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型城镇化作为一种国家战略被提出来以后,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但这些关注更多地从经济发展、土地利用、人口转移等角度出发,缺少文化视角。借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教训,我们不应该重蹈先经济后文化,重经济轻文化的老路,而应该在这一战略实施之初,就将文化放在一个与经济社会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

      新型城镇化是一项主要由政府主导、推动的工作,政府是否把乡村文化建设和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纳入新型城镇化工作的范畴显得至关重要。从目前的情况看,各级政府在推动城镇化的过程中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

      首先,制度设计中的文化安排严重不足。《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指出“一些农村地区大拆大建,照搬城市小区模式建设新农村,简单用城市元素与风格取代传统民居和田园风光,导致乡土特色和民俗文化流失”,要求各地“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历史文化禀赋,体现区域差异性,提倡形态多样性,防止千城一面,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形成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这些表述倡导追求以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为取向的新型城镇化目标,通过发展能够体现历史、地域或者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防止民俗文化的继续流失。但除了这些表述之外,规划纲要更多地着墨于人口、产业、公共服务、管理等方面,地方上此类的规划纲要也多是“依葫芦画瓢”,既没有根据各地不同的民情风俗因地制宜地制定出具体可行的规划,也没有在方案中对民俗文化,乃至整个农村文化建设倾注更多。实际上,真正留得住乡愁的恰恰是人们在某一个居住地长期以来形成的具有强烈认同感的民俗文化。因此,在未来的城镇化规划中应该突出文化要素,加强文化安排,重视文化方面的“软件”建设。

      其次,决策咨询中缺少人文学科学者的参与。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到,从中央层面到地方各级政府召集的有关新型城镇化的决策咨询、规划设计或者研讨会议上,能够进入决策者视野的大多是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很少看到人文学科学者的身影。这种做法折射出政府层面面对新型城镇化的大趋势,仍然沿袭国家发展中的一贯的“经济思维”。“经济思维”的一个最基本特点是成本和收益的计算,而文化事业是属于公益性质,人们从文化生活中收获的精神愉悦和满足通常是无法用具体的数字来计算的。如果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仅仅吸收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参与,这种思维惯性和视野的局限性,可能导致对乡村文化的关照不足,这对本就已经十分脆弱的民俗文化而言无疑是非常不利的,甚至将会加剧其消失的速度。因此,政府决策咨询中吸纳人文学科学者参与,重视人文学科学者的意见将有助于提高新型城镇化决策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同时也可以避免文化视角的缺失和未来乡村文化建设的进一步滞后。换言之,必须通过人文学科学者的参与,甚或是通过民俗文化学者的更多介入,让民俗文化免遭进一步破坏,将乡村文化建设在新型城镇化中“前置”。

      最后,新型城镇化实践中缺少对文化细节的考虑。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下,新型城镇化容易只考虑经济效益,不考虑社会效益,缺少对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文化细节的考虑,导致人们的文化生活无法开展、精神无处安放。一些地方在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新型城镇的过程中,选择另选新址,构筑起商品住宅小区式的生活空间,这不仅使人们远离了乡村社会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打破了原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村庄布局,而且令传统的民俗文化活动失去了原来的土壤。原来存留在村庄里的民间文学形式失去了讲述的真实背景;一些传统的手艺,原本与耕作生活、乡村社会粘连在一起,也没有了用武之地;民俗节庆活动、戏曲、说唱表演必须的舞台或者场地不复存在,民众享受精神生活的公共空间被挤占了。凡此种种提醒我们,新型城镇化中的文化安排更多地体现在对文化细节的考虑和实现上,而不是停留在纸面的规划、刷在墙上的标语和高声呼喊的口号上。

  • 责任编辑:朱战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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