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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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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茂金读书报告2(更新至2024.05.25)

书单:(04.27-05.25)
《时尚的哲学》
《货币哲学》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货币经济时代中个人价值的评判标准

分析货币的社会经济机制不是齐美尔货币理论的重点,货币及其制度化的发展对现代文化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对人的内在生活、精神品格的影响,才是齐美尔货币文化-现代性理论的要旨所在。
齐美尔认为货币制度是树根,而文化就是在树枝上开放的花朵。认识越接近树根,就越能揭示出货币制度与文化的内在关联,所以齐美尔主要是从货币经济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效果,来探测这一对现代生活施以重大影响的经济事件。齐美尔认为金钱这个纯粹手段过于完美,它似乎可以兑换成任意一种物质的价值,于是产生的心理效果则是:金钱攀升至价值与目的的高度,从手段一跃而成为目的。所以说,货币本身作为一种绝对手段,而这种绝对的优势地位成为了人追求的价值目标,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货币在心理上也成了绝对目的。
齐美尔认为价值来源于满足主体的欲望,对于个体而言,这是一种主观价值,而在交换过程中,这种满足不仅针对某一个人,所以价值的主观性因为超越了个体而变得客观化。
金钱导致社会文化朝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货币最大程度地保持和促进了个人自由和个性的发展;另一方面,使社会文化朝向理性化、平均化和世俗化、量化发展。今天我的汇报内容主要是沿着后者展开。
买卖婚姻与妇女价值、劳动分工与嫁妆
现代人会觉得用钱买卖人口是对人格的贬低,但分析其中更为细致的因素,会发现这种认识并不总是正确。我们付出的牺牲越多,投入的资本越大,在一定程度上显得买卖婚姻中妇女的价值就越大。若买女人的价钱非常之高,侮辱贬低人的价值的程度就降低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主过低的出价会让劳动力拥有者觉得人格遭受贬低,宁愿无收入也不低价出售劳动力,但是当出价高到一定程度时,这种受贬低的感觉就逐渐消失了,甚至还会带来更多的满足的情绪效果;另一方面,钱只是在客观上代表了工人的成就,许多工人还会要求个人得到认可)。
嫁妆习俗的普及始于货币经济兴起之际,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分工也越来越明显,多数文化里面劳动分工的趋势是男主外女主内,并且不再是自给自足的,所以承揽家务的妇女的生活资料来源于男性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男人购买女人生殖力的钱反而被娘家的嫁妆取代了,因为嫁妆是对男人必须负担不外出劳动的妻子生活费用的补偿,或者,不赚钱的女人与会赚钱的丈夫一起生活时,嫁妆会给女人某种独立性与安全感。(这和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的观点有相通之处)。
货币与卖淫现象的典型关系
嫁妆或聘礼使得丈夫或妻子地位变得稳固,嫁妆聘礼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钱财,而卖淫活动一般都是以金钱结算,货币在这种不正当的私人关系中不会暗示任何责任,它召之即来,挥之即走,它是卖淫活动为之服务的瞬间燃起、瞬间又平息的情欲最合适的等价物,其中货币作为纯粹的手段而固有的客观性排除了一切情感上的内容。
卖淫对妇女地位的贬低不是因为卖淫有一妻多夫的特征,真正的一妻多夫反而使会给予妇女更高的地位。在这里,最重要的不是卖淫意味着一妻多夫,而是因为它意味着一夫可以多妻,致使女性丧失了她的稀有价值。并且买方凌驾于卖方的优越性很是明显。在这里,货币数量与人格价值之间的关系:随着妓女卖身价格的攀升,社会对她的厌恶反而减弱了。土豪包养的女明星可以光明正大地出席活动,尽管她们更会索财、欺诈和堕落。女演员丝毫不比街边的妓女更有道德,但是社会对高贵的和贫困的卖淫活动在评价上和处置方法上的区别,是社会公义最明显或或者说是最黑暗的一面,社会公义用谴责其不幸的方法使不幸的人更加不幸,好像这种不幸是她对社会公义所犯的罪孽一般。
说到这里想插一句题外话,齐美尔的书是目前我读的所有经典数目里最有意思的,没有之一,即使有的内容晦涩难懂,但是放慢速度,一遍看不懂,返回去再读一遍,这样才能细致体会到齐美尔对感觉社会学、交际社会学、时尚社会学、空间社会学等方面内容的极度细腻的、无论是在客观实物、还是在人物主观心理的描写。并且,不得不说齐美尔思路真的是清奇。
贿赂
不能够抵御小诱惑的思想一定特别小气脆弱,而屈从于巨大诱惑的人,则可能有更加坚强的意志。贿赂价格的高低也反映了人格价值的高低,乐于接受贿赂的人用奇怪的自尊心保持或起码隐藏起他的身份,这种自尊心发源于贿赂行为与整个受贿者的关系,它既反映在他不接受较小数额的贿赂,也反映在他那种有点庄重严谨、显得占了上风的行为里,他这样的行为好像倒把行贿者的角色还原成了受贿者。一个表现出这样行为的人,应该是那种难以用贿赂收买,并且意识到自我价值的人。
金钱行贿是最隐秘的方式,受贿人可以在受贿之后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不受干扰;而物品行贿很难避人眼目,不论是旁人还是受贿人;而女色行贿给给人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记,在女色行贿中,随之可能引起的是受贿人的反感、悔恨和仇恨的情绪。
