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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田:毛泽东时代的资本与劳动(下)
  •  2013-02-21 20:55:01   作者:老田   来源:观察者网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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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1118日至19日,第十届开放时代论坛在安徽泾县查济村“钟秀梦缘”举行。本届论坛以“70年代中国”为主题,旨在探讨中国在70年代的转型,辨明改革开放前后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联系的丰富性及复杂性,淡化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缓冲“左”、“右”的诘抗,拓展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尺度。

     

    (三)毛时代的资源配置与企业效益

     

    林毅夫等人认为:

     

    中国传统经济体制是为了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实现资金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目标,以扭曲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以及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征的三位一体模式。

     

    经济发展战略是外生的可以由政府选择的变量;而在资本稀缺的农业经济中,一经选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会形成相应的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以及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制度。这三者是内生变量,在逻辑上是由特定的资源结构和发展战略的选择而诱发形成的,构成不可分割的或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一定的资源配置方式必然相应导致特定的经济结构类型,而一定的微观经营机制也产生特定的激励效果,这两个方面就表现为一种经济绩效。

     

    他们把毛时代的政府想象成一个资本家,这个资本家为了尽快投资重工业,就需要把价格机制作为手段来使用,撬动整个国家的资源配置乃至于经济体制结构。这个说法很具有代表性,很受世界银行欣赏,他们的书还得到了世界银行的奖励。

     

    按照市场价格作为配置资源手段的观点,政府掌握的定价权是通过价格机制实现资源向重工业倾斜的手段,林毅夫的观点有没有道理,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当年中央决策层的看法: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重工业投资的比重特别大,而且比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重工业投资的比重还要大。前面说过,在五年内的工业基本建设的投资中,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百分之八十八点八,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百分之十一点二。……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原有的重工业的基础特别薄弱,需要我们积极地长期地去扩大重工业的基础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同时,国营和私营的轻工业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没有使用的潜在力量,并且还有广大的手工业可以做重要的补充。在我国,一方面许多轻工业品不能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许多轻工业设备还有空闲,原因就在于缺少原料。所以说,我国目前发展轻工业的问题,主要不是增加投资的问题,而是增加原料生产的问题。在轻工业的一些原料还不能大量地增产以前,增加轻工业的投资,是不能发挥投资效果的,因为原料供不上,即使工厂建成也不能开工生产。但如果农业丰收,轻工业原料有很大的增产,在现有的轻工业设备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年度计划中考虑增加一些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因为轻工业工厂的建设比较容易,建设时间比较短,也就不致于拖延建设进度。

     

    与林毅夫等人的理论模型相反,毛时代政府的投资行为,实际上恰恰做过“过度扩张轻工业”的事情。以轻工业中间最重要的纺织工业为例,“一五”计划曾经设想增加180250万锭的纺纱能力,1953年秋天国家计委和纺织部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要求扩大到300万锭,纺织投资因此达到17.5亿元,导致李富春所说的“轻工业设备”“空闲”率的上升。由于农业原料供应增速缓慢,结果纺织机械中国率先出现过剩:

     

    我国纺织机械工业生产的产品,不仅装备了国内的纺织工业,而且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成套援外,从一九七三年开始成套提供外贸出口。建国后,共向亚、非、拉、欧4大洲36个国家和地区供应棉纺设备185万锭,织机8.8万台。

     

    中国对于纺织业投资需求的不足,还要从设备的“满负荷”利用上寻找理由:

     

    一九八二年,世界主要国家的棉纱产量,苏联为163万吨,美国为99万吨,印度为96万吨,日本为47万吨;这些国家每个棉纺锭年产棉纱不到0.1吨。中国棉纱产量则达339万吨,每个棉纺锭年产棉纱0.17吨左右,棉纱总产量和棉纺锭的单产都高于其他国家,居世界第一位。

     

