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我们多一点真正的学术培训,自然对准确把握概念的界线存有足够的警醒,这种错误应会减少很多。就此而言,做学问不只是一项职业,也是现代社会人人应受的训练;而五四先贤当年提出建设“学术社会”的理想,今天仍是我们迫在眉睫的事业。

       学习精确而审慎地下结论。

      钱穆先生曾说:“做学问可训练做人。”初听不免令人困惑:“做学问”是少数人从事的职业,并非人人可为,更非人人必为,除了享受其研究成果,可谓与大多数人的生活毫无干系。不过,若我们把思路放开,钱先生此言也不难理解。这里的关键在“训练”二字:治学的道理、方法,许多根本就来自日常生活,两者容有深浅之别,却是一脉贯通。比如,我们几乎需要时刻面对各种情势,判断是非准确,甚或涉及身家;而专业性的学术训练,一个核心工作就是学习精确而审慎地作判断。

      这个话题涉及千头万绪,无法详细展开,此处暂且引用一个听来较为“学术”的例子,略作说明。德国知识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把“乌托邦”定义为一种“超越现实”而具有破坏力的思想取向,其“一旦转化为行动”,就会“部分地或整个地破坏当时处于优势地位的事物的秩序”。他特别强调,“乌托邦”具有两个属性——超越性和破坏性,缺一不可。因此,并非每一种超越了现实秩序的思想都是乌托邦,“只要它们‘有机地’、和谐地融入具有那个时期特点的世界观中(即不提出革命的可能性),它们就是适合那个时期的思想”。

      曼海姆也指出了两种对乌托邦概念的滥用。一是把一切与现实不符的思想都称为乌托邦,贬之为永远无法实现的幻想。这常常是既得利益者的想法。他们选择了“赞同占主导地位的现行社会秩序的立场”,因而也自觉不自觉地采取了一个宽泛的乌托邦定义。曼海姆承认,“在超越情境的思想中,肯定有一些是原则上无法实现的”,但并非所有理想都是空想:它们有些是“绝对无法实现”的,有些则只是“相对无法实现”,我们不能“把只有在特定秩序中才无法实现的东西看成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实现”。另一个极端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把现行秩序看作“一个根本没有区别的整体”,忽视了“不同国家的特有形式之间的质的差别”,也“使人们注意不到任何历史和制度领域的演变倾向”。对他们来说,唯一有意义的就是破坏:“只有在乌托邦中和革命中才有真正的生活”。

      很明显,这两种对立思维都太简单化了:忽视事物在局部的差异,热衷于整体性评价,因此,我们要么拥有一切,要么一无所有。这些论者的意向不在事物本身,而将对事物的认知放在自己的政治立场中考量,最终是其社会利益决定了他们的态度。当然,他们不是用赤裸裸的暴力手段,而是采用学理辩论的方式,将自己的利益道义化。其中,概念的滥用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步骤:给不同事物贴上同一标签,就可将它们划入同一类别,然后,挑出其中那些明显荒谬或危险的事例,就可以顺手将此类别的全体一网打尽。

      我刚才描画的仿佛是一个处心积虑的阴谋家,而实际上,只有少数人才符合这幅图像,大多数人这样做的时候,并未清楚意识到自己的观点乃是自身社会利益的反映,相反,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所言是理性思量的结果。这一事实意味着,人们虽然会在无意中受到自己在社会权力结构中地位的制约,却仍具有一种超越自身利益的倾向。理性不只是一个面具。正是这一点,为真正的学理探讨留下了可能。

      我举乌托邦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两个问题。首先,曼海姆笔下这两种极端观点,在目下中国并不罕见。它们彼此相非,势不两立,而一味囫囵,实是同门招数。因此,曼海姆对乌托邦的不同层次所做的辨析非常值得推荐。其次是想提醒大家警觉各种滥用概念的现象。比如,我们常常见到有人把批评等同于攻击。可是,批评分明不是攻击,不是诽谤,不是背叛,甚至不是批判,否则前人何苦费心尽力发明这许多不同词汇?它们的区分如此鲜明,将之混为一谈,要么真是别有用心,要么就是缺乏起码的分辨能力。前者属于道德问题,后者则是本文关注的对象。若我们多一点真正的学术培训,自然对准确把握概念的界线存有足够的警醒,这种错误应会减少很多。就此而言,做学问不只是一项职业,也是现代社会人人应受的训练;而五四先贤当年提出建设“学术社会”的理想,今天仍是我们迫在眉睫的事业。

      (作者为四川大学教授)

  • 责任编辑:张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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