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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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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碧玲的读书报告(更新至2020.09.28)

2020.08.11——2020.09.28
书单:《再生产》
《继承人》
《实践理论大纲》
《实践感》
《区分》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世界的苦难》上
《学术人》
《自我分析纲要》
《关于电视》
《反思社会学导引》
《国家精英》
《文化与权力》

布迪厄小结

    布迪厄生活的年代面临的是西方社会的转型期,开始步入后现代社会,社会中的文化、教育、消费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尤其是文化生活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文化再生产在社会实践中起决定作用。但在布迪厄看来,西方社会的文化再生产不是平等的文化再生产,而是在自由民主表象掩盖下的特权再生产。社会中的统治阶层的利益被放在首位,并且通过文化再生产过程将其文化资本和文化特权地位的传承强化、合法化。这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奥秘,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内化的方式让可见的东西不可见。而布迪厄则指出社会学批判的目的就在于重新让不可见的东西可见,具体到布迪厄的研究中,就是让西方社会的文化再生产机制以及其塑造出的自然化的、生活化的群体心态和意识背后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符号暴力得以表现。
一、关系主义的方法
    社会学的任务在于揭示构成社会宇宙世界的那些隐藏得最深的结构以及确保这些结构得以再生产或转换的机制。布迪厄认为,社会宇宙具有初级客观性和次级客观性,即各种物质资源的分配及其运用手段,与社会行动者在行动和认知中的分类体系。
    现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社会或者个人这种实体性的存在,但是往往忽略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从社会与个人的对立导致了方法论上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对立。布迪厄认为社会中的统治关系是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日常生活中内化的,是被行为的惯性所遮蔽的,因此社会学研究不能仅仅采用行动者日常生活之中的表征与自我解释,必须进行科学知识的建构。虽然科学的再现是从日常实践的再现中建构出来的,但是后者带有局限性和不足,行动者对于行动者的解释受制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自身在权力结构之中的位置,并且不同行动者会产生差异。
    传统的客观主义研究总是有将观察者置于上帝视角的倾向,聚焦于人类经验规律的记录,并且存在将理论的形式化模式直接转给社会的问题。通过生产社会世界的理论知识,从听者的角度用理论来解释行动者的实践,而忽略了行动者自身实践的目的和对实践的掌握。在布迪厄看来,社会科学家在研究之中会存在无法辨认出决定自己的知识和实践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过程,容易产生由于社会出身和社会标志、本身在权力场域和学术场域中位置、以及将世界视为旁观的场景的唯智主义偏见。
    行动者的实践发生于客观世界之内,并且对客观世界的结构产生影响,日常生活的实践是行动者将内化了的客观世界进行外化的活动。社会世界的结构与行动者的实践存在一种互动关系,布迪厄认为必须与传统的实体主义思维方式决裂,从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社会学研究,才能真正对社会运转的逻辑进行解释。尤其要注意的是,由于关系被日常感觉所经验的现实所遮蔽,所以必须被建构为外在的位置。对于研究者而言,则是要实现对象化的对象化,在与日常知识进行决裂的同时,要认识到自身也处于学术场域的结构之中,认识到理论产生的条件自身包含的局限性。布迪厄提出的反思性并不是简单的对思想进行内省,而是要求研究者对自身的社会学分析和实践进行反思,从而实现对于实践真正逻辑的把握。
二、场域与惯习——以身体为中介的二重性
    在对结构与实践的分析之中,场域与惯习是布迪厄的两个重要概念。场域与惯习实质上是一种二重性的存在,一方面用来解释实践;另一方面则用来指向对社会世界结构理解。
    社会世界可以被划分为各个有着相对的自主性和规定性的场域,场域是一个关系的网络组织,在每个场域中,行动者占具有不同的位置,并且拥有不同的资本形式。资本的构成、数量决定了行动者在场域中的位置,并决定了其日常生活实践之中的倾向——习性。习性是可持续、可转换的倾向系统,它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条件,是具有前反思性的、是身体的又是认识的、是可再生产的又是可创新的。习性是一种身体化的意向,是历史性的沉淀,基于心智和身体对分类图式的掌握而表现出来的行动的意向性。通过习性,结构内在于身体之中,对个体产生约束作用,并且是作为记忆痕迹,而身体则作为记忆的载体,社会结构被置于行动者的实践意识之内。个体倾向于依据过去的经验中最可能成功的方式采取行动,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客观社会结构在心理和身体两个层面被内化,这就是习性的来源。习性具有抵制变化的倾向,尤其是在制度化和仪式化的、具有重大利益相关的情景之中,会表现得更加明显,但习性另一方面也具有策略性和创新的可能性,行动者将对未来的预期内化后,往往会无意识的采取对自身最有力的的行动方式,依据实践的条件进行调整。这种策略行为本身也是被规范的,存在着结构内的规律性,是结构内的即兴创作。
    布迪厄用游戏感来说明习性,强调习性是在通过身体的实践和沉浸之中获得的,而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学习过程。在每一次的实践活动中,行动者的如鱼得水都是将规则和限制内化的结果,经由行动者的习性和对实践的感受方式,历史和结构都是在场的。正如涂尔干强调的,人们使用身体的方式与社会结构、社会意识紧密相连,布迪厄也认为行动者通过身体连通了社会结构与个体实践。个体是在特定场域内将特定习性铭刻于身体之中的实践者,通过将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身体化而将社会制度进行内化,形成了个体的第二天性。在身体中存在着一种张力,自由与异化、统治与被统治等问题都在身体之中得到呈现与缓和。
三、符号暴力与合法化——资本与权力的互动
    社会世界是建立在一种将存在看作一种不言而喻的、自然的信念之上的,这种信念代表的就是一种象征暴力,将赤裸裸的权力运作掩盖起来。社会秩序的形成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是某种人为努力建构的结果,而实质上是一种合谋的产物。通过在场域中形成的习性,身体作为一种载体,以一种无意识的形式驱动着个体的社会行动,并且再生产了行动的社会条件。布迪厄的社会学就是想要揭露这种将场域中的统治关系、社会差异自然化和合法化的机制,分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信念与活动。
    布迪厄认为,社会生活之中充斥着权力关系,何一种权力都不可能满足于仅仅作为一种专制的力量存在,必须找到自己的合法性。通过象征权力这一使人承认权力的权力,各种权力形式被误识并且合法化。权力是一种社会世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用来维持自己既有地位和特权的机制,国家可以被看作各种场域聚合体,各方争斗的目标就是垄断具有合法性的符号暴力。象征性权力是最不可见的权力,它只能通过并不想知道自己服从于权力的人与不想知道自己行使权力的人之间的合谋才能形成。尤其是社会行动者并不认识到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是一种暴力,反而对它产生认可。这种误识以身体的方式运作,超越了话语的范畴。
  • 资本
    场域实际上一个权力斗争的场所,各个行动者在内部竞争着资源以及界定何种有价值的资源的权力,即争夺"符号暴力"和合法性的垄断权。在场域空间内,不同行动者拥有的在各自的场域中占支配性地位的资本,并且因此形成了维护和改变现有状态的对抗。资本在这一对抗之中起着决定作用,赋予了支配场域及其内部的各种再生产工具和规则的权力。具体来说,资本的总量、构成和兑换率会影响其在场域内发挥的作用。资本具有不同的形态,但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都只是经济资本的变体和面纱。通过对巴黎学术场域的研究,布迪厄指出,在文化场域内,巴黎高师的知识分子具有统治地位,能够通过文化资本获得特权,但是作家和艺术家对于拥有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人而言又是被统治者。资本的客观类别决定着不同场域在权力场域之中关系,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处于等级两端,经济资本是主导地位的等级原则,文化资本则是次要的等级原则,这两者形成了一种交叉,从而确定了不同行动者的等级关系。在场域之中,关键问题是何种资本占据着主导权,资本之间的兑换率也由此决定。
  • 权力场域
    权力场域是一种力量场域,由不同形式的资本的关系决定。本身是一个为争夺权力而展开斗争的场域,又是一个各个行动者为维护或改变力量关系而产生对抗的空间。实际上,社会生活从整体上看可以被看作一个权力元场域,关于权力的斗争无处不在,是在社会世界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用来维持自己既有地位和既定社会秩序的机制。
    统治者拥有的并非仅仅是政治上或者专制性质的暴力,而必须同时拥有象征性的权力,需要得到集体的承认,尤其是被统治阶级的认可。场域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制度化和正式化,进入场域需要一定的投入,或者说成员资格,这就产生了场域内的规范和秩序。场域把特定的斗争形式加诸行动者,占统治地位的既得利益者与处于被统治地位的被挑战者都接受了——斗争的场域本身是值得追逐的。而这种斗争的规范和秩序正是统治者或者说既得利益者制定的,在规范被承认的同时其统治地位也得到合法化。
    在权力场域中,经济资本的占有者才是规则的制定和掌控者,但是经济资本往往在象征资本的掩盖下发挥作用。前资本主义社会拒绝承认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因此只能通过象征资本来对经济资本进行转化。象征资本的产生必须是被集体赋予的,是个体在行动中拥有的荣誉和信誉。而集团必须通过一系列的仪式进行正式化和合法化,使自己受到公开主张的约束,并且使其所述合法化,同时以公开和自然的方式得到他人的接受与承认,这就是集团寻求的信念认同。象征资本的运作是以对利益的实践否认为基础的,这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礼物馈赠中十分明显,道德的、集体的暴力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规范着个人的行为。在现代社会中,布迪厄认为国家在现实建构工具的生产与再生产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作为组织化结构和管理实践的权威,国家通过对所有行动者强加约束和规训,在人们的思想中,强加了分类的规则。
四、分类与区隔——双方的合谋
    在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之间,在社会世界的客观划分和行动者划分世界关注原则和划分原则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每当客观结构遇见了与之适应的心智结构,人们默认的规则就会得到实施,个体在社会世界之中获得的经验被当作不言而喻得到感知,并且体现为行动和心理上的服从。任何分类都是社会分类和权力分类,分类就是对特定的事物、阶级活群体施加某种属性,布迪厄关注的就是施加这一属性的主体以及方式。掌握社会生活主导权的阶级或者群体正是控制分类和分类图式生产的群体,他们将文化作为一种符号支配的工具,将社会差异和社会不平等以制度化、仪式化的方式实现了身体化和自然化。通过仪式和制度,控制社会生活主导权的群体在神话自己的同时劣化了被统治阶级,对既定的社会结构进行再生产。在分类斗争中最重要的是强加对社会世界看法的权力,当拥有权力的群体将分类法则强加于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时,后者的认同等就建立了。
    布迪厄认为,需要批判的不是文化,而是文化的社会用途,即将文化用做一种符号支配的资本和工具。统治阶级通过制度给予特定的群体社会认同,也加强了边界。文化的任意性(源于语言学,能指和所指没有必然联系)被国家施加,并且通过家庭、学校和教会等教育行动得到强化,掌握着经济资本的阶级实际上作为国家精英主导了社会的分类图式。当代社会,统治并不源于被统治阶级缺乏阶级意识或者形成了虚假意识,而是源于他们对统治秩序的习以为常的信服,这种习以为常不是抽离了社会及历史情境的日常态度,而是场域、惯习和身体的本体化契合。社会行动者不把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暴力领会为暴力,这就产生了误识。在其中,制度化的教育体系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各种制度条件,借助于文化再生产实现了社会再生产。
    信念是行动者与社会世界的关系,表现的是行动者对社会世界的不言而喻的接纳和认可,掩盖了规则和法律的强制性。 "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思想,起码我们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布迪厄认为,实际并非如此。个体行动者的身体与实践之中,总是不可避免的带有社会赋予的、所属的阶级和群体的属性。在描述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时,布迪厄支出,小资产阶级一直以资产阶级的审美和生活方式等为目标,并且进行学习,他们试图将历史在身体上的惯习积淀转化为短期的学习,从而与时间赛跑。小资产阶级试图主宰自己的身体,学习和运用大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但正是这种学习体现了小资产阶级的被统治地位,通过身体,不同阶级之间的区隔、在权力中的对立得到体现。资产阶级的自如与小资产阶级的矫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资产阶级并没有将游戏当作游戏来玩,对他而言,合法文化并不是为他创造的,他们的唯一工具就是知识,是试图成为自己永远无法成为的人。对小资产阶级的分析也验证了信念对权力支配的的遮蔽效应,意识形态的生产场域与阶级斗争场域存在着结构的统一性,在占统治地位的话语的意识形态灌输下(通过家庭、学校等),人们对权力产生误识,并且对既定秩序产生自然而然的服从和理解。实际上,权力的承受者失去了反抗和质疑的可能,即使他们拥有反抗现有分类的主观愿望,但是他们所处的社会位置和拥有的知识、能力,使其缺乏进行自主分类的可能,他们运用保证现有社会秩序的分类原则来反抗统治阶级生产的社会秩序,这种反抗行为仅仅是对统治关系的再次确认。
    我们沉浸在以身体为载体的惯习对社会秩序的信服和误识之中,很难察觉社会差异和社会不平等凭借社会神话不断合法化、沉默化和自然化的秘密,无论是我们的身体、生活方式,还是我们的意识。布迪厄通过揭示社会世界既定表征背后的权力阴影,建议我们走进反思,走进理性,走进象征世界。
五、知识分子与反思
    知识分子在揭示社会世界运行的秩序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布迪厄认为学术场域作为权力场域的派生品,同样也掩藏着利益和权力斗争。知识生产、文化生产与权力生产是不可分割的,如果知识分子不能对自己所在的学术场域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和反思,就会导致其处于一种自恋的神话之中。因此布迪厄提出了社会学的社会学。
    学术场域并非是一个自然而然地纯洁的、与权力无关的场域,但是也不能说它完全仅仅是权力和利益斗争的工具。在学术场域中,权威的确立主要是依靠文化资本的占有,但是相对于经济资本来说,这是一种处于从属地位的资本,因此学术场域存在两种资本——科学本身的权威资本及作用于科学世界的权力资本。前者致力于科学本身的发展与进步,后者则主要依靠世俗权力、政治方面的影响发挥作用。布迪厄对权力资本吞噬权威资本的现象表示忧虑。因为知识分子并不是绝对的中立者,相对于其他群体,他们更受制于符号暴力,并且处于最不利于发现符号暴力的位置,无意识强化了符号暴力。知识分子在相对独立的场域内对特定资本展开争夺,但是在社会场域之中,知识分子也只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因此研究者要对自己的社会出身和社会标志等保持警惕,并且对自己在学术场域和社会空间中的位置进行确认,超越结构强加给他们的各种集体无意识。最重要的是,反思社会学是一项集体事业,要在多元性的场域之中保证学术场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感想:疫情期间,在家里读书还是不如在图书馆读书来得纯粹和投入,也更加珍惜现在在学校读书的时间和机会。读书生活其实是有尽头的,所以更要把握好这有限的时间,投入无限的精力和热情。回到学校,一下就研二了,也见识到了师弟师妹们的来势汹汹,自己也更有冲劲和动力。
接下来的时间,读书需要进一步的为难自己,要多输出,多写总结,多和同学们进行交流,打好基础,在各个方面都要突破自己!与集体一起进步!


