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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田:狭隘经验论视野下的农业集体化诸问题
  •  2015-12-18 16:56:49   作者:老田   来源: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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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田:狭隘经验论视野下的农业集体化诸问题

    老田 · 2015-12-17 · 来源:破土网

      【破土编者按】长期以来,主流舆论常常指责毛时代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农民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实现、妇女饱受家务劳动和集体劳动的双重压迫。其中,郭于华教授通过自己在陕北骥村的调查发现,重申了上述结论。然而,左翼历史学者老田则通过自身生活经验和查阅骥村所在的米脂县县志,论证了农业集体化如何有利增强了粮食增产的中介条件,从而实现粮食增产;同时提出,没有准确的数据表明是分田单干导致粮食增产。集体化时代,妇女的家务劳动负担因为被外包所以实现了妇女参与集体劳动,这绝非意识形态粉饰。所以,无论是从现实经验,还是逻辑论战的角度,全盘否定农业集体化时代的立场和态度,其实是说不通的。

    作为学术“勇敢分子”的郭于华教授

    ——在狭隘经验论视野里检验一下米脂县的粮食增产问题

    老田(本文首发破土网站)

    有朋友转来郭于华教授的文章——《农民是否真心怀念集体化时代?(下文引号内文字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此文),希望老田以自身的老农民经验为基础,认真阅读并给出评论。反复阅读之后,只能够感叹,郭于华教授竟然选择杨家沟村这样一个最不利于证明单干农业优越性的典型(同时当然也是最有利于论证集体农业有理的典型),来论证单干有理同时否定集体农业。

    一、米脂县的粮食到底是怎么增产的——关注粮食增产的中介条件

    郭于华教授关于集体农业所下的大多数判断,是基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的口述史工作(郭教授以陕北骥村代指)。老田为了了解这个村子的集体农业发展的背景资料,仔细地阅读了《米脂县志》中间的农业和粮食相关章节,以期把握北方农村与老田老家的不同。最后发现,这个县份的农业还真的很有特点,大不同于其他地区:首先是这个县份人少地多,农业长期是广种薄收状况,粮食单产极低,这与全中国其他地区的精耕细作截然有别;其次是这个县干旱少雨,且处于黄土高原沟壑切割地貌,农业条件极差,在毛时代养不活本县的人口,作为一个农业县份竟然长期依赖粮食调入。

    米脂县是黄河中游地区水土流失最严重区域,而杨家沟村在米脂县恰好属于东南部轻壤质黄土峁状丘陵区,农业条件是该县三个农业区划分区中间最差的一个:该区丘陵起伏,命多梁少,坡陡沟深,沟壑发育,植被稀少,侵蚀严重。海拔1050-1227米,地面相对高差150-200米,15-35。坡地占30.18%,沟壑密度大,每平方公里沟道总长度2.5-3公里,沟壑面积占区内总土地面积的55%”(《米脂县志》第54)“老农经验,旧时三五年间坡耕地即冲走一犁深的表土。在米脂县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中间,不提高土地的单产能力,个体农民的努力早已经失去任何前景和可能,据县志记载:近现代,境内人口不断增长,吃饭问题长期困扰人民。广大农民受传统习惯制约,认为不种百响地,难打百石粮。’‘掏个坡坡,多吃个窝窝。宁愿多垦不愿少种,致使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加剧。”(同上,第154-155)没有集体组织作为合作努力的中介,农田水利建设就不可能,农民不可能走出传统土地利用的恶性循环。不得不说,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郭于华教授选择杨家沟村来论证单干增产、集体农业无效的结论,恰好是选择了最不符合需要的坏典型。

    老田是长江边上种水稻的农民出身,从自身的狭隘经验出发,很愿意相信农民积极性的作用,但是只相信各种最终会影响到农作物生长条件的积极性。对于各种缺乏影响作物生长中介的积极性增产理论,不管理论模式多么完美,老田基于自身的种田经验一概视之为积极性乌托邦

