斛从贤:窑洞里变迁
十六:“酒席”上的家族
不同于南方地区,传统社会里该地区的家族势力一直很弱,宗族里没有宗祠、没有族长,只有共同的祖坟,即使祖坟也仅仅五服以内才共同祭拜。也没有听说哪个村里某姓有家谱的事情,在近几年立家谱热的背景下,也没有出现立家谱的家族。现在六七岁的老年人,大多数的官名还是按着祖辈排好的谱系起,而解放以后出生的人,官名就不按家族谱系来起,而且很多家族已经淡忘了谱系。据当地老人回忆,解放前家族里有纠纷,也仅仅是把称为“长者”的前辈最老的人请来调解一下,长者和家族没有处分族人的权力。今天这种家族联系更加弱化,家族里没有“长者”一说,家族之间的同宗关系只能在红白喜事上才能看出来。当地的红白喜事上,最重要的客人就是五服以内的“宗人”和娘家(包括舅家人),这两家人必须出席这些红白喜事,如果谁家和这些亲戚有矛盾,这些亲戚没有出息,对于事主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当地称族人参加红白喜事为“坐酒席”,因此家族关系只能在这种“酒席”上体现出来。在当地,当关系超出五服后,红白喜事上就分开了,而这表示家族关系已经完全解除,这样超出五服以后,有的还发生婚姻关系。如果在这些事情上有来往,也是以朋友邻居的身份,当然五服以内人民是不能以朋友相待的,即使关系象朋友,也是按同宗辈分相称相处。
当地大部分村史以单姓或者两三种主要姓氏为主,我调查的村庄以刘姓和白姓为主,而刘姓多于白姓。刘姓分成大门、二门、三门、四门等,每门如果在五服以内就在红白喜事上有来往,超出五服的就只以本家相称,但不来往。同门不发生婚姻关系,不同的门之间可以通婚,但人们一般尽量不在同姓之间通婚。白姓就没有分门,可能是来村的年份没有刘姓长。也有几家杂姓,大多数都是五服以内的本家。村里也没有形成以家族为主的势力,当地即使有家族势力控制村庄事物,也仅仅限于亲兄弟之间结成的势力。在当地笔者没有听说过某个大姓欺负小姓或者外来户的情况,反而看见一些小姓的人在村里当着支书或者主任,个人的能力在这种事情上起着主要作用。
我在调查中,有专门关于家族支持的项目,当问到家族之间的日常联系时,就能听到这样的话“本家平时也没有什么来往,就是事圆上(红白喜事)来往一下,一般还是自家亲兄弟姊妹来往紧点”。而当遇到一些资金紧缺时,许多人家也是向夫妻双方的亲兄弟姊妹开口,家族里的经济来往相对很淡薄。人们说“现在人家有钱以后,都希望放出去(高利贷),收利息,不亲不故的,你也不好意思开口,就是自家的人才帮衬你一把”。很多人即使家里发生一些急需别人帮助拿主意的事情,讨论范围也仅仅限于自家最亲的人。调查中提到家族里的人可以作为自己的讨论圈子的,就有两家。其中一位妇女提到他家有事时,会征求她男人五叔的意见,而这位五叔是村里的退休教师,儿女很有出息,是村里最受尊重的人。另一户是一位退休乡干部,家在村里,老婆是农民,他还在村里种地。他说,回到村里,他和他侄子(三十几岁的农民)联系比较紧密点,他侄子在很多事情上帮助他。
我在另一个地方的调查有点特殊,这个村出了一个煤老板,掌控全县的大部分煤矿以及邻县的部分煤矿,是远近闻名的企业家和有钱人。村里和他沾亲带故的人都被其安排到公司里担任一些重要职务,因此他成了整个家族所有人家以及他的远近亲戚的重要社会经济支持来源。只要能和他沾上边的人,都是村里过得比较好的人家,人们提起他和他家来感恩戴德。而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村子里也出过一位煤老板,只是没有这位本事大,但他家族里的人和他的亲朋好友也提到他对他们的帮助。即使这样也并不代表他们的家族观念强,而只是围绕着某个精英人物各自获取自身的需求罢了。
因此,从这些调查村庄的情况以及笔者多年的生活经历来看,宗族意识式微是该地区家族关系的现状,家族关系只留在了“酒席”上,只有在“酒席”上才能区分出长幼。
十七:煤炭时代的后煤炭思虑
世纪末以来,民营资本开始进入拥有丰富煤炭资源的黄土高原地区,几年时间黄土高原各县纷纷由国家级贫困县大跨步进入有名的富裕地区,除去那些地下没有煤炭的极少数几个县,大多数县都出现富的流油的情况。各县经济以超出国家平均数几倍的速度发展,在这种大好形势下,这些受苦人也跟着受益了。各地大量煤矿的开工、与煤相关的各种企业的出现以及各种相关服务的来临,给当地的农民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在这种就业机会比较充足的情况下,当地农民基本就能在家门口实现劳动力转移,因此就没有出现农民工外出的现象,农民们基本就在附近的县市范围内打工,山西的娃娃不用离开妈妈就能糊口(当地有句话叫“山西的娃娃离不开妈妈”形容山西人保守,封闭)。
煤矿及其相关产业在当地迅速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支撑当地经济的大型民营企业,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煤炭开发、钢铁、煤焦、水泥等几个方面,这些产业相对于其他产业来说,能提供很多就业岗位和财政收入,因此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些产业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比较低,因此在近几年当地农民只要肯干,都能找到工作。这样,村庄里有涉煤企业的农民就可以就地就业,村庄里没有企业的农民就到附近就业。涉煤企业的高收益也使得当地的消费水平和工资水平普遍高于周围地区,大富豪和小富豪遍地,尤其是当地近几年出现了煤老板买断村办煤矿而把大把的钱分给每个村民的事件,惹得没有本事的人或者跟煤不沾边的人心里直发痒。这些很轻易就能发财的故事深深地刺激着每一个想发财人的心,也在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在村子里听人们聊的最多的就是那几个最富的大老板,以及跟着大老板发财致富的人,只要谁能沾上这些边,就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
如果从事与煤相关的行业,比如运输、贩运等就可以赚的流油,而没有这些本事的农民只要肯吃苦,当煤矿工人也能保持很好的收入。调查中,村民们就经常拿村里的某某说事,这些人当上几年煤矿工人就能改变穷面貌。村民们就说“现在要赚钱,只能下煤窑,干其他的只能糊口,有时还赶不上花,煤矿里的工资又利索,不怕骗,就是危险大点”。当然很多人家因为从事涉煤工作而变得比较富裕,但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因为煤矿事故而伤亡的事情。但是煤矿伤亡只是个人的伤痛,一种更普遍的痛几乎在每个当地人的心里潜伏着或者已经开始隐隐发作。
我在前面提到,去年的经济危机以及国家对煤炭企业的安全整治使得当地的小型煤炭企业和涉煤企业基本全部关闭,而这正是农民就业的主要渠道。大量的找不到工作的返乡农民工到处打听哪个企业开工了,哪个煤窑开了。前几年出现的欣欣向荣也暂时隐藏起来了,而听到的更多的是许多人面临破产以及债务累累,就像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位老干部的儿子一样,这应当的人在当地还不是少数。涉煤企业的不正常发展已经使当地从政府到农民开始思考黄土地的出路,经常听到人们聊天时的讨论“地下的煤挖完以后怎么办,我们吃啥呢?”,这样的问答几乎可以在每一个地方能听到。煤炭产业的高效益使得当地从政府到农民都把目光紧紧地盯在煤上,从而使本来就很弱的农业遭到抛弃。这种短视也使得政府投资出现了偏爱,只要与涉煤产业相关的,当地政府就不惜余力地花钱,而农业、文化则成了被遗忘的角色。煤炭资源的无序开采和涉煤企业的膨胀发展,给当地的后续发展带来巨大的难题,地区经济发展的高度“煤炭依赖性”考验着从政府到农民的各个阶层,也考验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各个层面。
煤炭的开采使贫困了几千年的黄土地一下子变成黄金地,但是“地下的东西总有个完”(老百姓的话),“后煤时代”的黄土地走向何处,仍是一个困扰每一个黄土儿女的难题。而最大的承受者仍然是这些当地的农民,当面对“地下空了,地上荒了”的未来,他们只能不停地问“怎么办”!
十八:嘹得见村村也嘹得见人
陕北民歌《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中有一句话“嘹得见那村村呦,嘹不见个人”,形象地说明了黄土高原地区的地形地貌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交往。千沟万壑使人们的出行和交往十分地困难,村村之间一般只有羊肠小道沟通。逛一趟集会得花一整天的时间,即使不远的村庄(站在一个村庄能望见另一个)也要走很长时间,因为要绕很多的山和沟。亲戚之间有个事情要么专门花时间去通知,要么捎话,如果捎话的人记性不好,那么很多事情就被耽误了。相邻两个村子里要通知事情,只能站在崖边对着位于另一个梁上的村庄大叫,往往喊破嗓子才能被在户外的乡亲动弹的乡亲顺耳听到,如果刮点风,话就被风儿带走,那就白劲了。传统社会当地的运输主要靠骡马驴等牲畜驮,因此这些牲畜在农民眼里就是宝,即使今天也是农民的主要耕地和运输工具,经常能碰到乡亲们赶着马车来回与村庄与田间。
近三十年来,当地的交通条件得到了逐步的改善。首先是各个乡镇修建了通往县城的公路,而且大部分是柏油路,这样县乡班车至少通到了每个乡镇政府所在地,人们可以去乡镇乘车,而不是象文革年代一样,步行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因此解决了农民去城以及外出的困难。随后每个行政村通往乡镇的乡村公路也逐步开通,这些路基本上是土路,除非正好在县乡公路上,才能沾点便宜。经济条件好的乡镇(有煤或者其他企业)也把乡村公路铺成油路,但一般的乡镇直到近几年才使乡村公路柏油化或者硬化。我调查的村庄前三年在政府的投资下,把通往镇里的公路铺上了柏油,这样人们雨天也可以出行。而大部分村庄在近几年内开始在政府的投资下,开始硬化出村公路。笔者老家属于乡里偏远的村庄,当笔者今年夏天回家的时候,村里正在硬化公路,这样百分之八十村庄的出村公路硬化了,解决了雨天和雨后出行难的问题。随着县乡、乡村公路的逐步改善以及人们经济收入的增加,农民们的交通工具也多样化和现代化了。以前出行要么步行,要么骑骡马,条件好点的村庄也只能是搭乘个马车而已。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当地人开始纷纷购买摩托车、三轮车等交通运输工具,到今天,笔者发现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摩托车,如果家庭里有几个后生,那就不只是一辆了,连五六十岁的老头都壮着胆学会了骑摩托车。农民们说:“现在有个摩托车以后,就懒得走了,出门就想骑,自己没有也想搭一下人家的,有个摩托车就是很方便,想到哪儿,马达一发,就到了”。现在人们出行基本靠摩托车,挣了钱的人家也开始购买小轿车,在村子里调查,经常碰见有人家院子里停着小车,一问,大多是主家男人或者儿子开的。现在年轻人结婚,新娘在婚前索要的东西里边就有摩托车,而不是八十年代的“飞鸽牌自行车”了。
通讯条件在近十来年也翻了天,在之前,全乡镇只有政府办公室有一部电话。记得九五年左右,笔者的初中同学当兵去,在给家里通电话时,笔者也在乡政府办公室和他通了电话,那使笔者第一次用电话。而近十来年内,先是条件好的村庄通上电话,后来除去只有十来八户人家的山庄窝铺以外,一些比较偏远的山村也安上电话。移动通讯的接收设备也基本安在了每一个行政村,即使没有接收设备的村庄,也能沾上邻村的光。现在基本上每家每户都安上了电话,而且家里也有人别上了手机,这样即使邻居之间有个事情,也用不着隔墙大喊了。
