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英文版已于1990年7月出版。其后应上海学术界同仁的邀请,就区域史研究方法的角度自我介绍了这本新书,也谈到旧作《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现把讲稿略加修改,加以发表。

    一、华北与江南对比

    我这本书花了相当的篇幅,把长江三角洲与华北平原作对比;这可能是这本书研究方法的特点之一。举一个主要的例子:我在研究华北平原的过程之中,得知该地从清初开始,发展了相当数量的使用雇佣劳动的经营式农场。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种农场占了华北总耕地面积的约百分之十。它们一般的规模是100200亩,雇佣了38个劳动力,在生产粮食之外,主要生产棉花。它们很明显是伴随华北农业商品化而兴起的。一个小农因种植经济作物而致富,添置土地,逐渐达到10。至200亩的规模。

    华北如此,江南又如何呢?我在没有开始研究长江三角洲农业史之前曾经推测:江南商品化程度远高于华北,经营式农业按理说应该更高度发展,说不定会呈现一种农村“资本主义萌芽”的迹象。

    但是使我惊奇的是:雇佣劳动的经营式农业虽然在明代后期可能相当普遍,但到清代逐渐衰落,本世纪已基本无存。本世纪三十年代的调查资料(包括土改时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江苏省农村调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以及满铁对江南地区6个农村的深入调查)证明:当时三角洲农村之中普遍都是一家一户的小耕作,每家以自家劳动力耕种小块上地,平均一户约510亩,而整个苏、松、太地区可以说基本没有依赖雇佣劳动、规模较大的经营式农场。

    问题是:为什么?是因为水稻经济的特点?还是因为江南劳动力比较昂贵?抑或地主经挤比较发达?抑或其他的理由?

    十年研究,我得出的是这样一个解释:长江三角洲的农业,通过高度商品化—主要是棉花和蚕桑—形成了一种过密型的家庭生产。花纱布经济和蚕桑经济所需劳动力要高出简单的粮食种植数倍。这种商品化本身便是劳动集约化的一个主要形式。新加的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家庭的辅助性劳动力:利用妇女、老幼、以及男劳动力的业余时间来养蚕、缥丝、纺纱和织布。这是一种我称之为高度“家庭化”的生产,它是在商品性生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苏州府的丝织产品供应全国,而松江府的棉布则“衣被天下”。它的特点在于使用报酬低的家庭劳动力,低于市场上男劳动力的工资的报酬。这样,建立了一个生命力极强的生产体系。依赖雇佣劳力的农场无法与之竞争。在江南地区的长时期人口压力与商品化之下,这种家庭生产体系排除了雇佣劳动的大农场,而形成了我所谓的“过密型增长”的农业体系。

    这种农业的特点是它可以提高总产量与总产值,但它对每劳动日所赋予的报酬则逐渐递减。一个农户可以通过辅助劳动力的使用,或提高每劳动力每年工作的日数—譬如从一年劳动180日提高到250日—来提高每年的总收入,但每劳动日的平均报酬却因边际报酬递减而降低。这是通过每劳动日平均报酬降低而达到的增长,与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劳动生产率大规模提高不同。这个现象我称之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下面再讨论。

    上而举的华北与江南对比的例子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江南的高度商品化所带来的不是小农经济的崩溃,而是它的进一步完备,不是经营式农场的进一步发展,而是它的没落;不是现代式的每劳动日报酬的提高,而是它的降低。但这种过密型增长可以推动总收入的提高,也可以推动商品化,它实际上是江南相当高度的商品化和城市化的基础。这是华北与江南农业史对比所得出的一个主要的结论。

    二、历史与现实对照

    我这本书研究方法的另一特点是把历史与现实相互对照,相互阐明。革命后的新中国,农业总产在三十年中从原己高度集约化的基础上再提高了三倍,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在这同时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增加了三到四倍:其来源包括五十年代大规模的动员妇女投入农业生产,每劳动力每年劳动日数的提高,以及农村人口成倍的增长。其结果是:每劳动日报酬—也就是农村的工分值—停滞不前,或甚至于降低。于是,在集体制下延续了过去六百年的过密型增长。革命之前,这个增长主要是通过商品化的形式进行,我称之为“过密型商品化”。在革命后的江南地区,则是在集体制下提高劳动集约化。在松江县地区,解放前基本上是一年一茬水稻,投入劳动力不到20个工。到六十年代后期,全面推广双季稻,实行一年三熟制,每亩每茬投入30工以上,每耕地亩投入劳动力达100工。两个时期的基本经济逻辑是一致的:在人口压力之下,通过过密型式在固定的耕地面积之上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两者形式不同,原理一样,相互比较之下,可以说明中国农业生产的一个基本趋势。

