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干部作风
我们党有许多宝贵的东西。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等。这些东西曾使我们党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实际的工作中,这些东西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越来越如天外之物、如象牙塔中的经典不可企及。我们耳濡目染、我们所作所为不是和这些东西一脉相承,而是和这些东西同床异梦,甚至走向她的反面。具体表现是:一些领导对农村中存在的大量问题不去调查研究,不去探索解决的办法,而是一味地压任务、压担子;一些领导唯上唯书不愿越雷池半步,抱着江山社稷非本人所有,今朝有酒今朝醉,过醉生梦死的生活;一些领导拿维护稳定做挡箭牌,推卸责任,该管的不管,该处理的不处理;一些领导习惯以树假典型、报假数字、做假文章,沽名钓誉,乐此不疲;一些领导在台上大讲减轻农民负担,下了台对眼前加重农民负担的人和事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有的还自觉不自觉加入到加重农民负担的行列中去……。在当今恐怕没有多少人真关心农村、关心农业、关心农民!有的人关心是在照本宣科念文件,有的人关心是在作秀,有的人关心是怕出了事丢了自己的乌纱帽。现在也没有多少人真正想为农民、在为农民解决实际问题,有权的人高高在上,体察不了民情,感受不到农民的苦衷,因此就说不上“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基层干部了解农民的苦衷,又没有什么权力为农民解决问题。这些形形色色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概括起来就是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㈠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就是不分析事物的变化、发展,不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只是生搬硬套现成原则、概念来处理问题。教条主义典型的表现就是唯上唯书,凡是上面讲的文件规定的坚决照办,照搬照套,全然不顾这些针对全国、全省的原则规定是否符合当地实际,是否有利或有碍当地经济的发展。他们忘记了党的政策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这些人看起来与中央与上级保持高度一致,实质上是与中央总的精神相背离,更是与“三个有利”、“三个代表”的要求格格不入;看起来他们是对党和人民的利益负责,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乌纱帽负责,是逃避对党和人民的责任。这种教条主义的做法貌似正确,但危害很大,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内陆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
1、对法律条文照搬照套。在这里说一个种子方面的事:我县本来在杂交水稻制种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和发展潜力。早在七十年代中期我县各级领导和广大农民技术员,大胆实践,勇于创新,成功掌握了袁隆平教授发明的“三系”杂交水稻繁殖制种技术,使杂交水稻在全县迅速推广,实现了我县粮食生产历史性的飞跃。在此后十多年时间里,广大农民技术员带领农民自繁自制自销杂交稻种子,有的还与外地科技部门、公司联合搞基地,使我县杂交水稻有一定的规模。由于我县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农民娴熟的制种技术,我县生产的种子产量高、质量好,“宜南种子”成了远近闻名的畅销种子。种子成为我县有特色的拳头产品,制种成为许多农民致富的重要途径,全县因此涌现出许多制种专业村、专业户。这一切都预示着我县种子业方兴未艾。然而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颁发,此后县里以贯彻《条例》为由连续五、六年由县人民政府发布《通告》,严禁农民自发生产、销售杂交水稻种子。在此后的10多年时间里,农业、法院、工商、种子公司等多家单位对农民生产、销售杂交水稻种子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全方位封杀(铲除、没收、罚款),使一些进行种子生产、经营的农户倾家荡产。结果我县一个极具潜力的种子行业这样给活活掐死了(仅县种子公司搞了一点基地)。而县里保护的种子公司(垄断经营)也负债累累濒临倒闭。而在同一时期,距我县不远的福建省建宁县却采取了与我县截然不同的做法:全面放开,允许农民自产自售杂交水稻种子,县种子公司搞好技术服务,并提供一切种子销售、运输过程中的合法手续。结果建宁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种子大县,县种子公司也通过服务和自身经营而发展壮大。我们一些地方领导就是这样一方面拼命到外地引进项目,而且引一个失败一个,而对本县具有生命力、有优势的项目却不懂得好好培植发展。
类似的情况还有许多,依法律政策条文对各行各业都有许多限制,还有经常开展的各种清理整顿等。一些经济学者在总结温州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时坦言:温州经验概括起来就是两个字“不管”。
2、对上面政策盲目遵从。91年我市进行了一次旨在解决机关人员过多、财政负担过重的改革尝试――党政机关实行“三三制”。当时动作很大,干部热情很高,各单位纷纷制订了实施方案,有的已经开始付诸行为。然而搞了不到半年,中央针对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党政机关、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过了头、出了问题的情况,作出了决定,严禁党政机关、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于是我们坚决遵从,结果刚刚露出新芽的“三三制”改革尝试便因此夭折了。如果当时能够更多地领会中央决定的精神实质,留一些空间让“三三制”继续搞下去,或许我们能唱出一些好戏,或许不会出现目前这么大的困难。又如被称为“第二次土地改革”的土地延包工作,也不符合我们这里的实际。我们这里是81年分田到户的,当时也没有规定承包土地的期限。在20多年的生产实践中农民充分发挥其首创精神,根据各地不同情况以村民小组为单位,通过村民充分协商讨论的方法确定了多种形式的土地承包方式和承包期限(有的三年、有的五年、有的十年),而且相安无事,农民也没有担心政策变化(农民倒是希望政策变,不过其动机不是争田而是弃田)。可前几年中央决定进行第二轮土地延包工作,并要求承包期30年不变,下面依葫芦画样,结果农村多年形成的土地承包格局被打破,由此引发矛盾冲突,并为日后社会问题的产生埋下祸根(如灾后调田问题等)。其实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是不可能的事,农民也没有这个要求,再如目前正在进行的收枪治暴工作,中央的决定不会错,但各地有各地的实际情况。在山区野兽为害庄稼的情况很严重,农民甚至要和野兽争夺粮食。因此在山区保留一定数量的鸟铳十分必要,而且这样也看不出有多大的治安问题,农民使用鸟铳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可现在收枪治暴一刀切,所有鸟铳统统收缴。
3、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片面、机械理解上面精神。“稳定压倒一切”是中央提出的口号,也是全国上下形成的共识。但到底如何做好稳定工作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执积极稳定观的人认为维护稳定必须勇敢地承担起稳定和发展的责任,致力于矛盾问题的解决,而不是逃避责任,回避矛盾,掩盖问题。在解决问题的办法上不是囿于现行法律政策条文的窠臼,而是大胆地、创造性地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措施,使问题获得解决,最终达到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目的。尽管这样做可能带来一些风险。执消极稳定观的人则与此相反,这类人以怕激化矛盾为由,对存在的矛盾问题,能拖则拖,能捂则捂,能躲则躲,实在拖不下去了就作无原则的处理,生怕处理不好惹来麻烦,甚至丢了乌纱帽。但这样做可能使问题更复杂、更严重,解决起来也更困难,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在实际工作中执消极稳定观的干部很多。这里说一个关于干警不得参与非警务活动,关于法院不得受理农村计生、税费收缴案件的事。笔者想如果我们的党政领导、司法部门的领导能够顾全大局,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基层着想,甚至想一想自己的工资是怎样来的,服装是怎样来的,能够承担一点责任的话,是能够在不违背法律政策精神(不是条文)的前提下为农村诸多问题的解决助一臂之力的。像法院可在每个乡选择受理1-2个有代表性的拒交合理税费的案件,惩一儆百,帮助基层打开税费征收的窘困局面。
