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村在流动中改变

    ——读《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

    陶康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   湖北武汉  430079

     

    摘要:中国速度无疑是无数农民工的最大的功臣,可以说是农民工改变了中国,但农民工也在往来城乡的流动中改变中国的农村。改变资源分配、改变目标实现的机会,改变女性的社会地位,改变农村的产业结构,改变基层政府角色,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恶化农村社会风气。要破解三农困境,建设新农村,关注农民工进城更要关注农民工返乡,关注农民工如何改变农村。

    关键词:中国农村    农民工     改变

     

    20064月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指出,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指户籍身份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1984年起,城乡户籍壁垒开始松动,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流动到城市,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城乡日益增大的落差,转变成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巨大动能。据调查结果推算,2009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3亿。农业生产的低收益,迫使农民进城从事非农产业。在城市的市场经济中,接受市场经济的资源分配规则,在工厂的现代管理中,农民工开阔了眼界,学会了技能,懂得了管理,很多干到了白领,管理者的岗位。农民工通过汇款履行着家庭成员的责任,带着足够的财富完成人生的重大目标:结婚、建房。同时赚取足够的收入,可以返乡创业,打破了农村政治经济资源分配的固有规则。传统的乡村社会开始改变,中国农村在农民工的流动中正发生着缓慢的改变。瑞雪•墨菲从通过在江西省万载县、信奉县和于都县历时17个月的实证调查,分析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外出农民工在城乡流动在农村所引发的社会变化。“本书探究农民工正在如何改变中国农村的问题,并且通过考察价值、目标、资源和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探究。”[1]P9墨菲将农村家庭视为小商品生产者,外出打工和返乡是对已有的农村生计多样化策略的拓展。“以价值观、目标及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为焦点,是一种以社会行动者的能动和主体性(以及对环境因素的组合的改变)为中心来解释农民工如何改变中国农村的方式。”[2]P21这里的社会行动者包括农民工、返乡者、老人(其劳动使家庭其他成员外出打工成为可能)、依附外出打工者的人、劳动力中介、耕种外出打工者土地的当地农民、当地政府官员、本地企业家、接通运营者以及劳动力招募人。[3]P10

    一、       改变资源分配

    农村社会的政治分配机制在资源分配方面存在紧张关系,表现在家庭内部、家族内各家庭之间、农村内部以及政治精英与农村社会之间。在家庭内部,依据恰亚诺夫的家庭周期说,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劳动—消费的比率逐渐上升。当成年的孩子也加入劳动成为农民工,劳动力多的家庭,打工人口的多的家庭就相对富裕。这就印证了学者们关于家庭构成造成了农村贫富不均现象的主要原因的观点。然而,成年子女结婚后从家庭中分离出去,参与到家庭的财产的分割。有些家庭几个孩子当中,让成年的大孩子出去打工,依靠汇款维持弟妹上学,教育投资的长期性和国家对农村教育投入不足,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对于普通的农民家庭难以承担,家庭内部唯有依靠自我剥削的方式完成少数成员教育目标。外出务工的子女通过汇款履行着农民工对家庭的责任,保留和控制汇款。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农村,非农就业机会非常有限,对于普通的没有任何势力的农民是很难的,所以有权势的人占据了稀缺的岗位。而进城务工通过农村以外的方式获取资源,是获取资源策略的延伸。“外出打工的低门槛意味着,贫穷的和富有的家庭都能够超越他们有限的资源基础以及家乡社会的分配机制,实现人口流动”[4]P70最为重要的是外出流动的农民进入市场经济中,接受市场经济的资源分配规则,这打破农村社会的政治机制在资源分配上的垄断。“与体制改革所释放出的‘自由流动资源’和所提供的‘自由活动空间’相联系,社会正在成为一个与国家并列的、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而这种资源和机会的提供与交换,是以市场中交易的形式进行的”(孙立平:从政治整合到社会重建)

