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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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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茂山读书报告

李茂山读书报告(202512)
在《支配社会学》韦伯将支配定义为:支配者明示的意志来影响他人的行动,且产生重要的社会影响。这就指出了支配事实形成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支配需要支配者和被支配者双方进行互动,没有了支配者的服从,支配的事实就不能成立。支配的类型从更大范围上划分,分为基于利害状况的分配(市场型支配),其基本的特点是被支配者保持形式上的自由,为自身的利益而行动,这种支配的来源是对自身稀有资源或者技能的掌握,而作者着重讨论的,也是经典的论述是围绕着基于权威的支配,也就还是命令型的支配,基本的类型就是家父长、官职、神权和武力,这种支配要求的是绝对的服从,超越了个人利害的动机。但是在现实中,这二者的边界是模糊的,经济权力也可以转化成为政治权威。在命令性支配中,这种支配的事实得以成立,必须要依赖与一定的条件,支配不会凭空产生,被支配者也不会无理由的服从支配者的支配,所以作者指出来了通过正当性基础的来塑造合法性,促使命令权力被服从,因此韦伯提出来了三种正当性基础的理想类型,分别是传统型支配、卡里斯玛型支配、法制型支配。
其中传统型支配是基于传统的神圣性,也就是人们相信历来如此的传统,服从针对的是个人,但是这个人的地位是由历史赋予的,典型的代表就是家父长制、组长制和世袭君主,在文章中,作者并没有用单一类型来描述这种支配,而是花大量篇幅论述的这种传统型支配的变体,首先是家父长制支配,其形成的基础是基于传统与严格的个人恭顺关系,比如子女对父亲的服从,这种权力的特点是支配者虽然受到传统的约束,但是在传统的范围内,支配者个人有很大的随意性,可以恣意而行,其形成与自给自足的家计经济是紧密相连的,随着个人财产的增加,家父长制开始拓展,支配者将政治权力视为自己的财产。官吏是支配者的“家人”或者“仆从”韦伯称其为共食者,这种官吏的权力行使,缺乏专业的分工,行事也是遵循的惯例和个人好恶。形成这种支配,财宝具有极端重要性,其构成了家产制支配的财政基础,在家产制实行的过程中,出现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虽然传统型支配通过观念和思想可以维持这种支配,但是君主仍然需要采取手段加强自己的控制,为了控制地方,其常常采用巡视、认知、缩短任期、任用非特权阶层、分割地方权力的手段。封建制是其的另一种变体,这和中国的古代国情有相似之处,中央和地方的核心关系就是用土地(采邑)来换取军事或行政读物的自由契约关系,与家产制相比,中央和地方的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关系,还是一种政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权力被分割并且固定化,封臣享有高度的自治,但是也出现了权力无法越级行使的问题,出现“我的子民的子民不是我的子民”的尴尬处境,由于土地不能经常变动,这种支配比纯粹的家产制更加稳定,但是也妨碍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和理性行政的发展。还有望族支配,这种支配来源不是个人的恭顺,而是一种基于财富、教养、生活样式而来的社会名望,在早期以年龄为威望的基础,后来随着经济的分化,这种支配转向以财富为基础的经济望族,这一类人,是韦伯观点中“为政治而活”的一群人,因其有余暇和经济能力而承担行政的职务。
其次是卡里斯玛型的支配,这种支配的正当性基础是基于对个人超凡特质(魅力、英雄气概、启示能力)的信仰,被支配者的服从源于情感性投入和确信,典型的代表就是先知、革命领袖和军事英雄。这种支配的形成始终需要基于特定的时空条件,韦伯指出“凡是没有战争与大型动物狩猎之处也就没有卡理斯玛领袖”,这说明这种支配本事就是反经济理性、反组织的,其拒斥理性的、持续的经济经营,依赖馈赠和战利品等非日常资源,成员没有固定的职衔、薪俸和省钱升迁体系,除了领袖外,其他成员之间没有层级与权限划分,这常常是在颠覆传统与制度的革命中出现,这种情况下,支配事实的持续存在需要依赖领袖不断以奇迹或者成功来证明自身,一旦失败,权威即刻瓦解。虽然这是这种支配模式的先天不足,但是支配者也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使魅力权威存在并且日常化,首先是世袭化,认为魅力可以被视为可继承的家族特质,这就是世袭卡里斯玛,另一种方式就是职务化,魅力是依附于特定的职位的,而不是个人买这就是官职卡里斯玛,这成为卡里斯玛型支配的关键转化,通过这两种方式,卡里斯玛融入了传统或者法制型的支配结构中。在韦伯看来,现代政治中。也存在卡里斯玛型的支配,在民众选举中,人民投票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领袖个人魅力的“承认”,带有卡里斯玛色彩,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宣传在政治中有极端的重要性。特定的利益集团也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尝试塑造党内的卡里斯玛领袖,但是在官僚制成为主要政治形式的现代,制度化的政党经营常常会绞杀这种领袖。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君主作为一种符号,虽然无能但是有用,这是因为在立宪君主或者神化君主的国家中,需要君主作为象征性卡里斯玛担纲者,为整个秩序提供正当性,而实际的无能恰恰是专业官僚或者政党领袖掌权的前提。