    毛泽东对于农业增产的理解,除了坚定地支持集体农业方向之外,各项集体农业与最后增产的中介也是清晰的——这最最集中地体现在他1958年所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中间——水肥土种密保管工,这个八字宪法很吻合老田的狭隘经验论,对于各种影响到农作物生长的中介条件基本上都涉及到了,水肥土种是农作物生长的直接中介,合理密植涉及到太阳能的光合作用效率提升,而田间管理和工具改革是与人们的有效劳动相关的。非常奇特的是,毛泽东在农业发展方面的思想是典型的狭隘经验论,却被学界批为乌托邦,相反,学界完全与狭隘经验论割断了一切中介关系的积极性乌托邦却被说成是现实主义的,这个事情老田几十年来一直没有想清楚。

    老田真心想要相信教授和权威,不过私下里总是无法彻底摆脱狭隘经验论:要是农民的积极性不能够兑现为水肥土种密保管工这些中介方面的进步,那要通过怎样的隔山打牛神功,才能够帮助庄稼生长和增产呢?老实说,这中间的神逻辑老田至今还没有想象出来。

    【杨家沟村附近地貌(相约久久卫星地图):典型的黄土高原切割地貌,靠近坡顶的坡度较缓、修筑有梯田,越靠近沟底则坡度越陡,土地反而无法利用。这与老田所熟悉的南方丘陵地带截然相反,南方丘陵地带通常是坡顶较为陡峭难于利用,坡底较为平整是较高生产性的农田。】

    根据老田赞同的毛泽东那个狭隘经验论视野——追寻农作物生长所需中介条件是如何逐步具备的,我们来回顾一下骥村所在的米脂县的粮食增产过程,突出增产中介并不是甩开了积极性乌托邦,而是通过观察农业增产的各种不可或缺的中介条件,来了解增产过程究竟是怎么回事。

    粮食增产的诸种因素中间,米脂县农田基本建设所实现的坡地改梯田的情况是:

    1949年,耕地66.21万亩,98%以上是梁峁地,川水地仅5648亩。农业人口平均占地7.71亩,其中水地不足0.07亩。(老田按:县志资料说,据航测耕地资料推算,这个人均耕地的统计数还应该乘以1.5)

    合作化以后不断兴修水利,打坝修梯田,1959年全县水地增至2.021万亩,沟道填淤坝地0.21万亩,坡地修梯田2.23万亩,耕地条件得到一定改善。1960-1961年大量开荒,耕地增至57.89万亩。

    60年代,耕地总数变化不大。但通过持续的农田基建,三田面积却逐年上升。1969年耕地57.9万亩,三田增至9.9万亩,占耕地的17%

    70年代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和80年代的2744项目实施,调动全县农民大规模治山治沟,使农田基本条件大为改善。1980年,耕地54.42万亩,农业人均3.71亩,三田”26.96万亩,人均水地0.43亩、梯田1.28亩。

    新中国成立后,本县水利建设大致经历三个阶段:1949-1964年为第一阶段。……灌溉面积由1949年的2648亩发展到25321亩。

    1969-1975年为第二阶段。……有效灌溉面积达到64896亩。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土地包干到户,水利设施管理一度放松,部分设备遭损害或废置,一些水地起旱,有效灌溉面积为3.72万亩。姬兴庄、牛鼻山水库因淤积而成为淤地坝。

    1949-1989年,国家为本县投资水利建设款1200余万元。各乡镇兴建各种水利工程580多项,农民投入劳动力550多万个工日,完成土石方6840万立方米。【《米脂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9147页】

    《米脂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9-110页

    米脂县这个地区,人均耕地数量超多,广种薄收是普遍现象,农业发展最大的短板是水资源不足,提高单产的关键措施是如何有效地利用很少的天然降雨量,而修筑梯田则是一个最重要的方法,这主要是依托集体农业的组织,通过密集投入活劳动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来实现的。看一下自然地理学家的研究结果,很容易与老田的狭隘经验对上号:梯田改变了坡面的形态。降落在田面上的雨水,大部分渗入土壤,增大了土壤含水量,同时也减少了地表径流量,因为也减少了土壤及田间肥力的流失量。”“梯田的保水保土效益一般都在90%以上。与坡地相比,梯田增产一倍以上。……陕西省50年代以来新修梯田805.5万亩,近1980-1986年的6年间,梯田的粮食总产量达69.99亿公斤,与坡地相比,增产111.6%,其中陕北地区增产160%【黄秉维、郑度等《现代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30页】梯田的增产作用,与坡面的保水能力成反比,越是无法自然实现保水的地带,梯田增产的作用就越是显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陕北地区梯田增产的实绩,才冠于陕西全省。而米脂县的粮食增产状况,就与这个方面的成绩紧密相关。

