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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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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楠楠的读书报告(更新至2019.11.28)

2019.9.8-10.26
吉登斯: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的性,
现代性的后果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民族国家与暴力
超越左与右:第三条道路
气候变化的政治学
从宏观制度层面和微观个体层面对吉登斯现代性理论进行总结什么是现代性?吉登斯从制度,或者说结构的角度对现代性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现代性指的是十七世纪初现于欧洲而在20世纪日益产生世界性影响的制度以及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与组织模式)。吉登斯对现代性的解释的建立在其对西方社会各种学派的批判性总结上的,他反对社会进化论,主张一种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断裂论”,在他看来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断裂,即现代社会并非是传统的延续和社会组织生长的连续过程,而是一种社会延续的断裂,现代性到来的绝对速度,社会变迁的巨大范围,以及现代制度自身固有特性都迥异于之前所有传统秩序类型。此外,与对现代社会做单一制度性阐释的“一元制度分析”不同的是,吉登斯主张“多元制度分析”,他所理解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具有多维制度性特征的社会,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军事力量构成了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出现首先是一种现代经济秩序,即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建立。资本主义指的是一种商品生产的体系,它以对资本的私人占有和无产者的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为核心,构成了阶级体系的主轴线;工业主义则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对物质世界非生命资源的利用,体现着生产过程中的机械化和技术;监督指的是在政治领域对被管辖人口行为的指导,包括直接监督和通过信息控制间接监督。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国家行政控制水平的扩展,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类型,其行政控制水平大大超越前现代社会;军事力量即在现代战争工业化情景之下对暴力工具的控制,也是影响现代性发展的独立变量之一,然而常常被以往经典作家忽略。现代性“断裂”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民族—国家这一现代社会的典型形态在自己的领土内垄断了军事暴力手段,这在前现代社会是没有的,“战争工业化”急剧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宣告了总体战争时代的到来。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的后面存在着现代性的三种动力来源,吉登斯将其归纳为:时空分离,脱域机制(社会关系的抽离)和反思性的制度化。具体来说:在前现代社会,时空是联系在一起而空间与地点总是相一致的,社会生活的空间受在场的支配,而在现代社会,标准化的时间打破啦时空关系的紧密性,时间从空间中分离,而空间与场所也发生啦分离。时空的分离进一步导致了社会关系的脱离,即脱域机制的产生。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脱离,使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地带重组。脱域机制存在两种类型,即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二者统称为抽象系统。象征标志是交流的媒介,在多元场景中相互交换(货币,权力,语言)。专家系统则是由技术成就个专业队伍组成的体系,通过专业知识对时空加以分类(医生,律师,技术员)。在现代社会专家系统无孔不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抽象系统依赖于信任,即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的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信任感作为决策基础上的一般态度,植根于信任和人格发展纽带中。 此外,现代性本身还具有反思机制,在现代社会中,知识被反思性的运用,反思性在抽象系统的发展下逐渐被制度化。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的运用知识的过程并通过这一过程被建构起来的。这些都使得现代社会生活逐渐离开传统束缚,将地方性与全球性的因素连接起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范围的扩张,通过地域性的跨越和时空关联的延展,社会关系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强化,即现代性的后果——全球化。随着全球化过程的不断展开,现代性的四种制度性维度也相应发展为全球性的制度,表现为国际性的劳动分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及世界军事秩序。现代性的全球化也是一个不断创造新风险的过程,不断改变人们的既有生活方式、认知体系的过程。如果从四种制度维度上来看,这些后果严重的风险包括:核大战的爆发;生态恶化;经济崩溃;集权主义兴起。
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微观考察主要是通过现代性之下的个人新的自我认同机制展开的,他指出现代性的显著特征是在于外延性和意向性这两极日渐增多的相互关联:一级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的禀赋的变化。换句话说,现代性不仅在制度层面带来了可预期的后果,对个人日常生活领域也带来了诸多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我认同机制的变化。概括的讲,在现代性的情境下,变化的自我认同作为连结个人改变和社会变迁的反思过程的一部分被探索和建构。人为的不确定性和多样选择,信任机制和风险环境等几个方面的变迁,导致了个体自我认同的机制发生变化。与此同时,自我也在强化现代性的制度本身。现代性的高度发展下,个体自我在反身性过程吸纳了诸多背景性事件和传递性经验,个体被置于统一与破碎之中;现代性所赋予的生活方式选项提供了诸多获取的机遇,但也催生了一种无力感;在缺乏终极权威的环境中,自我的反身性过程必须要在全情投入和不确定性之间把握一个方向,被迫处于权威与不确定中;自我的叙事必须建构于个体之获取受消费的标准化影响所左右的情境之中,个人危机大大加剧。
现代性带来了人为不确定性的增加与去传统化过程,使现代社会成为一个风险社会,包括来源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全球化特征的后果严重的风险,如全球经济机制的崩溃,极权主义的兴起,生态灾难的风险,大规模核战争,也包括各种个人危机。总之,现代社会的变革无疑加剧了个人危机与社会危机。
那么如何应对这些危机呢?
