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康:在拥挤中生存与竞争
——这样的中国,你准备好了吗?
从社会上说,人口泛滥造成的毒害更为可怕,因为生活越来越变成你死我活的搏斗。慷慨好义和慈善为怀变成家庭成员无能为力之事……
随着人口的繁衍,不仅社会秩序,个人道德也日趋堕落。水旱瘟疫等自然灾害,因为受患者越来越多,情况日趋严重。人们对未来失去信心,对劳动道德没有把握。德不一定以德相报。靠投机生活的人反而过得更好。谄媚、欺骗、男盗女娼、走私偷运、暴力行凶,在争斗中各尽启用……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
人口大国,必然导致人口与资源比例大比例失调,一谈到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就世界排名倒数,如我国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全球排名第88位,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数据来源2005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水资源开发报告》),这种失调更是表现这社会资源的大比例失调,社会资源的人均比例过低,并由此引发严重的社会紧张。这种紧张已经不断的随着就业形势、公共服务的不足、集体的非理性行动不断的升级,上演就会伴随着悲剧和反思。然而,这种紧张并没有相关的指标用来标识和统计,只能通过各种社会现象和事件来反映。其实可以根据社会资源的特点,可以建立“社会拥挤度”这一概念,反映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新增社会资源供给总量与新增资源的需求总量的比例或者是一定时期内社会资源供给总量与人均需求总量比例来衡量。社会资源的分配是按照社会规则分配,通过分配机制和资源流动渠道决定资源的分配状况。按照分配的机制来划分有两种:一是权力机制,一是市场机制。资源的掌控的多少决定着个人的社会地位(权力、财富与声望),由此从资源的掌控来倒推社会地位,而不是从社会地位来判断一个人对于资源的掌控的多寡。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它包括三大经济规律: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它是社会在自由竞争的状态下,实现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分配。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调整资源的流向,而竞争则调节资源具体分配。竞争必须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之上。那么,在一个人口与资源如此紧张的国家,竞争是如何开展的呢?在一个人均社会资源占有量也很低的国家中,竞争又是如何调解社会资源的具体分配的呢?
一、在拥挤中生存与竞争
公平竞争,就是在一定的规则下的竞争,然而,在大比例失衡的情形下的竞争,与其说是竞争,不如说已经公开化为一种争抢,只是当前这种争抢还没有突破制度的规范。
(一)就业中的竞争
人口大国需要实现足够的就业是困难的,农民工、大学生以及其他高学历毕业生等都需要不断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就业压力大,大在哪里?大在需求与供给的严重失调,于是岗位竞争压力就不断的升级。据国务院2010年9月10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的数据看,2010年高校毕业生预计将达到630万人,初高中毕业后不再继续升学的学生约600万人左右,另外还有大量的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军队退伍人员需要安排就业。全年需要就业的人员总数有2400万人左右,能安排就业的仅为1200万人。幸运的是,今年春节后,沿海主要产业密集的大城市出现了民工荒,浙江省用工缺口达25万人,深圳市4月用工缺口2.3万人,6月份缺口超过6万人,农民工一时稀缺了。当前的就业压力转到了大学生,2010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630万,大学生的就业率基本维持在85%多一点,每年都有一定的剩余,以致于大学生就业变得“饥不择食”了如2007年,北京一洗浴中心招聘搓澡工、捏脚工、服务员等,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收到5000多名大学生的应聘材料;搓澡工就引来2000名大学生应聘。更甚者,大学生不得不去和农民工抢饭碗。招聘会场场爆满,排队等候的人犹如长龙。
(二)考试中的竞争
考试在古代就是考科举,一考定命运,进入国家权力系统,入朝为官,光宗耀祖。可见,考试是实现社会阶层转变和获取资源的重要机制。考是最为基本的资源分配机制。如今的高考,相比科考只具有部分的资源分配功能,只是将一部分学生选拨进入大学,而决定命运和前途的考试是大学毕业后的面对的。公务员考试更像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近些年来,公务员报考为例,报考人数不断攀升,从2003年的8.7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146万人。报考比例不断飙高,2010年威海市环翠区区级机关招考一个经济职位,共有280人报名,比例达到了280∶1;海口市政府办公厅文秘科员职位因不受专业限报,报考比例达1:728;有些岗位报考比例早已过千比一。2010年温州环境卫生管理处的一个“粪便处理工”岗位,要求学历大专以上,引来1102名大学生报名,录用比例是140:1。难怪有一位掏粪女大学生自我安慰的说道:“姐掏的不是大粪,是编制”。公务员的录取比例也自然也随之不断下降,从2004年4.35%下降到2010年1.44%。
