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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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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浩暑假读书报告

一、关于宗教的问题
宗教是何时产生的呢?我们的头脑中一直萦绕着这个问题,但不管答案为何,我们已经默认宗教从属于社会,是社会的派生之物。涂尔干从人类学角度考察了宗教的情况,得出宗教就是社会本身的论断。笔者在阅读涂氏《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乱伦禁忌及其起源》、《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教育思想的演进》之后对此有了更完整的认识,在此试着梳理一遍。涂氏按照自己管用的手法——即先抛出其他学者的观点或社会中的常识——对两个先入为主的宗教定义进行了反驳——涂氏称之为两个“偏见”:宗教有超自然性与宗教具有神性。接着涂尔干提出了“神圣事物”,这是根据事物等级体系中的位置和神圣事务在程度上亦有所不同来划分的,正是宗教区分了神圣领域与凡俗领域。也正是在《乱伦禁忌及其起源》中,涂氏再次提及神圣与凡俗之分,正是为了区分神圣与凡俗,原始人发明了积极膜拜与消极膜拜,积极膜拜由模仿和表现仪式构成,消极膜拜主要依靠禁忌,一种对个人施加的苦行,通过这种苦行使自身与凡俗之人表现得不一样,人为建构了一道神圣与凡俗的鸿沟,从而获得一些主观的情感体验甚至客观的利益。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苦行僧,通过几十年的主动施予自身的苦行,除了信仰上的满足之余,还可以在佛教徒、信徒乃至尘世获得极高的名誉。再比如“守贞”这种观念也可以看做一种苦行主义,在初期贞节还不太盛行的时候即有一部分人选择守贞,把自己同其他妇女区别开来,获取一些官方的荣誉与优待。至于两者后来在全社会范围内的荼毒,可否看作某种意义上“过度竞争”或者“内卷”的苦果?之后涂尔干明确了信仰与仪轨对宗教的意义,而不是某种超自然的或神的东西。可也随之带来了一个问题——巫术同样具有宗教所拥有的信仰和仪轨,又该怎么区分呢?这引出道德共同体(教会)的作用,而巫师没有追随者,人与巫术之间只有利用关系。至此,“宗教是社会本身”的基石已经夯实,后面几卷的论述仅是论据。
道德共同体又是涂尔干在《教育思想的演进》与《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论述的重点,“过一种道德生活”似乎是涂尔干对自身所处的剧烈的社会变革提出的诊断。涂尔干详尽地考察了古典文明的教会修道院、中世纪的会所、加洛林帝国创建的宫廷学校-主教座堂-堂区学校、巴黎大学的创立以及耶稣会的膳宿体系,解释了今天我们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如何演进。在其中涂尔干关注的重点一个是中世纪的寄宿学校:会所,他要为中世纪正名:中世纪是全新文明的孕育期,而非常人口中的过渡期。涂尔干赞扬会所“成了一个道德场所,而非仅是教师教学场所”。“这是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创新。”另一个重点是巴黎大学的诞生,以往的学生是某种绅士、成年人,现在却变成了学校里的小学童,被视为未成年人,要忍受大学里的制度以及教师的专制。大学也开始成为一个法团和同乡会而出现,也必然会产生相应的职业伦理。所以笔者认为集体生活产生道德生活,要想过一种真正的“道德生活”,就得处在一个集体之中,并且主动投入,力争所有人的进步。而我们现在组织读书会的作用也在其中!
