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创新:成本转嫁论--全球金融化是如何加剧制度性贫困的
首先,我们提出了不同于主流的问题意识:随着战后西方产业资本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发生的全球化及其派生的制度性贫困问题,已经在世纪之交出现了重要的、但却被学术界视而不见的结构变化。
归纳已发生的经验过程可知,体现"西方特色"的政治和经济越是高度现代化,反而产生的贫富差距越大。高度现代化与贫富差别拉大这二者之间,客观上存在因果关系,只不过构成这种因果逻辑的变量及其结构尚待验证。
总结我在最近十几年开展国际比较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只有五个字:成本转嫁论。亦即,制度性贫困是承载了全球化的代价的客观结果。
我们认为,自从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文明这个相对于人类5000年文明史而言虽然很短、却破坏很大的历史阶段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了三次矛盾转移和发展中国家的"接轨"。
同期,发展中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体系,被拖入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争夺的殖民化地缘战略。
第三次始于资本主义晚期的金融资本扩张--1990年代至今正在演进的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竞争。全球货币化和资本化进程加快,导致后殖民化时期地缘战略:美元集团与欧元集团对抗性冲突。
并不是意识形态不重要,我们只不过是重申了意识形态不得不受制于经济基础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据此可以归纳出的经验教训:如果追求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的上层建筑及其制度体系过于超前,就会不利于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就会因这种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跌入发展陷阱,并且很难爬出来。
由此可知,政府内在地亲资本,乃是二战之后发展中国家因资本短缺又要工业化势必采取的政策倾向。然而,二战过去很久了,能靠着照搬西方制度及其文化体系来完成本国工业化的发展中大国少之又少。
因为,其中的俄国本是参加一战这个典型的帝国主义战争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本来不应该列入二战之后的新兴国家。何况,若以是否完成工业化为标准,那在亚洲只有中国,在拉美只有原住民占人口比例不足3%的巴西。
那么,什么时候政府能够改出亲资本的模式呢?如果按照以上分析给出的逻辑,只有当资本过剩的时候。我们中国是在什么时候调整了亲资本的政策体系呢?1999年。原因是"生产过剩"。
同样在1999年,中国的执政党有了重要的新提法--以人为本。
其三,2003年,温家宝政府上任伊始,算是"朱规温随",实际上干的是中部崛起增加两万亿国债。
这样,温总理第一个任期国债投入共约7万亿,几乎两倍于上一任。如果把2009年提出4万亿救市再加上,总共有10万多亿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
当讨论全球资本化与制度性致贫的时候,有些属于对历史经验的不同归纳。
我们都知道,在西方资本主义崛起时,起到构建制度文化基础作用的文艺复兴功不可没,可有谁想过"文艺复兴"复兴的是什么?
众所周知,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和古罗马的市民的民主制度的基础,都是奴隶制,享受着民主的市民,只占总人口的不足10%,与现在的黄金分割二八开相比都差远了,而那超过90%以上的人口是奴隶。
这个古罗马成为城邦文明的过程,造成了多少其他部落的"悲剧"......
据此,虽说我们的中原农耕文化"安土重迁",从来就没有威胁过西方,但被中国汉唐盛世两次打败的游牧民族西迁,确曾对西方有过些负面影响。
到了中古时期,欧洲进入千年黑暗中世纪,欧洲半岛主体部分那些高度分散的蕞尔小国,连维京海盗都应付不了。至今找不到多少历史文物或者文字清晰地表达这个时期的真实历史。
而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的宋代--政府治理和文官制度最完善的时代--形成了三权分立的中央集权和科考取士的文官制度。
宋代科技文化和工商业繁荣,是当时世界最发达国家。其对外贸易盈余显著增加--主要靠海运瓷器出口,运到阿拉伯世界,不仅靠转运中国货带火了阿拉伯,也搞穷了中世纪的欧洲那些小贵族们建立的小王国。
宋明之际,中国的白银储备占世界的60%。中国这个基本上不产银子的国家,凭什么用白银作为货币?因为大规模贸易形成的长期盈余。
中国从财政税收结构看,根本不可能存在中央集权制,实际上更多时候在经济和政治上搞得都是"地方化"。但地方政府实际上不承担金融风险和投资损失,那么,风险责任只能最终由中央来承担。
随着西方产业大转移,就出现了这些派生现象。西方把产业资本过剩造成世界大战的主要矛盾转移了。如今,中国在生产过剩压力下的主要矛盾也会在国内表现为爆发趋势。
当代发生的是人类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第三次危机--金融全球化危机。
如果只认识到这是个资本主义历史的阶段性危机,那并不具有创新性。认识到这种危机代价向弱势群体转嫁、以及怎样转嫁,才是我们的理论创新。
大家都知道,因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世界各国政府,都在竞争增发货币,而势必导致金融资本泡沫化。但美国面对危机仍然得靠更多增发货币,由此发生了连续的金融危机。
早期西方大规模转移人口和占有资源是构成世界二八开的前提,当代形成政治强权支撑金融霸权是维护世界二八开的前提。
中国现在外汇储备很多,要到全球去买资源和原材料,就会被西方为首的话语体系批为新殖民主义。其实我们这些"土大款"穷得只有钱了,资源是买不到的。
新中国初期土改就让大多数人和这套现代化体制脱钩了。那么,到底是什么要素让中国度过危机进入高涨?
人类从"以资为本"的资本文明转型的方向,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内涵是多样化的人类客体的共存,无所谓好坏,也没有谁一定得"化"掉谁的道理。
现在说的城乡统筹,应该注重的方向是公平地给城乡共同分享的财政支持:养老、福利、教育、医疗......干嘛都得像城市那样搞现代化?有人愿意"传统化"一点儿不行么?
我现在到了甲子年,学什么都有道理,谁批评我都笑眯眯的接受。因为,批评者大多没有我的那些经历......
总之,马克思说的亚细亚形态是值得我们再认识的。很难说马克思能超越西方的文化氛围。我们花了一百年推行激进主张,各种派别几乎无意识的在崇拜西方制度,虽然并不一无是处,但是值得讨论。
今天人们为什么对问题认识不清楚?在于意识形态局限。媒体很难超越意识形态。主流的西方理论都有找不到历史起点的悲哀。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等主流学科构建基本逻辑的历史起点是找不到的。
不过,这乃是双寡头地缘战略冲突之下不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的结果,与社会主义无关。因为,前苏东经济体是比较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
我们对西方个体理性有了认识,对中国的群体理性缺乏认识。因此,这种内部化机制正在被各种维护城市资本利益的激进改革破坏掉。
客观结果却导致内需大幅度下降。随之遭遇东亚金融风暴带来的外需陡然下降,突然降到不足一个百分点。从这时候起,中国遭遇输入性危机为主的阶段--1998年到2008年,我们已经遭遇了两次输入型危机。
任何一个意识形态条件下的经济体,都有形成自身经验归纳的客观规律的可能。我今天表述的是我们归纳经验之规律,乃是我的一家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