㈡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利益,只知道发号施令而不进行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官僚主义有多种表现:
1、不顾实际下达高指标。高指标广泛存在于各个领域,如党、团、妇、民兵等组织机构的升级达标指标、报刊杂志征订指标、财税收入指标、乡镇企业产值利润指标、农业种植计划指标、新技术及配套物资派购指标、扫盲指标等。高指标再通过行政手段迫使下级无条件完成。
2、主观臆断作决策。不作深入的调查研究进行民主科学的决策,而是凭想象、凭热情、想当然作决策。如前几年栽油菜,本来我县20多年前政府就号召农民栽油菜,但终因各种原因没有被农民接受。到了九十年代初中期政府又年年用行政手段强迫农民栽油菜,并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全党动员全民动手。于是机关干部停工、学生停课、农贸市场关闭,统统下田栽油菜。然而不管怎么压怎么动员农民就是不接受,结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号称8万亩油菜(我县),实际不足千亩,这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乡村花血本在公路边搞的“示范点”,以应付检查。后来政府不抓了,一千亩也没保住。又如我市有特色的夏季林业会战,这项政策的出台大概是在七、八年前地区某位领导某日突来灵感:在春插结束后到“双抢”前不是有段空闲时间吗(5月中旬至7月上旬)?用这段时间来造林不是很好吗?于是一项英明决策诞生了:每年在全区开展轰轰烈烈的夏季林业会战。然而领导忽视了几个最基本的事实:一是山区多数地方是以一季晚稻为主,这段时间正好是一季晚稻栽插的大忙季节;二是春夏之交是柴草生长的旺季,这时搞抚育,柴草砍了不出一个星期就又会马上长出来,根本没有;三是春夏雨水多,这时就挖好今冬明春栽树的坑穴,十有八九要被雨水冲刷淹埋,因此这个时间搞造林整地、抚育只能是劳民伤财,而不会有多少实际效果。然而任务下达了,下面就必须完成,况且上面还要派人检查。于是下面明知没有效益也只好硬着头皮搞,农民接受不了乡村用钱请人搞。98年某乡在全乡抽调上百名劳力在公路旁边的山上进行了大规模的造林整地,一共花了三万多元,然而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并没有多少实际效果。
3、领导脱离群众。在五、六十年代领导和群众“三同”、“五同”那是真的,然而物换星移到了现如今,再要真正“三同”、“五同”是不可能的,大概也没有必要了,但群众呼声还是要听的,下面实际情况还是要了解的,可是这样的要求现在也难以实现了。现在普通老百姓是很难接触到上面的领导,尤其是县以上领导,偶尔接触到了也不敢说、不能说真话。现在领导下基层者是经过精心策划,领导吃、住要精心安排,领导走的路线要精心选择,如遇下雨天路滑要用草袋垫好,领导接触的人员要严格挑选,领导走访的群众要临时培训,领导下基层的消息要严格封锁,以防止走漏消息,使一些有问题的群众找领导反映情况。地区主要领导、省里领导下来要“戒严”,事先把影响市容的乞丐、摊贩、“拐的”赶走,还要派人密切监控那些上访“专业户”或有集体上访苗头的群众,一旦有情况立即派出得力领导出面安抚。这样就给上级领导一种国泰安民、歌舞升平的好印象。领导下到基层更是前呼后拥,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鲜花、笑脸,听到都是掌声、笑声,还有就是恭维迎合的话、漂亮好听的话,感受的自然是形势一片大好、人民安居乐业。时间上也大都是早出晚归,看几个点,座谈座谈,然后打马回朝。前几年省委书记到华川县某乡视察,乡领导把好几户人家猪、鸡、鸭赶到一家说是养殖大户,到我县某乡视察,乡里安排把别人的彩电、冰箱等家电搬到书记要走访的农户家。这类事情现在是司空见惯,群众闻见只是叹气摇头。
这样下基层能了解到真实情况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现在很多人怀疑我们的领导尤其是中高级领导到底了解不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如果说不了解也不太可能,因为领导有多种途径可以得到真实的信息;如果了解的话为什么会容忍这么多社会问题存在下去?也许领导回避实际问题是为了避免给下级难堪,给下级难堪就是给自己难堪,还有了解问题就意味着要解决问题,就意味着承担更大的责任,这在当今恐怕不是一些领导喜欢选择的工作方式。
4.当官做老爷。一些领导高高在上,摆官架子,打官腔调,布置工作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权压人,以势逼人,对属下的不是动辄耍权威骂人、扣帽子、打棍子(以撤职相威胁);一些领导上没吃透政策下不了解实情,讲的话通篇都是官话、大话、空话、套话、训话,没有一点实际内容,还自以为水平很高,把基层干部群众当小学生看。无怪乎现在社会上流传一句顺口溜,说现在的干部是“六打”型干部:上午打屁(讲话作报告)、中午打隔、下午打牌……;一些领导信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信条,听不进不同的意见,更听不进反对的意见,老虎屁股摸不得,希望自己的部下百姓个个是奴才是愚民;一些领导贪图享受,讲排场、争位子、划等级、搞攀比、要特殊化。
5、衙门作风。颠倒“主仆关系”,即所谓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索拿卡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等。
6、不关心群众疾苦。现在领导似乎不时兴或忘记了关心群众生活。你有困难、没饭吃是你没本事,是你的命。对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非要等到群众上访才能引起领导的重视(这是上访现象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一些领导对农民群众的困难苦衷不甚了解,更谈不上有切身体会(在吃、住、行、娱乐等生活工作的各个方面,领导和普通老百姓几乎是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对减负工作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没有实际行动,办事想问题总想打老百姓的主意,总想在老百姓头上搞几个钱。上面规定要农民出的钱事要加码,上面规定不能让农民出的钱事要硬加给农民。有的领导直言:什么是优势,人口就是优势,每人头上加1元全乡全县就是上万、几十万元。一些单位和领导,只要是对本单位有好处、对本人有好处的事,便不惜采取种种手段变着法子向农民伸手要钱。一些领导对群众不关心,对基层干部也很少关心。
㈢、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就是片面地注重形式不管实质的工作作风,或只看到事物的现象,而不分析其本质的思想方法。形式主义在实际工作中同样有各种表现:
1、各种检查。检查本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已布置的工作进展或完成情况的督促检验,以便总结经验推动下一步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检查却不尽如此,有的检查和接受检查往往代替了本项工作,有的检查变成某些单位和个人达到某种目的一种手段。应付检查有时比做实际工作更难,因为工作做得好与坏全凭检查组一锤定音;因为检查结果与一个单位和单位领导的政绩、利益(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基层最怕的就要算各种检查了。基层对检查存在六怕:一是一些工作本身就是官僚主义的产物,不切合实际,在实际工作中不可能完全做到或根本做不到,现在要应付检查只有绞尽脑汁想办法,或花钱搞几个“点”或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或编造谎言,这是一怕;二是检查多注重面上的、虚的东西,注重过程,而忽视结果。如开了多少个会要检查记录,制度是否上了墙,是否“五子”齐全(房子、牌子、桌子、章子、票子)等等,检查内容少则十项、二十项,多则四、五十项,在这些项目中实际工作结果反倒不重要,占分不多,因此工作做得好并不等于检查结果好。而做那些虚假的、无用的东西最烦人、最使人反感,而且浪费精力、浪费财力,这是二怕;三是检查组的吃住行玩安排是否妥贴直接影响检查结果,有的吃饱喝足还要带回土特产,重要的检查还要送红包,这是三怕;四是在检查中如不注意得罪了某个检查组成员或检查组某个成员不知深浅非要找茬挑刺那就惨了,这是四怕;五是一些部门借检查的时候收报刊杂志费、资料费等,不给钱检查就过不了关,这是五怕;六是检查太多,县里有多少部门,就有多少检查,使基层应接不暇,难以招架。好在现在检查大多都会提前打招呼,让你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准备(乡里检查村组联手,县里检查乡村联手,市里检查县乡联手……以此类推)。准备什么呢?说穿了就是包装做假,还有检查大都是所谓一听、二看、三访,也好对付。