对宗教有个总的认识之后,韦伯的《儒教与道教》又给了我许多中国宗教的新启发。不得不感叹韦伯在不懂中文、也未曾到过中国的情况下用二手文献写作一篇如此经典的著作,这是一种怎样的才情!这本书主要说明与清教相比,中国的三大宗教没有使中国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而我主要关注一些韦伯或者海外汉学独特的视角,这补充了我的知识盲区。比如“黄巾起义是典型的南方反对北方之战争”这个说法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中国人普遍认为黄巾之乱是一场农民起义斗争,或者阴谋论一些认为黄巾之乱是门阀借助其来对抗汉灵帝中央推行的“党锢”政策。韦伯还总结出佛教、道教总是依靠后宫-宦官路线来与儒教代表的士人集团进行斗争,宗教之争与政治斗争结合并不罕见,但在中国历史中却经常被我们忽略。另外其他学者有观点认为中国的三教的发展命运也反应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儒家最初成型,天人感应迎合君王的同时也潜藏着制约的作用,并且有过“王莽新朝”的实际行动来反抗君王的“失德”,失败后发展为理学更加迎合统治者,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道教前身为太平道、五斗米教等在基层有大量信徒的民间教派,在东汉末年代表底层民众的利益发动黄巾起义等一系列起义,后来魏晋时期被葛洪等人改造教义融入了统治阶级,一时玄学成为风尚,却也逐渐偏离基层百姓。而外来宗教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分为八大宗派,在中国民间确立了广泛的信仰,其三世说、末世说、明王降世说成为后期农民起义的教义,经久不衰。并且在中国近现代化的历史上,儒、道因循守旧,往往成为反革命的帮凶,而佛教在太虚大师的带领下积极进行佛教的现代化改造,这也奠定了现如今三家的地位差异。
二、贯穿的“他者”意识
学习西方的思想,已经离不开“他者”这个问题领域,似乎一切问题都因它而起。他者意指一个与主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参照,通过选择和确立他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好地确定和认识自我。他者概念发源于柏拉图,黑格尔将其概念化,萨特等人发展出存在主义哲学,并一直延续到福柯等人。而在笔者阅读过程中,他者这个问题一直作为指引我的主线。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尔干大致提及了“科学是如何取得主导地位的”,即疯狂地排斥非科学的存在以确立起明晰的科学的边界。这就让我联想起福柯《疯癫与文明》中提到的,人们通过把一切“非文明”的人或行为定义为“疯人”,并且要把他们流放或者关进疯人院,以明确自己文明人的地位。也就是说因为一部分人成为了疯人,另一些人才成为文明人。波伏娃的《第二性》中也是如此,男人是主体,女人是男人的“他者”,即非男人的。只有男人的事务才是有意义的,值得谈论的,女人的事务则不需要讨论,一些女人的成功是因为具有某些男性的品质,在波伏娃看来这正是最大的轻蔑和不公平。
三、有关资本论的思考
资本论三卷是我在一个月里读完的,有效内容长达2000多页,坦率的讲读到后面已经快忘了前面说了些什么。大量的数据分析使人想起它不仅仅是一本社会学的著作,也是一本经济学的基础性文献,这个过程是很考验读者的耐心的。马克思指出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怎样使工人阶级的饥饿永久化,此话何解?现实看来工人阶级并不饥饿,可能有些贫困。甚至世界范围看来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也成了国际剥削链中的一环,沃勒斯坦曾提出“世界体系理论”,把全世界分为中心国家、边缘国家和半边陲国家,正是揭示这种国家间不平等的分工。于是无产阶级被分化了,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理应成为全世界无产者的先锋队,指引着无产阶级斗争的方向,现实却是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拥抱起了民族主义,与资产阶级达成一种“斗而不破”的默契,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调整自己的利益分配,剥削起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政治,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或许不是有意促成这种局面,但长期发展下去必然会引起思想的堕落腐化。而马克思所说的“饥饿永久化”或许可以理解为“贫穷永久化”,即长期性的贫穷,没有阶级流动的可能性。工人为资本家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取得的劳动收入除了要支付工人自身的生活成本、工人家庭成员的生活成本、还应包括工人接受劳动培训的费用,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家就在其中回收了部分资金,可如果物价上涨到接近全部工人的工资时,工人就没有办法攒钱购买自己的生产资料,并且事实上全部依附于资本家了,再用资产阶级的法律将这种形式确定下来,这种循环将永远不能以“合法”方式打破,这就完成了“贫穷永久化”。