    机器设备利用率的最大化,无疑是单位投资效率提高的关键因素,这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比较容易实现,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比较困难,中国以较低的设备技术水平和自动化程度,实现年产能高于美、日等先进国家近一倍的业绩,显然,这主要源于计划经济在全国市场产销链条方面的优势,这不仅填补了设备技术方面的劣势,还实现了反超,这也不能完全从工人的积极性和干部的管理能力方面作出“积极解释”。显然,纺织设备的产能提升,计划经济时代一个工厂的年产能差不多相当于美、日两个工厂,这也最小化了对轻工业投资的需求,“节约”了大量投资,可以转用于重工业。

     

    从统计数字看,重工业投资占基建投资的比例由1953年的25.8%上升到1958年的56.2%,此后长期徘徊在50%左右,这是与轻工业设备的高利用率和农业原料增产速度缓慢两个关键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由于财政投资能力很强,在满足了与农业原料增产水平相对于轻工业投资要求之外,仍然保留了很强的重工业投资能力,这才是重工业投资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关键,而不是根据政策选择的重点,强行压低轻工业投资的结果。换言之,在农业原料大量增产之前,投资轻工业并不具备条件,这个关键性的制约因素,李富春在1955年就已经认识到了。1979年之后的轻工业扩张政策,也是在配套了原料增产政策之后,才取得效果的,否则投资的增加只能体现为开工率的下降。

     

    不仅林毅夫这样的纯理论经济学家说决策上过于重视重工业,一些主管轻工业部门的官员,出于“投资饥渴症”争取本部门预算最大化的需要,也往往抱怨不重视轻工业。在一定程度上,林毅夫的观点是与轻工业部门的投资饥渴症相互匹配的,也是与1979年之后中央决策部门人为选定的投资重点转移的宣传口径相一致的。曾任轻工业部部长的梁灵光就说:

     

    重“重”轻“轻”表现最明显的就是轻重工业比例长期严重失调。从1949年到1978年,重工业增长了90.6倍,轻工部系统仅增长17.3倍。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要加重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重。但是,“一五”期间轻工业部系统的投资占国家总投资的比重是2.5%,“二五”是2.4%,“三五”是1.8%,“四五”是1.9%,“五五”前三年仍是1.9%

     

    梁的轻工业投资比重数据小于统计局的数据,差别在于梁的数据仅仅包括由“轻工业部”主管的产品门类,不包括归属纺织工业部等相关部门的数字。19781979年的投资方向调整,带来轻工业投资短期内的快速膨胀:“19791983年间,轻工共完成基建投资103.36亿元,相当于前28年总投资的60%、年均投资额较以前增加3.4倍。”更为重要的是,它撬动了各级地方政府的投资重点的长期转移,这与1979年底中央决策要对轻工业投资实行“六个优先”紧密相关:

     

    这个提法最一早在19791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来的,即: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措施优先;基本建设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六个优先原则的提出,是中央“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使轻重工业比重协调起来”方针的体现。中央在原材料和能源供应、资金的分配方面给了轻工业以很大支持,当时为抑制经济过热,曾采取压缩基建,减少投资的办法,但是为了保证轻工业的资金,发放了轻工专项贷款。地方上的投资重点也由过去发展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转向发展轻工生产。

     

    “六个优先”实际上最大限度地撬动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兴趣转移,调动了中央财政控制之外的投资能力集中于轻工业,梁灵光指出这一次优惠政策撬动的投资转向是长期性的:“在我离任后,基本上已改变对轻工业‘又挤又让’的现象。相反各地争相上项目,争指标。”结果导致轻工业短期内的过度膨胀和企业效益的极度滑坡,毛时代价高利厚的“三大件”——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得到各地政府的重点投资,产能急速膨胀到超出全国市场容量的程度,自行车产量由1978 年的854万辆上升到1984年的2861万辆,手表产量从1351万只上升到3798万只,缝纫机数量从486万架上升到935万架。作为80年代前期投资重点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纺织等行业,最先出现全行业亏损,这个时期膨胀起来的产能,后来大都被百分之百淘汰掉了,相关企业大多破产,由此导致整个工业企业效益的普遍下滑,1996年、1997年两年连续出现全国亏损企业的总亏损大于盈利企业的总利润。

     

