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柱智:半工半耕:中国模式的微观经济基础
——评贺雪峰著《小农立场》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位,60年来取得巨大的成功,许多学者将中国成功经验归纳为“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有一条特别重要的经验需要理解,即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转型剧烈,政治社会保持相对稳定。一般来讲,考察宏观上的结构稳定的方式是到微观经济社会运行领域中去寻找答案。由于13亿中国人口,9亿是农民,因此理解中国模式于是就有了一个必须考察的对象,即分田到户以来,依靠“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土地来进行农业生产维持家庭再生产的小农生产单位,或称为“新时代的小农经济”的性质。贺雪峰新著《小农立场》提供的最重要的就是这样一种考察,农户微观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是什么[1]。
大多数学者是从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角度考察的。学者发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土地制度设置,即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农户均分承包的双层经营制度,对于稳定农村经济的重要意义。历史中的中国农民问题归根结底是土地问题,由于国家权力衰落,地方豪强崛起兼并土地,农民失去土地以至无法生存从而揭竿而起。温铁军[2]、曹锦清[3]、姚洋[4]等学术界研究土地制度的主要学者,均论证了农村基本土地制度对于农村稳定的重要意义。
在一个变动的世界中,基本经济制度的确对于农村稳定扮演重要角色,不过不同时期扮演重要角色的机制是不同的。农村土地制度在过去和现在基本逻辑没有改变,那么它究竟如何作用于农民家庭这一微观的经济单位,导致微观经济稳定与发展?既有的研究对于当前农民家庭微观经济运行逻辑揭示不足。贺雪峰依靠常年不断反复调研,发现了农户微观经济运作的逻辑,从而揭示了这一机制—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理解了这一机制,就能够对于基本经济制度如何促进农村稳定有序提供了一个有质感的认识。
要回答“半工半耕”这个农户微观经济运行规律是什么的问题,就需要对半工半耕出现的宏观历史前提、微观的运行机制及其解释意义充分揭示出来。《小农立场》对于“半工半耕”这一概念论述并不系统,笔者希望结合阅读把它整体地揭示出来。最终能够说明它对于我们理解许多抽象命题都有巨大的启发意义,从而为理解中国模式提供了可实证研究的能。
(1)超越农业经济的循环
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史绝大多数是农业文明,直到19末期引入西方工业文明,不过一直到1949年,由于内忧外患,中国始终难以发展工业,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拥有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农业被认为是农民的唯一出路,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真正的改变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依靠以汲取农业剩余为基础建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化体系。这个工业化体系为改革开放典型了基础,是今日中国快速城市化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经济基础,进一步是农民中国发生质变的经济基础。正如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所述:所谓中国发展的第三天道路,历史证明走不通。中国除了发展工业化,没有第三条路,这是方向的问题。剩下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工业化?不应把实现工业化和发展农业对立起来,农业是工业化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5]。
陈锡文在评论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时说道:作者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如果没有人民公社,浙北的农村怎样超越循环的陷阱,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即人民公社制度背景下的工业化的基本完成为农民中国打破传统小农经济的循环提供了工业化的基础[6]。正如吕德文、贺雪峰所言:从人民公社二十多年的实践结果来看,它不仅实现了良好的乡村治理绩效,而且为我国建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作出了巨大贡献,奠定了此后改革开放三十年现代化建设迅速启动的基础[7]。
工业化改变了传统小农经济的外部环境,并通过多种方式来改造它,其中一种最重要的方式是通过工业部门吸纳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这在2000年中国开始成为世界工厂之后开始出现,这是导致农户微观经济运行变迁的原因。对于大规模农民外出务工,一些学者称它改变传统的“工人—农民”的二元结构,而形成“工人—农民工—农民”的三元结构[8]。贺雪峰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一个迥异于传统小农的阶层,然而他关心的这个阶层与传统小农内在的一致性:比如在农民工返乡的研究中,贺雪峰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千万以上的农民工返乡并没有造成城乡的不稳定[9]。
经验上显示中国农民家庭经济主流的模式依然是家庭兼业模式,家庭兼业的工与农不是抽象的关联,而是处于一个互补的不可或缺的状态,分别吸纳不同阶段的劳动力,创造不同性质的收入,共同构成一个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经济基础。贺雪峰敏锐地将这个家庭再生产模式或称为家计模式称之为“半工半耕”。下二节来讨论“半工半耕”的含义和解释力。
(2)“半工半耕”的含义
“半工半耕”是对农户微观经济运行逻辑的归纳,简单来说它是“依靠家庭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家庭再生产模式”。用贺雪峰的话来说就是:当前中国农村,农民家庭收入来源中,大约一半收入来自务工,一半收入来自务农,绝大多数中国农民家庭都既有务工收入,又有务农收入,这样的农民家庭存在着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即家庭中年轻子女进城务工,年老父母在家里务农[10]。
黄宗智在世纪之交从农业生产模式的角度概括出“制度化的半工半耕模式”,但是这里的“半工半耕”与贺雪峰所归纳的“半工半耕”含义并不同。黄宗智用“半工半耕”用来说明人多地少的过密型农业因收入不足而迫使人们外出打工,而外出打临时工的风险又反过来迫使人们依赖家里的小规模口粮地作为保险。这样,就使过密型小规模、低报酬的农业制度和恶性的临时工制度紧紧地卷在一起。正是这个制度替代了原来的集体生产[11]。
总体来说,黄宗智过于悲观。他发现半工半耕作为农业制度的产物,是国家政权延续以往汲取农业剩余的逻辑,同时农民有小块土地不足以维持生活,给资本提供了低成本雇佣劳动力的机会。与黄相反,贺雪峰考察了半工半耕作为一种农民家庭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对于农户微观经济运行的意义:他一方面清理了农户劳动力构成的结构,发现了机会成本低的中老年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就是有效率的,一方面清理了小块土地对于农民家庭再生产的积极意义,农民不仅是依靠现代工业雇佣机会,而且是依靠小块土地提供的就业机会,两者均不可或缺。
