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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洁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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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洁阳的读书报告(更新至2019.11.26)

书单:柏拉图《理想国》、《政治家篇》、《法律篇》;福柯《疯癫与文明》、《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词与物》在读
理性、反理性、尺度
学者刘北成总结欧洲思想的两大支脉分别为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与盎格鲁撒克逊的经验主义。其中理性主义是欧洲大陆的思想传统,是其长久以来的规范尺度,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用人本主义打破了理性与宗教的约束,但不久理性便重新坐回王座,启蒙运动的扩大、资本社会的发展使得理性逐渐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人开始异化、坍塌;于是十九世纪欧洲大陆又开启了新的一轮反理性思潮。
在理性主义这条思想脉络中,柏拉图站在了理性尺度的策源地,福柯则站在了反理性、反尺度的最前端。
一、理性是万物的尺度
普罗泰格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展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内容,而苏格拉底通过提出“思维着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修正,即并非人人都可成为尺度,只有理性的人才能成为尺度。柏拉图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继承了其老师的观点,进一步扩展了“理性尺度”这一内容。
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是由理智、激情与欲望构成的,其中理智代表着人的理性,激情与欲望代表人的感性。人的四种品德分别是理智、勇气、节制与正义。勇气以激情为基础,节制是对欲望的控制,正义则是对理智、勇气、节制三者的分配,只有将理性作为分配核心,才能使人达到和谐至善状态。
同样的,柏拉图认为国家政体植根于人性,即人的至善与国家的至善是相通的,正是这一逻辑使得理性同时成为了人与国家的尺度。
在柏拉图看来,要使国家政体达到至善的状态,就应该宏观考虑整个国家的利益,合理分配每个人的位置,如最具有理性的人应占据核心地位——即哲学王;富有勇气与节制的人应占据辅佐地位——即优秀的战士;而品德败坏的人应被排斥——如那些放纵欲望的诗人、音乐家等;剩下的人则应被合理的安排在适合自己的位置上——如木匠、农民等。
人通过“洞穴理论”不断反思与转向,从而逃出“洞穴”获得理性;而国家则通过“哲学王”的指导与规范,通过教育等手段达到理性状态。这是柏拉图构建的理想国,是通往理性尺度的最优路径设计。
不过随着柏拉图三次前往叙拉古,他对构建哲学王这种第一等的制度逐渐失去信心,开始妥协为构建一个第二等的法治之国,这里的法律代替哲学家成为了理性的化身,法律基于全体社会成员利益制定,人们服从于法律的权威就等于服从理性,尤其是执权者也要屈服于法律。
柏拉图对于理性这一尺度的阐释是建立在柏拉图对于人的差异性认知、同质性追求的基础上,人的灵魂残次不齐,神的本质则在同一永恒,理性是人内心最接近神性的永恒,因此人只有不断地约束自我,规范自我,矫正自我才能完成向理性、向神靠拢的过程。
二、权力是万物的尺度?
福柯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最具批判意识的学者之一,他走在反理性的前沿。
