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丽娜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430074

     

    摘要:本文关注打工青年的跨省婚姻现象,从其表现形式、发生机制和基本特征出发,来探讨跨省婚姻具有的社会意义。笔者认为,跨省婚姻一方面具有西方意义上婚姻革命的内容,另一方面也使得婚姻在村庄文化中的象征意义逐渐衰减,婚姻可以利用的本土资源在跨省婚姻的事实中被消解。跨省婚姻的双重面孔提醒要人们更加理性和成熟的看待农民婚姻生活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

    关键词:跨省婚姻  择偶观念  婚姻革命  文化象征

    Marriage of Spanning Province Study about Young Peasant

    Song li-na

    Research center of china rural government i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74

    Abstract:

    The article emphasize on young peasants marriage of spanning province phenomenon, form the analysis of its behavior, occurring machine-made, and its character, to discussing its social significance. The article figure that, marriage of spanning province not only have the western significance of marriage revolutionary, but also make marriages culture significance of symbol reduce, and the resource of which could be made use of in rural society decreasing. The double face of marriage of spanning province remind people of looking on the big variety with sensible and mellow.

    Key words: Marriage of spanning province, selecting mate notion, marriage revolutionary,  symbol meaning in social culture

     

    近年来,随着打工经济的深入发展,农民工的婚恋问题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中,风笑天教授提醒人们关注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的婚姻与家庭,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风笑天,2006)。其他的研究者也从各个角度对打工青年的婚恋问题做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比如贺飞运用社会学视角分析转型期青年农民工婚恋观念和行为(贺飞,2007);谢芬芳在打工潮背景下探讨了农村青年的婚恋观变革(谢芬芳,2008);田先红从婚姻革命的意义上探讨农村青年婚姻流动上的“碰撞与徘徊”(田先红,2009)等。这些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注意到打工潮背景下农村青年的婚恋问题。

    在传承他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笔者及笔者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做关于农民工返乡的社会适应研究的时候注意到,农村青年由于打工引起的跨省婚姻状况尤其突出,并且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跨省婚姻因此进入了笔者的调查和研究主题。与他人的研究有所区别是的,笔者着重关注既有的跨省婚姻现象,从其表现形式、发生机制和基本特征出发,探讨跨省婚姻具有的社会意义。笔者认为,跨省婚姻一方面具有西方意义上婚姻革命的内容,另一方面也使得婚姻在村庄文化中的象征意义逐渐衰减,婚姻可以利用的本土资源在跨省婚姻的事实中被消解。跨省婚姻的双重面孔提醒人们要更加理性和成熟的看待农民婚姻生活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笔者期望通过这项研究,能够增进学术界对打工青年跨省婚姻的理解。

    一 跨省婚姻的现状

    笔者用“跨省婚姻”指代夫妻双方不同在某一传统婚姻圈中的婚姻。根据当地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传统婚姻圈大致分布在5-15公里的范围(唐利平,2005)。而跨省婚姻不一定是“跨省”,也可能是“跨市”、“跨县”等,总之是不在传统婚姻圈中。跨省婚姻在农村有三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如由于战乱或者灾荒形成的大量流民与当地人结合形成的跨省婚姻;另一种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因“买卖婚姻”而形成的跨省婚姻,农村男人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娶不上媳妇,于是就花钱从更加落后的农村“买媳妇”;第三种形式的跨省婚姻是指伴随着打工潮的兴起而带来的异地青年结婚现象,这是青年农民在远离村庄传统婚姻圈的情况下,由于婚恋自由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自由恋爱引起的跨省婚姻对于农村的婚姻圈和婚姻制度冲击巨大,它甚至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生态。本文所探讨的跨省婚姻就是第三种形式的跨省婚姻。