2019.9.2-2019.10.26
书单:
《叔本华与尼采》
《生命直观》
《历史哲学问题—认识论随笔》
《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金钱、性别与现代生活风格》
《保守主义》
《曼海姆精粹》
《知识社会学问题》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货币哲学小结
    货币哲学全书分为两卷,分析卷从社会生活入手剖析货币的本质,剖析产生货币的需求以及货币满足的需求;综合卷则地货币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进行考察,对现代社会精神危机与生活风格的变化作出了解释与分析。
1、货币的上升:从手段到目的
   在原始的社会之中,人们在经济上的交往是以物物交换的形式进行的,货币是经济发展带来的交换中介物。通过交换,个体的欲望与需求得到满足,这样一种满足就创造了价值——主观价值。交换是社会化产生的原因,关系众多的个体在物物交换阶段,一方的需求的满足总是需要与一个具体的另一方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往往会因为双方的需求与所能提供给的的物品的不匹配而产生错位,交换的发生受到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双重限制。货币作为中介手段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问题,货币以其无特质、无个性的特质使得物体以及拥有它的个体在交换之中,丧失了个体性。在连续的交换活动之中,货币将交易双方联结起来,并且以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看待每一个个体,主体在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中更好地满足需求与欲望,并且这种需求的满足不是针对任何一个个人,价值的主观性因此超越了个体层面而客观化。
    在齐美尔看来,价值具有主观性。价值产生的前提是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主体需要克服一系列的障碍、困难之后再接近和靠近客体,才能获得满足、意义感,实现价值。最初,主体与 客体是统一缠绕的,个体也没有区分自我与外在的意识,就像人的婴幼儿时期一般。随着主客体的分离,主体与客体从最原始的统一形态转变为对立分离的形态。客体成为主体欲求的东西而获得价值,客体本身并不具有价值,这是就是价值拥有的主观性。而在交换过程之中,主观性的价值被客观化。交换双方分别表示对方的价值,交换过程之中的双方都获得超越其原有价值的交换物,否则交换过程就无法进行,而货币则使得交换过程进入了现代的匿名化、非个体化的阶段。
    货币本身是否具有价值,这是齐美尔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一种物质材料的货币,首先肯定具有其物质价值,其稀有性相对的保障了经济生活的稳定性。而在经济交往活动的不断发展之中,在贸易活动中对稳定性的要求,货币的物质的质料价值对交易的有效进行有保障作用,而随着贸易的扩大与发展,社会关系愈发紧密,货币的功能性价值取代了质料性价值。货币凭借其无个体性、无特质性、稳定性的特征,能够在两个在质上完全不同的事物中找到一个统一的点,来表示两者之间的相等,这不是一种质的相等,而是一种比例上的相等关系。最简单的来说,就是用社会上的总商品量和可支配的总货币量以及某一商品与一定量货币在其中占的比例来表示交换双方的在量上的关系。
    货币是交换中的一种中介手段,其对所有个体一视同仁,去除了个体性。货币能够表达所有物质的价值,它取代了原有的以一个物体表达另一个物体的价值的形式,在这一过程之中货币将自己从客观有形的领域抽象出来,表达的是对象之间的关系,表达的是有价值的对象之间的价值关系。货币作为一种理想的标准,能够衡量出所有财产的价值,并且为经济价值的衡量提供了最为凝缩的符号形式。
    在齐美尔看来,我们的行动是处在一种目的序列之中,代表的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原始人的意识中往往没有区分自我这一主体和外在自然的客体,其行动是一种本能的神经能量的释放,能量的释放就伴随着过程的终结。而文明人则不同,其行动有意识地指向某一个目标,在这一过程之中,主体以行动指向客体,并且吸纳客体之后又回到主体,意识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自觉的主体与外在的自然的客体区分开来。行动使得个人意识中的目的内容从心理形式转为现实形式成为可能。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导致个体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困难来实现自身欲求的满足。在这一个过程之中,主体的目的序列会不断的延伸,并且客观存在的被认识的对象会被主体利用甚至加以改造——成为工具。通过使用工具,我们有意识地在行动过程之中增加了环节,人们获得了更多的目标与满足,其面对最终目标的动力也得以持续下去。货币是我们的目的性行动中的最纯粹的一种工具,它是一种制度和习俗,通过货币个体能够将自身的行动和拥有都集中起来,以获得不能直接取得的目标。货币的本性和效力在于其具有超越个体以及社会组织的规范,具有无限可变性,是一种具有扩展用途的工具。在经济世界之中,各个点与点之间都延伸着目的序列存在,而货币正是他们的交汇点,为每一个个体所接受。货币作为一种手段独立于所有明确的对以及个人,恰恰是因为货币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并且缺少特殊性,所有不可能拥有任何人被赚钱活动排除,并且一切可能的道路都通向金钱。这一切导致货币成为了部分被许多个人的、群体的、明确生活目标排除的群体的领地,比如犹太人等。
    货币对我们而言是有价值的,但是是一种相对价值,是一种作为手段的价值,一旦有更好的、更合适的手段出现,这一价值就会消失。货币作为手段能够帮助我们达到目的、获得价值,但这中间并不意味着它就获得了价值,这里缺少一种逻辑必然性。我们的行动并非由某种目的引起,而是将目的作为心理-生理能量,这种能量先于行动并且促进行动的发生。我们要接近目的需要通过一定的手段,无论目的序列的长短,实践序列的最后一环总是只能通过手段来实现,我们的能量越是集中于这些手段的产生之中,最后的结果就能够更好的实现。人们越是关注最终的目的,就越难把力量集中于具体的手段创造之中,这样目的序列就难以完成,最终的目的难以实现。由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手段看作是目的本身。但是这样就会面临一个困境:人们的精力往往有限,在过长的目的论序列中,在各种手段的影响下,人们往往自重忘记了最终的目的。
    货币就是手段上升为目的的最好例子。在现代文化发展过程之中,随着货币的支配对象的范围的扩大,应用范围的增加,它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手段。货币最后发展成为一种绝对的心理性价值,成为了能够牵动全部注意力的、心理上的绝对的目的,成为了一种符号。在目的论序列之中,货币成为绝对相等的表现形式和一切价值的高度,为人们提供了各种兴趣联合的尺度,从抽象的高度对生活的细节进行统合,因此很容易给人一种目的论序列终点的印象。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货币取代了宗教对个体的生活的意义,导致了宗教在生活中的合法性降低;另一方面,在实际的过程之中,货币在获得之前,具有终极意义,但是一旦获得,又被视为一种纯粹的手段,这就导致了齐美尔所说的现代人在精神生活方面的最大危机——失去方向感、没有目标。