凸出的理念与货币
为什么说出卖各种个人价值意味着不顾个人自尊、意味着贬低个人价值?齐美尔给出的一种评价机制叫做“凸出”,我们可以称之为卓尔不群或鹤立鸡群,它表现的是种种差别感觉的一种非常的融汇贯通,这些差异是建立在比较之上,它表现的是质的方面的不同,而不是量的不同。而在货币经济时代,绝大多数的事物的价值通过货币来衡量其价值,其差异也只能表现在货币的量的方面(就像布迪厄说的经济资本是其他类型资本的根基,在一定程度上经济资本可以通约为其他类型资本)。齐美尔在这里做了一个比喻,货币就像一片汪洋,比重相等的万事万物都在金钱的浪潮中漂浮,由于它们都漂浮于同一片水面上,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只有覆盖的尺寸大小的差异而已。
这样把货币作为一切事物公分母的做法,夷平了一切必然会产生悲剧性的后果,高质量事物沦陷的程度比低质量事物拔升的程度要更大。比如在人与人的沟通中,沟通的基本条件是大多数人找到了相互理解和共通的基础,这样一来,沟通的标准就得更接近低水平的人,就像大人和小孩说话只能按照小孩听得懂的方式、调研过程中要去除专业用语以确保访谈对象能听得懂,两者之间得关系更像是数学中的集合,不太完美的人的各自品质是更完美的人的子集,前者可以被后者覆盖,它们要是想在一定程度上完美共通,怕是只有更完美的人放弃他的优越性才行,这就是一种悲剧性的后果。另外一方面,在不同领域有突出表现的人,他们所建构的有共同基础的领域的水平,绝不可能跟他们每个人独自存在时的水平一样高,就像过年回家,跟我那些早早辍笔不耕的同学聚餐时,他们可能在工厂做工技术水平突出,拿的薪资突出,聊他们擅长的话题我听不懂,聊我擅长的话题他们也不感兴趣,所以我们或许只能闲聊一些有共同记忆的往事,这只是在相对低级的标准上来谋求人与人的相互理解和整齐划一付出努力和代价。
把各自事物的差异通通夷平为货币,造成的后果就是降低了某些高品质事物本身的价值。所以说货币强加给事物的标准,是与齐美尔所说的凸出的概念背道而驰的的标准。货币与凸出的概念针锋相对,它在所有可以购买得到的东西范围内产生的效果昭然若揭,卖淫、买卖婚姻、贿赂等现象则以更明显的个人化的方式阐明了这一效果。


书单:(2024.04.27)
《卡比尔民族学研究三种》
《实践理论大纲》
《实践与反思》
《实践理性》
《时尚的哲学》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在认识论中,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在社会生活中,实践是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形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布迪厄所说的“实践”就是指人们日常的活动,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写作文,或者读记叙文有几个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现在我们在分析布迪厄的实践观也可以借鉴这个结构。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主要涉及三个概念:场域、资本和惯习。
实际上,我们不应该将这三个概念分开地一一介绍,因为它们之间蕴藏着结构关系,相辅相成。但是为了更加清晰的讨论,我们还是要找到突破口,同时尽量在整体中把握。
布迪厄认为,生活在社会中的行动者,是由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来确定其位置的。行动者凭借自己的惯习以及自己拥有的资本在特定的场域中进行社会活动,在活动的过程中,不断地创造自身,同时也在创造其所生活的社会。
从这段话中我们就能看出,首先人物就是社会活动者,包括个人和特定的群体;地点就是布迪厄所说的场域,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社会活动所发生于的特定空间;事件就是各种社会活动;同时我们还可以把惯习看作背景;资本看作活动所凭借的工具。
布迪厄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他给场域的定义是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在分化的社会里,社会活动空间,也就是场域,可以划分为很多不同种类的场域,同时,场域还会存在大小之分。所以,从场域这个角度来讲,布迪厄在提醒我们,根据场域理论来分析社会,就要考虑场域中存在的各种关系。场域中的行动者处在不同的位置之上,利用自身握有的资本和依靠自身惯习来进行社会活动,实际上反过来思考,不同位置的人掌握不同的资本和惯习,同时也是资本和惯习为位置奠定基础,所以它们之间是相互决定的关系。另外,依据资本的大小,场域中存在支配与服从的关系,但是还要考虑资本的类型这个因素,比如:你在社会学界拥有丰厚的资本不代表你一定能在经济学界支配他人,你在经济学界掌握强大的资本也不代表你必然能在艺术学界叱咤风云。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分析以及利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时要注意:首先要明白,各种表象的影响因素(比如文化、经济等)并不是直接作用于行动者本身,而是通过场域这个中介者来影响行动者的实践,因此,必须要分析某个场域与权力场域的相对位置;要搞清楚场域中行动者所处的位置、掌握的资本、以及此阶层行动者应该具有的惯习。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资本。布迪厄把社会活动比作游戏,不同场域就是不同的游戏空间,不同的游戏中存在不同的游戏规则,游戏玩家需要借助工具来进行游戏斗争,而资本就是玩家所凭借的工具。我们刚刚说了不同的资本在不同的场域内发生作用,所以分析资本的概念也需要与场域理论结合起来。