简单来讲,在政治选择上超越左右划分,走“第三条道路”,发展对话民主,建设公民社会,并对全球化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帮助公民在全球化、个人生活的转变以及我们与自己的关系等重大变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就个人层面,吉登斯主张发挥个人的能动作用,构建一种生活的(自我实现)政治,个体建立自我信任以整合自己的生活,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和公众沟通中,每个人都参与到政治议程中,重建被掩盖的道德准则。

感想:1.读书状态一定要连续,被打断后就很难立即进入状态。虽然说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多少会受到外部各种干扰,但是主动性还是把握在自己手上,要更多发挥主体性,排除干扰,保持读书状态。
2.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要把握时间,在下个月内开始第二学科!给自己一点压力进行社会学大总结!
3.在吉登斯身上可以看到前人许多影子,前期积累对理解他很有帮助。
p.s.我之前忘记密码都好久没更新了,这两天陆续补上

布迪厄
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下
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
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
关于电视
科学的社会用途:写给科学场的临床社会学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
男性统治
言语意味着什么:言语交换的经济
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
自由交流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任务是揭示构成社会宇宙的各种不同社会世界中的那些隐藏最深的结构,同时揭示确保这些结构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其社会学理论总体上是围绕的社会秩序建构问题展开的。他认为社会世界是一种双重性世界,“社会世界存在于以制度的形式存在的历史在事物中的客观化以及存在于以持久的性情倾向体系而存在的历史在身体中的具体化之间”,由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共同构成。同马克思一样布迪厄从关系视角考察社会,他认为在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间是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蕴含着行动者社会实践中主观意愿和客观现实相互配合的机制,布迪厄认为这种机制是遵循一种权力支配的法则既符号暴力(象征暴力),实现社会中支配者和被支配者的“合谋”,由此再生产或转化社会结构,建构社会秩序。
一、关系视角下的社会实践分析
在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里, 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 这些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的“社会小世界”就是各种不同的“场域”,不同场域之间不能直接通约。布迪厄将场域定义为社会生活领域中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也就是说场域是一个客观关系构成的系统而非实体系统,行动者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主要由所处该位置的行动者所占有的资本(权力)的数量和组合以及其相对权重(资本相互转化的汇率)决定的,而这种空间位置实际上对应着在社会空间中的支配权力,支配着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占据在各个位置上的行动者为了维持既有的或者达到更高的位置,展开以获取资本为目的的斗争与冲突,采取策略进行相互间博弈。场域中的行动者并非的行动或者说策略的采取并非遵循死板的教条,其实践逻辑遵循着一种直觉性的实践感,也就是在惯习指导下的某种潜在可能性或不可能性。惯习是在历史中形成的由场域型塑的由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性情倾向系统,是外在结构在身体中的内在化,因而惯习既受资本影响能反映出行动者资本的状况,也指导着行动者在场域中对资本的获取。在布迪厄那里,资本是累积性的劳动,因而在资本获取策略中的资本继承传递,也就是资本的再生产是其主要内容。
布迪厄将资本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既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是所有资本类型的根源,不同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这种相互转化机制促使资本再生产有着策略选择的余地。进入现代社会,由经济资本传递带来的社会特权的传递为人们所了解,这种明显的特权继承方式日益为社会大众警惕而得以限制,而文化资本因其极强的先赋性和继承的隐蔽性成为社会统治阶层的专属资本和阶级标志。经济资本通过财产继承这种直接方式进行再生产,这种方式直接暴露在现代社会之中有受到限制和审查的可能。而文化资本以学校教育所具有的中立表象通过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进行传递。文化资本成为统治阶层再生产策略中的核心。具体来讲,文化资本的在生成主要是以教育系统为中介,通过学校进行的特权继承,首先教育资格的获取是不平等的,个人在进入学校教育体系之前就通过早期社会化以及由家庭传递下来的文化资本积累了各自的差异,因为这些差异学生被分配到不同专业当中,而这种差别被视为一种“天赋”才能被掩盖来。同时在学校评价系统内部,由于其评价标准本来就是以统治阶级的文化标准设立的,深化了由文化资本积累差异导致的不平等。而学校教育课程本身就是对现有社会分类体系,也就是一种文化专断进行再灌输,可以说,学校其实成为了制度化的分类系统。