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晓伟:人生的“物欲价值”与“精神价值” ——兼及对现代化和幸福的思考
柜子按:前几日和朋友谈到当下的股市投资,一致认为是一个入市的好时机,但苦于没有资金。小打小闹怡情尚可,于生活窘境的根治无大益,可要押上大笔的银子,又很难找到愿意为这种投资风险买单的“冤大头”,只得作罢。我认为很多人不愿意承担这种以物欲满足为直观诉求的风险背后,其实潜藏着人们对物欲价值的否弃和对精神价值的认同,尽管很多时候这种否弃和认同都是潜意识的;我就问过父亲,他很直接的告诉我,炒股一分钱没有,但是如果你生病了,需要再多钱,砸锅卖铁也给你;其实后者的“投资”风险有时又何止大过前者百倍呢?但是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会认同后者的“投资”价值。由此也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向于人心和自省的“重义轻利”的伦理价值,有没有可能嫁接于转型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之中,从而成为我们自己的“新教伦理”呢?尽管这是一个老问题了,但结合自己现下的体验和感受,还是有些浅见,遂写在这里,免得日久遗忘了。 如果我们愿意承认人生就是一场赌局,那么我们生活中的多数行为都可以看作是某种投资,只不过这些投资满足的是我们不同的需求。亲情、爱情、友情、师生情是一种投资,尽管其中不免虚情假意和动机不纯者,但是在每个人所期待的理想情境中,它们都是为滋润和丰富内心而设的,都是直奔人生幸福的目的而去的,很多时候也是不求回报的(即便有也是不以物质衡量的回报)。在这方面,你会发现我们很多人都愿意做一个可爱执着的冤大头,为子女忙碌终身而无索取的父母,为爱情执着付出的情侣,为友情两肋插刀的朋友,为千里马而甘做伯乐的老师,至少我们不能否则我们的社会尊重和崇尚这些价值,而它们很多时候和物欲无关,而满足的是人们在精神层面的需求。这种投资我愿意把它称作“精神投资”。尽管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以不可抗拒之势清除着我们头脑中的人情观念,但是几千年乡土文化孕育的中国人,很多却还保留着对这些价值的一种乌托邦似的希冀,它们正是我们对生活之幸福的定义,只是太多的时候它们是那样的可欲而不可得,所以我们才退而求其次,在现实中经营着各自的“物欲投资”,为生活劳苦奔波着,在物欲的世界中,为各种被激发但却并不能都满足的欲望刺激着、攀比着、折磨着和挣扎着。 是否可以假设现代化运动也是一个社群(民族国家)整体性的对人生的投资呢?姑且这样一用吧。这种现代化运动一个最典型代表就是“美国梦”所宣扬的以物欲为感召的人生,它作为一种成功者的经验而为我们所津津乐道和追求着。 但中国毕竟不是美国,姑且不论政治体制上的优良高下,仅就现实而言,这样的梦都是我们应当慎重去选择和对待的。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内向型”的现代化,这注定了我们无法像西方那样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也注定了我们现代化的代价将更多的由我们自己承担;中国的现代化又是一种“外生型”的现代化,是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国门之后,在一批批有识之士鼓与呼的前仆后继中相对被动的一步步展开的。对此我还是更倾向于费正清 “挑战——回应”模式的解读,尽管对此的质疑一直存在,几有颠覆之势,但我还是愿意相信,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挑战,我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与之配套的乡土文化以及社会制度还会延续很久,而生活于其间的人们,其幸福程度未必就如当下所涂抹的那样糟糕。用当下百余年的直观体验去对几千年的历史下一个定义,其实不过又是一出理性的自负所演绎的“好戏”罢了,它可能精彩畅快,但曲终人散之后仍难掩我们内心的失落;中国的现代化还是一种“追赶型”的现代化,我们总希望可以轻装上阵,高快好省,但是却又总摆不脱传统与现实的羁绊,在汹涌澎湃的现代化和世界趋同化的浪潮中,中华文明究竟有哪些文化特质将要消失或早已消失,哪些文化特质将融入现代化并成为我们民族自身识别与认同的基础,这是“五四”以来不断被提出但至今仍未找到满意答案的大问题。 