    米脂县志上的梯田照片

    对农业单产提高至关重要的化肥使用情况是:

    1955年,米脂开始使用无机肥料(化学肥料)。当时,农民受传统习惯影响,对此缺乏认识,……一下难以推广,全县仅用了2吨。1956年使用26吨,195746吨。当时化肥种类有硫酸铵、碳酸铵、硝酸铵、过磷酸钙、磷矿粉等。磷肥系迟效肥料,尤难推广。1958年,本县自制颗粒肥料,为时很短。60年代初引入尿素,推广后增产效果明显,很快被各生产队接受,渐渐争相购用。1973年创办县化肥厂,生产碳酸氢铵,从此县内化肥使用量逐年增加。1970年全县使用化肥889吨,1978上升到5148吨。70年代后期,农民对磷肥的效用也逐步理解,开始施用。本地土壤富钾缺氮,钾肥施用量不多,1979年用3吨。1979-1985年全县使用各种化肥65870吨,年均9410吨。其80%做底肥,与有机肥配合使用,20%做追肥。本地农民种洋芋时采用一炮轰办法,即一次施足有机肥加碳钱的底肥,再不追肥,增产效果明显。一般作物用尿素做追肥。80年代,化学肥料成为农业不可缺少的增产要素,供不应求。

    县农技站在城郊乡张家沟村试验,在亩施2500公斤有机肥范围内,每500公斤肥可增产玉米8.5-12.2公斤。每亩施纯氮3-9公斤范围内,每公斤氮素可增产5.5公斤谷子。【《米脂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7页】

    在良种选育和使用方面,米脂县的情况是:

    《米脂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3页

    “50年代以来,农技部门长期坚持良种引进推广。多次试验,汰劣留优,主要作物品种逐步更新。先后引进选用的粮食、油料、经济作物良种100余个。大约每隔10年改换一批良种,每次改换都增产15%上下,在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米脂县终止最多的粮食作物谷子和马铃薯为例:谷子“50年代种的临秋白、干捞饭,亩产25公斤上下。60年代的石炮谷,亩产50公斤。70年的大寨谷,亩产65公斤上下。80年代的汾引1号,亩产92-113公斤。”“马铃薯旧有紫皮洋芋、忻州白等品种,产量不高。50年代以来,陆续引进东北大白洋芋、蒙古黄、沙杂15号、虎头、跃进等。1956年引种的东北大白洋芋,平均亩产400公斤,比紫皮洋芋增产近1倍。1968年引入的沙杂15号,亩产一般为750公斤上下,使用多年。80年代又引入忻革6号、阳春白、东北白等。据1980年调查,沙杂15号、跃进、东北白平均坡地亩产为532公斤、577公斤、597公斤。【《米脂县志》第130-131页】

    综合的增产结果,在农业的产量和产值上升方面,按照年代先后的变化是:

    从农业产值看:产值新中国成立40年来,农业产值曲线上升,在严重自然灾害年份波动较大。1949年农业产值632万元(1980年不变价计算,下同)1950--1959年平均农业产值779.2万元。其中粮食年均产值583万元、经济作物25.9万元、蔬菜瓜类85.5万元。1960-1969年平均农业产值818.8万元。其中粮食、经济作物、蔬菜瓜类年均产值分别为636.5万元、7.9万元、66.6万元。1970-1979年年平均农业产值1597.8万元。

    从粮食产量看:“1950-1969年的20年中,粮食总产337529吨,年均产量16876.5吨,年均亩产28公斤。通过多年的农田基建,兴修水利以及推广两杂两薯、科学种田方法,加上数年气候条件较好,从70年代起,本县农业生产趋于稳定上升。1970年粮食总产24870吨,平均亩产46公斤;棉花极少,油料16.4吨,亩产16公斤。1972年在特大旱灾情况下,产粮13534吨,平均亩产28公斤。1977年本县粮食产量首次突破亿市斤关,产粮58620吨,平均亩产116公斤。1970--1979年的10年内,全县粮食总产384892吨,超过前20年总产,年均产量38489吨,年均亩产76公斤。【《米脂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1页】