年轻人谈恋爱也用不着偷偷摸摸去庙会上约会了,也用不着站在这个山头张望那个山头的那个他(她)了,骑上摩托车,打个电话就把思念全表达了。而《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也就要成为历史了,就象今天的人看戏不理解古人的那些话一样,现在的年轻人也纳闷“嘹得见那村村呦,嘹不见个人”这些歌词中的那种哀怨了,因为现在是“嘹得见那村村,也嘹得见人”的时代了。
十九:窑洞的变迁
一提起黄土高原,人们就能想到分布在梁上、沟里的各种窑洞。传统社会,这里的人们主要的住房就是窑洞,唯一的区别在于窑洞建筑的材料不同罢了。窑洞主要有土窑洞和砖(石)窑洞,土窑洞就是在土崖上一直往里钻个洞形成,这种窑洞具有人们已经熟知的“冬暖夏凉”的功能。但是这种窑洞的外壁容易随着风吹雨临而坍塌,因此当地人就发明了一种办法,就是把这种土窑洞进行“砖接口”,这种接口以后的土窑洞比原来的窑洞安全一些,也耐住一些,同时更漂亮点,是许多穷人家的合理选择。再有就是砖(石)窑洞了,这种窑洞全部采用砖石建筑,建好以后的窑洞比土窑洞安全、漂亮,一般是村庄里比较富裕的人家才能建得起的,但这种窑洞就没有了土窑洞“冬暖夏凉”的功能了。而且因为经济条件和取暖条件,很多人家只住一孔窑洞,大人孩子同睡一张炕,如果家里人口多或者来亲朋好友,就只能到村庄里其他人家借宿。有的人家经济条件差,就出现儿子结婚以后,老子去别的人口少的人家借宿的情况,白天回家吃饭,晚上出去借宿。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随着农民自主经营土地以后经济收入的增加和自主支派时间的增加,人们有了剩余的物资和精力,这样农村开始了一轮新建窑洞的高潮。这时期的建房主要是新修砖(石)窑洞,只有条件差(用水条件和运输条件)的村庄才新修土窑洞。也有人家换了样式,修起了平房,而在解放以后只有乡镇机关才修建平房。从九十年代开始,修建平房的人家逐步多了起来,这时期建房的人家中,窑洞和平房基本相等。近十年来,人们建房主要是建平房,也有少数富裕人家建起了楼房。变化的不仅仅是房子的样式,更重要的变化是房屋装饰上的变化以及屋内结构上的变化。许多人家在自家的砖窑洞的外墙上贴上瓷砖,屋内地板也铺上瓷砖,平房也基本用瓷砖装饰。一般人家修新房至少修三间,这样就有了专门的厨房、卧室、客厅,有的人家大人和孩子的卧室也分开了,而不象以前一间窑洞容纳很多功能,吃住都在一间。
屋内的摆设也同时代接上了轨,衣柜、写字台、沙发茶几等也走进了很多人家。电视也逐步由八九十年代的黑白电视逐步换成彩色电视,村庄里基本找不到没有电视的人家。洗衣机等其他的家用电器也在近几年走进了窑洞。很多人家也学着城市里装扮家里,从家具到墙上装饰都象模象样。因此,从外面看起来是窑洞的房子,里边却是另一个天地,当地的窑洞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着变化。
随着政府对农村饮水的投入,大部分村庄开始吃上自来水,因此基本上每户人家都安上自来水设备,祖祖辈辈靠挑水吃饭的日子也基本终结。电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基本上通到每一个村庄,即使几户人家的偏远山庄也通上了。随着近年来通讯的发展,电话也通到每家每户。随着当地煤炭资源的开采,人们的燃料也开始逐步由煤炭代替柴木,有的人家也用上了煤气。
因此,近年来从窑洞外到窑洞内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窑洞正在铆着劲追赶城市里的洋楼房。
二十:没个儿子好心慌
我调查的第一户人家位于村子的最后头(由河流的走向确定前后),当我走进窑洞里时,大人不在家,只有几个唧唧喳喳的女孩子在家。一问才知道她们四个是亲姐妹,大的21岁,以下的分别差两三岁。只有最小的还在读书,大点的都是初中读完就没有继续上学,有的在县城里学手艺,有的在家呆着。她们说还有一个小弟弟不在家,是老五,一看就知道父母为了等这个宝贝儿子才生下这么多女儿。她们家现在住的房子还不是自家的,自家的老屋破旧的不能住了,正好现在的屋主全家外出打工,她们家以照门的名义住在这家的新砖窑里。女孩子好说话,告诉我一大堆她们家的事情。家里人口多,父亲一个劳力,女孩子也帮不上忙,因此经济条件很差。她们还能记得爸爸向谁家借钱了,借了多少,这正是是我想知道的。随着调查的深入,几天间我碰到好几家人家有四五个女孩,有的最后还生下儿子了,有的最后也没有得着儿子。其中有一户人家,老头老太太已经六十几岁,还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儿子,一问才知道已经嫁出去几个女儿,这是最后落得个儿子,儿子正准备结婚,但父母这么老了,没有攒下钱,正发愁去哪儿借和高利贷呢。这些人家的孩子都在计划生育政策制定以后出生,因此都应该是超生的。我调查的几个村,基本没有发现独生子女家庭,聊天中当他们听说我是独生子女时,他们还有点吃惊,说“咱们这地方还有一个孩子的,怪不得你爹妈能供你上大学呢,象我们这么多孩子,那能供得起呢”。只有几户人家只有一个孩子,结果一问才知道,主妇不能生育,孩子是抱养别人家的。
我调查的户主基本是中老年,因为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但通过老年人也了解了他们子女的情况。村子里五十岁左右的人,子女平均数是三个,四五个孩子的很正常,有一户人家居然七个孩子,最大的儿子最近才要结婚,但年龄也才二十出头。这些中年人有的也不是要等儿子,大多都是儿女都有了,还继续生。通过接触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以及通过他们的父母了解,这些年轻人一般只生两个孩子,如果头胎是男孩,有的就想生个女孩;如果头胎是女孩,那么都准备生二胎,期盼生个儿子,倘若儿女双全,大多数会做节育手术。只有少数命运不佳者,接连生了两个女孩后,还硬着头皮再生一个试试。年轻人对生育控制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主要是基于现实的经济考虑。“现在就是人家公家放开让咱们生,咱自己也不敢生,现在的孩子不能同咱们那时候那样当牲口养,从怀胎就要花钱,如果没有奶,那还得吃奶粉,从幼儿园就得跟着他们(村里没有学校)”,这是我经常听见的回答。因此,在这中现实经济等压力下,年轻人开始摆脱他们父母辈的观念和行为,但儿子还得要,只要有儿子了,许多人就可以刹闸了。
经常听见人们对于生儿子和女儿的对比,结果往往是生个女儿更好。人们说,女儿用不着给她花那么多结婚的钱,而且出嫁时可以要点彩礼,这样即使给她办喜事也用不着花钱。女儿经常能帮父母洗洗衣服,动不了的时候,女儿还肯伺候。而儿子就不一样了,儿子基本没有回报,光娶个媳妇就要花父母一辈子的积蓄,有时还不够。儿子没有女儿细心,不懂得孝顺父母,父母病了,也基本得不到照顾,儿媳妇更没有指望,不骂老人就谢天谢地了。“儿子就是能在你死后给你扛扛引魂幡”,有的人就指出了这么一条理由。
也的确象他们聊天中说的,老人花在儿子身上的心血远远超过女儿,即使帮儿子成家立业,老人也不得安宁。很多老人在儿子成家后,还得帮助其养家糊口。村里有一户人家,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在县城打工,三个孙子在县城读书,他们想在县城买房子安家,因此老夫妇俩整年在外打工,希望给儿子挣买房子的钱,而他们的孙子最大的也上高中了,他们还不得消停。聊天中,当说道养儿子很不划算时,有的人就说“那你就别生了吧,你还是不想让人骂你‘断后(当地骂人最毒的词)’吗”,这些老年人也就顺着说“真的是啊,不是祖辈留下这么个相习,不是怕人家骂我‘没儿鬼’(当地骂人最毒的词)我肯定不要儿子”。这些不得不生个儿子的看法,也在年轻人聊天中能听到。
这种因为要生个传宗接代的儿子的观念也影响到人们的婚姻观念和行为。我在前面提到两户人家就是在这种观念下,才出现那种婚姻状况,一户就是那个赤脚医生的儿子娶了个傻媳妇,结果生下的孩子也不如意。另一户人家就是把那个从外地跑来的神经女人收留下,希望能生个孩子。经常听到人们对于娶一个很不如意媳妇男人的安慰,就是说“娶过个媳妇,就是一家人,将来幸运生个儿子那不是就好了吗?”因此也就经常发生在本地婚姻市场上找不到媳妇的男人,通过非法途径或者看起来合法途径买个外地(四川、云南等地)媳妇的事情。人们抱者这样一个态度,如果买下的媳妇能呆个三两年,生下个儿子以后,即使走了,也划算。但是,经常是人钱两空,在笔者调查的几个村庄范围内,只有少数几个外地媳妇能安心地和这些本地人过日子。
看来,没有儿子,在中老年人中间,就表现得很心慌,而年轻人还是有点心慌,只是没有他们的祖辈慌得厉害罢了。因此,生育观念还处在变化中,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在农村还很坚实,要动摇这个基石,还不是那么容易,可能是因为黄土地太深厚又太疏松了,这些观念的根扎的太深了。
二十一: 村里村外的“朋亲”
当地把朋友称为“朋亲”,这种称呼说明了朋友的双重角色,即友人和亲人。在今天还能听到四五十岁的人称某人为自己的“磕头弟兄”,而“磕头弟兄”相当于拜把弟兄,是在神面前许愿而结成的弟兄,有点“桃园三结义”的遗风。一般情况下农民的朋亲和磕头弟兄也主要集中在村庄里或者村庄周围,因为传统社会农民的活动范围很小,仅仅局限于村庄附近。磕头弟兄比称为朋亲的人关系更铁一点,是朋亲中来往更亲密的几个核心人物。这些磕头弟兄是人们在村庄里除去自家亲弟兄以外来往最近的人,有时候比亲兄弟还要亲点,人们经常说“朋亲之间有什么话都能说,没啥拘束”。亲兄弟可能因为家事而闹翻,朋亲之间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比亲兄弟更亲。这样在传统社会里,朋亲就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磕头弟兄在今天的年轻人中已经听不见了,但是朋亲却越来越多。今天当人们开始走出村庄以后,他们接触的人就很多了,这样交朋友的机会也大于以前。上学时期的同学,打工时期的同事,当兵时候的战友,有时一起同乘车的人也因为话题相投有成为朋友的可能。调查中当提到经济来往的情况时,很多人提到自己的朋友,人们说“有时向朋亲开口借钱比亲戚都好点,所以我经常问那些相好的借”。我在一户人家调查时,女主人的现任丈夫(前夫因为车祸死亡,现任丈夫也是同一个村子的)在省内一个煤炭大市的煤矿上工作,她说前几年她有病,丈夫的收入也不高,于是丈夫就经常向他那些工友借钱给她治病,因为关系好,工友在她们家困难的那几年帮了很多忙。调查刚卸任的村支书时,他给我数了一下他最要好的朋友,有附件乡镇的镇长,有县里某单位的领导,他说“我们经常在一块,一个人有什么事,大家都出力,我家去年买了一辆跑县城的客运汽车,都是我那些处的好的朋友凑得钱”,这些人都是在他当村干部期间结识的,后来有的就变成好朋友。他正是有这些关系,才在卸任以后当起了包工头,主要承包国家退耕还林的一些项目,因为上面有关系就可以包到手。他家的日子在村里算上流,他告诉我“一年就五六万收入吧”。我调查的时候,他的一大群朋友正来他们村看戏呢。我在村里时,村里正在硬化路面,工程承包给一个本地人,村民就打听向老板打听他如何搞到工程承包权的,老板就告诉村民说自己会装潢手艺,前几年在县城搞装潢,因此就经常给县里的领导装潢,他就多了个心眼,结账时就少收点钱,因此就揭示了好几个相关部门的领导,还变成了好朋友,这就是他的秘诀。我是在村民们聊天中听到了,老乡们羡慕的表情在聊天中一眼就能看出来。调查另外一个前任村主任时,我问他有没有债务,他说没有高利贷,只有向别人借的债务。他说,前几年儿子结婚时,需要一大笔钱,他和村小学的许多老师关系很好,结果许多老师主动借钱给他家,因为村小学的老师是村里经常有现金的人,因此就没有高利贷。他说多亏这些老师的帮忙,否则就向村里其他人家一样得高利贷给儿子办婚事了。调查年轻人时,他们提起交往最多的就是以前的同学,还有在一起干活过的工友。一个刚结婚的年轻人,在县城某大酒店当厨师,当问到经常和他讨论问题的时,他说就那几个一起工作的人,玩在一起,有事业相互帮。人们经常说“有事找朋友很方便,有事直接说,你可以强行让他帮,比亲戚还方便”。今天在年轻人的婚礼上可以看到来自不同地方的朋亲来贺喜,而不像以前只有几个光屁股玩大的老伙伴了。