福柯研究疯癫,他认为疯癫的形象在历史进程中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以前人们对于疯癫多实行放逐仪式,如“愚人船”、“疯人远航”,人们通过放逐来实现社会区分,即正常与反常、理性与疯癫、规范与脱轨的区分,但这种区分并非惩罚,甚至会让人对疯癫产生好奇——即疯癫是否代表另一种理性,此时疯癫话语仍有所展现的;甚至文艺复兴时期,统一性意义被解构,各种文艺作品的意义不断自我繁衍,疯癫意象也钻入其中用来表现人类秘密的自然动物本质。此时疯癫与理性虽有不同,但与人的本质并不对立。
然而到了15世纪,人们对麻风病的处理给社会留下了一套排斥机制——禁闭。后来禁闭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张,开始控制失业者、懒汉、流民,被用来应对社会经济危机、秩序危机。禁闭一方面可以消除社会秩序危机,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规训来调控劳动力市场。被禁闭的人通过劳动规训来实现自我矫正、自我培育。疯人也因“无劳动能力”而被关押,被规训,作为疯人一方面要接受能力培育另一方面也要接受理性道德的规制。于是疯癫不止与理性对立,而且与劳动对立。
到了17、18世纪的古典时期,疯癫则彻底失去对人的本质的丰富的可能性,变为单一的否定性,疯癫与理性对立就是与人的本质对立,是与自然的对立。
到19、20世界,疯癫被视为疾病,是必须要接受治疗矫正的对象,被现代医学理性所支配,疯癫者成为绝对他者,与生命对立。
同样的,福柯研究刑法。刑法的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不同表现。首先是惩罚手段的改变:在中世纪末,犯罪的惩罚方式多为公开肉刑,即通过使犯罪人的肉体痛苦乃至消灭的手段彰显法律的权威与君主的力量。到了18世纪,人们以“人道主义”为理由主张废除肉刑,建立监禁自由刑。
其次是惩罚对象的改变:17世纪以前的非法活动多为人身攻击型犯罪,到了17世纪,群众的非法活动主要表现为争取权利,此时资产阶级与群众是共谋互助的关系,但是到了18世纪,非法活动主要转变为侵犯财产罪名。人们对于财产的侵犯就相当于对社会的侵犯,是需要进行惩罚的。
权力机关通过监狱将其话语中的“非法活动者”控制起来,控制他们的自由,对他们实行监视与驯化,使之适应法律秩序与劳动市场。
福柯在研究犯罪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其研究范围,他认为不止在监狱中存在这种规训,在军队、医院、工厂、学校等社会的各个角落都存在这种规训。这构成了庞大的监狱网络,整个社会共同构建了全景敞视的规训机制。惩罚权力与教育权、治疗权几乎没有差别。
不论是疯癫史还是犯罪史,都是由历史物质条件限定而成的,是理性与权力共谋,是权力借理性之手不断满足规训欲望的产物,表面上看它们是理性这一尺度不断扩张的历史,但更本质上,这是权力不断膨胀的历史,也是理性尺度逐渐沦为工具的历史。
三、尺度
尺度代表着测量、规范、同质化。从普罗泰格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到柏拉图的“哲学王”,再到福柯的“边缘研究”。这是人们对于尺度的不同态度。
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是参差不齐的,国家是人的聚集地,统治者是以“牧羊人”的身份,站在人群之外的,统治者需要用理性做尺度,规范人群、教化人群并使之达到接近神的状态。这时人间的尺度是理性,但神性是其追逐的最高尺度;直到文艺复兴打破了神性的尺度,启蒙运动扶起了理性的尺度,这时人间的尺度成为法律,理性是其追逐的最高尺度;
但尺度不是在真空中确立的,实践中理性尺度不止与法律捆绑在一起,还与权力共谋,最终权力成为了最高的尺度,同时支配理性话语与法律。
福柯所展现的就是这种实践事实——人间的尺度沦为彻底的权力,一切规范与教化都失去了正当性根基,统治也失去了其根基,反理性、反权力、反统治、反规范、反尺度油然而生。福柯所希望的是——人的边界不再由神性、理性等被构建出来的话语限制,而是让,如疯癫、犯罪、性等这些异质的、边缘的多样状态成为人的边界,评估世界的合理性。


