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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产业结构与乡村振兴路径研究

    刘 锐[①]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4

    摘要:占全国农村多数的中西部一般农村,应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对象。该类农村大多无资源和区位优势,农业具有强就业保障功能。如果不了解一般农村产业现状,不首先解决小农户与大生产的矛盾,却强力推动其对接大市场,将带来诸多社会经济矛盾。当中西部一般农村的乡村振兴方案,能立足实际而非借鉴沿海发达农村,不是将促进非农产业发展放在首位,而是将发展农业保障小农就业作为核心,通过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保障村社集体整合细碎化土地的空间,加强土地流转和专业化市场建设,逐步引导小农户对接大市场、小农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农民就业与农业产业的相互促进,就将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稳步实现。

    关键词:一般农村  产业结构   乡村振兴  村社本位   实施路径

     

     

    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对如何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全面部署。从学界和政策部门发表的评论看,当前有关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意见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深化改革”说。该类观点认为,乡村落后源于体制机制不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抓住“人、地、钱”。具体说来,完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实现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引导社会资本回流,将资源向“三农”倾斜,保障农村优先发展。长期来看,要从根本上发展农业和农村,需要推动农村人口转移进城[[1]][[2]]

    第二种是“农民合作“说。该类观点认为,乡村振兴的重点是针对5亿多中产阶级,在小农经济基础上进行组织创新和制度扶持,使农民对接市场和国家,促进农村二三产业发展。长远来看,农村资源价值化及业态多元化,将成为乡村振兴重要社会基础,国家应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做出进一步改进,增强农民合作及组织主体性,防范”精英俘获“和“部门寻租”[[3]][[4]]

    第三种是“村庄建设”说。该类观点认为,既无区位优势又无资源优势的普通农村,相较占比不大的沿海发达农村更值得关注。该类农村土地既是底线保障又是就业手段,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农民进城困难的背景下,保障农民的耕作权、提高耕作方便度,应成为乡村振兴方案的重点。政府应加强组织建设、引导社会建设,回应在村户诉求[[5]][[6]]

    要顺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对农村现状有了解。深化改革说立足资源优化配置,意在推动资本下乡和产业融合,对农村不均衡状况缺乏认识。“农民合作说”从城乡人口结构变化的积极方面,探讨农民对接市场的可能路径,意在挖掘土地潜力发展新产业,带有理想色彩的建议适宜大都市周围。比较而言,“村庄建设”说立足普通农村产业结构,从社会稳定角度讨农村发展保守路径,既有政策眼光又有学术纵深。“村庄建设”说的不足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延伸农业产业链,为何不具可行性?以农民城镇化为依托,引导诸产业聚集发展,为何没有现实意义?

    从城乡经济关系看,当中心城市越发达,辐射能力越强,辐射范围越广,都圈内农村越有发展二三产业条件,反之,距离都市圈较远的农村,多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第一类农村占全国农村30%左右,是主流研究关注的重点。第二类农村占全国农村70%左右,应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却缺乏应有讨论[]。本研究关注后一类乡村,试图以农民家计模式为主线,探讨产业结构调整诸问题,强调集体组织的基础作用。

    二、农村产业的复杂变迁

    农村产业包括第一、二、三产业。横向来看,不同区域农村区位不同,三大产业呈现不同的分布态势。纵向来看,三大产业分布以经济结构为基础,第二、三产业在第二类农村难成功,该类农村大致对应中西部一般农村。笔者借鉴贺雪峰的农村分类方法[[7]],在此探讨中西部一般农村产业结构变迁。

    1、产业调整的若干尝试

    家庭联产承包政策虽然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人地紧张的国情却使农民种粮食很难增产增收。杜润生一再强调,“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局面不改观,中国农业就不会有出路[[8]]1980年代以来,为了农民快速增收,政府想了不少办法。如国务院1992年发布《关于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决定》,提出“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和不断优化农业生产结构”,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提出“调整农村的产业结构,加快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发展”。中央精神对下级政府是有影响的,各地纷纷掀起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热潮。

    先来看乡村工业。分田到户后的一段时期,“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场景,在各地农村有密集地表现。由于乡村工业迅猛发展,转移大量剩余劳动力,不少研究对乡村工业的发展寄予厚望。不过,乡村工业发展存在区域差异。沿海农村距离大城市较近,乡村企业起步早发展快,很快便占得市场先机。1990年代后,城乡统一的市场快速形成,商品供过于求带来买房市场,中西部乡村企业生产的产品,要面对城市及沿海企业的冲击。1990年代中后期,沿海乡村企业在竞争中胜出,中西部乡村企业步履维艰。

    从宏观条件看,中西部乡村企业要实行产业升级,既不可能走温州的市场主导型模式,又不可能走苏南的乡镇主导型模式,更不可能走珠三角的“三来一补”模式。据统计,1996年末,全国拥有各类非农乡镇企业139.8万家,其中,分布在县城和大中城市及工矿区的占5.6%,乡、镇所在地的占20%,村及村以下的占74.4%[]。既然中西部乡村企业无法创造辉煌,又因遍地开花造成浪费和环境污染。主流研究又认为,农民兼业化的就业方式,易带来农业粗放经营,不利于农业的产业化,那么,通过政策调整和行政手段重新布局乡村企业,使其产生聚集效应以持续发力,就成为乡村企业的改革方向。1998年,中央提出“小城镇、大战略”,试图以小城镇建设为突破口,实现工业和农业空间分离。

