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曹村的秩序
3.1 曹村的概况
曹村是河南省F县桥镇的一个行政村,村庄历史悠久。曹村行政村在河南省的位置处于河南省中东部地区,坐落于黄河下游。河南属暖温带:湿润-半湿润季风气候。一般特点是冬季寒冷雨雪少,春季干旱风沙多,夏季炎热雨丰沛,秋季晴和日照足。这种气候特点使其种植作物主要以旱作物为主:棉花、小麦、玉米、花生。
桥镇位于F县东北部,距县城30公里,地处两市(Z市、开封)四县(F县、通许、杞县、太康)结合部。全镇辖34个行政村,57个自然村,镇域面积96平方公里,耕地9万亩,全镇总人口5.2万,其中镇区人口1.4万。桥镇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据史书记载,自西汉至隋朝,F县的古县城址都在该镇古城村,现古迹犹存。桥镇在历史上就是豫东平原上的—个经济中心和农副产品集散地,素有“中原百货萃”之称。
曹村行政村离桥镇约5公里,全村现在有620户,2655口人,辖3个自然村,分别为曹村、王岗、8队。其中曹村本部是最大的自然村,人口有近2200人,王岗400多人,8队100多人。曹村行政村共辖14个队,[16]曹村本部有11个队,王岗有两个队(7、13队),8队就是8队一个队。曹村有集体地500亩,其中村西边有400亩,村东南有100亩。曹村种植粮食作物以小麦为主,经济作物以种植棉花、花生、大豆、玉米和西瓜为主。
3.2 曹村的门与门份
“门”是曹村内生秩序的基础,曹村最基本的关系结构都可以从“门”来理解,脱离了“门”的概念,就无法理解曹村人的生活逻辑与行动逻辑。所谓门主要是指五服以内的家庭联合体,核心基础是兄弟关系与堂兄弟关系。与此相近的还有一个概念即是“门份”,门份比门要小些,门份更类似于户,一户为一个门份。事实上在曹村,人们对于门与门份的区别是模糊的,有时将两者混同。
门可以分大门和小门。大门有两层含义,一是“生物意义”上的大门,指祖上流传下来的几个门,这几个门比较固定,比如同一祖先,生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就是三门,这三门就是大门,这个意义上的门是现在的曹村人最容易区分出来的,因为它不是太复杂。二是“功能意义”上的大门,指所有门中势力比较大,人口比较多的家庭联合体,比如前述三个儿子为三门,相对于以后发展的小一级的各家庭联合体这三个门都可以称为大门,但这三个大门中有的门人丁兴旺,势力强大,与其他人丁相对较少势力比较弱的两门相比就是一个大门。门的意义与内涵在这里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大到可以指一个家族,小到可以指一个核心家庭,所以年轻人结婚一分家就可以成为一个门,这个门叫锅底门,即可以分锅分灶吃饭了。
现在的门主要是一个红白事的参与单位。丧事需要的人多,一般就是一个大门的人参加,这个大门可以超出五服以外,类似于前述大门的第一层含义。如果丧事场面比较大,前述三个大门即同一个家族的人可以一起来参加办理丧事,形成一个更大的单位,这时的门实际就是共一个祖先的在世的所有人。如果一个家族的人还不够,一家族之内负责丧事的管事可以通过家族渠道和私人渠道向其他姓的门中借人。红事需要的人少,大办一般五服以内的人就足够了,小办亲兄弟加上堂兄弟就可。
门在村庄政治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大门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和村庄政治掌控权。特别是在小队中,门对队长(小组长)的产生具有决定作用,一个村民小组中,只有门大的才能当队长。换句话说,能否当小队长,看的不是能力而是门的大小,门大的叔伯父、兄弟、堂兄弟多,好做工作,门小的叔伯父、兄弟、堂兄弟少,开展工作很困难。门在小队里对村庄政治影响极大,对村一级的影响同样也很大。村一级的干部没有哪个所在的门是小门的,门小的村干部不但村民可以不听且与之抵抗,就是队长也可以不予理会。
