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经济增长中的困境

    ——基于国家建构的视角的分析

    陶康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

     

    [内容摘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推动农村的经济增长,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包括:文化下乡、科技下乡、资本下乡、政策下乡、制度下乡等,农村经济的增长是由国家来建构增长的源泉。然而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的外置与乡村增长实践磨合矛盾重重,反而激起了许多新的矛盾,国家建构下的乡村发展面临着困境。长期以来农村无法依靠内部力量突破经济增长的瓶颈,农村的出路又必然依靠外部介入,所以必将在内外互动中建立一个良性机制是走出困境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国家建构    下乡    乡村发展    增长模型

       

        整个20世纪,国家政权对乡村的整合经历了三次过程,国民政府推行的国家政权建设,新中国后推行公社化运动,以及80年代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现代国家对乡村的整合是通过一系列的“下乡”来实现的,包括政党下乡、政策下乡、行政下乡、法律下乡等等。在税费时代,我国为工业发展牺牲了农业的发展,为城市发展牺牲农村,从农村汲取了大量的资源。如今我国要在工业化已经到达中级阶段,城乡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需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推行的“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发展战略,国家为促进乡村经济增长,出台一系列“下乡”措施,试图通过国家权力整合乡村经济增长,规制增长的路径,这包括文化下乡、科技下乡、资本下乡、政策下乡以及制度下乡。当代的乡土社会是国家建构的,国家建构的乡土社会就是根据国家意志将国家制度渗透到乡土社会的过程。[1]

    一、下乡:国家建构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源泉来源于人力、技术、资本以及制度,在我国农村经济增长中,国家通过文化下乡、科技下乡、资本下乡、政策下乡、制度下乡等方式,自上而下组织和指引乡村经济增长,外在的构建出乡村经济发展的内源性因素,对应经济增长的模型,我们要看到外在建构中的闲散问题。

    一、文化下乡:不是人力资本投资

        为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繁荣农村文化,我国于199612月中央宣传部、国家科委、农业部、文化部等十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1997年开始正式实施三下乡。文化下乡包括图书、报刊下乡,送戏下乡,电影、电视下乡,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文化下乡通过图书、报纸、电影等信息的载体传播文化,从而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但是下乡的文化一方面作为一种外置的文化进入,必须要考虑到农民的需求问题,对于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民,物质需求仍是第一位,精神文化需求是其次,所以文化下乡难以与农民的物质发展需求联系起来。因而这种外置的文化对于村民是一种“闯入”,能否被接受,能否与村庄文化融合起来,是文化能否下乡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文化下乡的确可以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传递知识和信息,但不是向农民投资,舒尔茨认为改造传统农业,就必须向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他将投资的类型分为五种,第一种就是:“对于正在从事耕作而不能上正规学校的成年人来说,农闲期间的短期训练班、传授新耕作法和家庭技术示范,以及不定期地对农民进行教育的会议,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2]p170提高劳动力的素质能够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相比之下,文化下乡是不能够形成人力资本。此外,文化建设投入严重不足,导致许多地方文化站半瘫痪半运行,文化下乡的基地建设不扎实。“全国38240个农村乡镇中还有近4000个无文化站,许多县图书馆、文化馆、乡镇文化站由于面积狭小、年久失修、设施陈旧落后、活动器材和设备奇缺,无法开展相应的文化活动。”[3]例如上个世纪80年代,安徽省在“六五”计划中提出了“乡乡有文化站”的发展规划,各地区都以乡办公助人员的职位,聘用大批人员进入到文化站从事文化工作。而这些文化站的工作人员的待遇仅仅是每月50元的工资,没有任何福利保障。文化站要想发挥作用离不开乡村文化工作者,离不开文化工作机制的完善。但是归根结底,文化下乡难以提高农民的劳动力素质,从而形成对农民的人力资本的投资,因而文化下乡无法解决乡村经济增长中的人力问题。

    二、科技下乡:没有形成技术动力

        科技下乡包括科技人员下乡,科技信息下乡,以及科普活动的开展。科技下乡是把技术提供给农村,包括送科技图书下乡、科技人员下乡,科技培训等方式进行。在经济增长中,技术的进步是重要的动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增长离不开科技这个动力因素。而农业的传统种植技术在我国早已成熟了。它在南宋和明代早期已达到高产台阶。自那时直至1950年以后开始引进新的投入,水稻产量极少或毫无增长。[4]p13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小农经济对技术创新的限制,林毅夫对韦伯疑问和李约瑟之谜的解答是:“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指的是小农经济中技术发明方式)(笔者注),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发明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小,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避免地终将趋于停滞”,“真正使得中国从宋朝以来的长期领先迅速转为近代落后的最最主要原因是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却在1516世纪以前时发生在欧洲。”[5]因而要实现农村经济的增长和农业现代化,必须突破技术上的停滞或缓慢进步的局面,必须引入现代的生产技术和要素。现代农业高生产率的主要源泉是再生产性的源泉,这些源泉由特殊物质投入品和成功地使用这些投入品所要求的技能和其他能力组成。[5]P126