    每一个人的认识,都大受其经验的局限,作为职业农民出身的老田,就有着执拗的狭隘经验视野。在南方水稻产区,最高的粮食总产量往往都在分田到户之前达到的,这与北方旱作农业区的情况截然不同,北方旱作物农业区的最高产量是分田十多年之后才逐步达到的。老田的老家蕲春县在毛时代是后进县,从来都是学习别县而不是被别县学习的,即便是这样,主要的作物最高产量都是在分田之前达到的(蕲春县是1982年秋后实现分田到户、1983年开始单干的),据《蕲春县志》统计的1949-1985年资料,蕲春县四大农作物均在分田之前达到最高产量,水稻最高产量31.526万吨(1979/1984)、小麦最高产量3.6万吨(1982年,1981年的越冬作物),油菜籽1.656万吨(1982年,1981年越冬作物)、棉花2730(1977)(《蕲春县志》第94-95,98-99)。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南方水稻产区的单产提高速度快于北方,在分田之前的落后县份,单产量和总产量就已经逼近了顶点。通过对比县内化肥的产销量数字,老田发现蕲春农业的落后性体现在:农业增产特别是水稻增产最后是依靠化肥投入巨幅增加来实现的,而不是如大寨那种在前化肥时代通过改进耕作程序就实现了高产的模范单位。蕲春真正实现产量跨越性突破的是三个年份,都直接地与化肥使用量扩大有关:1970-1971年连续两年水稻有20%左右的增产,这是很大的提升,县志显示1970年开始县内化肥购销量突破万吨;另外一个年份是1979年水稻增产13%,前一年县化肥厂完成了大幅度扩产。

    老田从不认为毛时代的集体农业已经尽善尽美了,相反,老田一惯认定毛时代的集体农业虽然实现了长时间的增产,初步解决了全国人民温饱的低级目标,却没有能够发挥出最优效益。这只要对比先进典型与全国普遍的情况,就很容易把握到。作为平原地区农业集体的先进代表,河北饶阳县五公村仅仅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就实现了前化肥时代的增产潜力挖掘过程;作为山区农业的模范,昔阳县大寨大队也只用了十年时间,就尽可能地挖掘了增产潜力。按照毛时代的标准,就是粮食单产超过了纲要”(著名的狭隘经验论者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十二年发展纲要”——要求粮食产量分地区分别达到亩产四、五和八百斤的目标)。而米脂县用了差不多25年才解决本县农民的温饱问题,亩产与纲要要求的单产指标还差老远呢,老田的老家蕲春县稍微好一点点,但也是在化肥的帮助之下才实现单产过纲要的。以此而论,集体农业的管理绩效,实在是大大的有问题,就全国平均而言,集体农业近三十年也只挖掘出增产潜力的一半左右,而未能发挥出来的增产潜力也不相上下。

    二、改开搞年代学界的“拍马屁造反”和政策论证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安舟教授,以口述史方式再现了清华大学的文革情况,他发现:文革晚期在清华大学发展出一种新型的造反模式——拍马屁造反,这种造反模式不针对现实问题,仅仅是为了取悦于官员以实现政治投机,目的是为了捞取好处。拍马屁造反的激进主义其实和文革前党员及共青团员(及积极分子)的激进主义更为类似其内涵就是批判老领导,巴结新领导。Joel Andreas(安舟)著,纪平平译:《体制化的造反:中国文化大革命晚期清华大学的领导体制》,载《记忆》电子杂志】

    在改革年代,中国学界的拍马屁造反叙事也大行其道,主要的方法是把从前的成就说成零,把现在的成就说成百分百。这样一来,所有的成就都归于新领导一个人,想必会赢得新领导的好感吧。具体到农业方面,逻辑就是:有且只有分田到户才能够激发农民的种田积极性,没有这个积极性农业或者粮食就无法增产,因此,所有的增产都是依靠分田到户实现的。

    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官方曾经成立过一个正部级的意识形态官学机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由杜润生总揽其事,专门雇佣学官来论证这个有且只有依靠积极性才能多打粮食的结论。杜润生于1981年就提出过这样的诗意说法:联产联住心,一季大翻身。红薯换蒸馍,光棍娶老婆。”(《杜润生文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19)作为意识形态官学机构的主管,他的设想就成为后来很多学官们进行学术论证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