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5
书单：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社会分工论》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开始阅读经典后的第一次读书报告，由于本阶段对书目理解不深，同时准备也不充分，所以本月读书笔记还是以个人在阅读时的粗浅感受为主。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是一个比较薄的小册子，涂尔干先定义社会为一个“由个人的结合而成的，具有自身属性的独特实在”，社会事实，就是基于此存在的能从外部给予个人约束的这样一个事物，然后据此谈观察社会事实、区分社会现象、划分社会类型，他还着重讲了求证的原则和共变法，但是这部分看得有点云里雾里。其实从第一本书开始就挺煎熬的，而且有点迁怒于作者或译者的情绪，觉得这些文字很难懂，或者最起码不好读，于是不自觉的就将其归因于作者，觉得他经常性的“挖坑不填”，很多论述有点虎头蛇尾，往往把别的学者大贬一通，结果自己铺垫了很久的解释居然还是很牵强，有时候读不懂，就越发激化这种情绪，而且现在还是有这种情绪，其实复盘来看这是由于自己感性支配了理性，但要克服其实还是很不容易的。不过为了读懂，自己还是做了一些努力的，比如要在更大的逻辑结构上理解涂尔干的书，要尽量站的“高一点”，看到更宏观的逻辑结构，有时候思路断了，确实有必要折回去再读，这必然伴随着痛苦，读译本尤其是比较难懂的译本的感受和读英语阅读很像，眼前的东西不是文章，而是一个又一个长难句，很容易出现一点点疑惑和不确定性，随着文字推进，脑中的不确定性会越来越大，然后终于彻底看不懂，变成单纯的文字过眼的过程。读不懂真的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像是重拳打在棉花上，还伴随着时间的浪费和自我怀疑。但人似乎真有吃苦的潜能，所以即便这样，我还是每天都读了很多，而做到桌前打开文档和笔记这件事的启动也不再耗费很大的能量，但若真要坚持，必须要靠喜欢而非自虐，我必须感受读懂的快乐。
到《社会分工论》，读的相对来说就比较清晰了，这本书中，涂尔干有一个研究的起点，是个人人格与社会团结的关系问题。分工具有功能性，而且具有道德性，但是现实中专业化对天性的禁锢也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涂尔干要公正客观的评价劳动分工，考察它的作用和根源，并研究它的反常形式以回应那些针对分工的指责。两种制裁，两种团结，两种分工，涂尔干的书让这两组概念在整个学界家喻户晓，乃至深入人心，成为社科界共享的认识。涂尔干对“分工导致世界变得越来越相似”的诘问的回应堪称精彩，类同的世界只是高度分工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全世界的扩张，扩张的结果是全世界都在越来越像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社会那样高度分化，世界没有变得同质化，只是在快速异质化这件事情上非常“同质化”。那些真正的大师，“只要他还能说话”，你几乎无法驳倒他，不过我觉得涂尔干对反常形式的解释不够有说服力，从序言开始，读者很大程度上是带着他能回答分工为何带来诸如无产阶级的苦难这样的问题的期待在读这本书的，可以说，涂尔干“吊足了人的胃口”，若如它在书中所述，“如果分工不能产生团结，那是因为各个机构间的关系还没有得到规定”、也就是说变化快、距离短、接触少，规范尚未形成，他还补充道“这种敌对状态不能完全归因于变化的速度，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竞争的各种外部条件是不均衡的。时间对这个因素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据此，涂尔干的意思是，互动的不足和竞争的外部条件的不均衡，造成了雇佣双方的敌对状态，于是他“推翻了所有对分工的最严厉的责难”，这真是很难让人信服，尤其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今天更是如此，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再让他亲自回答这个问题了。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沿着社会分工论，肯定分工和职业伦理，定义国家和政体，分析主要的公民道德，而发展的前景及其依赖次级组织当然还是他所推崇的法团。我对他论证契约关系的约束性那部分印象很深，血缘盟约和要式契约的神圣性，充满原始而又奇幻瑰丽，灵魂血肉深处是生命史诗，凡尘细枝末节是宇宙洪荒，了解它们，“不仅仅是为了对它的奇罕之处夸夸其谈，聊以自慰，而是它们展示出人性的本质的、永恒的方面。”想到我爷爷跟我说他的爷爷给村里人的交易行为当中人，这个身份不单单意味着交易行为中的影响力，身份本身也是充满荣誉和威望的。社会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是因为它提出的观点和规律，在人类社会中是通行的，我们臣服集体和外物数千年，我们向神明供奉牺牲，我们中的个别人慢慢代表集体，慢慢发现个体获得尊严和财产的可能……。

【书单】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宗教社会学》
《宗教与世界》
【感想】