    认清这一长期的趋势,有助于我们理解农村十年改革的意义。海外的学者以及中国部分提倡市场经济的人士,特别强调种植业中生产责任制所起的作用。但是,长江三角洲说明了另一种状况。以松江县为例,它的种植业产量的高峰期是集体制下的19781979年,而不是责任制下的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各种主要作物的产量不是停滞不前,就是降低。责任制所起的作用不是推动种植业产量的提高,而是种植业中的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通过农村旧副业的复兴,以.及新副业的发展,旧的和新的小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村工业的发展,把压积在种植业上多余的劳动力,从种植业中转移出来,从而提高了种植业中每劳动日的报酬—即使总产量与总产值降低了,但因为投入劳动力的减少,从而一反过去六百年的过密化,提高了每劳动日的效率与报酬。农村种植业上的劳动力的报酬提高了,从新旧副业以及农村工业上又得到了新的收入,因此总收入显著提高,从而导致了江南农村的初步繁荣与现代化。我认为这是农村六百年来第一次经历的真正的现代化型的发展,也是该地区改革的主要成绩。

    从历史的角度,纵观近六百年江南地区的农村经济史,有助于说明农村十年改革的意义。同样地,从当代的农业经济来回顾过去,可以说明农村历史的基本现象。革命后三十年农村人民收入的停滞说明了没有发展的过密型增长的事实,从而突出了六百年来的过密化的历史事实。八十年代改革之中长江三角洲种植业中的现象,进一步说明过密化与现代式发展的区别:由于农村种植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种植业在产量与产值没有增长的现实之下,呈现了单位劳动日报酬的提高:松江县华阳桥乡的一个劳动日的报酬,从六七十年代的1元钱提高到今日的10元钱。①亩产量虽然没有提高,有的甚至降低,但是每劳动日的报酬是无可怀疑地上升了。我把这现象称作种植业中的“没有增长的发展”,以区别于过去的“没有发展的增长”。

    这里应该进一步说明,我认为发展、现代式的发展的基本定义应是每劳动日生产率以及每劳动日报酬的提高。基于这种发展才会有现代社会,惟有在现代化了的经济与社会之中才可能让大多数的人民从为糊口而耕作中解放出来,才可能由极少数的人来解决大多数人的吃饭问题(美国务农劳力仅占全劳动人数的4%以下)。我认为这是“现代化”的最基本的含义。人口压力推动下的总产量和总产值的增长不应等同于发展,不应等同于现代化。

    三、跨学科的研究

    让我回到研究方法的主题上来。我的华北与江南这两本书综合了一些不同学科的方法,可能也应算本书的另一特点。

    1。经济人类学首先是人类学,尤其是经济人类学的方法。它类似国内的所谓“社会调查”,尤其是毛泽东的深入解剖一个麻雀的方法。基本的做法是深入一个点,最好是自己去“蹲点”,甚至与该地民众“三同”,藉以了解微观层面的实际。对国外的学者来说,这个方法尤其关键。有的美国学者用建立于西方经验的分析模式,配合一些中国经济的宏观数据,来研究中国农村,结果把中国的小农生产想像为美国式的平均600亩以上的资本主义式的家庭农场,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与国情。类似这样的研究有时能够在宏观层面上得出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在微观层面上则往往完全违背实际,使国内的学者感到啼笑皆非,完全搭不上线。我自己深感对国内实际生活情况缺乏感性认识,为了避免完全离谱的错误,特别强调需要配合实地调查,从微观层面的事实逐步上升到宏观的概念分析。但我深觉自己对农村生活接触十分有限,了解不足,只能希望没有犯了引人笑话的错误。