完成学业教育的学生获得不同的学位头衔,这种学业头衔是事实是通向不同职业的入场券,学生在学校中被实际上分类。当教育系统(制度化学校)将社会不平等的分类(社会区隔)转化为学术区隔的时候,它也就将社会区隔合法化了,也就是说,通过在技术中立性掩盖下所强加的认知分类,教育系统再生产了现存的社会分类。教育再生产通过文化再生产实现了社会再生产的功能,再生产了社会阶级关系,强化了而不是消除了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实际上,教育系统就讲现存秩序合法化了。再生产方式由家庭财产继承到学校教育的转移,从经济资本到文化资本的转换,使得社会等级的再生产更加隐蔽。这是因为,文化资本是作为象征资本起作用,与经济资本不同,人们并不将其视为一种资本,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合法性,一种权威。文化实际上是作为一种象征权力支配着行动者的社会实践。社会统治阶层试图以当代文化再生产的制度和组织,通过文化在生成机制玩弄象征性的策略手段以保障其文化垄断特权。也就是说,行动者对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的争夺,实际上是社会等级博弈,是行使一种象征权力以此产生和维持社会等级制度,产生支配与被支配者,这种博弈方式通过惯习的存在内化于身,将社会支配关系身体化,达成被支配者的无意识合谋。 
二、被支配的支配者:作为象征资本生产者的知识分子
在精英学校取代教会成为社会等级合法化的重要工具,理性和科学被统治者常规性的用于使其决策正当化的现代社会中,布迪厄讲目光投向作为象征资本生产者的知识分子。
布迪厄将社会世界划分为一个个的场域,每个场域有其追求的不同利益,决定行动者在场域位置的资本类型亦有不同,其主要争夺的资本也有不同类型。就知识分子场域的自主性而言,其中决定知识分子所处位置的应当是文化资本,但是,进入发达社会后,出现了经济场域(权力场域)对文化场域的入侵现象。知识分子(文艺人士、科学研究者以及教授等)虽然因占有文化资本而被授予某种特殊权力因而就某方面而言具有支配性,但对于那些拥有政治经济权力者而言则属于被支配阶级。无论是学术界对科研经费以及学术场域内被制度化的评级机制依赖以及知识分子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导致其在这种支配关系中达成与支配者无意识“合谋”。
然而,知识分子的权威,或者说其文化产品的权威却来自于其对社会经济权力的独立性和距离。即使在大众文化迅速发展的今天,最具合法性的文化形式仍旧是由精英知识分子确立的。文化生产者有一种特殊的权力,有表现事物并使人相信这些表现的相应的象征权力,也就是说,他们具有将事物正当化,合法化的能力。这些合法化能力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其独立性,因而,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维系其自身独立性。为此,布迪厄呼吁打破限制思想自由交流的地区和国家限制,建立一个知识分子的国际组织,依赖这一文化国际主义从而对所有有意义的公共干预提供符号支持。
三、保卫学术自主性:反思性社会学
如何保障社会学的独立自主性。在布迪厄看来,社会科学界处于这样一种现状,社会学更多的成为一种实用社会学,服务于社会治理和缓解矛盾,直接间接服务于社会之外的目的,而偏离社会学本身应当关注的问题。他指出社会社会科学存在的中理论与经验的断裂实际上是研究生者自身认识与客观存在间的主客观的断裂,并对研究中研究者对主客观的无意识颠倒进行揭示。对此,布迪厄认为,社会研究者应当具有反思性。具体而言,研究者要进行自我分析,即在分析前将自己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践逻辑的一般范式进行自我分析,认识到自己在思考和谈论某事时会受制于理性前提或其他因素影响的可能性并对此保持充分警惕。此外,社会研究者还要意识自身会受到学究常识和学术传统赋予的知识工具的约束,因此布迪厄认为研究者应当培养一种批判性情,不畏惧质询工具,时刻对研究保持反思。布迪厄还指出,必须提高科学自主性,科学应构筑科学自主的场,学者在其中产生和运用共同的评判标准,以此对外部权力进行抵抗。



感想:1.布迪厄的任何一个理论和概念都不是各自独立,而是与其他概念相互关联并在与之相互关系中呈现出实际意义、反思性已经其整体性,也就是说,对其各个概念的理解都需要在其概念的相互关系总网络中进行分析。
      2.这次报告想要做出突破,以往报告都是从某一点切入来串联整体理论,由于点点选取具有主观性,在整体梳理过程中只能把握住与其相关的部分而将其它重要的内容当作“旁枝末节”忽视掉了,这种相对简单的方式降低来报告整理中对思维和输出能力的锻炼。原本想要对布迪厄整体思想做一个尽可能的完整把握,但是由于时间不足没能达成,虽然失败了,但是这个过程确实加深了自己的理解,也暴露出自己思维上的不足。
      3.来武大后和伙伴们的交流增加了,三人行必有我师,在讨论中确实受益良多。很享受这中生活学习状态。

书单:福柯 《知识考古学》《词与物》《临床医学的诞生》《规训与惩罚》《不正常的人》 《精神疾病与心理学》《必须保卫社会》《安全领土与人口》 《性经验史》 《疯癫与文明》  《主体解释学》《什么是批判/自我的文化》
主体何以塑造                                                                                                                                                                                                                                                                                                                                                                                                                                                                                                                                                                                                                                                                                                                                                                                                                                                                                                                                                                福柯的研究是以考古学和谱系学为为方法论基础展开的。