类似的检查还有评比、验收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检查都流于形式(包括减负检查),都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效果。在这里说一个“双基”检查验收的事。1985年李鹏总理在七届人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向世人宣布我国到2000年要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简称“双基”)。那么历时15年的“双基”教育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呢?国家有关部门称全国98%的市县通过了“双基”国验,也就是说我国已经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国内舆论因此称赞我国“双基”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双基”教育为新世纪奠基!但实际情况如何?说句大实话,农村孩子读完初中(八年)的比例不仅没有提高,反面不断下降,有的山区中学学生辍学高达40-50%;扫盲呢?可以说一个“盲”也没有扫,因为农村根本就没有做这项工作,也很难开展这项工作,农民也没有脱盲的强烈愿望。那么“国检”、“省检”是怎样通过的呢?一言蔽之就是开展有组织的、大规模的造假运动。在笔者的印象中这是为应付检查所进行的、最大的一次造假运动,而且历时最长、花钱最多。全国最起码在经济欠发达的市县应当都是如此。
2、各种典型、经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树立典型、推广经验也是我们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方法和优良传统。然而现在典型、经验很多,但却良莠难辩,很难使人们相信并学习效仿。应当承认现在假的典型、假的经验很多,有的是出于某种目的用钱刻意培植起来的;有的是记者用花环编织包装出来的;有的是完全胡编杜撰出来的;有的是芝麻说成西瓜,树木说成森林。现在的领导也热衷于树典型、总结经验,并美其名为“工作艺术”。领导这样做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作为一种时尚迎合上级领导的需要,使领导下来有看头,写报告有素材;二是不要花很多精力却能体现政绩,并为“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作好铺垫,可谓沽名钓誉;三是以树典型代替全面工作省时又省力。如此真可谓一箭三雕,有百利而无一害。当然对领导者无害,对党和人民利益的却危害极大,它扭曲了人们正确的价值取向,误导了人们对事物的正确认识,最终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削弱了党和政府的凝聚力、战斗力。尤其是一些本来不存在或不成功的经验却被要求在全省、全国推广,其危害就更大。
如我县的农村合作医疗经验曾得到国家卫生部的肯定,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彭佩云同志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把我县的农村合作医疗经验作为一种成功的模式向全国推广;96年3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重要时段曾对我县的经验作过报道,97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卡伦盖博士专程到我县考察,也就是说要向第三世界推广我县的经验。然而这基本上是一个假的经验。又如98年作为江西省卫生系统出席“全国抗洪抢险先进单位、先进个人表彰大会”聆听江总书记报告,接受党中央表彰的两个代表之一的我县港口乡某医生,其抗洪抢险的事迹纯属子虚乌有。又如20多年来各级政府和农业部门以及村组织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推广了大量所谓农业新技术,但真正有用的为农民接受、产生了效益立并巩固下来技术很少很少。20多年来在农业上就算推广袁隆平教授发明的杂交水稻以及以后不断推出的杂交稻新组合,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再有就是各类化肥、农药、除草剂的推广使用对提高产量和农业劳动生产率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除此以外,相当一部分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始终没有走出试验田,或推广了一、两年就夭折了,或只是在很小的范围推广使用。如再生稻技术、垄作栽培技术、旱床育秧技术、配方施肥技术、抛秧技术、稻田养鱼技术、陆稻栽培技术(其中有几个品种还是李鹏总理是从巴西带回来的)等等。为了推广这些技术,各级政府、农技部门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许多农业科研、技术推广部门也因此获得了众多成果奖,官方、媒体都宣称这些技术取得了成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说句实话,这些技术都没被农民广泛接受,没有推广使用,也没有产生什么经济效益。换句话说,这些成果只停留在农技部门试验田里、在领导报告里、在总结的材料里、在一些政府部门的账面上。
3、虚报浮夸。有人说现在的虚报浮夸风比58年还厉害,这点笔者不敢苟同。但关于农村各方面情况的官方统计公布的数字都不同程度渗入了水分,有的水分高达100-1000%。有水分是绝对的,没有水分是不可能的。财政收入、乡镇企业产值、农民人均收入、计划生育、人口普查、招商引资、自然灾害(98年洪灾损失被夸大了许多)等都有相当大的水分。
4、文山会海。精减文件、精减会议讲了多年,但收效甚微。一些部门以下文开会代替工作、代替其应承担的责任;一些部门只管下文而不管文件内容是否切合实际,也不管文件落实的实际效果;一些部门除了下文、开会、检查,似乎就没有其他工作可做,于是工作就等于文件旅行,文件来文件去,空对空,实际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这大概是打字行业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有的几个人的单位一年的打印费上万元)。
5、“工程”、“计划”、“基地”过多过滥。相当一部分领导或多或少存在一种“浮躁心理”,热衷于“轰动效应”。每换一届新班子都要提出若干“工程”、“计划”、“基地”,如蚕桑工程、鹅鸭工程、661工程、五大基地、八大产业等等,洋洋洒洒,气势恢宏,然而由于这些东西并不是来源于实际、来源于科学或者本身没有多少实际内容,因此群众并不接受或无法接受,结果一头热一头冷,最后花点钱搞几个点点缀一番便草草收场,偃旗息鼓,等到下届领导上任又换个新花样。
从这方面看,我们的政府似乎“太有为了”,左一个工程、右一个计划,今天叫你种草,明天叫你养羊,搞得基层疲于应付、劳民伤财。因此现在该是说“无为而治”的时候了,西汉初年,刘邦采纳了他要人士陆贾“无为而治”的主张(主要是说: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使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刘邦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我们是该让农民休养生息,让“逼民致富”的口号休矣!让农民按照市场的要求自主生产;让政府有限的钱花在刀刃上;让执法部门少扰民,让政府各部门少向农民索取些。当然“无为而治”不是躺在那里什么也不干,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也就是要转换政府职能,把政府该做的事做好,把发展经济的软硬环境建设好。
6、“点与线”现象。现在许多工作都强调抓“点”,说是以“点”带面,其实是以“点”代面,以“点”盖面。所抓的点都美其名为“示范点”,其实是“官赏点”、“政绩点”,并无示范之功效,如小康示范村、养猪示范村、改厕示范村,还有示范乡、示范户、示范街等等。另一个就是这些示范点多被要求安排在公路两旁:造林要造在公路边,油菜要栽在公路边,香菇要种在公路边……为什么要这样做?方便“官赏”,体现政绩也!
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是三个孪生兄弟,它们互相关联,互为因果。它们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共同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对党和人民的利益极端不负责,把个人利益看成高于一切的利益。由于这些非无产阶级东西的存在,使我们政府工作虚功越来越多、实功越来越少(现在县乡除了抓财税任务的实现和城镇建设可以谓之为实功外,其他还有多少实功?);使我们的政策离实际越来越远,以致形成两张不能粘合在一起的皮,使中央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许多重要活动的效果大打折扣。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现在该是清算这些非无产阶级的东西给我们党和我们的事业造成危害的时候了!