书单:《哈贝马斯精粹》《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合法性危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交往行为理论》一卷二卷《后形而上学》《事实与规范之间》中岗成文《哈贝马斯》《理想国》在读
 

生活世界与交往理性
一、现代性危机与哲学转向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中后期,呈现出各种危机,如周期循环的经济问题、流于形式的民主政治、机械复刻化的文化内容、陷入消费狂潮与价值空隙的个体以及被科学技术等工具理性侵蚀的哲学版图。
面对这种危机,哲学界开始反思转向,并呈现出四种模式:一是逐渐背离传统哲学研究而与精神科学同化的哲学;二是以科学为主的哲学唯物主义理论;三是与传统划分界限的形而上学批判哲学;四是试图恢复传统形而上哲学的新保守主义。
哈贝马斯作为批判社会学的第二代学者,他虽不认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目的理性横行的局面,但也反对“反理性”的新保守主义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新保守主义是站在“主客两分”的立场上,将自我意识推到极端,那将会产生新的虚无主义的自我消解的危险,这与现在的“客观主义的自我物化”同样都是不可取的。
哈贝马斯认为人作为主体,其存在具有双重意义,即一方面人是世界中的经验存在,另一方面也能够建立自我的同一性,而在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之间还存在着社会世界,而人通过利用语言这一中介,从而实现自身的主体间性,即个人性与社会性的兼容。
正是在这样的哲学理念指导下,哈贝马斯不仅是批判更是重建,他丰富了理性的内容,提出了交往理性这一概念。

二、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概念实际上是建立在对韦伯“理性”概念的反思基础上的。
韦伯认为宗教伦理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理性行为的产生,但随着个人行为的价值趋向于功利计算,工具理性便开始扩张,价值伦理精神反而开始式微,长此以往人们会困于这种“铁笼”中无法得到解放。可见韦伯对于西方理性的发展更多是从个人自利的经济行为角度进行解释,因此会将重点放在工具理性中。
而哈贝马斯则跳出了工具理性这一概念,试图用更广阔的角度去解读理性。在他看来世界可以划分为客观世界、主观世界与社会世界,而这三个领域对应的则是自然现象、艺术与道德法律规范。因此哈贝马斯认为除了作用于客观世界与社会世界强调证伪的工具理性,同时还存在着作用于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强调理解与共识的交往理性。
 
工具理性更多强调客观性、可验证性,而由于道德与价值不可验证,因此在工具理性的范畴里道德价值属于个人的主观看法,因此工具理性作用下的社会更强调价值中立与价值无涉。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价值、道德与法律等规范也可以具有客观性,从而具有普遍性。即人们以语言为中介,在遵循沟通原则的基础上,真诚地不以满足私欲地将自己对社会世界以及客观世界的真实认知表达出来。这里的沟通原则是指,没有外在与内在的强制约束,只以“更好的论据的力量”为指导的沟通规范。
哈贝马斯认为在这样的交往沟通中人们会开始追求一种自主的负责任的生活,而通过这种沟通所形成的“共识”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客观性与普遍性。

三、系统与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作用于社会世界,尤其作用于社会世界中的生活世界。在哈贝马斯看来。社会世界存在系统与生活世界这两种范式,而不同的范式对于社会的整合准则也不同。其中“系统”是政治、经济等层面的社会构架,而“生活世界”则表现为主体的社会化背景观念,既有的规范共识等。
哈贝马斯认为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社会整合准则的变化而逐渐分离并且复杂化。
具体呈现为:原始社会的整合准则是亲缘血缘,系统与“生活世界”未分离;传统社会的整合准则发展为国家与政治,这时系统与“生活世界”开始分离;到了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整合准则变为经济规律,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分离,经济系统开始进入“生活世界”。
再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为了解决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国家干预开始取代部分市场机制,社会整合准则变为经济与政治,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部分重合,经济危机带来的病原进一步扩散到生活世界中。
哈贝马斯看来随着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这种以金钱与权力为媒介的系统整合准则也逐步取代了以语言沟通为媒介的整合方式,这是生活世界殖民化的表现。
但是面对这种状况,哈贝马斯并没有像韦伯陷入“理性的铁笼”那样悲观,而是相信生活世界中仍存在着对抗“殖民化”的力量——即以公共讨论以及对话运动为主要表现的社会交往,相信交往理性最终可以将人们引向主观与客观中间那个融洽的地方。
 
 
感受:1.“哈贝马斯总是挑战感觉能吸收到东西的对手。”这个是中岗成文对哈贝马斯的点评,印象很深。其实后四大家直接开始读哈贝马斯也算是一次挑战吧,虽然读的过程很艰难,疯狂挠头,但是在小伙伴的帮助下也算是磕磕绊绊读下来了。所以人就应该多去挑战一些有难度的事物以及优秀的人,坚持下来之后真的会挺开心的。
2.读书的日子过得很快,算了算大概大概还有五六次读书会,所以自己做了一个规划表,希望可以抓住这剩下的时间努力努力再努力吧。


