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地地道道的江西老表，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大半辈子在县乡两级党委政府相关部门摸爬滚打。2018年之前，我与广东、深圳毫无交集，也未曾想过此后的近十年间，命运的丝线会将我与岭南大地深度绑定。在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上，我以思考为犁，以笔为刃，为广东三农事业尽了一份绵薄之力，贡献了一份来自基层学者的智慧。抚今追昔，这跨越千里的情缘，或许并非偶然，而是深沉的乡土情怀在冥冥之中的牵引——在最具现代性的省份，叩问最传统的中国乡村之命运。

这十年，我穿梭于庙堂与江湖，游走于体制内外，深入广东农村调研，撰写各类材料，深耕细作，不敢懈怠。如今静下心来，愿对这段岁月作一次深情的回望与思想的总结。

01 扎根智库：叩问广东“三农”的顶层设计与现实温差

2017年4月，应李昌平的再三邀请，我加盟“中国乡建院”，开启了一年跨越半个中国的乡村建设模式探索，从中原到云贵，参与指导创建“三位一体”的农民合作社。2018年3月，我结束与乡建院的合作，同年6月，应聘加盟广东农村研究院，由此正式走进岭南广袤的大地。

广东农村研究院并非寻常机构，它的诞生本身便蕴含着深刻的政治与学术意涵。2017年7月26日，这家新型三农智库在广州揭牌，由广东省农科院与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合办，省委农办、省农业厅、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共建，陈锡文担任名誉院长，颜学亮出任院长。

其幕后的推手，正是陈锡文。作为中央三农决策中枢的核心人物，他深知广东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的隐痛：重工轻农，省级层面三农顶层设计长期滞后，对中央三农决策少有“广东元素”的贡献。在陈锡文看来，广东完全有责任、有潜力为全国三农事业贡献智慧与方案。然而，现有的纯体制内高校研究机构容易陷于文牍，纯民间机构又缺乏政治站位与资源调动能力。破局之道，在于创建一个“半官半民”的新型智库，既具官方视野，又有民间锐气。在省长马兴瑞拍板签字定调并拨付300万筹办经费的支持下，这家承载着特殊使命的研究院应运而生。

我入职的2018年，正是广东乡村振兴的一个关键节点。党的十九大首提乡村振兴战略，广东为破除长期积累的农村“脏乱差”历史欠账，雷厉风行地打响了一场以“三清三拆三整治”为标志的农村“环境革命”。在省委主要领导高位推动下，这场运动摧枯拉朽般打开局面，成效显著，为全国贡献了“广东经验”。然而，运动式治理往往伴随阵痛与偏差。研究院安排我深入基层，对这场风潮进行独立调研。

2019年初我离开研究院，随后受邀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研究。在港期间，我将大半年穿梭广东乡野的冷眼旁观与深思，作了系统分享。访学归来，我将其梳理成一篇长文——《广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问题与政策建议》。

这篇文章犹如一块巨石砸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前所未有的波澜。北京中科院一位朋友在微信群中断言：“此文客观公正，价值极大，对于全国的乡村振兴极具启发，高层一定会看到。”武汉大学一位博士评价：“这是一篇水平相当高的顶级文章。”山西一位长期在基层任职的乡镇领导更是连读两遍，慨叹道：“相关领域无出其右，这是一篇重磅经典。您在江西大半生的积累，如今服务广东，这篇文章让您的人生达到了新高度。其实广东占了您很大的便宜！”

更让我欣慰的是，文章在广东体制内引发了共振。省委农口一位中层领导私信我：“把脉客观，很受启发，省里领导总体上也是认同的。”我调研过的一位镇党委书记说：“县领导叫我们好好看、好好学，太真实、太接地气了！”一位基层干部在网上留言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文章一出，我们在基层的同志们就通过微信朋友圈转发传阅。在现在只谈成绩不谈问题的氛围下，作者这种勇气难能可贵！”。

2019年10月，《南方日报》报道，佛山三水区召开乡村振兴现场推进会，区委书记黄福洪在考察路上和会议上再三强调：“三农专家李昌金的报告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文章直指的“不能光打造样板村而忽略大多数”的痛点，击中了当时乡村振兴的软肋。该文在武汉大学“三农中国”网阅读量近8万，大量公号转发，不仅对广东，对全国乡村振兴都起到了纠偏作用。

这是我服务广东三农的第一份答卷。它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恰恰印证了半官半民新型三农智库的价值——摆脱了体制内的束缚，也超越了民间机构的局限，回归到田野本真，说真话、说实话。这，或许正是当年陈锡文、马兴瑞等领导力推广东农村研究院创办的初衷。可惜，这家研究院如今已名存实亡，思想的市场终究难敌行政的惯性。此后，我还发表了《广东实施乡村振兴：以“三清三拆”促“四变四活”》等文章。