2、货币对生活的影响
个体自由与义务如影随形
    人类的命运是一个奴役与解放,义务与自由之间不断轮替的过程。义务与自由是并存的,我们以为的自由往往只是从旧的义务之中解放出来,同时我们接受了新的义务。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承担义务者的个体自由是越来越大的,从奴隶制关系到人身依附的自由 、到佃农形式下的将个体相对解放出来、再到货币形式下,以货币租税取代实物租税时,人身依附关系完全解除,义务关系获得客观性,实现了去个人化。
   货币经济对于个体自由而言,意义重大。借助货币实现的商品交换,将个人自由从“一人之所得是他人之所失”的形式中解放出来。货币以其客观性、非个人性、以及无限的可利用性,取消了具体个人之间的相互依附,让个体获得了自由但是同时又创造了一种特别的依附方式——个体的生存与行动越来越依赖于客观复杂的技术条件,依赖于社会整体。社会分工是为了达到共同的内在联系和有机整合目的而产生的对手段和方式的分化,社会使个体专业化,相互需要,社会分工程度越高,社会整合性越稳固。但是个体功能那个出现片面化,个体独立生存空间萎缩,个体作为社会组成部分,对这种分化就会产生抵抗。而现代社会是一个大机器,这种命运是不可抗的。在现代分工体系下,具体的个人的人格意义被贬低,没有一个人是不可或缺的,人作为一种功能的载体而存在,并且具有可替换性;同时个人有需要无限地依赖于他人,个人的需求的满足需要通过 一个组织才能实现,但是,事实上这一组织与个人来说是对立的。
   货币在现代经济关系中实现了一种匿名化的交往与交易。货币的无特质性、客观性使得其去除了人际关系中的个人的因素。现代人的需求的满足不需要考虑到人际关系,因为货币作为中介,能够实现随时替换的自由。这是货币对个体的独立性和不依赖性的影响之源。但是自由并不意味着一种离群索居的主体的纯粹的内在状态,而是一种互为关联的现象。货币经济对自由之最大的影响就在于,它消除了个人被束缚于一个个别的、特定的主体身上,依赖于特定个人意志的可能性。大城市生活中依靠纯粹金钱关系维系的、绝对客观的关系,将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物化”为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经济世界的客观化和去人格化带来的是个体自由的提高,首先,个人对直接接触到的物质自然的依赖降低,能够通过有组织的劳动,利用物质材料创造出全新的东西;其次,个人从生产等过程之中撤退出来,货币经济使得个人义务不再需要通过具体的劳动来履行;最后,货币经济带来的关系的客观化,使得个人越来越返回自身,使得外界的干扰对个人的影响降低。货币带来的这样一种单个个体的原子式的分裂,个体能够独立地对所有权提出要求,同时在涉及到对国家与社会的个体义务的状况时,纯粹的金钱纳税带来的是个体对于社会的责任的衰退,个人从集体利益之中独立出来。
   在财产方面,货币实现了财产拥有和存在的分裂。产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体使用财产的方式和自由,而货币则实现了产权与及时享乐的分离,同时货币也使得纯粹的智力职业成为可能。一个彻底自由的人意味着,在其内部,那些单个的能量唯独为了自身的目的,按照自身的标准成长和发展。在货币经济之中,货币对我们意味着比财产更多的东西,顺从于我们,是一种自我扩;同时也意味着比财产更少的东西,匮乏任何超越财产的纯粹形式的、被占为己有的内容。货币造成的主客体分化,主要是主体在空间上与其财产分离,两者都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按照自身的规则各行其是。
     货币通过对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体对集体的依赖的消除,实现了更高程度的个体自由,但是货币也使得为了特定目的而组成的团体成为可能,促进了新的聚合形式的出现。比如现代意义上的股份公司,各个主体以及主客体之间都以冷漠的金钱利益为纽带进行连接,货币在毁掉了部分联系的同时也建立了特有的联系。整体来说,在货币的影响下,具体的个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被消解,人们不再对特定的主体产生依赖,获得了一种自由。但是另一方面,货币也不是完全消解了人的社会关系,在匿名化的基础之上形塑了一种全新的非个人化的依附关系,个人虽然在集体中相对自由,但是离不开集体。
个人价值的客观化
     在社会发展的初级形态阶段,个人的性命、婚姻等能够用货币来衡量,从偿命金来看,其并不偏向于任何当事人,是一种中立的状态,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价格,而与其个人的具体的成就无关,实际上这体现的货币并不适合用来表示人的内在性,原始的宗教的存在就体现了个人价值从货币价值中脱离的趋向。个人的定义应该有两种,首先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其次是一个具体的特殊的个体。个人的价值不可能以任何量的标准来衡量,不可能仅仅凭借另一种价值或增或减就可以得到补偿。在现代文化之中,货币与个人的价值相距甚远,货币的意义不能与那些真正属于个人的东西相提并论。在现代文化之中,其目的是压制个人的价值,甚至于说夷平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其结果就是价格较高等级的价值或者个体拉到较低级的水平。
生活的客观化
     货币使得人的经济活动与个人色彩实现了分离,人们能够在货币的作用下从具体的经济关系之中抽身而出。货币超越了一切的个体差别,象征着种类的经济价值,代表着个别价值中共同的内容。与上帝相类似的是,货币将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统一和平衡起来,具有一种抽象的高度,各种东西都通过货币联系起来。货币价值仿佛成为了唯一适用的价值,生活的核心与意义与我们失之交臂,个人的真正的满足越来越难以实现。人们不再对具体的细微的变化做出反应,而变得麻木厌倦。现代生活在金钱的影响下,与法律、理智性一样,不考虑个体的具体差异,而从中抽取出最普遍的规则,并由此来规范整体的行动。个人的生活中充满着理性和计算的色彩。
     现代文化发展最主要的特征还是在于,主客观文化的分离。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尤其是在现代大工业的影响之下,人们成为了生产过程之中的螺丝钉,出现了产品、生产工具与生产者的分离。大量涌现的客观文化,知识信息的爆炸式喷涌,是个体有限的学习能力所无法承受的,因此,主客观文化出现了分离,并且随着各个文化群体之间交流的密切,文化圈的扩大,其中的普遍规则与具体个人的个性特征之间差距就越大。齐美尔认为,这正是现代文化的悲剧,由个体组成的整体创造的客观的文化,无法全部为具体的个体所吸收,个体借助客观文化所能实现的完善程度有限。





