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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昌金:一位浙江规划设计师眼中的片区化乡村振兴
  •  2026-08-27 09:49:01   作者:李昌金   来源:作者赐稿   点击: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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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8月初,我受邀加入“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杭州访问团,与调研团队一同对永安村、青山村、“谢径安”联合体等三地典型样本,开展了为期三天的实地走访与案例解剖。

    在此之前,我已公开发表数篇聚焦浙江片区化乡村振兴实践的观察与评论文章,相关观点在三农研究领域引发了持续讨论。本次参访邀约,正是希望我在完成一线田野调查后,对浙江片区化工作作出更系统、更具建设性的研判。对我而言,这既是一次跳出纸面观点、直面真实现场的机会,也意味着必须在原有思考基础上形成更深层的突破——这是压力,是挑战,更是一名长期关注乡村发展的研究者无法回避的责任。

    仅凭三天集中考察,显然不足以对浙江全省层面的片区化实践作出全面、公允的定性判断。恰逢台风过境杭州,我借此滞留机会与当地一线政府工作人员开展了深度访谈;返程后,又通过长期积累的行业网络,先后对接了五六位来自浙江各地的地方主官、文旅规划专家、基层治理干部与高校三农学者,通过一对一访谈、约请书面材料等方式,收集了大量未进入公开报道的一线真实看法。

    其中一位深耕浙江乡村规划领域多年的知名设计师,先后数次发来总计四千余字的一手观察材料,内容详实、观点锐利,饱含对乡村发展的深厚情怀。受此前发布的田野调研报告篇幅限制,我仅能引用其中极少部分内容,大量极具价值的一线思考未能充分呈现,殊为可惜。因此,在《浙江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考察与冷思考——基于“杭州访问团”的田野调研报告》一文发布后,我便决定将这份珍贵的专家材料整理后单独刊发。

    这既是对前述调研报告的重要补充与呼应,也意在说明:对当前部分片区化实践中偏离“千万工程”本源、出现形式主义倾向的观察与反思,绝非个别人的孤立判断,在浙江本地的专业群体与基层一线,同样存在广泛的共识与清醒的警惕。

    当“片区化”成为新帽子,“千万工程”还剩多少真经?

    一、“千万工程”的精髓到底是什么?

    在杭州从事乡村旅游规划多年,我走访过无数村庄,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专家、干部和农民。有一种感受日益强烈:许多人正在享用“千万工程”的红利,却鲜有人真正延续它的创作精神。当“片区化”被当作一顶新帽子四处扣戴时,我不禁要问——我们是不是正在亲手拆掉“千万工程”最值钱的地基?

    如果只用一个词概括“千万工程”二十多年生生不息的秘密,那就是:实事求是。

    这四个字的全部力量,藏在另一个词背后——尊重。尊重村庄的自然禀赋,尊重农民的真实意愿,尊重市场的基本规律,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千万工程”从一开始就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图纸,它最了不起的地方,恰恰在于允许每个村子长成自己的样子。安吉黄杜村种白茶,是因为那里的水土适合种茶;义乌李祖村做创客,是因为它离市场近、有独特的村庄肌理。这些村子的成功,是长出来的,不是画出来的。

    “千万工程”的另一大精华,是久久为功的定力。它拒绝短期行为,拒绝翻烧饼,拒绝用一届领导的政绩冲动去折腾几代农民的生计。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是因为它完美无缺,而是因为它坚持了正确的方向。

    还有一点常被忽略却至关重要——“千万工程”激发了农民和村级组织的主体意识。路怎么修、垃圾怎么管、产业怎么搞,是村民和村干部在泥地里一点一点商量出来的。正因为他们是主人,成果才被珍惜,维护才可持续。

    “千万工程”的精华,从来不是某种具体的空间形态,更不是几个华丽的辞藻,而是一套价值观——不折腾、不糊弄、不搞一刀切,让农民得实惠,让市场说了算。

    二、“片区化”的思想逻辑与内在冲动

    “片区化”的逻辑起点看似合理:单个村庄资源有限,不如整合资源、抱团发展,实现规模效应。专家们将其包装为“对千万工程经验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听起来高端、大气、上档次。

    然而,这套逻辑预设了一个前提:其他村庄自己搞不好,需要好村庄来带。它暗含了一种冲动:把几个村圈在一起,看起来更成规模、更有气势、更拿得出手——一条好看的参观线路、一片整齐划一的景观带、一份漂亮的汇报材料。

    与此同时,它提供了一种概念红利——专家需要新概念来保持话语活跃度,基层需要新帽子来显示落实上级精神,资本需要新故事来拿地和融资。在这个链条里,农民被排到了最后。

    三、片区化与乡村实际的深层冲突

    (一)行政边界与产权边界的硬碰撞

    中国的行政村是集体所有制的基本单元,村里的山、水、林、田、湖、草,属于这个村的成员集体所有。不动行政隶属、不调整产权,片区化拿什么去“统筹”?一个“片区联合党委”没有资产处置权,没有人事考核权,村里一句“那是我们的地”,统筹就停摆了。这是最根本的制度冲突。

    (二)明星村的光环不是公共基础设施

    黄杜村能卖白茶,隔壁村水土不适合种茶,硬拉进“白茶片区”,结果只会拉低黄杜村的品牌含金量。李祖村的创客文化依赖独特的社区氛围,隔壁传统农业村的老人学不会做咖啡,年轻人也不愿回来。市场不会因为是“片区”就买单。更可能的结果是虹吸效应——明星村越来越强,周边村被抽走仅剩的资源,彻底沦为附庸。