刚刚谈到了事实上工人对资本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在笔者的观察中,资产阶级一直试图用更隐性、更经济的手段控制人民,而非他所宣传的自由平等。在奴隶制时代,奴隶虽然归属奴隶主个人所有,但奴隶的使用成本及维护成本是非常高的(不同时代的比较应取相对值),至少要把数十年的衣食住行(在他还有劳动力的时候)包下来。而在地主阶级统治的时期,按理说没有奴隶了,农民的生活应该能有所改善,人身依附关系能够削弱,可地主能用高利贷等各种手段使农民事实地依附于他,在这期间疯狂地压榨劳动力却并不负责维护。在文艺作品中,黄世仁就是用种种手段使雇佣的短工加班干活,使其在服务结束回到家之后直接累死,而并不承担任何责任。到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自由平等成为风尚,可无产者并未享受到时代的进步,反而遭受更深重的灾难。农民被迫失去了土地进入城市做工,所得却完全无法保证生活:丈夫和妻子在工厂做工,儿子和女儿做童工是当时普遍的状况,可这样勤勉做工在当时竟养活不了家人,更不用说让子女接受教育,甚至要靠妻子、女儿出去买淫才能勉强维持。只能说这种剥夺、这种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在理论层面呢?法律规定了人生而平等,也并没有禁止工人跳槽到别的工厂做工,也没有立法禁止贫民的孩子当总统……因此,我们批判资本主义的原因就在于其理论和事实的分裂以及对人民惨无人道的压迫。(当然,必须说明的是,这一段是笔者依靠自己的直觉认识闭门造车而成,还需要进一步的数据支撑或给予驳斥,这也将是笔者长期探索的工作。)
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些比较幼稚的看法,总是转不过弯来想去杠一下。比如价格波动的上下抵消问题,这是一个定性的论断还是定量推演的结果呢?实际情况是否真的如此,会不会存在价格一直上升或下降的商品。
还有等价交换的问题,我对此存疑。假设A、B两人,A有一个杯子是18元钱买来的,B花18元钱A会把杯子卖给他吗?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我不会,B出19元或者20元可能就会卖掉了,可这岂不是B多花了钱,这并不构成等价交换。因此我认为公式应该是:商品应然价格+售出方售出意愿(转化为货币)=实际交易价格,我认为在两人的交易场域,主观意愿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而《资本论》全然不涉及主观意愿,我想这应该是马克思有意为之,因为他要揭示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正是要尽量排除个人意志的作用。但对读者来说,齐美尔的《货币哲学》也应该一读,补充对于货币、经济的主观维度的认识。
以上就是暑假阅读的一些想法,对于以上问题我将继续保持思考。

书单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教育思想的演进
儒教与道教
资本论1-3
方浩
2022年8月22日
Posted: 2022-09-05 18:18 | [楼 主]
方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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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方浩读书报告(更新至9月读书报告)

9月读书报告

【阅读书目】
韦伯
《社会科学方法论》
《罗雪儿与克尼斯》
《批判施塔姆勒》
《经济与社会》在读700页左右
齐美尔:
《宗教社会学》   
一、关于韦伯方法论的感想
  韦伯的方法论系统体现在他的三本著作中,并且是以对经济学的研究为重点。在门格尔看来,经济学主题是由经济现象的超历史或非历史的“类型”或“形式”构成,施莫勒则认为经济学是由历史所定义的经济现象构成的。经济学的界定性问题是历史问题,即收集与确认历史事实。施塔姆勒的研究方法在“有关生活的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做出绝对的、确切的划分,这是一种二元划分,其证明方法是指出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活”与“自然”完全不同。韦伯则认为“蕴含意义”的人类行为与“自然”有本质区别,前者是社会文化科学的主题,也可能是韦伯方法论著作中最根本的假设。
  了解了韦伯的研究对象之后,韦伯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因果分析以及价值中立。韦伯所言的因果分析绝不是统计学中线性的因果分析方法的运用,社会现象纷繁复杂,很难说清谁是因与果,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种方法论信念,一种追求“客观性”的态度。所以韦伯竭力避免社会科学模仿自然科学去探求“重复的公式”,因为这样只能发挥类似“词典”的作用,是丧失掉主体性的。价值中立具体内容不再赘述,在我看来它也只能作为一种态度、立场,而不能成为一种实操方法。韦伯自己也承认在课题筹备阶段、实施阶段的研究者参与情况中并不能控制人的主观情感,这被称为“价值关联”。或许,正因为韦伯提出的主要是态度立场上的方法论观点,才能使得其观点一直保持着学术活力,无数学者都从韦伯这里汲取到自己需要的源头活水。
二、理性化与宗教
  涂尔干认为宗教是社会本身,信仰和仪轨是其主要特征,齐美尔从主观情感考察宗教,信仰构成宗教的基本特征之一,但它并不完全建立在真正了解对方的基础之上,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精神处在一种迷糊的状态。在齐美尔看来,人明明有能力把自己解放出来却还要互相压迫,这正是由于不加任何批判而自愿信仰上层的权力、上层的优势和宽容的结果,这很容易造成主观情感能力的缺失。他颇具诡辩色彩地提出:“道德天生的人不需要外在的道德约束,类推,只有非宗教人才最需要信仰的宗教。内心没有上帝,才要拥抱上帝。”韦伯对宗教起源首先论述宗教与巫术都以现世为取向,然后论述精灵、灵魂,区分出了俗人与巫师,之后考察了自然主义被象征主义取代的过程,所谓“神话思维”与“比拟”的方法的运用,之后论述了家族的神、政治的神和地方的神。三位大家都将巫术和宗教区分开来,我觉得韦伯的区分是最缜密完善的,他以理性化为主线对巫术与宗教做了全面考察,宗教对巫术的胜利不在于是否正义、是否神圣,而在于宗教的制度化运作。与宗教对应的是祭司,他是按照规则组织起来的固定机构的人员,具有专门知识、固定教义、从业资格,经受理性的培养与训练。与此相反,巫师则是个体的,偶尔为之的,依靠超凡魅力的发挥。以往对韦伯理性化的理解主要是在政治社会学、支配社会学上的,没想到宗教领域也能应用理性化的理论,这在以前的认知中是完全不搭的。