    轻工业投资占基建投资的比重,“一五”时期为6.4%,“二五”时期下降为6.4%19631965年为3.9%,“三五”时期为4.4%,“四五”时期为5.8%,“五五”时期为6.7%。很明显,轻工业原料增产缓慢,在国家工业投资中间的比重逐步下降,由此带来重工业投资比重的逐步上升,也正是因为原料不足, 60年代纺织工业的投资重点开始转向纺织原料,重视人造纤维和合成纤维的生产。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按照林毅夫他们的想象力,毛时代的重工业优先政策,必然带来企业效率低下,这个推论与统计数据发生了冲突。实际上,毛时代工业企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不是效益不好,而是经济效益指标高到难于理解的地步。有一个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的工学博士,他后来去日本工作,对经济问题特别有兴趣,专门写了本书《刷盘子,还是读书?》,比较中日的工业化道路。他阅读了大量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如林毅夫、周其仁的文章,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人完全不参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年鉴数据,所以,这些主流学者也很辛苦,必须想方设法去寻找数据,甚至在书中重新制造新的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比如说,《国家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显示的工业企业的利润率和资金利税率都非常高,是欧美日大企业好几倍。大概到199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工业资金利润率终于奋斗到世界500强水平,降低到5%左右。而在1984年企业改革开始之前,企业的资金利润率仍然高达14.9%。所以,要理解毛时代的工业化历史,反而有一个任务是如何解释工业企业的高效益指标。

     

    计划经济条件下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充分利用机器设工作时间。1982年中国纺纱设备自动化程度不如西方国家,但单锭棉纺纱能力可以达到0.17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则没有一个超过0.1吨,这意味着中国用比较落后的技术,通过增加机器年利用小时数达到西方先进设备差不多两倍的实际产能。如果再考虑国产纺织设备的性价比状况,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资金利润率的差距有那么大了:

     

    一九六五年基本完成的、适合于我国国情的第二代棉纺织、印染新设备,集中了全国纺织工业科研、革新的最新成果,吸取了国外的纺织新技术,同当时的世界先进设备水平比较,并无逊色。

     

    还由于国内生产的设备,在价格上能比进口纺织设备便宜得多,如五十年代初期,国产棉纺设备的价格只有进口设备价格的三分之一左右,七十年代后期还不到进口设备价格的30%。这样,就能以同样的投资建设更多的工厂。

     

    除了资本充分利用和性价比高的原因之外,工业企业的效益好,还有两个重要的宏观理由。毛时代长期实行产品利润分配上“工大于商”的原则,在产品成本和最终售价的差额中间坚持工业拿大头,也就是说,产品实现环节的成本最小化了,结果整个社会投入商业的人力物力水平都很低:

     

    一九七八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社会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了3倍和4.6倍,而同期社会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人员却减少36.2%

     

    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八五年,国家给国营商业(包括粮食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基建投资以及各级上述商业部门自筹的基建投资累计共为250亿元,占同期全国基建投资总额10695亿元的2.3%。最高的是“一五”计划时期,为3.75%,最低的是“五五”计划时期,为1.63%

     

    今天的状况反过来,由于产品实现的困难,在产品实现环节的成本不仅远高于企业利润,甚至高于生产成本和利润之和,在宏观统计中间体现为诺斯所说的“交易成本逐步上升到占GDP一半左右”的情形。另外一个原因涉及工业和金融业的关系。毛时代工业企业利息负担很低,直到改革之前工业企业承担的利息负担仍然微不足道(1995年国有企业的利息支出与利润之比为1.91,而1985年为0.0841),这使得银行业很不兴旺,而金融业蚕食工商业利润则是希法亭在《垄断资本》中间指出来的一种长期趋势。宏观后果就是毛时代第三产业不发达,商业和金融业难于分享工业利润,全社会的国民收入分配中间,经济剩余多数保留给工业了。

     