    目前,我国的科技下乡的方式相对于乡村的经济发展显得非常的不足和浅层,科技图书下乡与文化下乡重复,不如归入到文化下乡中。科技人员下乡是一种来去匆匆,短期性的下乡,科技投入还没有见得成效,科技人员已近离去了。一些农业技术必须在较长的实验,并且要考虑到当地的自然环境,才能把技术推开。短期性的科技培训难以形成长期经济效益,也就容易走向形式化,科技下乡变成科技做秀。科技培训需要经费的支持,否则就无法有效的开展下去。目前,在乡村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或民间组织可以承担农民技能培训的职能,科技应该长期驻乡而不是下乡后回城,当前的科技下乡不能有效的提高农民的技能,也就不能形成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

    三、资本下乡:引发资民冲突

        长期以来,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业和农村为代价的,农民的闲散资金又通过金融系统如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抽取转移到城市,因而资本在乡村是匮乏的,因而也制约了经济发展。资本下乡是通过招商引资的形式,将社会闲散资本引入到乡村,从而推动乡村经济增长的方法。资本下乡在于国家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战略下,通过“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机制,促使城市资本进入乡村,工业资本进入农业。资本下乡必然会带动人才、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向农村的流动,资本下乡的对其他促进经济增长的资源的吸引,对于乡村的经济增长意义重大。

        资本下乡投资是一种逐利的经济行为,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实现资本增值,因而出现了许多伤农坑农的行为。资本下乡牵涉到农村土地、山林等资源。资本与农村形成不同的组合模式,大体上可以分为商业资本+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的官方模式和民间资本+农民的自由联合模式。第一种模式下,地方政府为了拉动经济增长,非常的热衷于招商引资,设立开发区。资本引进要征用土地,开办工厂,对于投资者,资本只有与地方政府结合才能节约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因而许多农业用地被征用,导致失地农民,拆迁产生“钉子户”。在频频的上访案例中,因征地上访事件不断增加,资本利用权力下乡伴随着“圈地运动”,但是投资者往往能置身事外,基层政府充当“打手”。特别在人多地少的地区,失地带给农民巨大的生存压力。除了耕地,山林不合理的被圈占现象很多,例如,咸宁市咸安区某村,上级政府强硬要求村庄完成1500亩林地的转让,每亩出价仅为20元,租期为50年。现实中林农与资本的冲突事件也是频频发生,如江西铜鼓的林权纠纷。资本下乡激化了资本与农民的冲突,以及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冲突。第二种模式主要是民间资本,具有资本规模小、资本返乡的特点,资本来自于民,结合于民。但是由于资本规模太小、农村金融服务的不完善难以形成规模效益。资本下乡需要构建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下乡模式,否则不但难以成为推动乡村经济增长,反而会造成严重资民冲突的发生。

    四、政策下乡:卡死在何处

        当前,我国在农村推行的政策已近由“抽取”转变为“释放”。2006年,全国31个省市区全部免征农业税,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税收。国家先后出台许多惠农支农政策,例如:2004年,对全国29个省市区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政策,2006年新增农资综合直接补贴,如今我国的农业直补分为四大块:种粮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此外还有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推行,最低生活保障建立,以及免费义务教育最终落实等等,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着力解决“三农”问题。然而,在我国政策的推行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层层下压的方式推行,在中央的政策推行到基层总受到地方性规则的影响,徐勇教授将其称之为“土政策”。“农村社会愈来愈受两种政策的支配和规范,一是来自于中央的政策,二是来自于地方的政策,有时又称之为‘土政策’。”[7]正有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在下乡的过程中就会遇到这种困难。表现为:政策扭曲、政策截留等政策不执行和执行不力的问题。行政层级越低,政策执行过程的变通就越大。村民自治组织虽然不是政府的一级,但是其是与村民直接接触、掌握村庄资源分配的组织,政策下乡能否落户就在于村委的执行力。而村民经常埋怨的是:中央的政策是好的,是地方政府歪和尚念歪经,尤其是对村干部的怀疑和不信任。另一方面,村民自治组织没有真正独立于政府之外而成为乡镇政府的行政附属,更使其无法充分的执行政策,更何况从乡镇政府下达的政策已近有所变化了。如此,政策难下乡难落户,农民就难以享受到政策利益,政策对乡村发展的推动力必然大打折扣。

