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谈功利与道德:随心所欲的自由和为所欲为的自由

         桂晓伟

     

        近日,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强调身正先于学高、修为先于事功、德性先于功利一番道德高调在网络上遭遇尴尬,虽心有戚戚者不少,但认为其言辞空洞无物者,亦不乏其人。我不否认批评者颇有道理。但我困惑于批评者对功利的坦然和对道德的调侃。我想这或许和我们对“自由”的理解存在误会有关。何以如此?且听我道来。

     

        启蒙之后的自由主义哲学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气息,它首先确保的是人追求自己可欲生活的权利,至于这个生活是否是好的,交给自己去判断。这种自由,我叫它为所欲为的自由,当然,所谓为所欲为,底线是不能违法,不能妨碍他人同样的自由。但这其实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主宰,是随心所欲不逾矩;而不是免于干涉的为所欲为,那只是身体、物质上的自由,心却可能被欲望所羁绊。这种真正的自由,我叫它随心所欲的自由。

     

        其实,人生于俗世之中,面对滚滚而来的功利洪流,皆不可脱俗。俗并不可鄙,但境界却有云泥之分。有人媚俗,有人流俗,有人从俗,有人存俗,有人滤俗,而有人决俗。媚俗者,主动献身,不以无耻,反以为荣;流俗者,缺少自决,随波逐流;从俗者,或偶有抗拒,但终究拗不过,还是从了;存俗者,有所取舍,但疏于自省,满于现状;滤俗者,对这俗世冷眼观之,在批判和反思中和自身之俗斗争。滤动中,不敢松懈,也绝无自满;决俗者,则抛离这俗世而去,或心灰意冷归隐山林,或决绝凄然,以自身之性命意图为这俗世敲响警钟。前三种,可以看作是为所欲为的自由,后三种,则有了随心所欲之自由的味道。

     

        为所欲为的自由很难说是高尚的,因为它不鼓励向善,而且总是为欲望辩护。但它符合人趋利避害的本性,而且践行的起点很低,人人可以学会。但随心所欲的自由就不同了,孔圣人七十岁才敢说“随心所欲不逾矩”,足见习得此种自由之难,而获得此种自由之人,也一定是有德之人。随心所欲的自由,尽管很吸引人,很有道德感召力,但也很危险。因为很多人往往做不到,而帮我做到很可能演变为强迫我做到,从而帮我获得自由,就变成了我的不自由。而当这样一种强制借助某种政治力量时,意识形态的恐怖就可能出现。中世纪的基督教就是一例,自由主义的诞生正源于对其的反思。

     

        今天,自由主义已然成为主流,但在当时却是对传统的背弃。它的背弃就体现在把人们对自由的理想从天上拉回到了地上,把随心所欲的自由偷换成了为所欲为的自由。自由主义当然深知打开此一欲望闸门的后果,而在西方人心中,对自己的这种原罪也一直耿耿于怀。这当然要感谢基督教。虽然基督教在中世纪的一千多年里摧残人心,但在启蒙之后,当它把世俗的生活还给西方人之后,也同时把那种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内化为了西方人人格中的一种记忆。再往其源头追溯,还应该感谢崇尚精神追求主张禁欲的斯多葛哲学和崇尚感性直觉主张纵欲的伊壁鸠鲁哲学之间的争论。所以,在西方,激进和保守、功利和道德、禁欲和纵欲之间的张力一直存续,纠结于灵与肉之关系的苦恼意识(原罪)也一直存在。除了制度上的完善,这更是自由主义在西方如此可爱的文化根源。

     

        就当下中国而言,我们存在的问题是共时性的:既承受着制度建构阙无所引发的社会不公,也面临着功利主义盛行所带来道德困境。对道德,我们原本是有资源的,只是那套话语的正当性已基本为我们解构了。现在,一说到“满嘴仁义道德”,大家就会想到“一肚子男盗女娼”;一说到“存天理”,大家就会想到“灭人欲”。一个灭字感觉上恐怖万端,鲁迅先生的那句“吃人”似乎一下子跃然纸上了。其实我们的传统哪里有这么可怕呢,就好像自由主义如果离开了西方的那个情境,哪里会有那么可爱一样。不仅不可爱,而且很魔鬼。那个情境,是需要我们用话语去发现或重构的,它是以道德为内核的。批评者可以说我们现在的话语很苍白,甚至很幼稚,但那不是我们不重视它,甚至嘲笑它的理由。而在学者的荣光,日益为教授(叫兽)和专家(砖家)玷污,那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情怀更多只能在诗中追忆的当下中国,为人师表者,当如何言行,绝对是值得每一个读书人深思的终身问题。

     

                                       (桂晓伟 哥本哈根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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