三、理性化与正当支配
  韦伯归纳了三种正当支配的类型:传统型、魅力型、法理型,在韦伯看来三者有一个线性的历史关系:即都会从传统/魅力型统治向法理型统治过渡。传统型统治的突出特点是统治者权威来自于传统或者惯例,身边的行政班子以为他私人服务的侍从为主,在他可以任意施展自己的权力时却不能反对其自身权力的来源,即在传统或惯例的范围内行使权力,重视辈分及长老统治。魅力型统治注定是一种暂时的形式,它总是要向着传统型或者法理型统治流变,它依靠杰出统治者的超凡天赋来团结民众,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领袖与信徒,它由此构成一种打破常规存在形式,是与现存秩序、理性相对的,往往催发革命。而随着超凡人物个人的消失,如何继承其超凡魅力就成为一个问题,韦伯考察了6种历史上存在的继承方法:依照要求寻找新的超凡人物;透过神启;原超凡人物指定;行政班子共同指认;血亲遗传;官职超凡魅力的传递。上述种种都与宗教脱离不了关系。法理型统治是韦伯最推崇的统治形式,是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在,贯彻了工具理性或价值理性,并且实现了“去人格化”。
  它以官僚制为骨架,按照绝对效率的准则运行,是理性化的最完美形式,尤为奇特的是,官僚制是纯粹理性的结果,象征着等级,却预示着大规模的民主化,有利于身份的“扯平”,引导者“平等”的潮流。同时,韦伯也预见到官僚制/科层制在全世界的泛滥会造成工具理性大行其道,从而淹没了实质。每个人被束缚在了科层制中,在体制内获取更高而地位,而不可避免的,不同层级会产生各自的象征符号,陷入对符号永无止境的追逐中。理性的力量在中世纪层指引人认识自己,探索世界,促进人的主观能力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而随着现代性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推进,理性构建的规则与结构却慢慢束缚人的自由创造能力,人开始屈从于已在的社会结构,尤其是理性化在教育、生产领域的渗透,每个人成了社会运行的一个标准件,丧失掉了人的主体性,人的人格尊严也就无从谈起了。这就是韦伯所言的“理性牢笼”,人的主观能力被自己建构的社会存在淹没掉了,人类社会越是发展,就越是难以挣脱这种结构性的力量,这便是韦伯的悲观主义态度。
  以上就是本月的读书报告,韦伯的三本方法论著作实在是一时写不出多少感想,宗教和支配问题也比较零碎,总体看来是因为韦伯的经济与社会大部分还没阅读完毕,再加上不允许阅读文献以及引用原文的要求,光靠记忆很难写出一些东西。这是第二篇读书笔记,希望下个月我能有所长进。
方浩
2022.10.19
Posted: 2022-10-23 22:42 | 1 楼
方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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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读书报告
阅读书目
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下部
米尔斯《权力精英》
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读书感想
一、关于事实与建构的一些思考——从韦伯合法统治开始发散
韦伯在提到支配的三种类型时,对合法统治极尽赞美之能是,认为它是最符合理性的、稳定的统治形式。但正是因为官僚制度的“去个人化”,如果享有最高权力的人是非法获得权力地位的,他之下一层层的官僚的权力却是能够实际发生作用的,也是合法行使的。但是这会出现很吊诡的情况:最不合法的源头流出了最理性的一整个政治体制。这个过程让我联想起《几何原本》,欧几里得用23个定义、五条公设和五条公理推导出了119个定义和465个命题及证明,有力地作证了了人类思维逻辑的正确。而所有这些推理的共同出发点——公理或公设在人们看来是不证自明的,即公理化思想。亚里士多德在论述实体的时候也说过:“如果知识是存在的,那么无穷后退是不可能的”,即著名的无穷后退不可能原则。总结一下上述共性就是,所有从其展开形式上看起来完美无缺的事务、制度等等,溯其源头都是依靠一些“不言自明”的公理公设定义,换言之,就是人所认定的,观念的造物。这实在让我深思:社会究竟是事实的还是建构出来的?在哲学领域,唯物论和唯心论战况焦灼,最后达成一致:两派的分歧只发生在本体论层面,于是从唯心主义枝丫上开出的花如形式逻辑以及各形式科学在人类文明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换言之,这个问题没有对错之分,而是态度立场引发的差异,人这个主体对事实和建构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决定了看社会问题的角度。而笔者会为自己不坚信“事实”而困惑,可能受马克思物质第一性观点的长期影响。
二、关于所得与所创造物质利益之比率(r)