今天,村民们结交朋亲的机会多了,结交的朋亲也多样了,这些朋亲在他们的村庄外的打工生涯中式他们的一笔财富,也就是他们的“社会资本”多了,路也宽了。今天在传统关系淡化,而他们所面对的社会逐步变大变复杂的情况下,村民们能结识更多更广的朋亲,也算是他们自身适应社会的一种策略。
二十二:人情门户:不能承受之重
晋西陕北一代地区把礼物来往叫做“行门户”(我有专门文章对此进行介绍),因此礼物就叫做“人情门户”。而行门户是当地人作为一个成年人必要的社会活动,在不断的“行门户“中巩固和拓展自己的社会关系。在二十年以前,行门户在当地人看来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礼物来往,亲朋好友的红白喜事上送个三五块钱也不算什么。但是近年来却听到了不同的声音,人们经常对越来越重的”礼“叫苦不迭。近几年回乡和这次调查,这种声音一直能听到。
调查时,村里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最多,因为年轻人大多数举家外出务工。当问到这些老年家庭的收支情况时,老人们一直叫苦。他们说“有什么收入呢,就那几亩地,你也是咱们这儿的人,晓得咱们这些地能产多少东西,地里的收入够吃喝就好了,一年的收入连人情门户都不够”。老人们说,一年的收入顶多两三千,但现在的人情门户动辄就一二百,自己家如果一年遇到五六家亲友有红白喜事,就得花上千元。人们说,这个钱又不能花,有来有往,人家都花,你能不花吗?当地几年来红白喜事上的礼钱越来越重,近亲一般在二三百元,朋亲(朋友)和近亲一个行情,也得二三百。不仅仅是礼钱越来越重,而且这些送礼的场合也变多了,传统的红白喜事比如婚礼、丧事、乔迁之喜(暖窑)之外又增加了许多,比如孩子过生日、老人祝寿等也开始给亲友发请帖。我听一个村民说起他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最近几年三个孩子分别结婚,他都去随礼(礼钱二百元),而这个朋友有亲生父母、养父母、以及老丈人(老丈人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因此得女婿负责他的后事),这些老人的丧事也得随礼,他说,光这一家得花一千多。
随着人们结交圈子的扩大,人情门户的数量也多了起来。经常有年轻人说,自己曾经一起工作过的年轻人结婚就发来请帖,自己就得参加,而且以后这些朋友的各种红白喜事都得参加,比如他的乔迁、孩子生日,孩子结婚、老人寿辰和丧事等等,总之局面已打开,就得维持一辈子。有的年轻人说,自己有时一天就要参加几场婚礼(比如十一、五一等节日),既有村里边一起玩大的伙伴,也有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还有一起打过工的工友,朋友的礼又是最重的,因此一年下来光礼钱都得好几千元,自己的收入也就一两万,但得硬着头皮掏钱,总不能让人家瞧不起。如果把这些邀请拒绝了,自己就没法在社会上混了。虽然这些礼物有返回的机会,但对于收入有限的农民来说,短期内这么多的支出,还是有点压力。
再者,随着村民们走出村庄纷纷外出打工,他们在打工中遇到的“行门户”的机会也多了起来,因为很多新的关系要靠“门户”来沟通。调查中,老乡们经常提到,现在在一个单位打工,必须和领导处好关系,而这关系必须通过“门户”来处,因此逢年过节就得给领导送送礼,人家是领导,礼品也不能送得差了,因此送一次也得花半个月的血本;如果遇到领导有红白喜事,人家不和你通话,也得主动去“行门户”,而根本不期待领导将来也参加你的事情。现在即使打工也不好找工作,于是找一个体力活也得找人帮忙,因此村民们说,花钱的地方可多了。我在调查的时候,县城某企业正招工,招工条件相当苛刻,很多家长就纷纷找关系,准备一些钱物送给帮忙的人,而这种门户动辄就上千上万。我也听说有人家高利贷几千元准备送人,以期待自家的孩子能进去工作,因此走到哪个村庄都能听到乡亲们关于这件事的议论。近几年当地的煤矿由于安全等原因,很多被关闭,许多农民想进煤矿都不容易,因此也听在煤矿上工作的村民说,自己也是通过关系,送了一些礼才进去的。
这几年村民的收入渠道越来越窄,很多人反映现在的钱比几年难挣了,因此收入很不稳定,这样相对于越来越重的“人情门户”,他们就显得有点吃不消,有的根本就吃不消。但是社会规则在那儿放着,谁也不敢破坏,因为大家都想继续“混”,都不想被社会和别人孤立。如此看来,人情门户之重得一直承受下去,村民们得咬着牙扛下来。
二十三:渐行渐远的红火热闹
我在村里调查的时候正是村子里一年两次唱神戏的日子,省内某小型晋剧团被邀请来唱。总共唱七场戏,前后三天一晚,这也是当地唱戏的固定场数和日子。七八千元的费用由村里一千多口人平分,因此负担不是很重,如果遇到经济形势好的年份很多人家都愿意出超出自己分额许多的钱,但是今年就只能出规定的数额了。每场戏开始以后,只有零零星星的人来看戏,村子里的老年人分散在院子里,只有他们还能懂点戏剧内容。孩子们在院子里乱窜,他们只盯着买小吃的摊子。中青年基本见不到,只有偶尔几个人也只是在聊着天。很多人呆在家里看电视或者打牌,地里任务多的人家就忙地里的活去了。最后一晚按照惯例应该表演歌舞,这是现在的年轻人最爱看的,因此如果哪个村里唱戏,很多人就打听最后一晚的歌舞情况。因此最后一晚来了比前两天多一些的村民,他们期待能看看歌舞,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歌舞,只是清唱了几段经典唱段,很多人很失望,就纷纷提前退场了,三天的戏就在这样冷清的气氛中结束了。这和笔者小时侯来村里看戏的氛围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仅仅十来年的光景,就变化这么大。前十来年,每场戏表演期间,庙院里都挤满了村里和附近村子来的人,晚上人多的时候很难从大门口插进去。不大的场子里挤了二十来家生意人,从小吃到零用物品都人人在卖,有集会的感觉。但是现在就不同了,只有三四家买卖人,也就是买点小孩子的小吃和小玩具。空荡荡的院子里只有孩子和狗在乱跑,戏剧团的人唱得没精打采,因为没有几个人注意他们的表演。
当地传统的红火热闹有很多种类,比如春节前后的秧歌表演,基本上村村都有自己的秧歌队,即使笔者的老家一个三十几户人家的小三村都要组织活动,一般在正月十五以前都在闹。平时有盲人说书,这些盲人来村以后,要么村集体出钱让他们说书,要么村子里许下愿的人家请(当遇到家里人生病或者牲口生病等事故时,很多人家就在土地神面前许愿如果能保佑自家,来瞎子以后就给他说书)。每当有盲人来村说书,就是村子里的热闹日子,如果是夏天就在院子里说,很多村民就提着小凳子来听;如果是冬天就在人们的家里,那样整个窑洞里就挤满了人,炕上和脚地(地板)以及家具上都坐满了人,屋子里连出气都很困难,有时人退以后,主人家才发现自家的炕板(石板)被压塌了。还有就是每个村庄的神戏,基本安排在夏天,也就是农历六七月份,这主要出于祈雨的需要,时间久了就形成了村子里习惯,每个村子固定的唱戏日子不同,象我调查的这个村子就安排在农历的四月十五和六月十五,也有的村庄是固定的月份,只要在固定的月份里,那几天都行。因此,村子里或者周围村庄唱戏就是附近农民的娱乐日子,这些日子基本处于农闲或者锄地阶段,村民们有的就暂时放下手中的锄头专门看几天戏,有的白天锄地,晚上前往唱戏的村庄看戏,戏完以后一大群人相跟回家,一路有说有笑,很是热闹。另外一些红火主要是村民们红白喜事上的鼓乐队表演,这也是一个消闲看热闹的日子。
近几年,这些活动要么取消,要么冷清。正月里的秧歌除去县城附近的村庄还在进行外,好多村庄已经不进行了。县城附近的村庄是当地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村庄,村民可以就近就业,用不着外出,集体经济也很强。而大部分村庄里的人过完年就得去打工地,因此节后不几天村庄里的年轻人就陆续走完了,秧歌也就组织不起来了。盲人说书随着老一辈盲人的老去,已经断绝,现在的盲人基本改行了。神戏虽然每个村庄都还继续唱,已经没有人关注了,只是作为一个约定在按部就班地维持,老祖宗留下的“相习”还不敢扔掉。与这些传统红火项目萧条形成反差的是,近几年消失了几十年的“二人台”(有的地方还叫“弹唱”)表演又开始复兴,而且受到人们的喜欢。村民们的红白喜事上也有很多人家请“二人台”表演队来助兴,有的村庄把庙会上的神戏也改成“二人台”表演了。二人台表演比唱戏通俗,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能理解表演者的唱词,再加上表演的内容一般是关于普通老百姓的感情等日常事项,因此更能赢得老百姓的喜欢。
随着电视的普及,很多人开始喜欢上电视上的娱乐节目,连中老年人也开始成为电视迷。加上电视上也有许多传统的戏剧节目,比如本地台上的“走进大戏台”以及全国各地地方台的戏剧节目,中老年人通过电视也能满足喜好。
因此,传统的民间艺术由于新的娱乐方式的进入农村,以及农民纷纷走出村庄而导致的村庄萧条等因素的冲击,开始逐步被农民冷落甚至遗忘。在这种形势下,传统的红火热闹真的可能成为历史,成为外来民俗学者笔下死板的文字。那样的话,我的叙事就成为家乡的民族志了,成为一段信史了。
二十四:若隐若现的国家
近几年回乡基本上看不到乡镇干部的影子了,这和我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经历相差很大。那时我正上初中,父亲是村里的干部,因此每次回家都能看到乡里干部出现在村庄里。那时的乡干部其实只充当着国家剥削农民的工具,主要的两项工作就是收取各种税费和计划生育,因此经常看见人民公仆和村民在这些事情上的争执。看见过乡镇干部抄那些躲计划生育人家的家,看见过乡干部出手打村里和他们吵架的村民,也看着他们驱赶农民去义务干一些没有多大意义的形象工程,其中作为初中生也参加过每年的植树造林。从世纪末开始,国家通过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的政策逐步退出农村,另外又按着国际惯例开始象征性地返补农业和农村,这样国家由剥削者的角色转化成辅助者的角色。
当地是国家退耕还林的主要区域,因此在2000年以后开始大规模退耕,农民的大部分土地都纳入了退耕的范围。由于退耕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农民的收入,国家给予退耕户一定的补助,先后补助十年。这是国家在退出剥削地位以后对农村进行支助的一个重要项目,而且当地农民也的确享受到了一些实际。另外一个补助项目是粮食补助,由于当地可耕种土地的减少,这部分补助对于农民来说作用不大,很多人没有当回事。还有一个对于贫困家庭来说很重要的项目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农村低保,每年区区七八百元的补助,是很多贫困家庭的期待。这是国家通过直接手段和农民的来往,而更多的交往是间接的。国家在近几年通过修路、植树等工程给当地也带来了一些实惠,而这些项目都是通过承包的方式,因此国家不和农民直接发生关系。