四、腐败现象
日益公开化、普遍化的腐败现象在所有层面加剧了农村矛盾,恶化了干群关系,破坏了社会公平,打击了人们的信心,直接、间接加重了农民负担。腐败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近几年党和政府加大了对腐败个案的查处力度,惩处了一大批贪官污吏,但对面上的、公开的或者说合法的腐败的治理力度却远远不够,使这类腐败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面还在滋生蔓延、这种反腐败做法似乎是“本末倒置”的,因为面上的、公开的或者说合法的腐败现象范围更广、数量更多、危害更大,而且这类腐败几乎没有风险,所以腐败者可以肆无忌惮无所顾忌。这类腐败使许多公职人员的私欲无限膨胀,使纳税人的钱、农民的血汗钱大把大把填进了一个又一个黑洞!早就有媒体披露,全国每年公款吃喝2000亿!还有那如天上星辰般数不清的小汽车和楼堂馆所,要多少亿?腐败风在基层主要表现为奢侈风、送礼风、贪污风。
1、奢侈风。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没搞上去,但公职人员的工作条件、生活待遇却要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提升,并且还要横纵攀比。横向比有:国内与国外比,内陆与沿海比,小城镇与大城市比,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比,地方机关与垂直管理单位比,同为地方机关待遇差的单位与待遇好的单位比;纵向比有:乡里同县里比,县里同市里比,一级级往上比。比什么?比办公条件、比小车数量档次、比工资高低、比奖金福利多少、比宴席标准高低……。一比优越感没有了,心里失去了平衡,觉得世道不公,觉得受了委屈。于是小房要换大房,大房要豪华装修,没车还买车,有车要换高档的,工资高了发奖金,发了奖金发实物。吃东西时兴“猪鱼鸡鸭赶下去,王八乌龟爬上桌”,抽烟要极品、贡品,喝酒要名酒、洋酒,吃饱喝足去跳舞,还要按摩和桑拿,有了电话要手机,有了手机要电脑,单位腻了要出游,游完国内游国外……。
在奢侈风中首推吃喝风。提起吃喝风使笔者想起了一件难忘的事。那是在1993年5、6月间,记得是中央“两办”第三次为制止吃喝风专门下文要求立即刹住吃喝风。中央文件一下,下面闻风而动,我县马上在电影院召开了大型动员大会,专门传达贯彻中央关于制止吃喝风的文件精神,当时县委书记在报告中感慨地说:如果这次再刹不住吃喝风,我们共产党人真是不可救药了……。当时要求很严,规定从会议当天起禁止一切形式的公款吃喝行为,当天中午已经安排的宴席都必须撤了,不准再吃,对出差在外的干部要求立即打电话通知其在外不准公款吃喝,以免犯错误,所有违犯规定继续公款吃喝的行为必须严厉查处。然而这次中央制止吃喝风的措施起作用的时间最短,仅一个月吃喝风就回潮了。从此以后中央再也没有采取过类似这种非常严厉的方式制止公款吃喝风。十年来我们就是这样一路吃过来的,吃光了山、吃完了地,吃掉了党心、吃掉了民心,吃得田里不长苗、吃得工厂不冒烟,吃得干部没工资、吃得乡政府要破产……。这期间每年中央也曾三番五次、三令五申要求禁止公款大吃大喝,但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丝一毫的作用。
公款吃喝成了理所当然的、再平常不过的事了。一个单位电话可以撤了,房子可以卖了,工资可以不发,但吃喝不能少。有钱要吃,没钱贷款要吃,砸锅卖铁也要吃,吃喝费成了一个单位压倒一切的首要开支。于是我县南岗乡龙下村三年吃掉17万元,某乡五、六个人的粮站一年吃喝费20多万元(前面讲的粮食银行挂帐1个亿的原由大概可以在这里可以找到一些答案,不过这是粮改前的事)。有的一个单位一年的吃喝招待费等于本单位干部职工工资的总和。同时吃喝费还是“万能费”或无底黑洞,游山玩水记吃喝的帐,个人请客送礼记喝的帐,按摩桑拿记吃喝的帐,私分公款记吃喝的帐……。反正一切与现行财经纪律相悖的开支统统列入招待费开支。于是一个单位或个人违纪金额几千元就要受处分,而几万、几十万的吃喝费无人过问;于是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不取消招待费就反不了腐败。一个县一年公款吃喝开支要多少?一些山区小县保守的估计也要300万!
在奢侈风中排行老二的要属争购小车风。小车是一个单位和单位领导地位、身份的象征。单位小车实际上就是单位领导的专车,而专车就等于私车(无怪乎有人说我们领导享受的是供给制,吃饭用车都是免费供应,有的住房、用水、用电也享受免费,社会上还有人总结了领导“四个基本不用”)。一个领导调入某单位,到的就是搞车,没车要买车、旧车要换新,低档要换高档。为了搞车可以费尽心机、“挖地三尺”甚至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去弄钱。于是上面专项经费挪用来买车、救灾扶贫资金挪用来买车、卖房卖地的钱用来买车,不行贷款也要买车……。六、七十年代县委县政府也只有几辆吉普车,可现如今30多年过去了,农民依然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种地,而官车却增至300多部,而且相当一部分是中高档轿车。县领导自不必说,县直委局一个单位少则一两部小车,多的四、五部、六、七部甚至一、二十部小车,每个班子成员都有一部专车。现在没车的单位越来越少了,没车的单位被看成是没用的单位。
有车就要养车,一个驾驶员年工资1万,修理费、油费少则二、三万,多的四、五万,更有甚者。据报载某单位一辆桑达纳一年的修理费、油费高达31万。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费用,原因是修理费、油费是除吃喝费外又一“无底黑洞”,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放。一个县一年官车要花多少钱?一个山区小县大概要500-800万元。
奢侈风除以上讲的两项外,还有楼堂馆所,还有豪华装修,还有办公室现代化、通讯现代化等等。这些都是要花费大笔钱的。
要奢侈,可钱从哪里来?渠道有两条:一条是打报告向财政要。现在各地财政都比较困难,通过这条渠道要钱是有限的。另一条就是凭借本单位掌握的权力直接向下属单位要钱或创收。于是一些单位以神圣的名义冠名的专项收费成了创收手段,编印学习宣传资料成了创收手段,办培训班研讨班成了创收手段,编印学习宣传资料成了创收手段,升级达标成了创收手段,评先评优成了创收手段,以服务为名提供配套物质成了创收手段,甚至开会发奖牌也成了创收手段……。于是执法机关、乡政府明里暗里下达罚款指标;于是创收成了大多数单位压倒一切的工作;于是大家都想着法子在农民头上打主意;于是农民成了“唐僧肉”,农民负担越来越重,乡村债台越筑越高;于是党和政府威信越来越低……。
2、送礼风。改革开放初期,人们要办点事,下级要与上级沟通感情,送点土特产即可,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时兴送钱了。领导家里婚丧嫁娶要送、逢年过节要送、生病住院要送,创优评先要送,跑项目贷款要送,单位要送,个人要送,小事小送、大事大送,无礼莫进门,无礼办不成事。
3、贪污风。贪污已呈现出公开化、普遍化的趋势。现在似乎谁都知道身边的领导在搞贪污,而且知道他们是怎样搞贪污,贪污了多少钱(大概数),甚至形成了一些公认的贪污模式、贪污标准。如某局长、某级别干部一年可捞到多少多少钱。贪污风几乎在所有行业、所有领域都广泛存在,尤其是在一些重要领域的贪污现象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有道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
这些腐败现象如果是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也许影响会小一点,人们也较容易忍受。可是它发生在贫困地区,发生在农民子女读不起书,下岗工人基本生活无保障,干部、教师拿不到工资的背景下,这些奢侈风、送礼风、贪污风实际上就是一种穷奢极欲,就是一种犯罪行为。腐败不除所有旨在解决农村问题的努力都将最终付之东流,腐败不除国无宁日。
五、冗官、冗员、冗费
很难想象我们这样一个只有20多万人口的山区农业小县,绝大部分都是世代种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何以要供养浩浩荡荡近万名非生产人员(其中“吃皇粮”七千多人,自收自支单位也多以农民为收费对象);何以要六、七十个局委办,还有两级政府,几千名行政干部(其中副科级以上干部七百多人)来管理农民种田;何以要多得像蝗虫般的小车一天到晚奔驰在乡间大道;对绝大多数手无寸铁的农民,何以要庞大的公、检、法、司机关(三百多人)和数不清的头戴大沿帽的各类执法人员……。
在乡镇,八十年代初中期乡里没有七站八所,县里局委办的业务工作一般由一名乡干部或招聘的农民担任,而且一般一名乡干部要同时担任几项工作。如公安特派员、土管员、计划生育助理员、护林员等,那里称这些员为“七员八员”,而且工作开展得很好。现如今这些“七员八员”全部变成“七站八站”(都是基层行政或事业单位),几乎所有县里重要的职能部门都把“腿”往基层延伸(设站),因此县里有多少重要的职能部门,就有多少条“腿”往乡里伸。现在乡里有多少站所,数不清楚,大概20来个,人员也由原来的一个裂变成现在的两三个、五六个甚至二十多个。如此多的机构人员更好做工作吧!其实不然,反而不如以前好做工作,因为这些“七站八站”的人财物大多都归县主管局管理,乡里能奈他如何?有庙有和尚就要“制造”工作,就要吃饭,就有诸多的开支,尽管他们相当一部分是吃“皇粮”的。因此创收为其自身服务成了这“七站八站”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工作,而且其创收的手段绝大多数并不是服务,而是凭借权力对农民收费罚款。