门具有强烈的对外功能,正如古语所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当然,这种对外的功能的发挥是建立在门的内部的合作的基础上的,对外的时候即是同一门可能是不够合作的也会因为有某一对外的具体事件而变得合作起来。门的对外功能可以通过处理门内的变节者来考察,因为门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行动单位,它可以容忍即使合作起来也不能解决问题时的无奈,但不能容忍在合作能力范围之类却做出有害本门的事情。如黄东水,文革时期参与了反对黄东定的活动,与王道德、周云龙等人一起造当时黄姓当权派的反,一起参与“打倒六大黄”,按理黄东水与黄东定应该精诚合作才对,因为黄东定是黄东水的堂哥,两人共一个爷爷,但因为私人恩怨的原因,黄东水趁文革的东风起来造黄东定的反。1969年时彻底把黄东定赶下台,黄姓在曹村的“天下”也从此走向终结的日子。如此一来,黄东水所在的门后来把这件事怪罪到黄东水的头上,豪不客气地给他扣上“叛徒”的帽子。
3.3 曹村的姓氏
与门联结紧密的是姓氏,姓氏在曹村的作用的实质其实就是门的作用,一个大姓往往就是一个大门。因而姓氏在曹村的村庄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态中同样很重要,对于村庄选举和村干部的分配实际上起着结构性的决定作用。曹村的姓有曹、黄、屈、齐、胡、杜、李、王、周、马、薄、鸠、沈等十几姓,但现在主要是以李、黄、王、周四大姓为主,素有“五李三周二王一黄家”之称。本文对于曹村的姓氏考察主要是对其在村庄政治中最有影响的黄、李二姓进行表述。
黄姓在曹村有两门,一门居村东南,一门居村东北,村东南的叫“前黄”,因为住在村庄的前面的缘故,村东北的叫“后黄”,因为居村庄后面的缘故。前黄与后黄同属一大门,属于一个祖先延续下来的两大支脉。原来人数比较少的时候,红白事前黄与后黄一起做,现在人口发展比较多,事情便分开来做。但在大的问题上,两黄是统一的,比如前述关于黄东水的事例。建国后(实际上从1947年土改就可以算起)黄姓一直是曹村村庄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与决定性力量。如:黄杨桂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曹村的农会工作,是曹村的第一个共产党员。黄杨桂从1947年开始至1986年一直活跃在曹村的政治舞台上,建国后长期担任副支书一职。文革期间权力曾一度被中断,但文革结束后从1980年开始又开始担任支书,一直任至1984年,退下村庄政治前线后还于1985年至1986年担任两年的名誉支书。此外第一任支书黄东定,第一任会计黄东去等都一直主导着曹村的工作,到文革时期特别是1969年以前,黄姓是村庄中最了不起的姓,因之有“有钱有粮,不胜姓黄”的说法,可见黄姓的影响力之大。黄东定、黄杨桂和黄东去等当时人称“六大黄”的几人于1969年被打倒后,黄姓开始逐步淡出村庄政治,虽然文革结束后两黄(黄东定与黄杨桂)重返政治舞台,但此时的黄姓已经是落日余辉,实际上在文革中已经受到了彻底的毁灭性的打击。1980年代初期黄东定与黄杨桂有意识地在黄姓人员中培养曹村的“接班人”,黄言则是一个,黄言与后上来的李姓势力中的几个关键人物通过拜把子结成兄弟关系的方式在曹村村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一阵子,但终究黄姓在曹村“气数”已尽,黄言于1995年在与自己的拜把子兄弟李习峰产生冲突后,只干了两个月零十二天的支书便把支书一职让给了李习峰。人称“不过百天的支书”的黄言下去后,黄姓从此至现在已彻底退出曹村的政治舞台。