    五、制度下乡:低效益运行

        传统的新古典模型中,并没有考虑到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1981年诺思出版的《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一书,在批判新古典假设的缺陷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制度变迁是经济史演变动力的源泉。从而修改了经济增长的模型,将制度从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转为内生变量。制度下乡的是贺雪峰教授在《新乡土中国》一书最先提出,描述了国家在农村推行的税制改革、村民自治制度、农地承包制度、计划生育等等,既是制度下乡就是国家自上而下推行的,将乡村整合国家制度框架内的制度下沉行为。制度下乡和政策下乡之间的重要区别是,制度比政策更稳定、更持久,影响更广泛。“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8]当前我国的在农村确立的最为重要的制度是土地产权制度,村民自治制度。土地产权制度包括家庭联产承包制、林地制度以及流转制度。

        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分田到户,充分的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经济性,刺激了农村经济的增长,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在解决温饱问题后,农村的面临着脱贫后致富的压力。而家庭承包制又出现了一些问题,土地过于分散难以规模化经营,小农经营与市场矛盾突出,粗放经营方式无法使农民以农致富,进而出现了撂荒、种粮积极性降低。国家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解决农民生存问题,易脱贫但难致富;另一方面却又与农业现代化出现矛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面临制度的经济效益递减的困局。为了促进农村土地的合理流转,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2005年颁布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按照自愿有偿的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经济效益能否减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效益递减有待进一步观察。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全面推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以此构建出村庄治理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民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是群众创造性的发挥,自治能够充分调动村民的政治积极性,通过村民大会选举出村庄能人,从而带领村民致富。然而,村民自治在实践中面临着许多问题和不足:从上看,村民自治组织受到乡镇政府的牵制,成为其附属行政,乡政村治,经济上,村财乡管,使自治组织没有独立的财权;从下看,村民对选举的过程、选举结果无奈以及与当家人间的真委托、假代理关系,促使村民采取政治冷漠的态度,同时对于涉及到核心利益的冲突采取聚众对抗村两委的行动,通过群体压力促使其改变政策,无处申诉的农民还会通过越级上访,来寻求权力系统的压力来施压乡镇政府。村民自治的制度的效益没有发挥到最大化,自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效益仍是在低位运行。

    二、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何在

        乡村的经济增长被整合被组织进国家体系中,这种外在的建构一方面是我国集权制的行政的表现,是国家整合乡村的重要突进。另一方又使人产生一个重大的疑问,乡村的发展如果不在国家建构的框架下自行发展的话,我国的农村具备增长的必要因素吗?农村有经济增长的源泉吗?

    自宋朝以来,农村逐渐呈现没有发展的增长,黄宗智将其定义为过密化增长。“小农经济的过密化的程度往往取决于其人口与可得资源间的平衡关系。相对于资源的人口的密集的压力会造成过剩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以及高度的生存压力,导致极端过密化的发生。”[7]p11当前,农业收入相对于外出务工收入过低,导致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这使得农村的劳动力资源不是在建设农村而是在建设城市,农村发展缺少建设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截至200812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其中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041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62.3%,在规模上,农民工每年均保持5%以上的增长速度,大量的劳动力的外出一方面促进了农民的非农收入的增加,另一方导致乡村发展缺少建设力量。而劳动力资源是促进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因素。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都是农村直接支持城市发展,城市间接带动农村发展。开发农村特色资源,发展草根工业,是一条市场经济深入农村后,最有效的致富途径。草根工业发展就需要资本和技术,没有大量的资本投入,没有技术支持,是难以成长壮大形成品牌。,

        农村有农民、有土地等自然资源,农村有农业,农业仍是目前农村经济增长第一大产业。然而,这些因素没有新的因素加入是难以促进经济突破性增长,现代化农业就是要引入现代化的要素。农村已有的增长因素已近延续五六百年内,都没有带动乡村找到发展的出路,仅靠土地、农业是无法带来农民走上致富之路的,引入现代化的因素是必要的,农村需要资本、需要人才、需要技术、需要政策,更需要有效的制度保障。

    三、结论

        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不仅仅涉及政治统治,更包括向经济领域的整合和渗透。当前,由国家建构的乡村经济增长过程中,通过“下乡”的方式将增长因素内置于村庄,自上而下的指导和规范乡村经济增长,国家建构的经济增长中带来的许多的问题。文化下乡不是向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科技下乡形成技术动力不足,当前资本下乡模式容易引发资民冲突,政策下乡难落户,既有的制度在低效益运行。然而,反观农村内部增长因素,长期以来并没有突破经济增长的瓶颈,必须引入外部增长新元素。如何解决当前的乡村经济增长的困局,必要的是建立合理的“外援”与“内生”互动机制,把农民增收需要的,农业现代化需要的,农村经济增长需要的与国家建构的有效的结合起来,在长期的磨合中找出有效的整合模式。

    参考文献:

    [1]徐勇: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M].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2009.

    [2][5][]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梁小民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3]黄小驹:文化下乡10年盘点[N].中国文化报,20051129.

    [4][6]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

    [7]徐勇:“政策下乡”及对乡土社会的政策整合[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08年第1.

    [8] []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 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责任编辑:华山
  • 发表评论
  • 评分: 1 2 3 4 5

        
  • ·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 ·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