双周论坛报告
对话理性与社会进化——对哈贝马斯观点的简单整理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中后期,呈现出各种问题,如周期循环的经济危机、流于形式的民主政治、机械复刻化的文化内容、陷入消费狂潮与意义沙漠的个体以及被科学技术等工具理性侵蚀的哲学版图。至此学界对于理性的怀疑之声此起彼伏。
哈贝马斯面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种种危机提出了“双重理性”的观点,即既有追求目的的、工具的理性,也存在基于理解意义而进行对话的理性。他赋予个人对话能力、论证能力以特殊的意义,即人们在交往过程中通过这种能力一方面可以实现自我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的解决社会冲突,实现社会的进化,这是哈贝马斯眼中个体对社会的反作用力,也是他对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生产力”作用的矫正。

一、“生活世界”与“语言”
在展开具体论述之前,首先要对定义进行划分。
哈贝马斯认为世界可以分为外部自然、内部自然与社会世界。外部自然即客观世界,人与外部自然是对立的,人们发展技术知识与战略知识,并通过生产劳动等工具行为占有外部自然;内部自然是主观世界,与人是统一的,人通过发展意识结构完善内部自然;而人与社会世界则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一方面人与社会是相区别的,人是个体人,是社会世界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人又与社会相一致,人是社会人,是社会世界的主观行动者。
这里的社会世界又可以进一步的划分为“系统”与“生活世界”两个范式。
其中“系统”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层面的社会宏观构架,而“生活世界”则是个体的社会化发展背景。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即“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通过“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划分,将个人与社会勾连在一起。而“生活世界”也是哈贝马斯“对话理性”的主要作用领域。
其次要对哈贝马斯“对话理性”中的语言进行单独阐释。语言在哈贝马斯看来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行为。即言语者在说话时同时实施了三种行为:发话行为、行事行为和取效行为。发话行为是发出词、短语、从句的动作。它是通过句法、词汇和音位的方式来传达字面意义的行为。行事行为是在发话行为的同时,表明说话的目的和希望所说的话被人理解。取效行为是指说话带来的结果和变化。
个体通过语言可以将自己的经历转变为意向内涵,认知转变为陈述,需求和感觉转变为规范期待(戒律和价值),而在日常的交往行为中,通过语言这一媒介就可以实现价值趋向、目的、规范和事实间的交往,从而实现个体的个性化与社会化
一方面个人这时不是单方面地把自我用盔甲盖住而封闭其中,而是认真地去理解他人。当他意识到在物心两方面均要依赖他人这个事实时,真正的个体化就不会排斥他人了,为他人着想的道德意识就理所当然的得到发展了。另一方面个人也可以通过对话可以检验经验的真实性,规范的正确性与恰当性,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批判与塑造。
基于以上“理性”、“社会世界”与“语言”的知识背景下,我们再来谈论个体对话理性与社会进化的关系。

