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勃伦《有闲阶级论》
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
萨瓦特尔《伦理学的邀请》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注意精神》《儒教与道教》
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人类心灵中的互利本性是《道德情操论》想向人们传递的信息。他说,无论人类如何被视为自私自利,然而,在他本性之中却很明显地存有几种原则,使他能关怀别人的祸福,而且以他人，能有幸福为自己生活所必需,虽然除了在看见他人幸福时感到欣慰外,他别无所得。“对自己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谨慎的美德对别人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正义和仁慈的美德。前一种美德约束我们以免受到伤害，后一种美德敦促我们促进他人的幸福。在不去考虑他人的情感是什么、应该是什么、或者在一定的条件下会是什么这些问题的时候,那三种美德的第一种最初是我们的利己心向我们提出来的要求,另两种美德是我们仁慈的感情向我们提出来的要求。”也就是说在斯密看来，当追求自己与维护他人利益相结合，那么自利心理也就有了美德内涵。
正是这一点,使斯密从逻辑上推论出经济与伦理的内生关系,并由道德人过渡到经济人的思考。（当时看《国富论》时，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后来在翻看的过程中）在《国富论》中得到印证,斯密明确地将人的互利本性解释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交换本性。他说,市场许多利益的分工,原本不是任何人类智慧的结果,不是人类想求一般富裕的结果……而是由于人性中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倾向。斯密从人类的本性分析出发,演绎出人类在自由放任的市场制度下利己与利他相统一的生活样式和生存价值,创造性地建立了一个将经济生活与道德世界相联系的框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伦理论证。斯密认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存在，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的社会性是人与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别所在。“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在其他各种动物中是找不到的。所以人们对经济利益、经济地位的追求不是最终的目的，本质上都是为了赢得社会、他人的道德情感上的肯定或赞同，因此，人们的各种行为总是受到道德舆论作用的约束。
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中，阿马蒂亚·森意味深长地指出:“经济学所关注的应该是真实的人。”p8森在这里提出的命题所针对的是现代经济学不假思索地将自私的“经济人”作为经济学的理论起点并进行层层推演这一事实。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皆看成为关于人的本性的学问。阿马蒂亚·森在解读经济学与伦理学同源的思想时，对“斯密问题”进行了阐述，什么是“斯密问题”？即利己与利他之间的矛盾。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强调人性中存在利他的同情心，而在《国富论》中，斯密又从物质利益出发强调人性是利己的，这样二者就产生了矛盾。利己心是其经济论的起点，同情心是斯密道德论的起点，这么看来利己心与同情心似乎不可同日而语，二者不是同一层面的东西，斯密是在充分肯定利己心的基础上讲人的同情心的，“看不见的手”将这两种人性联结在一起从而解释了“斯密问题”。阿马蒂亚·森在书中提出“二元性”概念，进一步对“斯密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解释，“我们可以就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方面来看这个人，认识和关注他或她建立目标、承担义务、实现价值等能力，但是，这一‘两面性’在纯粹自利动机的模型中却完全消失了，在那里，一个人的主观能动完全出自他或她对自己福利的考虑。”p44这种将“主观能动类的内容纳入到评价目标与价值判断之中，为伦理学在经济学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让人们在认识现代经济学唯一“自利”假设片面性的同时，建立了复合人性与经济现象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样的经济学也就完整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也由此有了清晰的线索。当经济人与道德人之间的联系建立了起来，之后的联系也就亲车熟路了。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似乎是对亚当斯密思想的一种延续。他把经济人的心理动机加以宗教性的改造，即把“经济人”转换为了 “宗教人”。 虽然韦伯也没有明确地提出“宗教人“ 的概念，但是他却明确地表述了推动这一变化(近代经济发展)的人 ......是些在冷酷无情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既精打细算又想敢为的人。 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人都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业中，并且固守着严格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原则。他们的生活方式，常常是以某种禁欲的倾向见称于世的。“宗教人”出于对上帝的敬畏，将俗世中的劳动作为天职，千方百计的努力为增加上帝的荣耀以获得上帝的恩宠，一方面他们严肃刻板、坚忍耐劳和严于律己的道德品质; 另一方面又严格地遵守着既精打细算又敢想敢为，既节制有度又精明强干”的经济行为，并时时地计算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利益。可以看出宗教人所遵循的仍然是“利益最大化”原则，这一点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是一脉相承的，通过“看不见的手”斯密成功的将利他与利己两种人性链接了起来，那“看不见的手”本质上是什么呢？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市场价值规律，而从经济伦理来看“ 看不见的手”是超越利己主义的一种道德约束，以维持稳定的市场秩序促进经济的发展。韦伯利用合理性概念进一步加强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诠释了“看不见的手”背后的道德调节功能，一方面禁欲主义价值观为人们提供世俗行为的价值合理性，另一方面信徒们将工具合理性作为入世准则，在劳动天职和节制美德的双重引导下，严密计算和预测自身的行为后果。韦伯深化了人们对“ 看不见的手”的道德调节功能的认识，而且使经济伦理从一种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变为内在道德自觉（信徒们的自觉遵守），从而把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和对伦理道德的遵守内在地统一于宗教人的价值追求之中。
当伦理学的基本要素进入经济学时，我们对于经济学必须加入的价值判断就不能再采取回避态度。作为研究经济伦理思想的第一个里程碑的斯密，他的思想具有开创性，行为主体对自身利益追求的合理性。人们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看作人生的伟大目标，正是人们对这一目标的追求构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记得托克维尔在他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大概有这么一段话，“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人们追求功利和囿于于自己的小天地，因此个人利益的追逐即使不是人行为的唯一动力，至少也是主要动力。”
人们在追逐个人利益的过程中，“为了获得这种令人羡慕的境遇，追求财富的人们时常放弃通往美德的道路。不幸的是，通往美德的道路和通往财富的道路两者的方向有时截然相反。”正是因为对自身更大利益追求的野心，“成了一切骚动、忙乱、劫掠和不义的根源,它给世界带来了贪婪和野心。” 这种贪婪和野心是不带有亚当斯密似的美德内涵，而正好与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所认为的炫耀性消费心理和掠夺性利己主义不谋而合。凡勃伦，通过三个时代跨度，从野蛮时代、掠夺性时代、现代性时代的个体德性和品格塑造而形成相应的伦理价值体系，所以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体系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体系，而是一个建立在炫耀性消费心理和掠夺性利己主义工作伦理之上。
当财产的多寡成为社会中衡量一个人的尊严和地位的重要指标之后，财产也变成了人的自我尊重的前提条件。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为了满足自尊的心理需求，个人势必需要拥有和其平时的同伴相当的物品。因为，在财产上达不到这种程度的人就得忍受同伴的轻视。而那些在财产上高于这一标准的人将会拥有额外的满足。但是这一满足也只是暂时的。如凡勃伦指出的，当某人有了新的进帐，且对由此形成的新的财富标准安之若素之后，该项新标准所能提供的满足感立即和前一标准所带来的满足感没有差别。因此，凡勃伦认为: “无论情况如何，总是存在这样一种趋势，永远以目前的财力标准作为追逐新一轮财富增加的起点; 而该新增加的财富又反过来，提高了自己和邻居们进行比较时的新的实力标准，并提供了一个新的财力等级。......这种分出高下的比较，不可能让某个人在做出此项比较时，一直都居于有利位置，以致在这场以财力博取声誉的斗争中，对仍比其竞争者仅略高一筹之事耿耿于怀。”在凡勃伦看来，累积财产所追逐的目标就是为了在财力的比较上，能高人一筹，使自己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但是显然，这一追逐和比较是永无止境的。
凡勃伦描述这种财富上的炫耀性活动，“有闲阶级处在社会结构的顶层，以致于其生活态度及其价值标准，给社会提供了博取剩余的准绳。遵从这些标准，力求尽可能接近这些标准遂成为所有比这级别差的阶级应尽的义务。在现代文明社会，社会层级之间的分界线，已愈来愈模糊及飘忽不定，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上层阶级所设定的博取剩余的准则，就得以轻易延伸其强制性影响，贯穿整个社会结构直到最低阶层。其结果是每一个阶层的成员将上一个阶层的时尚生活方式作为其礼仪的理想境界，并且竭尽所能按照这个理想来生活。”总而言之，在有闲阶级的主导之下，炫耀性消费的规范渗透在整个社会中。所有的阶层都笼罩在这一无形的规范的压力之下，即使有闲阶级本身也不能置身世外。因为有闲阶级不仅自身内部也区分为更多等级，而且也始终面临下层阶级的追赶。凡勃伦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炫耀性消费的广泛实践带来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
首先，从社会上层到下层传导的炫耀性规范使人们形成了倾向于根据财力的等级来评定一切的倾向。因此，尊荣式挥霍的规范，可能直接或迂回地影响到责任感、审美观、效用观、信仰虔诚度或礼仪遵守度，还有真理的科学观。当人们表现出对财富的过度偏好时，人对自然情感的忽视也就越来越严重。