    现阶段农村的跨省婚姻多是从90年代之后,伴随着打工经济的进行而产生的社会现象。2000年之后,大部分的中国农村都迎来了大规模的打工潮,第二代农民工成为打工群体的主力军,跨省婚姻在农村也进入了高发期。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研究者们在2009年寒假做了关于农民工返乡的社会学调查,运用半结构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法,共获得了30个村庄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跨省婚姻成为几乎每个村庄都在发生的社会现象,下面节选的是其中六篇报告的部分资料,以说明跨省婚姻现象在全国农村的普遍性。而本文所列举的其他大部分资料也都来自于这30份调查报告。

    地 域

    自然村人口

    近十年内发生的跨省婚姻数

    备注

    福建下

    231

    12

    2007年有5人与外地的姑娘结婚

    豫南的G

    161

    9

    来自湖南、云南、湖北等省的媳妇

    湖北安乐屯村

    133

    12

    5女嫁到外地,4男娶了外地媳妇,3男到外地作了上门女婿,现有5个“大龄未婚男青年”

    湖南断提村刘家组

    108

    5

     

    安徽老集村

    347

    5

    3女怀孕后嫁到外地

    鲁西北章村

    900

    2

    在传统的婚姻圈中寻找结婚对象,仅2009年春节期间就订了四门亲事

    从以上的调查资料中可以发现,跨省婚姻在农村社会中发生的频度越来越高。即使是在受到了传统“说亲戚”习俗阻拦的山东农村,跨省婚姻也越来越多的发生了。跨省婚姻都是发生在远离村庄的现场——打工地,打工不仅意味着青年农民离开了村庄,远离父母的教育和家庭的规约,也意味着他们开始了不同于村庄生活的打工生活,打工地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农民,使得自由恋爱的发生不可避免。

    二 跨省婚姻的发生机制

    笔者认为,跨省婚姻的发生有主观和客观两重基础。主观基础是指青年农民择偶观念的变化,这是跨省婚姻发生的主要的内因。客观基础是由于打工生活的环境,这是农民跨省婚姻发生的社会土壤。农民工在外的打工生活,远离了村庄的场景以及村庄文化熏陶和父母的规约,有其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造就了跨省婚姻发生的可能性。

    跨省婚姻发生的社会基础是繁重的劳动和不理性的高消费。在外打工的青年人普遍有两个特点,一是频繁“跳槽”,二是休闲娱乐生活丰富,有不理性的高消费行为。

    农民工的工作大致有三类,一类是建筑行业等以繁重的体力劳动为特点的工作,另一类是自由职业者,也就是在城市从事捡垃圾、送煤气、卖菜、开店等工作,还有一类就是“进厂”。这三类工作中,建筑行业的劳动十分繁重,但是其他两类也并不轻松,他们都要长时间的工作。前两类工作大部分由年龄大、已婚的农民工从事,这些工作又脏又累,但是收入稍高,这对那些有家庭负担的农民有吸引力。

    而年轻的第二代农民工大部分是“进厂”,这些农民工一般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他们很少从事重体力劳动,工厂成为他们打工的首选地。这些工厂集中在我国东南沿海等经济开发区,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工厂,经常听农民工提到的工厂有电子厂、玩具厂、鞋厂、服装厂、冶金厂等。“进厂工作”与前两类工作相比,工作环境较干净,体力劳动稍轻,但工作时间长,一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一个月只有一两天的休息时间。多数农民工都说,打工全靠加班挣钱,如果按照一天8小时工作,一个月的工资收入仅够基本的生活费,没有余钱留下,只有加班才能挣的多些。此外,工厂的劳动很多都是流水线作业,每个工人负责一项工作,都是锻炼手头灵活度的简单劳动。这些劳动时间长了就会感觉厌倦,“没有意思”,并且长时间的重复劳动也使人非常疲倦。这对于年轻的农民工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于是,他们就经常“跳槽”,要时常换工作来逃避简单重复的劳动。袁松在湖北沟村的调查中,从一个村民小组随机抽了10个农民工调查,发现他们一般都要换几次工作,平均要换过3-4次工作。