然而,国家和农民的距离表面上看起来已经很远了,但是在调查中却不时地还能感受到国家和农民剪不断的纠葛。我在前面提到村庄里有很多贫困家庭眼盯着低保这个指标,而低保指标又往往由于县乡村几级干部的非正常行为不能合理地到达急需这笔钱的人家手里。因此也就有了我在前面提到的很多乡亲的抱怨声,其实这个款项对于许多人家也不是救命稻草,而是国家的公平在农民眼中的一个反映,是国家形象在农民心中的一个展现机会。这只是其中之一,其他的纠葛就集中中国家的各种下移资金上了。由于国家的财政改革,乡镇一级没有财政收入,而一切都要依靠县级财政的转移支付,而转移支付又往往很少,这就导致乡镇一级政府想方设法维持自己的运转。而对于贫困地区的乡镇政府来说,法子只能在国家下依给农村的各种资金上想。而信息来源开始发达的农村,也在国家政策发布的时间里了解到了具体情况,当他们发现到手的数额和国家公布的数字出现差距时,他们就知道问题出在何出了。因此,在国家退出剥削转向扶助的今天,农民的抱怨也由“多收”转向“少给”,以前抱怨国家干部肯定多收了自己的钱,现在抱怨少给了自己钱。农民把矛头直接指向乡村两极政府,指向腐败,这严重影响了共产党在农民心中的地位。
由于国家的退出,农村的公共事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即使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铺路等工程,也只是国家今年刺激经济政策的一个临时项目。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可能国家很难短期内会把这些事务在农村展开。而即使这些项目也不是能令农民满意的,我听好几个村庄的农民说,这几年硬化的路面,不到一年时间全损坏了。原来,这些工程很多承包给农民说的“关系户”,而这些包工头仗着硬棒棒的后台偷工减料,结果投资上百万的工程没有给农民带来实惠。这种事件的不断出现,不仅仅恶化了共产党在农民心中本来就很恶劣的地位,而且影响了农民的价值取向。只要和农民聊起天来,他们开口就说“现在要赚钱,没有关系不行,只要上面有人,什么钱都能赚”。然后他们就给我讲他们知道的那些通过门路混出来的人的事例,很多人对于那些通过走后门发财的人表示羡慕,而对于自己的没有本事只能垂头丧气。
国家退出剥削的角色进入扶助的功能,这本来应该是一个机会,一个发展农村的新起点,一个合理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机会。但由于各种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和共产党党质的腐化,这种若隐若现在农民中间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国家以何种身份、以何种姿态进入农村还很值得思考。
二十五:近亲越近,远亲越远
我的调查侧重于农民的社会支持,因此就特别注意村民对于亲戚的看法。我在村里调查的时候,正好碰到嫁在这个村子里的初中同学,当走进她家时,我开口叫出她的名字,她还没有反应过来,等到我自我介绍以后她才调动了她的记忆,记得我是谁了。家里有客人来看戏,她妈我认识,还有就是他婆家姐姐和孩子。当我问到她家和亲朋好友的关系时,全家人就开始发言了。她姐姐说:“能有什么人扶持呢,有事还不是我们自家亲姊妹”。原来她的婆婆公公去世早,留下两个孩子。她妈也插话说:“也就是和我们老人,还有人家婆家姐姐来往的紧点”。结果要她说几个来往密切人家的情况,也就仅仅举了上面提到的几个最亲的人的情况。来到一户人家时,他们家正准备吃饭。一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接待了我,他家是村里的外来户,就他们一家,父亲去世早,现在剩下他妈和他们年轻夫妇,几个姐姐已经出嫁,我调查的时候,他的姐姐正在他家做客呢。他告诉我,远房亲戚没有什么交往,就是红白喜事来往一下。平时有些事情就和几个姐姐以及老丈人那边商量一下,经济来往也就在这几家之间周转。
在村里调查的人家中间,基本都是中老年人。这些人家要么最近几年给儿子办过婚事,要么正准备给儿子娶亲。而当提到遇到资金缺口时,大部分人家说,少部分是几家亲人凑的,而这些提到的亲人也仅仅局限于孩子的叔伯姑和舅姨以及姐夫等最亲的人,剩下的缺口就只能高利贷了,这个我在前面多次提到。人们往往说,现在除去自家最亲的人实在因为亲情难舍,不得不借给你钱以外,其他人家一般不会借给你,如果有钱人家还要高利贷。因此老乡们说,一般只向 最亲的几户人家开口,远点的亲戚自己都不好意思开口。我调查时住在嫁在这个村子里的姑姑家,有一天晚上堂妹、表妹一起和姑姑聊天,不知谁问姑姑:“姑姑,你们家现在应该攒下点钱了吧?”因为姑父这几年下煤矿,每年能收入几万元,而家里又没有大的开支,因此大家心里都清楚她家应该有点积蓄。姑姑想了一下,说有呢,全娘家的几个哥哥(我爹也向她借了一些)借完了,结果仔细一数,的确每家都向她开口了。她说,想放点高利贷都没有放成,因为这几家亲戚都需要钱,还没有放出去,就被借完了,全都是最亲的,能不借给吗?
当问到走亲访友的情况时(问卷中有关于谁来家里住至少一天和家里人去谁家做客等),老乡们的回答基本上一样:“现在没有人出门做客了,即使有事也当天就回家了,都有摩托车,很方便。现在赶事圆(参加红白喜事)人们也当天就回去了,不象以前住几天呢”。只有妇女往往会提到自己的母亲会来家里住几天或者自己带着孩子会去娘家住几天,如果父母不在世,也就不去娘家了。
因此,通过调查和在当地的生活阅历,当地农村人际关系在亲戚交往方面呈现出“近亲越近,远亲越远”即“返回核心亲戚”的状态。家族来往也如我在前面提到的,只在红白喜事上有来往。同时也如我前面提到的,朋友在人们的交往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那些生活和生产面向已经转向村庄以外的人。调查中,几个在村子里日子算是最好的人家(有村庄里的个体户,有在外承包工程的老板,也有在外面干点小生意的人),都提到自己在外面的朋友是自己经常商量问题的人。只在村庄里务农的农民,他们的交往就呈现出我所说的情况,除去自家的最亲的几户亲戚外,顶多提提同村相处得来的几个人,一般也就两三个。调查中经常听到人们说,现在的人和以前不一样了,只顾自己,不象以前那样好亲近了,现在人的亲情好象淡多了。
当人们的生活和生产面向已经不在完全放在村庄,农业已经不是很多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农民开始走进城市,从事工业和商业,开始用数字和经济理性经营自己的生活和生产时,他们逐步调整自己的交往方式。因此,这种“亲戚返回核心,友朋扩散四方”的交往状态可能是当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对于农民的要求,是农民理性选择、主动适应变化社会的一种策略。
二十六:退耕还林,能退得掉吗?
近十几年来,当地农业生产上发生的最具有历史性变化的就是国家的退耕还林政策在当地的普遍开展,大大区别于以前小打小闹式的植树造林。这次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开始于2000年左右,农民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被纳入退耕范围,除去以前有树木的土地和位于河滩的平整地,都被退耕。在退耕的过程中,由于没有考虑农民的长远利益,把九十年代的机修梯田都纳入退耕范围,而这些机修梯田是国家花了很多钱才整理好的土地。这些梯田本来就具有保持水土的功能,同时也是很好的可耕地,收入大大高于其他山地。更不合理的是,当地县乡政府为了短期的效益(应付上级检查)而在这些国家投资了大量资金的土地上种植上没有经济效益的木材林和一些没有市场价值的干果林。这样,倒是在三两年内看见了满山的绿,而没有看见长远的绿。
围绕着退耕还林这个国家长期的政策,各方利益在其中进行博弈。退耕初期,部分村民担心退耕后的生计,一直和乡村两级抗衡,但是由于抗不住国家的大政策,也就最后乖乖交出土地。退耕两三年以后,部分农民无法仅凭国家的补贴和剩下的几亩土地上的收入维持日益高昂的生活,因此在自己植上树的土地上插播进庄稼,而这是国家不允许的。当地政府担心无法向上级交代,因此严格管制这种插播,对于农民的插播进行严厉惩罚。但是很多农民出于生计考虑,还是冒着风险继续插播。2006年县政府下令坚决铲除农民的插播庄稼,笔者亲眼目睹了乡村两级干部铲除农民已经种起来的庄稼,这样就发生了农民和当地政府的冲突,我调查的村庄曾发生村妇喝农药抗衡乡村干部行为的极端事情。以后几年农民当地政府放宽了对于插播的要求,而正在这时,国家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停止了大规模的退耕。当地的植树造林也局限在荒坡等公共土地范围内,而以前种上的木材林又在基层政府的指导下被农民陆续砍伐掉,补种核桃等有很好经济前景的经济林。今年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部分外出农民返回村庄开始经营抛荒了 的土地和退耕地,调查中也发现很多退耕地里已经插播上庄稼。
在浪费了近十年的各种资源和精力以及机遇后,当地政府开始考虑农业的长远发展,好多县提出了发展经济林的目标。我调查的县开始发展核桃林,县政府投入了许多资金。调查中得知,政府大力支持农民种植核桃树,采取了很多措施。政府出资修建通往核桃林所在地的路,而且全部硬化,我在当地的日子,几条路面正在硬化过程中。同时在核桃树附近出资打旱井以解决浇灌不便的难题,而且免费帮助农民修剪树木。这是当地政府在煤炭时代为后煤炭时代当地农村发展作出的一项长远考虑,由于核桃等经济林的实际效益,这种政策也得到农民的肯定,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通过观察,当地农民对于这种经济林的建设充满了信心,自觉地种植和管理养护自己的经济林,而且自己出资进行施肥等投资。当地农业由于地理环境等天然因素一直落后,而且没有特色,因此也不是区域经济的主要支撑,地下的黑金一直维持着县域经济及区域经济。但是一条腿走路终于显示出自己的不足,后煤炭时代的出路就摆在了当地政府和农民的面前。发展核桃等经济林的举措暂时看来是一个还找不到太大问题的选择,因此作为一个中短期考虑还是比较合理的。核桃等经济林在农民收入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很多农民种植年代比较长的核桃树已经开始给他们带来不小的收入,调查中很多农民提到自家收入中核桃所占的比例很大,有的农民说自家的大部分收入是核桃,也有的农民预计几年以后核桃收入将是自己的主要收入。而且核桃等经济林使农民摆脱了承重的体力支出,农民只要投入很小的工夫就可以获得比农业多很多倍的效益。因此,这在当地农业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这种种植结构如果能产生效益的话,将在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解放了农民扛了几千年的体力。但是,在表示欣慰的同时,我还是有点担忧,这种从上到下把希望都投在核桃林上的劲儿,真的能长期来劲吗?
