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告05（2020.10.22—2020.12.05）
书单
1、《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2、《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
3、《古犹太教》
4、《法律社会学》
5、《在野之学》
一、社会学的基础
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指出，社会学的基础有四个“城市、君侯与神祗；封建国家与俸禄国家；行政与农业制度；自治、法律与资本主义”。而这些与宗教的形态和功能息息相关，其关于宗教的研究基本上就是围绕这四个方面来进行的。在其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从文化的视角出发来探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宗教因素，在本书中还指出他在这里所研究的仅仅是西欧和美国的资本主义，而中国、印度、巴比伦曾经出现过的资本主义都缺少这种精神。这也为后面的其他三大宗教的研究奠定了基调，我在此猜测韦伯可能在写新教伦理的时候就已经为后面的世界宗教体系研究有了初步的想法。根据韦伯的大事年表，有关其宗教的著作最早开始于1904年，直到1919年写完《宗教社会学》这一有关宗教的综合性论著，大约经历的十五年的时间。可见韦伯在宗教研究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
1904-1905《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1915年开始了世界各大宗教的比较研究
1915《儒教与道教》
1916《印度教与佛教》
1917《古犹太教》
1919《宗教社会学》
二、儒教与道教
中国的儒教所发展起来的一个特殊的阶层就是“士人阶层”，中国的人文主义具有礼仪的、以行政技术为取向的性格，从而发展出了官职义务与公共福祉的精神。儒教的兴起是和平主义的转化，传统取代了卡理斯玛，中国国家制度日趋俸禄化，士人与其门徒竞相争取既有的官职。官职被赋予了巫术的卡理斯玛，因此官吏具有很大的威望，用来证明其卡理斯玛身份特质的是通过文书形式表现出来的合于规则的正确性。因此儒教是一种入世的追求，并不会对家产官僚体制产生制衡。在中国，“教”是指士人的学派，并不像西方中的宗教追求彼世的救赎，中国的宗教始终保持着简单的形式：（1）崇拜伟大善良的神灵；（2）重视长寿、子嗣、财富以及祖先的幸福等此世的快乐；（3）弥漫着一股绝对的不可知论以及根本上的否定气氛，反对任何对于彼世的冀望。
儒家伦理是肯定人基本上的平等，并且认为只有教育而非出身才是具有决定性的，这便使得人人皆有机会为官，也逐渐形成了学习儒术、追求仕途的风气。儒教对于中国的影响十分深远，一方面它受到君主的推崇，儒教思想对于君主的王权控制十分有利，有助于君主控制臣民的思想，也可以说它是王权有效发挥控制功能的工具，儒教所弘扬的思想也有助于君主选拔优秀的官员，“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类似的儒家论语还有很多，正是这些儒家的思想，有助于培养志向高远、刚正忠贞、以为民造福为己任的士人阶层。另一方面，儒家伦理有助于百姓增加福祉，因此，这一时期的官吏也会受到百姓的爱戴。
在西方，人们认为物质的富裕是首要的诱惑之源，因此人们争相逐利，为了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法律开始不断地形成并完善。而在中国，物质的富裕在伦理上并不被认为是一个首要的诱惑之源，常言道“学而优则仕”，官职才是当时人们心中最大的诱惑，商人甚至被看做是最下等的阶级。因此，中国的自然法和法理思想都发展的十分缓慢，当时毫无自然法认定的任何一种个人的自由领域存在。在中国没有司法阶层的存在，是因为缺乏西方意义下的律师职务，也并不在意世俗法律之形式的发展，中国的法官则是彻底的家父长式的审案断狱。断案的官吏并没有受过专业化的培训，也没有先例供其参考，司法程序也十分不完善，这一切都在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对而言，西方的法律制度发展的较为迅速，资本主义关心的是严格的是刑法与司法程序。集权国家的公务系统的理性化导致法典系统也往理性化的方向发展，力图构建一个公平、升迁机会均等、受过合理训练的官僚体系。
儒教完全是入世的俗人道德伦理，以“礼”作为其中心概念，具有警觉性的自制、内省与谨慎的特色。封建制度以荣誉为基础，而家产制则以恭顺为首要德目，强调忠诚于孝顺。在儒教为主导大环境下，体系化自然主义式的思维无法开展。儒家认为利德乃是社会不安的根源，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教美德是基于通才或自我完成上的，认为高等的人惟地位是求，而非盈利。儒教所追求的是秩序的理性主义，本质上具有和平主义的性格，已敬畏鬼神为取向。
在正统教义的争夺中，不只儒教一家，由于其他的学派并未受到君主的重视，逐渐形成儒教一家独大的情况，其他的杨朱、荀子等被儒家视为异端。在与儒家思想相对的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道教，道教的思想是消极避世的思想，道教的创始人老子秉持着个人神秘的或禁欲的救赎追求，追求长寿与巫术力量。道家的主要观点便是隐逸思想和神秘主义，认为治理国家是“无为而治”，道教的信徒称为“隐士”，是不任任何官职的学者，绝对的不关心世事。神秘主义的实际结果是“中和”，认为可以经由无为和不言而达到，而儒家认为礼、祭典与礼仪规范才是产生“中和”的手段。儒教与道教的对立也经历了一个长久的发展过程，越来越激烈，起初两者的对立还没有很激烈，在老子与孔子时期，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孔子把入世文化作为宗教救赎资源的价值，而老子认为最高的救赎是对神的信仰状态，是神秘合一的状态，而不是如西方的禁欲主义一般必须从积极的行动来证明恩宠状态。老子与孔子人格对立的关键在于，老子神秘主义所持有的政治理想是某种相对主义化的结果。理性主义学者倾向于以理性和官僚主义为基础，在一个中央集权的系统中管理一个福利国家; 而神秘主义者提倡国家各个部分尽可能的自治和自给自足，强调“无为而治”的思想。但是老子与孔子还是有很多相同的观点，比如两者都有共同的鬼神信仰，推崇俗世统治。儒家与道家最终的彻底对立是源于两者的信徒将孔子与老子的思想发展的更加极端，子思强调适应现世、改良现世，而庄子强调漠视现世。随着之后的发展，儒教与官方祭典和个人的义务性祖先崇拜合并，拥有了一套绝对性的、受官方所认定的教理，中国开始趋于一个教派国家。与此同时，道教等异端开始更加激烈的与儒教对立。