二、对话理性与社会进化(对话——道德和规范共识——调节&解决冲突——社会进步)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进化与个体的发展是相对同步的,即个体的自我发展是认知、语言以及行为能力的综合发展,而社会进化是个体在与社会世界的交往中把外部结构转变为内在结构——思想、观点、能力的学习过程。
这个学习过程不仅表现在技术知识、组织知识、工具知识的生产力领域中,而且也表现在交往行为和用共识解决行为冲突的道德实践领域中。
对话是人们以语言为媒介进行的交往活动,一方面通过对话,人们相互沟通和理解,个体能够更多的了解他人,包容他人,从而在个性化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更为普遍的自我认识;另一方面,在对话的过程中双方的愿望和要求都能够成为对话的对象,每一方试图获得的东西都可以在对话中得到解释和认识,双方的利益都可以得到考虑。即使发生矛盾,一方还可以通过说明自己的要求是符合社会规范标准的和正当的,来为提出的要求做解释。当他说服了对方的时候,他的意向性力量就会在对方的行动上发挥作用。于是,理解和协调行动就会出现。行为冲突和利害关系就能得到调节和解决。
哈贝马斯相信人们借助对话取得的共识,反映在世界观中,形成为道德意识和法的观念,这不仅对个体的自我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对社会进化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能把人置于自觉地解决与道德冲突相关的行为冲突的绝对律令之下,成为人们之间和谐关系的稳定性的指示器。另一方面,由于它们具有传播的能力和使制度变化的能力,因而能够被社会加以利用,形成社会的一体化,从而使新的生产力得到利用和发展。
因此,通过对话一方面个体更加个性化与社会化,另一方面社会也逐渐一体化。结合历史发展具体展现为:
自我发展阶段
自我认识阶段行为
规范
道德意识发展阶段
社会发展阶段
共生(物我不分)
自然的同一性
行为
后果
服从/惩罚
等价交换
原始社会(神秘世界观)
以自我为中心(我与其他)
角色的同一性
角色规范系统
做好人、遵守规则
国家组织的帝国社会(以教育传统为媒介的共同权威信念)
以社会为中心(我、我们,其他)
自我的同一性
原则
尊重个人权利和批判检验后的社会标准
资本主义社会社会
(合法性、道德和民族主权)
普遍的发展阶段
(我,我们)
个性化
普遍的同一性
原则
对话
合乎一致的良心
(道德自由)
社会化
社会主义社会
(世界大同)
社会一体化

原始社会的制度核心是亲缘系统,系统与“生活世界”未分离;传统社会的制度核心发展为国家系统,具体表现为统治机器与法律系统、虚拟论证和道德系统,这时系统与“生活世界”开始分离;到了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核心变为经济系统,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分离,经济系统开始进入“生活世界”,因而经济危机同时也是系统危机和“生活世界”危机。
再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为了解决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国家干预开始取代部分市场机制,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部分重合,经济危机带来的病原进一步扩散到社会世界中。
具体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无法协调履行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合法性危机即行政系统无法维持大众忠诚;社会文化危机即私人性遭到破坏,不能产生必要的行为动机意义,意义被消费的价值所取代。
哈贝马斯认为要解决现代危机,就必须把社会世界的整合彻底转变为一种社会化方式。他强调人们行为的协调应以共同的规范为基础;而共同的规范是由人的统一认识促成的。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对话。对话应以相互了解为目的,而不能以追求自己取得成果为目的;抱着这种目的的人,是不会开诚布公地同他的伙伴进行诚实对话的,是不会同对方进行协调行动的,因此也就无法同对方建立起和谐的关系。反思性学习发生在话语之中,用话语把有问题或由于受到怀疑而有问题的有效性要求列举出来,通过论证来决定加以兑现还是予以拒绝。通过对话来检验规范的正确性与恰当性,重构规范结构的共识基础,从而实现社会的理性发展。

三、疑问
疑问主要针对哈贝马斯“对话”理论的实践层面,即哈贝马斯认为对话双方应该遵循的规则:1.语言的可理解性2.意向的真诚性3.陈述的真实性。在既有的规则范围内进行对话与交往就可以促进共识的达成,推动社会的进步。
问题:
1.语言能否实现完全摆脱地方知识差异,意向达到契合?
2.意向的真诚性没有外在约束,如何保障?(如16岁的瑞典女孩发言)
3.陈述的真实性局限于意向的真诚性和陈述者的认知能力,真实性如何实现?
4.在以上条件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对话达到共识?(经验的真实性、规范的正确性与恰当性)