马克思主义所引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浪潮在世界范围看来已经褪去,资本主义在他存在的几百年里创造出的生产力简直比之前几千年加起来还要多,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劳动者在承受着残酷的剥削呢?社会上普遍有观点认为,今天的生活比建国前已经是神仙日子了,劳动者现在能够得到前所未有的物质享受,不再挨饿受冻,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是的,我们在所分配到的物质总量上有着前所未有的增长,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考察具体的劳动者团体“平均所分配到的物质财富”与“平均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之比,是否会是另一番图景呢?笔者突发奇想,想就这比率来做一番推演。摩尔根考察人类古代社会,描绘了一幅与人们想象中迥然不同的原始风貌。在我们的设想中,原始社会人类应该时刻被饥饿、疾病、死亡威胁,人们精神状态十分痛苦。可在摩尔根的考察中,原始社会是一个十分富足的社会,气候适宜,物产丰饶,人们能够轻易采集到满足自己一天能量的食物,可以推断这时的比率(r原)是接近1的;进入文明时代,人类转向了园艺种植业和畜牧业,首先被投入农业生产的是奴隶,在“所得”方面,奴隶主把奴隶仅仅当做一种工具,负担其日常生活、繁衍、维修及保养,总之是控制在维持其生命的程度,这时的比率r奴明显小于r原;随着人口的指数级增长和生产资料的算术级增长,土地兼并剧烈,自耕民破产成为佃户,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这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对奴隶主土地所有制的一大胜利,自耕农甚至佃户至少比奴隶拥有名义上的自由与一系列权利,但我们考察两千年的封建土地私有制时期,农民的生活仅仅维持在“不饿死”的程度,即“所得”与奴隶时期基本持平,而在铁器牛耕为代表的生产技术革新之下,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的发展,即“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有了极大的增长,那么此时的比率r封小于r奴;
资本主义的登场带给世界的是前所未有的生产力飞跃,带给劳动者的却是劣质的食物、繁重的工作、病弱的身体以及肮脏的环境,最可悲的,泯灭了主体性,人降格为了机器的附庸。此时劳动者“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无比巨大,尽管“所得”相比前时代有了大幅度增长,整体的比率r资仍趋近于0。于是,初步得到这样一个不等式:1>r奴>r封>r资>0。
这个比率意图用来说明什么呢?说实话笔者暂时也说不清楚,社会上总有声音鼓吹私有化,迷恋资本主义,妄图用资本主义带给人物质上的便利来合理化它的剥削之残酷,既然如此我便假设劳动者平均劳动所得物质财富为分子,以劳动者平均创造物质财富为分母,其比率则能大致表示劳动者相对所得,并且也无意于计算每个年代的精确r值,目的在于说明这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者相对所得越低的趋势。至于劳动者越来越无自由、日益“主动”沦为奴役的地位的有关内容,我在暑期读书报告中有初步的描述。
接下来一段时间我的思维可能会瞄准时代变革中新兴阶级、守旧阶级与平民的利益板块,现在有一个初步设想:在和平时期,社会大致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平民);生产力变革时期,统治阶级内部分化为新兴阶级和守旧阶级,新兴阶级的利益最初来源是①它所代表的新生产力②从守旧阶级抢夺来的生产力,在变革中,守旧阶级一部分会向平民跌落,这部分利益却不会成为平民的一份,而是被新兴阶级拿到构成②,另一部分会向新兴阶级转化,这一部分利益构成③由归化新兴阶级带来的生产力;同样,平民中也有部分成为新兴阶级中的一员,也会将其拥有的利益带过去形成④平民阶级跃迁带来的生产力。这样当新的统治格局稳定时,统治阶级的生产力相比前世代多出了①和④,①是生产力水平的进步带来的,而④却是从平民中分割掉的,一直如此,从始至终。这也是笔者持之以恒关注的主题:统治精英们在向下扩张支配权力的同时试图降低通知成本,其手段则是“捧杀”。即名义上平民的政治、经济各地位在逐渐上升,却又暗中剥夺(交换)了平民保护其利益的能力,在我看来这正是平民的衰落。
方浩
2022年11月21日
Posted: 2022-11-27 11:11 | 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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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读书报告(11.16-12.31)

这一个半月的主要任务是集中阅读齐美尔的著作,在我阅读的书里,除了《货币哲学》和《社会的形式》之外,其余的文本都是以散文的形式写就,然后一篇篇编在一起的,这就导致很难理解齐美尔的主题。
在《货币哲学》中,齐美尔阐释了货币对政治、社会和个体的冲击力,货币经济的发展不但彻底摧毁了封建制度,还催生了现代民主制度,使人人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在齐美尔这里,货币摧毁了物品在质上的区别,而代之以货币量的多少,把万事万物拉到了货币的尺度,消除了差异、个性,我想后现代布希亚的消费社会、内爆,可以从这里找到原点。马克思也从经济史方面探讨了货币的起源,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从贝壳、布帛到金银铸币到纸币等支付凭证,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等职能,这与齐美尔所言十分相似,马克思还提出了“商品拜物教”: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从而使商品具有一种神秘的属性,似乎它具有决定商品生产者命运的神秘力量。