韦伯认为，判断一个宗教所代表的理性化程度的其中一个标准是宗教对巫术的斥逐程度，另一个标准是它将上帝与世界的关系和与世界相对应的伦理关系所系统的统一起来的程度。在这两个方面，基督新教已经将巫术彻底的扫除干净，儒教仍未触及巫术对于救赎的实际意义。新教的恩宠预定论使得人们对于诚信的追求是发自内心的，然而，在儒家伦理的桎梏下，中国人缺乏一种由内而外的、由某种中心的、自主的价值立场统一起来的生活态度。中国人彼此之间互不信任，其商业诚信是因为外在的制度制约而非内在的发展。
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受儒家伦理的影响，其理性主义围绕“礼”、“恭顺”、“入世”发展；（2）束缚于政治支配结构的固有法则性，社会分层严重，流动性差；（3）氏族凝聚性以及政治与经济组织形式完全固着于个人关系的性格；（4）追求现世的功利主义，将财富认作是道德完美的手段，从而发展出了一种精打细算和知足寡欲的心态。综合看来，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受阻，最主要的是因为传统时期缺乏理性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缺乏抽象的、超越个人目的的团体性格。
三、印度教与佛教
与传统的中国人不同，印度人强调理性的科学，印度的法律制度也发展出许多有助于资本主义成长的形式，然而印度也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韦伯认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宗教影响下的严密的种姓制度。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是严格且排他性的世袭身份制，共有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
印度教的教义是形而上学的救赎学说，他们所追求的财富是救赎财。印度的律法并不是人人平等的、确定不移的，而是相应于社会地位之不同而异，而且律法是更彻底的、更具有重要意义的、完全的僧侣产物。在印度，婆罗门是最尊贵的种姓，他们的权力非常大，印度的君王之所以能够发展出相当实质的权力，是因为婆罗门既不是一个教权阶层制的祭司团体，也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巫师行会，更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实体。
种姓制度的整体性质完全是传统的，实际上是反理性的，印度教徒的财富更倾向于商业投资。由于严格的等级制度，印度教的两个基本宗教原理是“灵魂轮回信仰”和“业报”。他们深信任何与道德有关的行为都会不可避免地影响行为者的命运，没有任何影响会消失，这就是“业”的教理，也可以理解为“因果报应”。业报的观念与个人在社会组织中的命运相结合，也就是说与种姓秩序相结合。业报教义认为：前世功德与过恶决定今世命运，今世功德与过恶决定来世命运，在生死轮回中，命运完全由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来决定。因此，在“业报”的影响下，人们为了追求来世成为上等种姓，必须在此世认真工作、遵守教理、努力完成所有的仪式。
婆罗门的宗教意识是反狂迷的、仪式主义的性格，其巫术性卡理斯玛奠基于知识。而知识最终还是为种姓秩序所服务的，不同于中国人在学好儒家知识后是可以入世为官，而印度的知识身份阶层是婆罗门，他们尽管是最尊贵的种姓，也只能做一些顾问、神学教学者等无关紧要的工作。印度的法也与其种姓秩序有很大的关联，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法，适用于君主的法与适用于其他身份的法不同，在理论上，只有婆罗门才能对法做出权威性的解释，然而使用与君主的法确是完全独立的。没有普遍适用的法律，也没有普遍适用的伦理，都是因身份不同而不同。
综上，印度之所以没有发展起来资本主义，有以下几个原因：（1）严格的种姓制度，使得社会分层严重，层级之间流动性极低；（2）业报的教义，人们相信此世的荣辱取决于前世，并且决定来世，因此，导致了印度人传统的思想，安于现状，做本分的工作，没有革命的意识；（3）法律思想的不完善，没有人人平等，反而是阶层分明，自然法缺失，人们缺少对自由人格的追求。印度教也在追求理性，反狂迷、反感性的仪式，其巫术性卡理斯玛奠基于知识，但是这一切全都逃脱不出阶层的束缚，因此，印度虽然强调理性的科学，法律制度也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却没有在印度茁壮成长，很大程度就是印度的种姓阶序所造成的。
读书报告04
（2020.09—2020.10）
书单
1、《非正当性的支配》
2、《宗教社会学》
3、《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
4、《西方的没落》
5、《消费社会》
一、正当性支配与非正当性支配
1、正当性支配
韦伯的著作《支配社会学》主要讨论的是正当性支配，也就是合法统治，他所说的支配指的是“权威主义的命令权”。具体来说，支配者的意志影响被支配者的行动，被支配者的行动准则心甘情愿的服从支配者的支配。即被支配者服从于支配者，而服从的原因则来源于支配者命令之正当性和被支配者对于命令之正当性的确信。
在这本书中韦伯注重于阐释正当性支配的基础及类型，共讲了五种支配的形态：官僚制支配；家父长制支配与家产制支配；封建制、身份制国家与家产制；卡里斯玛支配及其变形；政治支配与教权制支配。
任何支配的持续运作都有正当性之原则，这些根本原则主要有三种：
（1）具有合理规则的制度（法理型权威）
（2）人的权威（传统型权威）
（3）对非日常事物的皈依、对卡理斯玛的信仰（个人魅力型权威）
这正是支配结构的三种正当性类型，历史中出现的支配形态，便是这些纯粹类型的结合、混合、同化或变形。而最大的正当性支配主体便是国家，拥有军事行政所组成的正当的暴力系统来保证国家的运行，另外，国家还通过制定法律来保障人身和公共安全。
2、非正当性支配
与正当性支配相对的正是非正当性支配。韦伯认为，即使是那些所谓的”自由”共同体已经完全消除或基本限制了君主的权力，由其成员组成的政治团体必须在政治上致力于这个团体。那些工作的人是以政治为主要职业的政治家，他们还必须建立专注于政治的机构。在此，“自由”是指没有了由传统来正当化的君主权力，但是并不排除武力强权。
非正当性支配的萌芽是作为一个政治团体的城市，城市的发展过程正是摆脱传统束缚的过程，在本书中韦伯论述了不同的城市类型，及城市共同体的自主性和支配权力来源。