知识与社会——知识社会学的历史

   古典知识社会学时期,社会学家从社会认识论研究出发,强调社会对人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的影响,按照“社会——认知方式——知识”的逻辑顺序,将“知识与社会”的关系定位在社会整体决定论上。
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了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的知识社会学思想隶属于他的庞大的哲学体系。他认为,观念是内在与个人的,如果仅仅关注个人的内在的观念,是无法进行社会学的解释的。马克思采取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将观念带入到社会学扥洗之中,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来说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就是知识。因此意识只要知道某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成了意识的对象,这里体现的是一种对象性关系。马克思进一步提出,意识是被物质决定的,这就是知识社会决定论。个人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当中的人,并且属于固定的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也表现为一种阶级结构。不同阶级代表的生产力水平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整个社会发展与变迁。这就回到了马克思的经典论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此,马克思提出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这一重要的概念。任何一个阶级的思想,都同他所处的社会地位紧密相连,而每一种知识,因为不同的阶级属性,扮演了不同的社会功能角色,因此每一种知识都能够被当做一种意识形态。只是在阶级社会中,不单是一种观念的现实表达,更是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的现实表达。并且这样一种上层建筑,对于生产力与社会现实来说,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和独立性,具体表现为不仅仅只是由经济状况决定,页取决于先前存在的知识的信仰。每一种知识都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知识的客观性和有效性便难以得到保证。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认为,过去和现存的知识的确是被各种不同阶级的利益冬季扭曲了,但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将不再有利益冲突,社会感情和欲望就不会凌驾于现象世界的公正评价支行,因此对于知识的扭曲就不复存在了。
涂尔干——知识源自集体
   知识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涂尔干比马克思更进一步,不仅承认了知识的存在于产生是为了社会行动,而且我们认识社会的概念也是来源于社会的。通过将知识与阶层联系起来,使得知识成为了一种能够影响社会结构的二因素,从而使得知识社会学成为了一门动态的学科。涂尔干的知识社会学思想主要是嵌入在他的宗教研究之中的。在他看来,宗教是一种社会事实,是一种集体表征,相似的集体现象为知识提供了社会学条件。社会事实只有在人们的观念之中,并且通过人们的观念才能具有实在性。人们的观念是这些事实的根源,但是这并不是说观念产生了社会事实,而恰恰说明是社会事实产生的人的观念、一切关于社会的认识,都是社会本身强加于个人的,这是通过社会化,逐步地内化到个人的意识之中的,从而此形成了对于社会的观念。涂尔干认为,我们对于社会的研究,一直都只是关于社会观念的研究,而没有深入到社会本身,因为我们一直都认为社会只是人的观念。因此他主张,我们应该将社会现象与在头脑中的表象区分开来,对社会事实进行考察。他的关于社会学研究的论述,充满了实证主义的色彩。研究宗教,真正重要的是要找到产生宗教这种集体表征的社会根源。宗教在实证主义看来,是科学知识的一种不发达形式,我们的理解范畴都是从它而来的。涂尔干认为宗教是人们思维方式的体现,通过宗教仪式,人们的认识高度统一,实现了集体的稳定,这样一种功能的发挥的前提就是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一种共同的范畴,使得交流与协调的活动顺利进行,人们又通过这样一种范畴来组织自己的生活经历与个体行动,使得社会的连续性得到保证。我们的全部知识都经历着历史的发展,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其内容和形式都是不断地变化的,客观性和真理都依赖于集体,
舍勒——社会决定知识形式
   社会学可以划分为研究人类精神的文化社会学和研究血缘、权力、经济群体以及它们不断变化的制度的关于各种现实因素的社会学,即关于人类生活之上层建筑的社会学和关于人类生活之基础结构的社会学。舍勒认为人类的每一种社会建筑,都包含精神和现实两种因素,社会学研究的不仅仅包括社会设置这一现实因素,还包括精神因素的发展变化规律。所有知识的社会性都是毋庸置疑的,知识与社会存在三种基本关系,首先,社会群体的成员相互间的知识及其理解的及其可能性,是自然而然的,是构成人类社会的东西;其次,关于一个群体的知识都是属于这个群体的本性;最后所有的知识也是
   由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的共同结构决定的。知识的存在基础是人类精神和内驱力,并不以时代和社会状况的发展为转移,知识的内容和发展变化是由这个基础决定的。这样,舍勒把知识定位为一种先于个人存在社会和历史存在。从另一方面讲,虽然舍勒否定了知识内容的社会存在基础,但是他认为,社会学可以对知识的基本类型进行分类。对不同形式的知识的起源发展变化进行研究,是知识社会学的任务。在此基础上,舍勒指出了知识的三种基本形式:宗教、形而上学知识、科学。这三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促进和冲突,但是并没有区分发展阶段和等级序列。同事舍勒还试图运用人为性来分析各种知识类型的发展变化,并且划分了七种知识类型。不同类型的知识和特定形式的群体是结合在一起的,不同的思想活动也与不同的社会组织相关联。舍勒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开穿着,他注重知识形式与社会组织、群体之间的关系,并且提出了思维方式和阶级的秀英关系,但是他将知识归结为人类精神和内驱力,使得知识染上了唯心主义的色彩。
曼海姆——社会决定知识内容,知识影响个人行动
   曼海姆与舍勒是同时代的思想家,他的知识社会学强调的是各种思想背后的社会因素,并通过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这两个分析概念,将特定的思想立场和特定社会中特定群体的社会存在状况联系起来。和马克思一样,他看到了思想的社会基础,并且试图通过表达出来的思想来解释接受这些思想的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和追求的社会利益。与马克思认为阶级是思想的社会基础的代表不同的是,曼海姆注重于将思想与不同的社会群体联系起来。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目的在于促进对社会历史的整体认识理解和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交流。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式曼海姆知识社会学之中的两个核心概念,不同于在政治学中的含义,这里代表的是一种非评价性的概念,在曼海姆的理解中,意识形态表示的是hi那些产生于过去,而且已经不会在整个社会生活基础而发生彻底变化的时代里重新发挥作用的知识,而乌托邦则是指那些尚未获得社会统治地位的社会群体的意识,是一种没有成为现实的社会状况的理论表述。用曼海姆本人的话来说,一种思想如果与它所处的现实状况不一致,就是乌托邦。在一种的既定的社会之中,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当一个社会群体用某种思想来维护现有秩序,采用妥协、欺骗和维护的手段维护稳定,这种思想就是意识形态,当一个群体用比较激进和狂热的方式,在行动上打破占有优势的社会秩序时,这种思想就是乌托邦,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区分与运用都要取决于不同社会群体的而行动目的,代表的是两种思维方式,受到社会历史现实和实际需要的影响。
   知识的社会基础在于社会群体,曼海姆指出了思想与社会存在的某种关联,同时他更进一步地从行动的角度观念与现实联系起来。与韦伯类似,他主张任何群体表现出来的社会行动背后都可能有一套信念系统作为支撑,这样一种信念系统的内容则取决于该社会群体所处的社会整体状况。认知是集体的认知,这预设了认知的共同性,人们一旦察觉到这种共同性,他们就认识到了集体无意识的力量,实现了像有意识过程的转变,这样一种转变只有在特殊的环境中才成为可能。不同的群体可能会持有不同的信念,以及在这种信念影响下的知识,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简单地判断只是真假的原因,因为各种知识并不是独立发展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充实的,但同时也并不是融合进入一个共同的体系,而是都试图从各自的一般公理出发来解释事实的整体。每个群体所拥有的对于世界和社会的认识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但是都不能脱离其现实基础,否则就会变成意识形态或者乌托邦。正因为存在着不同的群体,每个群体有不同的知识,并且会产生冲突与斗争,知识社会学的任务就在于为历史过程之中的不同的时刻的剖面确定各种系统的知性立场。而这些知性立场体现的就是分化了的社会群体的实际状况,这种状况又是通过只是表现出来的。曼海姆不仅仅局限于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思潮、知性立场、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进行探究,还要通过这种探究找到对应的社会群体的存在状况以及历史变迁。而对于是否能够在其中找到对于整个社会的整体认识?曼海姆认为,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特殊的阶层:知识分子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员来自不同的社会群体,并且都经过专门的训练,具有一种更加普遍化和整体化的眼光来看待社会,通过不同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我们就可能拥有一种对社会的整体认识。

感想:倒过来看的话,时间真的是不多了。要提醒自己保持适当的紧迫感,保持好自己的读书节奏,这样才能实现时间的最大效率利用。


2019.7.3-2019.9.1
书单:
《马恩选集》四卷
(神圣家族》
《贫困的哲学》
《桥与门》
《现代人与宗教》
《时尚的哲学》
《宗教社会学》
《货币哲学》
资本主义工资的实质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雇佣工人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必须对工人的劳动力进行支付。工资则表现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的“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上,工资表现为劳动的价格,表现为对一定量劳动支付的一定量的货币”。
   马克思在科学地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的基础上,对工资的含义进行了准确的概括,“工资实际上是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或价格的货币表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错误地认为工资是“劳动的价格”,用工人干一天活就获得一天的工资这样的表象来掩盖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掩盖了雇佣劳动制度下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对立,没有揭示工资的本质。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要从工资的表象中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事实。劳动与劳动力并不是一回事,劳动力是存在于工人身体之中的体力与智力的总和,而劳动仅仅是劳动力的使用后发生的作用。
   事实上,工人的工资体现的是其劳动力的价格,就像马克思指出的是工人及其家庭进行维持所要消费的最低生活资料。工人将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之后,工人获得工资,资本家就获得了劳动力的使用权,两者进行了“等价交换”,要怎么使用这一劳动力就是资本家的事情了,工人本身并没有决定权和发言权,劳动也只是在这使用过程中发生作用。劳动虽然被用来衡量商品的价值,但是劳动本身并没有价值和价格,不能被出卖,所以工资表现的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这里需要弄清楚的就是劳动本身为什么不能是商品,为什么劳动本身不能具有价值。我们可以通过倒推的方法来说明:
   商品具有价值,能够在市场上通过等价交换进行自由买卖。如果劳动是商品就必须符合前面的定义。
   首先,如果劳动是商品,就必然会有价值,才可以自由出卖。众所周知,劳动是形成商品的价值的价值实体,劳动时间是商品价值的衡量尺度。那么劳动既然本身就是商品,那么它的价值是由劳动本身创造,劳动价值由劳动时间来决定,简而言之,就成为了——“劳动的价值是劳动”这样的无意义的重复。
   其次,如果劳动是商品,按照商品的性质,劳动就能够在市场上自由进行买卖,这就要求劳动在出卖之前就必须存在。但是事实上,在雇佣劳动协议达成之前,工人仅仅是作为独立的劳动力存在,其劳动活动是在资本家获得劳动力使用权并且将劳动力投入真正的劳动过程之后才存在的,所以劳动并不能脱离劳动过程而预先存在,工人并不能出卖自己的劳动。
   最后,如果劳动是商品,就需要在市场中进行等价交换。那么在雇佣劳动中,工人的劳动的价值就要在工资上得到全部的实现,就会出现劳动与资本实现的是等价交换的结果,资本家就无法对其进行压榨,而实现剩余价值;如果资本家实现了剩余价值,恰恰就说明了那么工人的劳动就没有得到全部的实现,等价交换的原则就被打破。
   综上所述,劳动本身并不能够成为商品,也就不能具有价值。
工资与资本积累

