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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富伟:个案研究的意义和限度——基于知识的增长(二)
  •  2014-04-10 23:16:51   作者:王富伟   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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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

     

    四、比较:超越个案?

     

    至此,我们已可以对这三种研究取向进行比较。无论哪种取向,个案研究都有着超越性诉求。研究旨趣不同,超越的方向也有所不同。先从事实层面上看。出于经世致用的研究旨趣,费先生试图通过“类型比较法”使微型社区研究实现对整体中国的认识。但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这一方法并不能克服整体异质性问题。格尔茨的旨趣在于通过对非西方社会“异域见闻”的“深描”来反观西方社会,因此他并不追求这一“异域见闻”对认识其所处社会整体事实的意义,他否定了个案研究在事实层面上的超越。而布洛维则赋予“扩展个案法”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验证社会主义可能性的研究使命,他早期试图在个案研究中通过理论和宏观的扩展阐明整体,但同样不能克服异质性问题。后来他虽然保留了对宏观事实的分析,但却放弃了对整体认知的追求。我们看到,他们最终都没有实现个案研究事实层面上的超越。如何解释这一情况?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对部分和整体的看法上都持有本体论,即实体论(Substantialism)观念。

     

    实体论主张现实由具有独立性质的实体构成,相对于实体,关系是外在的、第二位的。实体论包括将现实归于物质的实在论(realism),将现实归于精神的观念论(idealism),以及混合二者的二元论(dualism)(Oliver2001)。当费先生将个别社区视作某一类型的典型,又将类型视作中国社会的个别时,他实际上同时假定了个别和“种类”(kinds)实体的存在,并将个别作为种类的例证。这是典型的实在论逻辑(路克斯,2008)。当格尔茨说“琼斯村即美国”式的“微观模式”是胡言谵语,当他认定巴厘国家不能反映印式文明之整体,其背后也蕴含着个案和整体都有其独立属性的实体观。但他为什么又将主要基于一个村庄观察的“斗鸡”视为典范事件?这是因为他在对“异域见闻”进行研究时持有一种二元论实体观: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是象征行动,既是物质性的,又是观念性的(格尔茨,1999a13)。由此文化模式可被视为当地人创造的一种“文本”,“是由社会材料建构而成的想象的产物”(格尔茨,1999a529);它的合理性在于自身的融贯性和对当地人的意义,至于它的本体论地位及事实上的扩展问题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Reed2008)。在特殊和微观之外,布洛维承认了整体和宏观力量的本体论地位;当他同时强调“理解”和“说明”时,显示出他也是一个二元论者。但他极力反对格尔茨的“文本”比喻,而是将情境中的主体参与和外部的宏观力量都视为权力因素,因此现实普遍蕴含着“支配”和“抵抗”(Burawoy et al.1991Introduction)。总之,因为持有实体论,所以他们都不能克服异质性问题;而异质性问题的提出,也正源于这种实体论。

     

    与事实层面的困境不同,他们都实现了理论超越。这主要是基于他们所持有的不同的认识论和所获得的不同学术流派的认可。费先生认为知识是客观事实的反映,并需经过客观事实的检验,因此一直强调他的研究发现得到了中国实践的验证。确实,通过社区类型比较,费先生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了有关现代工商业与农村土地集中的“实质理论”(Glaser & Strauss1967);但也正是在实践层面上,这一理论有我们所提到的局限性。我们更为认可的是他通过类型比较法所形成的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特征的理论概括,《乡土中国》即是代表(费孝通,1998b),其中提出的“差序格局”已经成为理解中国社会一个有力的“理想型”概念(韦伯,2002)。格尔茨则认为研究并不能呈现纯粹的客观事实,知识评价的关键在于能否说清当地人的意义体系及其内部连贯性,因此人类学研究提供的是“地方性知识”——基于地方性事实所形成的概括(Geertz1983)。正是通过“地方性知识”之间的比较,主流社会中通行的概念才得到反思,不同人类文化解释体系之间的“转译”才得以实现(王铭铭,1999)。正如巴厘的“剧场国家”对于理解国家概念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布洛维同样否定可以认知纯粹事实,但他持有的是一种实践性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涉及学术共同体内部和学术与公众之间的对话(布洛维,200719)。而对于理论进步的评价,他所依据的是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理论,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核心概念的前提下,通过反例对其进行重构,以改进其对现实的解释力和预测能力。正如他对“赞比亚化”的研究,既揭示了种族隔离背后的阶级因素,又更新了阶级分析理论。总之,三人虽然知识取向不同,但都通过个案研究实现了理论超越:费先生实现了理解中国社会的一般性概括,格尔茨为通行概念的反思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布洛维则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改进。而且,他们基于个案研究所得的知识成就,都获得了不同学术群体的追随——费先生、格尔茨和布洛维分别是“社会学中国学派”、“解释人类学”和“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性人物,从而促进了知识的增长(李培林,2008;罗红光,1996;布洛维,2007)

