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要求各省市干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大跃进”鼓劲
大跃进期间,为了给“大跃进”鼓劲,并纠正跃进中一些不符合其本人判断的现象,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要求“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同时建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什么毛泽东要让大家读这两本书呢?这从毛泽东关于这两本书的谈话中就可以找到原因。
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一书中记载了毛泽东读书时的一些心得:
“为什么苏联的工农业关系、轻重工业关系一直没有处理好?他们对发展重工业过分强调,对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一向不重视……没有群众,没有政治,只讲技术,只要专,又是一条腿。
“中国革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必须谨慎小心。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错误,根源就是没有看到农民问题。现在发生的问题,还是在相当多数的干部中不懂农民问题,农民的冲天干劲一来,又容易把农民当工人看,甚至以为农民比工人还高明。这是从右到‘左’的转化。……不要以为中国的农民特别进步,有些地方看起来好像要啥拿啥,实际上痛心得很。现在有人说,农民的共产主义精神很旺盛。他们下一次乡,认为农民了不起,农民快上天了,农民比工人强了。我们要看到农民确有共产主义精神,但不要只看到这一面……
“我们现在的公社太穷,除了吃饭以外,货币收入很少,吃的水平还是很低,还是一穷二白。我认为这是好事。穷,就要干,要革命,要搞社会主义。有些老根据地,由于过去没有搞不断革命,在一部分农民中产生了停顿不前的情绪。他们对高级合作化有抵触,对人民公社更有抵触,说什么:‘不想前,不想后,只想高级化前土改后’,认为那是黄金时代;又说什么:‘革命到了头,革命革不到头,革命革到自己头’。这些话出自山西老根据地,那里自完成土改,到一九五六年建立高级社,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前后共有十年左右。这给我们一个教训:一个任务完成以后,要接着提出新的任务,引导农民进行不断革命。”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是这样为大炼钢铁辩护的:“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当成无效劳动、上钢质量低、国家外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石仲泉《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毛泽东读书生活》,三联书店2009年7月版)
当谈到物质利益原则问题时。毛泽东很不满意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论点。他认为: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他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详细]
11、中央会议让干部们读《唐宋诗词若干首》,“不要一开会就说粮食产量怎么样”
据陈晋介绍说:“1958年在成都开中央会议,与会的中央委员和各个省的书记,毛泽东3月7日到成都,第一件事就是参观杜甫草堂,武侯祠,然后会议期间就编了两本书,一本叫《唐宋诗词若干首》(唐宋时期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明朝诗词若干首》(明朝时期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发给大家,大伙都不懂,那个时候都在谈产量、谈煤炭、谈三峡建设,大家不明白为什么毛主席发给我们两本书看,而且是唐朝人写的,明朝人写的,他们都不感兴趣。毛泽东后来就讲了,我们中央工作会议不要一开会就说汇报,就说粮食产量怎么样,可以务点虚,要务虚和务实结合,我们可以解决钢铁问题,我们可以解决粮食问题,同时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谈谈文学,谈谈哲学。这样还有一个好处,若干年以后谁还记得我们议论过煤炭多少吨,钢铁多少吨,但是大家都会对成都有印象,在成都读的两本诗词还可以背几句。这种方法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应该发扬,而且外地来开会的这些干部可以扩展他们的知识领域,从实用主义稍微超脱一下,体会一下四川的大好风光有什么不行?这就是毛泽东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详细]
12、1973年推荐王洪文读《刘盆子传》,暗示其应该要有长进
1973年7月4日,身体每况愈下的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的一次谈话中有这么一段:“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其实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目的。如果一样,就没有个性了。哭是共性,但伤心之处不同。我劝人们去看看柳嫂子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段描写。”(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12年版)可见,毛泽东对当时党内高层的情况还是很清醒的
同时,毛泽东向王洪文推荐一本书叫《刘盆子传》,“是写西汉末年农民军起义后要在起义民众中选一个皇帝,而且要找一个刘氏血统的人,许多人都有刘氏血统,怎么办呢?就抓阄,结果被一个放牛娃刘盆子抓到了,他从一个放牛娃一下子成了领袖,就不太适应,还是每天找朋友一起来放牛。毛泽东让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读这个传,意思就很明显,就是论资历、论能力,王洪文作为党的副主席是不合格的,但是现在做上了,就应该要有长进。”[详细]
13、1974年毛泽东让工作人员在京沪杭到处找笑话书
毛泽东读书并非都是十分严肃并带有政治色彩的,有些书是其用于休闲的,比如笑话。据毛泽东晚年的图书服务员徐中远回忆说:
“毛泽东晚年爱读笑话书,知道的人就不是很多了。……1974年1月1日他的秘书张玉凤给我打来电话说,主席要看《太平广记》和笑话方面的书,并且要线装大字本的,要马上找出送来。我将从毛主席书库找出的《笑府》、《笑典》等4种9册笑话书即刻送到毛主席住处。他第二天就告诉我们:‘不理想,再找一找。’1月2日,我跑到北京图书馆、中央办公厅图书馆和毛主席自己的存书中找出14种21册。……2月23日他又发出指示:‘继续找笑话书。’先后合计找出25种49册笑话书送给了毛泽东。6月4日晚饭后,主席又说:‘新印的《笑话三千篇》也不理想。请再找一找有关笑话方面的书。’……我们‘全面出击’,与北京市的各大图书馆都联系,找出了20种55册分。一个星期后,他告诉我们:‘最近所借的笑话书,没有多少新鲜的,就不用重印了。’京城大小图书馆我们都跑遍了,能找的笑话书差不多也都找出来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将一般不出借的馆藏善本也都拿出来了。……毛泽东又要我们把目光和希望投向了上海和杭州。从1974年6月下旬以后,开始‘兵分两路’继续为毛泽东查找笑话书。如果从1974年1月1日我为毛泽东第一次找笑话书算起,到9月19日,在北京地区前后查借笑话书已逾百种。”
结语:无论是用于军事谋略还是政治领导,毛泽东的阅读都带有明确的政治色彩,书对他而言,更多的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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