乡里如此,县里也差不多。让我们不解的是,按说我们的国家很穷,财政很困难,对进入“吃皇粮”队伍的人必须严格控制,因为这支队伍每增加一人就意味着农民每年又要花300担谷子来养他,一年300担,十年就要3000担!或者说又要由20个农民来供养他!这应该说是个天大的问题。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些年对于许多人来说进“吃皇粮”的队伍是件并不困难的事,只要你有关系或者有钱!这些年人员膨胀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方面:①大中专毕业生分配。正取的是一部分,还有大量的所谓自费、委培、定向、内招等,考试分数再低只要多交钱也能读,读完了拿到文凭就要分配;②军队转业、退伍军人;③花钱买。先花一至两千元买个农转非指标,再花五千至一万元买个全民或大集体职工指标,再下步便可进机关当聘干或职工;④招干。一些部门放着大中专生不要,直接从社会上招收干部;⑤聘干。直接从企业、农村等招聘干部或职工,聘干以后再转为正式干部;⑥原来自收自支的单位挤进“吃皇粮”的队伍。如乡镇农业“五站”,还有广播站、企管站等,以前只有农技站中的国家干部“吃皇粮”,其他都是靠自己服务创收。而现在这些站所全部变成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享受财政全额或差额拨款,而且其人员大部分都转为国家聘干或正式职工。然而这些站所的工作人员几乎100%都在做生意赚钱,而且还享受国家政策性垄断经营的特权,牟取垄断利润。这些站所基本上没有多少代行国家管理某行业的职能,也没有多少无偿服务农业的职能。这类单位的工作人员一面拿国家的特许政策赚农民的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一面国家还要付工资给他们,而且工资标准还比机关干部高,真不知是国家钱多得用不了,还是某领导喝醉了酒作的决定;⑦企业干部、职工调入行政事业单位。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人们非常看中“铁饭碗”,都希望能吃上“皇粮”。于是机构越来越臃肿,人员越来越膨胀,财政负担越来越沉重。
冗官、冗员、冗费的原因主要不在下面而在上面,因为所有下面增设机构,增加人员的措施都是按中央、省里文件精神要求进行的。
六、新闻媒体
农民过重负担的形成,农村诸多矛盾的产生,新闻媒体脱不了干系!在农民负担形成过程中,媒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媒体的主管部门还通过强行征订报刊杂志、强迫农民安装广播等直接加重了农民负担。
一些媒体通过主观的、片面的、夸大的报导粉饰、掩盖了农村中存在的矛盾问题,误导了人们对农村形势的正确认识,使人们感觉“形势一片大好”;一些媒体片面、不适当地、过多地报道基层干部、基层工作存在的某些问题,挑拨了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关系,并使一些农民误认为基层干部、基层工作都如媒体讲的那般,农村中诸多问题都是乡政府造成的。因此加剧了农村中的各种矛盾,尤其干群矛盾,打击了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好的典型、真的英雄是媒体塑造的,假的典型、假的英雄也是媒体塑造的,还有假的成就、假的成果、假的收入、假的技术……,也都少不了媒体的鼓噪宣传。
有人说现在什么都是假的(应当说是有假的),只有假的是真的。在所有涉假的行业中,新闻媒体算得上假东西最多的行业之一。一些新闻媒体除了文艺、知识、信息外多是一些假、大、空、浮、浅的东西,很少有客观、真实,有深度,能给人教育启迪的报道。有些报道是为了迎合时尚、图解政治;有些报道纯属子虚乌有、胡编乱造;有些报道实则是为他人包装做广告……。以用事实说话而标榜的“焦点访谈”也不能保证其客观公正。几个月前该栏目制作了一个专题节目:“远离口蹄疫”。节目中主持人说我国两年以来没有发生“口蹄疫”(我国称“牲畜5号病”),然而就在节目播出的当时,全国各地都相继暴发了“口蹄疫”,我县也不例外。
虚假的报道看了让人厌恶、让人不屑一顾,并使人们从此拒绝刊登虚假报道的媒体或把它作为茶余饭后的笑料来读。虚假报道糟蹋、浪费了大众传播这一宝贵的资源。
第四章 农民负担过重的深层原因
一、历史原因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社会里,统治者的政权是依靠对广大农民的残酷剥削而生存的。在封建社会农民处在社会的最低层,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可言,农民为统治者当牛做马,一直是统治阶级剥削、奴役的对象。为了维持庞大的封建专制国家机器,为了满足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和贪官污吏的无边欲海,统治者对农民实行敲骨吸髓的盘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推翻了封建社会,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人民群众当家作了主。但历史是不能完全割断的,历史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会出现“惊人的相似”。尽管历史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尽管民主与法制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最强音,但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在骨髓中都深深地刻下了农民天经地义生下来就是低人一等,就是被剥削的对象,就是不配享受城里人该有的一切。这种观点存在于每一个人的意识之中,包括农民自己。于是“红脚都”(土话,即小腿)要吃红脚都;白脚都更要吃红脚都(意指农村干部要“吃农民”,国家干部更要“吃”农民),商人要“宰”乡巴佬,文艺作品把农民的弱点作为笑料……。这种“轻农”、“吃农”意识在现实生活中有多种多样表现。奢侈风是一种;不尊重农民的正当权益,随意加重农民的负担是一种;国家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也是一种。建国以来国家在优先发展工业、优先发展城市的指导思想下,对城市和农民实行了两种不同的政策,以致形成了城乡二元的政治经济结构。在权利方面:农民在户籍、上学、就医、就业、参军等诸多权利方面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一个农转非指标可卖几千元便是这种差异的货币表现);在经济方面:计划经济时代主要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和工农产品剪刀差,市场经济时代主要通过不合理且苛重的负担(诸如民兵训练经费,教育附加费、计生经费、优抚金等为什么只有农民要交,而城市居民不要交?)使农民创造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过度地流向工业、流向城市,并由此造就了“三大差别”,应当说这是我国最大的“种族歧视”政策。
二、政治体制的原因
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承袭了过去中央集权和人治的统治方式。在人治的政治氛围中“官本位”的色彩必然十分浓烈,其主要表现和特征是:㈠单一行政化的社会体制。为了便于高度集权、实行自上而下的统一管理,统治者力求造成一种格局,将整个社会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的体制结构;将所有的人、所有的组织和部门都分别归入行政序列,规定其等级,划分其行政权限,并最终服从统一的行政控制。㈡个人权力至上。在这种单一行政化的体制下,不是整体的规则、秩序、法理的统治,而是个人的统治;不是法定程序支配,而是“长官意义”支配;相反,规则和程序却常常可以因人(尤其是一个地方的党政一把手)而易,因此,长官个人的素质如何往往起着决定作用,等等。㈢自上而下的单向隶属关系。在这种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中,等级森严、秩序分明,但官员之间的分工,并不意味着相应的权力与相应的责任达到统一和自身相对独立,而是他们的“级别”更具有实质的意义:“用人权是最大的权”---管人比干事更有力,“官大一级压死人”。“官本位”实际上是一种“人本位”(异化了的人本位)、“权本位”。是一种单一地崇拜权力、服从权力的制度,它自身缺少对权力的足够制约和监督,并且自己也不能造成这样的机制。在人治的政治环境中,要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是十分困难的。
在我们的工作实践中,在一个单位,领导个人的意志往往成了唯一的意志,起决定作用的意志,并要使之上升为集体的意志,然后让其管辖内的所有人接受。这也就是所谓的“言出法随”。一些领导就曾直言不讳地说:我就是某委、某政府,某委、某政府就是我。这种决策机制无疑存在巨大的风险性,它像“押赌”一样,将一定区域内人民群众的命运押在某一、两个领导人身上,一人头脑发热可能使全县或全乡人民遭殃,当然一人英明也使全县或全乡人民受惠。
由于在统治阶层内存在与权力相伴的巨大利益需求(或称经济特权),又由于这种需求缺乏外部力量的约束,因此其利益需求(经济特权)呈不断膨胀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更刺激了这种利益的膨胀。于是这些年政府机构迅速膨胀,每个部门都要拼命把自己的机构向纵、横两个方向延伸,都要争编、争级别,有的完全是因人而设岗;于是皇亲国戚、掌权者的七姑、八姨、都要拼命涌入政行机关,涌入司法机关;于是一些部门放着在机关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不要,非要从社会上、从农村招聘工作人员(何故?自己的人便于管理)。现在乡里七所八站绝大多数人员,都是这样来的,而大量科班出身的乡干部却在乡政府机关无用武之地。
利益膨胀的另一个表现是特权思想、享乐主义、奢侈风。如争购小车、公款吃喝、兴建楼堂馆所等,使行政管理的成本快速提升。为了满足这种欲望就要有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持,于是权力(管理)变成关卡,变成为其服务的手段。
三、农民的劣根性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农业社会里,农民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传统的农业生产,生产方式极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产品以自给自足为主。在生活方面,由于交通闭塞、通讯落后,农民很少与外界接触,从而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封闭式生活,更谈不上接受西方民主与科学的熏陶。同时封建统治者长期实行愚民政策,对农民实行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思想上控制。在文化方面向农民灌输的都是一些儒家哲学、孔孟之道,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宣扬宿命论,要求农民效忠统治者,当顺民,心甘情愿受剥削、受压迫。久而久之就把农民塑造成了懦弱、麻木、本分、愚忠、逆来顺受等奴财性格,同时又有自私、狭隘、保守、不团结、自满自足等弱点。这些性格弱点在中、老年农民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农民的这些劣根性使许多农民不敢理直气壮地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而是任人宰割、任人欺凌。