02 跨界磨砺：从企业谋局到洞察深圳治理的“第三极”

2019年从港中大归来后，我转战深圳，开启了另一段跨界之旅。因为女儿在深圳，我更倾向于在此寻找新的用武之地。

2020年，我跳槽至一家有军方背景的深圳高科技企业。该公司拥有一项极具潜力的新能源发明，亟需国家层面的支持。在北京高层人士的指点下，他们需要一篇能直呈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信件。这绝非普通公文，而是关乎企业生死存亡的“投名状”。寻觅数月无果后，他们通过网络找到我。我闭关一月，字斟句酌，完成了这项如履薄冰的写作任务。

离开该企业后，我受聘于深圳市传感器与智能化仪器仪表行业协会，担任会长助理。策划活动、撰写公文之余，我系统梳理了协会档案与行业脉络，完成了一次从农村研究到产业观察的深刻视角转换。我将心得凝练成《深圳奇迹的“第三极”：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与有为NGO》一文，首发于《中国发展简报》“NGO观察”栏目。文章跳出传统的政企二元框架，揭示了社会组织在现代治理中的枢纽作用，这也是我试图将乡村治理的逻辑与城市产业生态进行跨语境对话的一次尝试。

03 深耕乡土：在“政银企”联动中丈量佛山肌理

2020年国庆后，我应乡建领军人物孙君老师之邀北上，加盟北京东方农道文化产业集团担任政策研究室主任，一干就是两年零三个月——这是我职业生涯中在一家单位服务最长的记录。

调研之后，我撰写了《关于促进佛山市南海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几点思考》和《关于深化佛山南海贤鲁岛生态旅游度假区建设的几点建议》两篇报告，得到南海区和佛山市相关领导的认可。前者发在武汉大学“三农中国”网站，阅读量达到2.6万。

2022年5月，东方农道文化产业集团承接了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乡村振兴规划研究”课题。我们调研组6人进驻陈村镇，用半个多月时间深入全镇每一个行政村，对乡村产业发展和乡村治理现状进行了全面调研，形成了详实的调研报告。这段在佛山南海、顺德的深度调研经历，为我后续对珠三角三农问题的理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4 庙堂与江湖：在体制碰撞中坚守“实事求是”的文人骨气

2023年，我离开东方农道。此前服务过的众原环农老总再次抛出橄榄枝，彼时他正欲借助北京人脉大干一场，需要我肋一臂之力。但命运的转折总是猝不及防。

不久，广州国家农业科创中心的一则招聘启事牵动了我的心。中心“政策研究部”招聘，这正是我毕生最爱且最擅长的领域，加之多年深耕广东，我已轻车熟路。报名后，我赶赴天河区柯木塱南路30号参加笔试面试。科创中心没有因我过了60岁和学历门槛将我拒之门外，这体现了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对人才的渴求与包容，也是其成为经济大省的底层密码。

整个招聘行云流水：两小时闭卷写《中国饭碗》，交卷后原地等评分，8人进面试，当场出结果。后来同事告诉我，30多名考生中，我是拿到9位专家全票的两人之一。面试时，对面坐着的省委农办秘书处和科创中心领导，竟是我5年前在广东农村研究院工作是结识的老熟人。老友相见，面试轻松愉快。当晚8点，我收到录取通知。

入职后，我被告知编制在中心，岗位却在省委农办秘书处。于是，我每天坐地铁穿梭于柯木塱与沙河先烈东路，深入到了全省三农决策的核心枢纽。秘书处的工作，是下基层调研、起草文件、检查指导，这里是广东三农的“中枢神经”。

然而，书生本色难移。2024年3月两会期间，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在“部长通道”关于粮食产量的发言引发争议。我按捺不住，将各界真知灼见与己见梳理后发于新浪微博。经大V邓飞转发，阅读量当晚破8万。数月后唐仁健落马，广东农业厅同事开玩笑：“李老师笔杆子厉害，把部长写下来了。”当然是玩笑。但这篇博文确实引起了广东省委相关部门关注。

但骨子里的实事求是，让我从未停止发声。2024年4月，我利用在省委农办秘书处、科创中心下基层调研掌握的资料，撰写了《关于广东破解乡村振兴"用地难"问题的调研报告》，首发新浪微博，阅读量7.8万。5月10日，该文通过《广东省情内参》（专送版，总第331期 ）专送版呈送广东省四大班子领导，省委主要领导及两位常委作出批示。国家住建部一位我熟悉的老司长在微信留言：“你的广东土地制度方面的重磅文章，已转发多个群，写的太好了！”广东一研究机构老领导说：“这份调研报告有分量，研读了一遍，信息量有点大。昌金兄看农业农村有深度有温度，难得的敢说真话，真正的实事求是派，小弟佩服！”

