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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济发展计划体系在中国的回归
  •  2013-12-09 17:20:50   作者:   来源:开放时代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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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济发展计划体系在中国的回归:

    论韩博天、麦尔敦和胡鞍钢的研究

    [内容提要]韩博天和奥利佛·麦尔敦的研究向我们展示出规划过程是如何深深融入中国政治体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以及干部考核体系。胡鞍钢也指出规划的制定是一个信息抽取和整合的过程,自上而下的沟通机制才是更关键并具有深远意义的。但要想理解规划的过程,就必须明确它的目标、手段,以及参与其中的政府机构,在这方面这些论文还待进一步明确。2003年之后规划的增多是否提高了中国整体经济的灵活性和高度?是否有助于其走向理想的发展道路?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并没有被说服。

    [关键词]计划 / 规划 经济发展 能源强度 可观测性 拟合程度

     

    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和麦尔敦(Oli-ver Melton)(以下简称“韩—麦”)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计划体系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政策和经济的认识,并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论述过去三十年来政治经济的变化过程。他们的文章特别注重规划政策的实证分析(Positive Analy-sis)及其在中国政府中的地位。胡鞍钢的文章与其相辅相成,他更侧重评价性分析,并指出当代中国经济规划的理想状态及其积极影响。本人将对这几篇极为详实的文章作简短评论,并将文章分为以下三部分:第一部分选取这几篇文章的主要贡献进行介绍,第二和第三部分将讨论相关解释所引发的问题及评价。我将检验作者是否对计划 / 规划——这一备受争议的术语的含义,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以及他们所提出的“再造”式的论述是否准确描绘了过去二十年中国计划政策的转变。

    一、中国体制下计划 / 规划的作用

    韩—麦指出研究中国经济体制的文献大部分只侧重于研究市场经济的转型,因此并不完整。而着眼于计划 / 规划,至少可以让我们了解中国精英们是怎样设想中国应该达到的目标。

    这也提醒我们,经济改革在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发展议程的一部分。正如邓小平的那句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随着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扩展到包括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环境相互影响的全局这种复杂的层面,对“改革”以外的政策研究将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韩—麦的研究将成为奠定这一过程的基石。他们对中国问题研究的影响类似于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那篇台湾问题的经典著作(Wade 1992)对“发展型国家”研究的影响。在韦德之前,关于台湾经济政策的分析大部分局限于出口导向型发展和市场的开放上。韦德指出,在一定程度上,一些台湾的经济部门的确是致力于确定和实施政府干预措施,来调整特定的行业和整体经济发展。韩—麦对中国大陆的研究与此相似。韩—麦和胡鞍钢都强调,如今规划制定者将规划视为市场的补充,并不旨在替代市场机制。韩—麦在对规划的制定过程的独到见解中指出,这一过程只是持续循环进行信息收集和分析的一部分,以五年为一政策周期,同时不同步于政府换届周期。规划的这一周期有助于稳定国家目标衔接,同时也允许逐步修订这些目标。胡鞍钢继续深化了对这一观点的认识,指出规划的制定是一个信息抽取和整合的过程。他表示规划制定的过程包含连续四轮磋商来总结不同的观点并逐步达成共识。对胡而言,规划只是一部分,自上而下的沟通机制才是更关键并具有深远意义的。通过这种机制,中国政策制定者制定调整政策,确保政策得以执行。这种持续的协商机制使得像中国这样复杂臃肿的政府机构也能够出台与经济环境相匹配的政策。

    韩—麦注意到相比于规划的实施,人们更关注规划的制定过程,所以他们更加注意规划的实

    施过程。韩—麦和胡鞍钢同时发现,规划已从制定单纯的经济类指标转向制定政府和社会类指标,但是经济指标仍然非常重要。韩—麦视“政府对社会的承诺”为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胡鞍钢也赞同这种说法(奇怪的是,他们都没有过多讨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尽管中国中央政府大力局这种复杂的层面,对“改革”以外的政策研究将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韩—麦的研究将成为奠定这一过程的基石。他们对中国问题研究的影响类似于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那篇台湾问题的经典著作(Wade 1992)对“发展型国家”研究的影响。在韦德之前,关于台湾经济政策的分析大部分局限于出口导向型发展和市场的开放上。韦德指出,在一定程度上,一些台湾的经济部门的确是致力于确定和实施政府干预措施,来调整特定的行业和整体经济发展。韩—麦对中国大陆的研究与此相似。韩—麦和胡鞍钢都强调,如今规划制定者将规划视为市场的补充,并不旨在替代市场机制。