       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和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从问题上看虽然是不相干的，但由于都是宗教主题，所以还是可以放在一起说一下，正是有涂尔干的研究向我们说明了宗教的重要程度（可以说科学、逻辑思维、政治甚至文明本身都同宗教关系匪浅），我们才更容易理解为何韦伯会用宗教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涂尔干研究的是宗教的一般起源，《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立意非常宏大，他要说明人类信仰的一般起源，其理论竞争注定非常激烈，然而涂尔干还是辨析的有理有据，不仅要说明宗教的特征是实现神圣和凡俗的二分，证明原始信仰是图腾信仰而不是泛灵论或者自然崇拜，还一定要证明是集体图腾在先而非个体图腾，证明宗教力的本原正是集体，证明周期举行的宗教仪式正是社会维持其自身存在的手段，他的论证真的很严谨，他在各种层次各种阶段与各种反对观点辨析，并且尝试论证各种宗教意识和仪轨正是游戏、艺术、范畴和科学观念的起源。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整体上像是基于宗教社会学系列研究之上的一本教材，一本凝练的世界宗教分析百科全书，但它给人的感觉就和所有“教材“式的书籍一样，当我们习惯了这些大家在给出每一个观点前都要做出充分论证（尤其是涂尔干）的这种过程时，如果一本书通篇只能看到结论，它随心所欲的给世界上那么多的事物定性，它就有点说教的意味，这是让人很不适应的，即使它是韦伯说的。当然，它的许多独立章节还是非常精辟，比如巫师与祭司的异同，比如身份、阶级与宗教，本书提到的很多观点也在更新我的认识，比如在此之前我的意识里没有“中国古代军队会祭拜战神”这样的观念，而且当动辄它将全世界各民族前现代社会的各种事物信手拈来加以比较时，不管是哪个国家的读者，心中过往那种对本民族过分的自豪感多少会受到冲击，我甚至不知道这是起到了一种祛魅还是“中伤”。另外，我们今天在潜意识里奉为真理或常识的认识很有可能就是早期的学者们转述自韦伯的书中，比如“官僚制的特征经常是，一方面极度蔑视非理性的宗教，然而另一方面又将之视为可利用来驯服人民的手段。” 韦伯的比较式研究最能体现“通过他者认识自身”的学术意义，通过韦伯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对比讨论，读者能一点一点意识到我们的传统信仰中那些部分是与世界其他民族相同或相应的概念，哪些是我们自己特殊的地方，比如祭司和巫师在全世界信仰中的普遍性，在中国当然也不例外，这在书中能看到的中国宗教的特殊性有一神教的传播历史极短，过去的影响也极为有限，本土儒教信仰与世俗政权和官僚制的绝对绑定、佛道儒的共处甚至融合、不存在大规模的教团等等。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提供了一系列非常强大的分析工具，由集体活动产生的精神动力、狂热、仪式、图腾事物、符号、英雄神话、神圣人格，真正体现了膜拜这种行为背后的思维的永恒和一般的东西，你可以用它去分析很多现象，不止宗教，所有的崇拜和信仰都是。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包括《宗教社会学》描绘了丰富的世界宗教大观，读者可以通过历史、流派、阶级、团体、神职人员、宗教教义、经济伦理等关键概念形成几乎所有主流宗教的大致印象。如此看来，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和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他们是一个是信仰本质的哲学的剖析，一个是信仰本身的丰富数据库，虽然在一些观点和路线上有分歧（比如韦伯不承认宗教有着共同的一般起源），但他们都尽可能在各自方向上做到了极致，而且一些观点上两人也有共通之处（比如对宗教的认识都是与神圣事物相关，并且都将其与巫术作以区分），他们的观点结合起来，可以视为对全人类信仰的一般说明。
        对于宗教题材研究，尤其是以晚近宗教为对象的研究，我感觉我们或者说我自己天然有个理解障碍，《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还好，因为它的对象主要是澳洲土人和印第安人，而对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尽管序言中有学者说“平易近人”，但事实是没有宗教学习背景的读者天然很难容易理解这本书，不知道是韦伯还是译者，写这种作品的时候居然要像文学作品那样避免相同使用相同词汇，比如连着的两句话，上一句用的是“加尔文教”，下一句用的又是“归正宗”，有时候也用“长老会”，如果事前不做了解，知道这是同一个东西的话，很容易读着读着就混了。当然他描述的“得救预定论”和信仰者证明“得救的确定性”确实很有意思，教义规定了得救者是“已被选定的”，得救者的特征又是虔诚信仰上帝，所以信仰行为就没法假装，只能自己驱动自己，告诉自己自己是信仰者，所以清教徒会有高度的自觉，催生出一种发自内心的禁欲主义。但是我至今没法理解的是宗教改革这种东西，宗教改革家不是先知，所有的基督教派别还是信仰耶稣，我无法想象信徒——韦伯将他们的中的一些同理性主义联系在一起——如何说服自己追随某个改革家的诠释而将别的同信仰的人视为异端，没法理解他们在面对新的教义出现时没有怀疑信仰本身而只是怀疑原先的教义，没法理解当他们看到的各种教派像兜售商品一样相互借鉴又相互攻击时，居然还能从中挑选一个去深信不疑，如果信仰都可以改来改去（它不像科学，科学承认自己是在发展的，所以科学的变化和自我否定是正当的，信仰是神启，是神与先知的对话，它不应该是稳定的吗？），他们怎么说服自己相信目前自己信的这个东西是对的？或者说，就是信仰本身，我也没法理解，我甚至羡慕那些信仰什么东西的人，因为虔诚的信仰者心里是确定的，想来他们过的应该是挺幸福的，因为幸福好像也只是一种心理状态，或许得先了解甚或理解近现代宗教及其信仰者，才能更好的理解这些宗教研究吧。

书单
《学术与政治》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支配社会学》