    尽管学界关于“小城镇”是建制镇,还是县级城关镇争论不休,从中西部乡村现状看,却是大量乡村企业倒闭,少数乡村企业顺利进城。当第一产业成为支柱产业,落实中央的发展战略,演变为转移农业人口。我们调查的鄂中阳镇,政府为搞活乡镇经济增加人气,于1998-2005年实施“马路经济”。政府在国道两边规划宅基地,以优惠政策吸引农民建房。鉴于自发搬来者寥寥,乡镇给村组织下发指标。阳镇属于普通农业镇,乡镇工业几乎倒闭完,搬来的村民要维持家计,又离老房子和土地远,于是从事餐饮住宿业。刚开始,有十多户从事该行业,生意总体还算红火。随着移居人数增加,开业的旅馆增加,多时有上百家开业。当国道上跑运输的师傅增加缓慢,开旅馆的数量越多越难赚钱。终于,不少迁入者关门歇业,回村种地或南下打工。

    第二、三产业发展不成功,能否做第一产业的文章?土地作物分为大田和经济作物,政府深知要激活农村经济,简便办法是调整种植结构,动员农民种植经济作物。横向来看,1990年代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获成功者当属寿光蔬菜。寿光蔬菜的崛起路径,与沿海农村工业类似,即“把握时机、占领先机”。寿光蔬菜的成功引起各地注意,到寿光学习的各级政府不计其数。但是,市场上不再有第二个“寿光”,主要原因是蔬菜不耐储藏,不具有较高的产品附加值,蔬菜价格受市场影响大。在一定时空范围内,蔬菜供需关系稳定,当需求变化弱,生产供给过多,就会出现激烈竞争,最后是资本愈雄厚,愈早占领市场者,愈可能胜出,反之,就会亏本[[9]]。与之类似的是养猪产业,1990年代以来,大量资本进入养猪业,市价出现剧烈波动。那些养殖规模较大,能承受降价压力者,逐渐占领市场,散户逐渐退出。

    借助政府的信息、关系等优势,能否发掘人无我有的产业?且看豫南河镇“逼民致富”案例。河镇1983年就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早期种植红麻因技术不达标失败,后来种桑养蚕因管理不当引发各类问题,历时最长政府投入最多的,当属1987-2003年的种烟叶。该运动由县政府主导,乡镇政府负责收储,由镇到村到村民小组,层层划分种烟指标。具体操作是,农民种植收割烟叶,政府派专人指导烤烟。河镇将烟叶分为十七等,各等级成色不同收购价不同。收购的烟叶是要出售的,即使县乡政府积极作为,依然难挡市场瞬息变化。当农民烤烟技术不成熟,或遭遇市价剧烈波动,会连成本都保不住。农民逐渐拒绝种植,甚至与政府对抗。终于在2003年,全县停止推广。

    2、农民流动与粮食种植

    2000年以前,人口流动限制没完全放开,城市化、工业化水平相对低。据农业部估计,1993年农民流动数量为6200万,2000年增加到7500[[10]]。大量农业劳动力聚集于村,一方面带来农业劳动投入的内卷化,一方面有效克服土地细碎化问题。2000年以来,随着税费改革及城市化战略实施,城乡二元经济藩篱被打破,农民逐渐从农村-城镇-城市的逐级流动,演变为农村-大城市的季节性、可逆性流动。农民每年按40%流动比例增长,终于产生2008年的2亿农民工。

    大量农村劳动力城乡间往返,造成农民家庭的半工半耕。据2013年的监测数据,全国农户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首次超过家庭经营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4025元,占人均纯收入的45.2%,家庭经营性收入3793元,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分别占3.3%8.9%[[11]],它表明务工和务农是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该就业结构产生两类家计模式,第一类是老人种地年轻夫妇务工,第二类是妇女务农男人打工。我们从家庭生命周期角度,分析农民的粮食种植情况。

    25岁以下是接受教育阶段,如果有机会考上好大学,后面就可能找到好工作。但是,面向市场的大学教育,带来不确定就业前景,是否脱离半工半耕模式,需要其他因素的配合。不可否认的是,通过升学顺利进城者,在农村家庭中占多数。如果不能继续深造,多数人会外出务工。该阶段父母年富力强,对子女赚钱不很期待,重点考虑其结婚成家。

    25-40岁,多数人会结婚生子。一方面,多年的城市打工和生活经历,使他们逐渐习惯便利的公共服务条件,一方面,老家的公共服务投入不均衡,网络、教育、交通等设施不足。另外,当小孩到了接受义务教育阶段,如何提供高质量的学习环境,成为年轻父母思考的重点。大城市虽然不错,无奈房价太高,只有少数成功人士买得起房,多数会选择在县城或中心镇买房。中西部多数地区,县城的房价在3000/平米左右,中心镇房价在2000/平米左右。依靠年轻夫妻的务工收入,难以支付买房和装修费,及小孩成长的各类开支。不过,因为父母有较强的劳动能力,能在生产生活上适当帮衬,不仅支持子女买房,帮助他们代为照顾小孩,还拿粮、蔬菜食补贴子女,年轻家庭尽管有压力,仍有一定自由活动空间。