    繁重和简单的劳动使得农民工感觉非常“单调”、“没有意思”,于是在少有的休息时间里,农民工就会尽量到城市生活中寻找乐趣。农民工说,打工生活中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发工资后几个朋友一起聚餐、娱乐、逛街等,这其中就必然伴随着消费行为。打工生活中,娱乐和消费使得年轻的农民工产生了意义感,重要的是,工作之余的休闲娱乐把男女青年农民工联系在一起,他们有机会接触了解,并且建立恋爱关系。

    跨省婚姻发生的内核是青年农民择偶观念的变化。笔者在豫东董北村的调查中考察了董北村六十年来农民择偶观念的变化,分别是从解放初期的媒妁之言,到后来的家庭条件,80年代之后的男女相貌,再到打工经济兴起之后的性格“合得来”。(宋丽娜,2009)董北村的经验并不能推广到全国的农村,但是在打工经济之后,性格“合得来”成为全国青年农民工在谈到自己恋爱时候最常用的一个词。打工地发生的恋爱关系是在远离村庄和父母的场景下进行的,男女青年之间的交往感受成为恋爱关系能否建立的最主要因素。

    然而,青年农民工的交往感受是产生在什么场合,又具有怎样的特点呢?在外的打工生活中,工作的劳累单调与农民工的休闲消费是共存的。陈锋在福建下村的调查中发现“建筑工地无爱情”,意思即为从事脏、累、重体力劳动的农民工是很难在工作场合获得爱情的。其实,不仅是建筑工地无爱情,在制造业的工厂中劳动也很难获得爱情,尽管在工厂工作的环境相对好些,但是也很劳累单调并且工作时间很长。可是,正是因为工作本身的劳累和单调,使得农民工更加看重工作之余的休闲消费,农民工的意义世界可以由休闲消费来建构,而爱情也产生于其中。由于远离村庄和父母,农民的个人之间的交往成为恋爱关系建立的最重要的因素,于是男女双方的交往感受,能否“合得来”成为农民择偶意识的标准。

    笔者认为跨省婚姻发生机制有双重因素,主观因素是青年农民工择偶观念的变化,性格“合得来”成为农民工主要择偶意识;客观因素是农民工在无聊和劳累的工作环境中受到压抑,而在休闲娱乐场所的消费建立了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奠定了跨省婚姻的社会基础。

    三 跨省婚姻的特征

    通过休闲生活中的高消费建立起来的恋爱关系,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农民的恋爱和婚姻。它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青年农民工普遍有多次恋爱的经历。调查人员在福建下村的调查中发现,农民工一个人恋爱四次以上的情况相当普遍。这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主观的原因是,现在的年轻人对于恋爱关系看得更加开放,“合不来”就分开。同时,青年人普遍还形成了一种观念,婚恋自由,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遇到更好的可以选择分手,其中不受太多限制。传统婚姻制度中的“定媒”给予青年人的恋爱关系是有规约的,自由恋爱显然不同。客观的原因,一是青年农民在打工地可以接触到很多异性,二是农民工工作流动性强,大大增加了恋爱关系的不稳定性。

    第二,自由恋爱的青年农民未婚同居、未婚先育现象相当普遍。在远离村庄的场景,确定了恋爱关系的农民工可以很“方便”的通过租房子住到一起,而未婚先育也就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陈锋在福建下村的调查中发现,多数打工青年男女在外同居并没有避孕的意识,更少有人有避孕措施。并且,在青年人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关于爱情和性的新认识,即两个人只要相爱,住在一起就是自然的,这并不是什么“不道德”和“丢人”的事情;青年人考虑到伦理道德的时候其实都是已经出现了不可挽回的事情,比如女方已经怀孕,而男方却不负责任的消失等。打工场合中多次恋爱和未婚同居等情况在年轻人中有很强的扩散效应,这是由青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决定的。