2019.9.9
书单:《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共同体与社会》《心灵、自我与社会》《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社会行动的结构》《社会学的想象力》《权力精英》《社会冲突的功能》《现代社会冲突》《君主论》《哈贝马斯精粹》在读
冲突与社会发展
帕森斯继承了帕累托的系统性分析方法,将社会体系中的单位行动分化为包含着行动者、行动目标、行动情境和规范性要素的复合结构,发展出了AGIL的结构要素功能理论,但是帕森斯的理论更多关注部分与整体、部分与部分的社会静态稳定关系,忽略了社会动态的变迁与发展,因此继帕森斯之后逐渐发展出新的社会理论,即社会冲突理论。
社会冲突理论以社会分层为基本社会背景与理论基础,强调每一个社会结构中都存在冲突,冲突是社会变化发展的生产性因素。其中社会冲突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主要有米尔斯、达伦多夫与科塞。
米尔斯是一个激进的社会批评者,他反对夸夸其谈的宏大理论与边角零碎的抽象经验主义,坚持以“人生与历史之间的相互交织”作为研究主题,强调扎根于地方性经验,通过对经验的反思与批评而提升出地方性知识。当然在理论研究中他也是如此实践着,权力精英理论是米尔斯冲突理论的重要内容,一方面他吸收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念,另一方面则利用韦伯的现代科层等级制作为自己冲突理论的主要立足点。米尔斯认为权力是即使面临反对的情况下也可以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权力精英是那些处于能做出重要影响的决定位置的人,他指出在美国社会,权力精英主要存在于经济、政治与军事三大领域,三个权力精英群体的结构与特征具有相似性与趋同性,而且他们的发展取决于特定的社会结构。美国的权力结构是时代的逻辑产物,其中上层群体不断联合,常常表现为有意合作,从而出现了权力精英;中层则表现为各种平衡力量的僵持,无法联接上下层;下层底部是政治碎片,而且不断向无权状态发展,呈现出大众社会的样态。米尔斯通过对美国权力层次的考察分析,发现所谓的权力多元论与平衡论只是假象,美国社会中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冲突,即权力方与被支配方之间不可弥合的分歧,集体共识正在破灭,美国社会只有打破铁板一块的权利结构才能继续发展。
相较于米尔斯而言,达伦多夫的视角更为宏观,他并没有选择局部区域作为观察论证对象而是立足于整个社会演变与时代变迁,抽象的指出现代社会的两面性冲突,即供给与应得权利这对关系的冲突。达伦多夫不认同马克思的“一切固定都消散”的绝对自由与阶级冲突观,他认为社会原本就存在差异,由差异产生统治,由统治产生冲突,因此社会冲突本质上并不是阶级冲突而是统治结构内部的冲突(与米尔斯观点类似)。同时他认为冲突本身无法消除,每一个社会都有其冲突,解决冲突是实现自由续写社会契约的关键手段。自由也应当有根系,自由应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即立宪国家、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立宪国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冲突可以促进社会发展,而公民社会则可以作为根系给予成员共同生活的意义,从而填补国家组织与个人间的真空。
在这样的冲突与自由观下,达伦多夫发现现代社会已经由一种过去的质的、政治的差异转变为量的、经济的差异,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经济扩张,7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滞胀,80年代的赌场资本主义到90年代的撒切尔主义与绿党,公民权利得到了基本覆盖,供给问题成为时代的新主题,个人流动取代了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变为多数派阶级与下层边缘阶级的对立,而这种对立是量上的对立,并非质的差异,通过打破多数派的同质性倾向,认可成员的异质性才是解决分离对立实现现代社会进步的途径。
科塞与达伦多夫一样都认为冲突本身对社会结构是有作用力的,但是他并不强调冲突促进社会变迁这一功能,相反他认为冲突本身有利于社会结构的内部整合与稳定。在科塞看来,冲突本质上就是为了资源,对立双方以破坏与伤害对方为目的而展开斗争。这个定义的关键在于目的,也就是说通过外部冲突社会成员明确自身的利益坐标,同时加深群体内部的意义认同,从而促进群体内部的凝聚与整合;面对内部冲突,在群体内部集体认同之下,及时的排解内部冲突反而有利于稳定集体认同,不至于矛盾积聚最终瓦解群体;而扩大来看,冲突发生的过程也是接触、磋商与斗争的过程,那么群体之间就在接触过程中不断向对方暴露陌生的信息,从而缔结群际间规范组织关系、达成力量上的均衡,甚至扩大群体的范围。
事实上,科塞与达伦多夫对待冲突的观点是一体两面的,冲突的正功能促进了群体的阶段性整合,而冲突的负功能导致群体的瓦解,假设历史是单向道,那么所有瓦解的群体都是社会变迁的垫脚石,而所有被整合的群体都是社会运行的定心丸。