    韩—麦在对规划的制定过程的独到见解中指出,这一过程只是持续循环进行信息收集和分析的一部分,以五年为一政策周期,同时不同步于政府换届周期。规划的这一周期有助于稳定国家目标衔接,同时也允许逐步修订这些目标。胡鞍钢继续深化了对这一观点的认识,指出规划的制定是一个信息抽取和整合的过程。他表示规划制定的过程包含连续四轮磋商来总结不同的观点并逐步达成共识。对胡而言,规划只是一部分,自上而下的沟通机制才是更关键并具有深远意义的。通过这种机制,中国政策制定者制定调整政策,确保政策得以执行。这种持续的协商机制使得像中国这样复杂臃肿的政府机构也能够出台与经济环境相匹配的政策。

    韩—麦注意到相比于规划的实施,人们更关注规划的制定过程,所以他们更加注意规划的实施过程。韩—麦和胡鞍钢同时发现,规划已从制定单纯的经济类指标转向制定政府和社会类指标,但是经济指标仍然非常重要。韩—麦视“政府对社会的承诺”为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胡鞍钢也赞同这种说法(奇怪的是,他们都没有过多讨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尽管中国中央政府大力

    二、规划的含义是什么?

    韩—麦和胡鞍钢都没有给出经济计划 / 规划的明确含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想展现“规划”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之广以及说明这些内容与传统计划(改革前)的不同。但缺乏定义也成为一个缺陷。是不是日后凡是官方“计划”部门发布的并声称具有权威性的文件都能被认为是“规划”呢?“规划”到底意味着什么?事实上,“规划”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含义,不同含义所代表的意义也备受争议。我们或许可以在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于1991年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找到答案,他在文章中区分了“计划”这一术语的两种用法的本质区别。吴敬琏认为,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机制,不应该与计划 / 规划这种旨在实现政府运作结果的一揽子协调政策相混淆(吴敬琏,2004 1991])。作为资源配置机制,计划是计划经济的基础,而且本质上是与市场体系不相容的。与之相反,计划 / 规划作为实现政府运作结果的手段,可以以多种方式实现发展目标,这其中,各级政府机关都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同时可以使用多种政策手段。从这一角度看,规划可以实现诸如宏观经济政策、再分配税收政策等等运作结果,并且与市场经济完全兼容。

    先来看计划的第一种定义。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计划——也就是计划经济体制——被废除。这次卓有成效的转型使中国经济免受随后苏联社会主义解体的影响。按照这种定义,计划确实在中国被取消了。此外,在我看来,计划的取消是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转型中最重要的要素①。显然,韩—麦和胡鞍钢都充分认识到了这一区别,并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所讨论的规划是立足于市场并且重视运作结果的。胡鞍钢就明确称赞中国新型规划是“一双看得见的手,是韩—麦和胡鞍钢都没有给出经济计划 / 规划的明确含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想展现“规划”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之广以及说明这些内容与传统计划(改革前)的不同。但缺乏定义也成为一个缺陷。是不是日后凡是官方“计划”部门发布的并声称具有权威性的文件都能被认为是“规划”呢?“规划”到底意味着什么?事实上,“规划”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含义,不同含义所代表的意义也备受争议。我们或许可以在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于1991年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找到答案,他在文章中区分了“计划”这一术语的两种用法的本质区别。吴敬琏认为,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机制,不应该与计划 / 规划这种旨在实现政府运作结果的一揽子协调政策相混淆(吴敬琏,2004 1991])。作为资源配置机制,计划是计划经济的基础,而且本质上是与市场体系不相容的。

    与之相反,计划 / 规划作为实现政府运作结果的手段,可以以多种方式实现发展目标,这其中,各级政府机关都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同时可以使用多种政策手段。从这一角度看,规划可以实现诸如宏观经济政策、再分配税收政策等等运作结果,并且与市场经济完全兼容。先来看计划的第一种定义。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计划——也就是计划经济体制——被废除。这次卓有成效的转型使中国经济免受随后苏联社会主义解体的影响。按照这种定义,计划确实在中国被取消了。此外,在我看来,计划的取消是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转型中最重要的要素①。显然,韩—麦和胡鞍钢都充分认识到了这一区别,并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所讨论的规划是立足于市场并且重视运作结果的。胡鞍钢就明确称赞中国新型规划是“一双看得见的手,是韩—麦和胡鞍钢都没有给出经济计划 / 规划的明确含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想展现“规划”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之广以及说明这些内容与传统计划(改革前)的不同。但缺乏定义也成为一个缺陷。是不是日后凡是官方“计划”部门发布的并声称具有权威性的文件都能被认为是“规划”呢?“规划”到底意味着什么?事实上,“规划”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含义,不同含义所代表的意义也备受争议。我们或许可以在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于1991年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找到答案,他在文章中区分了“计划”这一术语的两种用法的本质区别。吴敬琏认为,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机制,不应该与计划 / 规划这种旨在实现政府运作结果的一揽子协调政策相混淆(吴敬琏,2004 1991])。作为资源配置机制,计划是计划经济的基础,而且本质上是与市场体系不相容的。与之相反,计划 / 规划作为实现政府运作结果的手段,可以以多种方式实现发展目标,这其中,各级政府机关都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同时可以使用多种政策手段。从这一角度看,规划可以实现诸如宏观经济政策、再分配税收政策等等运作结果,并且与市场经济完全兼容。