        本月在读韦伯，且大多俱在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系列著作体系当中，确如诸导论性质的文章所言，韦伯著述主要分为两大部类：其一是其宗教社会学系列研究，其二则是《经济与社会》。前者的代表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印度教与佛教》等著作，而后者则汇编为体系庞大、颇为完整的鸿篇巨制《经济与社会》，《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支配的类型》……这些“韦伯代表作”实质上都是巨象《经济与社会》的章节选编，笔者认为，后者堪称人类文明的百科全书，但笔者不具大能，又过目匆忙，所以此番难免妄加评论，谈一下浅陋感受。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是《经济与社会》的第一部分，人文社科研究，概念界定是作者与学界和读者现行取得共识的一个关键环节，何以判断一个作家概念界定的功力？教科书上说，有用的概念至少是潜在可观察的、准确的、具有理论重要性的，韦伯介绍了行动、社会行动、社会关系、正当秩序无疑都是实际而且重要的，至于准确性，这更是被擅长类型分析的韦伯发挥到了极致：比如劳动的分工：可以分为1.技术和2.社会两个层面，2.社会层面可以根据2.1不同劳动以何种方式被分配于经济主体和2.2劳务利用被占有的方式 两种维度分类，层层递进，乃至出现八级、九级标题：根据劳务利用的机会-劳务被出售到市场上-劳动者的拥有人对劳动力利用的占有-世袭制且可让渡（完全奴隶制）-家计式的利用-作为实物年金或货币年金的来源。真可谓“盖将开物以成务，必现分类而知名”。不太恰当地说，韦伯概念的独到精辟似乎将社会化为代码以供透视，堪称惊为天人——国家：一定区域内垄断暴力者；权力：在一个社会关系中排除抗拒意志；支配：命令得到服从的机会；纪律：经由反复练习的自动服从……阅读这部分内容不仅可以重新认识许多重要概念，也能一窥韦伯概念形成的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阅读本书时，四为读书会提供了两个不同的译本，一版是台湾远流系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社会学基本概念》等韦伯系列著作，另一版是上海出版社的《经济与社会》，两版对照之下不是简单的好与坏，而是很大程度上的互补，比如有时针对“chance”一词，一版的“可能性”比另一版的“机会”要更贴切，这样的例子有不少，除此之外，由于译本都是原文之子，以不同方式诠释母体，所以有时候对照着看有一种原文就在眼前的奇妙感受。
韦伯的许多话题仍然在今天有着极强甚至“过强”的生命力，比如价值理性将矛头直指圣母型人格，再比如种族和阶层问题中他直言“白人穷鬼的社会地位依靠的就是让黑人丧失社会地位”，快一个世纪了，此类问题仍然在人类的舆论场中，不时搅起一阵风暴。
        纵观《经济与社会》讨论的话题，集中于经济行动和群体，其实经济行动与群体的问题，可以称之为社会学的“元问题”，经济是社会的动力因素，而社会行动，韦伯说，正是以社会行动将社会学建设成一门学科，群体是社会的基础，社会以“群”的方式，发挥了人的性格中的稳定性，体现出规律特征，并扩散至经济活动中，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的各自规律和互动规律，能为任何社会问题的思考提供视角（即它们是一个宏观理论），而在说明这些规律使用的案例上，学识渊博的马克斯·韦伯将截止他写作时几乎全人类已知的各种经济行动如茶余饭后一般倾泻其中。
        因为《经济与社会》实在包罗万象，读者心中那些有关政治、文化、历史、经济任何领域的想法都极有可能会在这本书的某个章节中被无意激发，比如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雀替的类型及其与经济的关系-家族、邻里与亲属群体-邻人共同体一节中，韦伯提到了城市生活或现代生活中的邻人关系与农村生活中的邻人共同体强度的差异，但没有系统点出其原因，便激起笔者自己以前针对此问题的一些思考：这种关系强度差异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活动空间的差异——城市民居（以公寓为代表）的房门，其常规状态是关着的，而乡村民居的院门通常开放，这一现象的原因则又是因为城市是陌生人社会而乡村是熟人社会，尽管陌生人社会和熟人社会各自形成的原因可能是别的因素（比如经济），但门户的两种状态又无意间加强了他们各自的程度，形成越陌生越防备，越熟悉越开放的循环加强，乃至于不仅塑造了具有差异的邻人共同体强调，而且塑造了城市家庭生活和乡村家庭生活两种不同的面向和不同的心理特征……这便是从现有文献中产生问题吧。   

【书单】
《资本论》
【读书汇报】
        《资本论》在暑假书目中所占篇幅最长，花的时间也最长，本次汇报的也是阅读资本论时的一些想法。就我个人感受，阅读《资本论》，要避免将书中的对象和概念与今天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简单的对照，这会造成非常大的困惑，马克思使用的很多术语也要与这些术语在常规情景中的内涵相区别。具备这两个前提，能大大提高《资本论》全书的可读性，尽管还是读的磕磕绊绊，但确实能感受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深入到了本质层面，一些基本概念框架——比如商品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理论，以及步步为营构筑其上的剥削理论，是无论资本主义如何改良也无法根除的。