     

    五、一个新的尝试:关系个案研究

     

    为了探讨个案超越的可能性,我们已经走过了一个漫长的旅程。我们看到,上述三种研究取向都在理论层面上实现了超越,但却在事实层面上有着未能克服的问题。我们已经指出,出现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现实世界持有实体论的假定。如果我们秉承费先生的旨趣,不想放弃对整体认知的追求,那么就需要对现实采取一种非实体论的看法,即“关系的”(relational)本体论。据此,我们所进行的应是关系个案研究,所追求的应是关系性整体。

     

    从关系的视角来看,现实是关系性的存在。首先,关系是内在的,事物并非孤立存在和自我驱动,而是在关系中得以生成。其次,关系是第一位的,关系并不是独立实体之间的派生物,相反,是关系派生了相关事物,事物随关系变动而变动(Oliver2001)。部分(个案)与整体相互生成,都是关系性存在。借比喻的说法:整体是一个有着相对边界的网络,个案是网络中的节点,网络与节点之间的连线是它们之间的关系。没有连线,就形不成网络,节点也将不成其为节点,即节点和网络通过连线相互生成。节点不是孤立的,敲动节点,就会震动网络,因此个案分析可以阐明网络整体;但也只有在这一特定的网络整体中节点才能得到说明:两者相互界定。在这一关系网络的想象中,个案不再是一般中的个别,整体也不是个别的种属或个体的总体,而分别就是在关系中生成的关系性个案和关系性整体;那些所谓的类型条件和宏观力量也都不再是独立的实体,而就是一些关系的构成要素。在这里,个案只是分析的起点或触发点,分析的关键却在于关系,即要分析什么样的关联机制界定了个案及其定位其中的整体。简言之,这正是在进行关系个案研究:不仅意味着个案和整体都是关系性存在,而且要从关系视角对它们进行研究。在这一路径中,个案研究不再去追求与个案不相关的事实,异质性问题也就不复存在。

     

    关系视角在社会学研究脉络中源远流长。埃米贝尔曾专门提倡“关系社会学”(Emirbayer1997)。“关系社会学”的基本主张是,社会世界首先是由过程和动态伸展的关系而不是由实体和静止的事物所构成。与其他两种非关系视角的比较可以阐明这一主张。第一种是“自我行动”(self-action)视角,即事物依靠自我能量行动,独立于其他实体。它在社会科学中的体现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它们分别将个体和整体作为行动的惟一来源。第二种是“互动”(inter-action)视角,即行动发生在实体之间,但并不改变实体属性,在这里关系是从属性的。它主要体现为脱离背景进行变量分析的统计调查研究和定性的历史/比较分析。与这两种视角相比较,关系视角不认为存在独立的实体和孤立的实体关系,而是将动态伸展的过程作为首要的分析单位,认为事物由它们在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得到界定。总之,个体不可能脱离其整体或背景得到理解,事情总是在特定情境中才能得到说明。布迪厄是另一位极力提倡关系视角的社会学家(布迪厄、华康德,1998)。对于布迪厄而言:(1)关系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地位;(2)应从事物之间关系的角度构建研究对象。他的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场域”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场域被界定为一个关系空间或一个网络,分析的核心是揭示场域的运行逻辑,只有如此个体行为才能得到真正理解。正如他对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研究,只有把它纳入整个法国高等教育场域及其与权力场域的关系中,即把它视为关系空间中的一个点,根本的问题才能真正被把握(布迪厄、华康德,1998354)。关系个案研究正处在这类研究脉络之中,所不同的是,将关系视角用到了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即个案研究上。

     

    正如埃米贝尔所指出的,关系社会学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边界确定问题(Emirbayer1997303),对关系个案研究的最大挑战也是如何界定关系性整体。对此,我认为组织研究中关于“组织场域”的界定也许会带来启发。简单来讲,组织场域是指相关组织构成的组织网络整体,组织研究试图通过引入它来明确组织的边界。目前对于组织场域的界定主要有三种方案:(1)功能关联。迪马吉奥和鲍威尔(DiMaggio & Powell1983)基于组织之间的功能联系,将场域界定为一个由核心的生产商及其竞争对手、交易对象和监管机构等相关组织构成的组织共同体。(2)议题关联。霍夫曼(Hoffman1999)认为围绕某种“议题”可以形成一个组织场域。例如,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政府、环保NGO、化工企业和保险公司构成了一个动态的组织场域。(3)“重视”关联。伍滕和霍夫曼(Wooten & Hoffman2008138)认为组织之间不需形成等级支配和网络纽带,仅仅通过彼此“重视”,一个组织场域就可以形成。他们认为这种界定去掉了组织场域作为组织共同体的“容器”的含义,可以回归到布迪厄对场域的原初界定,即作为成员之间的“关系空间”。但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读。布迪厄所指的关系空间并不是成员之间,而是成员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关联,因此具有客观性。这种客观性来源于场域整体中的逻辑,即场域中各种资源(资本)的分配结构和兑换比率,而这需要借助理论工具才能识别出来。所以场域的形成不仅是成员之间的关联,更重要的是这些直接关系背后的结构力量。结合组织研究者和布迪厄对“场域”的分析,我们认为在对“关系性整体”进行界定时,一方面要在经验层次关注因各种关联要素形成的直接和间接关系,另一方面要利用理论工具识别出这些要素背后的整体逻辑。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关系性整体并不能被先验地确定,相反,它只有在经验调查之中才能辨认出来。