按福柯自己的话来说,他总的研究主题“不是权力,而是主体”。通过其两大方法论,福柯从微观视角出发,探讨主体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
一,知识考古学——知识主体的建构
福柯认为,真实的历史应是断裂的、变化的、非连续性占显要位置的历史,因此,他指出,应该以一种断裂的、非连续性的、非历史性的历史分析视角来考察知识。福柯指出对知识的考古并非是去考察知识的连贯性以及历史继承性,而是要描绘一个撇开了任何理性价值或客观进步的认识论领域,即认识型。认识型指的是在某个时期存在于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所有关系,是在一个既定时段内各种知识和学科共通的基础和可能性条件。
因此每个阶段都有自己异于前期的认识型,对此,福柯主要分析了文艺复兴,古典时期,现代时期三种认识型。福柯认为,在17世纪到19世纪间,西方历史上的认识型发生了两个断裂。在认识型的第一次中断裂时,文艺复兴到古典时期,构建知识的相似性原则被同一与差异原则所取代,词与物从同一走向分裂,此时人的概念尚未出现,知识以话语的形式存在;到了古典时代终结和现代的开端,出现了第二次断裂,统一与差异被有机结构所取代,人文科学开始关注生命、劳动和语言,人进入到知识的视野中,伴随着生物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的发展,“人类学“得以诞生,“人”在此时才成为知识的对象,“人”这个概念才得以出现。因此,福柯说“人是19世纪以来的产物”,“人只是一个近来的发明”,人成为知识的主体和客体。 

二,谱系学——权力主体的建构
谱系学方法是对考古学方法的深化和发展。不同于古考学仅仅将自己考察对象局限在知识本身,谱系学则将知识与权力的运作联系起来,把知识置入社会制度和实践之中,揭示其中的权力机制。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权力与知识的关系问题。在福柯看来,知识与权力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权力控制知识,即福柯认为不存在存粹的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知识,知识为历代统治者所掌控,是权力的眼睛,权力促进知识的产生。另一方面,权力的运转需要知识,权力的合理性必须通过知识来加以论证,权力通过知识扩大其影响。但是,权力本身是无法生产知识的,因此,权力的通行需要依靠能够生产知识的主体。那么,权力是如何塑造主体的呢?福柯考察了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权力的作用范围,运行模式及功能,描述了权力从压抑模式到生产模式到转变,这种模式转变是随着对人的生产性的逐渐认识而发生的。在君主统治时期,权力的运作方式是公开的酷刑和处决。通过这种非人道式的刑罚彰显君主的权力,以达到对社会的压制。进入古典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在增强国家力量中的作用在这一时期被充分的认识,换句话说,人们作为生产的主体性被认识,人们认为残暴的酷刑暴力手段远高于犯罪本身,合法暴力的酷刑变得非合法化,作为犯罪者不合法的犯罪变得令人同情进而合法化,保障统治权运行的合法性遭到破坏,刑罚开始向人道方向转变。取代肉体酷刑的是对犯罪者的灵魂的惩罚。这种惩罚更加关注犯罪者的行动的内在意志,关注情欲、疾病等内在因素,由此精神病学,心理学相关知识被生产出来,以便对犯罪进行更加合理的判断,同时这些新的知识引导权力去规训不正常的人,将更多的边缘性人群,不正常的人纳入主体范围,完善权力对主体的塑造,扩大了权力的范围。这种新的惩诫方式将主体作为有自由意志的个体,通过对其外在肉体进行监视、控制和训练等对主体意识产生影响,将外在纪律规范内化。权力的控制也从外部控制转变成为更为隐蔽的内在控制。这种纪律控制方式从监狱扩展到社会中的各个机构和领域,通过监视,登记和分类等对每个个体进行行为进行控制,权力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每个主体都将成为权力的中心,被无所不在的权力规训和约束着,规训社会得以形成。
除了知识和权力对主体的塑造外,福柯认为还存在一种主体建构方式:主体自身塑造主体,即通过主动的自我修身实践活动来构建道德的主体,使主体与真理相联系,使主体成为说真话的主体。

 


感想:
分享福柯的一句话:“问题在于自己如何让自己的生活方式变得更美。我想要达成的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自我实践,从而让自身成为自己更美生活的生产者。”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通过内省,训练,与伙伴的交流聆听,以期成为更好的自己。
其实这段时间最大的感受还是再次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在梳理福柯的思想的时候,发现自己还处于一个在整体把握与具体内容间寻找合适限度的阶段。在面对涉及内容广且深,并且偏重理论的部分,我很难从作者的话语体系里面跳出来,在不忽略具体内容的同时对其整体把握。同时,我感觉自己主观性太强了,在读福柯的同时会不自觉的用之前几位大家的的思想去解释福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加深对福柯的理解,却同样容易让我忽略掉福柯想要独立表达的一些的东西,过分强调他们之间的异同点会影响到我对福柯本意的理解。
在接下来不仅要好好锻炼自己读书“走进去”的能力,加深思考,还要锻炼“走出来”的能力,摆脱思考惯性走出思维定式!