作者没有单独论述官僚制,但是在与其他类型的支配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这就是第三种支配,也就是法制型支配,其合法性来源是基于合理制定的规则与制度,服从是针对规则也非个人,这种典型代表就是现代的官僚制和法治国家。官僚制兴起的前提条件首先是经济的发展,货币出现后让固定的薪金支付成为可能,其次是行政事务量的增长和质的复杂化,随着国家之间的界限划分明确,国家进入到和平发展状态后,社会对秩序、保护、社会福利的需求都在增加。还有就是资本主义和技术理性的发展要求有稳定、可计算的行政环境来保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其中伴随着新教伦理的促进,中国传统观念中儒家伦理(君子不器)与家产官僚制结合,造就了高度稳定但技术理性化受限的行政体系,这解释了为何中国未自发产生现代资本主义。
韦伯指出官僚制的特征是规则化、层级制、文书档案、专业化、非人格化以及全职化与薪金制,这促进了行政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但是官僚制也有其内在矛盾,首先官僚制所倡导的非人性化加剧了人的异化,为了追求效率,排除了情感因素,这让人成为了制度的齿轮。还有官僚制一旦被建立,是极难被摧毁的,容易产权力惯性,这种力量源于将行动转化为理性的结合体行动,胜过了散漫的群众行动,巨大的齿轮一旦运转起来就很难停下,其基本的问题也会持续存在。同时,官僚制也和民主存在着张力,民主为了推翻望族统治而推动官僚化,但是官僚制自身可能成为脱离民众控制的新特权阶层,民主试图用选举、短期任期来制衡官僚,但是也有可能引发新的“恣意”,这其中的对职务机密和信息的垄断就是典型的表现,官僚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力,往往过度保密,形成信息不对称,削弱外部的监督。最后就是官僚制下,极易出现外行领导内行的困境,这是因为政治领袖在面对专业官僚的时候,常常是处于信息的劣势。
《经济的历史 支配的类型》这两本书和《支配社会学》有很深的关联,这三本书阅读能够帮助构建其韦伯关于支配、经济理性化和官僚制的完整结构,韦伯在开篇指出“整部经济史无非就是经济理性主义的历史”,而在这种理性主义的发展是在古代到近代的具体社会经济条件中进行的,这其中存在着支配,并且这种类型是和经济相呼应,不断变化的,在这个背景下,理解支配又多了一重视角。
韦伯在文章开头对经济行为做了概念界定,指出经济是以获得效用或处分权的为目标的行为,经济组织的类型主要有管理团体和统制团体,后者是通过消费与获得的“合理化”来调节竞争。同时作者也指出了货币经济的关键作用,那就是货币使计算成为可能,这是市场扩张和理性资本主要发展的技术前提。韦伯指出了近代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独特条件,分别是私有且可自由处置的生产手段;自由的商品和劳动力市场;理性的技术的可计算的法律;自由的、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经济生活的全面商业化和理性的簿记。除了这些物质层面的条件,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理性的经济伦理”也就是新教伦理,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做了论述,看完后使我更容易地理解这段内容。
随后作者对前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与支配形态做了论述,随着官僚制国家和预言宗教的冲击,氏族出现解体,这其中对应的家父长制支配就开始了进一步的发展,衍生出其变体。庄园制就是典型的传统型支配经济基础,这是一种家产制的支配,领主拥有土地、人身和司法权,但是其也逐渐崩溃,这源于其内部的货币经济和市场利益以及外部的城市市民阶级两种力量的结合。而城市作为一个生产聚落,它孕育的最初的法人团体和市民阶层,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行会企图通过垄断和规制实现“生计政策”,但是最终还是以为和更加广阔的市场理性相冲突而瓦解。
在论述的这段内容的时候,作者解释了为什么工业资本主义只在西方出现,这是以为就资本的来源与用途来说,古代的资本多用于政治包税、战争和高利贷,这是一种放贷的资本主义,是投机性、政治性的,而现代资本主义是持续性、生产型和面向大众市场的。而就制度来说,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国的氏族纽带隔阂以儒家“君子不器”伦理影响下的官僚制,都阻碍了自由劳动力和理性经济组织的形成,中国的官僚制强调的是稳定和维持传统生计,这与变革性的资本主义是相疏离的。
后续作者论述了支配的类型及其特征,这与支配社会学中的内容相似,就不多赘述。通过这三本书的阅读,能够发现一个基本的经济理性化的脉络,那就是随着经济领域的理性化为理性资本经营创造了条件和需求,这就要求政治领域的理性化为经济的理性化提供保障,也就是发展出理性的、高效率的官僚制,而理性化的过程中,其受到了传统型支配、卡里斯玛型支配的限制和冲击,官僚群体在各个时期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在现在资本主要时期的官僚制才有理性、法制的特征,因此理性的官僚制和资本主义共同塑造了西方社会的基本结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形式主义异化和精神意义丧失的问题,这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有论及。
三本书看完,除了了解和韦伯的主要的观点,还感叹于韦伯的洞见,其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梳理,时代弊病的诊断和批判都是鞭辟入里的。
Posted: 2026-02-01 00:15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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