    第三,早婚早育现象严重。第二代农民工多是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大多是十五六岁,在打工期间很快谈恋爱,并且很快同居,国家的婚姻政策和婚姻制度对于他们的婚恋行为是缺乏制约力的。于是我们在村庄的调查中发现,相当部分怀孕在家待产的女孩年龄都不足20岁,他们一般都是在外打工时候同居,怀孕之后“奉子成婚”,然后在男方家里待产。当然,这些婚姻一般都是举行了仪式而并没有履行结婚登记手续。

    第四,跨省婚姻的结婚成本较低。按照农民的说法就是,“娶外地媳妇省钱”。如果娶本地媳妇,在大部分的农村,男方都要先给女方相当数目的彩礼,平时过年过节时候还要送大量的实物和金钱。而通过自由恋爱结合的婚姻则普遍节省彩礼费用和男方付给女方的金钱和实物费用。自由恋爱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并且大多数情况下已经同居,所以,青年农民在结婚的时候一般不会按照村庄传统的习惯规则来办理。具体来说就是男方不会再给予女方同样数目的彩礼,他们通常的想法是“木已成舟”,彩礼自然要少些;有些距离遥远的两个省份之间联姻,两地社会风俗不同,一般情况下女方父母不仅不要彩礼,还要因为心疼女儿远嫁而给予女儿一定的补助。如果女方已经怀孕,结婚的时候就更是仓促,省略了许多传统缔结婚姻的礼俗,也就节省了婚姻支出。

    第五,跨省婚姻的结婚仪式简化,文化意义减弱。农民说,娶外地媳妇“不热闹”,婚事一般简单办理。部分脱离农村生活的青少年农民工在结婚的时候大多觉得没有必要过于浪费,他们普遍的想法是,与其花费大量金钱买个“热闹”,还不如存起来或者消费了实惠,这是不同于村庄传统婚姻结合意义的新的行为模式。传统意义上,结婚仪式具有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它是婚姻结合在村庄社区获得合法性的关键,也是婚姻能够获得在村庄社区生活下去的基础。而今,这一切都变了,婚姻的文化象征意义减弱了,其中,年轻人越来越看重自身的利益算计和实惠,他们越来越不看重村庄中的文化象征意义,婚姻关系的合法性越来越倚重于法律规范。大多数年轻人不愿意在结婚仪式等方面花费过多的金钱。

    第六,跨省婚姻的婚姻稳定性不高。外来媳妇“不保险”,婚后容易因为当地的经济条件差而离走。婚后的生活既是城市和农村的对比,也是浪漫和现实的对照。福建下村,河南G村,还有笔者所调查的贵州聚合村等地都发生了外来媳妇婚后因为不习惯当地生活而“逃走”的情况。这种情况集中发生在女性身上。打工时候的自由恋爱是浪漫的、高消费的、感情高于一切的,可是当自由恋爱的男女真正结合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就不得不面对当地生活条件这一现实。调查中发现,村庄外来媳妇多数存在以下问题:不适应当地的生活习惯,不同的地理环境、饮食习惯、作息时间、甚至农民说话的语气和口吻,这使得嫁来的外地媳妇要经过相当长时间去适应;而重要的是婚后的妇女面对丈夫和家庭,不再是恋爱时候的浪漫和感情,而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是抚育儿女的辛劳,也是照顾老人和处理各种家庭关系的繁琐。如果当地生存条件很差,并且男方家庭条件也差,女方在产生各种不适应的时候没有得到丈夫和其家人的理解和关照,那么女方就很可能因无法忍受而离开。

    第七,跨省婚姻往往使青年农民陷入生活的困境。结婚之前,青年人一般以高消费支撑恋爱关系的进行,这种高消费习惯往往使青年农民在婚后无法承担生产生活的重任,而经济拮据,这大大增加了农民婚姻行为的不稳定性。我们在调查中经常发现:刚结婚的青年男女往往经济条件相当拮据,虽然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婚姻会得到双方父母的资助,但是青年人会很快把这些钱花完,然后自身陷入经济困难之中。这是因为在婚前,年轻人多是以不理性的高消费支撑自身的恋爱,婚前是“月光族”,很难存到钱,而在婚后,年轻人的人生任务便接踵而至,需要钱的时候却没有,这会促使年轻人存钱的意愿。如果父母条件宽裕,可以资助年轻人,但是如果父母无能为力,那么年轻夫妇就非常容易陷入经济困境中。婚后最初的几年是年轻人逐渐接受人生任务,逐渐转变存钱意愿的关键时刻,这个时期也往往是婚姻容易出现问题的时期。