(3)半工半耕的解释意义
半工半耕是作者在经验上发现的极为重要的农户微观经济运行机制,它是对新时代小农经济的性质、农村经济结构、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农村阶层结构变迁、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诸多问题具有解释意义。这里举出新时代的小农经济为例来说明半工半耕的解释意义。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是一系列宏观约束下中国农民家庭适应性的调整劳动力资源配置的结果,这塑造出新式的小农经济。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社会学家曾经认为,乡村工业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中国农民致富之路。他们共同认为依靠土地农民不可能致富,必须要向工业进军,让农民同时变为工人,走城乡一体化道路[12]。那么在沿海外乡工业化高速发展吸纳中西部农民剩余劳动力,把农民变为“农民工”,形成农民家庭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下,新式的小农经济的性质具有什么特征。发展经济学揭示的规律是,农业的现代化之动力来自于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和城市化。从农户家庭经济的构成来看,这个小农经济整体上是“半工半耕”性质的,但是由于工业化的推动农民不断转移,这个小农经济是不断上升和发展的。
用黄宗智的话来说,随着大规模农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依然农业上就业的农民能够通过土地流转耕种适度规模的土地,从而能够第一次实现去过密化,增加农业部门的劳动报酬水平[13]。新式的小农经济并不如黄宗智早先的判断即“僵化的半工半耕”,而是不断超越传统小农的新式小农经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静止地看是不断把农民劳动力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务工一部分务农,家庭经济来源于在工农部门的分工,动态地看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工业部门的充分吸纳而不断减少,虽然相对于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一吸纳速度依然缓慢。这样不断有家庭可以完整地进入城市工业体系,也不断有家庭承接他们所留下的土地,从而扩大耕种规模,达到新式小农经济的内在发展的两条互相作用的并行道路。
不仅是农业经济上的进步,而且这一新式的小农经济能够反作用于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支撑在农村社会秩序维系中起重要作用的新中农阶层的崛起。《小农立场》最富有意义的部分在于对这个小农经济的不同于半工半耕的家庭再生产模式的“新中农”生产模式的阐述,提醒学术界和政策界关注“新中农”现象。当前主流的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由于一部分农民脱离土地包括“进城户”和“半进城户”从而产生土地流转的动力,有助于一部分农民家庭流入适度规模的土地,把劳动力全部投入农业生产,获得一个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而且由于劳动力全部在家庭,这部分农民的主要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都在农村,他们又是不同于老年农业的力量,因此他们在农村经济、社会和政治中均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就是新中农阶层[14]。新中农阶层崛起与半工半耕的主流的家庭再生产模式形成相互补充,表现了半工半耕的生产模式的弹性。
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这个变革用大词来表述,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用贺雪峰的概念系统来表述,则是农民家计模式发生着改变,农民阶层结构正在发生变动,正在崛起一个新中农阶层,由于土地收入的稳定性农民可以自由往返城乡之间,从而为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稳定器和蓄水池等等。如果说什么是中国模式,那么就是构成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哪些细微的进步、哪些不经意的突破。
上文简要对《小农立场》中所发现的最重要的农户微观经济运行规律“半工半耕”进行了总结,可以观察到作者是一心扎根田野,到田野去寻找灵感的学者。他提出了诸多了宏观判断,不过不同于一般的坐以论道的“在摇椅上的学者”,他到微观的经济社会运行领域去寻找相应的经验基础。对他来说,中国模式不是抽象的中国历史传统、中国政治模式、中国经济模式,而是活生生体现在最平常而又最为深刻的日常生活中的。
贺雪峰新著《小农立场》称“小农立场是中国的国家立场、民族立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立场”,这个论断在读者阅读完全书之后,会有一个全新而深刻的理解,因为这个论断的作出是有经验事实作支撑的。与学术界和舆论界普遍缺乏“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不同的是,贺雪峰新著《小农立场》表达了对中国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自信,这种自信不是信仰,而是充分占有资料,经过慎密的逻辑推理而得出的结论。中国社会科学若不有一个如同贺雪峰一样走向田野、走入农民的日常生活的阶段,则很难摆脱抽象的决断,从而难以把握农民中国正在经历的巨大变革。
[1] 贺雪峰:《小农立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
[2] 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1月
[3] 曹锦清:《土地家庭承包制与土地私有化》,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4] 姚洋:《自由、公正和制度变迁》,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
[5]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
[6]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7]吕德文 贺雪峰:《中国乡村六十年》,《社会科学报》,
[8]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9] 贺雪峰:《小农立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第238页
[10] 贺雪峰:《小农立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导言Ⅱ页
[11] 黄宗智:《制度化的半耕半农过密型农业(上)》,《读书》2006年第2期
[12] 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道路:我一生研究的课题》,《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13]黄宗智:《中国农业面临的历史性契机》,《读书》2006年第10期
[14]贺雪峰:《小农立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