    40-60岁,子女已经长大成人。一方面,他们要为子女发展操劳,家庭开支随子女成长增大,另一方面,他们逐渐感觉到体力不支,城市不少领域拒绝其进入。多数人会从工厂、公司等稍微体面的行业,转入低报酬、无福利的非正规领域。另外,该阶段他们的父母年老体衰,不仅劳动力下降而且容易得病,两地相隔使他们时常担心父母。当他们倍感城市生活不易,就会在城乡长期徘徊。该徘徊期持续时间长,大部分经过5-10年,才会决定是否要回去。返乡后他们种植土地,同时想办法增加收入。2003年以来,国家加大农业投入力度,随着农田水利设施的改进、科学种田技术的推广、农业技能培训的增加,要种好田并不是难事。以鄂中56岁杨某为例,他1998年到广州打工。十年后,妻子累倒、母亲住院,他只能返乡。当时大批农民抛荒,他流转别人田种。他说,田靠三分种、七分管,插秧收割就几天“。2011年政府平整土地,他的流转田被串起来,收种完全靠农业机械,种田的方便使他渴望多种些。

    60岁以上,子女人到中年,生活支出增大,老人的体力下降,难有余力再付出。为减轻子代负担,不讨子孙的嫌弃,他们多住回老屋。只要自己生活能自理,他们不主动麻烦子女。老人生计有三重来源,一是依靠劳力种些田地,二是养猪养鸡赚些钱,三是打些零工补贴生活。上述来源除打零工对劳力要求高,其他部分均可以活到老、干到老 由于土地是生存来源,老人不仅用心种田,而且注意维持地力。

    就调查情况看,依赖土地的农民人均年龄40岁往上,其中,60岁以上的人群远高于40-60岁的人群。我们依据家计来源差异,将种粮农民分为三类,分别是小农兼业户、半工半农户、村庄贫弱户。小农兼业户主要利益来自土地,他们能耕种20-50亩土地,对提高土地生产率有积极性,对实现农业现代化有思考。该群体有两个盼望,一是渴望土地连片,使用机械化生产,二是渴望外部条件支持,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半工半农户的主要利益来自务工,不如小农兼业户重视土地产出。不过,因条件限制留守在村,又无其他的就业增收渠道,他们还是会种好田地。村庄贫弱者多年老体衰,土地是其生存唯一来源,他们渴望运用轻简便技术,不想自身劳力被完全替代。

    要说明的是,除开前述三类群体,以户籍人口作标准,还有举家外出户及完全进城户。举家务工户在比较利益及“城市梦”驱动下全家外出务工,完全进城户因能力强、机遇好,或招考或参军顺利进城。当完全进城户和举家务工户增多,在村户流转土地能维持体面生活,小农兼业户就会增加,反之,半工半农户会增加。

    三、乡村振兴的政策误区

    如果大力发展城市经济,缓解在村户种粮难题,就会有更多的农户顺利进城,更多的小农兼业户扩大经营规模,村庄贫弱者受益于土地流转,乡村振兴战略因此稳步实现。但当乡村振兴战略的对象定位于都市圈内农村,该类农村的农民早已进入二、三产业,以都市圈内农村产业为蓝本制定乡村振兴政策,就会背离一般农村产业结构带来实施困境。

    1、粮食作物规模经营不经济

    主流研究认为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是解决“谁来种地和“地怎么种好[[12]][[13]]问题。“谁来种地”的立论基础是农田抛荒,农田抛荒是个较复杂的问题。我们将一般农村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条件差的高寒山区,该类农村土地多是常年抛荒,主要是土壤贫瘠、劳动辛苦、产出较低。国家提出退耕还林计划,又推动异地扶贫搬迁,该类土地正好变为林地。

    一类是自然条件好的丘陵地区,该类土地抛荒有两类情形。季节性抛荒即降低复种指数,原本该类土地可种两季的,因播种间距短农业收益低,不少农民选择只种一季。常年抛荒即土地常年不耕种,主要是农业设施瓦解,种田要肩挑背扛,亩产收益相对低。

    地怎么种好的立论基础是,既有种田模式既无科学管理,又没有运用现代农业技术,因而无法顺利推动农业现代化。农业有两大基本命题,即如何实现与大市场对接,如何实现与大生产对接。

    先看第一个命题,都市圈外的中西部一般农村,市场需求弱无法产生刺激,加上交通、信息、区位等条件差,小农户对大市场的不适应总体较弱。换个角度看,国家对粮食作物实行保护价收购,无论购买农资还是销售产品,均能较轻易实现。农户出于“生存理性”的 考虑,多选择种植粮食作物。

    再看第二个命题,中西部一般农村的农地现状,多源于1980年代分田到户。当时农业生产力较落后,村组织分田时出于公平考虑,依据土地肥瘦及远近不同,将土地分成等级再按户均分。后来村组织调地,仍遵循公平原则。1998年土地二轮延包政策,确立“生不增死不减”的规则,人均不过三亩、户均不过十亩、且分散地各个地方,成为农田利用的背景。