第二，在炫耀性消费所激发出来的欲望的驱使之下，没有人能够过一种相对缓和，不过度追逐财富的生活。人们在炫耀性消费体系的驱使下，人们的满足并非来自与自身财富水平匹配的消费方式，而是根据人际比较的相对水平来确定。
与此同时，炫耀性消费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中性的消费活动，相反，这是一种影响和塑造资本主义体系下的行动者的德性和品格的活动，长久发展下来这种利己主义者的德性和品格的团体的逐渐壮大，是否会存在一只永恒存在的手，用于进行道德调节？以至于防止因贪婪和野心带来的骚动、忙乱、劫掠和不义的泛滥。
马克诺兰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找工作》
威廉·富特·怀特《街角社会》
刘易斯海德《礼物》
韦森《经济学与伦理学》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
诺兰维特的镶嵌理论
“行为和制度深深受到社会关系的限制”p1，用格兰诺维特的话说“镶嵌”，强调是社会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具体关系以及关系结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一种失序的现象，在霍布斯看来失序是在“自然状态”下，当人们们既无社会关系也无制度规范时，信任与诚实是不存在，他认为“解决失序的良方就是权威统治”p5，而在《礼物》中，刘易斯的观点恰好与其相反，正是因为制度的存在和束缚，人与人之间才会出现失信的现象，人们利用具有纽带力量且含有感情的“礼物”连接社会群体，解决社会中的失序问题。“镶嵌”的观点则是强调利用建立在具体的关系及关系结构上所产生的信任，防止欺诈。一个典型的信任网络结构下的产物——微商，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空间，借助于微信这种社交软件为工具，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社交为纽带的新商业。在电影《寄生虫》中，底层社会边缘人群金基泽一家便是利用富人相信熟人推荐的心理，编织谎言成功取代了原富人家庭中的工作者，得以全家寄生于富人家庭。为什么这种建立在熟人网络上的信息在人们看来是可靠的呢？首先，从斯密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来看，熟人信息的获取成本较低，其次，人们认为亲身经验是值得信赖的，再次，从社会网络连接的角度来说通过熟人传递的信息，本身的交易过程就是一种加强双方关系，继续保持持续关系的一种方式。最后，在信息获得者看来，持续性关系带来的信任是可以避免机会主义的产生。毕竟我们永远不会怀疑机会主义的功效会发生在亲密朋友之间。这种信任，“确实让我们觉得现有的行为符合预期，因而消弭了和陌生人互动时所带来的恐惧和困难。”P23经济学中的囚徒困境告诉我们，人们在理性状态下，与他人行为是持有怀疑态度的，“但是“囚徒困境”却可以因为人际关系的强固而被消弭。”P12以《少年的你》为例，警察将男女主角分开审问试图获取有利于辨别事情真相的信息。但这两座城市中的孤岛，在日渐相处的过程中形成等稳固关系，为囚徒困境现象提供了解决方案。当然将社会关系的存在完全视为可以避免不信任、机会主义与失序现象是有些危险的，“社会关系确实是信任和诚实行为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保证这些的充分条件。”P13。为什么这么说？现实数据表明，欺诈行为更容易出现在信任的人之间，无论是社会生活中，还是商业活动中熟人作案的案例层出不穷。其次团体暴力和欺诈更具有破坏力，团体往往是依靠信任所维系的“朋友间的道义”。
在威廉姆斯看来经济活动可以通过内部科层整合的组织来处理，简单直截了当且不需要重复的交易则可以通过市场。对此，格兰诺维特提出了自己的两个批判，他认为，一来威廉姆森所提及的市场同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市场类似，是孤立而看不见的，二来威廉森也高估了组织内部科层力量的效率，因此格兰诺维特认为“市场和科层”并非是具有十足的效力，即使在经济交易市场上并不存在经济活动，市场上的公司之间也会存在高度秩序，公司内部也会存在相当程度的失序现象。这些复杂经济活动的发生，“实际上取决于公司间及公司内个人关系及关系网络的性质。”所以在马克看来，秩序或失序、诚实或欺诈与组织形态的关联较少，更多取决于社会网络关系。这种镶嵌的观点几乎是凌驾于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观点之上，毕竟“理性经济人”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将人的行为置于一个真空的环境中，不受他人行为的影响，不受集体行为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
从个人行为转移到集体行为来看，先来理解一下集体行为的门槛模型这个概念。集体行为的门槛模型是指“行动者有两个以上的行动选择，而他的成本效益又取决于其他人如何选择之时。”p38该模型中人依旧被认为是理性的，在他们目标、偏好以及对情境的评估都给定的状况下，他们必定选择个人效用最大化。所以每个人会根据不同的情境，判断自己选择的方向是否符合效用最大化的目标。门槛模型中存在一个均衡点，均衡点不同于我们普遍理解的两种力量或多种力量之间对抗所达到平衡的点，更像是一个阈值，到达均衡点后便无法再跨入门槛。博弈论是一种用以分析一群理性行动者相互影响发展最好的模型，博弈论模型在分析时往往简化为囚徒困境中的两难博弈，在布朗看来这种囚犯两难博弈是将“一大堆人分成两个人的博弈，其中每个人把其他所有人视为一个整体的行动者”p54。在博弈论理论中理性个人在追求清楚的个人偏好时，将他们简化成两个人的博弈势必要假设所有行动者在他们的偏好上是一样的，但是一个一般化的集体行为分析是不能如此简化的，毕竟大多数的情况下各人会有各式各样的目的。而博弈论存在的第二个难题也是基于假设所有人一起做出决定的这个基础上，每人的决定取决于先前他人的决定。利用博弈论对集体行为的分析难免会有失偏颇。而门槛模型相对于博弈模型的优势是成功解决了个人偏好的明显不同和个人决定的相互影响。“门槛不同于规范但却部分源自规范”p57。在《街角社会》中，意大利平民窟的少年团体行为，在常人看来是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但在他们认知中并没有什么错误，并自认为形成这样一个团体更具成就感。一旦达到少年团体中的门槛模型中的阈值时，超限度就会产生激烈反应，激励反应就令这些少年团体集体作出失范的行为。门槛受影响于一些典型的造成个人行为的因素——社会经济背景、社会阶层、教育、职业以及社会地位，不同背景面对不同情境建立不同价值结果。门槛也因情景而异，面对不同情景而进行的一次综合成本效益分析，说到底门槛模型是一个基于行为门槛上的集体行为模型，主要用于解释集体结果与个人偏好发生背离时，“发挥于分析行动中的行为相互取决于他人时，而很少既有的社会结构或制度化的安排影响他们”p64，那又回到我们开篇的那句话“行为和制度深深受到社会关系的限制”。从门槛模型的角度解释了集体行为受到集体关系网络的影响，格兰诺维特又提出了“弱连带”的概念。
社会关系网络分析被认为是一种连接微观和宏观层次之社会学理论的工具，用对连带的强度解释宏观含义。小团体内部如何汇聚成大规模的结构形态？结构形态是否又会反过来影响小团体？
小团体的活动实际指人际连带间的小规模互动，人与人之间的强度很难用一种清楚直接的方法测量，大多依靠直觉从“认识时间的长短”、“互动频率”、“亲密性”等方面判断。在直观的基础上，连带分为强连带、弱连带以及无连带。第一种强连带的关系需要连接双方通过长时间的培养形成。将我们所处的环境假设为一个特定的集合z，当你和我与z集合中的任何一个人形成三角关系，即产生连带后，你和我的连带越强，则在z集合中的任意一个人，与你和我产生连带的机率都很大。你和我朋友圈重叠程度的大小决定了你我之间是强连带、弱连带还是无连带。三角关系会随着大家彼此认识了解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增强连带强度。因为在你和我之间潜藏着一座“桥”，“即在网络当中，提供的两点间值唯一路径的一条线p73”，这条线提供了接触路径，使得信息或是影响力能够从和我接触的任意一个人中，流动到和你接触的任意一个人中。当然往往在现实生活中，接触路径要比三角型关系路径复杂的多，你和我之间的桥梁也不一定只限于一条。如同立交桥在城市公共空间系统一般，多架桥梁连接两个空间的道路，这种区间桥梁作为弱连带更容易传递信息形成社会凝聚力。举例来说，当一个人更换工作，他不仅从一个社会网络移动到另外一个网络，而且同时也在两者之间建立了一个连接的环节。“在特别的场域中的这些流动，于凝聚性较高、构筑着社会网络的团体之间，建立了一个具有“桥”之功能的弱连带结构。P85”实际上连接的环节存在着一种递移性的逻辑，递移性逻辑的存在，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构成社会网络的桥梁不限于两者之间。、
桥梁的架构存在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的交互作用。交互作用表现在我们与其他人的交往过程中，混杂着追求社会认可，社会地位以及权力等等。以人人都要面临的找工作来说，我们可能会利用现代媒介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途径从开放的劳动力信息市场中搜寻就业信息。但数据显示，利用依靠网络关系搜寻工作更容易获得就业机会，也能更好的适应新职场的游戏规则。在格兰诺维特看来，人们习惯于依靠储存在人和人之间的桥梁找工作（这里要注意一下，较短的关系链更容易获得就业），通过关系获得的工作在升迁方面也更占优势。年资、个人能力往往是影响升迁的因素，个人能力作为一种生产力即使“能被测量，升迁也常取决于那些不太相关的动机和因素。”其中隐藏在逐年加强牢固的非正式网络中的年资因素不容忽视。年资本质上是深深联结在地位差异、友谊与被保护网络关系的关系产物。这种网络结构和动态是难以琢磨和分析的，但是它大致上决定了哪些信息将会传达到一个既定的人，在什么范围内将会给他带来哪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存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了利用社会网络搜寻工作成功的概率。概率的高低不可避免的受到平等的影响。仍放置在就业环境中来讲，相较于国外在性别、种族和族群等方面存在着实质性的不平等，国内就业平等问题主要集中在性别差异上，不论是岗前选择，岗中晋升，岗后福利等多方面都收到差别对待。在格兰诺维特的研究数据中可以看出，女性利用非正式社会网络寻找工作弥补了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劣势，尤其集中在男性主导的职业中就业女性比其他职业中的同类更可能通过个人关系找到工作。
继续追问格兰诺维特的讨论的原始主体：“尽管现代化、技术和令人头晕目眩的社会变迁的步伐加剧了，但是这个世界中永恒的问题任然在于：多的最大一部分，即我们在哪里和如何度过工作时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我们如何嵌入社会关系网络中，人不再是社会孤立的原子，而是在强弱联系的社会网络中，权衡更多行动要素的行为主体。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二、三卷
书中将经济史、统计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应用领域的各个学科应用发展的经济分析技术和方法，熊彼特是以时间顺序为主线写的。本来这次报告我也想以时间顺序整理，但是梳理的时候，我按照我的理解将这三本书彻底拆分，分了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什么是经济分析的技术和方法？
“谈到经济学，我认为哲学的外衣也是可以脱掉的：经济分析在任何时候都不是由经济学家碰巧持有的哲学观点所决定的，虽然它常常受到政治态度的败坏”熊彼特认为的科学化经济分析是脱离理论层面区别于哲学思辨分析，更加注重利用别致的策略和科学技术，应用于实际问题的研究，“而不是伟大口号的强烈感情输出。”科学分析是“经过提炼的常识；科学是经过工具加工的知识”这也构成了熊彼特科学分析的特点之一，即需要技术和工具的加工。而这种经过加工的知识是一种把“某一简单的事实提到理论自觉性的高度来考察。”而大部分的知识加工者，即所谓研究工作者，或科学家或学者，他们致力于完善现已积累的事实与方法，同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所掌握的事实与方法使他们与一般“外行”有所区别，因而也和单纯的“实际工作者”有所区别，说的直白些很多人所谓的理论就是进行批判和提出建议，只是有别于陈述事实而已。这种陈述事实大部分取决于自身所获得的印象来提出各种建议，对理论的解释不依靠统计技术，不利用任何经济学的工具。
