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理想所代替。
综上所述,新自由主义管制在消除非市场性的道德因素,提升利润和权宜之计的地位并将其作为政策制定标准的同时,也日益与培育民主认同、民主价值、公共空间、公共制度等目标相对立,并不可避免地导致民主根基的破坏。在作为一种经济支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背后,是一种特殊的独裁主义的野蛮观念,在宗教权力、市场原教旨主义以及反恐法律程序混合而成的权力之下发动,并由此使法西斯主义抬头。[6](P13)当追求盈利的文化居于支配地位并试图清除民主的公共领域的时候,自我反思和集体性赋权就被简化为自我抬高和利己主义,并通过一种新的、无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合法化。对日益沉湎于由贪婪法则所支配的市场力量之中的西方社会而言,对持久存在的非正义的探寻已经沦落到将政治合理性的边缘作为参照标准,当民主的治理原则、民事法典以及宗教道德都屈从于经济的算计,当没有任何价值能够脱离这种算计,新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危机也就不可避免。
二、新自由主义全球正义的幻象与民主神话的破产
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之下,新自由主义竭力推行有利于资本家利益最大化的政策,任何对成本、风险或不平等的认知日益淹没在追求私有化、放松管制、自由市场以及令人鼓舞的出口导向型增长的步伐之中,由此带来的全球性非正义恶果有目共睹:如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全球性的经济混乱、金融危机的爆发;权力集中在几乎不受任何监督和控制的少数金融寡头手中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依附的不断加深,等等。1996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全球报告估计,在世界人口中,20%最富的人与20%最穷的人的差距从1960年到1989年扩大了50%以上,并且预言全球化进程将加剧世界不平等现象。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财富逐步从公共领域和大众手里转移到私人和特权阶级手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项目不仅使得国内少数人获得惊人的财富,促进了国有资产对外国投资者的分配,而且将司法的、政治的以及体制的结构暴露于外部的操纵之下,国家的政治安全遭到前所未有的威胁。[9](P489)部分劳动者的劳动权力在私有化、市场化的名义下被剥夺,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福利开支减少,社会服务被大幅削减;原有的福利政策遭受破坏,穷人的生活愈发艰难。在这样的社会中,平等和正义问题已被降低至社会关注的次要方面,探寻持久存在的非正义由于被视为阻碍了累积资本而被放弃,贫穷甚至被视为一种道德上的需要和策略上的需要,疾病、移民、药品、不稳定以及敌对状态等问题日渐升温,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存变得更加困难。
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表现为一种新形式的政治,在这种政治形式中,对平等、正义或自由的执守被如何在由恐惧、监督、经济剥夺所支配的文化之中圆滑地生存所代替,[6](P11~12)在这种已经牢牢掌控公众想象力的新自由主义话语中,“批判性思想的可能性消除了,民主的辩论成为不可能”[10](P65~66),其结果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实施最为无情的经济和政治政策,同时却不必将此开放供公众讨论。新自由主义支配下的美国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个社会:它关注更多的是消费而不是生产,是确认私人利益而不是争取民主权利,是塑造竞争性的文化而不是培育浸透着社会责任意识的民主政治。在一个热衷于消费者满意度和消费品的社会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和潜力正在悄然丧失,新自由主义所产生的是以漠不关心和玩世不恭为标志的非政治化的公民,以公民责任为中心的政治文化遭受破坏,并由此造成一个由倍感无力的、精神不振的个体组成的原子化的社会。[11](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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