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明,高位的文明将战胜低位的文明,一切停滞不前的文明,都将陷落于败亡与悲情。中国自1840年以后的奋起,源于对文明进步与保国保种之间的关联意义的醒悟。

       应该看到,人类虽然已经让自己有了“质量”的提高,但也就是这样的质量的提高,导致了人口数量无限制的膨胀。而所谓生态的自然平衡,是说大自然只允许某个生命体保持一定的数量。这里必然有一个数量“极限”,处于这个极限之内,就是生态的平衡,而超越这个极限,则造成生态的失衡。这个数量极限对于所有的生命体都适用,即使人类也概无例外。地球为保证生物数量不至于过限,而设置了“食物链”,这在动物界特别明显,低等的动物是高等动物的食物,高等动物依靠吃食低等动物而维持生命。食物链的存在,使各类生物保持一定的数量。由于人类成为最高等的动物,处于食物链的顶端,这使人口总是膨胀,总是超越自然的“极限”。

       人口的膨胀,引发自然的失衡,而自然界总有“看不见的手”在调节着人口与自然的平衡,对于土地社会而言,总要把人口限制到“土地“可承载的数量之内。这就是人口的“自然调节”。这个自然调节的信号是最初体现的是疫病、灾害和饥馑。

       “人口增加力,既如此超越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的力量,人类自不免在某形态下发生夭死的情事”,“就有疫病季、流行病、传染病、黑死病,以可怕的军容冲前来,扫除几千万的人”。战乱常与灾荒与饥饿联袂而至,使整个村庄,由于“受到战争、饥荒和疫病的损害,甚至变得荒无人烟。”大自然似乎存心与人类作对,其目的非常明显,非得把人口压缩到一定限度后方可罢手。假如疫病的传播还不能达到减少人口的目的,接下来的就是灾荒与饥馑。“设仍不能完全成功,遂有巨大而无可避免的饥馑,为其后卫,以一有力的打击使世界的人口与食物平衡”,“饥馑似乎是最后而又最可怕的天然手段。”

        饥馑、灾害、疫病也同样袭击中国,成为调节人口与土地均衡的自然功能。史载,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汉唐为中国盛世,而就在这样的时代,自然对中国人口的调节也显而易见。汉初发生过“大饥馑,人相食”的惨剧,据史记载:“汉兴,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在唐代,由于受地形及台风双重因素的影响,衢州、婺州、括州3个地区多次遭到山洪袭击,溺死近万人。其中显庆元年括州“坏安固、永嘉二县,损四千余家”。宣州泾县的一次山洪暴发,“平地四丈,溺死者二千余人”。元和十一年(816年)六月,大范围降雨,引起“密州大风雨,海溢,毁城郭;饶州浮梁、乐平二县暴雨,水,漂没四千余户;润、常、潮、陈、许五州及京畿水,害稼”。而到了清代,这样的情况更形严酷。“整个19世纪40年代,本部十八省1500余州县中,每年平均有三分之一的县份受各种灾害。在1876--1879年的华北大旱灾中,陕、晋、冀、豫、鲁等省死亡了一千三百万人。”

       如果说,灾荒与饥馑还不足以让中国的人口减低到均衡线以下,那么接着又有骇人的疫病继续登场,实现神秘的“减人”目标。金天兴元年(1232年),元军围攻汴京,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曹树基指出:“在万历及崇祯年间华北两次大的鼠疫流行中,三省(晋、冀、豫)死亡人数合计超过1000万”,疫死率近四成。同治初年的灾疫,是以霍乱(吊脚痧、转筋痧)这种烈性急性传染病流行为主,以细菌性痢疾等胃肠道和其他多种传染病掺杂在内的特大全国性、综合性瘟疫流行,死亡人数估计超过百万,尤以同治元年的灾疫危害最深,范围最广,以战争激烈的安徽、江苏、浙江三地受灾最为严重,江苏、浙江三年都有疫病在流传,证明疫病从未停息过。如张剑光在其《三千年疫情》《前言》中说,疫疾为人类带来的最为直接的灾难是大量人口的死亡。中国历代老百姓被疫病夺取生命的总数是无法算清楚的。一场疫病死去数十万、数百万人,在古书中每个朝代都曾出现过。

        

       三、战争与中国历史的“大周期”

       前文说的灾害、饥馑与疫病固然对中国人口的减少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还不足以将中国的人口减少到限量之内。这样就会有战争的发生,唯有超大规模的全国性战争,方可最大程度地将过剩的人口压缩到自然允许的极限之内,让社会恢复“人地均衡”,传统的土地生态链重新接续与复原。

       历史由秦至到汉,因为期间经历过大的战争,从原来的2千多万减少到1千万。史书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户口可得数才什二三”。公元156年中国人口5000万左右,至公元263年时仅余500余万人了。西晋初年傅咸说:“户口比汉十分之一。”。曹操破徐州坑杀难民,“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192年,董卓部将破长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隋朝人口近五千万,近九百万户。但唐初武德年间全国只有二百多万户,到贞观时总户数才达三百余万户,仅为隋朝的三分之一。唐代生产发展了,人口又上升到五千万,但经过唐末大动乱和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时,全国登记只有三百万户左右。宋代人口又增至六千万左右,还有的学者认为宋代人口总数曾达一亿。但经过元、明两代,清初(顺治12年)1655年,人口仅为14033900人,与明末1626年(天启六年)总人口51655459相比,二十年间人口减少数千万。

       十九世纪初,相继出现边疆民族、白莲教徒等分散发动的十多次地方性大骚乱。到十九世纪中叶,发展成巨大规模的全面性起义。其中震撼南方和中部各省的太平天国革命(1850—1864年)和几乎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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