在自主性方面，主要有政治、立法、租税和市场权的自主性发展，而促进城市自主性的最大因素必然是资本和经济，从而摆脱了传统的以政治支配为主。城市也在不断地模仿国家的支配模式，在探索与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着支配者权力的更替与合法化，从而使城市共同体对地区的控制更加的强大，摆脱了传统的以国家为主的官僚制的正当性支配，使非正当性支配全面发展。
在权力来源方面，城市共同体支配权力的来源正是共同体本身，城市共同体首先需要有较强的工商业性格，还得有防御设施、市场、自己的法庭和法律、团体的性格，以及部分的自律性与自主性。其政治团体主要由 “王室、贵族、僭主和市民”组成，王室掌握着绝对的政治权力，贵族具有“食利性”，僭主是通过暴力方式夺权，而市民在与王室、贵族和僭主的斗争中会逐渐弱化并衰落，王室和贵族仍然掌握着支配权，并且具有合法形式，僭主的支配也在逐渐合法化。城市共同体依靠主要资本的自律和自治催生并促进了非正当性的支配的发展。
二、西方的没落
这本书的作者斯宾格勒提出了比较的文化形态学或历史形态学，这种文化形态学的基本含义可以概括为历史或文化生命说、文化心灵说和文化盛衰说。
1、历史或文化生命说
这是作者基于自然与历史的对立所提出，他认为自然是由已成的事物整理得到，是僵死的、机械性的、无时间性的事物；历史是由方成的事物整理得到，是生动的、有机的、时间性的事物。所谓的历史或文化生命说，就是断言历史或文化是一个具有生命的、活生生的境遇。
2、文化心灵说
作者声称世界上共有九大文化类型，各文化类型都有自己的观念、感情和愿望，即各有其相异之处。
3、文化盛衰说
这个学说是谈及不同文化类型的相似之处，他们都经历了同样的兴衰过程，走向同一归宿，也就是说，他们都经历了“青春、成长、成熟、衰落”这四个阶段。他否定了“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的三分框架，提出文化兴衰三阶段论。人类文化不管何种类型，都要经历这样三个阶段“前文化阶段——文化阶段——文明阶段”。
通过对不同文化的比较和分析，作者得出结论: 由于其他文化类型都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西方文化的进程也不例外，西方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西方的文化持有消极态度。
三、消费社会
让·鲍德里亚在本书中提出西方社会已经进入了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特点就是从“物的消费”转到了“符号消费”，而消费社会中最美的消费品就是身体。不同于以往的实用性要求，身体不再是只有生产劳动功能和生育功能，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身体的外形，审美性追求越来越体现出来。“医美”这个词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人们在消费社会中通过身体这一符号在不断地寻求认同，包括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人们会通过化妆品的使用、医学美容、追求潮流的衣服等来寻求身份认同，随着社会的发展，化妆品不再是女性专享，男性也开始注重外貌的打理，越来越多的“小鲜肉”出现在荧幕上。资本主义对市场的操纵，通过对商品富裕更多的象征性来实现。人们进行消费不再是注重物的实用功能，更多的是其符号性，是其象征功能，比如地位、身份、权力等。
读书报告03
2020.08-2020.09
书单：
1、《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2、《社会科学方法论》
3、《学术与政治》
4、《社会学基本概念》
5、《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6、《支配社会学》
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这本书主要包括两大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问题；这本书中作者首先抛出的问题就是：“到底是哪些环境因素的联合效应，使得西方文明中（并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那些具有普世意义和普世价值观的文化现象存在于一系列的发展进程中？”韦伯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1、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
韦伯首先阐述了信教人群的普通大众所表现出来的不同，试图通过调查研究宗教，如新教、天主教等，来找到它们的独特特质或者曾经的独特特质，以此来寻找可能产生上述情况的诱因。通过事实发现，大量虔信派的精神形式都源自商业圈，韦伯否定了拜金主义和禁欲主义促进商业发展的解释，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因为全力以赴的精神、积极进取的精神，而这些精神的觉醒都倾向归功于新教教义。在本章的结尾，作者提出针对我们正尝试进行的是用历史性解释的的方法来研究这一特殊现象，再就是围绕本书的研究范围，考虑这些解释在何种意义上是合理的。
2、资本主义精神
作者通过富兰克林的一段演讲来引入对资本主义精神的阐释，演说中的那些特质是有信誉又诚实的人的理想，个人有责任增长他自己的资本，并将资本增长视作最终的目的，这正是一种独特的伦理，是一种带有伦理色彩的行为谏言。而且韦伯进一步指出，这里所研究的仅仅是西欧和美国的资本主义，而中国、印度、巴比伦曾经出现过的资本主义都缺少这种精神。“人们履行天职的责任”已经非常熟悉，在现代秩序下，只要是合法赚钱，就可以被看作一种遵守天职美德的结果和发挥天职能力的表现。这种观念的源头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一个时代，是起源于一种所有人群共同的生活方式。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敌人便是传统主义，然而早期产生的宗教因素，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和极为重要的工作责任感 ，在这里经常与计算最高盈利可能的厉行节约以及能够显著提高工作表现的自我约束能力和节俭精神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为资本主义提供了有利基础，因此可以得出宗教教养最有可能破除传统主义。在这一精神出现并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它为自己创造资本和货币供应，并通过这些途径得到自己的目的。