    在其反面可资对照的是, 80年代短期内投资过度膨胀,结果使得工业总产能严重超越市场容量,第三次工业普查对9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的普查结果是:1995 年全国有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如照相胶卷仅13.3%,电影胶片25.5%,电话单机51.4%,彩色电视机46.1%,家用洗衣机43.4%,自行车54.5%,内燃机43.9%;大中型拖拉机为60.6%,小型拖拉机65.9%,钢材62.0%。这种严重过剩的产能,在两个方面都会降低企业的效益,不仅设备利用率下降会带来直接效益损失,更重要的是过度投资带来的恶性竞争必然引起多方面效益损失,包括销售价格下降、资金成本和流通成本上升,这些改革后看来难于避免的内部生产环节和外部市场链条上的损失,恰好是毛时代企业高效益的源泉,也是计划经济对于工业化进程的巨大促进作用之所在。

     

    毛时代的产业结构明显体现了“经济租金的最小化”,经济剩余集中于生产环节,工业的繁荣是与商业、金融业的不繁荣互为因果的。根据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对照,“工业增加值率由198536.0%下降到24.0%,中间物质消耗和支付给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务消耗上升12.0个百分点”,净产值率的下降是与经济体系中间经济租金的提高、商业和金融业的繁荣分不开的,这是毛时代工业效益居高不下的外部原因。郎咸平对于“产业链阴谋”的追问,在一定程度上匡正了主流经济学家对于企业效率的狭隘理解及其视野盲点,企业效益不完全是产权制度或者市场经济完善与否所能够决定的,而是需要追问整个经济体中间价值分配的比例,以及这些分配比例是如何在产业链条中间被决定的。正是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主流经济学家所推荐的改革方案是有着极大偏差的,与这种想象力相关的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原本期待增进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和效益,但是,依照这个改革方案实施下来的后果是1996年之后产生全局性的亏损,这恐怕是与那种对于企业和管理的狭隘理解分不开的。

     

    (四)人均口粮不足对于计划管理体制的影响

     

    人均口粮不足对于计划管理体制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个方面虽然没有规定全部计划经济的管理框架,但是,却规定了计划经济必不可少的那些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重要方面:第一,多数耕地必须优先用于生产粮食,因此农业的产业结构在达到温饱线之前是难于调整的,经济作物的增产缺乏可靠的基础,轻工业投资规模不能超过较低的原料供给水平;第二,由于多数工农业人口都相对穷困,他们收入增加时会“自动”选择优先增加食品消费,导致食品市场上长期存在有效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态势,逼迫政府选择一种有效压低恩格尔系数的政策:让工人、农民在收入增加时“非自愿”地选择食品之外的支出项目,这其实就是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质,这个政策一直要执行到粮食总产量足够全国人口吃饱之后才具备取消的条件,这个时候才会出现食品细分市场的均衡;第三,与食品市场的不均衡相关,地方政府和企业扩张投资或者工资基金对于食品市场的冲击具有较高的敏感性,这导致1958年和1969年两次“权力下放”之后都发生权力上收,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和权力配置也受到根本性的影响。

     

    人地关系对计划经济时代有着巨大影响,人均耕地过少,导致几百年来粮食总产量低于温饱线水平。中国大概在1770年前后,人口超过农业时代的适度人口2.5亿,根据吴慧对于亩产量和人均粮食的研究成果,从乾隆十八年人均粮食1100多斤,下降到道光十三年的530多斤。此后人均粮食还继续跟着人均耕地面积持续下降,人均口粮的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1949年前后的208公斤左右,这是历史最低点。此后开始逆转和上升,在1980 年前后接近温饱线——人均350公斤的水平。从粮食单产看,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13亿吨,1999年达到5.08亿吨,50年间共增加3.5倍。1949年到1999年的粮食播种面积仅增加3%,而同期每公顷产出则由1029公斤提高到4493公斤,增长3.37倍。粮食产量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与此同时,粮食作物占总播种面积的比重逐步下降,1949年粮食占89%1978年为80%1990年为77%1999年为73%。人均350公斤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温饱线”,如果没有达到350公斤,耕地就必须优先用于生产粮食,农业就无法突破“以粮为纲”的低级产品结构。在人均口粮达到温饱线之前,经济作物的大幅度增产所需要的耕地面积是“腾不出来”的,轻工业的发展就没有原料基础。

     