布迪厄把资本分为四种形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
1.经济资本很好理解,布迪厄把经济看作其他形式资本的基础,就像我们可能会说(有钱可以解决大部分的事情),但是并不能把其他形式的资本简单地化约为经济资本,因为不同的资本有各自不同的运行规律,有不同的运行场域。(就像钱也不是必然能解决所以的事情一样)。
2.文化资本是布迪厄浓墨重笔所描述的资本,文化资本又分为三种形式,具身化的(所学知识)、客观的(书籍影像资料等)、制度化的(文凭、技术证书等),上次我们已经讨论过,这次不再具体展开。
3.社会资本是指行动者凭借一个比较稳定的、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且彼此熟识的关系网,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和,不管这种资源是实际存在的还是虚有其表的。
4.象征资本可以说是一种权力形式,但它不被人视为权力,而是被视为对他人的承认、顺从或服务的正当要求。象征资本源于其他资本形式的成功使用,以至于掩盖了自私自利的目的,于是产生了符号效应。
第三个就是惯习。布迪厄认为,惯习来自于行动者长期的实践活动,经过长期的积累,经验就会内化为人们的意识,去指挥和调动行动者的行为,并且,惯习在生成中以及建立后,会在行动者的社会活动中不断地被加强,最终成为行动者实践活动的指导机制。需要指出的是:惯习并不是固定的、有规律的,而是在不断变动的情景中确定自身,所以布迪厄说惯习是行动者在场域里的社会位置上形成的对客观位置的主观调适,是外在性内化的结果。
通过阐述以上三个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分析了布迪厄的实践理论,能看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关系性。其实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通,即事事有联系,时时有联系。所以方法论要求我们要准确把握各个要素的影响作用,用联系的观念来分析和处理事情。
以上就是我对布迪厄实践理论的纲要式的总结,布迪厄将这些理论运用于具体的分析中时,尤其是在分析文化再生产、学校教育以及性别差异时,难免会给我们带来认清现实的感受,会给暂处弱势地位的人带来悲观主义的感觉,但这种悲观主义是透彻之后的澄明,洋溢的是安详与寂静,虽然他并未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策略,但是我们应该根据其所揭露的秘密和规律,来制定我们自身的应对现实的方法。

书单:2024.03.
《政治学、社会学与社会理论》
《国家精英》
《再生产》
《继承人》
《男性统治》
《实践理论大纲》

参考布迪厄的生平发现,他的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教育和科学中度过的,他的十几部作品中至少有5部是关于教育场域的,研究布迪厄逃不开三个关键词:惯习、资本、场域。今天主要汇报布迪厄如何揭露教育场域中的秘密,从而揭示隐蔽的符号暴力的根基。
第一个关键词-惯习
布迪厄认为,阶层之间的文化屏障主要是由不同阶层之间的惯习构成的。马克思说:考试就是官僚政治对知识的洗礼,选拔性考试就是一种人为制造的屏障,比如两个出身差不多的学生,以微弱的分数差别,一个被录取,另一个被淘汰,两者虽然分数差别不大,但是存在着一条明显的社会边界,考试选拔使精英和普通人之间的差别得以深化,并公开得到了人们的认同。同时被录取者开始认同自己的特别,以为自己进入了精英群体,实际上他需要转变信仰,要按照精英群体的模式去行事,才能获得精英群体的认同和接纳。
在《继承人》中,布迪厄说在学习机会的分配中,男女大致上是平等的,不过女孩略显不利,尤其是在下层阶层里。女生学文科的可能性更大,男生选理科的可能性更大,这可能是受传统男女劳动分工模式和天资的影响。在选择专业方面受到限制,下层社会大于上层社会,女生大于男生,下层社会女生的处境最为不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两性的对立和区隔。
在《男性统治》中,布迪厄从自然和社会两个层面分析了造成两性对立的因素,在社会层面主要列举了家庭、宗教和学校的影响,家庭:在亲缘和姻缘关系的社会构造中,存在着文化分类中男性被赋予优先地位的原因,亲缘和姻缘关系的社会构造赋予妇女作为交换物的社会地位,交换物是依照男人利益确定的;宗教:教会在明确地灌输一种被父系制度价值统治的家庭主义道德,尤其是女人天生低等的信条;学校:学校还在传播父系制度表象的先决条件,尤其是被纳入自身等级结构的先决条件,这些等级结构存在于不同学校、学院、学科、专业之间,也就是存在看待事物、看待自身的方式之间。
由此,男女之间的差别与对立在自然与社会双层面被建构起来,并且不断被沿袭和加深,男女自从刚开始接触社会就被灌输不同的观念,这些早已被构造完成的观念为男孩女孩的成长路径指出方向,在成长的路上再次强化和加深两性之间的差别和对立。
第二个关键词,资本
布迪厄认为,资本主要可以分为3种类型,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其中文化资本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具身化的文化资本,包括:我们从小到大的生活中,学校里学到的各种知识储存在我们的脑海中,内化为我们自己的人生经验等;第二种是客体化的文化资本,比如说书籍、报刊等印刷品、影碟、唱片等数字文化产品;第三种是制度化文化资本,考试通过之后获得的证书,毕业之后拿到的毕业证,这些文凭、职业资格证书等各类社会机构广泛认可的标志,都是制度化文化资本的具体体现。