    第八,跨省婚姻使得农村的亲属制度部分解体。在农村调查,许多外地媳妇都说走一趟娘家的费用至少要几千元,“串亲戚”不方便。有的妇女嫁到婆家几年都不回娘家,并不是妇女不想娘家,而是经济算计使得她们不能回家。一般情况下,一个打工的夫妇一年可存几千到一万元,回一趟娘家就要花费大半。她们还要面对自身生活中的问题,还有自身的人生任务要完成,有的还要计划做生意,还要建房子等,这些都促使已婚妇女强烈的存钱意愿,从而制约着她们回娘家的次数。嫁入的妇女很少回娘家,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娘家的关系,失去了重要的经济和生活支持,亲属制度部分解体。在有些地方,一门好亲戚对于一个家庭是非常重要的,亲戚之间不仅会有经济支持,也是社会风险承担的保障,更是家庭矛盾化解的机制。

    跨省婚姻不同于传统的农村婚姻制度,它是在打工潮的背景下产生的新现象,有很多不同于传统婚姻制度的特征。以上描述的这些特征提醒我们要全方位的理解跨省婚姻的发生机理,理解青年农民工在婚姻上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以及跨省婚姻对于农村社会、农民家庭产生的社会影响。在这个基础上来评判跨省婚姻的是非对错,并且寻求理解跨省婚姻的社会意义。

    四 跨省婚姻的社会意义

    本文从跨省婚姻现状的描述开始,进而论述跨省婚姻的发生机制,再进一步讨论跨省婚姻的特点以及已经产生的社会后果。通过这些描述和讨论,我们希望理解当今跨省婚姻现象,并且在时代背景下理解跨省婚姻所具有的双重社会意义。

    第一,笔者认为,跨省婚姻在打工青年中的广泛存在彰显了西方意义上的“婚姻革命”正在发生。

    跨省婚姻有双重革命意义,一是青年农民对于传统婚姻结合方式的反叛,也就是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结合中彻底解放出来,通过自由恋爱自主确定恋爱和婚姻关系;二是青年农民对于传统婚姻圈作用的逃离,这使得传统的婚姻圈解体。传统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本地的婚姻圈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婚姻制度;而今婚姻结合方式成为了“自由恋爱”,打工的环境使得自由恋爱必然要突破传统婚姻圈的限制。相对于传统的婚姻制度,跨省婚姻就是一场从婚姻结合方式引发,并且扩展到了农村社会婚姻制度的婚姻革命。至此,跨省婚姻才真正具有西方意义上婚姻革命的意味。

    然而,对于青年农民工而言,跨省婚姻的作用是喜忧参半的:一方面,远离父母监管和乡村生活的自由恋爱使得青年人的择偶行为更加独立和自主,这可以从性格合得来普遍作为青年人的择偶标准看出;另一方面,自由恋爱结合的婚姻显然也有一些无法克服的负面效应,比如青年农民对于恋爱婚姻的责任感和道德感降低,他们频繁的更换男女朋友,未婚同居、未婚生育等;自由恋爱一般是以城市中的高消费作为恋爱基础的,当农民工回归现实生活时候他们会有诸多现实问题要面对,这是对于青年农民工生活和心理的巨大挑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打工青年的跨省婚姻虽然有婚姻革命的意义,但是打工青年的现实处境使得这种革命的意义不纯粹表现为婚姻理念上的革命,而是更多受制于社会结构和生活现实的。于是,我们在农村生活中看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自由恋爱的婚姻结合方式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种力量,两者在农民工的婚姻结合中更多具有互补的性质。这在农村表现为,如果年轻人不愿意接受父母和媒人安排的婚姻,只要他能够自由恋爱结婚,父母也会同意,农村社会也能接受。背后的原因是,新中国从建国之初就开始宣传的“婚恋自由”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只不过,在原本婚姻圈和婚姻规则的约制下,农民“婚恋自由”的机会依然有限,而打工经济的兴起才为农民工“婚恋自由”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社会土壤,于是跨省婚姻现象很快进入高发期。