    先来看计划的第一种定义。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计划——也就是计划经济体制——被废除。这次卓有成效的转型使中国经济免受随后苏联社会主义解体的影响。按照这种定义,计划确实在中国被取消了。此外,在我看来,计划的取消是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转型中最重要的要素①。显然,韩—麦和胡鞍钢都充分认识到了这一区别,并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所讨论的规划是立足于市场并且重视运作结果的。胡鞍钢就明确称赞中国新型规划是“一双看得见的手,是韩—麦和胡鞍钢都没有给出经济计划 / 规划的明确含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想展现“规划”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之广以及说明这些内容与传统计划(改革前)的不同。但缺乏定义也成为一个缺陷。是不是日后凡是官方“计划”部门发布的并声称具有权威性的文件都能被认为是“规划”呢?“规划”到底意味着什么?事实上,“规划”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含义,不同含义所代表的意义也备受争议。我们或许可以在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于1991年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找到答案,他在文章中区分了“计划”这一术语的两种用法的本质区别。吴敬琏认为,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机制,不应该与计划 / 规划这种旨在实现政府运作结果的一揽子协调政策相混淆(吴敬琏,2004 1991])。作为资源配置机制,计划是计划经济的基础,而且本质上是与市场体系不相容的。与之相反,计划 / 规划作为实现政府运作结果的手段,可以以多种方式实现发展目标,这其中,各级政府机关都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同时可以使用多种政策手段。从这一角度看,规划可以实现诸如宏观经济政策、再分配税收政策等等运作结果,并且与市场经济完全兼容。先来看计划的第一种定义。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计划——也就是计划经济体制——被废除。这次卓有成效的转型使中国经济免受随后苏联社会主义解体的影响。按照这种定义,计划确实在中国被取消了。此外,在我看来,计划的取消是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转型中最重要的要素①。显然,韩—麦和胡鞍钢都充分认识到了这一区别,并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所讨论的规划是立足于市场并且重视运作结果的。胡鞍钢就明确称赞中国新型规划是“一双看得见的手,是韩—麦和胡鞍钢都没有给出经济计划 / 规划的明确含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想展现“规划”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之广以及说明这些内容与传统计划(改革前)的不同。但缺乏定义也成为一个缺陷。是不是日后凡是官方“计划”部门发布的并声称具有权威性的文件都能被认为是“规划”呢?“规划”到底意味着什么?事实上,“规划”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含义,不同含义所代表的意义也备受争议。我们或许可以在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于1991年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找到答案,他在文章中区分了“计划”这一术语的两种用法的本质区别。吴敬琏认为,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机制,不应该与计划 / 规划这种旨在实现政府运作结果的一揽子协调政策相混淆(吴敬琏,2004 1991])。作为资源配置机制,计划是计划经济的基础,而且本质上是与市场体系不相容的。与之相反,计划 / 规划作为实现政府运作结果的手段,可以以多种方式实现发展目标,这其中,各级政府机关都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同时可以使用多种政策手段。从这一角度看,规划可以实现诸如宏观经济政策、再分配税收政策等等运作结果,并且与市场经济完全兼容。先来看计划的第一种定义。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计划——也就是计划经济体制——被废除。这次卓有成效的转型使中国经济免受随后苏联社会主义解体的影响。按照这种定义,计划确实在中国被取消了。此外,在我看来,计划的取消是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转型中最重要的要素①。显然,韩—麦和胡鞍钢都充分认识到了这一区别,并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所讨论的规划是立足于市场并且重视运作结果的。胡鞍钢就明确称赞中国新型规划是“一双看得见的手,是韩—麦和胡鞍钢都没有给出经济计划 / 规划的明确含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想展现“规划”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之广以及说明这些内容与传统计划(改革前)的不同。但缺乏定义也成为一个缺陷。是不是日后凡是官方“计划”部门发布的并声称具有权威性的文件都能被认为是“规划”呢?“规划”到底意味着什么?事实上,“规划”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含义,不同含义所代表的意义也备受争议。我们或许可以在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于1991年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找到答案,他在文章中区分了“计划”这一术语的两种用法的本质区别。吴敬琏认为,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机制,不应该与计划 / 规划这种旨在实现政府运作结果的一揽子协调政策相混淆(吴敬琏,2004 1991])。作为资源配置机制,计划是计划经济的基础,而且本质上是与市场体系不相容的。与之相反,计划 / 规划作为实现政府运作结果的手段,可以以多种方式实现发展目标,这其中,各级政府机关都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同时可以使用多种政策手段。从这一角度看,规划可以实现诸如宏观经济政策、再分配税收政策等等运作结果,并且与市场经济完全兼容。先来看计划的第一种定义。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计划——也就是计划经济体制——被废除。这次卓有成效的转型使中国经济免受随后苏联社会主义解体的影响。按照这种定义,计划确实在中国被取消了。此外,在我看来,计划的取消是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转型中最重要的要素①。显然,韩—麦和胡鞍钢都充分认识到了这一区别,并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所讨论的规划是立足于市场并且重视运作结果的。胡鞍钢就明确称赞中国新型规划是“一双看得见的手,是韩—麦和胡鞍钢都没有给出经济计划 / 规划的明确含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想展现“规划”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之广以及说明这些内容与传统计划(改革前)的不同。但缺乏定义也成为一个缺陷。是不是日后凡是官方“计划”部门发布的并声称具有权威性的文件都能被认为是“规划”呢?“规划”到底意味着什么?事实上,“规

