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制造应从“富士康13跳”中反思什么

    陶康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   湖北武汉  430079

     

        2010522日的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讨论富士康频频上演的员工跳楼事件,节目的形式颇让人感觉像电影《罗生门》,请来了工人日报要闻部的主编石述思、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坤、潜伏进富士康拍摄记录片的李金红、品牌与企业文化国家标准起草小组的专家朱则荣、南方周末潜伏进去的记者、曾在富士康工作过的线长,甚至是还请来了一位道长。每个人从自己获取的信息的角度来解读富士康接连发生的员工跳楼。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仿佛陷入了罗生门效应。但是罗生门效应不是不能打破的,作为一个观众,旁观者可以综合所有的信息来做出判断。

        富士康是全球五百强,6C产业的高新科技企业,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专业制造商,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也是典型的中国制造。对于富士康频频发生的员工跳楼事件,已经不得不把公众的焦点放到富士康,富士康的生产、管理,同时更应提升到中国制造。

        作为一个观众,我从《一虎一席谈》中的各种不同的观点加以总结,我们看到是这样一个中国制造。

        第一、有条不紊的生产劳动。

        深圳龙华富士康拥有33万员工,基层员工基本工资仅为每月900多元,大多数收入实为加班而来。员工的日常生活是“有条不紊”。这个成语用在一个现代化生产的制造业,是非常贴切的。可以说“有条”就是一种过于“死板”的表现,有条并非不紊。每个人都成了一个机器人,如此的标准化的生产,起源20世纪初的由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科学管理要求挑选“第一流的工人”,同时要工人掌握标准化的操作方法,使用标准化的工具、机器和材料,并使作业环境的标准化。这种标准化的科学管理在中国,这个处在世界分工的低端产业的国家,是最为普遍的应用。所以富士康没有人性化管理,像富士康一样的中国制造同样也看不到人性化管理的踪迹。

        第二、“血汗工厂”的现代版。

        说富士康是血汗工厂,可能很多歪曲的报道,包括进入富士康拍摄纪录片的李金红也不赞成如此形容富士康。然而,我们虽然看不到早期资本主义工厂的拿着皮鞭的监工,对工人的鞭打和监督等。但“血汗工厂”的定义是发生了变迁的,富士康仍然是现代版的血汗工厂。高强度的工作,低工资,低福利,低待遇。通过媒体对富士康的报道看,40万深圳富士康员工蜗居在3平方公里范围内,服从于流水线上精密的管理,每月休1天,每天工作12小时,休息10分钟吃饭1小时,完成工作量后8小时外算加班,工作不能说话,焊点须读秒,多名干部时刻督查并设测试陷阱,如有差错,扣绩效写检查被处罚……富士康也有游泳池,宣泄室等为员工服务的软件机制,然而作为基层的员工,当你询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对此却一无所知。这就是现代版的“血汗工厂”。在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的国家,这不限于富士康,而是处处可见。富士康能够跃居《财富》2009年全球企业500强第109位是一步一步走出来,也是无数工人的劳动付出,而这其中受益分配又倾向了哪一方呢?

        第三、8090后的工人与学生。

        富士康的13跳,指的是2010年以来的接连发生的自杀事件。下表是我根据各个媒体的报道所统计。从中可以看到许多有意思的现象。

     

             事发日期         性别         年龄         籍贯         伤亡结果         工作时间

    1       123              19     河南         身亡         4个月

    2       311              20多岁             身亡         8个月

    3       317              24     河南         受伤         新进女工

    4       329              23     湖南         身亡         8个月

    5       46       18     江西         受伤         28

    6       47       18     云南         身亡         5个月

             47       22     湖北         身亡         不详

    7       56       24     湖南         身亡         10个月

    8       511              24     河南         身亡         10个月

    9       514              21     安徽         身亡         7个月

    10     521              21     湖北         身亡         15个月

    11     525              19     湖南         身亡         42

    12     526              23     甘肃         身亡         11个月

    13     527              25     湖南         割脉未死         3个月

        ①这几起自杀是连续性的,如47日,接连两起自杀。

        ②他们都是基层一线员工,而不是基层领导或其他。

        ③他们都是80后,90后,大学生和新生代农民工。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他们与第一代进入到工厂工作的农民工、大学生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就农民工而言,第一代农民工忍耐力更强,对福利待遇,特备是人格尊严等要求不高。而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80年代,90************入大学的大学生,属于稀缺资源,早期还能服从国家分配,而自从90年代末期国家疯狂的扩招所导致大学生价值的严重贬值,大学生也变得供过于求,不得不降格以求,从事低端工作,获取低端工资。由此造成的失望的情绪难以短时间内调整。

