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位置:文章首页 >> 三农动态 >> 三农政策 >>
  • 丁立民:漫谈土地制度改革之一:回顾大跃进年代
  •  2012-06-24 17:46:19   作者:丁立民   来源:草根网   点击:0   评论:0
  •  【字号:
  • 前言

      对于大跃进年代,1952年之前出生之人都有一些连贯和不连贯的记忆,尽管这一人群有上亿人在世,但大都步入老年,上网的人较少,即便少数上网的人,回顾大跃进年代的也很少,像我这样经常上网,也没有写过专门介绍大跃进年代的文章。

      为了撰写思考多年的土地制度改革,我重读《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此书介绍了大跃进年代的重大决策和实施效果,与我的感受吻合。大跃进年代我是中学生,又生活在小城镇,与农村贴近,经常下乡支农(每年春种秋收、双抢、暑期等),停课上山大炼钢铁,对大跃进记忆深刻,因此,很自然地将大跃进年代与土地制度改革结合起来研究。

      本文回顾大跃进年代,试图从一个视角介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并推荐一本书和一篇文章。书名是《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文章是《昙花一现的“三自一包”》(附后)。相信综合高层人士、各地城乡居民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回忆录和见闻录,可以还原那个年代的真实。

      正文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撰写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为研究大跃进年代的经济政策提供了宝贵史料,下面介绍的重大经济政策的决策过程和实施效果,大跃进中的经济数据、教训等出自此书,并将薄一波同志的观点部分地加引号「」示之。

      一、关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早在1955年,毛主席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为《大社的优越性》写的按语就表明:“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

      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中央通过党报正式提出农业大跃进的设想。到1958年,有关部门根据主席的意见,起草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于1958年3月20日在成都会议上通过,之后,各地迅速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指引下,全国掀起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总路线是党中央充分论证后提出的,现在来看也十分完美。然而,号令枪一旦打响,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如中宣部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的前言写到,“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处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形势下,人们都不能不关心着我国将如何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可谓东风吹,战鼓擂,人们豪情满怀,浮想联翩,借总路线的东风向共产主义飞奔。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又称三面红旗。大跃进包括“以粮为纲”“人民公社化”的农业大跃进,及“以钢为纲”的工业大跃进。以全民大办粮食、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为标志的大跃进是从农村开始的,那么,农村人民公社是如何诞生的呢?

      “政社合一”是人民公社的重要特征。据胡乔木同志回忆,1958年二三月间,主席和陈伯达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

      据薄一波同志回忆,大约在1958年4月底,刘少奇等同志乘火车去广州。在火车上,周恩来、薄一波、陆定一、邓力群吹半工半读,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还吹托儿所等,认为搞革命就是这样,搞前一步的时候,就要想到下一步。在郑州火车站,大概有十几分钟,他们与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吴芝圃说,托儿所有了,食堂也有了,大社也有了,还不叫公社。

      1958年5月19日,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期间,陆定一同志在铅印好的发言稿上补充了一段话:“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制定总路线的同时,提出了有关共产主义公社的设想。有了行动纲领和具体设想,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1958年6月底7月初,在郑州召开的农业协作会上,谭震林同志首先把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农业社称为“共产主义公社”。8月6日,毛主席视察河南新乡时,点头称“人民公社名字好”,为人民公社起好了名字。最先得到人民公社信息的河南省,在并大社的基础上,迅速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热潮。

      1958年8月29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紧接着,9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介绍了嵖岈山卫星公社的简章。简章规定:各农业社合并为大社,应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社员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将私有的房基地、牲畜、林木等转为全社公有;生产大队是管理生产、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社员实行工资制和粮食供给制(免费供应粮食);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公共食堂和托儿所,等。就这样,在上下互动中,人民公社诞生了,并如火如荼地遍及全国。

      人们熟悉的大跃进是农业放高产卫星,这当中人民日报起到了舆论催化作用。如,1958年7月2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8月3日说“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了的”,8月13日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水稻亩产130434斤!9月22日报道青海小麦亩产8585斤!不难看出,1958年的农业大跃进以严重浮夸为特征。大江南北,高产卫星遍地开花,“元帅”此起彼伏地升帐,人们几近癫狂。