全球新一轮的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模式”的呼声渐起,甘阳最近便提出了第二次思想解放的观点,指出近有李鸿章所感叹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今有西方有识之士所警觉的“西方文明五百年未有之挑战”,身处其中的中国人,在这个千年未遇的转型时期,应当不盲从,不盲信,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来。这个问题意识是弥足珍贵的,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不迷失、不盲从,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回应,当是每一个有责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当,只是在这一“中国模式”稍有起色之际,我很担心它会成为一些人简单化思考的终点,而不是进一步思考之起点。就经济层面而言,“中国模式”应当是具有一定优越性的,它试图调和计划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观念,波兰尼的大转型早就预言了市场经济将“人货币化”所可能带来的危机,只是该书与《通往奴役之路》问世于同一时代,在那个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又渐抬头的时期,多少被掩盖了光芒。这里我想追问的一个问题是计划也好,市场也罢,它所追求的终极目的到底应该是什么?是以“物欲价值”来衡量的各种量化的幸福指标还是以“精神价值”为体验的人们对幸福的期许?如果是前者,我仍然持悲观态度,在我看来,无论再优越的经济制度和科学技术,甚至辅之比我们当下所普遍认可的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为普世价值的政治制度都更为优良的制度都无法满足人类必定水涨船高的物质欲望。对此,西方已有学者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在《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The Loss of Happiness in Market Democracies)一书中,罗伯特·莱恩(Robert E. Lane)就认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并不能保证人们幸福,只有情谊 (companionship)才能带给人们幸福。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对“亲情”、“友情”的珍视正是我们文化之所长,这种所长在当下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基本治愈了国人的穷病,即便是到中国相对贫困的农村,乡民们也会告诉我们现在每顿都可以吃上白面馒头了,这是过去地主老财都比不了的“幸福”生活,但是他们真正的幸福吗?现实生活中我们随处可见乡民们“无神的双眼”,这种眼神所反映出来的不是物质生活的穷困与否,而是精神层面是否感到希望,是对未来的生活是否存在预期。记得前一段时间帮我的导师找一些反映农民工生活现状的数据,当时我颇为伤感地告诉她,我看了这些东西心里很难过,他们生活的很不幸福;没想到,她突然用略带生疏的中文问我:“你在这里也不太幸福吧?”她其实是想表达我一个人背井离乡在异国求学的辛酸,没想到一句话问的我眼泪差点掉了下来。我整理了一下情绪告诉她:“和他们相比,我还是幸福的,因为我有对未来生活的预期,这是他们没有的”。贺雪峰在《新乡土中国》里的一段话说得很好:“充满对生活和未来的期待,就会乐观对待困苦的生活,就会提高对困苦生活的耐受力,就会调动自己潜力为现在和未来做出准备。充满期待的人的眼光,是满怀希望的,炯炯有神的眼光,他们的面色可能尽显沧桑却饱含活力,他们的心灵可能屡受挫折却仍然坚毅。他们是一群有信念的人,因此永远不会麻木”。什么时候,我们能在中国乡民的眼神中看到这样一份希冀和坚毅,我们民族的现代化转型也就大抵完成了。只是这一天什么时候会到来呢?按照现在的发展逻辑,它有可能到来吗?而在贫穷但田园的乡村生活中,乡民们大抵是有这种对未来的预期的,至少可以将这种预期寄托在生命的轮回上,只是连这一点自我麻醉的幻想现在也都被残忍的现实所打破了。 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其实是有深刻的哲学意蕴的。穷病好治,富病却难医!改革开放治好了我们的穷病,但也埋下了富病的祸根,腐败横行、道德沦丧、物欲横流、人情淡漠,这些都越来越有可能颠覆中华民族这艘好不容易驶向现代化道路的巨舰。