        ④从这些人的籍贯可以看出,深圳是全国各地劳动力资源的集中地,河南,湖南,甘肃,安徽,云南,湖北,江西,都是来自中西部劳动力输出省份。80年代,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民工是“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80年代中后期,城里的二、三产业大发展,对劳动力需求加大,农民工是“进厂又进城,离土又离乡”。第一代农民工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他们外出后大部分返乡。当时的农村受到市场经济冲击较小,小农没有原子化,所以在精神上,第一代农民工有着乡土认同和归属感,即使在城市呆不下去了,还可以回乡种田种地,而这不是新生代农民的退路。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至今农民工是“进城难落户”,真正“进城又落户”是很少。甚者,他们连融入城市的渠道都没有。于是当前的中国,中国无数分散的小农,离乡进城后,他们最为基本的社会纽带,认同和归属被打破。宗族,家族纽带无法在流动中维持;无法融入城市,则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更没有形成。企业内部没有工人的组织,而是互不相识的个体。分散的小农变成了更加分散的工人,大大的城市是无数小小的孤独。所以新生代农民工是孤寂的,缺乏归属感的群体。

        而农民工所遭遇的一切,大学生也同样遭遇了。有这样进来被广泛关注的群体,他们被称为“蚁族”,他们是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拿的工资几乎与他们的农民工父亲相差无几,城市生活的高成本让他们时刻都在恐惧未来,买房和结婚都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

        所以有人说,8090后注定是绝望的一代。311日跳楼的李某,跳楼的原因是加班费被盗,说明的挣钱是多么的“来自不易”。317日的跳楼的田某,原因是“活着太累”,对于活着太累的世界,死是容易的。

        等等可以说,这些选择跳楼的富士康员工,承受的不仅仅是企业带来的压力,还有的是整个社会,或者说是这个时代带给他们的。从他们进入富士康的工作的时间可以看出,工作时间低于半年的有6人,短时间内就选择跳楼,与其在富士康工作是否存在相关性值得我们理性的斟酌一番。年轻人承受过多的压力,这些压力可能是其在企业外所遭受的,不管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只有进入了工厂和企业才能实现价值和维持生存。任何一个社会人,都必须依靠一个组织、企业或单位。工人依靠的就是企业,但企业是一个创造财富的地方,而绝不是一个给人以温暖和关怀的地方。他们的社会关系是割裂的,唯一依靠的企业却又是没有归属感的,富士康每年更换员工在7万人之多,普通工人流动率在30%。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当中,这是非常普遍的。中国无数分散的工人是无数分散的小农转换而来,但是工人的分散性是彻底的,变成了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的孤独个体。

        最后,也许要谈谈中国的工人的组织——工会,中国的工会未有效地维护工人权,分散的工人是不会在工会组织中找到归属感。

     

    工人自杀的类型:利己型与宿命型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一书中提出,当个体同社会团体或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或产生离异时,便会发生自杀现象。“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叫自杀”([]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19969-10)。迪尔凯姆将自杀分为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失范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利己型自杀指个体间联系分散,社会的整合程度不足,个人没有同社会融为一体而发生的自杀,利己型自杀与社会的整合程度成反比。利他性自杀指在社会习俗或群体压力下,或为追求某种目标而自杀,是社会过度整合所导致的自杀。失范型自杀是社会危机时,社会规范缺失所造成的自杀。宿命型自杀是由于社会控制过度造成的,个人受外界过分控制及指挥,感到命运完全非自己可以控制时而自杀。从富士康员工跳楼这一自杀行为的分析,可以看出,工人自杀应该是利己型自杀与宿命型自杀的混合作用的结果。工人的分散,缺乏社会归属感,特别是难以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对前途的迷茫,失望及个体的无能为力,也是宿命型自杀的表现。

        这就提醒着我们,中国工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恶化,对于一个小农国家转换为现代化的工业化国家,这种社会的分散性是必然的,如何为工人寻找到社会归属感认同感,我想会作为一个重大的难题摆在中国制造面前。如何给予年轻的8090后创造实现梦想和希望的舞台,拓宽社会阶层流动的渠道,增强社会公平、公正,让他们有尊严的生活下去,也将是摆在中国制造面前的难题。这个难题不会因为富士康跳楼的事件的结束而结束的。

  • 责任编辑: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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