2018.10.8-11.21
书单:
曼海姆《保守主义》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       《曼海姆精粹》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帕累托《精英的复兴》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    本次汇报主要对读过的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相关内容与其后期计划重建理论进行简单总结,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即知识社会学的产生(从意识形态理论到知识社会学)与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

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强调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他将知识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认为知识就其社会学意义而言,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 而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之中。在对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内容进行阅读的时候很明显的感受到受其思想中的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以及齐美尔思想的影子。
1.从意识形态理论到知识社会学
意识形态理论是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逻辑起点,要想对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进行理解,必须对其意识形态理论进行分析。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理论批判性继承了马克思阶级意识形态理论的“存在决定论”基础,并在历史——社会的多因素视角下对其进行了新的解释。
对此,曼海姆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概念:特殊含义的意识形态与总体含义的意识形态。前者一般是指与主观利益相联系,是特殊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利益而对真实情况进行了歪曲或伪装而形成的理念,主要承载了批判的功能(也就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 后者指对观念进行总体世界观的分析,是某个时代或具体历史-社会集团的整体思维结构,即一种与社会实在相对应的形式化和客观化的观念结构。曼海姆之所以对意识形态进行这样的分类,是因为特殊含义的意识形态到总体含义的意识形态的过渡体现了人类从一种无意识状态中脱离出来的过程。曼海姆认为,人类最初处于“集体无意识”的状态,即社会存在尚未被发觉时的状态,这种状态下人们所作出的行为偶然发生的,不可知的,不是受到理智的控制或自我批判。而随着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西方社会进入了剧烈变动时期,主要表现为社会阶层的横向与纵向流动变换,亦即在社会地位的上升或下降意义上的阶层之间的迅速变动时,加剧了思想间的碰撞,人们对于自己的思维方式的普遍的、永恒的有效性的信念动摇了。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使人们对既定存在产生恐慌,从而产生怀疑,从而导致了反思,从反思事物表象到反思事物本身,最后反思自身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结构,自此“集体无意识”的状态转变为了“部分有意识”的状态。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剧烈变动中,原来处于静态社会中的诸如宗教牧师等知识阶层的垄断性权力被打破,随着教会知识的瓦解和知识阶层独立意识的形成,知识阶层由严密的组织阶层逐渐变得多样化,知识份子对话语权的争夺促进了知识自由竞争。知识多样性和自由竞争的出现成为知识社会学得以产生的前提。
在对曼海姆构建知识社会学的两个目的即1.通过对不同思想观念的研究与分析,明确指出其与特定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 2.通过剔除不同思想观念中谬误意识 , 最终找出不带偏见 、客观公正的科学知识,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二者必须以意识形态分析为基础,第一个目的是要直接指出任何思想观念都是意识形态,这正是意形态理论的核心 , 而第二个目的简单来说就是是要排除思想观念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这是因为在曼海姆认为 , 无论是特殊的意识形态还是总体的意识形态都不可避免的存在偏见成分,都部分的掩盖了真实的社会存在。为了消除偏见获得客观科学知识, 曼海姆提出了两个路径 , 一是借助知识社会学不带党派偏见地分析实际存在的社会状态中的一切可能影响思想的因素, 二是依托于一个“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群体对各种偏见加以综合,意图得到超阶级的客观有效的总体性思想。
总的来说,从意识形态理论到知识社会学的转变,是由一个从静态个体到动态整体再到一般的思维过程的转变,知识社会学是站在一个超越的视角,以摆脱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偏见而,对所有的观念点包括自己的进行意识形态的分析。
2.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
曼海姆身处于工业文明迅速发展的社会巨变时期,伴随着旧制度的瓦解与社会阶层的加速流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下的蕴藏的国家政治生活(资源争夺加剧,世界大战),社会文化(资本主义唯理智主义盛行,自私自利)危机应运而生。