布迪厄认为,经济资本可以通过代际传承下去,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关系网的融合得以加强,但是文化资本却不能通过馈赠、买卖和交换进行传承。由于文化资本无法直接进行继承,文化资本的传承就需要通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来完成。因此文化资本的获取一般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通过年幼时期家庭氛围的耳濡目染所获得,而第二种则是通过系统的学习而获得。那些出身于上层阶级的后代往往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本,自幼受到熏陶,从而在日后的学业竞争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些拥有丰富文化资本的学生进入名牌大学之后,他们的文化资本优势将会得以进一步加强,从而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就像余华在《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所说的: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个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然后就是心理的不平衡,最后连梦想都不平衡了。
第三个关键词,场域
布迪厄指出,高等教育场域的分化,这种分化主要体现在名牌大学和普通大学之间,以及名牌大学内部。首先场域在名牌大学和普通大学之间的分化,名牌大学内超过60%的学生来自于统治阶层家庭,毕业后从事高薪酬的工作,有着光明的前途;而普通高校里大约有2/3的学生来自于中下阶层家庭,职业前景一般。其次是名牌大学校内部的分化,虽然法国的名牌大学校都是在培养国家精英,但不同的名校培养出来的精英所服务的阶层是不一样的。比如巴黎高师主要培养教学与科研人员、为统治阶级内部文化资本相对富有的阶层服务,而巴黎高等商学院则主要为经济资本相对富有的阶层服务。
读布迪厄对教育的分析,他从资本、惯习、场域不同方面,以及他们的联结关系中揭示教育分配不平等的秘密,披露了教育平等的错觉,同时有一种令人无奈的感觉,就像当一名女性因为性别受到歧视或不公的对待时,要么没有意识到,要么意识到了也不知道该从哪说起。但是布迪厄的不足之处在于:并未给出促进平等的建设性意见,就像他描述女权运动时所述:女权主义运动使男性统治不再被认为天经地义,但是女性仍被排除出了权威职位和核心领域,虽然女权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但是妇女的进步掩盖不了男性的相应的前进。但不可否认,布迪厄的这些揭示使人通透。



从自然与社会双重的男性优势地位看“暴力象征”
布迪厄在《男性统治》中把社会秩序比作一架巨大的象征机器一样运转着,它有认可男性统治的趋向,因为它是建立在男性统治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劳动的性别分工,是对两性承担的活动及其地点、时间、工具的非常严格的分配;这是空间的结构,存在着专属男人的集会地点或市场与专属女人的家庭之间的对立,或在家庭内部,照管炉火的男方与照看畜棚、水和植物的女方的对立;这是时间的结构,劳动日、农事年或生命的循环中断的时刻是男人的,漫长的妊娠期是女人的。
两性的差别首先表现在生理上,布迪厄首先从生理机能出发,性器官的社会构造通过将男性生殖器与一切自然生殖(如发芽、怀孕等)过程中固有的鼓胀活力相联系,把女性阴道比作倒挂着的男性生殖器的表象,女性的身体被描述为男性繁殖的受精体,这同样遵循着肯定与否定、正面与反面之间的基本对立。从这种生理机能的描述上,就可以看出男性原则作为衡量其他事物的标准被提出。男性与女性性器官之间明显的差别,扮演的远非人们分配给他们的创立者的角色,而是一种社会构造,这种社会构造根源于以男性中心为根据的区分原则,而这种男性中心的根据,本身就是建立在男人和女人被指定的社会地位区分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男女身体性别的差异虽然是自然生成的,但却不断被话语构造成社会性的。
其次,布迪厄从社会中寻找造成男女差异与对立的因素,主要分析了家庭、宗教、学校三个因素。布迪厄说:再生产活动直到最近一个时代,都是由三个主要机构即家庭、宗教、学校完成的,这三个机构在客观上相互协调,共同作用于无意识的结构。家庭:再生产男性统治和男性观念的主要角色无疑属于家庭,在亲缘和姻缘关系的社会构造中,存在着文化分类中男性被赋予优先地位的原因,亲缘和姻缘关系的社会构造赋予妇女作为交换物的社会地位,交换物是依照男人利益确定的,因而注定要促进男人的象征资本的再生产;宗教:教会在明确地灌输一种被父系制度价值统治的家庭主义道德,尤其是女人天生低等的信条;学校:学校还在传播父系制度表象的先决条件,尤其是被纳入自身等级结构的先决条件,这些等级结构存在于不同学校、学院、学科、专业之间,也就是存在看待事物、看待自身的方式之间,表现才能和倾向的方式之间,总之,在表现一切有助于不仅造就社会命运还要造就自身形象隐秘性的东西的方式之间,全都具有了性别的含义。另外,性别分工再生产的制度因素:国家的作用——国家通过公共父权制的规定和禁令来认可和加强私人父权制的规定和禁令,公共父权制被纳入所有负责管理和调节家庭单位的日常生活的机制中。
由此,男女之间的差别与对立在自然与社会双层面被建构起来,并且不断被沿袭和加深,男女自从刚开始接触社会就被灌输不同的观念,这些早已被构造完成的观念为男孩女孩的成长路径指出方向,在成长的路上再次强化和加深两性之间的差别对立。
布迪厄认为女性在被男性中心观念建构的同时,对于男性来说,男性同样也被建构着,对男性本身来说,男性特权也是一个陷阱。比如社会加给男性的“男子气概”,男子气概是一个相当具有关系意义的概念,它是面向和针对其他男人并反对女性特征,是在对女性且首先对自身的一种恐惧中形成的。身体的实践经验,产生于由社会结构归并的基本模式在自己身体上的应用,而且不断为按照同样模式产生的、由自己身体在别人身上引起的反应所加强。社会所要求的和别人的目光和反应所规定的身体与身体的实践关系之间的差异越大,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窘迫和不安的可能性就越大。