    第二,婚姻在地方社会文化中的象征意义逐渐弱化,婚姻可以利用的本土资源在跨省婚姻的事实中被消解。

    结婚是人生中的大事,在以往的村庄生活中,婚礼具有重大的文化象征意义。对个人来说,它是青年农民的“成人仪式”;对整个家庭而言,婚姻具有传宗接代的意味,也表明新的亲属关系的确立;对于整个村落社区来说,婚姻代表着新成员合法地位的确立,和婚姻合法性的确立;同时婚礼也拥有一些附带的社会功能,比如婚礼是连接农民之间互助圈和人情圈的纽带,是伦理道德的仪式性展演,也有社会整合的功能等。

    而今,打工青年跨省婚姻的文化象征意义明显弱化,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婚礼仪式的简化,使得婚礼在社区文化中的象征意义越来越形式化,婚礼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也越来越弱化。现在的结婚仪式不再被农民看重,农民不再一味追求一个体面而热闹的结婚仪式,结婚仪式能够吸引的农民和整合的人群越来越有限,这对于村落社区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二是因为文化象征意义的弱化,缺乏村落社区中各方力量的监管,农民自由恋爱结合的婚姻不稳定性大大增加,婚姻所具有的传宗接代的文化象征意义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现在的年轻农民更加注重自身生活的幸福体验,而很少顾及老人和整个家庭的福祉,他们的道德感和责任感降低。农村社会中离婚现象越来越多,婚外情、做“小姐”等在农民的生活中也越来越多。婚姻结合的变数加大,这对于农民的婚姻心理、甚至生活观念都有极大的影响。三是因为“跨省”,所以婚姻结合所延伸出来的亲属关系基本失去了意义,亲属制度在农村妇女社会生活中的支持和象征意义部分解体。

    这意味着,跨省婚姻虽然脱离了传统婚姻制度的“桎”,但是它也远离了农村社会制度给予婚姻的各种社会救济,婚姻可以利用的本土社会资源越来越有限,婚姻生活中的个人生活幸福体验凸显,但是婚姻的稳定性却无法得到村庄社会文化的保障。

    婚姻革命正在发生,婚姻作为一个人一生中重要的人生仪式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流变。打工青年的跨省婚姻使我们可以部分接近婚姻革命的真相,使得我们更加理性和成熟的看待农民婚姻生活中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

     

    参考文献:

    1.    风笑天,2006,“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的婚姻与家庭: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人口研究第1期。

    2.    贺飞,2007,“转型期青年农民工婚恋观念和行为的社会学分析”,青年研究第4期。

    3.    谢芬芳,2008,“打工潮下农村青年婚恋观的变革”,传承第7期。

    4.    唐利平,2005,“人类学和社会学视野下的通婚圈研究”,开放时代第2期。

    5.    田先红,2009,“碰撞与徘徊:打工潮背景下农村青年婚姻流动的变迁——以鄂西南山区坪村为例”,青年研究第2期。

    6.    宋丽娜,2009,媒妁之言六十年:村庄传统与婚姻变革,未刊稿。

     

    注: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农村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区域比较与治理对策研究》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06JA840008)的一部分。感谢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2009年初的寒假所开展的大规模农村社会调查,感谢陈锋、袁松等30多位同学提供的调查报告和调查资料。文责自负。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研究》2010(1)

    作者简介:

     

    宋丽娜1983~),女,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

    地址430074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电话027-61299392 

    Email: wijuk8634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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