2019.6.30
书单: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弗洛姆《爱的艺术》帕累托《普通社会学纲要》《精英的兴衰》费孝通的《生育制度》《乡土中国》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在读

额外压抑与社会异化
马尔库塞是发达工业社会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善者,他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学说相结合,从而实现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其中,主要吸收借鉴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从主体结构与社会结构互动中指出社会对个体的压抑与异化。
一、压抑与额外压抑
马尔库塞的压抑理论来源于弗洛伊德的生命理论。
弗洛伊德的生命理论指出生命分阶段渐进发展,其中有机生命在原初本我阶段遵循快乐原则,但在发展第三阶段由于生命痛苦的张力从而产生倒退的惰性,也就是生命本能与死亡本能。而在发展的第六阶段开始出现“缺乏意识”,进而有了自我与外在的区分,在现实原则的指引下开始对生命本能尤其是性本能进行组织化压抑控制,而死亡本能则转化为对组织有利的攻击与道德。社会是压抑控制组织化的产物,文明就是压抑本身。
至此,马尔库塞是全部认可的,但是他并不认可弗洛伊德的爱欲与文明绝对对立的假设,在他看来社会存在非压抑性文明建立的可能性。为了证明该理论,马尔库塞在压抑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出“额外压抑”与“基本压抑”的概念。其中基本压抑是社会为了满足“缺乏”所进行的相对合理的限制,“额外压抑”则是为了维护特定文明阶段统治形式所进行的不合理的限制。
二、额外压抑与社会异化
正如马尔库塞指出的,社会性主体的苦难根源在于基本压抑,这是合理的,因为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的满足,它是可以消除的。但是现实社会反映的却并非如此,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物质资料得到极大的丰富,而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冲突却越来越尖锐,甚至于人们正在将“基本压抑”与“额外压抑”内投为合理可接受的现实。马尔库塞认为这是新型极权社会所造就的结果,人们将不断的满足作为终极的快乐,从而失去了对批判现实的能力与超越压抑的动力,而自身也演变为单向度的人。
这种单向度的具体特征即:政治党派失去内在的革命性,甚至无产阶级都在技术与物质的包围中失去了超越性(苦役实质仍在);文化内容缺乏颠覆性力量,并在赞颂异化的“高层”趋势中不断俗化;功能性语言与操作性语言逐渐丧失了话语体系的历史内容,而各种话语的转译也使得普遍矛盾具体化,从而消解了问题的对抗性;思想上实证主义与分析主义采取肯定性思维方式,给予了既定事实与技术坚实的合理化正当化基础。
马尔库塞认为这种个人生活的单向度是发达工业社会极权的表现,极权主义社会利用技术这个操作原则入侵人们的生活,让人们在满足的舒适环境中逐渐失去为真正个体性快乐反抗的力量,这是社会对个体超越性的驯化与谋杀。
三、非压抑性文明的可能性
在《爱欲与文明》中,马尔库塞对非压抑性的文明抱有极大的信心,他认为文明的发展与爱欲并非绝对的割裂,随着劳动时间的不断缩减,人类生存的本质将由自由时间所决定,届时,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本能与理智的关系将改变,人将拥有纯粹的自我决定性,甚至于死亡都是自然可接受的。
但是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则看透了非压抑性文明的暗淡前景。人们无法在发达的单向度社会中获得自我决定性,甚至人们无法拒绝已确立的社会形式,人民在技术媒介下看似趋向一致化,但却是被控制压抑的一致化,是社会性异化;而那些未被一致化的社会极底层与局外人是否有可能打破现存秩序,带来新的希望尚未可知。
总之马尔库塞对马克思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挖掘,指出了人在社会中存在着必然的压抑,只有推翻社会压抑才能到达自由王国;而他们两者也分别看到了人们的异化,马克思的异化是劳动者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的工具化,而马尔库塞的异化是个体在社会额外压抑下的单向度异化。
读书感受:1.我们内心获得的,将改变外在的现实。2.过渡时期还是应该按照作者的时间顺序读,不然反反复复缺乏历史的连贯性,影响阅读的理解。