3、路德的天职观：本书的研究任务
赎罪券的发放促进了路德的宗教改革，教会通过发放赎罪券的形式来控制权力，在凡世中犯有罪过的人企图通过购买赎罪券来弥补罪过，以祈求死后能够见到上帝。路德发现了教会的权力控制以及赎罪券的无用，发起了宗教改革，引导人们放弃赎罪券的购买，他宣扬自己的思想，认为死后不一定能见到上帝，上帝想见谁是已经预定好了的。因此，为了接近上帝，人们只能不断地工作，把工作看作是他们应尽的义务，把履行世俗事务的责任看作是个人道德活动的最高形式。因此，天职的概念解释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宗旨，即拒绝天主教伦理戒律中的“命令”和“勤奋”。上帝唯一能够认可的生活方式不是通过隐修禁欲主义来超越世俗道德，而是履行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所赋予他的义务。随着“以信称义”观念的发展，天职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路德的观念仍旧保持着传统主义的性质，认为履行天职是上帝安排的任务。由此可见路德的天职观带来的伦理影响是消极的，因为他宣扬的是服从权威和安于现状。由于路德个人品格的影响及其个人宗教思想的发展促进了宗教改革，而加尔文主义促使这一改革获得了持久而具体的成功。
第二部分：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观。
1、入世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
本章主要讲了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四种主要的禁欲主义新教形式。
（1）加尔文宗
加尔文宗最典型的教理是预定论。路德肯定的认为上帝神秘的预旨是他得此宗教恩典的唯一和根本的来源，然而后来由于政治斗争被推到了不显眼的位置，而在加尔文那里这一过程得到了强化，认为预旨是出于思想逻辑的需要，人是为了上帝而存在，一切造物都有各自的价值，并通过这些价值服务于上帝的荣耀和权威。预旨是早在永世中决意好了的，上帝不会因为人们的赎罪或忏悔而改变预旨，因此教会不能帮助有罪之人脱罪，人们认为只有紧张的世俗活动和美好的品德修养才能增加上帝的荣耀，以此来试图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为了上帝的荣耀，他们只好被迫遵守上帝的戒律。这也正是祛魅的过程，杜绝封建迷信，消除那些通过巫魅和圣礼的力量获得赎罪的观念。
（2）虔信派
虔信派的禁欲主义运动同样是以预定论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试图为人类提供救赎方法的媒介，虔信派希望使这种选民的无形教会在现世中变成有形教会，这一团体试图摆脱现世的所有诱惑，生活中的一切细节都完全按照上帝的意志行事，并通过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显现的外在标志确保他们自己的新生。虔信派的理性和禁欲要素的重要性超过它的感性元素，比如依据律法有条理地将自己蒙恩的状态发展得越来越确定和完善，“上帝的意旨是通过那些有着完善蒙恩状态的人们来完成的”。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加尔文宗的观念，如创建了选民贵族、增添了密室忏悔的方法等。随着后来的发展理性因素逐渐减少，越来越强调感性因素。
（3）循道宗
循道宗是一种含有丰富感性因素的禁欲主义的宗教。其信徒为了获得“救赎确认”，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具有组织性和系统性。“救赎确认”的唯一确定的基础，原则上是一种纯粹的被赦免的信念。这个教派试图复兴古老的清教教义: 善行不是行为的原因，它只是一种方式，让一个人知道自己拥有恩宠状态的途径，事实上，只有当这样的善行完全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才能形成这样一种方式。循道宗在抛弃了预定论之后，为禁欲主义创造了一个新的宗教基础，即新生观，也是对善行教义的一种补充。
（4）从浸礼运动中派生出来的诸教派
浸礼宗诸派遵循一个原则：禁绝任何对于肉体的崇拜，认为这有损专属于上帝的尊崇。同加尔文宗一样，贬低旨在获得救赎的圣礼，以极端的方式完成了对现世的宗教理性化。他们认为新生是因圣灵获得的，要做到与现世和现世利益真正的隔绝，以及凭借良知表达对上帝无条件的皈依，这才是获得新生的标志。各地的浸礼运动所建立的基本上是教派组织而不是教会，这有利于加强禁欲主义，他们因势所驱形成了自愿皈依的团体。
2、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随着新教入世禁欲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也在这一过程中突飞猛进，但是这两者之间并非必然决定性的关系，而是一种选择亲和性。一方面，禁欲主义反对任意享用财富，从而限制消费。另一方面，又具有将获得财富从传统伦理束缚中解放出来，使获得财富的欲望合法化，并将其视为上帝的直接意志。认可理性而实用主义地利用财富，并在创造私人财富方面谴责欺诈和肆意贪婪。当消费的限制与获利活动的解禁相结合，凭借禁欲主义的强制节俭来实现资本的积累，并且是一种注重理性的资本积累。
二、学术与政治
本书由韦伯的两篇演讲稿组成，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韦伯演讲的时代背景是随着专业化和理性化的必然进程，主要作用于物质世界的进步，也把精神世界分割成碎片，生活领域被分割，普世性的价值系统分崩离析，信仰的忠诚被来自不同领域的原则所瓜分，统一的世界变成了“文明的碎片”。
（一）“以学术为业”这部分对我现阶段来讲有很大的启发和反思，这部分主要分为了八个小节：学术生涯的外部环境、学术工作中的机遇和灵感、理智化的过程、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学术与政治、价值的多元性、教室不应是领袖、科学对信仰所能做的贡献。
1、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