      与此同时,人民公社也爆新闻。如河北徐水,9月15日成立徐水县人民总公社,对全县人民实行“十五包”: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丧葬。自从8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徐水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消息后,引来40多个国家、930名外国人和3000多个国内单位参观。还有湖北的跑马乡,乡党委书记在社员大会上宣布:11月7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11月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散会后,大家就上街拿商店的东西,拿完了就拿别人家的东西:你的鸡,我可以抓来吃;这个队种的菜,别的队可以随便跑来挖,一幅“共产”的景象。

      从1958年5月传达中央领导的人民公社设想,到6月人民公社诞生,到8月中央肯定,再者,全国各地的人民公社放高产卫星,强制农民进公社食堂吃饭,还有砸铁锅毁农具甚至拿菜刀、剪刀、火钳、铁锁大炼钢铁等,大跃进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

      人民公社化不到一年,毛主席就觉察到其中的问题很严重。

      「人民公社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农村里第一次大刮“共产风”的过程」。在1959年2—3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席首次使用“共产风”这个词,主席批评说:“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贫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

      “一平二调三收款”揭示了“共产风”的三种基本形式。“一大二公”指人民公社第一规模大,第二公有化程度高。与之呼应的“一平二调三收款”,一平指体现平均主义的供给制、食堂制,二调指上级无偿调拔下级的财物和劳动力(社员),三收款指银行将过去发放给农村的贷款收回。

      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主席接二连三召开会议,纠正“左”倾错误。如果不是庐山会议后期批判彭德怀而中断纠“左”,大跃进造成的损失会小得多。但历史是无情的,历史的发展并不因为我们纠“左”而不犯更严重的左倾错误。

      1959年7月,在批判彭德怀右倾的形势下,毛主席改变了本要纠正的左倾(大冒进),使得1960年春季刮起第二次“共产风”,而且刮得一级比一级厉害。如,将猪赶进公社养猪场,将牛赶进公社养牛场,放万头猪场、千头牛场等卫星;大力宣传的「社办企业“白手起家”,实际上有不少就是无偿平调起家」;使得「“共产风”刮得严重的地方,劳动力大量外流,耕畜家禽家畜大量宰杀,农具大量破坏,营养性疾病严重流行,土地耕作粗放或大量荒芜,产量一减再减。」

      伴随人民公社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对生产瞎指挥风),假大空席卷全国。湖北沔阳县委的报告指出:「“共产风”从1958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年年在处理,但始终没有停止,还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刮,而且越来越严重。」

      关于“共产风”,薄一波分析说,人民公社实际是利用行政权力建立起来的,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军事共产主义色彩和空想色彩,这是人民公社制度本身的症结。因此我认为,人民公社的体制不变,就会不同程度地刮“共产风”。

      二、大跃进年代公共食堂是焦点

      大跃进年代公共食堂是焦点,特别是农村的公社食堂是焦点。

      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报告:1959年底,公社食堂由58年10月的265万个增加到391万多个,吃饭人数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在此形势下,有些省喊出“食堂万岁”的口号,将支持和同情群众不去食堂的干部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批判。

      上级规定社员吃饭在食堂,吃饭权就操在干部手里,「你违抗命令,或执行命令不很合意,他就可以剥夺你的吃饭权,叫你以至全家挨饿」。可见,「政社合一后人民公社的行政命令,较之原来政府机关的行政命令要严厉得多,也方便得多」。

      这期间,中央坚持公社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直到1960年11月,毛主席、周总理主持制定的纠正“共产风”的“十二条”,仍规定“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认为“‘政治到食堂,干部上伙房’是办好食堂的关键”。饱汉不知饿汉饥啊(中央领导有特供,属饱汉之列),本来就闹饥荒,干部上伙房是为其多吃多占提供政策保障,干部吃多了,农民更没有饭吃了。因此中央的指示下来,仍遏制不住大饥荒无情地蔓延。