熊彼特论述的科学方法是想象和程序的规则。何为想象？“想象”是指一种分析工作前的行为，这种分析是建立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而具有导向作用的认识行为。无论是牛顿、爱因斯坦他们的理论都产生于生活中的想象。生活中任何引起我们注意并思考的行为就是熊彼特所说的“认识行为”。而科学方法的程序就是我们展开想象后，对所思现象的更多取证和建立在原先认识基础上的认识创新，前后理论认识在不断地取舍过程中产生“科学的模式”。当然，科学标准是经过时间检验积累而发展形成的。所以在熊彼特看来的经济分析技术和方法就是区别于哲学思辨的，且运用科学模式经过长时间观察或实验并加以证明的逻辑推理方法。
第二个部分 经济学分析技术和方法的发展时期
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希腊—罗马多济学”开始出现了经济分析的萌芽，再到中世纪时期道德神学范围下，学者们在被框定的分析范围内观察事实和解释事实。这种规范性的的自然法虽最终归结为道德神学的某一戒条之下，但是其观察和解释事实为前提的解释方法在当时看来是一种科学分析。直到17和18世纪古典经济学派的建立，科学分析方法才有雏形。《国富论》问世、统计学的诞生、重商学派、重农学派、古典经济社会学等都是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的组成部分。之前也读过提到《国富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其内含经济理论的丰富让人折服尤其是分工理论，z而然在我看来，熊彼特看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可褒可贬。贬在《国富论》中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者分析方法并非独创，认为斯密所有成就实在前任已有的基础上形成的。褒在亚当斯密整理和归纳了当时出现的各种经济分析方法和思想，最终将繁琐复杂的内容融会贯通。同时期，统计学的诞生无疑为经济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这种运用数字对各类事物推理的技巧是确保经济分析更加科学化的有效手段之一。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对分析方法最卓越的贡献无疑是表格的发明。简单明了的数字归纳方法简化了整个分析过程，并以一张表表述了经济过程的逻辑。这种简单粗暴且不够严谨的逻辑过程，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无疑是将经济过程以一个完整且清晰的过程归纳了出来。同时，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家们开始为自己说理为经济学下定义，当时给自己定义为经济学是具有独立性的且不同于其他的社会科学或道德科学，强调经济学本身分析的科学性。经济社会学家的讨论，少不了对资本主义是否会永存？经济学家服务于时代和国家的制度是什么？这种制度的分析方法又什么的问题？首先以李嘉图为例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的事物秩序并非具有永久性，且文明社会存在的形式不仅仅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其次，以约翰穆勒为代表的古典作家认为的制度是对经济有机体所产生的影响或在其中产生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取决于预期某种形式的特定变化所产生的影响，穆勒对此影响进行了分析，这个分析本身在性质上说就是一种科学的分析。再到19世纪40年代出现历史学派，历史学派认为科学的经济学的致知方法主要在于历史专题研究的成果以及根据历史专题研究所作的概括。文中熊彼特以历史学派的施穆勒著作为例，“其著述及其所根据的纲领的根源完全在于德国的过去传统:史料学的高水平，对历史事实的普遍尊重，理论经济学的低水平，对理论经济学的价值缺乏尊重，把国家置于最崇高的地位，而此外的事物则重要性较小。这种研究的特质现在看起来来是一种错误且不科学。最后到新古典时期，出现了更多的经济分析方法边，就如刚才蔡照宁所说的际效率递减规律、一般均衡理论等都是经济分析工具，虽出现了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空间高度，但熊彼特在第三卷中谈到，他认为这个阶段经济学家对于问题的角度仍停留在穆勒所处的古典经济学派时期。例如就出现的独头垄断、寡头垄断等等现象的出现，在新古典学家看来也只是偏离事物正常发展轨道的现象，而没有突破原先的经济范畴。
第三个部分 科学经济分析的特点
书中熊彼特多次强调“科学”，而科学就一定具有绝对的客观性吗？熊彼特“把科学定义为一种由一个社会集团专门从事研究而发展起来的技术，这一定义同这个集团的“科学”活动所产生的方法与结果的意识形态方面”具有一定联系。因为科学工作者无论最终要达到什么目的，都得服从逻辑推理规则的指导，所以“科学活动常常被看作理性活动的典型例子”。其实不然，任何“辉煌的科学成就恰恰不产生于观察或试验，也不产生于逻辑推理，而是产生于某种最好称之为想象力的东西，与艺术创作很相像。因此他否认了绝对“客观性”的存在，认为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具有相对客观性构成了其第一个特点。
客观性的特点让经济分析非常重视对技术（工具）的利用，也就是其第二个特点。“‘技术’一词必须从非常广泛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只要系统地掌握了某一学科的事实，在范围上超过了这个领域的实际工作者所能获得的知识，就足以构成科学的水平，即使对这一学科的研究并不需要超过外行人理解程度的精确方法”。这种技术分为三类：“历史、统计和“理论”。“历史”是指研究领域实际工作者以获得知识，并熟悉理论及理论发展的脉络，熟悉经济分析的发展。“统计”是指利用更精细的方法处理数字以达到我们分析的目的，避免在分析产物中附带强化自己论点的倾向。简单来讲就是“与其用比较级、最高级的形容词和凭借智力的争辩……不如用数字、重量、度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理论”指的是数量理论方法，数量理论方法的存在可以说简化了分析工作，就拿无穷小的逻辑来看，就为我们分析的过程解决了许多有争论的问题。
第三个特点是经济学的科学化分析要利用全局和整合的视角，因为“一切经济选项之间充满着广泛的相互依存关系”， 所以局部和割裂的分析必定是存在缺陷的。
第四个特点是最后阶段是结论的总结要站在第三方展开写作。总结的写作不同于政治论战的写法，“通过攻击或吹捧这种主张似乎拥护或反对的有关势力而论证一种主张。科学化的分析总结更加注重站在第三方进行，有力而武断论述和充满新颖概念的理论。
第五个特点，也是我更有感触的部分。科学化经济学分析方法中的人文主义气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社会学。“最辉煌的科学成就恰恰不产生于观察或试验，也不产生于逻辑推理，而是产生于某种最好称之为想象力的东西，与艺术创作很相像。”这种“想象”的存让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具有人文的神秘视角，更容易获得想象的灵感。不过，这种想象“所得到的结果还得用专业标准指导下的逻辑方法或理性方法来‘检验’，而这便足以使这一意义上的理性影响我们在任何时候拥有的科学知识。”
第四个部分 究竟如何做科学的经济分析？
经济学的范围不断扩大，国家、制度因素不断地被包括到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所以“扬弃”这种思维方式是首先需要具备的特质。时间的流逝必然会伴随着旧结构的推翻，而旧结构中有价值的东西应该被保留，而不是随着旧结构一起付诸东流。因为“旧结构中也许具有永恒价值或至少还没有来得及充分产生成果的那些成分，很可能就在这个过程中消失了”。有价值成分的消失实则是浪费，这种浪费的程度犹如接班工人只要不喜欢前一班工人的政治观点，就把产品捣毁的行为无异。其次，科学研究方法的掌握。熟悉研究方法更有利于整个研究的展开，从而避免“由于不懂而产生了许多频繁的无所谓的争论”。利用科学分析中的技术和工具所具备的优势，增加对整个研究过程的把控。最后，是科学经济分析的第三个特点，即要拥有全局和整合的思维。这种整合不光光停留在对于经济学知识的整理，而是知识储量增加后思想层面的扩大和学科和学科之间交叉融合。用熊彼特的话说就是“一位经济学家，如果不同时是一位数学家，一位统计学家，特别是最重要的是一位史学家，那就不配作为经济学家”。
如历史学、社会学(包括历史社会学、史前人类社会学、生物学派、独立自由的社会学等)、心理学(包括实验心理学、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学、弗洛伊德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 ,其考察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是迄今为止在任何其它一本“经济学说史”中未见到的。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
卢曼《信任》《权力》
蒂利《信任与统治》
福山《信任》《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美国处在十字路口》
“一个国家的福利以及它参与竞争的能力取决于一个普遍的文化特征，即社会本身的信任程度。” P8是否是只有信任程度极高的社会才能实现国家的福利取得竞争力，形成自由民主的现代化？这取决于“社会资本“的富足程度。所谓的“社会资本“越富足，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能力便越强，即因拥有共同目的而进行合作的信任有形化主体——群体和组织的数量就越庞大。社会资本来源于文化并基于道德习俗而形成，道德习俗中的伦理制度的形成是非理性的，我不禁要想伦理制度的初定难道依靠的不是理性吗？“行为受到文化的影响，而传统的宗教或伦理制度成为塑造行为制度化的来源，伦理制度创造了道德群社，”p35而这种道德群社的塑造依靠的并非理性，而是这种形象，习惯和社会舆论所带来的价值观、象征性意义等意象，无时无刻的影响着社会个体行为。福山认为，韦伯关于工作伦理的论述常常被人们误读为刻苦于勤俭，而因此发展不出资本主义。在工作伦理中较重要的成分是“社会品德”，是信任、自愿的社会交往能力、团体的凝聚力。社会品德是个人品德发展的前提，而自发性社会交往能力对经济生活至关重要，因为实际上一切经济活动都是由组织而非个人完成的。社会交往无疑受到社会中信任程度的影响，根据不同的文化可以将信任分为两类低信任文化和高信任文化。低信任社会是信任只存在于血亲之间的社会，高信任社会指信任超越血亲关系的社会。而信任程度的高低即社会资本的多寡对经济活动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学中普遍认可的三种经济组织形式为:家族企业、专业管理型私营公司、国营企业。家族企业由于财产继承制度注定难以持久存在，国营企业低效率的问题几乎无法克服，因此有效能的大企业几乎只属于那些非家族控制的专业管理型的私营大企业。私营大企业无疑是当代世界所有经济活动中，高度的社会合作性组织，而这类的合作性组织正如卢曼在《信任》所说“信任是简化复杂的机械之一”，简化的机械使得商业交易成本降低，双向制的精简系统得以广泛推广。似乎只有这种精简且具有高度合作性的私营大企业，才能矗立于沃勒斯坦式的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从经济学思维中跳离，看待失信的出现，社会资本的缺少会对整个社会秩序产生怎么的影响呢？
首先是犯罪率的上升，这几本书的作者将犯罪率的上升归结为一种现代主义城市性的形成所造成的结果。犯罪除集中在“暴力、财产和白领”三类犯罪外，一种社会越轨现象——社会失序（social disorder），是犯罪率上升的前兆。其次是家庭规模随着核心家庭的分崩离析而逐渐变小。家庭主义中的伦理体系原是儒教文化盛行时的产物，在吉登斯看来家庭主义逐渐没落，现代性的降临引起了社会关系变革，摆脱了传统的亲缘与血缘的关系，使得家庭重要性逐渐减弱，家庭亲属关系也随之衰落。而上述现象的发生最终导致信任度降低，公民社会中道德冷漠的现象逐渐增多，这种道德微型化的存在造成公共领域的信任逐渐变弱，同时私人领域的信任也随之减弱。而信任度的降低又会引发犯罪率的上升，形成恶性循环。为何会出现以上现象呢？