中国的现代化学不了西方。且不说我们何时能够让相对贫困的9亿农民也能够像西方占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那样过上相对体面且有尊严的生活,从而缓解物欲膨胀却不得满足所可能将人类引向邪恶的危机;即便真有那么一天,在它尚未到来之际,我们如何缓解当下中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所潜藏的巨大危机呢?如果我们无法度过这一危机,又凭何奢谈我们所希冀的现代化呢? 这可能算是我这几个月来的一点收获吧。在西方主流话语体系中浸泡的太久,没想到却在西方的书斋中开始思考起带有主体性意识的中国问题。人治和法治、民主和专制、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权利型话语和义务型话语,都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做出价值上的优劣判断的,否则也不会有持续几千年的争论了。我们可以假设前者更符合人性,但是我们还应该追问一下它符合的是人性的哪一面,是更俗白直观的物欲层面,还是更理想崇高的精神层面?当然,你可以说西方社会是以“小人始,以君子终”,但那更多也不过是我们的一种自我安慰罢了,西方社会同样充斥着“有礼无让,刻薄寡思”。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巨大矛盾和张力,并不是任何一种所谓“良善的制度”所可以轻易消弭的。 如果把现代化运动比喻为带领人们高速驶向物欲价值终点的列车(至少这一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这一许诺动员人们的,当下中国社会的“闷声发大财”心态更是如此!),那么该是时候给这一列车装上一个能够驾驭它的“精神价值”的大脑了,否则它早晚有一天会驶离轨道而将我们所有人都抛向深渊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华文化或与能够为这一现代化运动,至少是中国自己的现代化运动提供有益的精神层面的智识资源。 这段时间,我就一直在这一问题意识下思考着中国的农村问题和人权问题。我感慨着西方制度优越性所创造的现代文明,也深为认同民主、宪政的优良价值,但是面对后发国家移植民主制度几乎无一例外的失败和当下中国渺无前景的政改现状,我有时又会觉得也许“不折腾”是当下最为务实的选择;我感慨着平等契约精神下人们之间合作的机械和高效,但又更愿意生活在一个充满温情,其乐融融的人情社会中,尽管很多时候,这些关系、圈子的延伸会侵蚀现代性的政治法律制度;我感慨着丹麦这个北欧小国“路不拾遗, 夜不闭户”的淳朴民风(当然一切只是相对的),又痛苦于原本具有这一淳朴民风的我们却在一步步走向道德的堕落。我感慨着当下的富农政策及其对乡民权利发展的促进,但也忧虑于这一带有明显物欲倾向的举措最终会舍本逐末,丢失了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那种虽不富有但却满足的幸福心态。 这使我的思考总是套着一个大大的困扰着几代中国知识精英甚至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所无法解决的大问题。所以我的导师才会给我的研究计划扣上了一个“too ambitious”的帽子,而劝告我应该首先找到一个“concrete question”,一个同事更是直白地表示,这些大问题不是我们这样的小博士候选人能够驾驭的,我们先把一个小小的问题解决好就可以了。诚然,作为一个生活在被称为“世界上最幸福国度”的丹麦人可以抱有这样轻松和务实的心态,但是与我——一个生活在古老而又现代中国的年轻人,却不得不在理想和现实中挣扎着。初看起来,似乎有很多具体而有价值的问题,但细思量来,却又个个逃不脱我所思考的问题背景,至少脱离了这个背景,具体问题的展开和论述就难以深刻和透彻,而对我这个之前虚度太多光阴的人,更有太多这一问题意识下的知识需要恶补:中国的、西方的、古典的、现代的、儒家的、自由主义的……所以我现在还在这个大背景笼罩下的书海中畅游着、迷茫着、徘徊着。 这种徘徊能持续多久?我不得而知,也可能再过几个月,随着国内答辩的临近我将不得不妥协下来,但我希望这种思考能够继续今后的很多年。它会有一个可以量化的结果吗?我总在问着自己;蓦然发现,其实自己又何尝摆脱了世俗的评价,如果把这种对思想的提升和智识的追求也看作一种投资,它原本就是一种“精神价值”,又何求回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