   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并且在形式上和观念上错误的表现为劳动的价值和价格。马克思认为这样的错误表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有重要的意义,它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
        资本积累不仅仅生产出商品与剩余价值,同样也会再生产出规模更大资本关系:即更多的资本家与更多的雇佣工人(劳动力)。其中劳动力不断地作为价值增殖的手段被并入资本,不能脱离资本,劳动力只有在它会把生产资料当做资本能保存,把自身的价值当做资本再生产出来时,才能够卖出去,才能够获得工资以维持生活。工人在雇佣劳动制度下,必须依靠工资进行个人消费,维持个人生命与家庭发展,包括技能的积累以及后备力量的培养,实现了劳动力的再生产。所以说,工资是资本积累中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的必不可少的存在。
   在资本的积累过程中,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资本的构成分为不变资本和不变资本,随着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减少了资本的可变部分来增加不变部分,这就减少了对劳动的相对需求,而工人的绝对人口有比工人人口的就业手段增长得快,这样就出现了相对过剩人口。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具体表现在一下三个方面:首先,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新机器的广泛推广与使用,使得操作变得简单化,妇女儿童等以较低的工资水平的优势挤占了岗位;其次,资本主义社会中竞争的加剧,生产价格的不断下降,导致一大批手工业者以及小资产者破产。成为雇佣劳动者;最后,世界市场的形成,促进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世界各地的廉价劳动力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了一批绝对服从于资本的产业后备军,为资本增殖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也进一步为工资水平的下降提供了空间,资本家因为后备工人的存在而肆无忌惮的将工资水平下压至维持基本生活的标准,造成了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状况。但这样一种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在总体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中,起着在劳动力市场中调节工资一般水平的作用。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资本与资本积累是核心,人口仅仅是作为雇佣劳动才为资本所需,才能获得生存和谋生的机会。劳动力的供求变化是调节工资水平趋向于劳动价值的作用机制,虽然能够对工资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不能仅仅局限于单纯从人口数量的增长或减少来考虑问题(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需要从生产关系的角度,以历史的眼光和角度解释劳动力的运行机制。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相对人口过剩问题仅仅是劳动供求规律的背景,供求决定工资的调节机制还是以资本的积累与劳动力供求两方面的资本主义生产具有的“内生”决定作用机制为前提的。
工资与阶级斗争
   从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来看,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历史范畴,资本主义生产力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会生产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推翻雇佣劳动制度,实现自身以及全人类的解放。
   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关系是反向关系。资本家与工人两者共同分享雇佣劳动创造的新价值,“此起彼伏”,是竞争的关系。工资和利润在一定范围内变化,低工资必然意味着高利润,资本家与工人阶级在这方面形成了对抗力,并进行了多次的斗争。最初的体现就是关于工作日长度的斗争,就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的,在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中,实际上是买卖双方维护自身权利的斗争,在这里,双方的力量对比就起了决定作用。最初阶段的关于工作日的斗争,实际上也是关于工资的斗争,就是关于有酬劳动与无酬劳动之间的划分的斗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逐渐从单个工人的无组织的反抗,逐渐的发展成为以工会为主体的、有组织并且有理论指导的集体反抗,反抗形式也由最初的罢工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武装起义,其斗争目标也逐渐由实现正常工作日长度转变为更高的推翻资本主义阶级统治,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在雇佣劳动体制下,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是在形式上的“对等”的人格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之中,双方在“平等”的表象下,进行交易,进行劳动力使用权的让渡。但是只要我们将目光转向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以及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就可以看到工人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实质景象。资本积累就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也就是资本家把从工人身上无偿得到的剩余价值再次投入资本主义的生产中,也可以说是资本的不断扩大再生产。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产生的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是不可调解的。工人作为资本家的创造剩余价值的工具而存在,工人本身的个人消费也仅仅是资本再生产的要素之一,不打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工人十不能彻底被解放出来的。伴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工人的剩余价值不断被榨取,而资本家获得的无偿的价值越来越多,两者之间的财富差距不断加大。同时工人在大机器工业之下,变成了机器的附庸,甚至更进一步说,工人成为了机器的某一部件的附庸,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机器”,工人的人格与个性丧失。这样的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过程,形成了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但是资本与价值却越来越集中于少数的资本家手中,由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矛盾最终会引发危机,引发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反抗。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条件下进行的一切关于工资的斗争,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因为雇佣劳动始终受到这一生产方式的制约。工人关于工资的斗争,如果不能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彻底消灭雇佣劳动,工人就只能继续服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具体体现在:一方面,工资需要用来保证工人的基本生存,为资本增殖提供条件;另一方面,工资的水平不能够打破资本实现增殖的目的。

人与物的关系

   人的问题,既是哲学的永恒主题,也是人类的永恒主题。马克思关于人与物的学说,可以从存在论和价值论两个角度来理解。两个在用于分析评价历史现象时,其结论和取向都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看,以自然为代表的物是先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在这里,“物”是被肯定的,指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具有客观规律作用的客观存在,人可以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实践活动,对物产生影响。同时,马克思还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点,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强调了物质因素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就自然界而言,马克思承认自然界对于人类的优先地位,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们必须尊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否则就会受到惩罚(主要是指现代社会面临的生态问题等)。但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题,人们可以通过观察,认识自然规律,并且通过实践活动利用自然规律,让自然为人类所用。
   其次,在价值论的领域,人的地位得到显著的提升,成为超越于物的存在。人是我们所处的世界中能够从事能动活动的主体,人能够通过能动的社会劳动生产物质生活资料,同时培养社会实践能力和自我意识,成为自然世界的改造者和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因此人是自然的主宰和世界的主人,是物质财富的支配者。更重要的是,人在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在物质世界的基础上,创造了一个价值世界,不仅仅局限于物质生活方面的满足,还追求精神方面的真善美、正义与公平、自由与平等等人类基本价值。人能够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标准对自己的行为与历史活动进行评价与判断,是有理性的存在,因此而与动物区别开来。
   价值活动的最高境界是自由,这也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之中所在追求的东西。那究竟什么是自由?人的行动处于自觉而不被外在强制而被迫为之,就是自由。也就是说,一方面,人的行为摆脱了外在环境(包括物质与精神双重的)的强制与束缚。另一方面,则是人的行动由自己的意识来决定(可是人的意识是生来就有的吗?如果人不在社会中生活,是否会产生意识,什么样才叫做自己的意识。我们所认为的“自我”究竟需要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才能确定是真的“自我”,而不是社会的“自我”???如何才能成为尼采意义上的“本身成为一个初始看到的事物”?)。人作为能动活动的主体,其行动应该是发自内心的自我意识的决定的结果,这就是人的真正的自觉自愿和自由。在这个层面来说,物对于人来说虽然不可或缺,但是是外在之物,对人的活动产生了限制。所以从价值领域来看,人的存在必然是要高于物。这是作为理论上的或者理想上的自由状态。在现实生活之中,人类不可能摆脱物质世界而单独存在,人类生活在物质世界之中,时时受到物质条件的制约与约束,这样的约束包括个人之外的物质世界的一切,物质生产等真实存在的物质,同时也包括社会意识形态、文化、宗教等精神层次的存在。这些都是外在于个体的,都会约束着人的行为与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是永远都要依赖于物的,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即使个人能够退隐于世,斩断一切社会生活方面的联系,但是为了维持基本生存,还是要从自然界之中获取生存资料,所以人与物的关系需要辩证的进行看待。一方面,人是依赖于物的,需要物质资料维持生存,需要尊重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人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客观规律,支配物,让物为自己所用。
   马克思在论述三大社会形态时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总体上是呈现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趋势的,人与物的辩证的关系也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不断发展。
   在人类发展最初阶段,人类社会最初的形态是人对人的依赖。自然经济的时代,社会物质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狭隘,表现为一种直接的人身依附关系。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后,神学宗教观就在思想领域盛行。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人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仍旧受到自然的束缚与支配,无法用科学解释自然界中存在的许多现象,只能依赖于神学来解释;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也利用宗教这种精神鸦片去控制和麻痹被统治阶级,巩固自己的统治。在欧洲,封建社会持续了一千余年,中世纪的神学甚至划分了神圣与世俗这两个对立的部分,彻底地否定了人的现实生活的意义,人变成了“无”,神学历史观成为剥削阶级的精神支柱。在这一时期人主要是受人的支配,人与物的关系相对和谐,人们认识了一定的自然规律,并且在这规律的指导之下进行实践,并没有与物的世界产生冲突。在这样一种人的统治的时代,人与人之间存在明显等级关系,宗教与神学紧紧的束缚着个人的行为与自由,这样一种非人的统治总有被打破的一天。在社会生产力实现进一步发展,由封建社会过渡都资本主义社会的时期,经济条件的变化以及新兴市民阶级的需求,引发了文艺复兴运动以及启蒙运动,一大批新兴思想家开始发出“人”的呐喊,对宗教神学、社会等外在权威进行理性批判,相信人能够用理性支配生活,能够通过理性认识自然规律。这样,欧洲社会掀起了一大批革命运动,人摆脱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多重束缚,人类社会进入了第二阶段——资本主义社会。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社会的第二大形态。这里人对于物的依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来说,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物来中介,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表现;广义来说,是以自然界为代表的物对于人的普遍的制约,这样一种制约一方面是说,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对于自然界有需求,其生活无法超越和脱离自然界;另一方面是指,自然对于人在时间上与逻辑上的优先性,自然的物质条件的存在,是人存在并实现发展的基础。就与狭义上的物的关系上来说,这一阶段的人,虽然摆脱了前一阶段的束缚,但是并不能说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因为人对物产生更深的依赖,人受制于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迂回地通过物来中介。每个个体都被裹挟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之中,无法挣脱,社会的整体中,作为资本家的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组织社会生产,形成资本;作为雇佣工人的一部分人由于没有生产资料,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生活资料,这样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雇佣劳动制度,工人被剥削剩余价值,资本家进行资本的积累。在这样一种生产方式之下,人类劳动力成为商品,人与物的关系变形,人受到物的支配。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提到的异化就是最佳说明,实际上不仅仅是工人的劳动以及工人本身在生产过程中被物化,资本家在竞争的过程中,也会迫于压力而改进生产设施、不断地被迫改进生产方案,否则就会被时代淘汰,遭受破产,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家的个人行为与选择实际上也是违背了他们的个人意愿,也是被“物”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在不同的方面被不同程度的物化,人的自由仅仅是有条件的自由。就广义上的物来说,人是受制于大自然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智力上的解放与科学的进步,尤其是现代大工业的发展,进一步形塑了人是自然的主宰的观念,各种机器工业、矿业等的发展对自然进行了肆无忌惮地破坏,人对于自然没有了基本的敬畏之心,从自然获取各种资源而不思其后果,造成了诸多生态灾难。
   马克思由此提出了社会的第三大形态,即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基础之上的共同社会。在以往的社会形态中,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是人们维持生存的必要手段。但是在第三阶段的社会之中,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突破了原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关系,社会财富极大的丰富,并且不再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人们摆脱了狭义上的物的依附,通过对社会拥有的生产资料进行重新分配,人们获得了自身的人的解放,生存不再是目的,个人更多的注重于人的全方位的发展与完善,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在广义上的与物的关系来说,在这一阶段,是重新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模式的阶段。
        这样一种社会发展的三阶段论述,是马克思提出的重要观点,但是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学会用辩证的方法来看待这样一种观点,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下,不同的国家可能会形成不一样的发展路线,马克思就曾说过,俄国有可能会跨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第三阶段的社会形态。