    从另一角度上看,人类学的深入微观单位的研究方法,有助于解答历史上的一些基本问题。举例说,仅仅依赖明清时期的史料,不大容易解答农业经济中劳动的不同的组织方式,尤其是家庭耕作与雇佣经营,对生产所起作用的间题。我们在方志与农书资料的片断之中,只能得到一些线索,而不可能清楚证实家庭劳动力与雇佣劳动力生产单位的不同。这种区别,只有在现代经济人类学方法下搜集的资料与数据之中,才能得到明确的证实。我在《华北》一书中,用了许多篇幅,比较经营式农场与家庭小生产的不同,依赖的便是三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经济人类学家们所作的调查。在《江南》这本书中,同样地使用了这种资料,另外附加以我自己从访问农村人民的过程中认识到的一些道理。我对农村家庭生产单位的特征的一些分析,便主要得自于这种实地的调查资料。对于集体化三十年下的进一步过密化,以及“没有发展的增长”的一些认识、也主要得自在松江县华阳桥乡的实地调查。该乡的一位老农说得最清楚,我间他:工分值为什么长期徘徊于1元上下,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都没有显著增加?他说得很简单:“产量是提高了,但分的人也多了。”

    2.扎基于社会史与人本价位观念的经济史和经济学

    在人类学之外,我这本书也受社会学的影响。我个人认为,经济史以及经济的研究应扎根于社会史和社会学。当代的经济学,有完全脱离人们实际生活的强烈倾向。它把所谓“经济”作为一个脱离社会实际的抽象概念,只考虑一些似乎具体而其实是虚设的数量,诸如国民经济总产值及其成长率、人均收入及其上下、价格运动、资本积累等等。我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史的过程中,特别深刻地感到,一个社会假如其大部分人民仍处于为糊口而劳动为状态之中,它的总产值及其成长率再高也是假的。如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民仍然贫困,它国家军力再庞大,大工业再雄厚,城市人民生活水平再高,人均收入再高,也还不过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包括亚当·斯密和马克恩在内,分析经济的出发和归结点都在劳动人民,我认为这是正确的;社会科学应受人本精神的指挥,脱离人本的价值观,便脱离我们学术研究应有的基本精神。但今日的新古典经济学,则住往脱离了劳动者这个基本因素,把它和许多其它生产要素(包括资本、物质资源、上地等等)并列。这样的经济学往往只考虑到经济效益(亦即是利润),而忽视了社会效益。即使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国内,似乎也有这种倾向。其实再高的资本积累率和资本生产率,若不能为大多数人民创造幸福,提高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算是真正的发展。因此,我在《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这本书中,一再区别只提高总产值的经济增长,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报酬的真正的经济的发展。我把经济发展定义为大多数人民劳动生产率和报酬的提高。中国长时期的过密型增长,乃是不带发展的增长。

    社会史区别社会不同阶层和阶级,着眼于人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纠正今日经济学的偏向。社会经济史同时考虑社会变迁中的经济因素与经济现象中的社会因素。国内有些青年学者,仿效在今日经济学影响下的狭窄的经济史,把经济史等同于简单的产量或技术研究,甚或只是价格运动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当然可能创新,说明一些过去忽视的间题,但不应视为可能取代广义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四、从实际到理论再回到实际的认识方法

    最后,谈谈我们大家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所共同面临的认识论问题,即如何联系理论与实际。我们在历史研究的认识过程中,必须理论与史实并用,好比双手的并用,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不在用那一只手,而是如何将双手并用。大家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大概都有过相似的经验:概括能力强的学生往往不够扎实,而有耐心仔细探索事情真相的学生则往往缺乏概括能力,不能够联系分析模式与史实。最理想的是有能力双手并用的学生。

    今日西方社会科学重视模式创造过于扎实的研究。能够探讨事实真相的研究不受重视。学者们普遍的态度是:优秀的青年学者都搞模式;只有能力较低的青年学者才从事实证性的研究。经济学界这个倾向特别显著,认为最高的成就是理论性的贡献,次之是方法技术性的贡献,最低价值的才是实证性的研究。因此,,现在一般的经济系都不一青聘请以一个国家的经济为专业的学者(美国所谓地域专家),认为这是最低层的人才。各系都以脱离实际的理论与方法教授为骨干,经济史普遍受到轻视。