而齐美尔是从人的主观精神方面入手的,他敏锐地发现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货币越来越强势,人的自我价值都得通过货币才得以体现,“货币成了上帝,因为他已经是指向绝对目标的绝对工具”。韩毓海在《重读马克思》中指出,马克思对于经济学的研究应该成为“金融价值论”或“资本价值论”,我们以往说的“劳动价值观”应该是亚当·斯密的观点。现代货币本质上是一种信用凭证,它起源于欧洲“国王的债务”,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第一次发生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国王、教会向大地主借债发动向伊斯兰世界的战争,到了需要还债的时候,国王选择了违约并杀死了放债的地主。正是第二次国王向私人银行的借债,私人银行取得了发行银行券的能力,并要求国王吸收私人银行的股东进入决策机构(议院的形成),规定国家税收以银行券为标准。从此,私人银行印发的银行券成为了事实上的货币,黄金则存储在银行的保险柜里,也形成了真正的统治阶级——金融资产阶级,这一切都可溯源到最初一笔“国王的债务”,直到现在英国王室还在负担着这一笔债务,但这笔债务是双方都不愿意偿清的。金融资产阶级通过银行券的贬值来把他们发动战争的代价转嫁到其他工业部门,最终转嫁到广大的普通群众,而底层人民又要做他们发动战争的炮灰,这是韩毓海认为马克思《资本论》中货币的真相。在此我才初步懂得了英美等国的货币发行权为何掌握在私人银行手中,华尔街为何能搅动世界风云,美元霸权和美国军事力量的直接关系。
齐美尔对于大都市精神生活的解析也是很贴合当下实际的,大都市生活有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利益关系在人们的来往互动中生成,这就使得现代人的聪明才智成为一种计算智慧,这也契合齐美尔一直考察的货币带给人的计量性格。这同时还体现对时间的精打细算,“这不仅与它的货币经济和理性主义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也使生活的内容富有色彩,有利于克服那种要由自己来决定生活方式、拒不接受被认为是普普通通千篇一律的外界生活方式的非理性的、本能的、主观独断的性格特点和冲动。”在具体特征上就会表现以下的特征:在待人接物方面就事论事,把形式上的公正和冷酷无情僵硬的结合在一起,斤斤计较,越来越精于算计,追求准时,精确,习惯权衡利弊,常出于各自的利益而聚集形成各种关系和行为等。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小城镇里人们相处富有感情,性情温和。因为长期冷漠的人际关系带来的心理距离感,心态以“防卫”为主,理性计算的利己主义泛滥成灾,法律地位得到凸显。落实到行为层面,大都市人群为了使用大都市的生活节奏,选择了抛弃个性的消极保守倾向,形成一种普遍的,像图表一样中规中矩的生活方式,这当然意味着人的心智能力的下降。而齐美尔笔下的小城镇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要求一种向心的统一体,每个人都处于其他人的视线与互动中,压抑了个人的私人生活,个体被强烈要求服从于整体,大都市的发展显然有利于打破小城镇对个人的束缚。但大城市劳动分工与协作中又隐藏着个性被磨灭的风险,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单个人只能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失去了把握全局和整体的能力,同时工业化的流程化生产使得每个人都只是巨大社会链条上微不足道的一环,就像喜剧大师卓别林在“工人是怎么在资本主义工厂变疯的”中扮演一位拧螺丝的工人,每天工作时间重复拧上万次螺丝,重复乏味导致头脑迟钝最终疯癫。亚当斯密也在《国富论》中感慨,一位农人远比一位工人更加全面,人性更加完整,尽管工人做工的收入是农人的数倍。
“人主观精神的衰落”是齐美尔一以贯之的主题,最终导向了“文化悲剧”的命题,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难题,齐美尔并没有提出解决途径,因为他认为这是货币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的结果,而我们不可能放弃货币,我们能做的只是理解。
【书单】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时尚的哲学
生命直观
大都会与精神生活
桥与门
精英的兴衰
尚书
计算社会学:数字时代的社会研究
国富论·上
方浩
2023/1/9
Posted: 2023-01-09 22:49 | 3 楼
方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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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方浩暑假读书报告(更新至23年2月)

2月读书报告
【书单】
《社会行动的结构》
《社会学的想象力》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
本月阅读的四本书分别隶属于结构功能主义、社会释义范式、交换论、现象学,跨度很大,但收获更大,在此想尝试做一个理论串联。当然,我们在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就清晰的看到了他理论综合的尝试,本书与其说是唯意志行动理论的建构,不如说是帕森斯对涂尔干、韦伯、马歇尔、帕累托等学者的文献综述,以至于他在最后一章才提出自己理论体系建构的雄心,而在前文里草蛇灰线、暗留伏笔,实在是“我注六经”的社会学典范。
一、    笔者眼中古典四大家的“关键词”
1.“道德”之于涂尔干
