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农民为什么争当家庭农场主?

    编者按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和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现象日益凸显,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和资源硬约束的“地板”也日益趋紧,现在和将来,农村的土地谁来耕种,谁又能种好地,经营好农业,成为越来越紧迫的问题。对此,各地有不同的做法、经验与教训,而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三农问题研究者和专家的意见也不尽相同。为此,中国妇女报《新农村新女性周刊》约请相关专家和研究者,就“新形势下的农村谁来种地”话题进行讨论。

     

    上海作为全球性的大都市,不仅经济高度发达,也是农业经营体制改革最富活力和最先进的区域。在三农领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中的家庭农场就出自上海松江经验。上海各区县政府从土地政策制定、社会化服务和农业补贴等方面,对家庭农场给予大力支持,让家庭农场主不仅能获得较高的收入,也使农民成为一份体面的职业,在一些乡镇甚至出现了农民争当家庭农场主的现象。上海发展家庭农场的经验既有普遍意义,但也有其特殊性。

    区县政府的政策支持体系

    上海农村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农村劳动力充分转移,农民普遍脱离了土地和农业。2002年左右,上海农村新出生人口统一登记为城镇户口。同时,上海市迅速工业化、城镇化带来大量农村土地征收拆迁,有相当一部分农民转为城镇居民。除了依靠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减少农村人口外,上海市政府还依靠其雄厚的财政实力减少农业劳动力。例如,区县政府推出了加强农村社会管理的公益性岗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解决困难农民的就业问题。

    二是上海市政府为农民提供了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上海市农民有社保、镇保和农保三种类型的社会保障,最低保障标准分别是每月1800元、1400元和800元(每个区的保障标准都有差异,一些区的保障标准高于此)。

    上海市充足的非农就业机会和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本地农民的生活提供了保底,土地无需承担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功能。上海市农民普遍将土地流转出去,目前土地流转面积达到95%。这就为土地向家庭农场主集中、形成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条件。

    上海市本地农民愿意进城,从事有社会保障的、干净卫生的、有节假日的工作,为了激发当地农民经营农业的积极性,尤其为了培育职业农民,区县政府多方面支持家庭农场发展。

    一是土地政策方面。上海农村人均耕地不到1亩,一户只有3-4亩地。由于农民分散占有小块土地,分散化流转土地难以实现集中连片经营。上海市区县政府在2006年左右推动村集体将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反租到集体手中。村集体对反租回来的土地进行统一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然后将土地集中连片出租给经营者。这样家庭农场主就可以获得基础设施优良、适度规模和连片集中的土地。

    二是土地租金方面。一般情况下,扣除生产投入(不扣除租金),稻麦两季的经营效益是1000多元/亩。在一般地区,上海市的土地租金普遍都达到了800-1000元/亩,甚至达到1450元/亩。这就使得农业经营者的收益有限。但在推行家庭农场的松江地区,当地政府控制土地租金在600-700元/亩,远远低于其他地区,这就提高了家庭农场的收益。

    三是社会化服务方面。上海农村往往由政府或者村集体组建农机合作社,社会化服务市场尤其是农机市场被政府控制。一方面农机合作社为经营者包括家庭农场主提供一条龙社会化服务。这就使得农业生产非常简单,家庭农场主主要负责田间管理。在机械化作业时,甚至不需要家庭农场主在场,村干部就为他们安排好了时间和机器。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高额的农机补贴,控制了社会化服务的市场价格,家庭农场主可以享受到低廉的社会化服务,从而降低了农业经营成本。

    四是农业补贴方面。为了推行家庭农场,松江区还制定专门的补贴政策,包括家庭农场补贴、农机补贴、农资补贴、贴息贷款扶持、农业保险保费补贴。2011年松江区家庭农场获得的亩均补贴500元左右,占纯收入的60%,2015年亩均补贴则达到752元。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家庭农场主的积极性将极大降低。

    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体系,使得家庭农场主经营农业很便利、风险低、收益高。上海市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在80-150亩左右,户均纯收入11万元。家庭农场的收入水平不仅使务农者得到较高的收入回报,而且还感受到从事农业的相对体面。因此上海市出现了农民争当家庭农场主的现象。为了让更多的农民能够从事家庭农场,上海市松江区的家庭农场平均面积由以前的140亩左右缩减到110亩,部分村庄甚至缩减到80-90亩。

    上海经验的特殊性

    从上海家庭农场发展经验来看,要让务农成为一份体面的职业,不仅要求农业经营面积较大,也要求政府的支持和农业补贴。这种农业生产模式成本很高。一是社会成本高,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发展要求经济社会高度发达,农业劳动力充分非农化转移,并且地方政府能为农民提供健全的社会保障。二是补贴成本,农业本来是弱势产业,利润较低,并且还需要支付土地租金,农业经营者的收入要达到社会平均水平,政府的补贴必不可少。

    在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农民还没有实现充分的非农化转移,大部分农民还需要耕种土地获得农业收入。在中西部农村地区,虽然青壮年农民普遍外出务工,但农民家庭一般都没有放弃农业经营,年纪较大的父母继续留村耕种,保持了“半工半耕”家庭经济模式。在这些地区,家庭农场发展缺乏必要的适度规模的土地资源,而且,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较弱,也没有充足的财政实力为家庭农场发展提供财政支持。如果土地租金太高,家庭农场的效益就会大打折扣。

    上海作为超级大都市,经济发展走在前列,很多探索都具有先进性。但也正因为上海市特殊的经济地位和发展阶段,使其很多探索都具有特殊性。我们在学习、推广上海的先进经验时,需要辨识其特殊性和一般性,以切合当地实际。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 责任编辑:w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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