       政治经济学，核心领域的核心问题的核心环节，核心的核心，即剥削问题，也就是雇佣劳动的问题，这个环节的组织，及其产品的分配，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在这一点上，对马克思最著名的诘问之一，是“资本家的劳动算不算劳动”，即资本家对工厂的选址、原料的采购、上游材料供应商的寻找与洽谈等等这些事情是不是劳动呢？这些劳动有没有凝结在商品中呢？《资本论》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资本家的劳动看似参与了价值的生产，并且似乎处于重要的位置，但实际上他们的劳动对于价值的生产是非必须的，资本家的劳动的本质有两个方面，第一是资本家身份与雇佣工人身份的对立，这导致了他们的监督劳动；第二是不同资本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序竞争，这导致了他们需要组织生产和参与商业竞争等一系列劳动。资本家的这些劳动，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家身份造成的，它们可以被看做广义上的劳动，但不能被看做“生产价值的劳动”，只能是“非生产劳动”。在《资本论》中，生产价值的劳动指的是直接参与商品生产的劳动，只有这种劳动产生使用价值，并凝结价值，只有这种价值有关剥削。不过，在这里还有一个疑问——即便到了计划经济模式中，这些非生产劳动依然有存在的必要，不过不同的是，计划经济中，由于生产资料公有，无序竞争和监督劳动弱化甚至消亡，非生产劳动一方面大大减少，另一方面也回到了劳动者的控制之中——即管理者不能像资本家那样凭借特权而夸大其劳动的地位，可见，剥削的本质还是在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不论资本家在生产中付出多少，不论生产价值的分配以何种比例进行，只要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而在生产中处于控制地位，剥削就是一种必然，无论其形式有多么隐蔽（甚至于有些情况下资本家自己都确信自己在公平地参与分配）。
       时代发展的带来的又一个诘问是对针对雇佣环节本身的：即“无人工厂是否终结了剥削”。这个问题要回到价值的本质，《资本论》指出价值是生产商品所需的无差别人类劳动。在我看来，这可以理解为生产商品付出的劳动，即付出/代价/“成本”。我们再来看无人工厂生产商品的劳动/付出/代价/成本：无人工厂只改变了生产的一个环节（机械加工），而整个生产流程，还有调研、选品、设计、研发、采购、运输、调配、营销……雇员的劳动只是从厂房转到了办公室中、会议室和差旅中，这些劳动早就存在了，只是随着自动化生产的应用它们的比重越来越高。无人工厂使机械加工环节的成本无限缩小，但生产的其他环节还是充满了人类劳动，所以价值仍然是劳动创造的，只是不同生产环节中劳动的比重发生了变化（机械加工效率提高，它创造的价值就降低，某一环节成本为0，它的价值就为0。比如早期工业生产中传递信息的劳动或许要占据相当的比重，但今天通讯的成本在企业生产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干旱区域的农业生产，其引水劳动要计算相当大的价值，但在水源充足的地方，这一项劳动几乎是无价值的）这种变化在历史的任何阶段都在发生。所以，只要商品整个生产环节中还有人类的痕迹，马克思的理论就是始终适用的，因为他立足在足够核心足够本质的位置。价值是由劳动产生的，并且似乎只能是由劳动产生。即使人类只需要非常非常小的脑电波震动，就能驱动一系列几乎不会损耗自身或即使发生损耗也能由自动维修设备进行维修的无人设备生产出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且这一系列设备的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并且它们使用的原料还是无限供应的，也不会改变劳动创造价值的真理，因为当生产商品的劳动（体力和简单的脑力劳动）贬值，构思商品的劳动（想象力）就会升值。过去翻译活动能产生很大的价值，各种翻译程序逐渐改变了这一情况，就在刚刚过去的差不多一年里，随着AI突然跃进式的发展，我们看到，简单的文本编辑、文档处理、程序编写、美术创作乃至视频创作的成本几乎可以降低为0，这些劳动变成无价值或者是极低价值几乎已经要成为不争的事实（“如果它本身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那么，它就不会把任何价值转给产品。它只是充当使用价值的形成要素，而不是充当交换价值的形成要素）就像蒸汽、燃油、电力取代人力、畜力、脚力一样，简单脑力劳动将像过去的体力劳动一样被取代，想象力或者说灵感将走向人类酬劳的巅峰，但是无论劳动的主要形式如何变化，生产资料私有的制度之下，生产活动的支配权属于资本家的情况下，剥削仍是必然。

【书目】
《大转型》
《共产党宣言》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自然辩证法》
【总结】
      《大转型》是读了资本论之后突然有了兴趣临时插进来读的，因为同资本论一样，波兰尼的《大转型》也可以看做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考察和批判，尽管二者的侧重、立意以及取向，以及他们所考察的“资本主义”的具体时期和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界定都有所不同。《大转型》批判的是19世纪开始的以金本位制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通过梳理自由市场的发展史，以及对重要历史事件的过程的分析，波兰尼呈现了两条相互对立、绵延长久、影响深远的暗流，即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建立与扩张过程，以及与之相对的反向运动：社会的自我保护。并通过这两条暗流，通过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崩溃，解释了20世纪的世界政治，包括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和法西斯主义的产生。