    劳动力长期外出务工,造成了妇女主导式的家庭。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去,降低了人地矛盾,缓解了长期以来的农村劳动力配置上的过密化。而妇女和老人的能够耕种的田亩是有限的,只留下少数田亩耕种,土地流转(转包和转让)和集中到少数种粮大户,租金很低甚至还要倒贴。通过耕种更多的土地,收入也有了很大提高,集中生产带来了规模效益。农民工外出务工获得的收入提高,也促使了农业税收的上涨。村内以权力为基础社会资源配置机制的打破,以及市场经济分配机制参与到农村的资源配置中,使固有的资源的稀缺性和获取的门槛都大大降低。两种配置手段都在配置农村资源。

    二、       改变目标实现机会

    外出务工增加了家庭收入也改变了各种目标实现机会,教育,完成人生目标,如建房、结婚,以及消费品的购买。国家大力提倡农村义务教育,降低辍学率,农民工通过汇款来支持子女的教育。农民工对家庭经济的贡献一方面鼓励家长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企业对来自农民工的学历的要求也让家长认识到对子女教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促使一些家庭放弃对子女的教育,而追求外出打工的收益。“这种将外过程结合到内部的价值、实践以及农村社会的传统分配机制中去的过程,引起了相互矛盾的力量”。[4]P114父母都外去务工,将年纪尚小的子女留给年老者,留守儿童的教育成长、老人的赡养成为相伴的弊病。

    资源总量的增加和配置方式的改变使人生目标实现有了更多的机会。建房子是显示家庭经济基础,更是促成一桩婚姻的必须,在农村女儿是不愁嫁,只有男方往往因为兄弟多,家境贫寒而耽误了婚姻。建好了房子,结婚后就只需解决吃穿支出,这不会成为巨大的家庭负担。农民工外出务工争取到的资源也提高着彩礼和嫁妆的档次,从缝纫机、黑白电视到彩电、冰箱、空调和摩托车,城市人结婚的做法也融入到传统的习俗中,如结婚也开始穿婚纱,拍婚纱照,坐轿车迎亲,有的还拍摄录像以作纪念。结婚所需彩礼增多,但女方要求的彩礼过高,又会被村民认为是卖女儿不是嫁女儿,过低又会让父母感到嫁过去,对方不看重自己的女儿。结婚成本上涨让许多家庭背负了债务,消耗了多年的积蓄,当然,亲戚朋友之间的人情往礼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目标的完成。

    随着农民家庭收入的提高,现代消费品从城市走向了农村,农民工在城市中所接触到的现代消费品和产生了很强的消费欲望。在村内拥有现代消费品也为家庭争取到足够的面子和荣誉。“购买现代电器,特别是哪些与电子通讯有关的电器,是农民流动与将农民整合到国家经济中去的社会经济转型的其他方面交互作用的结果。”[5]p1111978年农村几乎没有家用电器,当前,彩电、冰箱、洗衣机等等也已走入千家万户,2007年末,平均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年末拥有彩电94.4台,洗衣机45.9台,电冰箱26.1台,热水器17.9台。固定电话很大普及,手机用户不断增加。2007年,平均每百户拥有电话68.4部,移动电话77.8部。全国通公路、电话、通电和能接收电视的行政村的比重达95%以上。“村村通”工程的实施改善了农村交通,各种类型车辆进入村庄,从摩托车、电动车到私家小轿车、货车等,更有许多农民工在外挣够钱买了车子过年开回家。2007年末,平均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年末拥有摩托车48.5辆,生活用汽车1.2辆。①交通便利使距离远近的概念在村民的观念中也发生相对的变化。现代消费品的进入,乡村道路交通环境改善等,大大降低农村生活的交易成本。

    三、       改变女性的社会地位

    在农耕时代,男耕女织,男性是农业生产中主要的劳动力,女性由于其经济地位的薄弱而处于社会从属地位。非农就业机会的给女性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外出务工的女性在经济获得了独立,改变了女性在农村社会的从属地位(集体公社时期女性与男性一样参加劳动,获取到了工分使女性价值得到一定提升)。“返乡的妇女运用她们从城市里带回的资源和新观念以及乡镇所提供的空间,来完成他们传统的责任(如当勤劳的妻子和女儿),她们也挑战了传统社会农村妇女生活的预期。”[6]P167女性地位的提高和经济的独立,使男女在家庭地位上逐步平等,对女性教育投资变得普遍了起来。成年女性在个人恋爱自由上取得自主权,在男性主导的婚姻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许多女性在城市打工中结识了异地的男朋友并结成夫妻,农民工的婚姻圈变得越来越宽。在城市的获得技能和资金女性农民工返乡也开始创业,裁缝铺、照相馆、发廊等等,或是帮助其丈夫投资办厂。农村社会资源分配机制的改变,也给女性提供一次追求平等权利的机会。