第五章 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的解决办法
从前几章的分析可以看出,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的形成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农民负担问题与其说是个农村问题,不如说是个社会问题。因此解决农民负担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需要经历长期艰苦的努力。同时我们必经看到由农民负担问题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已日趋尖锐,己危及基层政权的稳定,危及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农民负担问题已经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种种情况表明,我们必须来一场真正的、更深层次上的改革或者说是改革的“攻坚战”,对农村及涉农的各方面的体制、制度进行全面、重大的改革。
一、解决农民负担问题需要廓清的几个思路
1、首先我们必须对农村整个形势,对农民负担的现状做出较为准确的分析判断,对我国基层的政权结构、经济结构,包括权力运作机制,财政支撑体体系等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透过现象寻找出事物内在的本质和规律,在此基础上制订出包括农民减负在内的农村政治经济整体改革方案。
2、从长远、从治本的角度看,农民负担问题、农村问题的最终、最理想的解决取决于整个上层建筑的变革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与进步。否则农村改革将很难成功,即使暂时成功了,旧体制的习惯势力还会卷土重来把改革成果吞噬了。上层建筑的变革与生产关系的调整主要包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民主政治,转变政府职能,改革财税体制,实现精兵减政等等。由于上层建筑的变革与生产关系的调整难以较快实现,因此,农民负担问题、农村问题最终、最理想的解决将是一个艰难的、漫长的过程。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可以放任农民负担问题、农村问题不管,相反必须在积极进行生产关系调整的同时加大农民负担问题、农村问题的治标力度,迅速遏制这些问题进一步发展的势头,使农民负担问题的解决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效,并以此推动其他领域的改革。
3、对我国现行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应当有一个辩证的认识。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在公民权利上农民与城市居民不平等的待遇:在经济上国家通过价格的政策(工农产品剪刀叉)和再分配政策(过去以实物形态为主,现在以价值形态为主)使农民利益过多、过度地贡献给了国家,给了社会。应当承认这其实是对农民剩余价值的过度索取,也就是说是对农民的剥削。这种制度的存在或许应当说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或者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一制度使我国(尤其是在建国初期)获得大量的建设资金(或资本)用于工业和城市的建设,使我国工业和和城市得到较快的发展。同时通过平调劳力或以资代劳建成大量的基础设施,如铁道、公路、水库、水坝,还有开垦农田,植树造林等。这些基础设施和农田,森林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物质基础,没有这些物质基础,改革开放20年就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短期内还难以实现社会公平。因此,这种政策体制还要存在下去,换句话说我们仍然要维持对农民的“剥削”。我们所能做、所要做的是必须使这种“剥削”有度,并逐步减轻这种“剥削”,直至消灭“剥削”,消灭歧视,实现完全的社会公平,完全的法治社会。我们有责任使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尽可能地缩短。离开了这种认识,我们就会犯错误,就会出问题。这些年农村问题产生就与此有关(一方面我们的政权体制依赖对农民的“剥削”,一方面又说不能“剥削”农民并出台相关的政策,一切矛盾冲突由此产生)。
4、对农村现行的税费制度应当有一个辩证的认识。现行的农村税费制度及其在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具体做法,加重了农民负担这是事实,但我们同时必须看到这一体制是在政府机构膨胀、运行成本提高、国家公职人员大幅增加和国家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的背景下形式的。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它的存在在一定程度维护了社会的稳定,确保了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行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因此它有“功”的一面;同时一些税费具体分摊、征收方法是基层干部群众在长期的工作实践摸索总结出来的,是在经历了:尝试--抵制--说服--接受,经历了与农村实际情况反复磨合后形成的,有许多凝聚了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心血和智慧,是一些宝贵的经验与财富,因此它又有“理”的一面。当然不是说现行政策不要改革,只是说在改革中要处理好破与立、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避免出现全盘接受和全盘否定两个极端。笔者认为中央农村税费改革方案存在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
5、对农民的思想觉悟、法律意识有一个客观正确的评价。中国农民具有勤劳、善良、富有牺牲精神的一面,但同时作为小生产者还存在自私、狭隘、保守的一面,尤其是少数农民懒惰、刁蛮、冷漠、极端自私,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十分强烈。在农村每个地方都有一部分村民经济条件不错、有承受能力,但就是不愿意履行交纳合理负担的义务,这些人或找种种借口拖延搪塞或公然拒绝交纳。有的所谓见多识广或者在社会上有些能量的人懂得一些政策法律,知道司法部门不管收税费的事,乡干部又不能采取强制措施,于是钻政策法律的空子,明拖暗顶,就是不交税费。有的自己不交,还煽动群众也不交,在当地起了极坏的榜样、示范作用,给乡村干部收税费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这是这些年农村税费征收难、任务缺口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每个村都有一些这样的所谓“刁民”三、五年,甚至七、八年分文未交,累计欠税费几千元甚至上万元。有的地方一个或几个村小组或一个村几年甚至五、六年几乎不交税费,不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影响基层政权的稳定和农村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毛泽东同志曾讲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因此,我们在加强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制订农村政策法律时不仅要立足于绝大多数觉悟较高、遵纪守法的农民,还要立足于少部分觉悟不高、政策法律意识淡薄的农民,这样的政策法律才能引导、弘扬农村中积极进步的因素,打击抑制农村中消极、落后的因素,才能实现农村健康稳定的发展。