        波兰尼认为，自由市场革命性的特征也可以说是它致命的特征在于货币、劳动和土地的商品化，这种革命性的改变，使得历来嵌入于社会的经济，变成了统辖社会的力量，使得“社会从属于市场”。“自我调节从而出现真实价格，这对所有类型的市场来说都是正确的，但‘自由市场’包含着生产要素市场，由于它们的运行有毁灭社会的风险从而引发了保护运动，使自由市场的自我调节受到了干扰”，由于自由市场的革命性和以及残酷性（自由市场的工资铁律：劳动者一直生活在最低限度的生存水平）必然引起社会的激烈反应，在真实的社会中，它始终是“运转不灵”的，而自由市场和它的反向运动所产生的紧张关系导致的经济危机，和进而催生的政治危机（比如法西斯的蔓延）则会彻底废弃自由放任的原则。对于未来，波兰尼肯定了那些保护运动：“权益之中包含了伟大而永久的制度萌芽”，他主张劳动力、土地（包括大宗农业产品）、货币的的控制权退出市场，也肯定了市场经济的遗产：公民权利、私人企业和工资制度。对于西方国家认为计划和控制，代表着共产主义，代表着对自由的否定，波兰尼呼吁西方国家改变对计划和控制的偏见，以对市场经济进行改革。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以西方历史为材料分析国家起源的一般模式的研究，恩格斯先采用摩尔根的文明阶段划分方法对氏族时期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描述，婚姻制度在这里是一个重点，因为它规定了氏族如何组织：排除了同胞子女的群婚制——普那路亚婚姻，由于其父亲血统的不确定，子女跟随母亲组成世系，这就是母系氏族的产生，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生育具有确定生父的孩子成为了一种需要，女子群婚被限制，便出现了建立在丈夫统治之下的专偶制，以及父系的氏族。导致国家这种上层建筑出现的，是特定的经济基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人口流动，使得不同氏族开始杂居，使得氏族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难以为继，新的制度就成为一种需要。恩格斯通过雅典、罗马和德意志的国家起源分别展示了这种新制度出现的几种不同的形式：在雅典，议事会议从氏族的变成阶级的，商业利益催生了新的公职和地区性质的军事力量；在罗马，依据阶级组成的百人团大会取代了氏族之下的库里亚大会；德意志民族接管了罗马的行省，直接催生了管理国家的需要，氏族的军事首长转变成了君主。恩格斯总结，国家和氏族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在于按照地区划分国民，第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在恩格斯看来，这种公权力是服务于阶级统治的。
        恩格斯认为，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的结束之后的全部文明社会，不过是“一副区区少数人靠牺牲大多数人而求得发展的图画罢了”，人类历史可以看做原始社会和阶级社会两个时期，阶级社会大大发展了生产力，但在平等这一自然道德的尺度下，阶级社会是退步的，马克思主义是高度肯定生产力的发展的，但是生产力低下的氏族制度却因其平等的社会关系被抬高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原始公有制的高级形态，是“历史的螺旋上升”。
        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和波兰尼做一个小范围的对比，波兰尼认为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市场伸张过度，到了有害于社会的地步，导致无产阶级处境的就是土地和劳动力的市场化，是工资铁律的结果，而在恩格斯的书里，资本主义的弊端无非所有阶级社会的弊端——私有制的弊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形。波兰尼和我们国家的改革者们，都认为最起码在现阶段，私有制和市场是有效的，但是市场主体是短视的，只有公权力能代表共同体，只有公权力会对共同体负责，由此诞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波兰尼指出的市场制度的症结，尤其是土地和劳动力的市场化，仍然还是眼下许多问题的症结（房价问题，还有城市化过程中人的归属感、幸福感的问题，生活压力、阶层矛盾尖锐的问题…波兰尼还特别强调了导致沦落的原因并非单纯的经济上的剥削，而是存在感的缺失），如果我们的时代不得不在国际竞争的宏大叙事中默许市场经济，至少也要考虑它的破坏性，市场是一个危险的工具，而《大转型》极为重要的创见之一，便是对市场的危险作出了重要的说明。

       通过截止目前的阅读，我倾向于认为齐美尔的思想的确是分散的，当然，也有一些人从他的性格或生命中寻找找到统一于某种灵魂一样的东西，来否定齐美尔的碎片化，但统一与分散本来就是一组相对的范畴，同一个人的思想基于个人原因当然能找到有限的统一性，这种“统一”的程度，如果表示在一个从统一到分散的坐标轴中，它无疑是相当低的那种水平。大部分作家，只要他的人生不发生大的变节，都能找到这种基于灵魂的所谓“统一性”，这不妨碍我们对齐美尔做出分散的评价。齐美尔与其他我们熟知的作家学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学术旨趣的选择：后者将精力倾注在一个或几个有限的问题之中，形成相对统一的学术成果；前者（当然不只有齐美尔是这样）则不吝于其思想在任何领域和任何问题中的播撒。这样做的好处是将他思想的价值开发到了极致，为海量的议题贡献了哲思和创见，遗憾是很多问题的讨论戛然而止。即便如此，依然有一些问题相对来说在齐美尔的书中获得了更多的笔墨，因为这些问题太重要了，它们是哲学中最令人着迷也最令人抓狂的一些基本问题，它们是很多讨论的终点，又是另一些新的讨论的起点，它们像幽灵一样拷问人类的灵魂和生活，所以潇洒如齐美尔也不得不对它们展开相对详尽的讨论，这样的问题包括价值、自由和终极意义，它们之间又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