感想:
1、  两个月的暑假集体读书是真的时间飞逝,仿佛昨天还刚刚搬到新宿舍,与小组同学终于组成队伍,今天就已经开始了新的学期。当一个人在状态、在思考、在享受一件事情的时候,全神贯注的投入其中,外在的时间与事件都从身边如鸿毛一般拂过。我们读书就是这样,在图书馆的一隅坐下,展开书本,身边是小组的同学,便形成了一种氛围,让你自然而然地就投入到状态之中,任窗外人来人往,云卷云舒。
2、  团队的建设是逐渐完善的,好的学风是大家共同用心营造的结果,也是每个人都能公平享受到的公共品。这两个月的集体生活,读书以外,还有活动、有运动、有交流,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小组同学从一开始的羞于开口谈学术,到后面的有问题就提,并且定期开展交流活动,我在感受到同学们的优秀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进步,真正的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感受到了“比学赶帮超”的氛围。小组同学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让我在读书以及个人成长的路上得到了很多助推力,很感激大家这两个月的相互鼓励。能和一群这么优秀又可爱的人一起共同进步,也让我更加期待之后的研究生生活。


书单:《资本论》三卷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其核心概念为:商品、劳动二重性、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马克思通过对当时的制造业进行考察,凝练了这样一个概念体系,形成了资《资本论》这一著作。
    商品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起点。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商品首先是依靠自己的属性满足人的需求的物品,它的有用性使其成为使用价值;当使用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取得了某种“形式规定”时,才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交换价值是商品的另一个因素,表现为两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和比例。马克思认为存在于两种商品之间的可以使其交换的“等同的东西”,就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这就是商品的价值。
    使用价值与价值是商品的两种属性,两者是对立统一的。统一表现为商品必需同时包含这两个因素,对立表现为个人不能同时占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使用价值和价值分别由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创造而来,同样的,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也是统一劳动过程的两个方面,两者也是对立统一的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重要的是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一切劳动资料与劳动力本身都要还原为抽象劳动,这一转换使得对价值量的理性计算取代满足需求的有用性,追求商品的价值量成为人类生活与劳动的目的,劳动与人的生命产生对立,由此出现劳动的异化。这里不加以论述。
     商品的价值都取决于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马克思论述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劳动力市场与商品市场都遵循等价交换的规则,但是资本家购买的劳动力的价值,和该劳动力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商品价值是不等的,这两者之间产生的差额就是资本家进行商品生产的目的。
    资本主义的劳动是雇佣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资料和工具为资本家所有,劳动者维持生活所需要的资料由资本家支付。马克思指出,价值的形成过程既是活劳动创造新的价值的过程,又是生产资料等物化劳动的过程。一方面,劳动材料的价值在劳动过程中转移到新产品中去了,本质上是使用价值的形态被改变,是旧的价值的转移与重新实现。另一方面,则是,活劳动创造新的价值的而过程。工人的劳动不仅生产出自己的价值,还生产出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额价值,即剩余价值。
    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需要强调的是,一个人劳动的能力成为商品,而不是劳动本身成为商品。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他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表现为维持劳动力所有者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包括其家人生活与其子女教育的生活资料。劳动力成为商品的特殊条件在于:劳动力所有者拥有其劳动力的所有权,劳动力所有者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之外,没有其他商品出卖以维持生存,劳动的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的分离与对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与出发点。劳动与资本的分离,是以旧的生产方式与交往形式的解体为前提的。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城市与农村的分离破坏了原始的共同所有制关系,人们从土地作为劳动的唯一前提中被解放出来,可能在城市中从事和发展其他行业,这就是劳动者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分离。其次,手工业的发展与成熟,导致一批小生产者品破产成为雇佣工人,摧毁了劳动者占有劳动工具的状态。最后,资本主义下的雇佣关系否定了依附关系,工人成为自由劳动者,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占有劳动产品。
    工人的劳动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生产维持活劳动的生产资料的必要劳动,一部分是剩余劳动。事实上,劳动力不仅生产着自身的价值,同时还生产了劳动的条件,正是这一部分新的劳动条件,为资本家提供了重新占有他人劳动的能力。结果就是,只有在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才能进行对劳动者的榨取条件的再生产,并且会逐渐实现其永久化。
    马克思运用抽象劳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其一,从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关系来看:作为抽象的总体的资本将其对立面一一所有的雇佣劳动视为同一的抽象总体,资本在经济活动中在竞争规律的作用下分配劳动要素,目的是为了剥削劳动榨取剩余价值,从而实现资本积累。其二,从生产过程的实际意义来看:资本一方可以剥削蕴含于具体劳动中的同质的劳动能力,以便根据市场情况重新配置劳动,工人一方将劳动视为获取工资的手段,每个工人同质化为工作中的劳动力,他们于资本而言的使用价值就是这种工作能力。



资本论中的异化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提出的重要概念,揭露了劳动的异化,指出将劳动降低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降低为资本生产的手段,单纯的体力和脑力指出的劳动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劳动的异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劳动与劳动者的对立
   劳动是劳动者用一定的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耗费一定的体力与脑力。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在资本家的压榨下成为纯粹的体力与脑力耗费。工人为获取维持生活必需的生存资料,将个人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但是资本主义生产下的劳动,却致力于在最大程度上对工人劳动进行榨取,损害了工人的感性生命。马克思从商品的二因素出发区分了形成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从人类一般劳动中抽象出的生理耗费是商品相互交换的尺度,这个尺度是社会决定的。一方面,工人的劳动必然转化为共同交换的尺度,另一方面,具体丰富的感性劳动变成了纯粹的生理学耗费,具体来说,是工人劳动成为单纯的体力和脑力的耗费,其劳动内容紧紧为手、脑、筋肉的磨损。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下,劳动是资本生产的环节,而不是工人自己的生活,工人成为资本生产下的工具。工人的劳动是为了获取等价的物化劳动,而工人取得物化劳动是为了劳动,工人的劳动没有内容,也没有意义,人成为机器的一部分,成为生产秩序中的可替代的个体,工人从物化走向异化。工人作为人的本质丧失。工人劳动对于工人来说是维持生活的手段,对于资本家来说是资本增殖的工具。劳动力是商品构成资本生产的前提,但是工人脑力与体力耗费在剩余价值中却丝毫体现不出来,工人的劳动走向其自身的对立面。
二、劳动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
   以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生产为内容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生,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资本家能够无偿占有工人剩余劳动的关键在于雇佣劳动的产生,生产资料这一劳动的客观条件与劳动者这一主观条件的分离是资本产生的前提。一开始资本便站在了劳动的对立面,资本以侵占他人劳动为内容,二个人劳动只有在资本生产过程中才能实现,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发展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现在这一内容发展的结果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雇佣劳动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工人劳动走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面。
    首先是生产力发展与资本增殖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以最大化实现资本增殖为目的,这一过程也会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在自我增殖的过程中破除了生产发展的限制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资本的增殖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是受到限制的。主要表现在:一资本增殖与利润率下降之间有不可调和的而矛盾。资本增殖通过剥削剩余价值,榨取工人劳动实现,资本家通常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这一目的,必然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哦和商品价格的下降,结果就是剩余价值的减少以及利润率的下降。根本的就是生产扩大到了资本增殖的最大限度,超出的那一部分并不会推动社会生产发展。二,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的实现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是以交换价值为内容的,扩大再生产的实现取决于上一个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剩余价值能否顺利投入到生产过程中;三、工人劳动与资本生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劳动是资本增殖的手段,只有社会发展与资本增殖的需求一致时,劳动才会同时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般情况下,劳动被限制在资本生产的狭窄空间内,仅仅为提高剩余价值率而存在。一方面资本致力于打破生产发展的限制,另一方面其内部本身就包含着对生产发展的桎梏。
    其次,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从手工作坊到手工工场机器大工业生产,要求精细的部分分工与协作,生产过程在形式上社会化。然后,生产资料和产品都归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过程与结果由资本家个人决定。一方面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与产品,二资本主义私有制又阻碍着社会化大身材嘎哈你的发展。这时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所在。
三、劳动与人类社会的对立
    人类社会和市民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发展状态。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指符合人的本质发展社会生活。以往的社会形态总是表现为一个阶级剥削和统治另一个阶级,社会形态的更替表现为边缘与中心力量的博弈。而在人类社会,其发展是一个自我否定自我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无边缘与无中心的平等社会。人类社会实现了人的本质的劳动应该是自由自觉的活动。
     马克思认为自资本主义生产下工人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只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没有不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在耗费体力和脑力供养自己生活之余,工人没有任何发展的自己的时间,劳动成了人发展的束缚。马克思由此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提出批判,并提出劳动应当是生活的第一需要,这就要求劳动不仅仅在谋生层面满足人的需求,还要求其能够丰富个人的精神生活。