    对于粮食单产上升的原因,从微观案例看得更清晰。费孝通写了《江村经济》,使开弦弓村在全球学术界中都有很高的地位。1956年澳大利亚人类学家葛迪斯访问时,该村亩产已经上升了惊人的60%。葛迪斯对这个增长有一个分析,他说:

     

    开弦弓农户收入的增加显然不低于60%。在短期内取得这样的成就是惊人的。有理由认为只有合作制才能得到这样的成功。在技术方面的原因,主要是使用畜力、机械灌溉、改善施肥等,凡此一切都不是个体农民力所能及的。在组织方面的原因,则是有计划、有区别地利用种植面积,有计划地调度劳动力,这些都只有在合作制下才有可能。

     

    在葛迪斯分析的反面,我讲一个小故事。今年我老家那村子修了一条路,大概1.2公里,村民有200多人,一共要出22万块钱。我相信,对全国所有产粮区的农村来说,修路都是最大的单笔投资。这条路对农民确实有点用,但是对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改善最为迫切的那些需要来说,作用非常有限。比如说,我们村子有两百多亩水田,如果修一条机耕路到每块田边,可能花三五万块钱就够了,但这个改善生产条件的重要决策从来没有被人提起过,不用说经过讨论通过了。似乎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农村没有一个必要的基层合作组织,那么,合理的生产性投资决策就永远做不出来。我们那个村子离白莲河东干渠不到1公里,如果把支渠清理一下,就可以引水灌田,大概20个工日就可以修通,按农村的工价标准,1500块钱就可以雇人修好渠道,但1500块钱就是没人愿意出,在家务农的劳动力也没有人愿意干。2009年出台水利新政,由财政出钱,用挖土机把干渠全部挖了一遍,每年都有水来,但从干渠到我们生产队的支渠就是通不了,花了很多钱的德政,在我老家的村子硬是没有效果。这个对比很强烈,上级政府有足够的行为能力,却没有村庄农民最低限度的配合,村庄中间也不是没有钱没有人,但是缺乏必要的组织中介,人力物力无法顺利地“转化为生产性投资”,结果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开弦弓村的亩产量60年代中期就到了1000斤左右,这在全国都是非常领先的,因为地处长江三角洲,地方工业非常发达,先一步获得了较为充裕的化肥投入。我们看一下这个村子的劳动日价格,非常有意思(见下表)。费孝通的解释是,由于人口增加,男孩女孩长大了以后成了劳动力,非要参加生产队劳动不可,不让参加都不行,但亩产量已经接近“临界点”,处于波动状态,因劳动力增加带来劳动日数量越来越多,结果劳动日的单价从0.71元下降到0.48 元。但村子的人均水平没下降,也没有上升,而是处于波动状态。

     

     

     

     

     

    在全国农村中间,亩产量上升不是同步的,大体上南方水稻产区快于北方小麦玉米产区,到了70年代后期,中部省区的产量也接近费孝通所说的临界产量了,而北方的小麦玉米产区达到临界产量最晚,大体上是在90年代早期。此后的发展是农民外出打工数量逐年增加,南方水稻产区的复种指数下降,下降的粮食总量由北方地区的上升数量弥补,三十年之后全国粮食总产量中间水稻的地位下降,小麦和玉米的地位上升。

     

    人均口粮的不足,不仅直接影响了轻工业和重工业投资的分配,而且显著地影响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其他方面。因为,要保持一个较大规模的工业和城市人口,就需要增加城市对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需求量,而土改之后农民免除了地租和高利贷剥削之后,恰好获得了“增加消费”的机会,在产出没有大幅度上升的情况下,农民收入增加以及由此增加对粮食的消费,构成对城市供应的威胁。这是统购统销政策的决策基础。在城市的市场上,问题也是一样的,由于很多人参加工作拿到了工资,也率先要求增加食品的消费,而这个细分市场上的有效供给是严重不足的。

     