布迪厄在结论中说:对一种统治形式的科学分析进行披露必然具有社会的,但可能是意义相反的后果:这种披露要么会从象征意义上加强统治,因为对这种披露的实录似乎再现或印证了统治话语;要么会以有点类似泄露国家机密的方式,通过支持动员受害者,有助于抵消统治的作用。因此,这种披露有受到各种误解的危险,预料这些误解比提前消除它们更容易。在这些如此困难的接受条件面前,在如此敏感的事情上,仅有善意是不够的,实际上,即使是怀着为许多致力于研究女性处境的著作提供启示的战斗信心,也还是不够的。所以,从书中可以看出布迪厄具有女权主义立场,但是他的不足之处在于分析了社会秩序中男性占统治地位或者说女性处于弱势的原因,但是并未给出促进性别平等的建设性意见,就像他描述女权运动时所述:女权主义运动:男性统治不再被认为天经地义,男性统治表现为某种需要维护或证明、需要自我维护自我证明的东西(影响因素:生育、教育、事业、离婚率、同性恋等)。但是女性仍被排除出了权威职位和核心领域,虽然女权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但是妇女的进步掩盖不了男性的相应的前进。




资本的丰满照进现实的骨感
——从《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中看社会出身对文化教育的影响
不同社会阶层在教育面前的不平等,在高等教育阶段,首先表现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不均。出身于就业人口中人数最少的社会属类的人,在大学生中占得比例最大。所以不同阶级出身的大学生占的比例只是部分地反映了教育方面的不平等。布迪厄对父亲职业与儿子进大学机会关系的粗略统计显示:农业工人的儿子上大学者不到1%;70%的工业家儿子上大学;自由职业者儿子上大学的比例超过80%。统计清楚地表明教育体系客观地进行着淘汰,阶级地位越低受害越深,并且人们对于教育方面不平等的某些较为隐蔽的形式(如:中下层阶级子女集中于某些专业并且学习进度迟缓)察觉得不够。人们从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当中看到了一种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贯穿整个学习过程,对社会出身不同的学生宽严程度极不平等,对于地位最低的阶层来说简直就是淘汰。高等阶层儿子进入大学的机会是农业工人儿子的80倍,是工人儿子的40倍,是中级职员儿子的2两倍,这些数字把对高等教育的利用划分为不同层次。差距是如此之大,并且以各种方式反映在日常生活之中,而且决定着不同阶层对高等教育的看法,而正是这些看法决定了对学业的选择,高级职员的儿子和工人的儿子不可能对将来的学业有共同的体验。前者进大学的机会超过1/2,在他周围,甚至在他家里接受高等教育的是很平常的,后者进大学的机会不足1/50,只有通过中介人或中介环境才能了解大学的学业和学生。我们知道,随着社会等级的提高,家庭外的联系也在扩展,但仅限于相同的社会层次。所以对于社会地位最低的人来说,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观愿望比客观机会还要小。
根据社会出身对学习机会进行的不平的分配中,男女大致上是平等的,不过女孩略显不利,尤其是在下层阶层里,就整体而言,女孩进入高等教育的机会略高于8%,男孩为10%。男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别在下层社会中更为明显。在中高级职员家庭中,这一差别趋于减弱或消失,学习方面的不利还表现在各类学生受到的对选择专业的限制也不同。因此同一社会出身的男女青年上大学后,他们不学同一专业的可能性很大。
首先不管出身如何,女生学文科的可能性更大,男生选理科的可能性更大,这可能是受传统男女劳动分工模式和天资的影响。普遍的情况是,更多的女生被判定进入培养教师的文理学院,农业工人的女儿上大学后,进这两个学院的机会为92.2%,同一出身的男生进入这两个学院的机会为80.9%;工人的儿子和女儿进入这两个学院的机会分别是80%和85.3%;一般雇员的儿子和女儿进入这两个学院的机会分别为63.6%和74.4%;中级职员的儿子和女儿进入这两个学院的机会分别为68.5%和84.1%;高级职员的儿子和女儿进这两个学院的机会分别为59.3%和74.3%,女学生的社会出身地位越低,选择越可能受限制。
上大学是以在选择专业方面受限制为代价的,社会出身不同,这一限制的严格程度也不同,中级职员子女上大学的机会最接近,但他们的女儿被放逐到文学院的机会为60.9%,也明显高于其他社会职业属类。与此相反,出身于上层社会的女生,上大学的因为与男生较为相等。一般来说,在选择专业方面受到限制,下层社会大于上层社会,女生大于男生,下层社会女生的处境最为不利。
最终看来性别方面的不利主要表现在把女生放逐到文学院,但社会出身方面的不利造成的后果要严重得多。因为它既表现为对出身低下的儿童的纯粹淘汰,又表现为对免遭淘汰的人在选择专业方面的限制,这样这些学生就被迫以选择文学院或理学院为代价进入高等教育,后者对他们来说只开这两个门。但是出身于某一社会职业属类家庭的学生,在文学院注册的机会只能含混地反应对出身于下层阶级者的放逐,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种现象,与上述情况相互影响。文学院及其中的社会学、心理学或语言等专业,也可能成为出身于就学机会最多阶级的大学生的避难所,这些人因为社会原因被强迫接受高等教育,但缺乏积极的动机,只好选择这些至少表面上给他们以社会声望的专业。因此出身于某一社会职业属类的学生在文学院中所占比例的含义不很清楚。文学院对一些人来说是强制选择的结果,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避难所。如果说进入各专业的不同可能性确实导致了放逐现象的产生,人们就可以预料,教育机构等级化可以导致由社会地位最高者独揽最高学府。