感想:
    一开始阅读马克思的书,会由于先前学习过的知识,而掉以轻心,所以阅读资本论第一卷的时候,读完有一种什么都没抓住的感觉。还是要摒弃自己那种已经了解了的观念,才能真正沉进去,理解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
    读马克思的书,目前为止,还是对于异化这一概念的感触最大。看《资本论》时间一长,就感觉自己的认知被马克思拔高了。你仿佛看到众生忙忙碌碌,无非是让自己拥有更多的些的资本,而这其实就是让资本增殖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太有吸引力了,因为资本更多会成为一种超脱个体的社会权力,而权力可以带给人强烈且不可抗拒的即时反馈。无数的个体以及群体,最终变成跪倒在资本下的奴隶……为了更多的资本增殖,我们很多时候扭曲了自己的灵魂;然后用更多的资本,把空间里的认知再扭曲到和灵魂同步。但是一旦当你看到了这一层面,你反而更清晰地知道,你要参与的是一场什么底色的游戏,能够更好地在其中游刃有余,而不至于灵魂无处安放。其实沉下来读书,也正是在培养我们这样一种看透的能力,不至于被外在的东西裹挟着往前走,而是力求能够做到随波而不逐流,成为一个有自己独立想法的人。


书单:
《经济团体与社会行动》 
《中国的宗教 宗教与世界》
《印度教与佛教》 
《古犹太教》 
《宗教社会学》
《资本论》第一卷在读
现世生活与宗教救赎

    在韦伯看来,宗教伦理就是对宗教救赎的道路是什么,宗教救赎状态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宗教行为的产生是由个体内在需求引起的,并且受到其周围外在环境的影响,宗教动机下的个人行为与选择,与个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并且受到理性的驱动。要对宗教进行理解,必须以个人的经历、主观的看法等为依据才能达到。原始的宗教或巫术对于人们来说,是希望从神灵处获得好处和利益,对于不灵验的神灵往往会进行否定。随着宗教的发展,救赎宗教许诺将个人从苦难、疾病之中拯救出来,个人的苦难是其关注的中心,并由此产生了围绕“不幸神义论”形成的救世主信仰。宗教伦理的系统理性化,实现了对个人的生活方式的全面而系统的制约,并且由此产生了“罪”的观念,个人祈求的不灵验,被归于个人对神灵的冒犯。
    韦伯认为,宗教伦理对经济伦理的影响是通过社会主导阶层的生活方式来实现的,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不同社会阶层有不同的宗教需求,因而发展出来的宗教也具有不同的伦理品格。区别于马克思关于阶级的定义,韦伯对社会阶层的划分是根据身份状况即取得某种荣誉的机会,独特的生活方式以及根据法律获得某种财产的机会。一种宗教所追求的最高幸福往往受到社会主要阶层及其生活方式的强烈影响,从而受到社会分层本身的影响。而生活方式都是通过宗教伦理规定的终极价值而被合理化的,这样一来,终极价值成为宗教系统化、理性化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
    救赎的系统化与理性化带来的是日常生活与非日常性的宗教生活之间的严格分野,由此产生的首要问题便是如果抵抗住世俗的拉力而找出永远可以处于恩宠状态的途径。宗教伦理对于大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中,个人宗教禀赋的差异是值得注意的,这决定了并非每个个体都能达到宗教救赎的最高状态。因此在宗教界中,也区分出了卡里斯马型的杰出人物和普通人。这就产生了“特殊恩宠论”的达人宗教,是具有神秘主义性质的,宗教与个人日常生活之间存在一定的隔膜,世俗的一切活动对之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形成的是一种冥思性、巫术性的崇拜,如果不对大众进行妥协,就往往会仅仅局限于一定的宗教达人的圈子内部,而对大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就会很小,东方的宗教大多如此。而西方的宗教则不然,试图垄断一切宗教资源、独占恩宠的教会主张以教权制的职位恩宠,秉持“普遍恩宠论”的观点,对达人宗教发起抵制和对抗。在以加尔文教为代表的禁欲派宗教中,救赎方法与救赎道路是非仪式性和非巫术性的,否定了一切巫术性的救赎手段,以履行天职取代了献祭和忏悔等,实现了“祛魅”,信徒以神的工具自居,其日常行动皆以上帝的意志为宗旨,其个人生活各个层面都被系统化,新教就是这样一种宗教,信徒摒弃了在修道院中修行获救的方式,认为在尘世中做好本职工作即具有宗教意义,是为上帝增添光彩。在这样的宗教思想影响下,加尔文教信徒中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在工作中积极进取以期更好地完成上帝赋予的职责,事业上的成功是被选的征兆,并且严格按照禁欲主义要求生活。禁欲主义对个人生活层面进行理性的形塑,导致个人生活行为的理性化,“天职”观念的存在,让信徒在现实中过上一种系统的、理性的生活。宗教救赎与现实生活在加尔文教教义下实现了有机的统一,个体追求财富的欲望与实现救赎的需求也完成了自洽。
    在对现代宗教的分析中,韦伯的“祛魅”思想直接地表达了宗教和社会世俗化的基本事实,宗教救赎与现实生活的有机结合已经不复存在,个体对于世俗物质生活以及财富的追求也仅仅是披着宗教的外衣。由于理性化的发展以及形式理性、工具理性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导致了宗教在社会中影响的减弱,在其中,韦伯特别强调,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对宗教的影响归根结底还是源于技术理性统治对文化的影响。韦伯对于宗教的世俗化持悲观的、否定的态度,认为随之而来的是官僚制的蔓延,是功利主义思想在社会的盛行,消解了意义世界,抹杀了西方文明中的核心价值——个性与个体自由。对于现代世界的宗教的定位,韦伯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呼唤宗教复归以重塑西方人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他也承认现代世界的理性化趋势不可避免,传统宗教的复归不仅难以实现而且意味着对现代理性的放弃。

感想:
    俗语有云,万事开头难,读书是如此。俗语又云,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读书亦是如此。进行系统性的经典阅读是一件需要专心致志、并持续发力的事情,也需要经历一个不断摸索、探寻适合自己的节奏与方法的过程,虽然会遇到困难,也会被琐事所牵绊,但是途中有读书会伙伴的鼓励与监督,让我坚持了下来,并且因此形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更加沉得下心来面对生活中的各种事情,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对不必要的琐事说不。这段时间的读书生活,也让我增加了专业自信,在面对别人问我为什么要继续读这个专业时,能够理直气壮地回复我读研是为了提高个人的思考能力,而不是所谓的业务能力。读书让我的生活和精神都变得更加愉悦和充实,我感受到也相信自己会因此而变得更好。

书单:(2018.11.21—2019.1.10)
《社会科学方法论》
《经济与社会》上下卷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从古代到封建主义》
汇报内容:
   这个月主要是读的韦伯的著作,本来相对涂尔干进行一个梳理,但是功力还不到位,就对韦伯的理性化思想进行一个小的总结。
   理性化概念是韦伯整体思想的关键要素,将其经验的和方法论的研究与政治的和道德的反思联结起来,韦伯在著作中具体从以下四个方面描述了理性化的进程与表现。
1、宗教的理性化——从与现世亲和的非理性巫术活动,到以祭司为核心发展出的一套完整的宗教仪式,无论是东方与楷模先知语言相结合的神秘主义宗教,还是西方与伦理先知预言相联系的禁欲主义宗教,其宗教活动都日益固定化。宗教理性化进程的关键在于宗教的世界观的一分为二,人与神、此岸与彼岸之间的关系越是紧张、对立,宗教的理性化程度越高。宗教不再为此世生活提供合法性辩护,并产生对现世的拒斥。宗教的理性化一方面意味着祛魅,否弃了一切巫术性的救赎手段,发展出了超验人格化的神的宗教才能实现理性化,加尔文教就是其中的代表,人们在命定论的指引下期待通过现世的努力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另一方面则是传统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失势,不断受到非宗教文化的冲击,即宗教世俗化。韦伯认为现代科学源于西方宗教及其理性化进程,但是科学的发展也削弱了宗教的地位,并且宗教最终被理性科学取代,同时也产生了在价值信仰方面的困扰。而清教的禁欲主义在现代社会也开始转向功利主义,此世的利益追求重新取代救赎的追求。
2、法律的理性化——韦伯认为任何法律都存在命令和传统性两种成分。其中命令是立法者的创造,传统性是经验的产物。命令性成分居多的称之为制定法,而传统性较强的则为习惯法,但是无论哪一种法律的建立都受到某种理想的支配。法国大革命在法律的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形成了以理性主义为基础构建的法国民法典。而在欧洲,随着宗教对法的影响不断减弱,对世俗君主与望族在法的干涉不断进行限制的基础上,魅力型立法和传统型立法失去动力,自然法其源于内在性质的合法性,持续充当了合法性的源泉。自然法的成文法类型最初是以契约理论加个人主义的形式出现的,但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由先验假定的逻辑演绎出来的自然法被实证主义,相对主义的思维形式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摧毁,被代之以基于实践理性的形式法学理论。形式法学的主要特征是司法程序的理性化,能够保证一种法学要求的能够正确预计法律程序结果的预见能力的最高精确化。而法律人员也有原来的神职人员或者世俗君主的行政人员转变为在专门学校进行法学理论学习的人员。
3、经济领域的理性化——韦伯认为传统的关于对利润的追求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因这一论断是不准确的,他认为在任何社会、在任何人身上都存在着追求财富的欲望,而不择手段的获利行为则恰恰阻碍了近代形态的资本主义的出现与发展。资本主义抑制和缓解了人们对财富的非理性追求,将社会中的获利纳入了理性的轨道。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的问题在于其为获利的行为提供了和平的基础,而暴力的获利方式恰恰不适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古代中国、印度等国家,都存在着原始的资本主义经济行为,但是都受到了加大的限制,没有发展出西方近代形态的资本主义。而之所以只有西方产生了这种理性资本主义形式,是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4、政治的理性化,传统型统治——卡里斯马型统治——法理型统治。韦伯在论述上述三种统治类型时,指出传统型统治是建立在传统权威之上的统治形式,统治者的权力不受法规约束,只尊重传统习惯;而卡里斯马统治则是基于个人非凡品质之上的统治,是非日常的和非经济的,支配者与被被支配者都会想使卡里斯马一直保持,最后不是转变为传统型统治,就是被理性的纪律侵夺。法理型统治是依据法律对社会进行管理,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统治形式。该种统治将合法性建立在人与理性法律的关系之上,而前两种统治形式的合法性基础则是个人的忠诚关系,这种由全体一致同意后制定的形式法律体系,为合理性的经济活动提供了保障,只有在这样的统治形式下现代资本主义才得以发展。
感想:
这个月开始正式读韦伯,其实挺让人头痛的,尤其是一开始看的就是概念部分,之前看涂尔干的书看完了好歹还记得一点半点,但开始看韦伯的时候每次看完了总是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认真看,但咬咬牙还是把难熬的一部分看完了,读到后面相比而言觉得畅通了一点。之后还是要继续坚持,对之前的阅读进行一个更为细致的总结,争取看完韦伯再回家过年。