通过几本书阅读，几位学者主要提出了以下几点普遍原因
贫困问题加剧及收入差距扩大，从某种程度上激发潜在犯罪即社会失序的增加，同时社会异质性的存在，随着种族多样化程度加深犯罪也随之频繁发生。财富的增值也是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之一，受到富足效应影响，家庭规模逐渐变小，亲属关系减弱。往往在富有程度稳步增长阶段，人们会因自己独立生活能力的提高，而逐渐与相互依赖式的家庭和社区分开，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会小心翼翼的维护蝇头小利。其次，政策错误引导也会造成社会失序。政策错误引导主要指福利国家滋生的懒惰寄生人群中所产生得“道德危机”（moral hazard），从而引发犯罪率的上升的现象。当然福山是不认可的这种观点的,在其看来犯罪率上升是受到中介比如家庭、邻里、学校等各种社会建制的作用，在这一时期所发生变化的影响，不单单是福利政策因素。
抛开以上普遍认可原因来看，究竟是何导致信任度的降低？
上面提到不信任的现象主要是集中在犯罪率的上升和家庭规模缩小，而这两种因素间又存在着某种联系。罪犯突破道德束缚进行非法活动，主要是因为自我控制力低下的习性所致，任何习性都是在人生较早阶段养成。成年罪犯大多数拥有悲惨的童年和不幸的家庭，家庭的支离破碎对正处于塑造身心健康的少年来说，造成的影响极大，早期阶段养成的恶劣习性最终会成为其日后犯罪的助力。家庭中的关键成员女性，其对家庭的作用不言而喻，担负着人类的传承交接任务。在女权运动、性解放运动的影响下，女性地位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女性投入到职场中，改变了传统家庭依靠男性维持生计的现状。随着职业女性的日益增多，女性生育的成本也随之提高，而这带来了最直接的影响便是生育率的下降。乍一看，很难想象生育率与信用度降低有什么联系，在我看来生育率的下降，人口减少难道不是变相地降低了罪犯的基数吗？其实不然，人口的减少首先会对家庭亲疏关系造成最直接的影响，其次从长远来看会减少社会动力、增加社会保障风险。以日本为例子，生育率的长期下降，导致现今劳动力的极度短缺，从而引发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疲软，而这种疲软的经济环境加剧了日本阶级固化的现状，极容易诱发潜在的社会危机，促使犯罪威胁社会稳定。同时，文化转变范围扩大也使不信任程度加深。抽象理念和大众文化对群体所产生的信号变化，使得个体逐渐意识到自己身处文化束缚的群体环境中，这种文化的束缚使被压抑的群体更容易走向犯罪。信号变化的影响不单单表现在对个人意识的觉醒上，更表现了个人主义的张扬。因为个人主义的存在，个体自主性的追求很容易导致对权威的全面质疑，特别是对那些被赋予莫大权利的大型机构质疑，所以小型化的合作组织日益增多，降低了整个社会信任度水平，公民更崇尚于社会发展基于这类信任半径小，以防卫为宗旨的团体繁荣。小型化企业的存在明显有搏于我在第一段中所提到的关于经济发展的有力竞争手段之一发展专业管理私营型大企业，这是不利于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
社会失序加剧、信任度降低，社会资本减少，是无法避免的吗？
似乎不然，在我看来既然社会失序那就塑造理想的社会秩序，直接、间接双管齐下。直接是指权力当局通过公共政策对社会直接控制，间接是指以文化为推手，利用非正式的规范和习俗进行控制，延缓此类现象的发生。当然，我们知道理想的社会秩序维护不是依靠强制力的警察队伍，培养人们适应社会从而遵守法律，而是通过非正式的社会影响，引导违法者回归社会主流。所以只有间接的从文化入手才是切实可行的有效手段。
以文化为推手重塑社会秩序，那么在文化中形成的规范从何而来？习俗又从何而来？
规范的产生有两种，分别为自发产生和等级产生，即所谓的等级秩序和自发秩序。而这两种秩序中间又受到理性和非理性这条准绳的牵制。形成了一张由理性与非理性，自发产生和等级产生所构成的十字规范形成图，不同领域的学者会有不同的解读。道金斯从生物学角度解读规范的产生，其认为整个自然界，秩序都产生于盲目和非理性的生物演进和自然选择过程，所以秩序是自发地、非集权式地产生。事实上我们都清楚，无论从哪种导向下选择规范的产生，都希望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果规范不能在每种状况下都导向正确的选择，那么人们以简化的规则来辅助行动才是最理性的，因为决策过程本身有成本，而且所需的信息常常无法获得或者是错误的。”p151那我们再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规范的产生是等级产生且非理性的，福山和卢曼认为人天生就是社会性的产物，规范是由人们本能创造出来的，以文化规则为例，“其具有主观随意性，是不同社会中社会建构的产物，并认为没有普适的道德标准，人们无法对其他文化的规范和规则做出判断”p158，所以“人们的行为受该文化规范的驱动，也正是文化规范塑造了人们的后天行为方式。”p159实际上规范的产生经历了一个从非正式规范向正式规范转变的过程。大部分当权者希望建立等级制的规范，以树立政府权威加强对个体的改造，而公民希望是取消等级制权威的规范，形成人人遵守的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形成最佳形式的自发秩序。而秩序这种抽象的条框只有借助组织、团体这样媒介才可以真正的理解它。那必须要谈一谈组织凝聚也就是所谓的“合作”，从原始社会的打猎共享食物就可以看出合作一直存在于人类活动中。合作首先是亲属之间的选择，因为人的社会性始于亲属关系。其次人基于个体利益的考虑会产生互惠利他意识。互惠利他的最终目的其实是实现己利，长期以后会被编码到社会行为当中最终成为一种社会秩序。
合作意识的存在，使得人人都愿意形成更加非正式的，自发秩序，那么等级制秩序是否就会消亡呢？
蒂利在《信任与统治》书中提到“网络”对信任的影响，此网络非当今的互联网而是指社会互动即社会网络，可将其看成是一种社会资本。利用网络共享规范和价值观形成某种自发秩序。而这种自发性是存在局限性。谈到自发性的局限性，那我现在必须要回归到我开头所提的经济视角，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自发性的局限，从规模效益角度来看，他是不如等级制这种透明简单的正式规范更节约成本的。假如一个公司的员工超过50人以上，“搭便车”、“公地悲剧”就会出现，共享资源的监管成本就会迅速上升。这种自发性的网络，在遇到社会资本缺乏时，等级制组织就会发挥作用，因为等级制控制比非集中化管理更加行之有效，以强制力和专断性简单粗暴方式纠正、弥补自发秩序的缺陷和局限。所以等级制度不会消亡，当然“社会秩序的重建不是一个重建等级制权威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变化了的技术环境下，重新恢复诚实互惠习性和重新扩大信任半径的问题”p248，寻找等级产生和自发产生规范之间的平衡以获取社会秩序的稳定，似乎才是缓和社会资本丧失，扩大信任半径的关键。而最终分实现国家的福利以取得竞争力，形成自由民主现代化，依靠就是社会资本。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下册
威廉姆森《市场与层级制：分析与反托拉斯含义》《治理机制》
科尔曼《社会理论基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米塞斯《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
康芒斯在《制度经济学》一书中，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对各经济学著作及理论进行解读和分析，在我看来更像一本工具书。对传统的经济理论中的不合理部分进行了批判，康芒斯在书中分析到传统的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集体的行为始终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但是在社会发展中集体行为却一直存在于现实之中。康芒斯批判了约翰洛克的只限于个体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体系，忽视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在《制度经济学》开篇，康芒斯写道“我的观点是基于自身参加集体活动的经验，根据活动，因此产生一种关于集体行动对个人行动制约作用的理论。”集体行动，不仅通过立法而且通过解释立法的习惯法判断，承受不了商业或劳动的惯例，并且按照法院认为是否有利于公众利益和私人权利，支持或制止个人行为。”同时康芒斯认为，集体行为对个人行动的控制实际上是对个人的帮助。在康芒斯的集体行动中人们之间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关系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开展都是基于集体活动的运行规则和统治实现的：集体行动根据阻止、帮助和强制对个人所做事务的能动性和决定性进行制约，有效的社会经济制度都是基于集体行动对矛盾冲突的协调来实现的。所以，集体行动的主要意义实质上是对经济生活里为个人构建了行动规范，对个人行为的变化进行制约和引导，在康芒斯看来，实现确保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致等这一切的重要途径就是法律。
交易是康芒斯经济理论的核心，他对交易这个概念进行了大量的思考，将交易作为经济研究的基础，他认为“交易是社会生活里人们相互发生关系的基础原则，即冲突、依存和秩序。“他所强调的”交易“并不是单纯的指发生在商品交换基础上的交易，而是存在于生活中方方面面，个人和个人之间，机构和机构之间的一种运转机制，使得运转的各个主体都处于和谐有序的状态中，所以单独主体也就是个体的行为受到集体行为的巨大影响。在康芒斯看来集体行为控制了个体行为，集体行为受到制度的约束，而制度好坏与否的标准是该制度是否能处理好冲突的不同主体的合理诉求与加害者能否处理好符合实际主体之间的联系，简单来说就是制度的形成是处理各类矛盾冲突的结果，同时也是集中决策的结果。不同的社会制度是政治的文本表现形式，政治与法律是紧密联系，这就使法律这种暴力符号得以更好的处理矛盾冲突、权力争夺，也决定了经济的变化方向，所以康芒斯认为法律制度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所规定的所有权是有法律制度所决定的，因此他认为“所有制是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在集体行为对个体行为起决定作用的理论框架中，提出了自己的产权理论。康芒斯的产权理论由稀缺性、交易、业务规则三个基础概念组成。
（1）稀缺性。康芒斯在书中写道“除了罕见或预期罕见的东西，产权不存在。财产的价值始终属于稀缺值”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界定中，资本家往往是稀有财富的拥有者。康芒斯在前人理论基础上，提出财产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其稀缺程度。在经济社会中，生产资料往往处于稀缺状态，社会矛盾与冲突往往容易物品的稀缺的影响下而加剧。