       齐美尔考察价值的过程，是从生活中我们对价值的感受谈起的。价值是主观的，是主体的判断，但当主体有意识地对满足欲望的具体情形进行控制和选择时，价值的重心就越来越从主体向客体转移（“感情逐渐被它的终结点而非出发点所吸引”），并且只有在客体有一定的获取难度时，才有更真切的价值的感受，比如空气是需求，但当获取它毫不费力时在某种意义上真的可以说它是没有价值的（更极端一些，合适的引力、压力、空间，都对人类的生存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人对它们有着绝对的需求，但我们不会用价值来表示它们），但是这个难度也是有合理的上限的，如果难度过大它只会成为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愿望。所以齐美尔说，综合来看，客体的价值一方面是稀缺性、差异性和特殊性，另一方面也需要某种程度的广泛性、经济性与恒久性（这个方面可以理解为真实性和经济生活中的参与度），满足这些前提条件时，可以说，价值等于获得客体的难度。
    在韦伯那里，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需求的能力，但这种未能详尽的叙述显然禁不住一些特定情形的质疑。对于马克思来说，价值概念是他的学说的一个核心概念，他认为只有经济生活中必要的生产活动才能为价值提供锚定，产品只要为劳动所生产出来，便作为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而存在，这其中，价值指的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劳动，即劳动的付出，这与齐美尔所说的人与自然进行交换，人类活动对物质的转化很像，物质的转化，商品的生产，获得客体的难度，获得客体付出的劳动，难度与劳动，都可以视为代价，在价值的这一特定的内涵中，他们取得了某种形式上的统一。
       沿着价值一路追问，尽头就是终极意义，终极意义，似乎是价值的一种“至高表达”，很多价值都是在企图触及终极意义的时候遭到质疑的，比如自由。如果自由只作为一种普通的价值追求，它的每一步推进都是完全正确的（“正确”在这里不太好），将它作为终极意义来考量，自由就开始遭受拷问。历来处于奴役中的人类以为他们追求的是自由，但就像获得任何欲求之物之后的失落和空虚一样，货币带来的自由被齐美尔称为“无指示的、空虚的、变化无常的”，总而言之，与价值的体验是相悖的。价值似乎不是任何已经获得之物，而是难度，是欲得未得之物。
       在所有追求价值的实践中，人们一旦获得自己想要的欲求之物，价值的感受就急剧下滑，人类在束缚中才渴望自由，齐美尔说“爱是介于拥有与丧失之间的中间状态”、“身处世界的痛苦和忧虑之际，安宁往往是绝对的理想”，这些情形似乎是思维本身的特性。但是人不能依遵循这种规律去获得幸福，用饥饿提升吃饭时的幸福感或许尚可忍受，但是用束缚来感受自由、用颠沛来感受安定就越来越难以实现了，以痛苦为代价的幸福本就是不可取的。
       终极意义显然不是靠痛苦才能成立的价值，从幸福的感受中我们暂时没有找到答案，但是痛苦或许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所有的痛苦，都是具体而真实的，寒冷，饥饿，疾病，恐惧，贫穷……社会发展的要义就是削减了痛苦的发生，当生活水平提高，人们觉得易于获得的东西的都索然无味，这是一种无可厚非的进步，因为以前的“有滋有味”的代价是经常性的求而不得，那种幸福是痛苦的副产品，应该接受和理解甚至致力于它们随着痛苦一起从人类生活中消失。所有人都应该追求富有，那些说无所谓的人只是从心底压抑了对欲求物的追求。富有会消弭求而不得的痛苦，这个过程也会带来幸福，但它终究不是生活的终极意义，追求财富不是没有上限的虚无，追求财富以消除痛苦为止，奢侈品的存在说明达到这种上限之后财富已经在创造有悖于人性的需求了（追求优越感带来的快乐）。
       至此我们似乎发现了货币与价值的真正关联：那便是消弭痛苦的能力，从被动的苦难到主动的求而不得，货币尽可予以解决，这是它价值感的来源，然而货币的能力上限也止步于此，没有苦难和求而不得的时候，幸福需要另一个答案。的确有一类幸福是无关痛苦的，这些东西的具体范围仍然有待讨论，但似乎可以包含以下几类：自身的成就；智慧；以及各种各样的爱。这些东西或许受到财富的影响，但本质上是无关物质的，它们也难以接受经济价值的衡量。生活应该有两个基本的目标，一个是消弭欲求之物带来的痛苦，一个是那些与痛苦也与价值无关的活动，前者被人们称为价值，但它总有一个终点，而后者，或许可以作为人生永恒的追求，作为人的意义的永远立足点。社会文化之所以不充分认可那些无关物质财富的活动，或许是因为社会对物质财富仍有绝对的渴望（重要的任务仍然是消弭痛苦），但那些无关财富和物质的活动，绝对不是生产和工作之下的次要部分，生活的艺术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平衡。