学术工作与其预设性前提无法得到绝对的证明，因此，在科学可以建构的范围内，很难证明掌握宇宙终极规律的假设。自然科学提供的所有答案都只针对一个问题: 假设我们想要从技术上控制生命，我们应该怎么做？至于我们是否应该从技术上控制我们的生活，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有这样的欲望，以及这是否有最终的意义，这都不是一个涉及到科学的问题。我感觉这像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哲学在探究万物起源与其终极意义，而自然科学是在追求某一领域的尖端突破，虽然这一过程往往会与伦理挂钩，正如克隆技术、机器人技术等，这一领域的科学会不断的对其技术进行完善，但是之后会不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会不会影响社会运行，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但这些并不是终极意义，终极意义是“每个人必须根据自己对生命所持的终极态度，或是接受，或是拒绝”。由于不同的人、不同的科学所追求的东西不同，它们所预设的前提是，存在着这样的关切，希望透过促进自己领域科学技术的进步来参与文明人的共同体，但是它们并不能预设这一关切，也不能证明此关切。
2、价值的多元性
从事学术教育的人必须要以他的知识和方法对事实进行客观的描述。那些不在乎事实本身，只以实际立场为重的人，科学的成就变毫无意义。教师要勇于承认令自己不舒服的事实，不能因为自己的信仰而一味地赞美自己的党派，而因为与另一党派的教义所对立而在课堂上对其进行贬低，以及避免谈及另一党派的成果与优点。教师在课堂上应保持价值中立，用事实说话，用所有客观的事实而不是经过筛选过后的事实来进行传授，学生的价值观应该是自己来进行判断而不是教师的传授，或者可以称之为强制灌输。
3、教师不应是领袖
教师不应该是领袖便是对上一话题的补充强化，也就是教师不行向学生灌输自己的价值观，而学生也不应该把教师的权威夸大，要始终抱有批判怀疑的精神，要敢于挑战权威，也就是所谓的“民主”。美国人对站在自己面前的教师的观念是，他卖给我他的学问和方法，为的是赚我父亲的钱，就像菜市场的女商贩向我母亲兜售卷心菜一样。课堂是被责令保持沉默的地方，学生提出反驳意见的概率很小，我想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学生畏惧老师的权威、自身所受到的传统尊师重道的影响和对于自己学分绩点的考虑，另一方面是因为学生的知识还为掌握全面，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如果教师想传输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意见应该到外面去，到生活的市场上去，去那些听众会有不同的看法的地方。
（二）在“以政治为业”这部分，韦伯讨论了很多的政治类型、政党经营、及其历史和现状。最后讨论了政治和道德的关系，提出了两个伦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
所有的道德行为都可以遵循这两个准则中的一个。这两个准则是根本不同且互不相容的。指导行为的准则可以是“信念伦理”或“责任伦理”。遵守信念伦理的行为意味着让上帝在宗教意义上控制结果，而那些遵守责任伦理的人必须考虑他们行为的可能后果。看似两者相互对立，政治需要依靠信念伦理，然而能够打动人心的成熟的人是在依靠信念伦理的同时也可以意识到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就此而言，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便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唯有两者结合才构成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
三、支配社会学
韦伯的支配社会学是《经济与行动》这本书的其中一部分，这本书可以与《非正当性支配》结合对比来读，两本都是在讲支配及支配的类型。在这本书中韦伯更注重于阐释正当性支配的基础及类型，共讲了五种支配的形态：官僚制支配、家父长制支配与家产制支配、封建制、身份制国家与家产制、卡里斯玛支配及其变形、政治支配与教权制支配。
任何支配的持续运作都有正当性之原则，这些根本原则主要有三种：
1、具有合理规则的制度（法理型权威）
2、人的权威（传统型权威）
3、对非日常事物的皈依、对卡里斯玛的信仰（个人魅力型权威）
这正是支配结构的三种正当性类型，历史中出现的支配形态，便是这些纯粹类型的结合、混合、同化或变形。
读书报告02
2020.07.08-2020.08.10（7.13-7.27休息）
书单：1、《道德教育》
2、《教育思想的演进》
3、《实用主义与社会学》
4、《社会学与哲学》
5、《哲学讲稿》
6、《孟德斯鸠与卢梭》在读
主要串联的书目发表时间 1883-1884年桑斯中学课程笔记《哲学讲稿》
1893年《社会分工论》
1895年《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1897年《自杀论》
1890-1900年间在波尔多大学开设的“社会科学公共课”的讲稿，整理而成的《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1900年开始关注宗教问题，并于1912年出版《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1902年在巴黎大学开课，首次针对“道德教育”课程发表演讲，在其去世后于1922年发表《教育与社会学》，1925年发表《道德教育》
附在《道德教育》这本书后面的“涂尔干年表”将社会学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做了清晰地阐述，给了我新的思路，我从中挑选出了有关涂尔干的论述，然后结合所读的书目，发现涂尔干每本书中都或多或少的有对于“道德”的论述，有学者认为涂尔干一生都在运用实证科学的方法来研究道德事实。于是我想通过自己的梳理对涂尔干的“道德思想”进行简要阐述。
1883-1884年桑斯中学课程笔记《哲学讲稿》，是涂尔干早期的思想，他在这一讲稿中的态度十分明晰，对“绝对”论的拒斥，认为对绝对本身的存在是需要论证的，认为复杂性和多样性才是整个世界的本性，因此他在论述道德意识时说道“道德意识可以是清晰的，也可以是混乱的，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可以是错误的，也可以是可靠的，可以是启蒙了的，也可以是蒙昧的，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完全没有它。”
本书的第三部分“逻辑学”中，讨论了道德确定性和有关道德科学的方法论。道德确定性即是指有关道德的心知获得真理的状态，其不像数学和物理一样容易判断，有关道德确定性的判断缺乏我们即刻就能决定孰真孰假的客观标准，这是心灵作用于判断的结果，其本身是个人性的，因此涂尔干提倡应持怀疑的态度，对有关道德确定性的各种意见持宽容的态度。这也是其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对所有未经证实的事情都应持怀疑、包容和反思的态度。
