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龙雨读书报告

《学术与政治》
《学术与政治》是马克思·韦伯于1917年和1919年发表的两篇演讲修订而来，旨在为学生们解答学术与人生道路上的核心问题，被后世视为“20世纪思想的最重要文献”之一。
韦伯提出，学术需要价值中立和理智成熟。学术日益专业化、机构化，学者被纳入大学官僚体制之中，学术生涯充满了偶然性，一个学者能否取得成就，不仅取决于才华，更取决于机遇和运气。一场学术研究的开展，或许会因为缺乏“人情”而夭折。但是，学术的意义并不涉及“终极关怀”，它要求教师严格区分事实和价值判断，告诉人们能做什么，同时不能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教师不应是领袖，不能利用课堂的权威地位向学生灌输政治立场或价值信念，而应当忠实于理智的诚实，帮助学生认清现实、承担责任。人的成长犹如一张白纸，需要有正确的人为其增添世界的色彩，让其能够正确的认识世界，不出格、不失范。同时，价值中立也是研究者需要遵守的原则，要以客观的视角认识和处理事实与数据，不应被主观价值与认识影响。尽管完全客观难以做到，但是研究者仍要摒弃主观偏见与歧视，尽可能完全的调查取证。
韦伯从政治的定义出发——政治是对国家权力的争夺、获取和运用——进而分析了政治家应当具备的三种核心素质：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激情意味着对一项“事业”的献身感，而非空洞的政治亢奋；责任感意味着对行动后果的清醒承担；判断力则要求政治家能够保持内心的沉着冷静，与事和人保持距离，避免成为“缺乏距离”的政治票友。我认为，这也是爱岗敬业所需的优秀品质。我们需要对工作抱有激情，这样才能长久的坚持下去；要富有责任感，推进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明辨是非，不犯错的走下去，完美地完成每一份工作，为社会发展助力。同时，韦伯还提出了他最著名的伦理区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信念伦理要求行动者忠实于道德原则本身，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不考虑行动的后果；责任伦理则要求行动者清醒地认识到、置身于一个伦理非理性的世界之中，审慎地关注行动与可预见后果之间的关系。韦伯强调，这并非说信念伦理就等于不负责任，或责任伦理就等于毫无信念。恰恰相反，责任伦理要求政治家的行动既必须产生于道德信念，又必须对行动的可预见后果负起责任。在当今社会，法律对于公民来说，是不可触犯的红线，但道德并没有强制性的作用，它只能在社会舆论等方面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有信念的人不会轻易违背道德，有责任观念的人不会轻易触犯法律，或许会有人为了公义挑战法律，或者执行法律忽视道德。这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够有效的解决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
学术与政治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学术的研究发展能够发现当下社会的隐患与问题，及时解决，能够为社会持续性发展扫除障碍。而政治的发展能够促进研究的开展。韦伯认为学术为政治提供事实基础和工具性知识，但不能替政治决定价值目标；政治在行动中实现价值，但必须为后果承担责任。两者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但又共同构成了现代人“天职”的两面。
正如韦伯说的，单靠祈望和等待，只能一事无成，我们应当采取不同的行动，去做我们的工作以满足当下的要求。无论是选择以学术为业还是以政治为业，抑或从事任何其他正当的职业。当然，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我们都要遵守相应的规则与道德，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