    农业收益源自两个方面,一是在播种收割阶段抓住时机,所谓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只要遵循作物生长规律,真正农忙时间不太长。二是灌溉、植保等田间管理精细化,田间管理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农民需施肥防病虫照看庄稼,劳动不辛苦却较为费时,需要对种地有较强的责任心。就调查情况看,在村户中小农兼业户占10-20%,半工半农户中老人占70%左右。当土地成为基本的生存来源,在村户会想方设法提高产出。随着种植规模增大,小农兼业户要请工,不过,小农兼业户请工次数少,请的工又多是亲戚朋友,帮工一般会认真帮其完成。我们在各地调查发现,土地自发流转的上限为50亩,小农兼业户表示,若种田很便利,又依靠机械化,不大量请工操作,面积不过100亩。100亩以下基本能实现全员投劳,劳动生产率低但土地生产率高。

    主流研究建构的思路,是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其实,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拉力增强,完全进城户和务工户的增多,人地分离自然催生土地流转。只不过,该类流转是非正式、小规模的,与以获取利润为导向的,大规模、正规化流转,存在较大的差异。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家庭农场,但对家庭农场的应有规模没做规定。各地政府在落实适度规模实践中,多将经营面积定为100亩以上。我们简单算笔账,上海市包括种菜种花各类耕地共计300万亩,按松江区定义的100-150亩经营规模,上海市只需要3万农户足矣。如果全国经营规模到100亩,只需要1800万种地农户,同时向城市转移出2亿农户[[14]],问题是,政府能否承担类转移的后果。

    突破100亩需要雇工,新型经营主体有两类,一类是家庭农场,规模为100-500亩,一般在200亩左右,一类是工商企业,规模在500亩以上,先看家庭农场效率。农户间的自发流转受村庄社会关系影响,流转费普遍不高甚至是零费用。100亩以上的经营规模,流转费普遍高出自发流转。我们调查的皖北高镇,家庭农场兴起前,流转费为100-200/亩,家庭农场兴起后,流转费为500/亩。

    家庭农场崛起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城市务工收入和待遇没增加,二是每年粮食价格上涨加上地方政府的诱导,三是家庭农场主有较强的市场意识。当种地与务工收益大致均衡,家庭农场主就会快速崛起。家庭农场的典型特征是“自雇”为主,有些家庭农场主考虑到耕种面积大,会购买部分机械替代部分劳动。不同村庄地理条件不同,土地集中程度会有差异,加上农业设施配套问题,农场主很难不雇工经营。常见现象是,农场主根据农业种植的情况,在耕种、收割阶段时常雇工,在田间管理阶段偶尔雇工。问题是,因雇佣关系超出人情范围,雇工磨洋工在家庭农场中较常见。另外,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大,有些人力工作机械无法替代,加上使用自家机械会有折旧,经济效率不如购买服务。换言之,家庭农场主尽管能获得土地规模收益,相较小农种植的高土地生产率却要差不少。

    工商企业与家庭农场有本质不同。家庭农场的兴起,表面源于政府的优惠政策,实际源于土地流转市场建设。只要基层组织搭建好流转平台,增强土地连片种植便利程度,部分积累一定资金的农户,有动力从事规模经营。农场主以自身投劳为基础,扩张土地规模具有一定的边界,多将农业收益用于非农业领域,而非变为流动资本继续投资[]。工商企业种地有四大特点:一是资本积累达到较高规模,流转土地达到一定规模,购置大、中、小各类农业机械;二是不投劳而是完全雇佣劳动,雇佣劳动为增加利润而非有闲;三是精确计算投入-产出效益,投入包括劳力、资本等,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四是基本不在种植环节获利,多在农业上下游获利[[15]]。我们以鄂中郑某为例,说明企业种地问题。

    郑某是当地很有实力的老板,在政府盛邀下流转3000亩,成立农业合作社,用1500亩土地经营。合作社雇60-70个工人,任命队长管理工人,实行土地分片管理。原来农户种田亩产2000-2200斤,合作社的亩产少数达到1800斤。郑某最头疼的是田间管理,有些田里长满杂草,工人不主动去清除,有些存在机械化死角,工人宁愿空着而不想办法,至于打药、放水等环节,工人不仅不负责,甚至损公私肥。三年里郑某引进多项技术,直接损失却达600/[]。郑某按原有流转费转包,大户种植面积在20-100亩。调查某50亩大户,下秧时请10人,平时自己管田,除去高额流转费,每年要赚3万元。

    比较而言,小农兼业户主导的农业,可以全员投劳,实现产出最大化,加上土地流转费极低,能承担老人养老成本,如果土地耕种变得便利,将具有强经济社会效益。但是,小农兼业户运用新技术的动力,对其他种地户的带动作用,均不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盈利依靠规模效益,如果土地流转市场相对完善,农场主与小农户关系会有序,如果以政策刺激家庭农场发展,会带来农场主与小农户冲突。工商企业虽有使用新技术的动力,但要承担高管理和流转成本,种植环节会长期亏损。

    2、第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问题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产业兴旺的核心是一二三产业融合。“产业融合”的提法源自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内容是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农村服务业,载体是制定 “用地、财政、金融等扶持政策”,目标是“激活农村要素资源、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我们以各地的调查经验为例,说明一般农村产业融合路径。