     

    那么,关系个案研究又会有什么样的理论诉求?简单来讲,即建构情境性理论。我们首先需要求助格尔茨。格尔茨指出,人类学理论的特征之一即是要求理论始终与具体实践的解释密切关联,人类学理论的一般性不在于脱离材料进行形式化的抽象,而是尽可能贴近材料进行“深描”,以使文化的一般道理在具体形态中呈现出来(格尔茨,1999a31-36)。我们基本遵循这一主张,即理论概括应呈自具体情境。但与格尔茨的“在个案中进行概括”不同,我们是在“关系性整体”中进行概括,因此难免进行一定程度的形式化抽象。当我们用某些要素去界定整体时,已经介入了一些形式化的理论,将来的理论概括也会抽象为形式化的要素关系;但在界定整体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确定理论要素发挥作用的边界,因此理论概括仍能保有情境性。

     

    我们接着需要借助的是一项关于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陈向明等,2011)。研究发现,中小学教师在解决教学问题时,之前所学到的理论性知识并不可用,于是他们逐渐在问题情境中发展出了可用的实践性知识。实践性知识既不同于原理型的理论性知识,也不同于仅体现为经历的经验,而是“教师对自己的教育教学经验精心反思和提炼后形成的,并通过自己的行动做出来的对教育教学的认识”(陈向明等,201164),它同时具有实践性和概括性两个特征。这种“知识生成的载体是问题情境,问题的创造性解决就是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形成过程”(陈向明等,20113)。这项研究揭示了一个基本道理,即当理论应用到实践之时需要经历一个情境性转化。这一道理也存在于进行研究时的理论应用。一般而言,理论是经验事实的简化,当运用既有理论进行经验研究时,无论为了证实还是证伪,都需将其操作化,如统计假设检验,而操作化正是对理论进行情境化处理。反过来也一样,从经验研究中归纳或发现理论,如扎根理论,也需进行情境化处理,只不过是一个反向操作化的过程。因此,理论发挥效应的关键在于情境适宜性,理论建构的任务不是追求普适性,而是界定情境性。

     

    结合两者,关系个案研究的理论诉求既不是证实或证伪理论,也不是凭空创造理论,而是在“关系性整体”中通过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往返澄清理论要素发挥作用的情境性条件,进而在新的适用边界下创新理论。下面以我的一项经验研究为例简单说明之。我把个案村庄与市场转型的制度变迁和一个专业皮革市场的成长关联起来,考察传统生计方式(皮革加工)的变迁,发现整个改革时期个人教育水平与收入并无关系,而在改革后期家庭教育水平与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已有关于教育回报率的人力资本理论和制度理论对此都无法解释,这并不是说这些理论已被证伪,而是说明它们的理论要素——劳动效率或资格证明——在这一特定情境中无法发挥作用:传统皮革加工技能既不需要学校知识也不需要文凭,在现代皮革加工技术成为主导之后,学校教育开始发挥作用,但村庄以家庭为基本行动单位的情境却使这种作用只发生在家庭层次。由此我提出,研究教育与收入之间关系时应加入对收入方式和收入主体两个情境性条件的考察(王富伟,2012)

     

    六、结论

     

    维特根斯坦说,“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实际上人们会很难再意识到这些旧的问题”(转引自布迪厄、华康德,19981)。如果我们持有实体论本体论,个案研究就因不能克服异质性问题而不能实现对实体性整体的认知。但如果我们持有“关系的”本体论,我们将发现个案与整体是相互生成、相互界定的,因此我们可以实现对“关系性整体”的认知。以此界定个案研究在事实层面上的超越,是一种有限,即只追求更大范围内与个案相关的事实。

     