    划”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含义,不同含义所代表的意义也备受争议。我们或许可以在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于1991年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找到答案,他在文章中区分了“计划”这一术语的两种用法的本质区别。吴敬琏认为,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机制,不应该与计划 / 规划这种旨在实现政府运作结果的一揽子协调政策相混淆(吴敬琏,2004 1991])。作为资源配置机制,计划是计划经济的基础,而且本质上是与市场体系不相容的。与之相反,计划 / 规划作为实现政府运作结果的手段,可以以多种方式实现发展目标,这其中,各级政府机关都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同时可以使用多种政策手段。从这一角度看,规划可以实现诸如宏观经济政策、再分配税收政策等等运作结果,并且与市场经济完全兼容。先来看计划的第一种定义。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计划——也就是计划经济体制——被废除。这次卓有成效的转型使中国经济免受随后苏联社会主义解体的影响。按照这种定义,计划确实在中国被取消了。此外,在我看来,计划的取消是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转型中最重要的要素①。显然,韩—麦和胡鞍钢都充分认识到了这一区别,并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所讨论的规划是立足于市场并且重视运作结果的。胡鞍钢就明确称赞中国新型规划是“一双看得见的手,是所预见的未来的预测么?显然不是这样的。或

    者它是对政府之后所要实现何种目标的共识。不管是哪种情况,达成共识本身也是互动过程的一部分:政府公布指标和目的,同时制定相应步骤来施加影响。其它机构或多或少地相信政府的目标,并相应调整自己的行为。现在的“十二五”规划(2011年~2015年)就是一份达成共识了的文件,但是,运行过半,有多少人相信它能在2015年实现中国经济的愿景呢?我将拭目以待胡鞍钢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分析。

    三、“再造”这一论述的可信度

    “再造”,首见于韩—麦的英文原作标题(TheReinvention of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China1993-2013)。他们文章的又一贡献是提出了一种条理清晰地论述中国过去三十多年规划政策的方法。按照这种论述,旧式的计划模式已经失败,并在1993年前后土崩瓦解。规划者们回到原点,重新思考,并逐步建立起一套新的,适用于并且专门面向中国特色机构体系的发展规划。随后,这种发展的眼光被逐渐接受,经验日益丰富,继而全面铺开。这种论述方式类似于黄亚生的,他将1993年视为一个转折点,从那年开始建立国家主导的大规模发展、金融和投资机构(尽管黄亚生对此持全面否定态度)(Huang2008)。也许有必要将韩—麦的论述与其它论述进行对比。另一版本的开头与韩—麦的极为相似,都始于1993年旧体制的崩塌。那时人们并不在意传统计划体系的消亡,统治者们正专注于构建市场经济下的机构——那些能够顺利运行并且有足够效率的机构。事实上,其它论述的主要特征是他们认为市场化和机构建设的成功使1993年到2003年这段时期与众不同。就规划而言,韩—麦将其描述为“削减计划功能,转而为经济结构转型和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政策”提供“宏观指导”。到90年代末,朱镕基“取消了所有指令性目标”。那个时期计划的消亡显然受到——政策制定者根本没有资源进行宏观调控,这一现实的影响。如图2所示, 90年代中期的财政预算已经降到接近危机水平。体制改革顺理成章成为政策议题的重中之重。那时,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继续进行着关于新型规划模式的讨论,并将重点放在了实现运作成果的多种方式上,像中央银行、财政部这些作为规划重要执行人的机构,也参与了讨论。2003年之后,又迎来了第二次转折。90年代末后不久我们就明显发现这次成功的经济改革,一方面重塑了中国政府预算体系,另一方面引领中国在21世纪的又一轮经济增长,使中国逐渐摆脱了财政危机。2002年~2003年新一任领导班子上台后,继续坚持经济改革,同时通过重建社会保障体系和增加社会支出来提高人民福利。