    从劳力、机械等要素投入-产出看,企业种植粮食作物大多亏本。现在要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就要在产前、产后用力。从学理层面讲,企业向农户购买农产品,变为将农产品整合进企业内部,实际是将外生交易费用内部化,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竞争力。工商企业为供给市场短缺产品,延伸企业生产链条,必要时进入农业领域,本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一般说来,在都市经济的辐射范围内,尤其是城郊及沿海农村,只要农村具有特色的资源,工商企业均有进入动力。一般农村既无区位又无优势资源,企业绕过市场规律进入该领域,大多与政策诱导和政府推动有关。

    先看企业发展特色种养殖业、从事农产品加工业现状。我们调查发现,少数企业从事特色苗木种植,苗木生长期为5-10年,企业需要做长线投入,苗木越大值钱。但是,市场行情不同、关系渠道不同,能否最终获益,并不好判断。相较而言,种植经济作物并进行初级加工,不仅资金回笼快且政府支持,企业多会进入政府期许的领域。

    以皖北阳县李某为例。李某开始流转几十亩土地,虽辛苦能获得不错的收益。政府动员他规模经营,承诺给予相关的补贴。李某扩展土地规模到800亩,无论如何管理每年亏本,他就拿出200亩地种蔬菜。蔬菜经营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正常情况下3人能种6亩蔬菜。李某以3人为一队,做工的时候分片,信息员监管协调。种菜有较强的季节性,打药、锄草等需要请工,忙时要请20-30个工。雇工遭遇监管困境,200-300亩的大棚,每个月需要800个工。雇工不用心做事,信息员要督促,相较自雇从事生产,需多100-150个工。李某开始种莴笋,一年种一季,能产100万斤,但是,市场供过于求,本地难以卖掉。他汲取单一种植教训,种8-10个蔬菜品种,却丰产不丰收。李某经营蔬菜四年,除有一年盈利40多万,其他均不同程度亏损。李某抱怨说,明明觉得会赚钱,不少人跟风种植,市场保有率有限……

    类似情况出现在龙头企业王某身上。王某在阳县所在市做名酒代理,后被政府动员流转5000亩地种菜,很快成为阳县所在省的龙头企业。王某自己有完备物流渠道,尝试绕过大宗蔬菜批发市场,以订单农业从事小区配套。王某经营接近4年,价格比市场高5%,只有40-50万斤订单。他解释说,建立品牌要时间,消费者不太认可。王某尝试进入超市,销售量迟迟上不去。尝试用基地种植有机菜,集中精力配送却卖不出。他解释说,主要是本地市场有限,有能力消费的顾客不多,卖不掉的菜没地方贮存,进入批发市场没有优势。王某从两方面进行突破:一是针对订单农业的客户,有计划地组织参观体验,经营几次效果有限。二是以基地做保障,进行简单的产品加工,相较一般的产品并无优势,深加工因产品成本高卖不出。

    从经营情况看,李某、王某多数年份一直亏损。阳县的农业发展源于政府动员,一定时期市场需求结构稳定,规模化种菜产生大量供应,必然带来蔬菜市场的剧烈波动,加上阳县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场需求单一短期内难以改变,无论高端农产品的市场培育,还是初级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均难在短期见到效益。再者,农业领域的投入具有专用性,在无盈利前需要一直投入。举例说来,建大棚每个花费1万元,若卖大棚只有1000元,还面临无人买的困境。李某和王某的不同在于,李某没有被评为省龙头企业,银行评估其风险不予贷款,李某就到处借款甚至卖房。王某资金雄厚是龙头企业,前后得到免息贷款1亿元,除开亏本种植和销售供政府参观,他将贷款在内的资金投入其他高回报的行业。

    再看企业经营粮食作物。A公司所在县是国家级产粮大县,县政府要争取每年3亿元的奖励金,必须响应政策有农业亮点。A与政府合作流转3万亩土地,种植的粮食作物3年每年都有亏损。A就实行公司+大户+农户模式,从产中领域脱身专注产前、产后。具体操作是,A将流转来的土地,按原价转包给大户,每户规模100-200亩,公司为大户提供必须的“套餐服务”,包括农资如农药、种子、化肥,服务如机插、机收、机耕,大户将收获的稻谷卖给公司,扣除套餐后是其所得。公司盈利有三个来源:一是“套餐价高于市场价,公司建立烘干中心,大户要支付烘干费;二是在县政府支持下,公司租赁和自建粮库,先大规模收储粮食,行情好时高价卖出;三是公司获得规模化补贴,包括农资和农机补贴,政府各类农业项目补贴[[16]]。我们统计A产前产后直接盈利260/亩,不包括政府倾斜的人力、财政、土地等。问题是,A规模流转的土地,原来都有人种;A提供的套餐服务,无论农资还是机械,原来都有经营者。以行政强力推动规模经营,实施中自然遭遇农民反抗;A转包土地延伸产业链,社会积累怨恨情绪;政府对A的倚重和投入,农业自主性受影响。