曼海姆将西方世界的危机归因于一个“彻底民主化”过程的问题。在这一进程里,先前在政治文化上统治地位的阶层被底层群众推翻了,底层群众登上政治舞台。但是,驱使群众的推动力是非理性的情感,在这种情况下非理性迅速进入公众生活且在个体与集体之间快速传播,打破了社会原有的平衡状态。另一方面,社会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性和不断攀升的组织化和理性化,使得人们无法对到社会制度中的各种动力及其伴随的经济危机进行预测,这样,人们很容易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从而使人内心的安全感缺失,陷入惴惴不安之中。对此,曼海姆提出了计划重建理论,即应用民主计划对整个社会,包括经济等社会物质生活与社会文化等精神生活两个方面进行重建。

感想:1.结束古典四大家进入过渡时期的这段时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体会就是自己前期的阅读的收获可能比我之前想象的要多。读前四大家的感觉是每个大家各自构建了自己的理论大厦,它们之间或有些许相似,但本质上都是独栋建筑,互无交叉,而过渡时期社会学家们的理论仿佛是在这四栋建筑原址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开放公园,在他们的思想中能够能够找到前人的熟悉的影子,又常有新论,感觉很不一样。
2.在上次的双周论坛里解决了自己一直以来的困惑,不再焦虑自己的进步在哪里。开始以一种稳中求进的心态面对自己。
3.放宽心,显年轻。最近私人事务颇多,比较烦躁,尤其是课程实习问题问题让我苦恼了一阵子。通过自我调节,坚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的老话,放下包袱,平稳心态投入读书。


2018.8.25-2018.10.7
书单: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哲学的主要问题》《金钱、性别、现代社会风格》《历史哲学问题》《时尚的哲学》《叔本华与尼采》《生命直观》
陈戎女《齐美尔与现代性》
齐美尔的社会学研究起于其对社会分化的研究,本次汇报从微观角度即以个体为视角,对齐美尔的社会分化与整合思想进行一个梳理。
社会分化是现代社会都基本特征。齐美尔认为,现代社会是伴随着人们个体性的日益增长,个人独立与自由而产生的,从历史来看人们个体化的过程亦是社会分化下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进过程的具体表征。在货币经济出现之前,即事物交换经济时代,个体在满足需求的相互交换过程建立了密切的人际关系,物与物的交换中联结着个体的主观情感。个体与某些确定对象建立起来了强人身依附关系(封臣与领主)。随着社会发展,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货币经济诞生,货币作为与一切价值交换的客观等价物,平均化了所有性质不同的事物。货币带来的对事物价值量化抹平了事物质的差异,作为人与人交往中不带感情的客观中介,货币切断了个体间的主观情感联结,将个体从各式各样的主观的确定的人身关系中解放出来。货币支付方式尤其体现了人作为流动的自由个体这一点。这也导致个体间的交换互动变成了纯粹的物与物之间的交换,个体与物内在关联不复存在,原本是绝对手段的货币在人类目的序列中由中介上升为最终目的,个体对价值的追求被空洞的形式取代。现代社会中个体分工的持续细化带来了个体功能片面性生存单面化的后果。劳动分工促进了社会层面的个体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而这种依赖关系的增强又是以牺牲个体完整的自我性的统一建立起来的。从这一依赖关系中发展出了否定意义的个体自由——一种以个体性的分裂和单一化为代价——导致完全意义上的个性的消失。
在经济领域之外,齐美尔发现现代社会中社会互动性质较传统社会发生了变化。通过对大城市环境下现代个体人际关系互动探究,齐美尔勾勒出大城市现代生活快速变迁和短暂易逝的生活图景,大城市中大规模聚集的人群塑造的形形色色的社交圈为都市中个体个性与自由的发展提供了土壤。齐美尔发现,群体规模越小,个体所受限制越多,个体之思想、生活方式与独立性约受束缚,反之,大群体为现代人提供了更多的自由与独立性。与此同时,大城市中个体间空间距离的极大缩减及社会互动的密集化和互动范围的扩大化带来的外部生活环境刺激着现代社会中的个体,使得个体产生了持续且普遍的心理与精神紧张。由此催生出现代社会中普遍的理性主义精神,外部环境距离的缩减反而壮大了个体间内部心理距离,在此距离之下,一方面现代社会中的个体之精神生活向着突出个性、自我表现的个人主要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理性主义精神下对事物差异性的冷漠也使得现代人向着无个性无色彩的方向迈进,了。总而言之,在货币经济与劳动分工下的现代社会之中,个体虽然从外在形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形式上的个体自由,但其内部精神、个体生命中殊为重要的情感却受到了货币与理性主义带来的压制。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推进,社会分化程度越来越高,现代社会里的个体自身也发生了分化——个体的内在生命特质与外在形式出现了分离。这一分化,使得个体自身价值出现缺失,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人生追求的目标,逐渐迷失方向,不可避免的坠入意义的失落与情感的空洞的深渊之中。现代性危机由此产生。而在对如何消解这一危机的问题上,齐美尔提出可以通过在宗教中寻求个体生命特质与其外在形式的弥合。他认为,社会与宗教具有内在整合性。
与韦伯、涂尔干等人不同,齐美尔对宗教的研究并非着眼于历史上的传统宗教和现实中的成建制的宗教上,他关注的是个体的宗教性,即关注人天性中固有的一种向高维度的对象献身、依附、归属的情感倾向。在他看来,宗教的基本功能是其社会整合功能。在传统社会中,宗教主要依靠其外在形式,即机构化的宗教对个体成员进行约束与整合,伴随这劳动分工的精细化以及社会分化,外在宗教法权地位和整合功能日趋衰弱,然而,作为根植于个体内在的一种固有需求,宗教需求并未随成建制宗教的衰弱而消失,反而,在失去外部凭依与形式束缚的情况下,这种需求复苏了个人内在的个体宗教性。

齐美尔认为,外在的宗教只是一种形式,而生命中的主体性宗教才是解决宗教现|在的宗教性是实现个体整合的关键,而个体宗教性复苏建立在个体自由的基础上。齐美尔认为,个体自由是个性在个体行为上的纯粹表达,个性摆脱了外在法则的约束,在内在自律意识下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个体自由是独立整合的自由,齐美尔认为,这种独立整合在“个体法则”的生成中得以实现。


时间2017.3.12——4.12
【书目】:《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社会分工论》
《自杀论》
【报告】:
1.《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这本是涂尔干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论。涂尔干认为“最常用的思维方式可能最有碍于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因此,他主张社会现象不应该用先验性的常识去推理,而应该将其当作客观存在的事实,用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