笔者自己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用“道德”而不是“社会秩序”来代表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涂尔干痛心于社会变迁导致的社会秩序的丧失,总结了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宿命型/失范型自杀的模式,字里行间都表现出对恢复社会秩序的渴望,为此背负了保守主义的骂名,因为他觉得一个有秩序的封建时代也要比没有秩序的大革命时代更值得怀念。在《社会分工论》中,社会形态因分工从机械团结转化为有机团结,按照他的预想,分工能让社会竞争减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但实际情况却并不相符,于是他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分工造成的:强制的分工造成了如马克思所说的阶级冲突,失范的分工则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与疏离。这仍然是涂尔干站在社会进化的视角忧心当时的社会秩序,乃至到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之中,帕森斯认为此时的涂尔干在研究宗教之后就意味着与实证主义决裂,他还是提出“宗教就是社会本身”,讲述宗教内部的秩序。这说明“社会秩序”确实是涂尔干的理论旨趣所在。
但是涂尔干不仅仅指出社会的的形成以及失范的原因,他还试图探索一条解决路径:成立法团或职业群体。这个概念正式提出是在《社会分工论》中,这是涂尔干在1893年写作的博士论文,是其开山之作。之后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自杀论》《教育思想的演进》,涂尔干总是把法团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为何涂尔干如此重视“法团”呢?法团是职业团体在国家政治和民主层面上的别称,涂尔干提出了这样一种构想:“每个法团的上层都有一个委员会,负责指导法团并管理内部事务。法团及其机构始终在发挥作用,所以通过他们构成的政府会议决不会失去与社会的各种委员会之间的联系——他们决不会冒自身分裂的风险而会迅速地、主动地感受人民在深层发生的变化。我们既可以保证它们的独立性,又不必打断其中的沟通关系。”从法团的历史来说,它起源于商人及手工业者,有自己的神灵和仪式,也就有了道德约束。在这里笔者就懂得了道德在涂尔干理论体系中的中心地位,难怪涂尔干在《教育思想的演进》中把“会所”这样一个寄宿学校当作古时学校与中世纪的断代线,因为会所“成了一个道德场所,而非仅是教师教学场所”。过一种道德生活,这是涂尔干的核心关切。
2.“理性”之于韦伯
理性与韦伯基本是绑定的状态,二者几乎同时出现,这也侧面证明韦伯的伟大,给我们数个时代的核心主题“理性”做了注脚。韦伯提出的 “理性化”是指人们在确定行动目标和采取行动时,为了实现更高的效率,对目标(价值)和所需手段(工具)进行的选择,这些工具和手段具有较高的效率,使目标实现得更快更容易,其中包括个人行动和观念的理性化,也包括社会各种制度、组织和结构的理性化。
个人的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通过统一的客观标准寻找完成事情所需的手段,而价值理性则根据人的价值观念对事情的最终结果做出衡量。因此工具理性是明确的、具体的,而价值理性是模糊的、可变性大的。
社会的理性化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宗教、魔法、神秘、迷信和信仰的作用变得不那么突出,取而代之的是更理性的行动动机,而不是因为信仰领袖或宗教传统而行动。人们开始更多地思考他们应该如何行动、应该做什么以及实现目标的最佳方式。
西方文明的胜利就是理性的胜利,正如韦伯所指出的:“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发展成果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无可置疑的。只有理性的行为和社会组织才能够产生理性的实证自然科学,也才能够产生理性的法律、以科层制为核心的社会管理体制和理性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而这一切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这就把资本主义、西方文明、理性绑定在了一起,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有过露骨的论述。
科层制是工具理性完美的产物:劳动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发挥最大效用,即每个人在流水线上,有自己的分工,不管什么样的心理和生理倾向,只会被要求承担一项专门的任务。物极必反,科层制片面追求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对现代人的心智造成损害,人类进入“理性的铁笼”
3.“情感”之于齐美尔
必须承认笔者并没有读懂齐美尔的著作,哪怕是他的任何一本,它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形式”“距离”与“情感”。说及“形式”,是因为它名声在外,毕竟齐美尔“形式社会学”的名声肯定听过,能说道两下的还是《生命直观》中的一段摘抄:“形式即界限,形式就是事物本身,同时又是事物的终结”。能真正有些作用还是在读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时的灵光一闪,在交换中,我们回报给帮助自己的人,他要的不是具体的现实回报,而是一种可以随意兑换的“元物体”,例如“人情”。路径为具体-抽象-具体,形式就是抽象,就是元。
