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旭霞暑期读书汇报

书单：《自杀论》《社会分工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原始分类》《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乱伦禁忌及其起源》《实用主义与社会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
      暑假主要阅读了涂尔干和韦伯的书，本次汇报主要对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做一个总结，分析下二者之间的联系。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作于1904到1905年间，当时的欧洲工业化进程飞速发展，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与资本主义在各国间发展的不平衡让韦伯开始思虑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他认为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只是部分方面的原因。韦伯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植根于宗教信仰里的某种“经济伦理”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这个“经济伦理”可以视作一种具体的心态，它既受到现实力量的制约，也形塑了某一群人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对经济运作的行动倾向。韦伯把经济伦理定义为一种激发行动的实际推动力，此一推动力在宗教的心理情境及实效考虑中可以找到。
韦伯在这本书中的分析可以分为两个步骤：他对新教伦理起源的考察和他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连接。开篇从宗教派别和社会分层谈起，他用一些统计资料说明，在工商业界的经营者、资本所有者以及现代大型工商企业的高级技工中，新教徒占绝大部分的事实。然后他以这个事实为出发点对不同的宗教派别进行考察，归结它们所呈现或曾有过的特质，考察宗教派别中的教义所起的作用。韦伯集中探讨了一个论题：理性的资本主义如何兴起？他力图论证：理念并非总是物质环境的反映，它可以成为引发社会经济变迁的真正独立又自发的动力。西方民族在宗教改革后所形成的新教，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新教伦理不仅和资本主义精神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和力，而且是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一个活跃的、决定的力量。加尔文派的教义可以生动地证明这一点。新教伦理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生和发展。
      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里，韦伯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提供的资本主义的“理想型”为参照系，试图论证这样一个主题：中国之所以没能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理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伦理作为不可缺少的鼓舞力量。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描述中国的经济史，也不是为了反映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史，而是试图通过对传统的中国社会以及儒教与道教的分析，论证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的论点：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后所形成的新教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而东方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伊斯兰国家）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宗教伦理精神对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韦伯所要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在中国也做出同样的事情呢？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也让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理性化道路。
      这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物质、制度层面，包括货币制度、城市与行会、家产制国家、血缘组织、法律等，二三部分从精神层面入手进行分析，社会正统的儒教与被称之为异端的道教对社会的影响。“儒教的理性主义是去理性地适应于此世，清教的理性主义是去理性地支配世界”，按儒家思想培养出来的人才精通经典、不断自我克制，没有办法培养出接受职业教育的支配世界的职业人才。而道教充满了巫术般的信仰和迷信，与理性、科学的思维不容，贬斥既有世界，引导人们超脱尘世，与世隔绝，认为世界上没有本质的善恶，并没有必要对其进行改造。同时排斥一些经济与技术上的发展，与清教主张改造世界的创业精神完全不同，不利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