    (三)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抵触情绪

    村干部最关心本村的账本,农民最在乎自家的收成。片区化要求A村为B村的旅游项目让路,要求A村的建设用地指标拿去给B村建厂房——A村的村干部凭什么答应?答应了就意味着下一届选举丢选票。不动行政隶属、靠合约精神统筹资源,在当下的基层生态里,就是天方夜谭。

    四、片区化可能带来的深层隐患

    政治管理上,造成基层治理体系的紊乱。在乡镇和村之间硬塞进一个“片区指挥部”或“联村党委”,权力边界必然模糊。村里想干点啥,到底听乡镇的还是听片区的?出了问题谁担责?这种叠床架屋的设计,只会制造新的推诿扯皮空间。更严重的是,它虚化了村级组织的自治功能,让村干部从“当家人”变成“传话筒”,基层民主的根基被悄悄掏空。

    经济发展上,造成资源错配与市场扭曲。片区化往往伴随行政主导的资源再分配。哪个村被划入“核心区”、哪个村被定为“辐射区”,往往不取决于市场潜力,而取决于行政考量。结果是资源流向好看的地方,而不是能赚钱的地方。

    社会稳定上,动摇农村最根本的稳定基石。农村稳定的基石,是农民对土地和集体资产的确定感,是熟人社会里长期形成的利益平衡。片区化一旦触碰产权——哪怕只是以“统筹使用”的名义——都会引发村与村之间的矛盾、村民对干部的猜疑。

    乡风民俗上,熟人社会的瓦解与功利化。乡村不仅是经济单元,更是文化共同体。村与村之间有自己的历史渊源、亲缘关系,甚至世仇恩怨。强行把几个村绑在一起,会打乱这些微妙的社会生态。

    归根结底,片区化最大的隐患,是摧毁“千万工程”用二十年时间在基层种下的最宝贵的东西——农民对政策的信任。一旦农民认为“又是来折腾我们的”,任何后续政策都会遭遇沉默的抵抗。

    五、典型片区的真实面貌

    大下姜和龙门秘境,在省里的文件、新闻稿、领导讲话里经常被当作典型,数据也好看——什么客流多少万、村集体收入涨了多少倍。但实际运营跟宣传稿说的差一大截。

    大下姜的情况是:真正赚钱的就下姜村这一个核心村,周边那些被拉进“联合体”的村子,基本是靠下姜村旺季溢出来的客人蹭口饭吃,平时没什么自己的产业。那个强村公司利润很薄,想拿钱出来给低收入农户分红,股东大会上直接被怼回去——“我没这义务”。花两千多万建的双创中心,企业是入驻了,但人平时根本不待在那儿,就是个挂牌。

    龙门秘境呢?八年拉了三百五十万人次,听起来挺猛,但运营方自己都说,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游客到了景区吃不上饭、停不了车,上百人的团根本接不住。投了几千万搞硬件,开业以后冷冷清清,好几个村年收入不到十万。后来全靠一个辣椒酱单品撑着——这不是片区组团机制的功劳,是个人硬扛。

    说白了,这两个地方更像是“省里砸资源、媒体打光、碰上一个能干的运营商”硬凑出来的样板,不是那种机制成熟了、换个地方也能自动跑通的模式。名字在PPT里抱团,钱在村里各算各的账。

    浙江整个片区化这件事,省里文件和基层运营之间是脱节的。上面说得热闹、写得漂亮,但到乡镇怎么统筹、村里怎么分钱、运营怎么可持续——这些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就连大下姜、龙门秘境这种被反复拿来当标杆的点,都存在“说的跟做的对不上”。说的共同富裕、说的抱团发展,实际上客流和分红是两码事、品牌和收益也是两码事。

    永安稻乡、萧山梅林村、富阳东梓关村等,都是政府投资建设的样板,实际情况远没有宣传的好。乡村CEO培训、头雁培训,效果也十分有限。

    六、改进方向:回归城乡一体化的根本出路

    那么,浙江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应当如何改进?

    我认为,以县城为载体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才是未来乡村振兴的根本出路。单村也好,片区也好,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方向是对的,但关键在于怎么走稳、走实。

    我在2016年做乡村旅游规划时,用政府补贴把村民送出去培训,回来后他们就是现在说的“主理人”。大家一起做旅游,村民与景区共富。老百姓看到我们去小吃街吃饭,都是抢着来送东西、不收钱——那才是真正的乡村振兴。

    安吉的小隐村不错,那是慢慢打磨出来的;滨江区的柴家坞也可以,那是靠房屋租赁做起来的。这些成功的案例说明,乡村振兴没有捷径,靠的是耐心、是尊重、是让市场说话。

    许多做乡村的人,真不懂乡村,更不懂乡村产业——韭菜麦苗分不清的人,只会做些花拳绣腿。他们不过是想从乡村振兴的蛋糕中分一块,糟蹋了国家的钱,剥夺了农民农村发展的权利。

    写在最后

    我不反对“片区化”这个概念本身。在特定条件下,村与村之间基于产业互补、市场驱动的自愿联合,当然值得鼓励。但那是市场行为,不是行政部署。

    我反对的是:在条件不成熟的地方,用行政命令强行划圈;在农民不情愿的情况下,用“统筹发展”的名义动他们的奶酪;在连浙江自己都还在探索的时候,就把它包装成“成功经验”向外推广。

    “千万工程”最珍贵的东西,不是哪一个村变漂亮了,而是它证明了:只要尊重规律、尊重农民、不折腾、不糊弄,中国的乡村是可以慢慢好起来的。

    如果今天的“片区化”丢掉了这个基本信念,那它就不是在传承“千万工程”,而是在亲手拆掉它的地基。

  • 责任编辑:duj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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