“距离”尤其是心理距离也在齐美尔的理论中得到了发挥,齐美尔眼中的陌生人,在物理意义上是与我们极为接近的,而社会意义上是极为疏远的。比如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与某些刚认识的人特别投机,跟他说一些秘密,而不会说给自己的亲人朋友听,这就是你与他建立了初步的信任,而又保持了恰当距离,他远离你的核心交友圈,即使秘密被泄露也不会让你的核心圈知晓。在我们这个时代,网络把这种现象大大加深了,大家在网络上的用词会特意拉近距离,如“亲”“大兄弟”“家人们”等等个人或商家的惯用语。并且网络的匿名性,也让大家一度在网络上畅所欲言,并默认是自己的真心话,这也是距离产生的微妙作用。
笔者在2023年3月11号整理完韦伯和齐美尔的笔记之后,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如下的感慨:“在韦伯笔记整理中,竟然没有看到‘理性的铁笼’,反而在齐美尔的著作中有感触。”正是这种冲击让笔者选择了“情感”作为齐美尔的关键词。在古典作家的作品里,齐美尔的著作是情感最丰富的,这或许来自他的散文式写作手法,或是他的思想特质。同样是在论述宗教,涂尔干基于社会事实来分析,认为宗教是社会本身;韦伯从历史层面把巫术、阶级、救赎、仪式等等融会贯通,为西方文明、资本主义因理性而兴作注,回应“为什么只有西方能产生资本主义?”这个问题。齐美尔关注了主观情感在宗教上的作用,“(信仰)我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建立在真正了解对方的基础之上,……精神处于一种迷糊状态。人有能力把自己解放出来却还要互相压迫,这正是由于不加任何批判而自愿信仰上层的权力、上层的优势和宽容而导致的结果。这种信仰构成了宗教的基本特征。”
而笔者作为一个初学者,能感受得到他强烈的情感取向,自认为是因为齐美尔切入主题细小而深入,涉及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他详细描述傲慢、矜持等大都市的精神产物,无个性化向全世界的扩展;《桥与门》中一个简单的进餐仪式,齐美尔联系到了自私与他人代行、圣餐与共吃共喝、时间上的规律性预示着形式取代实质、人员的固定、进餐顺序等级制度、统一的吃饭姿势、用的碗与盘子的区别。如此种种太过贴近人的生活甚至穿透了人的生活,以至于让读者不寒而栗,有一种窒息感。可以这么说,单看韦伯的“理性化”,太过正面,它给我们的好处似乎远大过其弊端,会感觉“理性的铁笼”似乎可以成为我们追求进步的代价。只有看了齐美尔的著作才能感受到这个铁笼是怎样把我们牢牢束缚,才能明白人类到底愿不愿意、应不应该付出这样的代价。
总而言之,笔者对于齐美尔情感的理论本身没有太过深入的研究,这有待以后弥补。而笔者从其字里行间,尤其是与韦伯联系起来的触动,才是笔者写作以上内容的原因。
4.“公平”之于马克思
而对于马克思,我不想用“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唯物主义”来描述他,因为这些仅是他的一个部分,不能完整表现他的伟大。在笔者的理解中,马克思最伟大的一点是对社会公平的渴求与寻找。
马克思最经典、影响最大的理论当属阶级斗争理论,先后在苏联、中国、拉美地区落地生根。涂尔干认为阶级斗争(阶级冲突)是强制分工的产物,是社会分工的失序造成的,马克思则告诉我们,阶级斗争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工业时代表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其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种分配方式作为一上层建筑不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
马克思用他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详细阐述了这种不公平的分配制度的运行流程,而在现实层面上,当时工人为资本家创造出巨大的财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之外,工人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相比农民时期的生活甚至更加糟糕,所以马克思说工人被“异化”了,他们双手创造出的劳动产品成为了禁锢它们的铁链。这种工业雇佣关系与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对比毫无温情,于是社会学家几乎都怀念起了行会制度,在涂尔干眼里,行会内部是一个道德场所,他救世的良方——法团就直接发源于此;韦伯口中的行会是商人、手工业者的共同体,有着内部的功能神信仰;滕尼斯提出了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对往昔道德、情感深切怀念。总之,在当时的工业化时代,工人并未享受到生产力进步的福利,这些都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并且工人还丧失了农业时代的社会联系,新的道德、城市情感还在建构阶段。也就是付出了肉体和精神的所有,得到的是病弱的身体以及早夭。
在笔者的现时代,工人的境遇已经改善,为何仍有与马克思呼吁“公平”的共鸣呢?现在想到的还只是一些浅显的阻碍阶级流动和人的再生产,以消费主义、流行文化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陷阱,不同工业部门对个体资本积累的剥夺等等,期待以后对有关问题进行分析。
方浩
2023年3月24日
Posted: 2023-03-24 21:53 | 4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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