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多农民做着拆迁梦,只是等不来拆迁。幸运的城郊农民做着拆迁梦,真正等来拆迁时,这个拆迁梦就立即成为致富梦。这个致富梦就包括提出各种拆迁补偿的要求,也包括各种策略性的诉苦和怀旧。农户睡觉也睡不着,想着如何利用拆迁机会达到致富甚至暴富。

     棚乡处于宜昌某区大开发的前站,棚村是征地拆迁的中心。从2008年开始修建翻坝公路,征地上千亩,拆迁数百户,这些都搅动着农民的拆迁致富梦。处于翻坝公路南坡下的2组的十几个农户,迎来了新一轮拆迁。这些农户都盖着3层楼房,大多家里已经进行了豪华装修,有的农户来不及精细装修,但是已经雇请装修公司迅速赶出来一个粗糙的软包——用劣质的装修材料把楼层墙面进行抢装,软包包括正房的墙面,还包括厕所。在一些拆迁地区,有的农户已经把软包装到猪圈。

    拆迁终于来了,农民没有不支持拆迁的,关键是要满足农户的要求。调查发现没有一个农户不嫌地方政府政策补偿标准低的,农户有一种矛盾的心态,既欢迎拆迁的到来,同时把期望值抬得很高。在大雁坝,我们访问了2户,其中1户是胡组长,他的家庭对拆迁的态度颇有代表性。

    胡组长有两个子女,都已经成家。大的是女儿,已经30多岁,工作在宜昌市,不招不嫁,女儿并没有转出户口,女婿是另外一个县的农村人,认为这个地方发展前途好,就业方便,就在岳父家里安家。岳父在支持分家时,给予他宅基地和土地。小的是儿子,20多岁,去年娶媳妇,房屋装修得很豪华。

    胡组长的房屋是2008年在原来的基础上重建的三层楼房,女儿和儿子一共有宅基地面积2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分别有300多平方米和200多平方米,女儿的宅基地稍微要狭窄些。胡组长曾经经历过两次征地,修建宜万铁路和翻坝公路都征了地,目前大概还有亩把地,用来种蔬菜和玉米。他的宅基地是上世纪80年代购买的一个加工厂的旧屋,面积很大,屋前屋后包括宅基地有3亩多,因此他的前门的空地也非常多,可以停放一排车子,屋后院子也多,后面院子用来修建杂屋。胡组长说,他们原本是计划修建农家乐的,现在拆迁来了,这些都不可能了(意思是说拆迁损失大)。

    调查中,原以为他作为组长会尽力支持拆迁,然而在这样大的事情上,他称“无法做主”。他已经60岁,表示交权了,让儿子和女儿去和拆迁工作组谈判,自己不会管这些事情。小儿子才20多岁没有社会经验,胡组长表示他儿子听他姐姐的,姐姐有社会经验,这个姐姐确实有经验得很。

    我们见到了姐姐胡梦,她是个很会表达的青年女性,她说很支持拆迁工作,然而拆迁补偿标准过于低了。比如装修分为甲乙丙等,最高一平方才390元,拆迁工作组来看认为她们家最高,定位甲级,这也难以补偿她所装修的房屋每一个平方米1100元的高价格。接着是一系列其它问题。装修是去年才做的,两个房子一起装修总的花费有30多万元,包括墙面、灯饰、壁柜等。她认为如果不提高装修的赔偿,她是不会同意的,她的装修是全部拆迁户中“最好的”。

    胡梦和弟弟的房屋一共有正房580平方米,按照拆迁安置对正房平方还平方的政策,可以还安置房屋5套左右。这个面积是还够了,她并没有意见,但是她同时表示目前算下来给予的“装修费”根本不够装修5套房屋,除去购买安置房屋的价格为560/平方米,总拆迁补偿剩下20万元。这20万元就是农户所谓的“装修费”,意思是对还建的房屋进行装修,政府应付给的费用。实际上并非如此,政府的计算方式是除去安置房价格(极低的价格),从总的补偿减去的部分剩下的余额,而不是装修费。

    该农户拆掉2座楼房得到5套安置房,农户要求的是政府在平方和装修上全部还原,而不论公共设施的改善,房屋属性的改变,大大提升房屋的市场价值。正如胡梦所说,她花费30万元来装修,一个平方米装修成本1100元,只能获得最高390元的补偿。她算账是给装修费单独算的,没有考虑从市场价格来考虑农户自住房屋与还建的商品房的价值差异。她家建设的房屋诚然是其所有的财产,但是这个财产最近的增值来源,并非来自其投资,而是来自规划和基础设施,桥梁、铁路和公路修建之后,这块宅基地和之上的房屋才值钱。

    她要求“不劳而获”,要求把集体分配的宅基地上建造的自住房屋全部换成可以进行市场自由变现的房屋,并且不用承担任何税费。在城市,房地产商建设商品房入市交易是要付出高昂的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费的,而她作为一个拆迁户,却想着不用付出任何成本,就把非商品化的自住房屋变成商品化的房屋,还要把所有的装修成本还原。

    在情感上,胡梦表示不愿意离开自己亲手缔造的家。她不自愿放弃现在的生活设施和相应的生活方式。她说拆迁令她损失很多,现金补偿是无法弥补的。

    比如独栋别墅住起来比楼房束缚,每天可以沐浴阳光,可以看到夕阳。开阔的屋前屋后的土地,亲戚来了可以停下许多辆车,这些到楼房后都不存在了。家庭亲情由于不能住在一起是一种损失,儿女和父母亲、老人在一起吃饭,家庭团圆其乐融融。如果不拆迁,胡梦打算开一个农家乐做生意,把屋子四周围起来,一个大家庭多么其乐融融啊!

    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在拆迁时,这些美好场景只能作为博弈的策略,这是刚性的拆迁政策难以做出回应的。政策认为农民从乡村的传统形态实现了直接的城市化,创造出的是一种文明的新生活。但拆迁户不一定认同,她们认为拆迁打碎了他们的传统生活,“心里很难受,要拆迁了!

    相对于全国大多数农民的城市梦,这些拆迁户不用费一丝力气就实现了,在拆迁过程中提前分享到了城市化的成果。胡梦说,“这座房子是全家人一辈子辛勤的成果”,可是细细想想,这些辛勤的成果转化为商品房的形态,农民征地也完成了,他们全家成为地地道道的市民,这个市民是大多数市民羡慕的对象,因为他们拥有的房产足以让他们比一般市民家庭的收入多。

    不论作为博弈的策略还是村民的现实感受,对于进行拆迁工作的地方政府来说,都应充分考虑到拆迁户的合理需求,对其讲明利害得失,让村民积极主动地配合拆迁工作。对于拆迁户来说,则应更多地站在长远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在充分沟通和明辨是非的基础上,谋求自身的合法利益。  (文中人名、地名系化名)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此为原稿,与书刊有出入)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13年3期)总第24期 

  • 责任编辑:张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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