教育面前不平等的最后一种表现是:出身于下层的学生入学晚、进步慢,这在各种水平的课程中都可以见到。阶级地位越低,标准年龄的学生比例越小,越是高年龄组中出身低下的学生的比例越大。如果说被迫选择文理学院,确实是中下阶层在教育方面的不利的表现,尽管他们甚至把这种命运当作志向来体验。如果理科学业确实与社会出身关联较少,如果人们同意社会出身的影响在文科教育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那么把文学院视作研究文化因素对教育不平等作用的最好场所也许完全是合理的。实际上要说的是与其他地方相比,在文化方面的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受其地位影响,在被这一不利地位所放逐的地方最大。经济方面的障碍不足以解释教育死亡率会因社会阶级不同而有如此巨大的区别。
学校对出身不同的人采取的行动是要使他们一致,其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只能求助于更强的适应性和更有利于规避淘汰的家庭环境。在高等教育阶段可以发现,与社会出身明显有关的态度和能力方面的差异,而这个事实也可以证明,出身低下的儿童有许多文化障碍要克服。在造成差异的各种因素中,社会出身无疑对大学生界影响最大,超过的性别和年龄等其他因素。


白鹈鹕蛋里出来的自然还是下白蛋的鹈鹕
——文化资本与教育交流掩盖的符号暴力
《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
布迪厄认为当代社会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因素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他认为现代的经济不能再单纯的只从经济角度去理解。布迪厄把文化再生产的问题看做是探讨当代人和社会的各种矛盾及其发展奥秘的关键。布迪厄将研究目光放在而社会分层和不平等上。布迪厄认为资本不仅指经济资本,还有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布迪厄更倾向认为造成社会分层的关键不仅仅是经济因素,更重要的是文化因素。
布迪厄认为学校教育不是一个铲除社会不平等的制度。相反,它是一个生产与再生产社会与文化不平等的主要场域。教育不断给人一种平等的错觉,许多人都相信教育会给每个人一个公平的平台,谁努力谁就可以成功。布迪厄要揭示教育系统是如何打着公平的旗号生产不平等的,这是一种符号暴力。
符号暴力
布迪厄认为任何权力的实施都不仅仅是靠纯暴力完成的,权力的实施离不开符号的运作,在符号的掩饰下,权力的行使获得合法的意义。日常生活中,人类通过符号进行沟通,处在同一个符号世界的人,相互沟通起来更加容易,符号有很强的象征性。比如:不同的服饰往往象征着不同的阶层,说话方式也间接地流露出说话人的文化地位,有的人谈吐温文尔雅,字里行间里流露着尊贵的气质,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系统里。符号系统常常通过一系列的二元对立项还体现出来,在这样的符号系统中长大,人们会自然而然的内化这一套系统,并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这其实就是一种思想上的暴力。这个概念常被用到性别歧视的讨论中,在男权社会下长大的女性也常常会遇到符号暴力,因为符号暴力就在日常的生活用语中,在人们的思维当中。所以当一个女性因为性别受到歧视或不公的对待时,要么没有意识到,要么意识到了也不知道该从哪说起。布迪厄常说符号暴力是一种难以觉察和言说的暴力。
文化资本的继承
文化资本简单来讲就是一个人的文化储备。这不仅包括在学校和社会上学到的知识和技能、爱好和修养,也包括一些有形的东西,如:获得的证书和文凭等,文化资本的多少反映了一个人的文化涵养。如果说在过去封建贵族强调血缘,将自己的贵族头衔向其子女传递,那么现代社会精英阶层则通过教育系统,将自己的文化资本传递给下一代。只不过前者是公开的形式,后者是隐蔽的形式。
布迪厄发现在法国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子女是否能考上大学。1961年到1962年间,占社会大部分的劳动阶层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却仅为6%,而父母都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子女入学率则高达27%,而且这一差距在名牌大学中更加明显,也就是说教育制度的公平只是一个假象,而读书改变命运也只是一句口号,教育系统真正的目的是淘汰下层阶级子女,限制社会流动,并巩固精英阶级的地位。
在《再生产— 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一书中布迪厄认为教育系统即符号暴力系统,教育最基本的功能是传播和灌输统治阶级的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维系着社会固有的分层。教育系统对符号编码,这些符号编码不仅体现在教育制度如分班之中,也体现在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中。
文化资本的继承首先开始于家庭教育,在家庭文化的熏陶下,子女会自然而然地去模仿父母的言谈举止。相对于寒门子弟来说,精英家庭的子女从小就耳濡目染,更了解上层社会的符号编码。在学校教育的过程中,学生从家庭文化中继承下来的文化资本的差异被进一步分化,来自中产阶级的子女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往往游刃有余,进而使其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比如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顺利进入重点学校等,获得一份更高收入的工作。
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强调文化因素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布迪厄认为学校教育不是一种铲除社会不平等的制度。相反,它是一个以遗传的方式,生产和再生社会不平等,并使此类不平等正当化和永久化的重要手段。符号暴力这一概念可以帮助我们谈论那些无法谈论的暴力,窥探社会精英阶层是如何通过教育灌输对他们有利的符号系统,从而合法地将自己的精英头衔继承给子女的过程。