在退耕还林这个政策中,农民的短期生存与当地政府的政治生存、生态环境的长远效益与农民生存的短期利益、粮食安全的政治考虑和生态安全的环境考虑因素等先后进行了博弈。而在这种博弈中,国家和农民都付出了代价,最后还是现实暂时获得了胜利。因此,一个问题就在这种用资金作为实验材料的试验中显示出来,即国家视角下的干预发展是否合理的问题。这种家长式的发展模式已经在我国实行了很多年,然而效果如何,还很难说。正如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詹姆斯•C.斯科特着,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1月)中说的:“如果要我将这些失败背后复杂的原因归结为一句话,我要说这些计划的始作踊者往往将自己看得远比实际上更聪明和更深谋远虑,同时也将他们的对象看得远比实际上更愚蠢和低能”。因此,是从地方实际出发考虑政策还是从国家(外部)视角出发考虑,退耕还林在当地的遭遇就给了一个计算费用显得有点贵重的答案。
二十七:没有主心骨的村庄
当地农村的宗族文化和宗族意识一直比较淡薄,在几十年的革命运动冲击下,这种本来就淡薄的观念更加淡化,因此以宗族为核心的民间势力就一直没有在当地发展以来。即使有家族控制村庄政治的现象,也仅仅局限于兄弟很多的亲兄弟之间。解放以前的当地村庄,民间基本围绕在村庄里的财主等精英周围,村庄的公共事务也是在这些人的带领下开展。解放以后,国家的政权全面伸入农村,因此只有国家势力在农村组织农民的一切。改革开放到取消农业税这一段时间,国家的权力逐步开始退出农村,这一段时间村庄里的公共事务基层两极干部还过问,基层干部还能组织起大部分村民干点集体事务,但是已经不能和集体化时代相比,基层干部的威信也在逐步淡化。农业税取消以来,基层政府由于国家的财政改革等因素的影响基本退出农村事务,正式组织在农村基本没有作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公共事务出现了无人理会的情况。
当地主要的公共实施就是交通、自来水和用电设备,但是由于无法组织村民,因此这些事务经常出现中断好长时间都没有人理会的情况。我所在的村庄近几年由于村干部不能有效组织村民修路,就把雨季修路的事务承包给村民。有的村民连自家院子外的公路也不维修,而这一段路自家必须走,很多人宁愿绕走也不愿修。而周围村庄则出现了村路被水冲坏没人修理的情况,人们的出行受到很大的影响。有一些村庄本来已经安上了自来水,但是由于村民大部分外出打工,剩下的村民没有人愿意承包自来水事务,结果就出现了有自来水村民却下河挑水吃的情况。我所在的村庄每年冬天都出现自来水管被冻的情况,但是当村干部组织村民开挖渠道找被冻段的时候,很多村民不理睬村干部。有时组织起一部分人,但是到了工地也没有人愿意干活,因此每次挖掘被冻管段,都不欢而散,结果往往只能承包给个人挖掘。有的村民甚至说,自己宁可下河挑水也不去挖掘。因此,在公共事务上,当地农村普遍存在一盘散沙的情况。而唯一能把村民吸引在一块的是村庙,在关于村庙修建和唱戏等事务上村民又能达到和其他公共事务完全不一样的团结,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当地农村的权威只剩下村庙和神这些看不见的东西。
在国家退出的背景下,当地农民又没有通过宗族等传统力量自行组织的习惯,再加上当地农业很落后,工商业也不发达,因此也没有依据生产和销售需求组织起来的必要,这样当地没有出现生产合作社等民间组织。在国家退出、传统缺失以及产业落后这几个主要因素的作用下,当地农村就成了“没有主心骨”的村庄。这种没有主心骨的情况导致农民和其他势力(国家、市场)进行博弈时没有力量,因而往往发生农民利益在这些强势力量面前受损的事情。也能听到当地农民对此的抱怨,他们很羡慕在争取资源时那些很团结的村庄。我在当地听到农民讲,在一些乡镇和村庄干部有隐瞒各种国家下移的资金(扶贫款、退耕补助以及粮食补助等资金)时候,有些村庄里的村民就组织人一起上访,结果往往能把这些东西争取回来。我在村庄里的日子,村子周围正在植树,工程承包给个人,当地农民就打工种树,但是工资比较低,有人提出来一起要求加工资否则就罢工,但是就是没有人响应。事后就有人聊到某某村庄的人就遇到这种情况,人家一罢工,老板就增加工资。因此,从这些事情上看,当地农民也有组织起来的需要,但是这种组织只能靠他们自己,当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十分需要的时候,也有组织起来的可能。我调查的村庄就有这种趋势,近几年男劳动力纷纷外出,村庄里的妇女和老年人在春耕、夏锄和秋收季节农忙时,就形成了几户人家互相帮忙的习惯,我在村庄里听很多人提起这事,村民们提起这事的时候,就有一种自豪感,“我们村村风很好,在方邻近(方言:周围的意思)也没有几个村能和我们村相比”。但是这种现象在当地村庄并不普遍,因此路还很长。
二十八:村庄里的经济生活
在我的记忆中,村子里的人平常基本余钱在手,因为农民们唯一的收入——粮食,只能在秋天出售以后才能得到现钱。因此也就经常听到人们在谈生意时的条件,秋后给钱。当农民之间发生交易时,购买的一方就向出售方提出条件,等秋天粮食出售以后出钱。这些以秋后给钱为条件的经济活动基本发生在每一个村民身上,春天当春耕需要化肥的时候,村民就向出售化肥的人赊购化肥,条件是秋天给钱,当比当时出钱贵点。这种农资交易在国家的供销社倒闭以后就由私人接手,交易就发生在农民和这些买卖人之间。当急需耕地的牲口等农用工具时,如果交易发生在熟人或者半熟人甚至有中间人的陌生人之间时,人们一般也会以秋后交钱为码。因为余钱很少,人们的日用品也不得不在村子里或者村子周围的小卖铺里赊帐,有时也用家里的粮食换日用品。
近十来年以来,村庄里的一部分劳力开始走出去打工。有的家里还留点地由妇女耕种,有的全家进城务工,土地就转让(河滩地)或者无偿送给其他留在里的农民,有些劳力在农闲时也会出去打打临时工。因此,近几年村庄里的人手里就有点余钱,尤其是有人在外打工的家庭。随着村民手里余钱的增加,这种“秋后算帐”的交易也开始减少,而更多的是当场结算或者等工资到手以后付帐。对于那些只在村庄里务农的人家来说,交易方式还没有多大变化,秋后算帐还是他们的主要方式。我调查的一户人家,前几年一直在外边打工,去年由于外面的工作不好找,老两口就回到村里把自家的地重新拣起来种上。主妇告诉我,在外面打工的时候,赚下的的钱也就在那几年就花完了,因为老两口工资也不高,但是在外面开支又大。回到村里就很紧张,什么东西都得在村里的两家商店赊帐,她说已经欠下人家商店上钱元了。和她家一样,村里许多在村里务农的人家都提起自家平时的主要用品也是在商店赊帐。近十来年以来,彩色电视机、摩托车以及洗衣机等大件家用品也开始走进村庄里,到现在基本每家每户都有彩色电视,大部分人家有了摩托车。对于那些在外打工的人来说,他们往往用现钱购买这些大件。而暂时手里没有余钱的人就只能在镇子里赊帐了,由于这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机会,加上镇子里的商店也大多数是由本地人开,因此村民也很容易就能赊到这些用品,有时当年没有钱的还可以推迟到下一年。
九十年代每个村庄里的国有供销社倒闭以后,村庄里就开始出现私人商店,有的是直接把供销社承包下来,有的是新办的。因此,每个村都有了商店,人口上大几百的村庄还有两三家,人口少的一般有一家,而那些靠近乡镇集市的村庄就到集市上购买。这样到了近几年,随着村庄里大部分人外出打工,有的村庄里的商店就无法维持下去,也就出现倒闭现象,即使维持也很惨淡。而随着村庄里商店的倒闭,以及村庄里老年人居多的情况,就出现了“大篷车”进村的情况,这些周围的买卖人开着车载着货,过一段时间就来村里卖一次,村民就购买一个月左右的用品,这样就基本解决了留守村民的日用品需求。而大篷车和村民之间也开始建立一种长久信赖关系,村民对于质量和价格都很满意的来村商人就比较欢迎,也就经常打电话要求其来村卖货。
随着交通条件的大大改善,以及村民外出务工(当地人务工主要在周围城镇)的增加,村民的经济交往范围也开始突破小的范围,向周围城镇扩展。以前,村民主要的经济活动集中在村庄附近二十里左右的乡镇和村庄(大村庄)集市上,人们买卖东西(日用品购买、粮食出售、牲口交易等)就通过赶这些比较定期的乡村集市,往往是步行,条件好点也是赶个马车。近几年公共汽车基本遍及每一个靠公路的村庄,很多人家也购买了摩托车等交通工具,因此进城或者到附近城镇很是方便。人们的经济交换圈也随着扩大到镇子以外。当遇到结婚等大事时,人们一般也会去附近县城,这样选择的范围就比较大。而一年之内农民最大的一次支出——年货,人们也开始进城购买,而不仅仅限制在村庄附近的乡村集市上。
另外,我在前面也多次提到,村庄里近年来高利贷活跃也是村庄经济变化的一个主要内容。村庄里出现了以高利贷为生的现象,而且这种高利润也使得很多村民把余钱投向高利贷。也出现了专门从事高利贷的农民,他们通过从有余钱人家手里以交低的利息贷款,然后以较高的利息放贷,从而通过利息差赚钱。在这种高利贷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内容的背景下,很多经济来往就通过高利贷。人们用高利贷应付急需的资金支出,比如孩子上学、治病、结婚以及购买大件用品等。因此,现在人们有了余钱以后也总希望放高利贷,在这种情况下,借钱等传统经济来往就少了,人们的借钱范围缩小至近亲范围内,就象我在前面提到的老乡们的话一样:“现在人家谁肯借给你钱呢,除非你最亲的人肯借给你,他们有个亲字在那儿放着,隔不开这个亲字,一般人家就只能高利贷了,你都不好意思向人家开口借,人家明明能放高利贷收利息,借给你什么都没有”。
经济理性开始随着村民和市场的接近也在村民心里开始扎根,这也能从那种义务帮忙现象逐步消失看出来。九十年代左右,村庄里开始普遍新修房屋,在每家每户的工地上就有许多村庄里的乡亲来义务帮忙,有的是主动来帮忙,有的是主家提前邀请帮忙,户主只要提供一日三餐以及一两盒烟就算是犒劳了。这样,人们之间就形成一种“变工”的习惯,互相帮忙。笔者也曾经代替父亲去帮助村里人盖过房子,而且不只一次。近几年村庄里这种义务帮忙的事情基本没有了,除非近亲才肯,这样人们在遇到一些急需劳动力的事情上就只能雇佣别人了,这样就出现了同村人之间的雇佣关系,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人们会对这些临时帮忙收钱的行为嗤之以鼻。
总之,村庄里的经济生活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并不太明显,但还是区别于十来年前。“钱”在村子里活跃了,人们也开始向钱看了,看来经济理性化是一个趋势,乡土社会在“情义“的之上要加个“利”字了。
二十九:“众神相争”的村庄信仰
我在前面提到当地村庄近年来村庙及其相关活动相当活跃,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人们从内心深处对传统神庙信仰的复兴,在这种活跃背后有着其他的因素在支配着村民的行为。村民把自己在村庙活动上的表现作为一种社会表演,而不仅仅是出于信仰,这可以从人们日常对于神庙的态度看出来。据当地老人回忆,以前村里人对于村庙很重视,一年之内去庙里烧香的次数很多,人们会在不同的节日里进庙烧香,而且相当虔诚。解放以后的无神论教育和各种运动大大冲击了人们对于鬼神的信仰,文革时期所有村庄的神庙都被破坏,大多数村庙改为学校。文革以后,村庙活动在当地逐步恢复,直至当前的修庙热浪潮。从当地村民对于神的日常态度来看,人们对于神庙信仰已经相当淡化,村民们没有了老人们记忆中那种虔诚,对于神庙的信仰只在建庙和神戏等活动中能得到体现,平常日子基本疏远了神庙。只有当个人或者家庭遇到困难或者面临重要关口时,人们才能记得神庙,这时很多人才会去许许愿、求求卦、问问药,也就是“临时抱佛脚”。