    社会学系、政治学系和人类学系都有类似的倾向:研究生写博士论文,首先的要求是分析模式的建立,区别青年学者的质量,首先评量的是其理论能力,实证研究被视为末端。

    这种学风造成了全社会科学界的严重的危机。最优秀的青年学者一个个轻视实证。搞起研究来,不是纯粹搞理论,就是从理论模式出发,寻找一些符合既定理论前提的事实作为依据,便算是研究。绝少数学者面对实际,从事实基础上建立概念逐步形成模式。

    我认为,一般运用的社会科学分析模式貌似客观,其实基本出发点常常脱离不了政治性的理论。今日的经济学的主流,纯悴是创于资本主义历史经历的理想化,一些极其复杂的公式,都建立于理想化了的市场经济的前提。而年轻学者们,往往以理想化的模式代替实际,研究之中,尽量为抽象的模式的设想寻找实证。一些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便是很好的例子。他们把历史上的中国农村想象为美国式的农场经济,把一切经济抉择想象为适应价格运动而追求最高利润的行为,完全忽视了中国农村人口过剩以及市场经济不完全发展的问题,和广大农民为糊口、为生存而生产的动机。

    这种研究混淆理想与实际,它的最大的错误在于教条性地信仰市场经济的万能,认为唯有市场经济才能促进生产发展,认为有了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经济就必定会跟着有经济发展。

    但是,他们忽视了中国明清以来农村经济早已高度商品化的事实。13501850年的五百年之中所呈现的棉花革命—在开始时农村无人衣棉;到结束时,农村人民无不着棉布。十九世纪中叶,根据徐新吾先生的研究估计,中国农民可能有将近一半植棉、纺纱、织布,供应自己穿着,也供应另一半不植棉的农民的穿着。这个事实及其五百年来的形成过程,就说明了农村经济商品化的核心内容。但是,伴随而来的只是我前面说的经济过密化,而不是真正的经济发展。五百年来的商品化没有导致农村经济发展,而只是农村经济的基本停滞,农村人民的持续贫穷,糊口经济的长期延续。

    其实,夸大市场经济作用的不仅是国外的学者和亚当·斯密传统的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学派。马克思本人也同样认为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主要前提。而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亦都认为市场经济必定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伴之而来的社会的两极分化。惟有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才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弊病而又能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这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新古典资本主义经济学同样地认为商品化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资本主义道路之外唯一的选择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两大理论普遍支配着大家对中国农村历史及其发展与出路的认识。在史学界,这个概念被演化为“资本主义萌芽”论—通过证实国内市场的形成来证明资本主义的萌芽。

    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考虑这个理论信条。市场的刺激可能是有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但它绝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中国的历史经历便证明商品化可能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它可能被剥削推动:地主出卖租谷便是一个例子。它也可能受人口压力推动:过密型商品化便是这样的例子。它也可能被为求生存而不是谋利的动机推动,历史上,中国人民种植商品作物便多出于这种动机。这样的商品化不,一定会导致资本积累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

    过去大家可能过分相信计划经济的作用。但今日也许有人犯了相反的错误:赋予市场经济以同样的魔力。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商品经济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和在什么样的形式下才能起推动发展的作用?在改革十年之中,通过市场调节,把生产资料供应到乡和村的工厂企业,肯定对农村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这并不证明市场经济全是,计划经济全非;私有制全是,集体制全非。试问;若没有计划工业援助农村工业,改革十年中的乡村工业能否同样地发展?若无社队行政体制,乡村企业能否同样地积累工业化所需的资本?

    当前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江南农村过去不发展和最近发展的经历?

    我认为我们今日应从实际出发,逐步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模式。这种模式可能部分地相同于过去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理论,但也可能超出它们的范围之外。中国历史与现实所显示的可能是一种两不符合的第三种,或另一种模式和理论。中国的历史及其现实需要的理论模式可能应是两者混合而又具备独特性质的新模式。探索这条道路,须在现实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新的理论,而不能由旧的理论来支配我们的认识。这就是我这本新书的中心论点。

    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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