（2）交易。交易是康芒斯书中论述的重点，可以说是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此处所指的交易不同于传统主流经济学中对商品进行交换的过程，将商品作为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一环，整个经济社会都是围绕商品展开的运转。在康芒斯看来，商品之间的交易实则为每时每刻都发生的经济运行形势，这种最基本形式同样可以成为经济学理论的基本研究单位.康芒斯在书中写道“交易是两个或更多的意志，反映了在稀缺，机械行为和行为规范的世界中给予，接受，说服，胁迫，指挥，服从，竞争和控制形式。”在其看来交易具体可以分为三类“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限额的交易.”他认为这三种最基本的社会交易活动，已经包括了经济学框架内的几乎全部种类的活动。此外，交易的当事者是个体的人或者由人组成的机构，他们的地位有平等或者有不平等，因此，正如书中所说的“它们具有伦理、法律和经济的性质。”实际上，也恰恰是有交易的产生，才使得法律制度、伦理道德和经济活动经济关联起来。从康芒斯的角度来看“交易”这一概念在经济学领域应指什么呢？“交易是所有权的转移。”“交易”就是转移所有权，同时伴随的还有使用权，因为使用权是所有权的核心。所有权是控制权合理化的一种表现，所以法律是给予控制权合理化的有效工具。康芒斯认为以前的政治经济学家都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交易及其过程中的法律行为。以交易为出发点，注重对现有冲突及其秩序的研究。而法律判列恰恰就是现有冲突及其秩序的活生生体现。“冲突——依赖——秩序”组成了社会关系，“在每个交易中，始终存在一个交易冲突，……每个参与着总是希望尽可能的少付出，但每个人都只依赖于别人，……才可能生存或成功。所以他们必须建立一个实际的协议。由于这种协议不是完全有可能自愿这样做，因此必须采取某种形式的集体胁迫来裁决争端。”可见康芒斯认为交易是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企业、工会、商贸协会和农场，相互之间进行交易，这些在康芒斯看来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基础环节。交易需要限制和制约，更需要指导，在这样的原则框架下，康芒斯重点阐释了“效率”，“稀缺性”和“操作规则”。所谓“效率”，指的是每份投资所能够得到的产出比率；“稀缺性”指的的是来源其他个体所有权收入占全部所有权的支出比率；“经营规则”则定义为经济运行中的习惯性行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方向和未来的转折与变化，运作规则的产生可能偏向于创造出更大的效率，也可能偏向于创造稀缺。前者强调使用价值，后者重视市场价值。因此，在不同种类的制度下，交易规则是不一样的，由此诞生的交易关系也是不一样的，这样来看，交易成本所涉及的范围也准备好了。
（3）业务规则。康芒斯在书中这样写道“正在运行的组织的业务规则，以及各种形式和名称，如习惯法，成文法，商店规则，商业道德，商业方法和行为守则等。由个人组织起来的管理集团或管制集团以制定交易规则。”一切关于交易利益中由矛盾冲突所产生的各方面规则都是典型的商业规则，其中也包括了现代产权所阐释的产权。
除去康芒斯的产权理论之外，我还想谈谈康芒斯的信用理论。
“未来性”是康芒斯的信用理论创新点，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未来客观上的“经济量”称为“信用”，其在某种意义上讲和债务相等。康芒斯将思考维度放在时间的概念上，利用这一维度抽象出对经济学其他概念的理解。其中包括对物质的解读，物质的产生是材料时间上的积累，给予物质将来成为人权的实在形式，而“未来性”也发挥着对物质和财产权的影响，其不同点甚至由“未来性”所决定。对物质使用权是停留在当下的使用，很少有人能想到物质与未来的关系，很明显，未来的权利与义务，不能只停留在精神中，他们还在当下的行为与预期调整中。个体预期调整的行为规则的行为，在康芒斯看来是一种“状态”。“这种二元性状态使经济学成为所有权和制度的经济学。”最后我以为康芒斯在书中对所有权的解读结束我今天的汇报，“在所有权的自由的背后，还有经济意义的自由。工人的选择的自由随着工作机会的丰裕而增加，随着工作机会的稀少而减少；相反地，他结果所受的劳动痛苦，却随着机会的丰裕而减少，随着机会的稀少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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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读书报告
皮埃尔·布迪厄：《继承人》《再生产》《区隔》《国家精英》《实践感》《实践与反思》
布迪厄认为中选者的选择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选择的结果，对社会出身不同学生的宽严成程度极不平等，而对地位最低的阶级来说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观愿望比客观机会还要小。主观愿望表现在一种外在联系的局限性，仅限于不同的社会层次。处于有利地位的大学生，在自身环境中获取的为其学业提供服务的东西，是处于不利地位大学生一生都无法获得的。特权阶级、中产阶级和底层阶级不同阶级接受文化的途径不同，同时获取“文化”容量多少也是有差别的，强调一种出身阶级的不同，所接受到知识的不同，注定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而教育制度表面的机会平等，实际隐藏的是特权的合法化。在布迪厄看来成为知识分子的过程是一种严肃游戏，游戏参与者通过组织自己的客观条件，参照实际扮演自己为自己准备的角色，在整个游戏过程中怀有不安的情绪，而这种不安源自于陌生竞争者的威胁。“游戏”过程中的学习不是生产，而是制造出能够进行生产的自我。对于自我的再生产女生和男生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女生在学校中以“温顺”的方式掩盖自己现实的不真实性，这种不真实性是对知识分子职业魅力态度。男生对知识分子职业魅力态度，则主要与他们的社会出身有关。在统计过程中发现，女生获得知识分子职业机会少于男生，这种差异性似于低出生大学生和特权阶级出身的大学生获取职业机会的不平等，这种存在于始终的差异性是不是已经远远的偏离了教育的最终目的，即符合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大学生的利益。任何阶级的存在，出身的不平等都会造成所有平等的表面化，包括考试制度。以天资轮掩盖教育与文化面前的社会不平等，天资论的存在使得下层阶级对自己命运觉悟，对自己实现命运的途径又过于不觉悟，从而促使了自己命运的实现。
布迪厄在《再生产》这本书中继续对教育进行发问，用符号暴力理论对教育行动进行定义。教育行动作为文化专断权利的掩饰工具，简单而讲是一种符号暴力。这种符号暴力具有着双重专断性即激烈式和温和式，教育行动通过两种方式满足其权利的专断性。不同于激励式粗暴的专断性，温和式以其感情式的填充所获对权利的专断并不比激烈式少。教育行动在以教育权威为基础的教育交流关系中得以完成，教育行动的实施在一开始便具有教育权威。教育权威实施如潘多拉魔盒一般，国家赋予教育权威的先知，未获得教育权威者对此种权利的渴望，被施教者内心深处对于受教者的接受和内化，一切都通过宣传、广告、科普等符号暴力表现出来。教育权威的背后掩盖的是合法当局为了加强文化合法即文化专断的客观真相，一般情况下对合法文化的认识很难深入到文化专断的层面上，大众接纳并符合大众需求的民众意愿和大众喜闻乐见且广为认可的民众文化，是在教育行动中被培养出来的“民众意愿”，是文化专断者册封的“民众文化”。文化专断的集团或阶级自身不用进行繁琐的教育行动，只需赋予身份委托者教育权威以达到文化灌输的目的。教育行动的本身是培养一种生产能力，准确来说是一种再生产的能力即产生自身文化灌输的效果。教育工作则是对于教育行动的一种具体化和加强化，一种不断加强灌输工作并长期持续性培养的文化专断行为。为何权利专断者执着于教育行动？教育行动符号暴力的持久性远大于政治的权利，所以某些当局为得到政治权利的延续，用教育行动包装以获取在时间中长期存在的符号暴力权利。教育行动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接受者对教育权威的认可程度，对教育权威的认可成功的掩盖了文化灌输的专断性和灌输的专断性，使文化专断得到合法化不可逆转的神圣化。教育系统本质是一种为了使符号暴力合法实施制度化的教育系统，通过制度自身的手段并再生产的一种教育工作，有助于集团或阶级之间关系的再生产，是完成教育系统灌输工作而提供的制度性保障条件。这种制度性的保障条件是一种秩序的保持。选择面前不平等与选择的不平等。从传统逻辑到系统变化的逻辑，传统逻辑的建立是学校制度的建立用以实现其技术方面的交流功能及社会方面的保存功能，该保存功能用于对与文化传统的保存，教师作为文化传统的传递者，通过在制度特定的特殊空间中以有形的方式，在讲台、讲桌、学生的焦点视线中满足其从制度中获取的对教育权威的执着。教师利用语言向学生传递其教育权威，语言在教师与学生的交流过程中失去了其交流工具的本能，而变成了证明和强加交流与交流内容的一种教育权威，在布迪尔看来如果存在的这种教育关系等于交流关系，那么语言交流关系便失去了其的教育权威。淘汰和选择是保证社会新鲜性的有效手段。淘汰选择出来杰出“文化人“，是大学所产生、促进和保护的非凡性全部称号。社会选择是表示教师纯粹意向的机会，教师意向表现在最大限度提高他们生产、控制和促进职业资格和人的素质的社会价值。考试作为淘汰的最基本的手段，马克思认为考试无非是官僚政治对知识的洗礼，是官方对世俗知识变体为神圣知识的确认。在不依托考试这个本体的同时，非考试是的淘汰是延迟淘汰的机制，社会因子在自我限定时，总是参照限定它的那个客观关系系统，甚至在它本身不知道的时候也是如此。禀性系统形成了每个社会因子的特点，主观期望和客观可能解释两者的关系，不同阶级对不同类型课程吸引力不同，导致进入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社会秩序试图在时间中加以延长，从而进行对下层阶级淘汰的掩饰。录取与未录取之间掩盖了学校系统的功能的完成，同时也掩盖了教育系统与阶级关系结构的关系。社会性选择与技术性选择皆为劳动市场的需要，而技术性选择作为社会性选择的替身因缺少学校文凭被丢弃在此要的岗位上，文凭成为社会认可的重要凭证。总之，如果学校一方面具有生产和证明能力的技术动能，一方面具有保存和认可权利与特权的社会功能。现代系统提供了许多施展它把社会优势转化为学校优势的能力的机会。实现了学校优势与社会优势之间的相关转换，特权阶级将选择权利委托给学校，学校表面上作为中立的当局，掩盖其世袭传递特权的专断性特权。功能系统通过集团或阶级之间权利关系得以实现，普遍利益的特殊功能指的是教育以实现最小成本生产直接瞄准专门化任务的专门化教学。普遍利益的功能系统保证了经济系统在给定期限内要求的资格种类和水平，以根据时间限制按规格生产专门人才的教育。给定文凭的经济与社会效益，随它在经济与符号市场上的稀有性，即随这些市场的认可赋予不同文凭及不同类型毕业生的价值而变化。教育系统具有一种相对独立性，一些人将教育系统相对独立的历史压缩为一种唯一的、单线的和普遍性的演变过程的抽象，另一些人认为教育系统相对独立压缩为一种“民族文化”的特点。教育系统的思想功能，教育系统的相对独立性与依懒性，要把教育系统及其历史的相对独立性和完成它自身功能的社会条件联系在一起，若无法确定理解相对独立性而变成教育保守主义是间接或直接地促进“社会秩序”。社会秩序是依附于统治阶级客观利益下长时间进行生产与再生产的活动，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原因是将灌输功能即“智力和道德一体化使社会持有阶级关系结构联系在一起”。相对独立性与依懒性最终解释为学校系统和阶级关系结构之间关系的性质。
在《国家精英》这本书中，布迪厄认为教学机构同时对文化资本分布于社会空间结构起决定作用，社会空间作为一种经济资本成为人们为了垄断霸权位置而进行争夺的关键。智者的学科差异与文化联系方式表现在学科自身的局限和容易得到“回复”的学科即容易理解的学科之间。而在这两种学科差异中有一种称为自如的特权，自如是指一种对学业学科知识获取的特别方式的优越性，优越性来自家庭中的耳濡目染。学科之间的差异在双重意义上掩盖着社会差异。学科之间的差异的“天赋”象征着“早熟”，代表着优越和成功，这种早熟不同于生理上的早熟是指学习能力的早熟，即人们所熟知的“神童”或者“超级天才”的名号。“晚熟”表现的是一种迟钝的表现形式是现存选拔的判断标准，本质是文化特权在学业上的一个翻版。在早熟和晚熟的平衡中存在的是学院式平庸。学院式平庸是一种对于中庸之道的狂热，以学识和学识的距离为前提。这种平庸从学生角度来看是一种官僚主义的“中间”立场，处于中立之外的是知识分子的果敢和保守资产阶级。而从教师角度来看可分为两个角度，是负责知识传递的教师和能力展现的导师。教师在与学生的不断交流过程中的对其进行着反复灌输，强制推行使学生构成感知判断、思想和行动结构图示，从而为下次灌输做足准备。教师利用形容词作为判断标准形成一种差异体系。认知机器成为一种评判体系用以分类体系。教师的评语受到学生所处阶级的影响，将社会霸权者身上所具有的社会品行当作杰出品行，杰出品行的神化了他们存在方式和他们的身份。这种分类体系是一种将资本转化为学生资本的主要机制，学业判断作为社会评判的婉转转化形式是分类体系的重要表现形式。学业判断使一种规范的语言，以使象征性权利产生效能，象征性机制的有效要依靠三者心智一致的时候，即学业制度的结构、负责传递老师和被实施者三者心智的一致。三者心智的一致得以实现象征性权利产生效能，这种效能的维持是否会随着时间而不断的复制还是随着时间的而删除，就从目前来看近半个世纪过后，现状依旧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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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读书报告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一二三卷