书单:(2018.10.8—2018.11.20)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社会分工论》
《自杀论》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道德教育》
《实用主义与社会学》
《社会契约论》
《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源》
《孟德斯鸠与卢梭》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基于道德共识的社会整合

  现代社会的个人与社会关系之间紧张、个体自由与国家权威之间的拉锯,共同构成了涂尔干所认为的社会秩序危机。在涂尔干的理论中,道德是社会整合的核心,他强调没有道德共识的社会是不会形成社会秩序的,因此涂尔干提出了从个人和集体两条路径出发重建社会的道德规范。
一、具有集体道德的公民精神
  在《道德教育》中,涂尔干在人性的判断中建构了道德个人主义这一概念,指出人是两种属性的存在,一种是仅仅包含我们个人状况,代表我们个人性格的个体存在(个体意识),另一种是包含整个社会状况的,代表集体类型的社会存在(集体意识),即《社会分工论》中的代表机械团结社会与有机团结社会的不同特征的标志。社会存在是个体存在的结果,但两者之间差别很大,因为社会存在不仅仅是个体存在累加的总和,而是一个独立的根据规律进行演变的存在,但是两者也不是完全对立的,个体的这双重属性可以共存于个体之中。在对宗教的研究中,涂尔干也论证了这种双重性,原始图腾制度中的每一个氏族成员都被赋予了一种神圣性,神圣的通过世俗的个人或事物表现出来,俗的事物因此具有神圣性。在宗教的研究中,涂尔干还阐释了集体道德的产生,在图腾制度中,首先表现为圣物,而后才是本体,氏族的成员之间借助于对共同图腾的崇拜,产生了属于同一氏族的意识,并且相互凝聚在一起,负有义务,这种非人格化和匿名化的宗教成为了原始氏族社会道德生活的本原。而宗教力之所以是一种道德力量,涂尔干说是因为它是社会的产物,是由一个道德存在在另一些道德存在中所引起的印象构成的,所以我们必须用集体思想来为感官印象制定法则。
  这样一种道德法则对人的自然倾向的限制,涂尔干认为并没有否认了满足的权利,也不是对个体自由的限制,恰恰相反,恰当的规范是解放和自由的工具,人需要做到通过理性控制和约束自己,不被个人欲望和野心支配自己的行为。这就需要道德纪律来提供必要的规制作用。在涂尔干看来,道德基本上是一种纪律,与自由并不矛盾。道德个人主义,一方面是个人对集体的责任和义务,即遵守特定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道德也使得个人行为具有常规性,提供了明确的目的,在要求我们对群体承诺和服从时,也实现了个人的“社会化”,实现了人自身的完善。现代的劳动分工之所以带来的社会的团结,是因为它赋予了人与人之间的法律与义务关系,让个人在对整体目标的服从中,实现了自我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正是涂尔干眼中的法国所急需的公民精神。
  道德稳固的基础是公民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在涂尔干生活时期的法国,由于君主制反对地方特殊主义的历史影响、法国大革命以及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等原因,原有的家庭和宗教等团体被瓦解,社会不存在团体,也没有团结精神,而只有在团体中才能产生团结精神,团结精神才能产生团体,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家庭与社会之间缺少一个中间群体将个人凝聚在一起,人民之间明显的具有极端的个人主义倾向。在论述圣西门的社会主义学说时,涂尔干指出,个人利己主义的盛行会导致社会陷入一种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而只有利用凌驾于个人之上的集体的社会权威才能建立一种强有力的社会规范,来解决这一社会危机。
  如何建立一种公民自愿服从的道德纪律呢?涂尔干指出,由于家庭所培育的道德与社会所要求公民具有的道德间存在较大的差别,所以重建集体道德需要依赖于学校进行教育,利用儿童不稳定的心理结构和易受暗示性的特质,让其感受到集体的权威,从而进入社会所要求的道德状态。要重建集体道德,更为重要的是要依靠一定的中间群体将个人凝聚起来,对个人产生影响,而原有的家庭、宗教等群体已经不再适用,所以涂尔干提出了重建地方性的职业群体,利用职业伦理重塑公民的道德精神。
二、社会整合的中间组织:职业法团
    涂尔干认为职业法团能够重新唤起法国人的公民精神,通过对法团历史的追溯,他认为职业法团所具有的功能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职业团体能够为个人提供一个良好的道德环境,并且为个人的行为制定出一套行为规范,更为重要的是,职业法团在调节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极端的国家主义对个体的压迫以及个体无限自由扩展演变为无政府状态,都是因为在国家与个人之间缺少中间组织,对国家与个体进行限制,而职业法团的存在,限制了国家职能的过度扩展,又将个人归入到道德生活之中。具有同一职业的人组成同一个职业群体,职业群体越牢固,群体成员就越紧密,继而成员与社会联系也就更加密切,作为公共道德基础的舆论也就容易扩散和扩大覆盖范围,个体又处于道德生活之中,社会也就更加团结。职业群体的生命力与职业人员的聚集度息息相关,职业群体形成了职业伦理,这种职业伦理使得社会道德生活有一中心变成了若干个小中心。
  但是涂尔干设想的职业法团仍存在缺陷。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发展,新的职业层出不强,而新的职业体系以及职业伦理的建立需要一定的周期,同时职业的更新换代速度很快,所以职业群体相对而言也并不是一个十分稳定的群体。另一方面,对于职业生活以外的生活空间,职业伦理则难以对个体行动进行规范。所以解决现代社会的危机不能仅仅依靠职业法团的重建,还需要依靠道德国家的力量。
三、道德国家
    在涂尔干看来,国家作为政治社会的最高机构,把被管理的人民与政府结合在一起,但国家并不是卢梭认为的不可分割且公众意志高于一切,也不是霍布斯提出的为了克服恐惧而实行的国家的专制以及孟德斯鸿的分权说中限制国家的权力。涂尔干认为国家是一种道德存在,其基本义务是使个体过上一种有道德的生活,使个体对其行为进行反思,并且遵守社会规范,从而重建法国的公民精神。 
    在对社会集体与个体行为的关系进行分析时,涂尔干认为社会中存在许多的小集体,个体被纳入到这些集体之中,集体的精神强加于个体,个体的自由便会受到这些次级群体的约束,其极端形式便会表现为集体的暴政,社会被各自为伍的小群体分割。而这个时候必须建立一种凌驾于这种次级群体之上的组织形成至高无上的权威,使得每一个次级群体认为自己只是整个政治社会群体的一部分,而不是整体。在此基础上,涂尔干指出国家作为次级群体的核心组织以及政治社会的最高机构,超脱于地方群体之上,负有这一重要的职能。在涂尔干的理论中,国家与个人被纳入了一个有机统一体中,两者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相互负有义务相互促进的关系,国家的目标是为了实现个体的解放,国家越强大,个体也就被得到社会的尊重。
感想:
1、这是真正开始全身心读书的第一个月,收获很大。大四没有课程认为,也基本没有杂事的干扰,很享受静下心来读书的感觉。这四十天的时间既磨练了心智,也培养了良好的生活习惯,很感激小组成员的相互鼓励,才让我有坚持下来的动力和决心。
2、这一个月读书其实比较辛苦,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节奏,也在不断地摸索适合自己的方法。写总结的时候觉得很吃力,笔记基本都是抄书,总结也只是书本原话的堆砌,读书时间还太短,所以没有办法对作者的思想进行很好的概括,接下来继续好好努力!
[ 此贴被邓碧玲.在2020-10-02 16:41重新编辑 ]
Posted: 2018-11-22 15:33 | [楼 主]
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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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的非常棒,往以后多交流
Posted: 2019-10-28 16:40 |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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