首先,他确定了社会事实的概念,即社会事实由存在于个人之外,但又具有使个人不能不服从的强制力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构成。涂尔干认为社会事实应该具有3个特征:外在性特征、强制性特征和普遍性特征。随后,涂尔干提出观察社会现象的最基本准则,即把社会现象当作客观事物来看待,强调在观察时要始终如一地摆脱一切预断,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客观地观察事物的外部特征。另外,涂尔干认为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是规则现象,需要区分规则现象和不规则现象,又由于对二者的研究须在同一社会类型中进行,这就涉及到对社会类型的划分。最后,涂尔干明确了解释社会现象以及检验社会现象的一系列准则。他认为,对社会事实的完整解释必须包括因果和功能的分析,并且要先研究原因再研究功能,这种研究上的先后顺序不仅符合社会事实产生的实际过程,而且符合先因后果的逻辑;社会事实必须根据别的社会事实来解释,某个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应该到先行的社会事实中去寻找,而不应到个人意识的状态中去寻找。涂尔干认为,社会是一个与个人截然不同的实在之物。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原因都是另一个社会现象,而不是一种个人心理现象。要说明一种社会现象就必须找出它的动力因,而这种动力因只能从社会环境里面而非从个人的心理行为中寻找,即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原因都是另一种社会现象。
涂尔干对于社会事实的研究是按照“定义—假设—检验—解释”这一程序,其中,他认为对所研究的社会事实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解释应该使用共变法(问接科学实验法和控制变量法)。涂尔干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在《自杀论》中有很好的体现。
2.《自杀论》
《自杀论》 是《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涂尔干所强调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具体应用。他首先根据外在的、可以观察到的形态特征为自杀确定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
《自杀论》的研究对象是社会自杀率,是自杀率随之变化的原因。涂尔干认为社会学家对自杀影响因素的研究应该着眼于社会群体而不是个人,应该是普遍存在的而不是特例。
按照“提出假设—验证假设”的步骤,涂尔干否定了依据人们的一般常识和学者的先验性理论而来的非社会原因(精神错乱、遗传及仿效为主的心理因素,与气温有关的自然因素)是自杀产生的决定性原因。既然无法用非社会原因来解释自杀,且每一个群体对于自杀都有一种特殊的倾向,因此,这种倾向必然取决于社会原因。由于缺乏相关资料,涂尔干将研究顺序颠倒过来,他首先确定自杀的各种社会类型,根据产生这些类型的原因(民族、自然环境、性别、婚姻状况、宗教信仰、社会的稳定和繁荣程度等)加以分类。经过研究对比,涂尔干发现了3个命题:1.自杀人数的多少与宗教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成反比。2.自杀人数的多少与家庭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成反比。3.自杀人数的多少与政治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成反比 。
根据这3个命题涂尔干得出了“自杀人数的多少与所属群体一体化的程度成反比”这一结论,并将自杀的社会类型分为利己主义的自杀、利他主义的自杀。
涂尔干将由个人主义和利己心态削弱群体整合而导致的自杀称为利己主义的自杀,个人脱离集体容易产生利己主义的自杀,这种自杀对应的社会团结类型就是个人人格日益凸显的有机团结。
但当个人过分服从于集体也容易产生自杀行为。涂尔干提出群体整合与利他型自杀率呈正向相关的假设,并通过比较军民自杀率的变动,军队内部自杀率的差异以及军队自杀率变化的总趋势验证了这一假设。涂尔干将集体人格置于个人人格之上的这种自杀称为利他主义的自杀,在高度整合的群体中,个体的个性被压抑,这种状态的集体呈现的就是一种机械团结。此外,还有由社会失范引起的反常的自杀。
反常的自杀包括异常的自杀和宿命的自杀。异常的自杀多存在于社会混乱的情况,如社会对人的情欲不起限制和调节,社会危机破坏社会平衡打乱社会秩序。涂尔干不同意用单纯用经济因素来解释自杀,他认为家庭的混乱(丧偶、离婚或分居)对自杀人数也有影响。宿命型自杀指的是人们对之无能为力的规则的不可抗拒性和不可改变性而产生的自杀。
最后,涂尔干指出,虽然根据自杀的特点及其产生原因分析,一定数量的自杀现象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自杀率是社会的正常现象,但19世纪的欧洲社会高速增长的自杀率却并不正常。因此,涂尔干认为,针对19世纪由于社会缺乏整合导致的高自杀率,必须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建新的社会整合,即建立新的社会团体以将个人团结在自己周围,赋予其新的生活目标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恢复行会,建立起其在《社会分工论》中谈及的职业组织,使个人命运与集团联系起来。
3.《社会分工论》
“这本书是根据实证主义科学方法来考察道德生活事实的一个尝试”
在本书中,涂尔干分三部分考察了了社会分工。第一部分(即第一卷)考察了劳动分工的功能,也就是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需要。第二部分(第二卷)考察了劳动分工得以产生的原因和条件。其中涂尔干认为人口密度(社会密度)和社会容量的增长是产生社会分工的决定性因素。此外,他也考察了一些次要的因素(集体意识逐渐形成的非确定性和遗传性)。最后(第三卷),涂尔干认为应当要区分正常状态的分工和反常形式的分工,强调两者不能混为一谈。通过这种区分,我们可以透过反常的分工(不会促进社会团结的分工)来更好地理解常规状态下的分工(可以促进社会团结的分工)。