    有一个统计学家叫恩格尔,他提出过一个恩格尔定律,比较穷困的人口的大部分收入是用于购买食物的,比如说要用百分之六七十。这就是说,人均口粮不足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有效需求”的上升,包括土改后农民消费能力上升和城市工资总额的扩大,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这两个数量庞大的群体都处于穷困状态,他们收入增加后要率先用于食品消费,结果,食品市场上长期存在着与工人、农民收入上升而扩大的“有效需求”,在农副产品增幅有限的情况下,有效需求长期大于总供给。为了求得供求平衡,政府不得不出台政策硬性把恩格尔系数压低,这个政策对农村是“统购”,对城市是搞票证供应“统销”,目的都是强行压低农民和市民的食品消费量。这个统购统销政策能够顺利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与基层政权的执行力提升有关,否则政府很难与几亿人口发生直接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人均口粮不足确实不能够规定计划经济的全部内容,但是,它规定了计划经济中间哪些内容是必不可少的,用行政手段干预“食品市场上有效需求长期大于总供给”实现按人头配给的方法,客观上压低恩格尔系数,就是这样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上,也一样存在着人均口粮不足的深刻影响。招募工人的数量如果过大,就必然要增加工资基金总额,必须扩大对农民的征购。19521957年城市人口净增加2100万,而从1957年到1960年底,城市人口又急剧上升了3174万,结果与农民的口粮需要发生尖锐的矛盾。在这个现实情况下,1958年下放给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权力开始上收,上收权力就是从压缩城市和工业人口、工资基金开始的:

     

    从一九六一年起,以极大的力量抓了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工作。……到一九六三年七月,精减任务基本完成。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全国共减少职工1887万人。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从一九六○年末的5043.8万人,减为3183万人;全国城镇人口,从一九六一年一月到一九六三年六月,总共减少2600万人。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工资总额,一九六○年是263亿元,一九六二年降低到214亿元,减少49亿元。

     

    与此同时,再一次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划分权力,管制更为严厉:

     

    从一九六一年秋开始,把前三年下放过多的基本建设计划管理权限陆续收归中央。……与此同时,物资管理也加强了集中统一,上收一部分物资管理权。国家统配和部管物资种类由一九五九年的132种增加到一九六一年的503种,一九六四年达到592种,高于“一五”计划时期的集中程度。国家和主管部门不仅要管一、二类物资,还要管一部分三类物资。

     

    结果是企业和地方政权的权力比1958年之前更小,而在刘少奇等主张强化中央政府级别预算权力和计划权力的人士中间,有一个共识,认定地方政府和企业不会善用给他们的权力,而且逮住机会就大搞投资扩张,所以,权力必须上收到中央政府手里。与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供应极端困难相一致,全国各省区之间的粮食和其他物资调度发生困难,周总理不得不亲自出面主持省级粮食调度的谈判,由于谈判不容易达成一致,所以,只好把一次谈判达成的协议就长期化了,而不管协议内容合理与否,此后接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省际粮食调度指标就是这次总理亲自与各省委谈判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谈判成本过高,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灵活性。

     

    “文革”批判了刘少奇的“条条专政”之后,实现了计划权力的下放,部分逆转了19611963年刘少奇和陈云“退够”时期确立的中央地方权力划分格局,结果再次导致投资扩张问题:

     

    一九七一年底,全民所有制职工突破5000万人(实际达到5318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实际达到302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实际达到855亿斤)。周恩来指出,要注意狠抓这个问题,否则就会犯错误。可是,当时由于“四人帮”干扰破坏,“三个突破”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在一九七二年还有所发展。到一九七二年底,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增加到5610万人,工资支出增加到340亿元,粮食销量增加到927亿斤。为解决粮食销量问题,这一年除增加进口粮外,还挖了国家粮食库存。

     

    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食品供给问题带有全国性,也需要进行全国层次的平衡。换言之,这个权力需要掌握在国务院总理的手上,在人均口粮突破之前,地方和企业招募工人数量过大,对于脆弱的食品市场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冲击,特别是考虑到无论是什么人掌权都会产生“投资饥渴症”的问题,所以,保持中央政府或者计划部门对于地方扩张意愿的有效干预,似乎也是必要的。看起来,权力下放要与地方和企业的自我约束联系起来,否则就会引发国务院层次的“必要干预”。至于说周总理的干预没有能够一次到位,这个帐似乎不宜记到“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头上,调整和压缩的困难不是来自于某种指导思想,而是源于官员的政绩饥渴症和投资饥渴症,这与官员的职业利益联系在一起,也是一个结构性的难题。