寒门难出贵子
——从《国家精英》中看精英群体的再生产
法国高等教育存在着大学与大学校两个泾渭分明的并行教育系统。在法国人眼里,大学校才是真正培养精英的地方。几乎所有的国家首脑、行政领导、企业高层和思想文化界的大师,都出自几所最负盛名的大学校。而大学校是行异常严格的考试与录取制度,淘汰率极高。只有少数人可以进入其中求学。大学教育才是法国高等教育的主体,且大学学生人数占大学生总数的80%以上。
布迪厄统计了1966年至1986年法国全国中学优等生会考优胜者的社会,发现如果以父母职业作为社会出身的标准,那么优胜者的社会出身结构具有很大的稳定性。优胜者中父母职业为教师的比例从1966年的15%上升到1986年的24%,父亲职业为高级管理人,从1966年的27升到1986年的40.5%。与此同时,优胜者母亲职业占比变化趋势与优胜者父亲职业占比变化趋势相同。布迪厄还研究了优胜者的地域分布特征,发现优胜者中有更多的人来自法国首都巴黎。所以布迪厄认为从优胜者的出身和家庭地位来看,优胜者要来自法国社会的富裕阶层和精英阶层。并且通过20年的跟踪研究发现,法国名牌大学中的学生出身存在阶级固化的倾向,也就是名牌大学中家庭出身更好的学生所占比重越来越大。阶层固化会带来严重后果:1是由于缺乏公平的竞争、选拔和退出机制,来自弱势群体的社会精英无法继承到社会中高层获得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地位。2是大量把持这些优势社会地位的强势集团子弟,他们主要追求的目标就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甚至不惜牺牲国家利益,这很可能将整个国家和社会推入危险的境地。法国高等教育日益严重的阶级固化,很可能会让法国社会陷入严重的动荡之中。
1、《国家精英》的核心问题——名牌大学如何进行精英群体的再生产?
法国高等教育的录取率不断走高,但是事实上人数的增长主要集中在普通院校,名牌大学并没有大规模扩招,因此名牌大学与普通大学之间的差距反而更大,从而更扩大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鸿沟,社会等级得以再生产,并且日益巩固与加强。
布迪厄认为,经济社会因素是决定一个人能否上名牌大学的关键因素。资本主义社会把教育系统作为实现社会平等的手段,完全是一个骗人的神话。实际情况是,法国貌似公平的教育体系,不仅没有填平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鸿沟,更没有促进各阶层的广泛流动,反而促进了社会不平等,这正体现了外表公正形式掩饰下的教育系统的不公。名牌大学成为法国中上层阶级进行精英再生产的场所,实现精英群体的不断复制和再生产,让原本就处于优势阶层的人的子女可以继承并保住他们的社会地位,并让这种继承与保持更具神秘性。因为想要获得进入名牌大学校就读的资格,是对法国所有适龄青年进行的统一的选拔性考试,而这种考试表面上非常强调公平,但是这些考试看似面向所有人开放,看似是学生个人天赋和努力程度的竞争,背后实际上是学生所处的家庭、所处阶层的竞争。这是因为参与竞争的学生起跑线是不一样的,那些上层阶层的孩子除了受家庭氛围的耳濡目染外,还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其他阶层孩子接触不到的资源,这些都在无形之中开拓了他们的眼界,增强了他们的竞争力。来自更高社会地位家庭的学生可以更早接触到关于大学资格考试的信息,并且能够在相关学科的学习过程中占据优势。当精英阶层子女通过入学考试进入名牌大学校后,他们就完成了精英再生产的关键一步。因为进入名牌大学校就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获得更加广阔的平台、拓展更高质量的校友。而且名牌大学校校友之间存在着抱团取暖的现象,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精英阶层的孩子在步入社会后不跌出原有的精英阶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名牌大学并没有发挥其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作用,反而成为阶层固化的场所和机构。
2、《国家精英》的核心思想内容:惯习、资本、场域与名牌大学小的精英再生产。
首先,惯习。
在《国家精英》这本书中,阶层之间的文化屏障主要是由不同阶层之间的惯习构成的。精英群体和普通大众之间的区隔其实是一种人为设置的屏障,这种屏障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名牌大学的学生和普通大学的学生之间。比如说小明和小红都是法国工人阶层家庭出身的孩子,平时成绩也差不多,他们都参加名牌大学的选拔考试。由于小明考试发挥比平时好一点,他是录取学生中的最后一名,考上了名牌大学,而小红虽然只比小明低一个名次,但是与名牌大学失之交臂。在这场考试之后,小明和小红即使曾经在中学时代的成绩差不多,但他们会因为人为划定的社会边界而渐行渐远。仅因为小明成功进入了名牌大学校学习,而小红进入了普通大学就读,他们两人的未来人生发展轨迹就迥然不同。考试选拔使精英和普通人之间的差别得以深化,并公开得到了人们的认同。同时被录取者开始认同自己的特别,并转变信仰,小明进入名牌大学学习之后,他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态度或思维方式,必须较少的体现工人家庭出身,这样他才能适应大学精英群体的生活模式,获得精英群体的认同和接纳。