具体来说,在第一卷中,涂尔干讨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团结。涂尔干认为劳动分工起到的社会作用比它所起到的经济作用更大,劳动分工促进社会团结。他通过研究法律来研究不易观测的社会团结,因为他认识到社会团结的程度和社会关系的数量相关,既而又与规定它们的法律规范相关。涂尔干将法律分为两类,对应着两种制裁(压制性制裁和恢复性制裁)。压制性制裁具有很强的抵偿性,往往建立在痛苦之上。在这里,涂尔干认为,所谓犯罪实际上是对强烈明确的集体意识的触犯,它体现了一种由社会成员相似信仰、感情和共同意志构成的社会团结。而恢复性制裁不具抵偿性,只是将事物“恢复原貌”,与我们的情感无关。其范围已经远远扩张到了集体意识之外。恢复法自身建立的机构不断趋于专门化,成为代表社会的中介。两种制裁方式分别对应着两种社会团结类型,即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前者建立在个人相似性基础上,个人被集体意识覆盖;后者建立在个人差异性基础上,劳动越是分化,个人越贴近社会,个体差异性也越大。随后,涂尔干指出机械团结的消失正是有机团结产生的必要条件。有机团结的优势在于劳动分工一旦产生相互就难以分割,而机械团结的纽带却会不断松弛。
在第二卷里,涂尔干讨论了社会分工产生的原因和条件。涂尔干首先驳斥了“分工的来源就是人类持续不断地追求幸福的愿望”这一最通常的论调,他指出,个人是社会的产物,分工并非是由人类不断追求幸福的愿望产生的,而是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不断地增加、人类内部竞争愈加残酷的结果。此外,涂尔干还指明了社会分工的两个次要因素(集体意识逐渐形成的非确定性和遗传性)。涂尔干认为,集体意识变得越来越微弱、越来越模糊这种状况,为个人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虽然涂尔干认为只有社会因素才能导致分工的产生,但是他并没有忽略遗传性因素对社会分工的产生的影响。因为分工与有机体自身的素质(能力)和身心条件也是有关的。他认为,越是低级的动物,其生活本能就越强,体现在他们身上的遗传性对他们的生存的影响就越大。“动物的等级越高,它的生活本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弱”,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在这一卷的论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涂尔干对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的借鉴。
涂尔干在第三卷里讨论了分工的反常形式。涂尔干认为分工的反常形式是分工的一种病态形式,这种分工是不利于社会的团结的,甚至会带来截然相反的结果。简言之,就是需要医治的病态的社会分工。这些分工的反常形式具体来说还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种是失范的分工。涂尔干列举了几个比较显著的例子,即工商业的危机和破产、劳资冲突。这些危机极大地破坏了社会团结,扰乱社会秩序。他指出,产生这种失范现象的原因在于旧的组织形式组织形式与各种新生的社会关系的不匹配。涂尔干指出,分工实际就是一个不断分散的过程,劳动分工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它会产生一种离心的倾向,然而,这种离心力一旦超过一定的范围,社会就会陷入一种失范状态。因此,需要第三方力量的调节,需要一个独立的组织(国家或政府)去建立各种规范和约束条件,规定各个组织之间的关系,使分工的过程达到一种相对的平衡。另一种是强制的分工,这种分工是在外部环境不平等的强制条件下产生的。也就是说这不是一种基于自身优劣性而产生的自发性的分工形式。可以说,现实社会中没有或很少有完美的自发性分工,因为外部斗争条件总是不能到达绝对平等的。对此,涂尔干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去消除这些不平等的条件,去完成建立公正的使命。此外,还存在一种反常形式,即分工的松散混乱现象。涂尔干认为,劳动分工分散了本属于一个人的工作,这使得每一份完整的工作需要多个人之间的协作与配合,各个环节间的连接也需要协调统一。实际上,各个环节衔接并不总能协调统一,并且,由于每种工作划分的过于细致,工人不需要动用全部的身体机能就能够完成任务,工人的活力得不到有效激发。因此,必须要使工作量与个人的活力相匹配,从而保持个人的活力甚至激发更多的活力。同时,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也需要更多的交流与协作,促进工作协调统一,激发社会整体的活力。
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涂尔干得出了分工不仅是社会团结的主要源泉,也是道德秩序的基础的结论。他指出,当时社会道德的问题在于旧道德逐渐失去,而新的道德还未形成。对此,涂尔干认为,必须诉诸社会分工的发展,使新的团结巩固起来。
【感想】:在社会学还属于道德思辨的哲学范畴的那个时代,涂尔干的社会唯实和实证主义奠定了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在《自杀论》和《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严格地贯彻了他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提出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逻辑清晰,论证缜密(虽然部分论证在现在看来不够严谨)。在这三本书中(尤其是《社会分工论》),能够发现早期涂尔干深受斯宾塞、达尔文或者说生物学的影响。总的来说,这是我第一次比较成体系地阅读一位社会学大家的著作,与之前囫囵吞枣,东一榔头西一榔头的阅读体验有很大不同。由于读书不多,在阅读途中还是感到比较吃力,对于书中很多细节并不是很明白,有些概念依旧认知模糊,希望能在以后的阅读中能得到解答。
PS.阅读了学姐学长们的读书报告后,感觉到了差距。我感觉我应该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读书初级阶段,读书报告还停留在对书本主要内容的梳理,并且梳理过程中逻辑感觉也不是很清晰,很惭愧。
PPS.这次并没有考上华科,有点难过,虽然是自己不努力的锅。
[ 此贴被童楠楠在2019-11-29 20:38重新编辑 ]
Posted: 2017-04-13 11:08 | [楼 主]
邹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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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楠超棒!说的都是我看不懂的!但是就是觉得很厉害!fighting!
Posted: 2018-11-24 09:32 |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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