高无上。经历了诸多挫折与风险,人们是否可能追求像家一样安全的确定性,是否能够在自由主义与风险危机之间探索第三条道路呢?鲍曼认为,社群政治是自由主义未来的可能方向,对差异化个体的阐释是知识分子的未来的使命。社群政治并非像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那般,将所有人统一于规划体制并以集体名义压制个体自由,而是承认个体的自由选择和多元主义文化,保证所有人都能够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认为个体在追求了无数的自由选择之后,需要选择一个特定方向作为今后的确定性导向,方向的确定即是一种社群的归属,也即是一种人生命运的注定和维持努力,围绕社群主导的利益倾向和共同意义进行选择。无数个体的自由选择便形成不同的确定社群,不同社群之间能够相互理解和包容,尊重彼此的差异和一致性。鲍曼认为,伴随着现代西方文明的衰落,后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也不再是社会的立法者,不再是上帝的代言人而是“诸神”之间的阐释者与调节者。
五、写在后面的话
自古典时期的传统命题,到过渡时期对现代性的建设性回应,再到对现代性的反思和重构,社会学及其命题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变换形式,但个体与集体、社会秩序整合、理性化困境的超越、主客之间的张力等命题,似乎却是永恒的探索。很难去判定哪个时代的命题更有价值,社会学教给我们的,是在变化中冷静而又有温度地探索人性与幸福的永恒追求。现代性的未来,在实践中,在反思中……
2020年7月29号上午
李凤
Posted: 2020-07-29 13:20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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