《资本论》是一部博大精深的辉煌巨作。《资本论》三卷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特征和历史地位的深入思考。第一卷从商品入手，着重研究了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揭示了作为阶级关系的资本的本质，即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到最后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重点阐述了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劳动价值理论首先提出商品价值的两个因素，即使用价值和价值。物品按其自然形式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的存在才得以实现物品的交换，交换的本质即是价值量相等的商品的交换。价值的衡量需要判断价值量的大小，价值量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通过商品交换体现商品价值。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有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就是生产该商品的所花费的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是指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价值。马克思进一步论证基本的经济规律即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价值规律。价值规律的存在使私有制社会处于一个优胜劣汰场域中，按比例自动调配的生产要素、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商品生产者，相互竞争的自由市场......推动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原本是指劳动者创造的超过劳动者自己以及家庭需要的那部分价值，却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从而揭示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生产的商品包括满足自己所需的必需品和满足社会所需的产品。必需品是劳动者为满足自己及家人生活所需的必要产品，其消耗的劳动为必要劳动。满足社会所需的产品是劳动者在满足自身及其家人所需物品后的剩余产品，其消耗的劳动为剩余劳动。马克思认为消灭剥削的根本就是将所有剩余劳动产生的剩余产品用在包括劳动者在内的全社会。剩余产品转换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积累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积累。马克思认为原始的资本积累来自暴力掠夺，强制事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由此使得财富迅速的集中在少部分人的手中。无论是殖民掠夺、奴隶贸易、国家公债和税收制度等，皆为通过暴力实现的原始财富积累，每一笔原始积累都如同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在无形中也它自身的灭亡提供了条件。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社会主义积累是把劳动者为社会创造的剩余价值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过程，进行非生产性基本建设和建立物资储备。任何发展和扩大都离不来资本的积累，而资本积累利用方式的不同也导致了其性质的不同。资本主义积累是资本家对于劳动人们的剥削，社会主义积累是为劳动人们谋福利，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满足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
第二卷共分三篇，研究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的周转和再生产理论，进一步揭示了资本的本质及其内在的深刻矛盾。马克思认为资本循环是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运转的过程结合。货币资本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产生生产剩余准备条件。生产资本用于使得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生产产品，并产生产品剩余价值。商品资本是出售附带剩余价值的产品所获的的资本。三个过程的结合基本论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生产企业的运动都要经历购买、生产、销售三个阶段。企业正常运行就必须要处理好这三个阶段，购买什么样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生产什么样的产品，用什么样的销售方式进行销售，以带动经济活力助推经济发展。因为资本的循环过程也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销售过程，所以资本循环的次数越多，资本获得的剩余价值就越多，资本的利润也就越多。生产技术的进步、市场的发育、管理水平的提高、经营手段的增加也都会加快产业资本的循环速度。越是那些小本钱的生意，资金的周转速度就越快，所以他们的利润率就很高，往往能支付相当高的利息。同时，马克思提到了信用制度对于资本循环的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就社会范围来说，信用制度只有在不仅加速生产，而且也加速消费的情况下，才会使周转发生变化。”所以对于资本循环来说，消费信贷比生产信贷重要。这也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合作大力推广信贷消费的主要原因。各家银行都推出与各种消费有关的主题信用卡，超市的购物卡，甚至我们现在所用的花呗、京东白条等，都是刺激资本循环过程而产生的工具。流通时间也影响着资本的循环速度，流通时间在两方面影响总的循环时间。一方面，流通时间是循环时间的组成部分，它的长短本身就构成循环时间的长短。生产时间不变，流通时间越短，循环时间越短，资本循环速度越快。就像马克思说的，“流通时间越等于零或近于零，资本的职能就越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自行增殖就越大。”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如果我们买东西买得特别多，卖方往往会在原本价格上提供一些优惠。这就不难理解商场中各类促销活动，例如两件打8折，买两件送一件等。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帮助他们加快了流通速度。本质上说就是节约了流通费用。企业的商品流通活动是在整个社会中进行非孤立进行的个体。马克思在第二卷第三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研究整个社会的商品流通如何顺利进行。凯恩斯提出总需求等于总供给的均衡理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从社会总资本等于社会总量的角度论述了再生产的均衡模型。
第三卷探讨的主要论题是剩余价值如何在剥削阶级内部分配的问题。第三卷共七篇，前三篇论述了剩余价值怎么转化成利润，利润的分配和平均利润率的机构规律。后三篇论述了商业资本分配、资本利息和土地所有权问题。最后一篇总结了工人的价值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部分组成，最后凝练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三大阶级。《资本论》的核心理论是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根据这一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论证了无产阶级必然要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剥削人的现象而斗争。马克思的思想武装了全体工人阶级，其蕴含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发展方向。
在通读完马克思的《资本论》后，我觉得马克思除了在揭示当代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最重要的是在向人们传达一个主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资本主义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今天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的运用科学技术，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全是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但是无论如何变化，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本质没有改变。资本家往往只需预付不变资本，通过赊欠可变资本，进行生产。单个资本家可以贷款或赊欠来一部分不变资本，但是这些资本还是来自于资本家，货币资本家。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值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尽可能多的吮吸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社会主义并不反对资本，而是反对资本与劳动的人为脱节，反对有人通过劳动资本而不劳而获、骄奢淫逸，反对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为了获得与资本相结合的机会而被迫过着辛劳而悲惨的生活。马克思引用了大量的案例讲述英国劳动阶级是如何在工厂的压榨下，超负荷工作的，每天工作12-15个小时甚至更多，而且工厂主为了节省成本，大量雇用妇女和儿童；而且提供的工作与居住环境极其恶劣，有的场所已经二十年没有粉刷，男女多人混住，卫生条件极差。由于这样恶劣的工作与居住环境以及极大的劳动负载，很多工人在三十岁左右就劳累致死，或者患上重大疾病。资本家的本质暴露无疑，资本家看到只有资本的不断增长，而背后血淋淋的压榨无人关注，正在能体会到只有挣扎在生产线上的人。随后于是工厂法出现，随后劳动法和劳工组织的出现，这种现状才得以改变。
在痛斥资本主义的时候，为资本家获取金钱的方式肮脏而气愤，但是冷静下来，如果我是资本家我是不是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有几个人能控制自己的心性在金钱面前不为所动，控制原始的对于财富本身的向往。财富的获得容易，而一个人本性如何不受外物的影响，我觉得这才是读资本论后我该思考的问题。
2019年3月读书报告
亚当·斯密：《国富论》
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国富论读后感》
在阅读过程中，制作了思维导图，无法上传。