在村民们对于传统神庙信仰“或冷或热”的同时,基督教信仰在近二十年来开始走进部分农民的中间。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几户人家信基督(当地人称“信神”),据笔者的观察,信仰基督的人家基本上是家庭有事故的人家,要么是家人有疾病,要么有病故,要么家庭不幸福,也有家庭经济比较贫困的人家。笔者村子里的老主任,两个儿子先后得同一种病去世,老人家难耐痛苦,头发几天之内掉完。后来信基督,经过几年的心理调整,六十几岁的老人头发居然慢慢出来。他的嫂嫂,因为抱养的儿子不争气,把整个家产都折腾完了,老人家很是伤心,也信了基督。因为基督信仰和传统的信仰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当地基督徒的信仰习惯就和非基督徒的理念发生冲突。基督徒不参加祭祖活动,不过春节等传统节日,不举办红白喜事,也不参加其他亲友的红白喜事,更不参加村庙的活动,这些在当地村民看来很奇怪、很不合风俗的信仰使当地人对于基督徒很是排斥,也发生过纠纷。当地有一个村庄唱神戏,要求所有村民平均分摊开支,当庙里的负责人向村里的基督徒收钱的时候,基督徒拒绝交钱。这下惹怒了其他村民,村里一个流氓性质的青年就用威胁的办法强行向基督徒收钱,基督徒由于害怕流氓的报复就不情愿地交钱了。类似这样的冲突经常发生在当地村民与基督信仰的村民之间,而更多的是基督信仰习惯和当地风俗的冲突。由于当地基本没有回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因此伊斯兰信仰还没有进入人们的信仰视野。
在当地消失了几十年的“巫婆”“神汉”等活动也在近二十年来逐步兴起,而且市场很大,很多人相信这种神奇人物的诊断。当地就有几个这样的神奇人物,其中一个女人很有名气,笔者十几年前曾在同学家中亲自观看了她的诊断表演,而要她看病的人居然是当地镇卫生院的院长。当人们家中发生变故或者事业不顺时,很多人会去求助于她。据很多让她诊断过的人说,她居然能把让她看病或者看其他事情人的情况说得很准确,你不得不相信。这两年回乡,听说她已经不在村里住啦,随着农民进城去了,把生意带到了城里,而找她的人也更多了,听老乡门介绍,居然有大官让她诊断。而随着人们走出村庄进入更大的世界,他们遇到的危机也逐步增加,因此很多人在变故面前只能求助于这些神奇人物。经常听到村民讲,当人们得了某种病医院都治不好时,或者当发生其他事故而通过正当渠道不能得到解决时,人们就会去这些人那里碰碰运气。
而对于鬼怪的信仰基本退出了当地人的视野,人们在遇到事故以后,首先通过正当渠道解决,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会去求助于神庙和“巫师”等,但不会想到向祖先等鬼怪求助,因此以鬼怪治疗为业的人也基本消失了。
因此,当地的民间信仰就表现为传统佛道信仰的“或冷或热”、基督等外来信仰的进入、各种巫师信仰的部分复兴以及鬼怪信仰的退出,呈现出“众神相争”的信仰格局。
三十:村庄里的家庭结构
因为我的研究对象是家庭,因此在调查中就特别关注村庄里的家庭结构,结果调查结果和我对当地家庭结构的观察基本一致。当地的家庭在传统社会也基本没有出现那种四世同堂或者五世同堂的大家庭,这主要是因为当地没有出现大的地主,一般只有一些小地主,当地称为财主的人家,这些人家的财力也不能组成一个特大的消费家庭。因此,传统社会也主要以小规模的家庭为主。通过调查和生活观察,当地主要的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和复合家庭为主。
核心家庭占主要,主要是由夫妇和未成年子女组成,这也包括由于离婚或者死亡等原因形成的单身父母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也有因为离异或者死亡等原因而再婚组成的家庭,这种家庭包括再婚夫妇和双方的未婚子女,或者单方子女。当地再婚包括几种形式,传统上主要有男到女方的家的“招”和女到男方的“撤”,当代也有流动于双方家庭的再婚形式。
已婚夫妇和男方父母的家庭主要有以下几种,如果男方父母只有一个儿子(有女儿和没有女儿没有区别,因为主要是儿子负责父母养老送终),儿子结婚以后大多数情况下是同父母居住在一起,经济收入和支出也在一起。除非儿子和老人不在一个地方居住或者儿媳和老人不能和谐相处,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才不在一起居住。如果老人有多个儿子,老年人的家庭组成就不一样了。首先结婚的儿子在婚后几年(一般在有孩子以后或者其他兄弟结婚)一般和父母在一起居住,但也只是在一起共餐,经济收入和支出考虑到老人还有其他儿子,年轻夫妇和老人就分开计算。老人一般和新婚夫妇居住不长时间,双方就分家,老人给新婚夫妇一些家庭基本用品和粮食,过一段时间双方就各自过日子,经济上就没有纠葛了。在当地,老人往往和最后结婚的儿子住在一起,这样老人和这个儿子就在经济收入和支出上混在一起,直到老人离世。这种情况下,其他儿子在老年人丧失劳动力以后,平时基本不负责老人的生活,只有当老人出现疾病或者死亡时,其他儿子才平分老人的开支。也有老人在儿子们都成年后,夫妇(如果丧偶,也有单身老人)就单独过日子的,只有当老人不能自理生活时,子女才商量供养老人的方式,主要有轮流供养和其他儿子出资而其中一个儿子和老人共同居住两种形式。当地老人不到完全丧失劳动力的地步是不会让子女养活的,因此很多老人基本靠自己,当劳动力丧失的时候,他们的日子也没有多少了。
村庄里的单身汉父母在世时,和父母住在一起,当父母去世以后,他们往往单独过日子,基本没有和其他已婚兄弟在一起的。当村庄附近有离异或者丧偶的妇女时,单身汉有结婚组成家庭的机会,主要有我在上面提到的两种形式,即男到女方家和女到男方家,现在也有流动于双方家庭的形式。这种情况下,当女方离世后,男方如果在婚后生下子女,一般和子女居住在一起,如果没有子女,他们往往单独过日子,也有和“前家儿女”(女方原来的子女)在一起的,但是比率很小。
当地的家庭结构也和全国各地的情况一样,趋于核心化。家庭人口数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和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也逐步减少。计划生育政策以前,人们的生育不受限制,出现很多生育六七个乃至更多子女的情况。八十年代以来,虽然生育观很难转变,但子女数已经降到平均每户三个左右,到了新一代年轻人结婚以后,子女数就降到两个甚至一个。因此,当地的家庭人口平均数就限制在四五个左右,即使三代同堂也就只有五六个人。人口的减少使得家庭的人均消费就能得到比较好的满足,当地经历过大家庭生活的中老年人对于这点尤为赞赏,他们感受到了家庭人口少的实在好处。
另外村庄里的家庭居住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传统社会,一个家族的人家基本居住在村庄里的某一个固定区域,家族联系就很紧密。近三十年来,人们开始新建房屋,而新建的房屋往往远离旧村,这样很多人家就和其他家族里的人家在空间上拉开了距离,有的甚至同父母和亲兄弟都不在一个区域。
随着核心家庭和小型复合家庭逐步占主导,农村常见的家庭纠纷也在逐步减少,同时亲情也局限在家庭内,以前那种一大家子其乐融融的氛围也基本消失了,家庭亲情的情感支持当然也少了,这可能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在这种家庭趋小和人口趋少的背景下,家庭劳动力的负担在土地的单独经营上就落到了男主人身上,同时其他家庭负担也要夫妇两人面对,因此户主肩上的压力就很重了,在和调查村庄许多户主的聊天过程中这种感觉尤为明显,这也是家庭结构变化以后一个不利的表现。这种结构的变化有利有弊,但这是一个趋势,村民们只能适应。
三十一:消失中的村庄学校
黄土高原地区在传统社会一直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文化教育同其他地区也无法相比,当追溯当地文化发展时,很难找到一个通过读书走出来的人才,更多的是一些通过革命暴力获得历史声誉的土包子。解放以前,当地的私塾很少,即使有私塾,能上得起学的也没有几个,这可以从我的调查中得知。在调查中遇到很多老年人,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人当问到文化水平时,他们都说不认识字,几乎达到百分之百,这些人在1940年代以前出生,因此没有读书的机会。六十几岁的人就有一些读过书,这部分人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正好处于解放前后。解放以后当地也在国家的统一政策下,先是开展扫盲运动,接着开办了正式学校,当时每个公社都办有高中,每个村庄都有小学,中心村办有初中。我调查的一个乡村老师正是在公社的高中就读的,他拿着今年高中同学聚会的相片向我介绍了很长时间。因此,调查中发现1940年代后半期以后出生的人很多读过书,大都念完小学,也有念完初中,少部分念完高中。
80年以后,部分乡级高中逐步关闭,到90年代基本全部关闭。同时村级初中也逐步关闭,到90年代中期当地初中只剩下乡镇政府所在地还办有初中,高中一般聚集在县城。同时农村小学也在变化中,七八十年代每个村子的小学都是全日制学校,到了90年以后,一些人口在二三百以下的村庄学校就开始只办一到三年级,学生到四年级就得出村到附近的中心小学就读。这种状况持续到本世纪头几年,部分人口少的村庄学校由于学生人数的减少开始纷纷关闭,同时一些中心小学也出现学生大幅度减少的情况。到最近这两年,每个乡镇只剩下一个初级中学和两三所小学,很多中心小学也开始关闭。我调查的村庄小学是中心小学,附近七八个村庄的孩子在此就读,前年因为人数太少,也关闭了。村庄小学倒闭的原因主要是学生人数太少,而学生人数少,一方面是出生率的降低,另一方面是部分孩子随父母去打工地就读,也有少部分孩子被父母送往城镇学校就读,这部分孩子的家长出于追求高质量教育的目的。这种村庄小学纷纷倒闭的后果是,一部分在村庄务农家庭的孩子必须从学前阶段就到附近城镇的学校就读,这样父母就必须陪读。在调查中,就发现有许多孩子上学的孩子转到家长打工所在地的学校。
在乡村小学消亡的同时,却出现了城镇学校的拥挤现象。整个乡镇的学龄儿童现在都在乡镇所在地的小学就读,因此班级容量大,教师负担也重,管理也出现困难。与此同时,这种异地陪读也给家庭带来负担,在外居住的消费大大高于村庄,而且限制了陪读家长的劳动力,给农民家庭造成经济压力。儿童从小离开村庄读书,也疏远了孩子和村庄的关系,这不利于那些将来未能通过读书走出去的孩子在农村的生存和发展。随着村庄小学的消失,村庄里的童声也消失了,加上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村庄里人气很萧条,整个村庄处于死气沉沉的状态。
农村学校是农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逐步退出也是当前农村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但是这种“无学校”状态和建国前的“无私塾”完全不同,它们分别是两个时代的产物,而当前的这种状态是农村社会进步的表现,是人们的生育观念、社会流动以及教育观念等相关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十二:村庄里的爱情
我在村里调查的时候,有几户人家准备给儿子娶媳妇,借着聊天,得知其中几个年轻人是自由恋爱找的对象,也有是通过亲朋好友介绍然后恋爱的。近几年回去村里,发现很多女孩通过自由恋爱找到婆家,一问嫁到何处,居然有出省的,也有出县的,这种情况在前二十年左右还是很少见的。传统社会里,村庄里的年轻人基本就在村庄里务农,活动范围也就在方圆十里以内,女孩子的活动范围更小,受到的约束也更多。因此,年轻人的婚姻基本由父母和其他亲友帮忙,通过媒人或者熟人的介绍,见面了解一下,觉得对方基本符合当地人的标准就行。一般男孩子在别人眼里应该是“有苦”就行,女孩能干家务、手巧点就差不多。因此,很多婚姻都是通过媒约的形式。而自由恋爱也只发生在同村或者临近村子间的男女青年之间,这种通过自由恋爱结婚的所占比例很小。主要是年轻人接触异性的机会少,接触的异性有限,再加上熟人圈有很多不便,因此就限制了年轻人自由选择结婚对象。这样,婚姻主要是通过介绍完成的,而婚姻圈也受到了限制,每个村庄都有固定的婚姻范围,一般超不过方圆二十华里。比如我调查的村庄离我们村十里路,两个村庄就有好几户人家结成亲的,村庄里到处是亲戚。这种情况在村民走出村庄以前很普遍,因为活动范围限制了择偶范围,结婚对象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选择,双方基本上能得知对象的情况。在传统观念里,人们觉得把家庭流动于村庄与学校所在地之间。一般情况下是妇女陪孩子,男人在村务农或者在外打工,也有家庭就把女儿嫁在附近村庄里,娘家人可以为女儿撑腰,一般不会发生婆家欺负的情况,即使欺负,娘家人也能及时制止。而且一般也不愿把女儿嫁在本村,因为容易在女儿和儿媳之间发生矛盾,因此传统上人们喜欢把女儿嫁在村子附近二十里以内的其他村庄,女媳家没有狐臭、女媳生辰八字没有问题、人性善良、有苦就可以了,男方对女方也是这些要求。