  社会的本质是什么——社会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有问题就有解答，不同的解答往往意味分歧，围绕有分歧的观点就会产生派别。围绕这个基本问题产生了社会学理论传统的两派对立的观点：一派认为社会是真实存在的实体，个人在其中生存，受到其影响；另一派认为社会是虚构出来的概念，真实存在的只有个人和个人行动的产物。前者被称为社会唯实论，后者被称为社会唯名论，并据此分别发展出了两种基本的研究路线：功能主义和解释主义。这就是社会学理解人类社会时采用的两种基本的认识模式，尽管此二者的争论在某种场景下看起来甚至有点莫名其妙。于是不乏有人对这种奇怪的对立表示不满，并提出了对其进行调和的理论，其中的代表者便是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当代四大家之一的安东尼·吉登斯。
    结构化理论正是从超越前述两种传统的二元对立的宏旨中诞生出来的，社会学的两大学术传统的分歧，在内核中或者说在根本上的分歧正是关于一组重要问题的分歧，这组问题前前后后包括但不限于个人与社会的首位度、社会的本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行动与结构、主观与客观、方法论上的自然主义与客观主义等等，这些问题之间还具有深切的联系和对应关系。吉登斯进行了令人钦佩的庞大工作，将学界的两大分析路线－－即以涂尔干、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和以戈夫曼等为首的解释主义作了详尽系统的评述和批判，在关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以及“社会的本质”的争议中，吉登斯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领域既不是个体经验也不是社会总体，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吉登斯表示，社会科学研究中所谓结构者，指的是使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特性，即社会关系的重复再生产的虚拟秩序，这些特性使得千差万别的时空跨度中存在着相当类似的社会实践。
    吉登斯的这句话需要细读：“所谓的结构”是一种“虚拟秩序”，秩序是行动的特性，我们以行动的这种特性为思考的出发点：由于社会行动本身具有的秩序，所以不同行动表现出相似性（规律），这种现象被人们称为结构，也就是说过往被学界称为社会结构的东西，只是实践的某种规律。吉登斯直言：社会系统作为被再生产出来社会实践，并不具有什么结构，只不过体现着结构性特征。从以上观点来看，在结构与行动关系问题同时也是社会的本质问题上，吉登斯似乎是某种“实践论者”或者“行动论者”，但事实上吉登斯又是旗帜鲜明的地反对行动主义的，因为在他的作品中，行动所具有的这些特性无时无刻不受到业已形成的所谓“结构”，即已经发生过的行动的规律，又称结构性特征所影响。影响行动的结构性特征和结构性特征影响下的行动到底哪个先出现，似乎成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关系，我们猜想，行动最早最基本的特性也有可能来自人本身的动物性特征，而当这些行动进入人群、相互影响，不同的行动选择一定会越来越朝向适合人类进行协调共处的方向发展，这一方向自然会使得行动选择产生某种规律，于是结构性特征便出现了。总之，如果硬要用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方式去描述吉登斯，他的观点应该被视为是一种“有秩序的行动（的）主义”或“实践所体现的结构（的）主义”。于是从根本上，吉登斯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超越了结构主义和解释主义的对立立场，开启了结构化理论对社会的独特理解。
    结构化理论的核心是结构二重性，社会实践在时空中延伸，延伸程度最大的活动称为“制度”，结构二重性的基本模式就是：社会活动在制度中产生，又再生产着制度。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依照它们而循环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既是中介，又是结果。或者说，实践在结构性特征之下组织起来，又产生各种结构性特征，结构性特征在很多场合和语境中，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结构”。
    结构化理论不止指出了行动形成结构，结构影响行动的循环关系，还区别了结构影响行动的两种不同的形式。社会结构同时具有客观制约性和主观创造性两种品格，“结构”作为中介，对行动具有促动和约束的作用：组成结构的要素包括规则和资源，这是行动的促成因素；对于个体生命而言，社会总体又确实在时空延伸上超出了个体的生命，个体的自然属性，对其他行动者的惩罚反应，对行动情境的考量，都体现着结构的约束作用，但结构性约束不像结构主义的认为的那样体现为无情的因果形式，控制关系往往是辩证的，行动者的选择与其自身的动机是不可分开的。

    社会实践据以组织和形成的原则，被称为结构性原则，吉登斯是基于不同的社会类型中对结构性原则展开讨论的。他将人类历史分为部落社会和阶级分化社会（包括阶级对立社会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部落社会里，主导的结构性原则的运作中轴将传统与亲属关系联系在一起，将自身嵌入时间和空间，即以亲缘关系为主，沿袭传统的聚落或村庄；阶级分化的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结构性原则的中轴是将城市地区和它的乡村内地联系起来，即城乡关系之下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关系成为社会的主要组织原则；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属于阶级分化社会的一个进化发展阶段，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中，例行化逐渐了传统，例行化的实践是结构二重性在社会生活连续性上的主要表现，通过事实各种例行常规，行动者维持了一种本体性安全感，另外，国家与经济制度在维持相互关联的同时发生了彼此脱嵌的过程，体现了这种社会特有的结构性原则。