同时精英群体内部也存在着差异与区隔。布迪厄将名牌大学校的教师对学生的评语收集起来,研究发现,学生的家庭地位越高且学习成绩越好,他们就很有可能在教师评语中获得最高荣誉的形容词。同时在分数相同或者接近的情况下,社会出身越低的学生,教师评价他们的方式就越激烈、越严格、越不委婉。布迪厄认为这种偏见和惯习有关。出身于中下阶层的学生有些特有的阶级秉性,即便他们进入精英学校,努力融入精英圈子,他们行为处事所表现出来的原有阶层的惯习依然很明显。名牌大学校一方面制造新的精英,另一方面又以不平等的方式对待这些新贵们,这就是让后者不自觉的成为同谋,进而使得阶层之间的文化屏障变得更加坚固。所以高等教育过程中的不公平总是以较为隐秘的形式呈现,大学校总在平等的假象下不断强化现有的社会统治秩序。
其次,资本
布迪厄认为,资本主要可以分为3种类型,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经济资本顾名思义与金钱有关;而社会资本通俗来说可以理解为关系人脉,即一个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关系网络;文化资本简单来说就是指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知识和技能、综合文化气质等等。文化资本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具身化的文化资本,比如我们从小到大的生活中,学校里学到的各种知识储存在我们的脑海中,内化为我们自己的人生经验,这就属于具身化的文化资本;第二种是客体化的文化资本,比如说书籍、报刊等印刷品、影碟、唱片等数字文化产品,这些物品中都凝结了人类的知识成果,因此属于客体化的文化资本;第三种是制度化文化资本,比如说我们参加司法考试通过之后获得的证书,毕业之后拿到的毕业证,这些文凭、职业资格证书等各类社会机构广泛认可的标志,都是制度化文化资本的具体体现。
布迪厄认为,经济资本可以通过代际传承下去,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关系网的融合得以加强,但是文化资本却不能通过馈赠、买卖和交换进行传承。由于文化资本无法直接进行继承,文化资本的传承就需要通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来完成。因此文化资本的获取一般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通过年幼时期家庭氛围的耳濡目染所获得,而第二种则是在较晚的时期,通过系统的速成的学习而获得。那些出身于上层阶级的后代往往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本,对主流社会的文化习俗、行为习惯、社交礼仪等自幼受到熏陶,从而在日后的学业竞争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文化资本的传承无疑成了资本传承性传承最好的,也是最隐秘的方式。可见这些拥有丰富文化资本的学生进入名牌大学之后,他们的文化资本优势将会得以进一步加强,从而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总之,在名牌大学校中,社会优势阶层的子弟通过教育选拔制度顺利地进入到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从而促使他们的优势阶级地位得以保持。
最后,场域
布迪厄指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是由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世界组成,由于这些不同的小世界的存在,社会也因此分为了一个个不同的场域。布迪厄在《国家精英》中分析了法国高等教育场域的分化,这种分化主要体现在名牌大学和普通大学之间,以及名牌大学内部。首先场域在名牌大学和普通大学之间的分化,布迪厄用“大门”和“小门”分别指代不同的高等教育机构场域。大门里面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国家行政学院、巴黎高等商学院等最著名的大学校,而小门里面是普通高校。大门内超过60%的学生来自于统治阶层家庭,毕业后从事高薪酬的工作,有着光明的前途;而小门里大约有2/3的学生来自于中下阶层家庭,职业前景一般。其次是名牌大学校内部的分化,虽然法国的名牌大学校都是在培养国家精英,但不同的名校培养出来的精英所服务的阶层是不一样的。比如巴黎高师主要培养教学与科研人员、为统治阶级内部文化资本相对富有的阶层服务,而巴黎高等商学院则主要为经济资本相对富有的阶层服务
《国家精英》从惯习、资本、场域3个维度,对法国的名牌大学校如何进行精英群体的再生产进行深入分析。布迪厄指出,不同阶层的惯习造成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区隔,来自中下层的新晋精英在名牌大学校会不自觉的成为精英群体冠系的同谋,从而使得阶层之间的文化屏障更广。而在名牌大学校中,社会优势阶层的子女由于占据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他们可以轻易通过教育选拔制度顺利的实现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进而促使他们的优势阶级得以保持。除了名牌大学和普通大学存在场域的区分之外,在名牌大学内部也存在场域的区别,并影响着不同类型精英群体在生产。
[ 此贴被田茂金在2024-05-29 09:34重新编辑 ]
Posted: 2024-03-14 15:00 | [楼 主]
孙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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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Posted: 2024-05-16 21:27 |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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