    2003年的三中全会上,温家宝任上的主要议题还是经济改革。像历史上其它知名的三中全会一样,这次全会本身,就是要出台一份指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措施的文件。然而议案从没有被实施过。温家宝偏离了改革议程,部分是处理宏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需要,部分是由于他个人对社会和科技问题的关注显著增加,也有可能是因为政府有太多资金可以投入到各项事业中。如图2所示,在GDP总值翻了八倍的情况,财政预算占GDP的比例仍然翻了一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温家宝和其他领导人提议:这是他们通过实际行动实现他们宏伟目标的好机会。2005年出台的“十一五”规划第一次全面涵盖了所有目标。就像韩—麦所说的,它是一个新起点,同时也是一个分水岭:这份高瞻远瞩的文件是以协商方式起草的(韩—麦和胡鞍钢都有相关描述),并且指出要向平衡增长型战略转型。但是由于上文讨论的各种原因,这个规划并没有发挥作用。它不仅没有使经济更加平衡,反而加剧了经济不平衡——2007年贸易顺差激增,投资率被推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Lardy 2012)。尤其在全球经济危机之后,政府想要直接干预经济的意愿空前强大。与此同时,为了实现各种不同的政策目标,温家宝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多种行政手段。伴随着新的国家规划,产业计划激增(Naughton 2011)。说到底, 2003年之后向规划的转型并没有辅以任何推动市场经济运行的措施。这样来看,这种设计成与市场经济相一致并且有利于市场的新型规划模式仍不能实现其目标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关键事实是中国实际的发展战略是极不平衡的,是由大规模的投资所驱动的。诚然,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让人印象深刻并且深深改变着世界,但这不是规划的、适当的、和谐的增长。2003年~2004年这一转折点之后,随着市场化议程搁浅,温家宝政府出台了多项措施,来提升经济并鼓励政府部门在新的领域投资。前瞻性的规划虽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升整体经济的表现,但同时实施多个规划也有成本,并且会削弱经济体的灵活性和弹性。从长远来看,它甚至会削弱激励机制并阻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么说来,“再造”后的规划,已经并最终将成为经济发展和提升的阻碍。以上两种论述都过度简化了对中国复杂现实的认识,但这刚好可以成为他们之后的研究方向。第一种观点毫不吝啬地赞扬着规划制定者对世界的看法,而第二种观点却对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进行严厉的批评:而实际情况恰好在两者之间。韩博天和麦尔敦已经设计好了深入研究中国规划政策作用的方法,对于他们设计好的议程,我只有两个问题有待解决:第一个是,“中国规划者正在施行的措施是否对中国发展有利?”第二个是,“2003年之后规划的增多是否提高了中国整体经济的灵活性和高度,是否有助于其走向理想的发展道路?”现有的证据并不能肯定地回答这些问题,因此,中国规划的“再造”仍是不完整的。

    (译 / 帆)

    参考文献:

    戈扬、霍侃, 2013,《刘鹤 探寻中国改革之路》,财新网,

    http //video.caixin.com/2013-03-29/100508028.htmlHuangYasheng2008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New YorkCambridge Univ. Press.

    LardyNicholas2012Sustaining Chinas EconomicGrowth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WashingtonDCPeterson Institute.

    NaughtonBarry2011 China s Economic Policy To-daythe New State Activism,”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Vol. 52No. 3May-June),pp. 313-29.

    国务院, 2013,《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发[20136号)》,转引自陕西人民政府网站, http //www.shaanxi.gov.cn/0/1/9/39/138946.htm

    WadeRobert1992Governing the Market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 Press2nded.with new introduction2003. 吴敬琏,2004 1991),《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

    市场》,载《吴敬琏自选集》,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第139页。

    巴里·诺顿: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校区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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