      大办公共食堂之初,我见居民们一层层围着大木桶舀饭,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激励下,我端起饭碗有一种美妙的感觉,感觉自己过上了共产主义的生活了。另一方面又隐隐觉得,这样吃饭长久不了,果然,庆祝会之后,敞开肚皮吃饭没几天,被公共食堂转走粮食关系的居民,得买饭票打饭。由于粮食定量有限,副食品越来越少,到后来肉类基本断供,人们陷入饥饿状态。

      1952年以前出生之人,除有大小特权之人外(如,高干高知、城乡食堂管理员和炊事员等),大多有吃不饱的经历。因为一天吃不饱就难受,何况让人三年处于饥饿状态,对精神对身体的摧残可想而知。

      大跃进中,城镇人有粮食定量,处于半饥半饱状态,饿死的很少,主要是营养不良导致浮肿病蔓延,女生停经等疾病蔓延。

      大跃进中,农民没有粮食定量,自产自用,然而浮夸风盛行,上级按公社虚报的粮食产量收购后,留给农民的粮食就所剩无几了。特别是重灾区的农民,常靠吃野菜,吃树皮,吃芭蕉叶,吃观音土(一种白色粘土)充饥,因此导致农民大量死亡。不过,偏远山区、江河湖海周边地区可以挖土产、捕鱼捉虾捞海菜,种南瓜等淀粉含量高的蔬菜(私人不许种粮),也就是说,执行上级政策不力的地区,受灾反而轻些。我的家乡四川荣县执行上级政策很得力,导致农民大量死亡,列为重灾县,县委书记被撤职。

      1961年春,安徽搞“包产到户”,怕说是“单干”,称作“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制。1961年3月,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主席汇报,主席说,“你们实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曾希圣同志立即打电话告诉省委,“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就这样,从安徽到全国,“包产到户”迅速铺开,一个农时季节就遏制住了大饥荒蔓延。下发一个个文件没有解决的问题,一个“包产到户”就解决了(全称“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习惯称“包产到户”)。

      1960年9月,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但是仍遏制不住大饥荒蔓延。直到1961年6月,中央决定取消公共食堂和供给制,加之当年在搞“包产到户”,农村形势才见到转机。

      “包产到户”让农民自主生产粮食,农民又告别了“谈堂色变”的公社食堂,很快就遏制住了大饥荒蔓延。故而干部群众称“包产到户”的“责任田”是“救命田”,遏制住了“饿、病、逃、荒、死”。

      三、由大跃进年代的经济指标想到的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引用了大量的经济指标和数据,下面略举一二。

      在1961年的庐山会议上,李富春同志9月2日发言讲:“‘八字方针’提出后,想调整,但总想在重工业生产已达到的水平上调整,结果延误了时间。现在认识到,整个工业不后退,不退够,不松动一个时期,就不能调整。”事实证明李富春同志说得对,1961年主要指标完成情况比调整计划后的还低。1961年较之1960年,工农业总产值下降30.9%!国民收入下降29.7%!钢产量下降53.4%!唯有粮食产量增长2.8%.

      现在看来,上述数据何止硬着陆,简直是国民经济大崩盘!主要指标都大崩盘。唯一的亮点是粮食产量增长2.8%,别小看这个2.8%,意义重大,因为是“包产到户”带动的粮食增长,它预示着国民经济走出困境,预示着不闹饥荒了,此时,谁还在乎GDP陡降呢。

      对照今天,主流学者说GDP增速下降太快会引发经济危机,管理层也围着GDP和GDP增速打转转,整个主流意识陷入GDP崇拜。究其原因,一是机械照搬西方经济理论,二是爱面子的思想作怂,使得我国的GDP只能升不能降,增速下降也得一点一点地降。我国的政治经济构架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区别,并且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照搬西方的做法,用GDP增速1%甚至0.1%卡自己,看上去很完美,其实是作茧自缚。

      1961年的“包产到户”是一个鲜活的实例,它告诉我们,只要改革措施符合当下的国情,就能扭转局面,GDP增速陡降也不会出大问题,死保GDP增速才会出大问题。只要改革措施顺民心顺民意,GDP陡降算不了什么!如当下的房地产,住房建安成本每平米2、3千元,靠炒到几万元维持的GDP和GDP增速,有何意义?这样高的房价降50%,天塌不下来。