    纵向一体化推动农业发展的问题多,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如何?我们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农村调查发现,不少村镇热衷发展特色旅游。就市场前景看,城市有钱有闲的居民众多,有能力有愿意享受青山绿水,到农村“养胃”体验农业乐趣,只要资本嗅到商机,做些牵线搭桥工作,就可获得源源收益。美中不足的是,开农家乐或发展采摘业,可能要改变居住条件,甚至是占用部分耕地,需要相关政策配套。不过,城市周边工商业起步早,不少耕地被占用变为建设用地。政府只需以美化城乡环境名义,对部分乱搭乱建的设施拆除,对历史遗留问题形成的经营性建设用地,。村社集体用该类土地建设乡村酒店、会议中心,既壮大了集体经济,又保证了成员分红不过,将该发展思路用于一般农村,不仅难实现经济社会效益,而且会引发其他问题。

    以前述郑某为例。郑某无论经营经济还是粮食作物,均难以削减成本打开销售市场,5年时间里年年亏损。他到各地考察后决定发展旅游,拓展农业功能开发新盈利点。郑某向我们介绍“产观经济”模式,农业既生产又可以参观。为让不同层次的客人来,郑某不仅规划建农家乐、高端养老院,还规划建会务中心、豪华别墅,不仅设置观光、美食、采摘等常规区域,还设置钓鱼、健身、拓展训练等特别区域。郑某的理念超前,对资金需求量大,尽管前期投入1.5亿元,仍然存在较大的缺口,他要求抵押土地贷款。抵押地主要有两块,一是流转的土地及基础设施,包括平整后的土地、农田水利设施、农业机械设施等,二是迁村腾地节余的土地,包括727亩建设用地、727亩建设用地指标、无偿建的生活设施。银行不接受土地抵押贷款,领导做工作也不同意。银行的顾虑主要有三点,一是用途管制制度要求农地农用,农业产业弱质增值过程缓慢;二是郑某所在农村区位条件差,土地在短期内难有升值的空间,三是郑某流转的是农民土地,抵押生存保障的风险较大[[17]]。按照增减挂钩政策获得的建设用地指标收益,郑某所在市县不到5/亩,且只能消化极小的一部分。我们5年后回访,产业已停滞,游客仍然少。

    其实,无论是农业结构调整,还是延伸农业产业链,抑或是拓展农业功能,之所以在一般农村遭遇各类问题,根本原因是当地市县经济欠发达,一般农村既无资源又无区位优势,加上相关主体对农业产业有认知误区,使得本来由市场规律调节的问题,一旦被地方行政强力干预即会带来各类问题。

    四、乡村振兴的保守路径

    70%的农户是半工半农户,农业具有就业保障功能,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淘汰留守农业和小农农业,试图使农民进城不可逆,就会带来灾难而非福祉。鉴于中西部一般农村的产业结构特征,我们以为,该类农村的乡村振兴重点应是,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种植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加强基层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引导农户稳健有序对接市场。

    1、提高小农耕作的便利程度

    从人口流动角度看,在村户大多无务工优势,要保证家庭生活的体面,简单办法是根据身体承受力,及村庄即有土地状况种植。如果解决种地的难题,他们会认真种好田。

    首先看农业设施。2000年以前,农民外出打工的规模小,他们会过密化投劳、。2000年以后,大量农民外出打工,在村户多是中老年人,对土地依赖度强,渴望种地轻简便化。税费改革后“两工”制度瓦解,原有农业设施常年失修,丘陵地区抛荒情况扩大。比如,小农户因小水利体系瓦解,被迫掏钱打井自己灌溉,打井成本高收成不稳定,农民就将农田改成鱼池,或挖成堰塘保障灌溉,水田面积因此减少。有农民不想花钱,就直接弃而不种,土地便逐渐抛荒。再如,机耕道本是方便机械化的,但是,有农户为了私利挖毁机耕道,使农业机械无法正常服务,当农民种田还需要肩挑背扛,中老年人便不堪劳累弃田。2003年以来国家大力实施惠农工程,加强对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但是,政府重视技术治理能建设大型工程,无法解决农业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以致出现硬化的渠塞满秸杆,修好的毛渠没过多久就渗漏问题。如果政府响应在村户的种田难题,加强村组织建设推动设施落地,可以种植的耕地将会被精心种植。以湖北孝感某村为例,村组织争取国家资金改善土地,水利、道路等农业设施条件,整理出的800亩地有200多户抢种,理由是种田不累年纪大也能种,种田既有收入又有成就感[[18]]

    再来看农业服务。早在集体化时期,我国即建立完备的涉农部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农业服务机构不断改革,涉农部门提供的农业服务逐渐异化。以农技部门为例,先是1990年代,农技部门忙于收农业税费,无暇在农技推广方面有作为,2006年实施的乡镇体制改革,有些省市政府实施以钱养事改革,要求农技部门“自收自支、自求平衡,走向市场的农技部门能力不足,农技推广因队伍散、设备落后,难以将农业科技成果有效转化。2008年,中央提出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要求多个涉农部门加强合作积极服务农业,各个涉农部门于是将分流人员返聘。问题是,各部门间不能有效协调,难以满足农业主体要求,多部门竞争上级项目提供服务,又出现水、电、路设施不衔接问题。上级政府发文要求强化服务水平,农技部门就将原有的经营业务正常化,进行业务培训时搭车售卖农资,通过村干部宣传销售产品,以举办半公益讲座为噱头推介产品。行政与经营职能的相互强化,带来假技术假农资泛滥。冯小搜集的某县3个乡镇512份户问卷分析结果,发现约92%的农户买农资有上当吃亏经历[[19]]。在政府力推规模经营的地方,农技部门对新型主体一对一服务,小农户因规模小、分布散被忽略。