6、正确处理人治与法治的关系。我国有几千年人治的历史,并且也创造过灿烂的历史文明。以人治为背景的文化纷繁浩渺,并且深深根植于人们的思想意识,渗透进了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而依法治国才刚刚开始,人们的法律意识还很淡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不公的现象十分普遍。有的对法律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合意的、能对本部门、本单位、本人带来利益的法律就要,反之就把法律丢到一边去。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实际已异化成人治的手段。同时在现阶段法律的执行机构、执行机制还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在农村。因此,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在坚持依法治方略的同时,现阶段也即法治与我国实际国情的“磨合”期,必须正确认识人治与法治的关系,在坚持依法办事的同时,对那些法律解决不了或不好解决的事则应采用过去积累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又不妨碍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人治的办法,以达到人治与法治的措施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籍此过渡到完全的法治社会,防止出现在由人治向法治的过渡阶段出现混乱和“真空”状态,从而造成社会的动荡。片面强调依法行政、机械地照搬、照套法律条文,同样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在实际工作尤其在农村工作中危害很大,并且最终会损害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试想如果没有乡干部20多年不遗余力地的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并拒不接受处理的农民实施拆房(实际是剥夺农民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我国的人口能够控制在13亿吗?没有乡村干部10多年义无反顾地用扒粮、牵猪、搬东西等强制手段收税收费,我们的国家政权能巩固下来吗?每年的财政收入能实现吗?我们领导能安逸地在“太平椅”上坐到现在吗?当然不是说要对这种严重侵犯农民人权、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进行肯定和树碑立传,更不是说要继续提倡做法,在这里只是披露业已存在的血淋淋的事实。因此,在现阶段在农村实际工作中要求干部依法行政的同时允许引导他们运用过去积累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对做好当前农村工作十分必要。
7、减轻农民负担的方法要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首先,解决农民负担根本办法是发展经济,但制定怎么的经济发展模式至关重要。我们一些领导在制定本地经济发展规划时总是有意无意回避自身的客观条件,喜欢求大、求洋、求快,而且千篇一律,如工业化、乡镇企业跑步前进、三年脱贫、五年致富等等,希望一下吃成一个大胖子。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与沿海经济发展地区的差异,包括地理条件、人文因素、资本市场等,如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离发达城市都比较远,而根据一项研究发现,乡镇企业与发达城市地区的距离对产出就业和资本存量有很强的影响。与城镇的距离下降1个百分点,产出和就业分别增加25%和20%(其他变量如劳动力、公路密集等保持不变)。因此就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言,在可预见的若干年内经济不可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不可能赶上发达地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是我们制订政策的立足点,当然实现超常规发展的也有,但必竟是极少数。回顾过去,这些年我们折腾的还少吗?可一个像样的企业都没有也没搞成(指我县),银行不良债务倒增加几个亿。因此我们应当调整产业发展方向,就是将发展的大目标锁定农业,当然是大农业、现代农业,以农业立县。同时优化软硬环境,放手发展私营企业。当然各地情况不同,部分地区可以以工业为主导产业。然后以这样的定位来调整我们政府机构、政府职能、管理模式等。我们在抓农业的具体方法上也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始终跳不出“口号农业”的窠臼。“三高农业”、“绿色农业”、“生态农业”、“订单农业”、“再造工程”、“农业产业化”………等等,如塑料花好看不中用,如天空飘的彩球永不着地,就是看不到实实在在的发展农业的措施(有时限制农业发展的措施倒是能看到一些)。笔者反复思考就是弄不明白我们天天叫的“农业产业化”是个什么东西(朦朦胧胧看过去好像有点东西,但用手一抓什么也没有)?这种东西对农民、对基层干部有什么用?再有现在讲的比较多的“土地流转”、“订单农业”,其实从分田到户起就存在土地转包,就存在产销合同,有何新意?如此种种,还有许多。我们呼唤“农业”走出衙门,走下讲台,走进农村,走进田野。其次对于解决农民负担的具体办法也必须有突破。这些年我们各级党委、政府抓农民减负工作力度不少,可为三令五申,如“一项制度,八个不准”,如层层检查督促等,但效果总是不大,因此我们在探究解决农民负担的根本办法的同时,对我们一些农民减负具体措施也必须进行检讨,制订出新的、更为有效的措施。在某些方面需要下点“猛药”,需要来一点“矫枉过正”的措施。
八、坚持配套改革。农民负担问题的解决涉及方方面面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涉农的各部门必须同步、协调地进行改革。否则,下改上不改、左改右不改或你往东改我往西改或改革措施相互“撞车”等,都会使农村某一方面的改革半途夭折或背离了改革的初衷。
九、防止一刀切。农村各地的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因此,在制定农民减负政策时必须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订出合乎本地实际的政策措施。
二、当前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农村问题的几点建议
(一)推行农村税费制度改革
农村税费制度改革,首先要对县、乡财政制度进行改革,对我国现行财税体制中的分税制、财政包干责任制进行必要的调整与完善,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范围。对县乡财政税收征收管理制度、机制进行改革,包括税收计划的制订、计划任务的下达、征收管理的人员、手段、保障措施等方面。主要是改变脱离实际的财税计划高指标、基层组织(乡政府、村委会)包揽财政任务(负完全责任)、乡村干部成为税收的主要执行者、用行政高压的办法保证计划的实现、用其他资金垫付、空转完成财政任务的做法等。逐步建立起科学合理的、与经济发展同步的税收征管机制,逐步实现依法治税(让乡村干部逐步退出税收征管员的角色。)其次,根据各地不同情况,按照规范、合理、简化、统一的原则确定税费种类及税费征收标准。在实际工作中既要考虑公平,也要考虑效率;既要减轻农民负担,又要确保基层组织运转和各项事业发展(包括兑现党和国家的政策如养老、优抚等)所必要的、最低的支出需要;既要设置以资源为征收对象的税费项目(不能过大),又要设置以人头为对象的税费项目。如将过多的税费放在田里征收(以承包地为征收对象),势必加剧农民弃田抛荒现象;如按实际产量计税操作征来十分困难,并且可能引发混乱;如取消乡统筹将很难兑现国家政策(如民兵、养老、优待金、教育等方面的政策);如“一事一议”将难以统一村民的意见,难以集中必要劳力、财利兴办公益事业等等。
应对近几年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带普遍性的、严重影响农村税费征收的问题进行调研,研究出适当的解决办法。如农村中越来越多的人户分离现象(20%的农民长期外出打工不回家),造成税费大量拖欠,乡村收支缺口越来越大的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应研究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如采取类似计划生育全国统一网络管理的办法。
(二)对农村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1、调整县与乡的关系,下放管理权限,将乡镇在七所八站的人财物管理职能下放给乡政府。
2、对乡一级政权组织的设置进行研究,其中之一是撤消乡一级政府,改设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其理由:一是乡镇一级没有能力建立一级完全政府。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山区,农村生产力落后,乡镇规模又偏小,还要向中央、省、市、县四级上解税收任务。因此,乡镇没有财力支撑一级完全政府的运行;二是乡级政府已没有多少职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催收催种已没有必要,交通通讯便利,面对面的管理也没有必要。目前乡政府的主要工作前面讲了主要就是收税收费、创收罚款、维护当地社会治安、完成县里安排的指令工作,这些工作其实都不是乡政府的真正职能,而且这些工作都有县政府的职能部门的设在乡一级的基层站所在做,只是由于乡政府越俎代庖使其职能弱化或被乡政府替代。当然由于县级政府职能转换、财税体制和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难以很快到位,乡级政府完全撤消还有时日,但撤乡并镇工作必经加大力度。
3、精减机构,压缩财政供养人员。首先,是较大规模地精减、合并县级机构,裁减冗官、冗员、冗费;其次是对乡镇七所八站具有的管理职能并入乡政府的内设机构,然后对那以服务职能为主、有创收渠道的站所退出财政供养系列,推向市场或撤消这些站所。
4、对现有的乡镇干部在精减分流难以短期实现的情况下,大部分应转入乡镇职能站所。如财税所、派出所、司法所、法庭、农技站等。让乡干部去做一名名符其实的税官、法官、警察和农技服务员。
5、切断导致“吃皇粮”队伍不断扩大的渠道。全面推行统一考试录用的方法招收机关单位工作人员,杜绝凭关系进人的现象。
(三)全面放开农村市场
1、打破农资垄断市场,取消农资专营权,放开种子、化肥、农药的经营市场,取消对杂交水稻种子生产的限制。
2、消除农产品贸易壁垒。主要是简化或取消农产品交易的各种审批手续,降低税费(主要是费)的收取标准,尽可能撤消公路上的层层关卡。对大宗农产品如粮食、林业产品的生产销售政策进行调整,放松对这些产品的严格管制,减少税费种类、降低规费标准,还其普通商品的本来面目。同时要整顿农产品销售市场,打破部门、地区封锁,打击垄断独霸农产品收购市场的行为,铲除菜霸、树霸、笋霸。
3、适当放开农村金融市场,允许不同所有制、不同类型的金融实体在农村的存在,增加农村融资渠道。目前,垄断的、官方严厉管束的、僵化的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在相当程度上窒息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为了使农村生产力的解放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必须在官方农村金融机构(农行、信用社)之外开辟一个新的、按市场经济要求运作,具有现代金融理念、机制灵活的金融市场。