     

    1978年华国锋发起“洋跃进”,这一次的投资扩张是与巨额的引进项目有关系的,结果也引起投资膨胀问题。

     

    19791980年)两年财政赤字共达298.1亿元,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由于财政赤字大量增加了,向银行的透支多了,银行两年增发了130亿元的票子,而商品供应未能相应增长,这就不得不引起许多商品价格上涨。一九八○年全年平均零售物价同上年比较,上涨6%左右,其中副食品上涨13.8%

     

    陈云等人一方面扩大粮食和化肥进口,一方面压缩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投资,但是效果不好。不过,与前两次相比,这一次引发的问题没有那么急迫,原因也在于食品市场的供求已经接近于平衡状态,加上进口粮食和化肥的力度很大,这一次投资膨胀的后果被物价上涨给“充分吸收”了,没有造成很大的震荡和持续的后果。

     

    刚才徐教授提到70年代的粮食进口,确实在国内粮食连续增产的年份,进口粮食的政策力度还非常大,此外还大量进口化肥。化肥进口在70年代前期和中期,都是五六百万吨的样子,到分田以后暴增到1000万吨左右,粮食进口数量也在1979年暴增到1000万吨。很有意思的是,周总理先进口粮食,华国锋上台也迅速把粮食进口量翻了一番,1979年也采取同样的政策,不过政策的力度更是节节放大,看起来,在这个方面有着大家难得的共识。这两项进口政策的效果,都在于提前达到全国性的粮食温饱线。从今天事后的分析看,70年代大量进口化肥和粮食,把实现温饱线的时间缩短了两年左右,也就是说,轻工业原料(经济作物)的增产时间相应地提前了两年时间。

     

    80年代,除了原先财政投资这个主渠道之外,也已经开通了“预算外投资”(或者称为“自筹投资”)的新渠道,不久银行信贷又成为另一个“投资渠道”,很快,外资进入中国也成为难于用行政进行调控的投资渠道。短期的后果是,轻工业投资的大幅度膨胀成为一个中央政府无法应付的问题,而与轻工业配套所亟需的能源交通项目却无人置问。到了1983年,积累下来的问题实在太严重,由此出来的新政策是对投资项目征收基金和建筑税,试图用税收杠杆加以调节: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国务院颁发了《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征集办法》。《办法》规定从预算外资金中(地方财政的农牧业税收附加、林业部门的育林基金、中小学校学杂费、企业大修理基金、油田维护费等五项基金除外),按当年收入的10%(一九八三年八月调整为15%),上交中央财政,集中用于能源、交通建设。

     

    一九八三年九月国务院颁发了建筑税征收暂行办法,规定使用国家预算外资金、地方机动财力、企业事业单位留用的自有资金、银行贷款以及其他自筹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要缴纳建筑税,税率10%

     

    这两根税收杠杆都没有取得效果,此后,投资膨胀就成了没有笼头的野马狂奔到今天,形成一个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观:以支出法计算的GDP数字中间投资比重超过60%

     

    换句话说,在人均口粮满足之后,市场的震荡不具有从前那种政治风险,变成可以承受的小问题了,此后,就再也没有出台过有效的投资调节政策了。与此相反,由于实际上确立了地方官员升迁与GDP增长率挂钩的潜规则,各地政府对于招商引资的热情持续高涨,为了吸引投资,中央即使出台压缩投资的措施,在执行环节也不可能得到重视,最为明显的就是劳工保护政策和环保政策都在地方官员的反对之列,借以压低资本运营成本,增加本地对资本的吸引力。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普遍发现需要把自己掌握的政策执行权作为吸引商业投资的交易筹码,政策执行过程中间的极度“亲资本”方式能够部分地解释中国今天持续的投资膨胀问题,降低了资本需要承担的各种成本,显然就有利于扩张投资的可能性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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