    如果政府正视小农在保护粮食安全上的作用,立足小农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小农户的强生产能力就会得到最大化发挥,农业产出及地力涵养就会达较优状态。当前的问题是,在村户数量大,种地规模小,有一定分化,政府加大农业投入力度,会面临与分散小农的对接问题。如果加强集体组织建设,依托组织整合小农户利益,就不仅能降低交易成本实现治理精准,而且能平衡农业经济社会效益。

    2、实施村社本位的土地整合

    以小农为主体建立支农体系,只能解决解决小农户的就业问题,更重要的是破解农业种植难题,适应农业生产力变迁,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益。实现该目标的障碍是土地细碎化,土地细碎化既与土地制度变迁有关,又与农民流动带来的人地分离有关。

    先来看农地制度。农村土地细碎化格局,源于家庭联产承包制。集体组织依据土地肥力、位置、地形、灌溉等因素,以增人增地、减人减地为规则调地,当时的农业生产力不高,难以克服自然因素影响,平分土地思路以公平为基础,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集体组织只需要发挥统筹功能,解决单家独户办不好的事。2002年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将经营权界定为用益物权,而非集体组织发包农户承包的债权。2014年国家提出承包经营权确权,均分带来的土地细碎化格局因此被固定。作为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土地细碎化有一定正功能,但是,当农村劳动力以中老年为主,出现农业生产的去过密化,土地细碎化就存在负功能。比如,机械难以为细碎化土地服务,普通村民种田辛苦且收益低。即使国家面向农业加大服务供给力度,同样因土地细碎化缺乏协调手段。

    再来看人地关系。我国早期实行“退人退地的土地制度。当作为承包方的农户,因招工或者考学进城,不仅户籍要迁出去,承包地也要被收回。集体组织再实施调地,将土地分配给集体成员。调地模式在农业税时期实施大致不错,既保障农户利益又提高种地效率。2000年以来,随着户籍制度变迁及农地制度改革,原有进城退地变为进城不退地。因保留土地可以享受补贴,流转土地能获得收益,闲置土地能留住“乡愁,完全进城户会保留土地,外出务工户同样保留土地。农地生产具有外部性,以稻作区农业为例,如果上游损毁水渠,放水就不可能完成,如果邻近农田一直不放水,即使自家的田里有水,同样渗漏到他田里;农民播种、施肥、打药等,若差异较大会相互影响。现在因土地格局固定,耕种户无法实行土地连片种植,农民分化及种田方式的差异,可能产生负外部性降低效率。

    如果通过集体治理克服土地细碎问题,实施土地调整扩大农业正外部性,就可以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但是,税费改革及乡村体制改革,使集体组织丧失治理能力,加上前述的土地制度变迁,使集体组织不能再调地。不过,通过集体自主治理促进土地连片耕种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求,有政府就依据现行制度创新土地确权。以湖北沙洋县农村为例,政府从《土地承包法》第40条规定出发,提出承包方之间若有方便耕种需求,可以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互换经营权。政府保障集体组织的治理边界,集体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换地,先推动“按户连片”再进行土地确权,不仅受到群众拥护,农业效率得到快速提高,还被相关部委肯定,作为先进经验推广[[20]]

    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在农民大量进城务工,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条件下,放活经营权发挥市场基础作用,面临自发交易成本高的问题。如果发挥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发包、调整、收回等权能,以集体组织为中介整合地权对外流转,就可以在落实所有权、稳定承包权基础上,稳步实现土地流转和经营的效率。

    3、强化政府服务促进农业转型

    在村户中的中年人群体较复杂。小农兼业户除种几十亩地,还会养鸡养猪、在周边打零工。其他中年人经营土地规模小,却围绕土地发展相关产业。如有农户自购拖拉机、插秧机,在服务自身的同时出售农业服务,有农户从事小型加工如开打米厂,有农户从事商贸业如开农资店。随着城市经济的变迁,中年人群体不断分化,部分农户不甘于农业“增产不增收“,将大量的非农收益投入农业领域,以对接市场扩大农业产业化收入。随着资金投入数量的增多,对要素的吸纳能力增强,农业就进入资本化轨道。

    先来看承包地投入。如果说在发达地区农村,城市就业机会较充分,农业不再是劳动力蓄水池,只要调整生产方式,可助推农业现代化,在中西部一般农村,农民顺利进城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农业在农民家庭收益中不占主导,但依然是家庭再生产构成部分。在完全进城户占比不超过10%,不完全进城户占多数条件下,在村户流转一定规模的土地,且流转的大部分土地不稳定,就具有阶段合理性。当城市经济水平进一步提升,农民在城市就业能获得不错的收入,完全进城户的有序增多,将使土地流转越发稳定。不同农村人地关系状况不同,有些地方出现去过密化的态势,在村户就扩大流转模持续投资。前述小农农业变为家庭农场,根本原因是继续流转土地,边际效益递减但是不为负。尽管有部分进城户回来要地,城乡经济结构决定耕种规模,家庭农场主因此购买机械,将可耕种的土地复垦出来,并逐渐产生对接大市场的诉求。只要政府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市场,搭建平台完善交通、信息等设施建设,提供技能培训增强农民素质,降低企业对接农户的成本,公司+农户、订单农业等形式的发展,就会带来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民就业结构随之发生变化。