    吉登斯选取了一些经验研究来阐明结构二重性。在保罗威利斯对成为车间工人的学生的研究中，他们在学校奉行的反文化关联着更为广泛的车间文化，即这些学生的活动是受到成人世界的影响的，而他们将来也会作为车间工人再生产这些文化。这体现了行动既在结构原则中被促成，又形成了结构的这一过程。结构与行动的这种关系还有一些其他的形式，比如法庭审判场景，人们都对诉讼制度有一定的了解，正是人们认可和践行这一制度，诉讼程序才是真实有效的，在实践意识等机制的作用下，人类的对制度的践行维持着秩序的存在，发现和阐明这种关系正是结构二重性的洞见，也是吉登斯在他的社会学教材和各种系统研究中都反复强调的一个关键的思维前提。
    尾巴：结构化理论的影响比文本上呈现的或许要深远的多，它提供的是一个认识社会的全新思路，这种思路不是凭空诞生的，而是基于过去纷争已久的两种著名的对立的思路的调和、超越与重新发现，在这种全新的思路之下，人类可以重新审视社会中的几乎任何事物，虽然不至于就此发现真理，但也绝对有效地蒸腾着迷茫之雾。虽然自社会学诞生以来，学科传统无法进行有效的“证实”或“证伪”（这也是各种对立路线产生并持续发生论战的原因），但直观上明显能够感受到的更科学的、更有效的认识模式总在一代又一代学者的补充、推翻与重构中发展出来，推动着人类认识的曲折前进。

    吉登斯是为数不多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了相对冷静和深刻认识的名家，不止体现在学术，更在他的政治主张。第三条道路可以理解为理想的自由主义和理想的社会主义的中间地带，在这里有必要强调这个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理想的，因为现实中没有偏执地选择完全的自由或集体、市场或干预的政体，或者如吉登斯所说：所有的政体都是“混合的”。
    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各有其优势，有擅长的领域，有各自实现的伟大辉煌，从而建立各自的正当性，但也有各自走向极端的悲剧场景，直接的、武断的优劣或高下之分已经为整个学界包括政治界所抛弃，理想的政体要讨论的是如何控制权力、如何发展经济、如何协调效率与公平、如何促进社会的自由又避免社会的撕裂，如何推动社会的团结又保障个体不被淹没等等。吉登斯在书中提出了若干原则，包括保留社会正义的核心关注，平等和个人自由也许会发生冲突，但立足平等的各项措施常常会扩大那些向个人敞开的自由的范围；无责任即无权利；无民主即无权威；
    第三条道路不只是宏观的路线哲学的讨论，还在许多非常微观的分析单位，吉登斯指出，培育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培养和提高公民素质）是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一个基本组成本身。社会的公民素质的衰落是一部分社会现实。国家和公民社会应当展开合作，每一方都应当同时充当另一方的协作者和监督者，共同体（或社区）是新型政治的根本所在，全球化使得以社区为重点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变得非常必要，这是因为这一进程产生的向下的压力。
从《第三条道路》中这样讨论政治的著作中，我们最能体会到社会科学是没有边界的，社会学家讨论的不是“社会学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当问题有关权力和秩序，很难界定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是政治学、社会学或者所谓的政治社会学，而跟着吉登斯、布尔迪厄这样的作家进行系统阅读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在许多不同的学科之间近乎肆意的跳跃着的，或许在具体研究中这样广泛的讨论难以驾驭，但在阅读训练中这些作家的广阔视野大大提高了训练思维和逻辑的效果。
    政治学有自己的原则、公理和分析框架，建立在群体甚至文明之上的叙事，有时候能做到公利和私利的统一，有时候却出现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冲突，或个人与其他个人之间的冲突，有时候公利和私立在短期内冲突，但长远来看却是统一的，有时候却反过来，短期内统一，在发展中却会逐渐对立。政治是一个压制的活动，权力的活动，在不同立场上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观点和讨论，政治活动是高度立场化的，立场甚至先于某些真理。政治是上层建筑最典型的体现，是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人文社科某种意义上的“第一关照”，政治学也不只是研究权力分配等政治议题的一门狭窄的学科。
随着阅读的推进，我们可能会慢慢开始面对知识在思想中形成的调整甚至冲击，基本来源是在经典阅读中获得系统的思考，同时，如果浏览各种尖锐交锋中的论战，各种极端对立的、寻求讨论的、创建共识的、攻击的、反击的、深刻的、肤浅的各种各样的认识，就会更快速地扩张视野，帮助瓦解思维中一些固有的印象，当然这很容易在自己头脑中造成混乱。不过，这种混乱造成的迟疑和克制，总好过偏执和极端，并且这种混乱会促成开放和求知欲，这时最好的选择恐怕还在成体系的经典中寻找答案，甚至这些混乱和争论，很有可能就是那些经典作家写作的动力，所以大可不要怕现在思维的混乱，这为思想的持续进步奠定了基础。放任自己的大脑乱作一团，然后沉入某一部长长的书，观察自己思维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