      无须讳言,高房价支撑的GDP是浮夸的GDP,围绕浮夸的GDP制定增速指标,是保本届政府的政绩,将风险滞后,将严重的经济泡沫留给下一届政府。如果本届政府主动释放风险,刺破房地产泡沫,留给下届政府解决问题的主动权,于国于民都有利。吃和住是最大的民生,解决百姓的住房问题与当年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一样,创新思路才能摆脱困局。

      四、“七千人大会”纠“左倾”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京召开中央扩大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7118人参加,故称“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帮助与会同志认清“左倾”的危害。从中央到地方,人们的狂热情绪冷却下来,由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回归常态,感谢“七千人大会”为我国经济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主动开展自我批评,中央领导同志揭露矛盾,分析大跃进以来犯的错误。在分组讨论中,大家分析1958年以来所犯错误最根本的原因,是丢掉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周总理讲:「这次大会检讨错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恢复“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

      毛主席讲:“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我们常委几个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主席还讲了一段流传甚广的话:“让人讲话,采取主动好,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然而,“七千人大会”后的7月份,主席表态“‘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由此取消了“包产到户”。9月,八届十中全会正式确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使人民公社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由人民公社公有制退回到大跃进前的初级社公有制。尽管确立的生产关系导致生产力低下,使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上,不过政策开了一个自留地的口子,让农民有一点土地使用权,自主种瓜种菜,用“瓜菜代”补充粮食不足就不会闹大饥荒了,将种植的蔬菜拿到集市上变卖,还可以买回火柴、盐等必需品。

      从1961年3月算起,到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批曾希圣实行“包产到户”“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被撤职,“包产到户”的时间很短暂。然而,“包产到户”带来的粮食丰收,让农民告别了大饥荒,抚今追昔,尽管曾希圣同志积极执行“左倾”路线导致安徽大量死人,然而,他勇于纠正错误,坚持推行“包产到户”功留史册。

      时过境迁。上世纪90年代,薄一波同志总结“七千人大会”成果的同时,认为“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和历史的局限性”。比如,「对“三面红旗”仍是完全肯定的……,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就不能不是初步的,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左”的指导思想。」

      五、从“包产到户”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61年的“包产到户”一直当作“单干风”来批判。到1978年,“包产到户”以“大包干”的面目出现,到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肯定“大包干”,经过18年漫长的岁月,才还“包产到户”以荣光。人们铭记“包产到户”给他们带来了生的希望,人们铭记没有等来“包产到户”的亡灵们,人们会默默地为天边的无名墓碑献上芬芳的花环。

      中央肯定“大包干”并完善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对立物应运而生」了,到1983年,终于取消了人民公社,这才为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划上了句号。

       附:昙花一现的“三自一包”(2009年08月07日 来源:半月谈)

      【编者按李祖中,1940年生,安徽省肥西县小井庄村农民,曾担任过村干部,先后带头参与了上世纪60年代的“三自一包”(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和70年代末的“大包干”。他讲述了那场仅仅维持了半年多,但让农民们欢欣鼓舞、永难忘记的“三自一包”过程。

      天灾人祸

      1959年~1961年时,我20岁左右,正是饭量大的时候。但那时农民自家不准开伙,更没有一粒存粮,食堂的粮食又不够吃,经常饿得头昏眼花,一步都走不动。村里面很多人饿得扶着墙走,有的人扶不住,趴下来就死了。

      我们一家七口人,父母生了五个孩子,我是老大。一家人挤在一间毛草房里,仅有的一张床上只有一床烂被絮,垫的就是稻草。为了养活弟弟、妹妹,我和父亲一到冬天就外出要饭,到过蚌埠、芜湖,为了一口饭常常顾不上一点尊严。我们父子俩一般年前带点米赶回来,一家人偷偷烧点稀饭,就着野菜过年。1961年的时候,原来百余人的小井庄生产队,有饿死的、有逃荒的、还有长年外出流浪的,就剩下50多人了。