2019.05.18书单:《货币哲学》、《现代人与宗教》、《宗教社会学》、《叔本华与尼采》、《历史哲学问题:认识论随笔》、《法律的运作行为》、《娱乐至死》、《乌合之众》
生命与形式的绝对冲突
齐美尔认为,每个时代的思想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理念展开的,而这个中心理念支配着时代所有问题的解答。古希腊思想的中心理念是存在,中世纪的中心理念是上帝,近代初期的中心理念是自然,近代晚期的中心理念是自我,现代的中心理念是生命。
而生命领域的三种主要关系类型分别是:个体生命与自然的关系、个体生命与自身命运的关系以及个体生命与人际的关系。
而齐美尔正是以生命作为自己议题的核心出发点,分别从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甚至哲学层面解读个体生命与自身命运和人际间的关系,论证现代中心理念在摆脱过去中心理念过程中产生的激烈的冲突——即生命与形式的绝对冲突。
首先是经济层面,现代经济以货币和理性为主要内容,货币生活为个体性和内在独立性带来了广阔的空间,但同时它也导致了利益和关系的平均化、无差异化,即货币造成了人们内在的疏远分歧,但是外在却通过劳动分工的形式越发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理性也是如此,一方面强调发掘个体的内在性,另一方面却又以计算作为自身的思维基础。因此经济层面上,生命与形式的绝对冲突变现为差异性与一般性的绝对冲突。
其次是社会以及宗教层面。齐美尔明晰了社会与宗教的关系。在齐美尔看来宗教与社会并非像韦伯所说的是二元对立的,恰恰相反,从功能论的角度来看,宗教与社会是极为相似的,两者都以整合性作为自己的基础,都存在着对超验力量的渴望,不论在社会生活还是集体生活中,个体对抗整体都可能激起舆论的谴责。不同之处就在于宗教是社会的超越形式。社会是人与人交互作用的产物,它需要连接互动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可以是风俗、法律、品德,也可以是宗教。宗教依托于个体内部的原始宗教性情绪,将社会内容绝对抽象化、纯粹化,从而产生独立的外在宗教形式。
而社会与宗教面对现代社会的中心理念——生命——也有着不同的反应。
在社会中,生命表现为个体的外在自由度,而形式则表现为连接个体互动,促进社会整合的外在规定性。事实上,个体的外在自由与整体的规定是亘古不变的冲突,但是发展到现代则越来越激化,并由一种相对冲突演变为绝对性冲突。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劳动分工的精细加剧着社会的分化;另一方面个人主义已成社会主流思潮,并由此产生原子化社会的趋势。但其实不论国家还是社会,整合是其天然的使命,因此在现代社会中,生命与形式的绝对冲突变现为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的绝对冲突。
而宗教作为社会的纯粹形式,其现代性危机自然也缘起于社会的现代性矛盾中。即现代人不再信仰宗教,质疑外在宗教形式,但生命内部又存在原始的宗教性情绪,需要宗教调整内心秩序,这种需求的表现就是神秘主义在社会中重新兴起。面对这种冲突,齐美尔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即让宗教转向,从大众转向个体,构建个体性宗教,强调生命内在的宗教性,将宗教性指引下的自律与神律作为客观形式从而融贯出现代宗教文化,实现整合中的个体自由。
文化、艺术乃至哲学层面也是如此,文化中,客观文化独立发展,服从于纯粹的客观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