李姓是现在曹村最大的姓,人口占曹村的70%。李姓原来是五李,后来有一李因儿子越生越少,到最后绝了代,就此绝掉了一李,因而还剩了四李。四李分别为南冯陵李、桥镇李、鹿邑李,还有一李现在已经搞不清自己是哪里迁过来的李,遂主动要求归置到鹿邑李(即联宗),鹿邑李也因之表示欢迎。前两李是现在曹村的大李,南冯陵李占了李姓的近50%,桥镇李约占李姓的30%,另外两李合占李姓的约20%。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至现在,活跃在曹村政治舞台上的李姓全部是南冯陵李和桥镇李,且以南冯陵李为主,这绝不是巧合,而是出于姓氏与门的作用所形成的独特的村庄政治格局。八十年代中期起到现在的历任村支书、村主任和会计等三个主要干部的演变可以非常生动地说明这一点。黄姓退出村庄政治历史后,李姓上来当第一任村长和支书的是李习峰,李习峰先在黄杨桂80年代初担任支书时担任村主任,黄杨桂卸任支书后,他自己和黄东定一手培养起来的“接班人”黄言接任李习峰的村主任,李习峰则升任支书,李习峰所在李是南冯陵过来的大户李,[17]此时已颇有势力,人多势众。黄言当了三年村主任后,便退了下来,南冯陵李中的李清明上来接任村主任。李清明的上台与李习峰有很大的关系,一为两人同属一李,门近,且李习峰与李清明是拜把子的关系,黄言也与他们二人是拜把子兄弟。此时的黄言下台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做生意长期不在家,因而不想在村两委班子继续工作,一方面是因为黄姓在村庄中的政治历史已经趋近终结。与黄言结拜为兄弟的还有李培文,李培宝,这五人中李习峰、李培文、李清明同属一李,李培宝是桥镇李。此时四李在村庄政治上挤一黄已经心照不宣,只不过兄弟关系还保持着,但冲突实际已经开始,潜伏的矛盾在后来搅动着村庄的政治生态与村庄生活(本文所谈及的土地纠纷从村落内部结构来看主要就是在这几个人中间展开的)。李习峰担任支书时李培文是会计,后来因盘根错节的原因在1995年李习峰退下来担任会计,黄言突然上来当了两个月零十二天的支书。事实上据黄言的弟弟和黄言的另一位拜把子兄弟王汝一说,黄言在当他那“没有超过百天的支书”时实际是李习峰的傀儡,支书被会计控制在曹村的政治中这还是第一回,原因就是李姓的强大,两个多月后黄言又被李习峰挤了下来,从此到现在12年来,黄姓在曹村村庄政治舞台上彻底没了踪影。李习峰把黄言挤下来后,自己上来继续担任支书,从此以后村两委班子中的主要领导就成了李姓的天下。不到一年后即1996年李习峰卸任村支书,李清明上台担任村支书兼村主任,李培宝上来担任会计,此两人一直到现在仍居村庄要职。2005年因为黄言率领8队与村上打土地纠纷的官司且两次上访,导致李清明与李培宝在2006年调换了职位,会计换支书,支书换会计,此间1998年另一南冯陵李的李西明上来担任村主任直至现在。
门是曹村内生秩序最基本的观察单位,由门所形成的一系列社会关系构成曹村的基本结构,这一基本的关系结构强烈地影响着曹村农民的行动逻辑,并对曹村的村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姓氏本身的作用并不是显得无处不在的,特别是村庄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基本上看不到姓氏作用的轨迹。姓氏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层面,最明显的便是村庄政治生态的演变。但是,姓氏作用实质是门的作用及其延伸,两者在某些大的方面尤其是涉及到村庄政治格局的分割时是异形同构的。权力无论怎样交替主要还是在大姓中演变,小姓想驾驭村庄政治是不可能的。文革时期的周姓与王姓曾经昙花一现过,很大程度上是凭借了那个年代的独特的非常规手段和独特的时代背景,但即便是如此,当时的王道德一样因为自己所在的门很小而“玩不转”,因此,在超出那个独特年代的今天,小姓想要在村庄政治舞台中有所作为几乎是天方夜谭。因之小姓和小门想在这样一种村庄格局中求得生存就只好借助和倚仗大姓和大门,或者采用自己的非常规手段来获得自己在村庄中的合法生存权。正是这种村落内部的基础秩序影响着村民的行动逻辑,因此,在后来的因土地所有权的归属而引发的集体行动中才会表现出事件本身的不一样的特征,当然,我并不是说这种结构就决定了后来集体行动的产生、发展以致消解,但它确实对这几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随着我们在接下来的进一步描述与分析中,我们会更好地明白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