    科学哲学已经形成的一个共识是,我们不可能获得“本体”的知识,我们获得的知识总是“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奥尔德罗伊德,2008)。关于知识的增长,库恩(2003)认为并非只是连续性的,重要的是科学“范式”的革命,常规科学的进步正是源于对范式的信仰和允诺;相反,拉卡托斯(2005)则认为是连续性的,是“研究纲领”内部的不断改进和不同“研究纲领”之间基于解释力的竞争。虽然两者的主张并不相同,但都强调了科学共同体的重要性,不过前者强调的是共同体的信仰维度,后者则诉诸它的理性标准。在当今这个日趋并不断呼吁多样性的世界中,尤其是在多变的中国社会,一项知识的生产不应再是追求“终极真理”,对它的评价也不应再采用惟一的标准(陈向明,2000)。因此,对个案研究的理论定位,我们不必限于某一特定取向:可以是对其所属社会的一般性概括,也可以是提供一种全新的概念洞察力,还可以是对既有理论的改进,以及构建情境性理论。个案超越所带来的知识增长,既可能是“突发式”的,也可能是“累积性的”,但最终都会得到学术共同体的检验,正如费先生他们三位所分别获得的认可、争议和追随。因此,个案研究并非一次性的、孤立性的“单个案”研究,它的生命力流淌在学术传承的脉络之中。

     

    【注释】

     

    ①“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是指生产体制中生产性资产的权利/权力在其中得以分配的关系;“生产中的关系”(relation in production)是指劳动过程中行动者之间合作、协调和控制的社会关系。一定意义上,布洛维正是通过这一对关系的区分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经验解释力。

     

    【参考文献】

     

    [1]奥尔德罗伊德,2008,《知识的拱门》,顾犇、郑宇建、郏斌祥、蒋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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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布洛维,2007,《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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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陈向明等,2011,《搭建实践与理论之桥——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7]费孝通,1984,《小城镇大问题》,《瞭望周刊》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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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995,《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的再回顾》,《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10]——,1996,《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11]——,1998a,《〈云南三村〉英文版之导言和结论》,《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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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001,《江村经济》,北京:商务印书馆。

     

    [14]——,2006,《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5]格尔茨,1999a,《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16]——,1999b,《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赵丙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7]库恩,2003,《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8]拉波特,奈杰尔、乔安娜·奥弗林,2005,《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鲍雯妍、张亚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拉卡托斯,2005,《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李培林,2008,《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社会科学战线》第12期。

     

    [21]卢晖临、李雪,2007,《走出个案》,《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22]路克斯,2008,《当代形而上学导论》,朱新民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3]罗红光,1996,《克利福德·格尔茨综述》,《国外社会学》第1-2期。

     

    [24]彭玉生,2011,《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分析》,《社会学研究》第3期。

     

    [25]王富伟,2012,《传统技能、学校教育与家庭收入》,《西北民族研究》第3(即出)

     

    [26]王铭铭,1999,《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教学与研究》第4期。

     

    [27]韦伯,2002,《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8]谢宇,2006,《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9]朱晓阳,2004,《“延伸个案”与一个农民社区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评论》第二卷。

     

    [30]——,2007,《“语言混乱”与法律人类学的整体论进路》,《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31]Burawoy, Michael 1972, The Colour of Class on the Copper Mines: From African Advancement to Zambianiza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32]——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3]——1998,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Social Theory 16(1).

     

    [34]——2005, "Another Thirty Years." A Special Preface to the Chinese Edition of Manufacturing Consent(http://burawoy.berkeley.edu/Biography/Thirty%20Years.pdf).

     

    [35]Burawoy, Michael, Alice Burton, Ann Arnett Ferguson, Kathryn J. Fox, Joshua Gamson, Nadine Gartrell, Leslie Hurst, Charles Kurzman, Leslie Salzinger, Josepha Schiffman & Shiori Ui 1991, Ethnography Unbound: Power and Resistance in the Modern Metropol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fornia Press.

     

    [36]Dimaggio, Paul J. & Walter W. Powell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37]Emirbayer, Mustafa 1997, "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2).

     

    [38]Freedman, Maurice 1963, "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4(1).

     

    [39]Geertz, Clifford 1983,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1st ed.)New York: Basic Books.

     

    [40]Glaser, Barney & Anselm Strauss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41]Hoffman, Andrew J. 1999,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Change: Environmentalism and the U. S. Chemical Industry."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2(4).

     

    [42]Katz, Jack 1983, "A Theory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The Social System of Analytical Fieldwork." In Robert Emerson(ed.),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Prospect Heights, Illinois: Waveland Press.

     

    [43]Leach, Edmund 1961, Rethinking Anthropology.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44]——1982, Soci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5]Oliver, Harold H. 2001, "Relational Metaphysics and Western Non-Substantialism."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Field-Being 1(1).

     

    [46]Reed, Isaac 2008, "Maximal Interpretation in Clifford Geertz and the Strong Program in Cultural Sociology: Towards a]New Epistemology." Cultural Sociology 2.

     

    [47]Wooten, Melissa & Andrew J. Hoffman 2008, "Organizational Field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Royston Greenwood et al.(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作者简介】王富伟,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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