近十几年来,村庄里的人开始外出打工,年轻人尤为突出,只要退学,就开始外出学手艺或者打工,村庄里基本没有务农的年轻人。这样,在学手艺或者务工的过程中,年轻人就结识了很多异性,这就为他们选择对象提供了方便。很多年轻人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恋爱的,然后通过家长的同意就结成夫妻。家长现在对孩子的婚姻也很少干预,人们的观念就是只要孩子们愿意,就随他们的愿了,父母只忙操办婚礼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婚姻圈就突破了传统的地域范围,有些婚姻发生在县外,甚至省外。由于现在交通和通讯条件的便利,家长和年轻人也基本能接受这种异地婚姻。而家长和年轻人对于婚姻对象的标准也在发生变化,男孩子的标准由“有苦”变成了“有本事”、“活套”,就是起码要有一门手艺,或者会做生意,而不是“死受苦”(当体力工)。
随着年轻人的大量外出,在村庄里务农的年轻人找对象就出现困难,即使有不外出的女孩,但是女孩子往往愿意嫁到条件较好的城镇或者经济发达的其他农村。因此,村庄里也就出现了一些老大难的男青年,但是比例不大。而不外出务工的女孩还是基本通过媒约找对象,这是村庄里传统结婚形式的最后堡垒。
另外一些有关婚姻的变化,我在前面也多次提到,比如结婚成本的高昂(许多农民只能通过借贷等形式给儿子凑齐结婚费用,费用高达八九万甚至更多)、女方对男方父母的要求(要求婆公年纪小)等都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
不过早婚现象没有多大改变,很多女孩子二十岁左右就找婆家了,有的更早,而男孩子如果在虚岁25岁以前找不到对象,就被别人视为“有问题”的人了。因此,男孩一到20岁左右如果自己还没有找到对象,亲朋好友就忙着张罗了,在村庄里和老乡聊天时,有人就为自家或者亲戚的大男孩着急了。这种早婚现象已经形成一种风气,迫使那些一时找不到对象的男孩很有压力,也就发生一些“将就”的婚姻。这种早婚行为在当前农村青年“离农”的背景下,也带来一些问题。有一些农村年轻,在结婚以前没有学到手艺或者没有一个能养家糊口的固定打工单位,农活他们又干不了,因此有一些青年结婚后无法养活老婆以及随后出生的孩子,往往还得靠父母帮忙。
总之,村庄里婚姻观念随着社会的变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同时也有一些观念还继续在农民中间盛行,但“变”还是多于“不变”。
三十三:树挪死,人挪活
当地的人地矛盾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不太严重,因此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人口向外或者向内迁移。人口迁移在当地从来是小型的家庭迁移,而且大多数属于就近迁移。据笔者的观察,当地人口迁移主要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迁移有着各自的背景和原因。
在解放前,当地人口迁移主要是出于“活命”,这主要是当遇到灾年等情况时,人口多土地少的村庄里村民向人口少土地多的村庄迁移,一般迁移进的村庄里有亲戚等社会关系存在。笔者有一年在附近一个人口少的县调查时,发现这个县有部分村庄全是由附近县来的人组成,调查中得知这个地方人少地多,有些地方在前百年前基本没有人,于是附近的人就迁来一部分,还有一些河南、安徽讨吃过来的人落户下来。调查的时候,当地人说,这些河南、安徽的人这几年纷纷往老家回迁,因为老家的经济社会条件近几年大大改善,而这个地方还是只能靠土地生存,发展不大。在笔者的老家,有很多姓氏的人家是从黄河对岸的陕北地区迁移过来的,这包括笔者的祖辈和笔者祖母的家族也是从陕北逃难过来的。因为当地相对于陕北地区来说,人口和土地矛盾比较和缓,人均土地多点。这种“活命”形式的迁移在建国后由于天灾人祸等原因还延续了一段时间,直到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户才基本停止。这种形式的区域内人口迁移可以从当地人对于80年代以前人们的择偶观上体现出来,当地中老年妇女介绍,他们那时候找对象基本看对象村子里的土地多少,这样人口少土地多的小村庄就成了她们的合意婆家村,因为嫁在这样的村庄饿不死。这还能从小村庄和大村庄里的本家联系可以看出,我这次调查的村庄属于人口多土地少的大村,附近有一个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小村里的刘姓人家全是从这个大村迁过去的,两个村庄里的刘姓至今还有红白喜事上的来往。当地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基本上是从附近大村庄迁来的“逃难”人组成的,有的村庄还是这些迁进来的人新建的。因此,80年代以前当地的人口迁移就呈现出区域内小型迁移、迁移目的出于“活命”即追求土地多、迁移进的村庄为人口少土地多的小村庄等特点,这也是传统社会人口迁移的主要特征。
80年代到世纪末这段时间,这种出于“活命”目的的区域内短程迁移随着人们能够活命而基本结束,一种新的迁移在这个时期内出现。这一段时间正是笔者的成长期,身边发生的迁移以及人们对迁移的看法,笔者有亲身感受。和传统的迁移相反的是,这一时期村庄里的迁移是从小村庄往大村庄迁移,人们迁家的目的不是追求土地,而是追求其他的目的。短短二十几年,当地就出现了一些无人村,这些村在80年代以前大多数还有十来户人家。其他的人口在一二百左右、交通和吃水条件以及上学条件差的村庄这一时期的人口迁移呈现出纯粹外迁的现象。这些外迁的人家主要迁往交通条件、上学条件以及用水条件好等相对优越的大村庄,而这些大村庄主要是分布在当地主要河流流经的地方(河川地区)。人们从偏远小山村迁往这些附近的大村庄主要是出于孩子的前途,这包括读书和将来的婚姻。这段时间,这些大村都有完全小学,即使没有,村庄附近也有,因此孩子读书很方便。另一方面,80年代以后,当地的婚姻观也发生了变化,女孩子找对象希望到各方面条件好点的大村庄,如果对象是小山村里的,她们在结婚前就要求婆家落户到大村庄或者把新房子建在大村庄,这样很多人家就出于孩子的终身大事也就把家迁到大村庄。而这一时期,小山村里的年轻人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就大大降低,出现很多难找媳妇的大龄青年。外迁的人家也主要依靠前入村庄里的亲友关系在村庄里落脚,也有一部分属于回迁,这主要是当年逃难出去的那部分人或者其后代。笔者老家所在的村庄这一段时间就迁出去十来户人家,而村庄里总共也就不到四十户人家的规模。而迁出去的人家基本能在落脚村庄落户,也能分到土地,加上农村房屋建设花费小,他们也能购置房屋,这样他们就永久居住下来了,和原来的村庄只剩下宗族等亲情联系。由于当地村庄农民基本没有排外的风俗,加上这些迁入的人家在村庄里有亲友依靠,因此很快就能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实现了新的村庄认同。
这种往大村庄迁移的现象随着当地农民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以来开始进城务工出现了变化,这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基本不热衷于往大村庄迁移,而更多的是举家前往打工所在的城镇居住。很多人家先是男人一人外出务工,随后把家里人也一并带来,一方面家里其他人也能在当地找活干,另一方面家庭妇女能做饭可以省去一些不必要的伙食费用,有孩子读书的人家也可以让孩子在当地就读。但是由于农民靠体力打工收入有限,绝大部分不能在打工城镇落户和拥有自己的房屋,因此这种迁移就很难确定,基本属于临时性的迁移。这种临时性的迁移已经成为主流,村庄里半数的人家前往大工地居住(大部分是租房居住,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家能买房居住),但绝大多数还是来往于两地之间。不能在大工地落脚得人没有抛弃村庄里的土地,有些人家一边打工,一边还耕种村庄里的承包地。而这段时期以来年轻人结婚的条件就是在城镇买房子,条件差点的在附近集镇上,经济条件好的就要求在县城等更好一点的地方。这样,这一段时间人口迁移的方向是从农村(不管村庄大小)往城镇或者有打工机会的其他村镇迁移,农村呈现人烟稀少的状况,迁移的目的是有利于务工赚钱。但是这一时期的迁移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大部分属于临时性迁移,人们对能否在城镇最终落脚心里没谱,因此处于身体和心里双重徘徊的状态,而这种徘徊的状态要持续多久,谁也说不准。
三个不同的时期,三种不同的迁移方向,三种迁移目的,但始终没有离开“活”这个字,先是为了“活命”,后是为了“活得好”,这正应验了当地人经常挂在口边那句谚语:“树挪死,人挪活”。
三十四:何时能撂下䦆头把?
老家的农民把自己成为“受苦人”,有时也称自己是“握䦆头把”的或者“跟牛屁股”的,这种形象的说法表达的是农民对自己职业的一种无奈和无奈后的乐观主义式的调侃。在这种调侃里也隐含着农民强烈的撂䦆头把的愿望,他们急切的希望变成“受苦人”的对立面,也就是说他们很希望能在社会地位上升一个层次。然而这种世世代代“撂䦆头把”的愿望,一直还是他们的一个美好梦想。
我在前面提到,当地由于地理条件和历史因素等原因,文化教育一直落后于周边平原地带,更不用说全国其他更好点的地方。解放以前的传统社会,当地的私塾和各种学堂相当少,以致于村庄里七十岁以上的人全是文盲,更不用说通过读书进入官僚阶层了,唯一能步入官僚的就是通过当兵或者农民起义。在这种教育相当落后的背景下,当追溯当地文化的发展时,基本找不到一个本土文人。因此,在解放以前的上千年历史中,当地农民“撂䦆头把”的愿望根本没有实现的机会,能走出去进入官僚队伍的也只是为数极少的地主子弟,一般受苦人子弟根本没有条件读书。这样传统社会当地农民往上爬的路基本断绝,他们世世代代只能“握䦆头把”,或者转而干点其他能糊口的手艺活,但还是“受苦人”,只是受的苦不同而已。而在传统的中国,只有进入官僚阶层才被人们认为步入上等人的行列,这也是农民追求的目标,而当地农民可能更看重的是这种“不劳而获”的轻省活,因为他们深深地苦于那种累死累活只能勉强糊口或者连糊口都无法保证的生存状况。
解放以前的传统社会没有给他们提供往上爬的机会,因此只能是他们的一个梦而已。解放以后,国家的政权伸入农村,同时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文化教育,因此很多农民也开始有读书的机会。国家政权的深入农村急需一批基层干部,这样当地农民里的文化人和有过当兵背景的人就被选进干部行列,随后一部分读过书的农民子弟也被补充到干部和农村教师的行列。我调查的村庄里有几个乡镇退休干部和农村退休教师,年龄都在五六十岁及以上,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渠道获得国家的“一碗饭”。其中有当兵出身的,有的是六七十年代的高中生,在农村中小学当过民办教师以后转正,只有一位老先生是当地一所师专毕业,这些人虽然还生活在农村,在农民看来就是“撂䦆头把”的人,因为他们能吃国家的财政。这些在村庄里被别人羡慕的人,他们的子女大多数也通过读书走出去了,聊天中村民们羡慕不已。村庄里其他走出去的人,也是通过这几种渠道最终摆脱了“受苦人”的身份。解放以后到世纪末这段时间,国家实行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政策,农村里的孩子只要能考上最起码的中专,就能“吃上国家的饭”,因此那些读书种子就拼命地读书,父母也大力支持,但由于这一段时间招生数目有限,能考上学的人还是少数。九十年代笔者读初中时,当地许多孩子希望在初中毕业后能考上地区里面的两所中等师范,而这两个师范学校每年在每个乡镇只有两个固定名额,于是很多学生拼命争取这个名额,如果不占名额就要考很高的分数,这对于当地基础教育很差的学生来说是很难的路。这两所学校毕业的学生毕业后就能在老家的学校教书,也就是能吃上国家的饭,因此考上学的学生就成为人们心中的偶像,整个乡镇的人都能知道。其次,就是考省内重点中专,这些学校毕业以后也能被国家分配。在这种背景下,很多学生就通过不断的复读来争取考上这些中专,限于教育水平和招生人数的限制,走出去的学生还是很有限,只有读书最好的几个人能考上学。当时分数次点的学生可以通过多出钱就读这些学校,于是很多家长就拿出全部家当(当时要多出上万元,而农民的年收入也仅仅是三两千,相当于好几年的收入)来支持孩子上学,就是希望孩子不用受苦,而当地也急需人才,因此这些通过各方努力而升学的学生毕业后到在家乡找到工作,实现了父辈和自己“撂䦆头把”的梦想。随着时间的推进,通过当兵跳农门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越往后,当兵的人就基本没有希望混上国家的饭,很多当兵人退伍以后还是“受苦人”。