有关于道德科学中的方法的讨论，涂尔干认为道德科学包括四个种类：哲学、社会科学、语言学和历史学。①哲学的方法是实验法，由三部分构成：对事实的观察、分类和概括；提出假设；通过实验来验证已提出的假设。②社会科学分为三种：政治学、法学和政治经济学，政治学中经常使用几何学方法，后由观察和实验的方法所代替；法学所依靠的是演绎法；政治经济学现在所依靠的更多是观察和实验。③语言学多采用归纳和类比。④历史学依赖于生活于过去的人的证言和识别证言以及之后展开的论证。
由此可见，当时涂尔干还未形成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系统阐述，直到1895年《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的出版，它才为社会学研究方法提供了准则，也为研究道德事实提供了指南。道德事实是最重要的社会事实之一，具有外在的、强制性的特征。道德事实的研究也应遵循社会事实的研究方法，一种社会事实只能用另一种社会事实来解释。进一步确立了社会学的验证方法是比较法和间接实验法。
《哲学讲稿》的第四部分“伦理学”中，讨论了有关道德的诸多观点。伦理学是研究当人置身于多种情形之下时应该如何做的学问，在伦理学领域中讨论的每一个问题都建立在道德责任的单一事实之上。道德责任的两个必要心理条件是自我的自由和同一。首先讨论了道德法则的功利主义史，简述了伊壁鸠鲁、边沁、穆勒和斯宾塞等人的思想，在功利主义伦理学上道德法则是基于自我利益，然后阐述了斯密的情感的道德，并对这两个学派的思想作出了批判，认为道德法则并不基于经验，而是心灵的一种形式，由此引出了康德的道德思想，康德将道德法则称为绝对律令，然而他在完善自己的思想时陷入了互相矛盾的状态。由此，涂尔干添加了“人格”和“目的”作为道德法则的具体目的，他认为“我们得以创生的目的就是我们自身的目的，向我们的目的的运动就是完善我们的人格”，再根据普遍性原则，得出他人也必须以自身为目的，必须完善他们的人格，由此推广到任何人类。
然而对于个人的人格与社会的人格之间的关系，涂尔干却没有进行阐明。这一问题确是之后《社会分工论》的关注核心，涂尔干旨在说明个体之所以变化，是因为他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发生了变化。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劳动分工发生变化的原因，社会变迁使个人获得了独立的人格。也就是说个体和社会之间是一种亲和性，而不是任何一方的决定论。在本书的开篇便指出“这本书是根据实证科学方法来考察道德生活事实的一个尝试”。
最后讨论了实践伦理学的四个分支：
①个体道德：人必须以自己的人格为目的而非手段，人有身体和灵魂，对于身体的义务就是要保存它，所以自杀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之后在《自杀论》中又对此有详细的阐述，对自杀进行了分类，在阐述自杀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时，指出一个重要问题是“自杀应该被列为道德允许的行为中，还是道德所禁止的行为中”，并对此进行了事实论证，事实上许多国家采用不同的方法与律令禁止自杀行为的发生，《自杀论》正是对其时代的道德状况的病理学诊断。对于灵魂的义务是从认知上要诚实、从感觉上要首先发展人类的尊严、从活动上是要践行和避免懒惰。《道德教育》中对于惩罚在学校里的运用的阐述中，指出“道德教育的首要目的之一是在儿童身上激发出一种人类的尊严感，而体罚确是对这种情感的亵渎”。然而这两本书也并不仅仅讲述了个体道德，更多地也是涉及公民道德，在此我仅摘出了部分进行讨论。
②家庭道德：父母之间彼此的义务、父母对于孩子的义务、孩子对于父母的义务、孩子们对于彼此的义务。
③公民道德：社会是自然的，分工是社会的基础。政府是由专门负责公共利益的事物的社会成员，政府有两种功能：必须保护它的臣民免受彼此的伤害、必须指导社会向着社会自身的目的出发。公民对国家有四项义务：守法、纳税、兵役、选举，这些也都是为了推进公共利益。
1890-1900年间在波尔多大学开设的“社会科学公共课”的讲稿，整理而成的《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涂尔干在本书的第一章就明确指出“任何人要想生存，就必须成为国家的公民”，因此必须遵守均一的政治性规范，然而还存在着另一种规范，即不同专业组织规定的义务和规范。职业道德与公民道德共同构成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公共规范生活，如何从个体上升到群体，从群体上升到国家，如何有效地将职业道德与公民道德结合起来，是当代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本书主要论述了意志论和契约论，涂尔干指出，民主政治的形成既不是个人意志权利转移的结果，也不是纯粹国家权威的表现，而是通过法团等专业团体形成的，是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了国家政治
④社会道德：即从特殊中抽象出的人对于同伴的一般义务。有积极义务（仁爱）和消极义务（公正）两种，公正就是对他人人格的尊重，仁爱就是将他人的人格作为目的。情感经常充当我们履行义务的辅助，而公正却只能依靠理性而实施。一旦这两种义务发生冲突，公正都要居于优先地位。
在《道德教育》一书中，涂尔干拥有清晰的观点和清晰的论证观念。他追求理性的世俗道德。因此，涂尔干认为进行德育就是进行理性主义教育。这本书着重于对道德的三个要素的研究以及对道德实践理论的讨论。道德的三个要素：1）纪律精神：道德的传统本质和道德权威的概念在纪律精神中是统一的，这也是道德的基本要素。纪律最基本，最突出的特征和功能是规范和约束。这里的约束不是对人性的压制，而是对违反道德的行为和欲望的约束，这些规范和约束仅对人们实现自我有帮助。 2）对群体的依恋：个人对群体或社会的依恋和认同，也称为自我控制的精神。道德目标是社会的目标。道德行动是为了集体利益而行动。社会不是个人的简单集合。社会不仅超越个人，而且与个人融为一体。因此，只有社会才能发挥个人无法发挥的道德功能，而集体存在才是权威的源泉。以社会为道德行动的目标，即对社会群体的依附，是确定道德教育任务和目标的理论基础。 3）自主性和自我意识：涂尔干主张，一方面，我们应该用理性和知识揭示人与宇宙之间的关系，并通过知识来解放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是自治的源泉。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仔细考虑并充分理解我们的内心。因此，仅凭道德行事，仅靠纪律和对社区的忠诚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了解采取行动的原因。正是这种自我意识赋予了我们行动的自主权。因此，涂尔干认为“讲道德不是讲道，也不是灌输，而是解释”。