    四、       改变农村产业结构

    农村是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经济模式,地方政府十分清醒地看到,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发展环境,吸引本地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官员们深知,农民工在城市里开阔了眼界,掌握了技术,有的还担任了领导职务,熟悉生产的流程。在社会这所大学校学的技能完全不需要政府承担任何成本,将返乡农民工积累的资源控制在村内,带动非农产业的发展,创造非农就业机会,是解决地方政府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通过创办企业,返乡农民工实际上是在帮助当地政府干部完成在老百姓和上级领导眼里能提高他们社会地位的目标。”[7]P128城市就业机会减少迫使大量农民工返乡,这让地方政府看到了机会,将返乡农民工稳定在村内,激励农民工企业家创业,在税收上、厂房建设和银行信贷等方面给予大力的支持。大力改进乡镇的基础实施,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农民工创业园。农民工努力想为自己的打工,宁做村中小老板,不做成城中打工仔,将自己从受雇佣和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他们教育程度较高,在城市逗留时间较长,在年龄较大的时候返乡;他们复制以前工作过的企业类型,农民工在新企业创建之前的工作地是农民企业家的“孵化器组织”,凤凰回巢下了金蛋。所建立的企业类型有集体和个人所有,而国有企业的低效益需要征募具备技术和管理能力的打工者来拯救。农民工返乡既有来自城市的“推”的因素:拖欠工资,严格的管理,老板的苛责让很多农民工想当“老板”;也有来自农村“拉“的因素:地方政府的积极招募和支持、易于得到家乡的社会和物质资源、守家创业、对家庭和故土的忠诚和热爱。农村的经济发展缺乏资本,返乡者为当地经济引入了资金,拓宽了贷款的政治标准,引进了现代管理实践。吸收地方上的剩余劳动力,在城市打工过的农民工可以在家乡实现就业。然而,地防政府盲目创业运动的也导致一些欠妥贴的项目实施,造成一些失败的创业案例。

    五、       改变基层政府角色

    地方政府职能是对地方社会的政治管辖,其主要的职能是汲取农村资源为城市发展作基础,而农民工外出流动改变了基层政府角色,发展当地经济,留住企业家,在治理职能之外加入更多的服务的职能。为农民工返乡创业营造良好的办厂环境,建设基础设施,担保贷款等。从农民工流动,基层政府一直与其保持着联系,为外出务工的人员提供身份证明,基层政府都不得不想法设法服务于农民工流动。在沿海发达城市设立办事处和联络点,联系劳动力供求双方。目前,农村农业税收早已取消,建立服务型基层政府的改革在即,加速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要求。基层政府角色从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已经正式转变中。

    六、       恶化农村社会风气

    农村是保守和传统的社会,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原有的非正式约束削弱,“而在城市工作则使农民工脱离了主要社会集团的控制和情感上的支持。这带来了情感方面的压力,同时也给予农民工通过违反传统道德禁律的方式释放压力的自由。”[8]P201农民工进城逐渐的被城市生活的不良一面所影响。单身男女性在城市中嫖娼的、卖淫的行为多了起来,这些行为也不胫而走的传到家乡,感染到性病的人也多了起来,人们开始在背后批评某人行为的不检点。市场经济的势力和功利化也打击了农村的人情关系,传统血缘关系无法与金钱关系相抗衡。农民工流动给农村传统价值放开一个大口子,城市的恶俗观念和价值标准得以在农村横冲直撞。

     

    注释:

    ①相关数据参考《历史的跨越——农村改革开放30年》,国家统计局农村经济调查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1][2][3][4][5][6][7][8][爱尔兰]瑞雪•墨菲 :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M].黄涛,王静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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