学习经济学必定难逃《国富论》的阅读，斯密的这本讨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书，诞生于18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在英国扎根发展后的产物，所以其中有阐述的有关市场经济机制的基本原理，虽仍为当今市场经济的指导手册，但不适用与任何场合。
全书分为五篇内容丰富庞大，前两篇全书的理论铺垫，主要阐述国民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原理。劳动生产过程中，分工协作的方式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效途径，分工后的是工人可以专注于一件事情，在不断的重复过程中，逐渐掌握该项技能，从而一直利用其已经掌握的技能进行生产活动，从而减少学习其他技能而耽误的时间，从而提高了整体有效的工作时间。耽误的时间是什么？学习的过程，从一项工种转移到另一项工种的转移时间，转移途中休息的时间，适应新工作的适应时间，入手新工作的熟悉时间，每一项时间的损耗都是降低劳动生产率的原因，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得到长足发展的18世纪的英国，这样消耗时间，低效率的生产方式的存在可能性无疑是极低的。“等价交换”是商品交换的恒定法则，斯密将其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按劳动交换的“原始未开化时期”，二是由代表着地主阶级利益的土地地租、工人阶级的劳动工资和资产阶级的资本利润构成的商品交换法则。隐藏在“等价交换”下的三层阶级的交换过程，土地地租和资本利润的双层扣除下，劳动商品的交换是否是平等不言而喻。第二篇研究储备的性质、积累及其使用的重要性。社会彻底分工后，要满足一个人的所需，必须要依赖他人才可以得到完全的实现。人人都追求自身的利益，利己必得利他，使社会形成良好的竞争过程，而从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对整个过程进行着把控，支配这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对公共利益处于置身事外的状态，他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盘算他自己的安全......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是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够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看不见的手”也成为斯密大力倡导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随后，研究了近代欧洲各国经济发展历史过程，严厉的批判了重商主义政策，反对国家干预，反对国家阻碍个人自由经营和自由贸易。当然斯密并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其认为国家是有必要。所以第五篇讲的是研究公共财政的问题，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履行公共职责，所谓的公共职责就是一切公众需要却不愿意做，做不好的事情，国家要做一个管家，而不是一个好经纪人。维持国际履行公共职责的需要花费资本，即需要财政收入用以维持公共职责的运行，所以建立一个有效可行的税收制度是必不可少的事情。斯密详细的论述了各种税收的利弊得失，强调税收制度应当本着公平、确定、便利以及廉洁和经济等原则，以保护和增进国民财富。
通读完整本书后，不经感叹斯密的伟大，早在两百多年前就能洞悉经济的发展过程，即使有些原理已不适用于某些经济环境中，但其对于具有前瞻性的分工理论和价值论是值得后人研究与思考。我们享受着分工协作给我们带来的便捷，周边触手可及的任何物品，都是工业化的产物，我们离不开工业化产物，我们需要用其去满足我们不断增长的欲望。是我们成功的控制了工业产品为我们提供服务？还是工业化产品正在奴役我们使我们离不开它。似乎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工业产品的奴役对象，而我们却浑然不知。各种传统技艺的小作坊，被着品控完美且产量巨大的工厂取代，物物差异从此退出历史长河，作为消费者的我们不曾知道他的存在，何谈知其消失。当我们身处物质资源及其富足的情况下，千篇一律的物品是否还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我想不然，似乎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追忆”，生活周围不再全是工业产品，更愿意亲身投入到自己所需物品的生产过程中，例如：在自己家阳台种一些蔬菜，自己做一些衣服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他忽视蔬菜种子来自工厂的事实，忽略布匹来自工厂的事实，仿佛在自己劳动的过程中，又回到最原始的状态。当然，上述例子中的出现的行为，不单单是为了追忆，还存在其他理由促使他选择手工制作。手工制作无疑是耗时费力的事情，据我估计，大部分选择“追忆”的人群，似乎都视时间比金钱重要，他们更愿意用金钱换取时间，而不是时间换取金钱。那么问题来了，既不愿意浪费时间，也不接受工业产品，又想追忆过去，如何平衡之间的关系？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告诉你答案，一部分人在这层矛盾中看到了商机，开始贩卖人们对情怀的追忆，又不愿意浪费时间的心理。网络代种蔬菜兴起，纯手工制作产品出现......把握商机的人赚的盆满钵满，追求情怀的人心理得到满足，矛盾解决，两全其美。冷静下来，发现这平衡的背后又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工业模式，只不过此类模式身上披了一层外衣罢了。当然，我有这样的读书感受，并不是说工业化产品不好，毕竟确实可以节约资源，节约成本，满足更多的人群的需求，市场的存在也不仅仅是满足部分人群，更多的是为了服务大众。但见缝插针的商人动机实在是不敢让人恭维。
《通往奴役之路》
哈耶克认为通往奴役之路的是极权主义，即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一味的追求计划经济。哈耶克的思想争议很大，在这里我不想就其内容进行讨论，只想谈谈我对书中146页这句话的感受。“多样性的缺失：一切宣传都为同一目标服务，所有宣传工具都被协调起来朝着一个方向影响个人，并造成了特有的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
网络媒体的出现，给了人们更多的渠道用以表达自己的心声。人们越来越敢于用媒体的力量保障自己的权力，维权意识逐渐增强，可同时网络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文明现象，网络暴力无疑是网络媒体红利下的产物。正如哈耶克所说，在所有的宣传工具都指向一个方向时，很容易的就让人们跳过理性判断事实的阶段，而直接对其结果进行解读。人们在宣传工具的影响下，人们千篇一律。权威媒体的一篇带有主观色彩的报道，人们随波逐流表达自己已被主流媒体洗脑的言论，他们如同整齐划一的战士，带着他的键盘冲锋陷阵，看起来好似威武。主流媒体一声令下，英勇的战士们又提着键盘转向另一个战场，仿佛机器一般按着指定命令行事。如同《黑客帝国》的数字模拟，没有灵魂靠着数字代码存活。活在代码世界中，享受着代码构造的模拟世界。而生活在真正世界中的我们，如同代码人物一般，被宣传的工具所左右，成为传输机一样的人物，输入和输出一样的东西。
没有肌肉难以行走，没有思想如同走肉。
2018年12月读书报告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
孙立平：《社会现代化》
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下卷
现代性的反思——理性与道德
在大众的普遍认知中现代化是具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安定的社会环境、稳定的生活保障等特征理性社会发展过程。正如布莱克对现代化的定义“科学革命以来，人类知识不断增进，传统社会制度逐渐演化、以适应现代化功能、并加强对环境控制的一种变迁过程”。对于现代化变迁过程中的特征不多赘述，想谈谈产生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现代性。想要理解现代性，首先需要区分现代化与现代性两概念之间的区别。布莱克认为“从上一代人开始，‘现代性’逐渐被广泛地运用于表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处于最先进水平的国家所共有的特征。‘现代化’则是指社会获得上述特征的过程。“布莱克从因果的角度区分二者之间的关系，现代化是“因”，现代性是“果”，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了现代性。布莱克的认为的现代性是从政治、经济、社会、科技角度进行的，而现代性更深层次的理解应该从哲学范畴入手，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抽象出来的着眼于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上的一种现代化社会的属性，其背后是人类思想从感性向理性的上升。“理性”是现代人类社会首要表现的现代性特征。在理性思维执行下的行为，似乎一切都是合理且可行的，人们只关注现代性在生活中的表现，却忽视了隐藏于现代性之下的趋于沉睡的道德。
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沉醉在现代化带来的一切物质文明中，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统一的社会管理，似乎一切都是为了形成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存在的，谁会将他与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联系起来呢？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对现代性的反思，对理性下道德缺失的反思。对六百万犹太人的清除任务，在执行者看来是例行工作，在被执行者看来是理性判断下的无知选择，一切都是行动的过程都是井然有序，高效迅速。符合条件的犹太人登记在册，登记在册的人集中隔离，奥斯维辛是大工厂，原料是人，产品是犹太人在人种名单上的消失，原料不断的从各个地方向工厂运输，先进化学毒气沁透的产品随着滚滚浓烟永远的消失在的德国的土地上。是什么导致了大屠杀的存在？鲍曼从以下几点进行剖析。
是种族主义的作祟？
鲍曼提出“最普通的方式是将大屠杀说成是欧洲基督徒反犹主义的顶点——反犹主义在本质上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在庞大而繁杂的种族或者宗教歧视与敌对的目录当中，没有什么可与之相提并论的。”这种忽视大屠杀背后的社会因素和历史传统的孤立片面的看法显然是苍白无力的。鲍曼认为种族主义是大屠杀爆发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仅仅是有种族主义是不会出现大屠杀这样的惨剧的，大屠杀是反犹主义与现代性结合下的恶魔产物。
园艺文化下的“贡献”行为
园艺文化是作者在书中的一个比喻，“现代文化是一种园艺文化。它把自己定义为是对理想生活和人类生产环境完美安排的设计。它由对自然的怀疑而建立自己的特性。”“从设计的观点看，所有行为都是工具性的，行为的所有目标不是为了得到便利，就是为了去阻碍。”所以“现代的种族灭绝总的来说就像现代文化一样，是园丁的工作。对把社会看作是一个花园的人而言，种族灭绝只是他所处理的诸多杂物中方的一个，清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破坏活动。”在鲍曼的比喻中，大屠杀不再是一项残忍的行径，而是一种维护社会清洁的贡献行为，那大屠杀的实施行动也便显得可行且合理了。
科层制下的制度保障