(三)公共服务中的竞争
公共服务是最新提出的一个名词,以前提的都是政府为提供的公共物品,公共服务从内涵上讲,包括有形的公共物品和无形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可以根据其内容和形式分为基础公共服务,经济公共服务,社会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服务。公共服务并非免费的,对于有些公共服务完全由政府供给又会导致供给的不足,由此通过市场机制来加大公共服务供给量,如收费的马路或者公园等。对于人口大国,公共服务的供给也总是凸显不足和紧张。
基础公共服务方面,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让很多出游的人感受最深的一个词就是“拥挤”。民航、铁路还是高速公路都出现大规模拥挤,以公路为例,十一期间,途经居庸关和八达岭等热门景区的京藏高速曾出现10公里的堵车情况,高速路变成了“停车场”。中国铁路旅客发送总量达6357.5万人,创历年黄金周最高纪录,单日旅客发送量首次超过800万人,客流量超过春运。再看看各大旅游景点,据报道,仅故宫一地,5天便接待游客46万余人次,远远超过其最大容量。世博园区内的游客人满为患,黄金周前三天,累计接待观光游客407万人次,几乎相当于往年整个黄金周的接待量。一下子带来许多的挑战,如公共厕所数量不足,排队买票等候时间过长,人山人海让观光变成了瞬间一瞥。这种拥挤,在中国早已司空见惯,火车票的一票难求换来了火车票实名制,并没有带来春运拥挤的整体好转。火车票实名制只为了购票的相对公平性,堵塞通过不公平的渠道获取车票,拥挤导致资源的稀缺性增加,价值链条就会形成,黄牛党才会难以根除。不仅是春运、黄金周等节假日对交通带来的拥堵。根据英国咨询公司雷格斯的调查显示,中国的上班族每天在上班路上(从家到单位单程)花费的时间为42分钟,领先全球。在2010年6月5日公布的《2010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中,我国50个主要城市中,有17个城市上班的花费平均时间大于30分钟。北京市上班平均花费的时间最长,为52分钟,其次为广州48分钟、上海47分钟、深圳46分钟。平日里的堵车以及城市的公交、地铁的拥挤早已让我们感到城市让生活很糟糕!
社会公共服务方面。医疗、教育和住房成为老百姓身上的“新三座大山”,反思改革路径的失误,失误的表征就是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的问题。由于上个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制,本是为改变“企业办社会”带来的诸多弊病,结果变成了甩包袱,把本应该政府接手的公共服务只能甩给了社会,医疗卫生体制市场化,教育产业化,房地产过于自由放任以致于难以控制。市场化后,老百姓承担了本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导致百姓生活压力倍增。就教育而言,且把九年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放在一边不说,就拿学前教育来说,幼儿园本身社区的一个附属功能,本由政府来提供,或通过政府与市场合作供给。高等教育和义务教育搞的不好,现在幼儿的学前教育问题又出来了。由于一定区域内公办幼儿园供给不足,出现幼儿入园难、入园贵,于是就导致大量“黑幼儿园”,而此时孩子的安全成了问题,出现了一些悲剧,如西安一两岁半女童闷死在校车内。
二、在拥挤中治理中国要国家制定相应的规则来规范那些
就业难、考编制难、买票难、看病难、入学难、住房更难……难的背后都是些冷冰冰的数字,让人望而却步却又不得不去面对。将这些社会现象串联起来,其实反映的是一个问题——“社会拥挤”。社会资源总量与资源需求总是存在严重不对等,拥挤已经变成国家的常态。在拥挤常态中如何决定社会资源的分配是解决拥挤的首要完善的机制。若是要去公共服务窗口购买公共服务,最常看到就是排队,利用排队来决定先后,拥挤就要制定相应的规则来决定分配,排队看病、排队买票、排队入学……拥挤中的排队还可能出现部分不遵守规则插队的人或是不排队就获取资源的特权分子,此时,市场机制分配资源就会失效,权力机制开始起作用,并参与到社会资源的分配中,通过裙带关系提前占用社会资源,正如学生在教室里占座一般,自己占还帮同学占,一个人占几个人的位子,其理念为“先占为强”,在公开竞争之前就提前挤占了社会资源,阻塞了社会资源分配的正常渠道。因而,权力参与资源的分配就需要立法来规制。立法的核心问题是社会资源的公正分配问题。犹如宪法是一个国家所有各种社会资源分配的总合同,一般法是各特定领域内的社会资源分配的分合同。(冯祥武:民主立法是立法与社会资源分配的理性路径[J].东方法学,2010年(4):154.)同时,政府是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拥挤的原因之一就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缺乏效率。治理中国就要考虑一定时期内始终存在的社会拥挤,这是一个人口大国治理的特色。正如温总理在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时时说的:“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很大的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 大国的治理,就是在拥挤中治理。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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