同样是有关世俗道德的追求是涂尔干有关宗教的研究。1900年，涂尔干对德雷福斯事件感触颇深，主张政教分离，并开始关注宗教问题。涂尔干批判了“原始民族没有道德”这样一个历史谬见，这些民族只处于道德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的义务不是对他人的义务而是对众神的义务。因此，涂尔干对宗教生活的研究，也是其道德兴趣之一。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通过考察原始宗教中人们是如何通过参与宗教生活去创造和表达他们的集体理想，就能够间接的帮助我们理解道德理想的生成和作用的方式，道德理想正是从集体生活中产生的一种社会实在。涂尔干旨在摆脱神圣世界，创造世俗道德。
在《哲学讲稿》这本书中，所涉及是对一般原则的阐述，或者是对道德本原的阐述，还存在很多不明晰的地方。在之后的著作中涉及到的就是具体领域的深入剖析，以及他对世俗道德的追求和对构建道德社会做出的孜孜不倦的努力。我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涂尔干的道德思想：纵横交错，但主线分明。
上述思考还有很多不足，本来想依据书目的时间顺序进行论述，以期发现涂尔干的思想转变和社会背景的影响，然而这样就会对不同书目的交叉部分不能很好的论述，于是转变了写作逻辑，以其早期的《哲学讲稿》为主体，将其他书目穿插于其中，但这样也有一个弊端，就是《哲学讲稿》本身就有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并没有完全展现涂尔干的思想，而且我对于其他书目中内容的穿插也没有融合好，逻辑还不是很清楚，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与感悟。
读书报告01（2020.06.07-2020.07.07）
书单
1、《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2、《自杀论》
3、《社会分工论》
4、《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5、《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6、《原始分类》
一、《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该书主要确立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为社会事实，围绕社会事实来确定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准则。社会事实具有外在性、强制性和普遍性的特征，观察社会事实的基本准则为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这也反过来体现了社会事实的外在性或不可还原性的特征，只有把社会事实当做物才能够做到研究的客观性，从中也体现了浓厚的实证主义色彩，继承了孔德的自然主义思想，并将其做了更深入的阐述，提出观察社会事实的两大原则为客观性原则和特殊性原则。之后涂尔干区分了正常现象与病态现象，他认为人们经常都是做了错误的区分，他将普遍现象或规律现象视作正常现象，将有别于正常现象的其他的偶然现象称为反常现象，比如犯罪虽然对社会无益，但它存在于所有类型的社会，所以应该归为正常现象。在涂尔干的其他书目中也经常可以看到他对反常形式的解释与说明，从而进一步论证他的这一分类，比如《社会分工论》中对失范的分工、强制的分工和功能性分工的讨论。关于划分社会类型的准则，涂尔干建立了社会形态学，社会形态学划分社会类型主要依据社会组合的程度以及社会各部分和其整体之间的凝聚力。关于解释社会事实的准则，涂尔干提出一种社会事实只能根据其他的社会事实来进行解释，始终坚持社会事实不可还原为个人。他认为社会学的求证方法是比较方法和间接的实验方法。
这本书确立了涂尔干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准则，在他的其他书目中均可以找到这一准则的应用，涂尔干十分善于将理论与经验相结合，他对自杀现象的研究和对宗教生活的研究皆是应用这一准则的研究范例。
二、《自杀论》
这本书中涂尔干的论证过程十分清晰，第一编主要是对造成自杀现象的非社会因素的探讨，从中体现了一个否证命题，证明自杀率的变化并非是由非社会因素引起的，而是取决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在第二编中开始追溯自杀现象的社会原因，并将自杀划分为三种类型；在第三编中论证了自杀的社会因素，证明了自杀是社会因素引起的，并提出了降低社会自杀率的几种方法，其中尤其强调了重建职业行会的重要性。涂尔干的论证思路清晰，从提出问题，然后进行概念界定，作出假设，接着进行检验，最后得出结论。由此可以看出早期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步骤，现在的研究方法正是早期的研究方法的完善发展，而涂尔干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贡献可谓十分巨大，其对自杀现象的经典研究为后来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范本。
这本书无疑是涂尔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完美应用，他所研究的并不是个体自杀的具体原因，而是影响社会自杀率的主要因素及产生自杀倾向的主要原因。从中也看出了涂尔干坚持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是由社会比率和集体表象所构成。
三、《社会分工论》