此外，我还撰写了《广东“百千万工程”实施两周年观察》、《解码“无中生有、星火燎原”之军埔电商模式 ----关于广东揭阳市军埔村农村电商产业发展的调研报告》、《“收一块钱行不行”？——广东市长的提问与治国理政的远见》、《广东云浮“政银企村”共建模式，能否行稳致远？》、《 广东 “百千万工程” 深水区观察：一位乡建设计师的直言与镜鉴》、《 广东重提 “紫云英”：一次回归农耕本源的战略清醒》、《从“养地”到“养人”：破解广东基层干部“外地化”治理难题的思考》、《广东农村改开46年经验：村组集体经济组织原则上不直接经营集体资产或其他产业》、《破局与隐忧：广东“三清三拆三整治”的历史复盘与现实反思》等一系列调研文章，在网络上传播广泛，持续为广东乡村振兴献计出力。

05 哲思回响：高明试点的“无财善治”与集体经济的底层逻辑

2025年初，我离开科创中心北上，担任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城乡统筹委“村级智库”首席专家，但岭南依旧是我魂牵梦绕的田野。2025年下半年，我参与了华南农业大学公管学院教授、广东省减贫治理与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开云承接并主持的两项重要研究：一是“关于阳江市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研究”课题，二是面向广东全省的“加大乡村运营人才引育力度，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研究”资政报告等。我作为课题组核心成员，深入粤西、粤北、粤东乡村，走村串户、召开座谈会、实地考察，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参与撰写相关研究报告。

2026年3月，我参与了佛山高明区和美乡村智慧管理系统项目建设，作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聘请的专家，用一个月时间对10个试点村进行深入调研，形成了相关调研报告。这次调研使我对广东珠三角乡村发展状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留下了三点深刻的感触：

一是治理型村庄的普遍性。 即便身处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乃至珠三角这个公认的“第一世界”，治理型村庄仍然占大多数。这让我更加坚信：乡村振兴必须尊重村庄差异性，不能“一把尺子量到底”。

二是集体经济组织的定位问题。 此次佛山高明调研，再次印证了我近十年来扎根广东农村调研形成的一个核心判断：村组集体经济组织，原则上不应直接经营集体资产或具体产业。这一规律性认识，可谓是我多年调研的重要成果。如某村早期集约的4000亩土地中，因意向企业违约反悔，导致2000亩土地闲置在村集体手中。由于当时仅收取了80万元押金（远低于年租金180万元），村集体不仅面临巨大的租金兑付压力，这些土地目前只能低效种植桉树，成为制约集体经济健康发展的最大“包袱”。另一个村集约1000亩土地，其中600余亩已发包，剩余300亩尚未找到合适经营主体。同时，该村与一家企业合作生产嘉宝果酒，产品积压几十万元货款无法变现。这些现实的教训充分说明：村集体直接下场经商办企业，往往是好心办错事。

三是关于“村集体赚钱”的深层思考。 这10个行政村近乎“零资产、零收入”，却在社会治理中干得风生水起，以服务赋能村小组发展集体经济、帮助村民壮大家庭经济，其成效彻底重构了传统认知——在“共同富裕需以村集体经济发展为根基”的主流叙事中，从中央到地方都将村集体经济视为二次飞跃的关键，政策文件更将量化指标推向新高度：广东要求行政村集体收入“2023年超10万、2025年达15万”。

然而，当90%的村庄困于资源贫瘠、人口流失的“治理型”困境，仅10%的“发展型”村庄具备条件时，佛山高明区10个试点村的实践犹如一记叩问灵魂的晨钟：行政村必须“盈利”吗？若将其定位为服务型“村公所”，与依赖财政的乡县两级政府有何本质差异？当上级财政已保障其运转，村集体“无钱”却激活组集体与农户“有钱”的共生模式，让公共产品供给由组集体承担——这何尝不是对“集体富裕”的另一种诠释？集体的强盛未必源于单一主体的财富堆砌，而在于多元共生的治理智慧，恰似江河不择细流，方能成其浩瀚。

把“守住底线”的治理型村庄逼成“带富”的引擎，只会逼出债务与形式主义；承认“无财亦可善治”，让行政的归行政，市场的归市场，才是对乡村发展规律的至高敬畏。

【结语】

近十年，从江西到岭南，从智库到基层，从企业到省级部门，我完整亲历广东乡村振兴进程，将毕生所学奉献给这片热土。广东的开放包容成就了我，我以赤诚之心反哺岭南三农。

这份跨越千里的情缘，始于机遇，忠于初心。未来，我将继续以笔为炬、以智赋能，情系岭南、深耕三农，为广东乡村振兴、“百千万工程” 持续发声，让这段情缘绵延永续、践行一生。 

2026年6月 14日 于江西宜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