科层制是现代官僚体系的基本形式，准确精密的劳动分工，高效有序的部门间协作，整个大屠杀的过程中都将理性作为执行的首要准则。在这种科层制下，每个人都是生产线上的一个工具，所有的人都在进行工具化的操作，所有一切操作都只是例行工作，与道德无关，只与工作责任有关。这种工具理性控制下的现代官僚制度文化是鲍曼所痛斥的，其认为“官僚制度文化使大屠杀主张得以构思，缓慢而持续地发展，并最终得以实现的特定环境；它促使我们将社会视为管理的一个对象，视为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的一个集合，视为需要被‘控制’、‘掌握’并加以‘改进或者‘重塑’的一种‘性质’，视为‘社会工程’的一个合法目标，总的来说就是视为一个需要设计和用武力保持其设计形状的花园”。园艺文化与科层制的结合推动大屠杀行动有序展开。
受害者的理性选择
一批一批的犹太人在犹太人“领袖”的“理性”劝导下，迷茫的走向毒气室，对所谓的“迁徙”行动一无所知。秉持着“牺牲一些，拯救多数”的原则，麻痹着自己所谓的良知，以他人之死换取自己苟活的行为，在当时的环境中看似那么的符合道德伦理。他们引以为豪的“理性”无疑成为了加快了清除行动的步伐，“犹太人因此能够在其压迫者的控制下活动，更快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把自己的死亡拽得更近，然而引导他们行为的却是经过理性解释的目标，那就是：继续活下去”。道德让位于理性，理性的选择的结局就是集体走向死亡。
种族主义的驱使、园艺文化的渲染、官僚制度的保障和受害者的理性选择，最终导致了大屠杀的产生，大屠杀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理性是否可以凌驾于道德之上？自我保全，满足自我利益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架空道德意义。大屠杀的存在告诉我们理性横架道德之上，留下的只有悲剧。
托克维尔式的美国平等
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讲的的社会平等化可能会带来多数的暴政，例如强大议会带来的“议会专制“。下卷讲的是现代社会的平等扩张最终有可能会压倒自由。上下两卷的论述间的差异也反映了托克维尔对所处的时代认识的不断加深。在该书的序言中托克维尔这样写到“战士之后便是立法者。战士志在破坏，立法者专于建设，但两者都有功劳。”在托克维尔看来政治社会的重建无疑当时大革命社会后致力的重点。法国大革命将贵族制连根拔起，带着混乱、带着骚动，法国建立起了“民主帝国”，而对比美国民主，虽然他没有肯定说美国人设计的政府体制是民主的唯一实现形式，但是他表示“我所谈论的这场社会大革命……似乎也达到了它的自然极限。”
托克维尔所讨论的民主可以看成是社会的各个方面走向平等趋势的同义词，这个趋势也是法国大革命最重要且不可逆转的结果。“民主”在托克维尔眼中，不是我们认为的通过选举或更换领导人或者公民参与政治的制度机制，更多是一种狭义上的民主，即政治民主，这样的民主意味着公民在法权方面的平等。随着近代社会平等的不断演进，平等与人性价值间的张力也越发明显。“平等使人们产生的本能欲望和平等提供给人们满足欲望的有限手段，这两者总是处于对立，因此人们感到痛苦和疲惫。”人与人相互孤立，每个人只顾自己，人心只顾物质享受，社会到处弥漫着利己主义的思维。托克维卡看着散沙般的法国社会不经感叹“我看着芸芸众生全是一副相似的面孔，没有出类拔萃之人，亦无愚昧落后之徒。这幅整齐划一的景象使我感到悲凉，我几乎要怀念那一去不复返的社会。”
在书中，托克维尔提到维系美国政治社会完善运作的三项主要因素是：一是自然环境与资源；二是典章制度，包括政府机构组织与宪政法治；三是政教习俗。三者之间，最重要便是政教习俗。在批判性的审视中，托克维尔指出：“在我们即将进入的这个时代，任何想要将统治权赋予和保留给唯一一个阶级的企图都会失败。如今没有哪个统治者能够精明强大到通过在臣民中间建立永久的差别来建立专制……问题不在于重建一个贵族社会，而是在上帝让我们生活的这个民主社会内部发掘自由。”而这种内部的自由正是平等对于民主的重要性，就如他所说“自由不是民主时代的特征，地位平等才是民主时代的特征。”
2018年11月读书导图在附件 [upload=1] 汇报人：朱文超
S.N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
萨缪尔·亨廷顿：《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现代化的思考
现代化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欲立于世界之林的必经之路，无论是何种政治体制，最终都会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各个国家在不断的摸索中寻求自己的生存之道，只为在有限的资源中分得一羹，或许想分得的更多。我一直主张达尔文主义，认为弱肉强食是这个世界上的生存之道，在自己的主观意识中，将现代化的进步归结为一种为获取更多生存资本的手段。无论在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受益的人群、受损的人群，还是现代化带来的“文明”或者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等，一切现代化带来的不同于以往的变化，从本质上都是为了生存——即在有限的资源中自己如何获得更多的资源。
艾森斯塔德的《现代性：抗拒与变迁》以结构功能论为主要范式，认为现代化是一种社会特征，从分化和变迁两点出发。分化是指促成社会发展的人群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精英阶层，精英阶层以其由于普通人的创造力、判断力、执行力，创造出满足广大民众要求的制度。第二类是现代化的真正操作者，精英阶层提出制度的主要方向，普通大众成为精英阶层伟大蓝图的中真正力行者。两者看似是抗拒的关系，实则是追求偕同倾向。变迁指的则是一种制度结构的持续变化。主导的精英不同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制度机构，精英阶层制定的宏伟蓝图在实施过程中，在各个阶段出现的各式问题，为了能够保证宏伟蓝图计划的完整实施，势必要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以保证计划运行的平稳。就如艾森斯塔德所说行政服务与指是用以调节不同群体间日益增长的冲突。冲突的解决就意味着宏伟蓝图的平稳实施。不同于埃森斯塔德的研究，萨缪尔?亨廷顿的《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以现代化的理论展开了全书的讨论，其认为的现代化是战后西方发展思潮的总趋势。随后其从西方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历史经验的总结，对工业化的道德和规模进行的论述，其中他提到格尔申克隆提出的关于工业化发展的“后发优势”。“后发优势”主要是指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在吸取、利用发达国家发展在发展过程中总结的经验，以获得发展的便利。从客观方面来看，发达国家的存在为发展中国家即所谓的后发国家，提供了先进的技术，为后发国家的技术发展奠定了知识基础，其次是发达国家可以为后发国家提供丰厚的资金，用来满足后发国家发展过程中高耗投资。从主观方面来看，后发国家是渴望发展成为先进国家的，后发国家的精英阶层为推动整个国家向前，学习、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设备、知识等优势，获得自身的发展。亨廷顿在最后提到文化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想要理解不同发展国家模式还得从文化本身出发，发展符合文化发展，民族认同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现代化在精英阶层的主导下，进行工业化以发展现代化的计划，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中，提出了现代化的线性式发展理论，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五种两难困境”。在经济、政治、文化的推动下的全球化趋势，全球化背景下诞生的新思潮——新个人主义，即带有一种集体主义趋向的，国家放大成为一个人，最终目的就是改善人们的生活。与主导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不同的亚政治文化的出现，是政治行动主体变化所带来的现象。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生态问题，面临的事对于科学的考验，技术的更新、和政治的导向问题。最终有了“第三条道路”政治，公民在重大变革中找到自主的方向，并不断的深化和拓展民主的过程。吉登斯在书的尾部写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有笼罩在失望的气氛中。”读完了有关现代化的三本书后，不禁感叹自己的思想的无知，及对问题的浅薄认识。
到底是新制度还是旧制度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写的一本对于法国大革命旧制度的研究，托克维尔对比英法两国的政治传统，揭露了一场看似温和实在粗暴的革命。全书分为三编，分别对法国大革命定性、剖析大革命产生的原因，最后揭示大革命的本质。可能有些观点放在现在的社会中并不正确，但是其思想的前瞻性和宏大的思想体系还是为之折服。托克维尔将法国大革命本身定义为坚持平等思想反对贵族封建等级制度，并最终无形推动了中央集权制度的产生。“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人们常说的“真理”，在该书中似乎成了谬论。路易十四也想为人民创造“福祉”，文人主导的政治理想主义文化风潮下，人民着享受着新制度新规定带来的“福祉”，越是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福祉的越多，丁点的问题也会带来轩然大波。小石子掷水激起千层波，这种反物理现象的产生是为什么？可能就是托克维尔所谓的温和背后的粗暴。革命的发生必然尤其历史原因，问题的产生也不是一日之寒。
衰落的贵族、被取代的贵族议会、地方自治权利的丧失，一切的都发生在贵族封建等级制度这个大背景之下。贵族的传统权利变成特有权利，特有权利当然也是受封于国王，不过这种受封来自于利益的交换，或者直接来说是金钱的交换。既然金钱可以换取权利，那么特权不再是贵族的专属，资产阶级这批占据社会巨额财富的人群，成为满足国王金钱欲望的主力军，资产阶级开始拥有“特权”。特权的产生意味着不公的存在，“一穷二白”的农民阶级，不，不是“一穷二白”的农民阶级，而是拥有土地的农民阶级成为了唯一没有特权的阶层，同时还成为了受到特权压迫的群体。各种不知名头的赋税、无法逃脱的兵役、繁重的劳逸，“三座大山”压迫下的农民只有在文人渲染的理想主义世界中，才寄以希望。有种欲望永远无法满足，那便是对金钱的欲望。一切妨碍国王满足欲望的障碍都需要铲除，最终国王新行政体系中央集权制度取代了贵族议会政权，特别法庭架空了法庭的司法权。法律不在具有效力，不论是在人民心中，还是在文本之上，似乎都成为了空谈。随着官职不断的被买卖，权利的真实效力不断缩水，地方权利的架空，自制权利的丧失成为必然，权利最有效力的地方也变成了皇城脚下的巴黎，人群也全部依附在权利周围，涌聚在巴黎，巴黎成为了中央政府的中心，当然也成为了日后暴乱的中心。政府官员不再由社会精英组成，利益熏心的买官资产阶级以及一心想维护自己特权的贵族阶级成为庞大政府的主导军，整个政府组织混乱不堪，政府主导者门陆续出台各类满足自己利益的政策规定，享受着国王路易十四授予的短暂特权，国王在授权收权的过程中乐此不疲。任意征税、随意买卖官职成为不堪一击的中央政府的主要特征。严苛的税制、兵役，使人民不再相信国王。贵族和资产阶级还在为获得特权，一再的满足国王对于金钱的欲望。终于“在平等、自由的口号下，大革命彻底的打碎了旧有的国家机器与传统规章，建立起来看似人人平等的脆弱的政治制度，却为中央集权制度的恢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看过该书后，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发生的每一件事又让人记忆犹新。转看中国的今天的城乡户籍制度与法国的贵族等级制度是何其的相似，一个以户籍制度限制农民进城，一个以特权压迫农民，似乎底层永远都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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