近几年,扩招也给农家孩子带来了进入高中和大学的机会,村庄里上大学的人也越来越多,每个村庄都有大学生,考上大学在农民看来也不稀奇了,而这在前十来年是很惹眼的事情。这时随着国家分配政策的终止,通过就读中专等学校往上爬基本没有希望,而大学毕业生想“吃上国家饭”也显得有点困难。在这种背景下,农民对于孩子的升学和出路就有点犹豫。但从调查中看出,农民现在开始把目光从“吃国家饭”上转移开了,他们也能接受孩子大中专毕业以后进私营企业工作,就像农民们说的“现在关键是能赚钱,只要有钱赚,那儿工作都一样”。村子里这两年就有几个大专毕业生进入县城的钢铁厂工作,村子里一位退休教师告诉我他的两个孩子师专毕业后也进去工厂工作了。虽然很多农民还很在乎吃财政,因为农民觉得吃财政比较稳定,而农民最看重的就是一个稳定的饭碗,世世代代的农民都希望下一代能不当受苦人,能撂下䦆头把。
因此,虽然国家的分配政策终止了,但农民对于往上爬的信心还很充足,他们认为只要孩子大学毕业,即使打工也用不着“受苦”,比自己累死累活强。这样看来,农民子弟往上爬的路更宽了,因为农民把眼光从“吃国家饭”扩展到“能轻省赚钱”,这也是社会变迁对农民 “撂䦆头把”观的影响。
三十五:村庄里的“好日月”
老家那一带把“过日子”说叫做“过日月”,比如当聊到某某人家的经济状况以及其他情况(夫妻感情、儿孙情况等)时,熟悉的人就会说他(她)家“日月”好还是不好。“日月”在家乡人的观念和语境中主要还是指家庭的经济状况,即相对于村里或者周围村庄其他人家的经济水平。
在改革以前的上千年里,家乡人的日月是非常不好过的,饿肚子是经常的事情,村庄里只有财主家的日子好过点,但听老年人介绍,连财主家也不是很充足,他们吃饭时也不敢吃顿纯白面馒头,只是玉米面和白面掺合着吃。因此在解放以前,家乡村庄里的贫富分化不严重,除去极少数的财主以外,大家的日子都差不多,遇到天年好点的年份还能勉强填饱肚皮,遇到灾年就只能讨吃,直到现在老人们还认为讨吃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总比偷抢好。而大多数年份是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农民们只能节省着过日月。
解放以后的三十多年里,村庄里的贫富差别基本消灭,大家一起过穷日月。这一段时期,和全国其他农村一样,村庄里也实行集体制,贫富只能在劳力的多少和出勤的多少上区别,但基本没有多大差别。听经历过那段日子的人讲,全村只有当干部的人家日子好点,因为他们有另外的一点补助。包产到户是一个大的转折点,家乡人也像其他地区农村一样,历史性地解决了温饱问题,笔者正是与这一历史同步成长起来的,对于饥饿基本没有概念。土地到户以后,只要家庭里的劳动力比较勤劳,只要好好耕种自家的承包地,日月就能在村庄里处于中上等水平。改革到九十年代这段时间,村庄里的劳动力基本上是务农,这段时间随着温饱的解决,村民们也开始用余钱盖新房子,购置新家具以及电视等电器。而这段时间里,村庄里的经济分层还不太明显,因为绝大多数劳动力都在村里务农,外出务工或者其他经营还没有形成潮流,因此日月好坏只能在土地收入上体现,而土地收入又体现在土地的多少、劳力的多少和精耕细作的程度。这段时间,村庄里的上等收入人家主要是土地收入最多的人家、村庄里的知识分子(农村教师、医生等)、乡镇干部(大多数家在农村,配偶在农村务农),后两种人家一方面土地有收入,另一方面又有固定工资,这样他们的日月就比其他农民好过点。剩下的人家基本相等,处于一种“有饭吃、没钱花“的状态。这一阶段也涌现出极少数通过走出去发财致富的人,但为数很少,有的村庄可能没有,即使有,也就是一两个这样的“有本事”的人。
九十年代后半期以来,随着土地收入的逐步减少、退耕还林导致的可耕种土地的减少以及当地煤炭资源的大力开采,农民们陆续走出村庄,到附近有就业机会的地方谋生。这样,外面的天地就为有能力和社会关系的人提供了发展的舞台,肯吃苦和有生意头脑的人就脱颖而出。走出去的村民没有多大能耐的就靠体力打工,有生意头脑的就做起了买卖,也有一部分农民通过其他社会关系当上了包工头,因此各种职业都出现了。在村庄里调查时,这种差别就显示出来了。村里的前任支书在位时,结识了一些县乡干部,离任以后就凭着这些关系当上了包工头,年收入据他说有五六万,院子里还停着小轿车。像这种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当上包工头的人在村庄里还有一些,当地近年来煤矿承包到私人手里,这样有的村民就在亲友的煤矿里担任要职,因此也就成为村庄里最富有的人家。这些人家即使在村庄里居住,很多也盖起了楼房,很多盖在了集镇上,也有的就落户县城等城镇。村庄里有两户个体户,在村庄最中心的位置开门市部,同时经营收购粮食和买农资等业务,也放高利贷,也是全村日月最好的人家。这两户人家在村民中间很有威望,因为很多人家在经济紧张时会向他们借贷,同时周边村庄里的人也会向他们求助。在外务工收入比较高的人家主要有做生意的、有各种技术比如开车、厨师、瓦工、修理等人,也有新职业比如装潢等,这些活劳动强度比较低、收入也比较高,他们在村庄里的日子就算中上等。也有一些人家尤其是年轻家庭里的男主人在当地的大型工厂里有正式工作,收入在当地也是比较高的,这部分人家在村庄里也处于中上等收入,而且工作稳定,因此成为很多年轻人期盼的好工作。靠体力务工而收入很高的,只有煤矿工人,但是随着这几年煤矿整合和国家的安全控制,煤矿工人需求量在下降,村庄里在煤矿上工作的人也在逐步减少,但是只要在煤矿上工作,家庭的经济状况还是很好的,在村里处于中上等。没有手艺的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就不是很高,很多人反映一年下来也就是万把元收入,比在村里务农强点,如果家里几个人在外务工,那收入还不至于太少,如果只有一个人务工,这样的家庭只能够维持正常的开支,没有多少结余,日子在村里也只是中等水平。
这一段时间村庄里收入最低的家庭就是那些留在村里务农的人家,他们是村庄里中下收入水平的主力。这一部分人家一般是男女主人年龄已经到五十岁左右,外出的动力不足,因此就在村庄里务农。而在村庄里务农的人家每年的收入人均只能有两千左右,在调查中当问到收入情况时,这些人家心里计算半天也就是能说个三两千,有的因为土地少,全家就四五千收入。而收入最少的是村里的老年人,一般都在六十岁以上,问到收入,他们都说没有收入,地利种的只能够吃,平时连“人情门户”也赶不起,只能靠儿女接济点,如果儿女也很困难,他们基本没有余钱。老年人的住房等条件也是村里最差的,他们大多数住在老屋子里,有一部分连电视机都没有。
这样,近十几年以来,村庄里家庭经济也开始出现分化,出现了一小部分富裕家庭,经济水平处于当地平均水平以上。也有了一部分殷实人家,他们在吃饱的同时,手头每时每刻都有余钱,他们处于村庄的中上等经济地位。而更多的是一部分外出务工和在村务农收入还可以的人家,他们的经济收入只能够当年开支而没有多少结余,这一部分处于中等水平。在村务农而收入也不高的人家就处于中下等水平,最苦的是失去了劳动力的老年人,他们只能维持温饱。
因此,村庄里的“好日月”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出现了不同的标准,而标准也越来越高,由“有饭吃”变为“有钱花”以及更多的生活享受。
三十六:姑舅亲,还“代代亲”吗?
当地把舅家统称为“简家”(把外公称为“简”,外婆称为“简婆”,见于当地方言研究文献;陕北一代的县志上写为“沾字下面一个女”发的jiě音,见于《米脂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其中包括外婆外公、舅舅、舅表兄弟以及母亲娘家的本家等。可能是母权社会的遗存,简家在当地具有特殊的地位,尤其在红白喜事等关键事情上,简家的发言权是不可忽略的。简家首先是出嫁女子的靠山,如果女方在婆家受到不公正待遇,娘家如果势力很大,就会出面撑腰;如果女方去世,娘家有权质疑女方的死因,可以在葬礼上提出异议,阻止或者延迟女方下葬。而女方的葬礼上,女方的娘家(即当事人的简家)是必被邀请的,是葬礼上的贵宾,如果简家发现招待不好,可以提出抗议。在一般的喜事上,简家也是贵宾,没有任何亲戚能超过简家的地位。在喜事期间,简家会派出舅舅或者表兄弟参加到迎亲或者送嫁的队伍中,如果当事人的喜事上没有简家的出席,那是会被认为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因此如果平时与简家发生矛盾,很多人会在喜事前进行调和,以确保简家的出席;而如果简家没有近亲,即使很远的本家也要被邀请来参加。人们平时也就处处和简家保持友好关系,不敢得罪简家,以免关键时刻简家的为难。简家使通过婚姻的形式结成的社会关系,它是妇女在传统社会的最重要的靠山,妇女在特殊情况下唯一的路就是娘家,同时对于男方来说,简家也是自己的一个重要社会关系。对于女方子女来说,简家是本家以外的一个重要的关系,当地有句话叫做“姑舅亲,代代亲”(姑舅即姑表和舅表的统称,舅表属于上表,地位高;姑表属于下表,地位低),而姨表就没有舅表重要,当地人说姨姨一死姨表就基本断了。这种舅表关系一般延续几代人(当事人及其儿孙代),一直是人们亲戚关系中的重要一支。
传统上简家的那种特殊地位在近几十年来有种淡化的趋势,但是简家的其他功能却突出了。我在前面提到,当地的家族观念和家族在人们中的地位一直很弱,因此在人们的社会支持中作用不是很大。加上近年来,人们的亲情淡化,亲戚走向以近亲为主,在这种情况下,简家尤其是女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在亲戚中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了。在调查中发现,简家在经济和生产等事务上是家庭的重要社会支持。刚结婚的年轻人,由于社会关系网还没有打开,社会支持较少,娘家就是新婚家庭的主要社会关系。娘家在年轻人的关键事情上是其主要的建议支持,年轻人一般会向娘家人中的父兄弟姐妹求助。由于年轻人在农业生产上缺乏经验,娘家人在这些事务上也经常出面支援。在经济出现困难时,很多新婚夫妇也求助于娘家人。娘家人在中年人家庭的支持上也很重要,调查中很多人提到娘家的兄弟姐妹是自己的主要经济支持。中年人面临子女结婚上学等主要的经济大项支出,而这时主要的借钱对象就是孩子的舅舅和姨家等简家近亲。这些简家近亲也是中年人的主要的意见支持对象,在孩子的婚姻以及家庭的关键事务上,他们也会向这些亲戚求助,这和在传统社会里基本一样。在调查中以及当地的生活中发现,人们在遇到关键事情上更倾向于向姻亲求助,而不是亲兄弟以及本家等亲戚,而孩子的简家就是主要的姻亲。平时的来往也主要在这些姻亲之间,姻亲成了当地人一个重要的社会支持网。而这种社会支持也仅仅是存在于妇女的父母以及兄弟姐妹之间,表亲关系却随着整个亲戚关系的淡化而淡化,因此简家的范围在这里也就缩小到“外公外婆和舅姨”这些特殊的近亲关系,“姑舅亲,代代亲”的谚语可能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传统社会里,即使当妇女进入老年以后,娘家人还是重要的靠山,但是今天却有了重要变化,老年妇女的娘家人在他们的女儿进入老年以后就基本和她们没有了联系,这可能是随着妇女的兄弟的老去和侄儿辈传统观念的淡化,这些亲情也随着淡化的结果,总之,简家在老年家庭中的社会支持中就基本没有了影子,而娘家人在老年人的葬礼上的出现也仅仅是一种过场。
在社会的变迁中,一些社会关系会随着社会变迁而淡化,而另一些会加强。简家的地位在一些形式方面(红白喜事上的权力)的确有淡化的趋势,而在经济生产等方面的重要性却有强化的势头,它是当下人们社会支持中的最重要的一支亲友力量,在不同年龄层次的家庭中起着不同的作用,而同时简家的亲戚范围随着社会的变迁不可避免地缩小至很小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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