同样，涂尔干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因此在本书中，他将社会劳动分工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事实。首先，涂尔干研究了劳动分工的功能，介绍了社会团结的概念，并讨论了机械团结，有机团结和契约团结。他认为，分工的道德影响远大于经济影响，分工的真正作用是产生团结感。他以法律的社会事实为依据来证明社会团结的类型。在第二章中，他着重于有机统一，通过列举事实，证明了社会统一的唯一趋势是有机统一，分工逐渐取代了常识所起的作用，上层社会的团结取决于社会分工。第三章论述了分工的发展，主要是由于分工的原因和影响分工的因素，不包括对分工的幸福追求和相对稳定的物质环境对劳动的作用。因此，进一步提出，只有在社会环境中才能发现分工的真正原因。涂尔干认为，实行分工制度的前提是“广泛而普遍的社会”。之后，涂尔干考察了社会密度，社会能力，集体意识和遗传对分工的影响。最后，讨论了分工的异常形式。如果劳动分工未能产生统一，它将陷入失常状态，分工失范将导致缺乏对个人行为的道德约束；另一个是强制性分工，这是不平等的分工。社会法规与实际情况不符。最后一个是职能分工，即不协调的分工，这将导致社会成功。工作热情的丧失和社会统一的破坏。
这本书可以说是涂尔干的开山之作，从该书中他的社会学主义的基本立场初现端倪：一切存在与现象的根源，皆为“社会”。在之后的著作中，都离不开这一基本立场，比如自杀率的变化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自杀的是社会因素而非心理因素；宗教生活中各种仪式和信仰也是由于集体而产生和变化；原始分类也是因为社会群体的划分，认为社会是分类的原因，甚至是分类的模型。
四、《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这本书是对涂尔干教学讲稿的整理，共十八章，可以分为四个主要论述内容：职业伦理、公民道德、独立于任何社会群体的一般任务——杀人、财产权、契约权。在这一时期内，涂尔干将社会团结问题向社会史和基本宗教方向拓展和提升，是《社会分工论》与《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这两部著作的中间过渡，体现了其思想转向。
涂尔干认为，大革命后社会失范的现状是由于社会政治的运行消除了一切传统因素。一方面，个人都不再受到传统家庭、社区和专业团体的保护，极端自我主义的原子个体沉浸在抽象和暂时的妄想之中无法自拔。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社会中介组织的保护带，政治体陷入了持续革命的恶性循环中。因此，涂尔干在这本书中的重要结论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关键是建立和完善作为职业团体的法团，作为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中介，实现国家在职业道德中的政治作用。涂尔干对法团的重视还可以体现在《自杀论》中所提出的解决方法上，同样认为职业行会十分重要，应该建立不同职业的职业组织，使个人命运与集体组织联系起来。
五、《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本书分为三卷。第一卷是先导问题，主要是对宗教现象和宗教进行了定义，对已有的基本宗教的主导概念：泛灵论和自然崇拜进行了批判，然后说明了图腾制度的问题史和处理的方法；第二卷是讲述的基本信仰，主要为图腾信仰的类别及起源，说明了图腾的形式正是由于集体的力量，宗教的本质是观念论，这种观念论是集体心态的普遍特征，之后考察了灵魂、精灵和神的观念。第三卷是主要仪式态度，主要讲述了消极膜拜与积极膜拜，前者主要是依靠禁忌制度，后者是祭祀等仪典，这两种膜拜的功能最终都是将氏族或部落中的人们凝聚在一起，还讨论了禳解仪式与神圣观念的模糊性，体现了早期的二元对立思想：纯洁与不纯洁、吉利与不吉利等。最后得出结论，人类群体是经验基础之实在，要触及到这种实在必须要依靠科学，还对科学与宗教的冲突进行了论证，认为是从宗教中孕育了科学，社会是逻辑思维的根源，一切皆源于集体意识与集体存在。
涂尔干认为越是追溯到一个事物最原始的形态，越容易得到它的本质，所以他选择了澳洲的原始部落作为主要考察对象，这也对今后学者对基本形式的追根溯源的研究提供了范本。宗教生活的基本作用在于唤醒人们的集体意识，从而增加社会的活力，宗教仪式和信仰正是起着这样的作用，他认为某种事物的产生必然有其存在的社会功能，本对涂尔干的“社会决定论”思想再一次体现的淋漓尽致。
六、《原始分类》
涂尔干和莫斯通过对澳洲部落、祖尼人、苏人、中国人等多种原始分类体系的考察得出结论，认为原始分类源于社会，而推动人们进行分类的是集体情感，分类完成社会秩序的整合与建构。
我在本书中最大的收获并不是涂尔干和莫斯对原始分类的论述，而是英国学者罗德尼·尼达姆为这本书所写的批判性导言。这位学者对这本书的逻辑和方法都做出了批判，在逻辑上，例如“我们相信变形是会发生的，但无论如何，从这个事实并不能得出涂尔干和莫斯的断言，说人类缺乏明确的分类观念”；在方法上，例如，“他们没有考虑到种种相伴出现的分类形式，也没有对其论题加以检验”。诚然，我们应该看到涂尔干的贡献，他为后人提供了很多思路，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其中的不足，才能在社会研究中不断地改进和完善，踩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世界将会更美妙多姿，这也是阅读经典名著的作用，正是有了涂尔干、韦伯、马克思等这样的“巨人”在前期所做的贡献，之后的学者才能做出进一步的突破。读完这篇导言之后，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也反思自己在阅读的过程中为什么会缺少这样的批判性思维，也可能是读书读的不够“精”，也可能是读的书太少，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在今后的阅读中应该注意培养自己这方面的能力。
七、总结
涂尔干是社会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阅读涂尔干的六本书籍，感觉其论证思路清晰、论证方法明确，每本书之间都可以找到或多或少的联系。比如，最早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出的社会秩序与社会整合问题，在其之后写的书中都或多或少有所体现，并且可以发现他将所有现象的最终解释都归之于集体或者说社会，而这又与其将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坚持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密不可分，他提出了社会事实具有不可还原性、对个人的制约作用、普遍性等特征，并认为一种社会事实只能用另一种社会事实来解释，并将这一研究方法贯穿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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