      农民们都想种地呀!但是瞎指挥、浮夸风人为地造成了土地荒芜。适合种水稻的上好水田,非要命令种棉花;适合种棉花的干地,又指挥种麻;眼看麻长势很好,又来了新命令,让拔掉种水稻。折腾来折腾去,加上旱灾,收成很差。地方干部却不切实际地乱报亩产,1000斤、1200斤……,上面根据上报数据把粮食都收走了,所剩无几。农民无权发言,也不敢发言,怕戴帽子、挨批斗,只能干着急。

      包田单干

      1962年开春,省里下发文件,允许“三自一包”。对小井庄的农民来说,感受最深的就是其中的“包产到户”。记得先是村支部委员通知各个生产队干部可以包田到户,试着干一段时间。整个肥西县都炸开了锅,农民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还有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很快,小井庄生产队队长召集村里剩下的人到他家院子里共同商量“把田分下去”。我跟着父亲赶去“分地”,一路上热闹极了,一些人自发买来鞭炮,走一路,放一路,就像过年一样。

      大伙的意见没有太大分歧,经过商量,依据村里4个大水塘把所有田大致分成4个区域,然后结合村民意愿各自认包。因为队里面人死的死、逃的逃,基本上是地多人少。大伙决定,各家觉得自己能种多少、想认多少地就包多少。我家领了25亩田,算是较多的,全村最多的一家人包了30亩地。

      农民有了自己的地,种啥能自主了,收成交够国家、集体的,自个儿能留了,种地立马不再“大呼隆”。考虑到政策不稳,地可能还会收回去,我家种了最迫切需要的水稻和菜籽。一家人干劲那叫一个足呀,父母亲带着我和年纪大一点的二弟,不分白天晚上扑在田里。插秧、施肥、锄草,干再多也不觉得累。各家还铆足了劲,互相比着,看谁家稻子长得壮。

      1962年秋天,小井庄生产队的农户们收上第一季属于自己的庄稼。我家一共收了5000斤稻子,除了上缴,还余下3000斤。终于有吃的了!父亲捧着稻谷碾出的白米激动地大哭,好像要把心中长久的抑郁全部发泄出来。弟弟、妹妹围着家里的稻谷堆,又唱又跳。他们年纪虽然小,也知道不用再饿肚皮了。一家人敞开来,痛痛快快地吃了几顿大米饭。

      在我的记忆里,那一年春节印象特别深刻,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呀,妈妈难得为孩子们各做了一身新衣,有米,有油,整个冬天一家人也不用为了讨饭天各一方。

      难忘挨批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政策就变了,土地再度被收回。农民们刚刚被调动的热情一落千丈。像丢失了自家祖传宝贝一样,父亲和我很长时间失魂落魄,闷闷不乐,种地积极性也大不如前。

      那以后几年里,村里粮食收成一直不好,农民又回到了饿肚子的时代。我们一家省吃俭用,把1962年“三自一包”时存下的粮整整吃了两年。

      没了粮食、吃不饱肚子还事小,最难忘的还是1963年起因参加了“三自一包”时不时挨批斗。

      因为父亲“三自一包”时是村党支部副书记,算是领头人,批斗时没少吃苦。跪板凳、游街、戴帽子示众,40多岁的父亲就是从那时起落下了一身的病痛,晚年备受困扰。柔弱的母亲因为担心父亲几乎整天以泪洗面,弟弟妹妹跟着哭成一团,整个家里被阴云笼罩着。

      我也被定为“三自一包”的骨干分子,被干部们以办学习班的名义带到一个小农场,关了一个多星期。批斗、写悔过书、学习社会主义理论,干部们要求我们“彻底悔悟”、“重新做人”。

      约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各种针对“三自一包”的批斗一个接一个,批的人们很长时间里没了包产到户的勇气、胆量,甚至对这个词提都不敢提。

      (李祖中/口述 蔡敏 赖凯/整理)(责任编辑: 张威 )

      (笔者注:文中所述“1962年开春,省里下发文件,允许“三自一包”,应为1961年开春之事)

  • 责任编辑:whj
  • 相关文章
  • 发表评论
  • 评分: 1 2 3 4 5

        
  • ·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 ·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