    再来看非承包地投入。市场经济下的一般农村不是封闭的,农民根据能力和机遇选择务工或者务农,城市资本根据市场变化选择是否进村。资本进入农村有两种方式,投入承包地和投入非承包地。根据1990年代的四荒拍卖政策,2003年的林业产权改革制度, 2010年后的林权抵押贷款意见,四荒地、林地可按照市场原则,不再区分主体是否为村庄集体成员,进行长时段正规化的流转。由于四荒地、林地开发困难,有些村要偿还债务或从事公共建设,政府又有推动流转的动力,不少地方就实施低价流转。有研究认为,林业是绿色银行,每年都会不断增长,是资本最好的避险投资领域[[21]]。最近10年,随着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对园林绿化建设的需求快速提高,不少资本出于产业发展的需要,在农业型乡镇建立苗木市场,与四荒地、林地经营户对接。资本利用市场优势和信息优势,引导农户种植广玉兰、桂花等。苗木种类不同,市场需求不同,利润和风险有差异。那些愿意承受市场风险的农户,就多流转土地种市价高的苗木,普通农户多种市价一般的苗木,更为保守的农户则是转出土地,在苗木市场打工获得稳定收入。苗木市场的活跃促进了新型经营主体形成,公司+基地+农户、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

    不同城市经济发展及土地资源禀赋不同,务工和务农在一般农村的表现不同,但是,只要政府加强专业化市场建设,增强网络物流体系,促进电子商务普及,降低农村市场化成本,就将促进农村小微产业的生根发展,包括苗木在内各类产业形态,就会引导不同层次农民渐次调整就业结构。尽管该类市场发展带来贫富分化,却不会因土地过度集中引发冲突。当农村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同步发展,有限度的阶层分化就会激发社会活力,农户就会逐步进入市场对接现代农业。

    五、结语

    林毅夫等人认为,遵循比较优势按照禀赋结构选择产业结构,资本积累最多、要素禀赋提升最大、技术运用提升最迅速[[22]]。如果不了解一般农村产业的现状,不首先解决小农户与大生产的矛盾,却以行政力量推动其对接大市场,将带来宝贵政策资源的浪费,制造出诸多的社会经济矛盾。

    当中西部一般农村的乡村振兴方案,能立足实际而非借鉴发达农村,能立足实际而非借鉴沿海发达农村,不是将促进非农产业发展放在首位,而是将发展农业保障小农就业作为核心,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保障村社集体整合细碎化土地的空间,加强土地流转和专业市场建设步伐,逐步引导小农户对接大市场、小农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农民就业调整与产业发展的相互促进,就将促进乡村振兴战略有序实现。

    参考文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18ggzy-03)。

    [] 具体估算和探讨可参见熊万胜.郊区社区的基本特征及其乡村振兴议题[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贺雪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几个问题[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 引自辜胜阻.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思路与对策[J].中国社会科学,1994(5)

    [] 黄宗智指出两种原因,一是社会政治体系形塑出的农场主观念是,富贵之途不在经营农业而是进入商业和仕途,二是农场主持有的资本不够丰富,又面临社会分层和家庭生产压力。就调查情况看,家庭农场主大多正在或曾经担任村干部,从事开农资店、跑运输等经营活动。参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151-152,169-171

    [] 郑某流转土地价格1500/亩,我们以2012年亩产最高,500亩为一个片区计算,某片8个工人,工资1000/月,只支付半年,为4.8万元。临时工3-4个,35/天,140*500=7万元,底肥,150*0.85=127.5元,种子5*30/=150元,农药100/亩,尿素等20/亩,机械插秧120/亩,机械收割120/亩,旋耕为120/亩,育秧材料50/亩,水电费为50/亩,共花费近1000/亩,亩产收益1800*1.3=2340元,(2340-1000-1500*500,共亏损8万元。加上4.8万工资,共亏损12.8万元。要注意的是,上述计算不包含固定投资、机械折旧。



    [[1]] 韩俊.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政策蓝图[N].人民日报,2018-2-5.

    [[2]] 叶兴庆.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论纲[J].改革,2018(1).

    [[3]] 温铁军.生态文明与比较视野下的乡村振兴战略[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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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陈义媛.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的兴起与农业经营主体分化的再思考[J].开放时代,2013(4).

    [[16]] 陈义媛.资本下乡:农业中的隐蔽雇佣关系与资本积累[J].开放时代,2016(5).

    [[17]] 王德福.制度障碍抑或市场不足[J].求实,2017(5).

    [[18]] 贺雪峰.城市化的中国道路[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204-205.

    [[19]] 冯小.公益悬浮与商业下沉:基层农技服供给结构的变迁[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

    [[20]] 王海娟编著.农地细碎化的公共治理之道[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302-309

    [[21]] 温铁军,杨帅编著.三农与三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201.

    [[22]] 林毅夫,刘明兴.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的工业化[J].经济研究,2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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