4、全面放开农村各种投资领域,制订优惠的政策法律,尤其是要制订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的政策法律,让工商资本、社会零散资本更多地投入到农业领域。
(四)增加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帮助经济欠发达地区渡过难关。
国家应对农业的投资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国家对农业的投资的一部分应转为为维持基层组织正常运转提供经费保障。国家对农业的投资领域也应进行调整,投资领域应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要尽可能减少对农业(包括林业)具体项目的投资。
(五)下决心解决“两税”问题。
招待费、小车费的存在和畸高增长是造成财政困难和农民负担加重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也是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和人民群众最反感、最不能忍受的不正之风,同时还是屡治不愈的顽症。人民群众首先是从我们领导干部的衣、食、住、行看我们的党和政府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是真解决问题还是假解决问题;是真为人民服务还是假为人民服务。因此,“两费”问题不解决,人民群众就难以树立对党和政府的信心,就难以同党和政府同心同德去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困难,甚至还会产生逆反的心理、敌意的心态。试想老百姓看到我们的领导天天出入高级酒楼,一餐吃掉一头牛,一坐坐了一栋楼,而许多农民却温饭难保、子女上不了学、干部教师工资被大量拖欠,这样的领导干部会有号召力吗?解决“两费”问题说难也难说易也易。说难是因为这是我们领导干部自己革自己的命,说易是因为只要我们的领导真正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或者只要进行制度改革、制度创新(仍可维持特权)就能解决问题。“两费”问题解决的越彻底、效果越好,群众越满意。最彻底的改革是取消公款招待、取消公车,最起码也应严格限定招待费的数额,限定小车档次、数量、开支标准。
(六)解决农村执法体系不健全的问题
农村法治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基层执法机构(主要是法庭)太少,案件受理费用太高。在农村许多地方3-4个乡镇才有一个法庭,并且法庭人数偏少,农村许多经济、民事纠纷需要求助法律解决问题非常困难,尤其是一些突发性的矛盾纠纷,难以及时得到法律的帮助,而乡村干部采取一些强制性措施又不合法。二是法院规定不得受理农村计生和税费收缴方面的案件,这是很不合理的事。我们的法院不能为基层政权的稳定提供有效帮助,人为制造法律的“空白区”,迫使基层干部采取非法手段实现正当的目的,这在要求依法行政的今天是极不正常的。因此,必须加强基层法院的建设,建议每个镇都应设立一个法庭,每个法庭由2-3名法官组成,并且应大幅降低农村案件受理的费用。再就是应当将农税费征收、行政罚款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
(七)进一步治理涉农收费和罚款。
在我省办事审批程序、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罚款标准不规范、不统一、不明确、不透明、“暗箱操作”、随意增减的现象一直是许多权力部门“正常”的运作方式(实为痼疾),并且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治理和有效的解决。这些权力部门套用一些法律条文或自己决定把收费、罚款标准定得非常高,项目定得非常多,来办事者如果有关系或给了好处就降低标准,否则就按高标准收。这样的办事“规则”使大量的国家税费流失(部分流入掌权者的腰包);使平民百姓平白多花了许多冤枉钱(血汗钱);使社会公平原则受到践踏;使投资者望而却步;使经济发展受到制约;使一些单位、一些领导人成为人们所说的“吃香”单位或“吃香”的人。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天天叫优化发展经济的软环境就是一句空话。因此我们必须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在县级必须设立一个权威机构(或由人大担当)对各部门(包括条管部门)依照部门法令法规政策规定的收费、罚款标准进行审核、限定并进行细化、量化。如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农民经济承受能力,按有利经济发展的原则规定只能按法令法规政策规定的最低的标准或按低于最低的标准收费、罚款,不得超过这个标准。以此来防止一些部门滥用法律。其次对执法者的执法“自由栽量权”进行严格限定,以实现司法公正。如不能出现同一类案件,张三被罚得倾家荡产甚至蹲大狱,李四却毫毛未动。其三是对收费、罚款的收入进行严格的管理,防止将收费、罚款变成部门谋福利的手段或进入小金库。
(八)国家应考虑解决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公职人员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尤其是同属国家行政事业单位不同部门、不同层次(中央、省、市、县)的收入差距悬殊问题。在当前多数农民、下岗工人生活困难、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紧张、干部教师工资拖欠的情况下,国家应放缓国家公职人员的增资步伐,并适当控制国家垄断行业员工的工资上涨水平,否则将加剧社会矛盾,加剧经济欠发达地区干部、教师的不平衡心态。
(九)改革农村教育和农村推广体制
乡镇财政60-70%用于发教师工资,还有征收教育附加费、学校高收费等。这种财政支出格局是不合理的,必须通过调整教学网点、减少非教人员、确定合理的师生比例(让教师满负荷工作)、疏通教师出口渠道、社会力量办学等办法降低教育成本,使绝大部分农民的子女能读得起书。农村科技推广机构由国家包起来(财政全额拨款),缺乏内在的发展动力。许多科技推广部门只是在搞一些落后、过时、重复、没有多少推广价值的农业技术。许多农技员都在街头买些化肥、农药、种子,以图增加个人收入。农技推广部门因远离了农业科技的前沿阵地而死气沉沉。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是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要素,与之相适应的农技推广体制,也应当是开放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机制。因此,必须对农村农技推广体系进行改革,核心是推向市场,使科技与生产要素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农业科技在农业产业结构实现战略性调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家对农技部门的拨款应改为一部分作为农技人员的基本工资,一部分以项目经费的方式拨付,即完成某个推广项目拨一定数额的经费。
(十)规范乡村财务管理。
现在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乡镇有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一方面乡镇财政紧张,干部教师工资发不出,日常必要开支难以支付,另一方面乡政府每年都有相当大一笔预算外资金被乱支乱用或用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项目上。一些乡镇主要领导公费配电话、手机,经常出入宾馆酒楼和娱乐场所,乡里小车天天跑个不停,还有的用公款请客送礼,甚至私分、侵吞公款。有的乡镇领导出手阔绰、一掷千金。问题根源在于乡里许多收入和支出缺乏透明度,乡镇又没有财务公开,审批一支笔。乡里的钱都掌握在书记、乡镇长手中,乡里出纳多少年来除了发工资外几乎没有钱过手,许多钱都是由书记、乡镇长直接收钱、直接开支,然后一两个月或半年把一大堆单据拿到财务上结帐便完事。由于“暗箱操作”,里面猫腻漏洞极大。因此,必须加强对乡财务的管理,实行财务公开,增加乡政府各项收入、支出的透明度,改革“一支笔”审批制度,实行集体或理财小组审核批准的制度。村组财务的混乱更是由来已久,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治理,但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还需花大力气加以解决。
(十一)拍卖政府资产。
不要遮遮掩掩,应明确把出售政府资产作为解决干部工资的重要渠道,因此要制定制度,加强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如不进行招标、低价贱卖等)。乡镇已卖得差不多了,现在该轮到县里卖。靠卖东西发工资,维持基层组织运转,为实施改革“攻坚战”赢得时间,创造条件。
(十二)经济欠发达地区应当把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作为各级党委、政府财政工作的首要任务。
因为欠发工资将引发大量的社会问题,危及社会的稳定和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要制订各项措施,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
(十三)应当有一个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组织。
农民作为我国最大的弱势群体,没有一个真正为其说话,维护其合法权益的组织,没有一个能对加重农民负担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制约的机制是不正常的。因此,我们应当在政府体系外有一个真正能为农民说点话,能为维护农民正当权益做点事的组织,如农会或其他组织。当然其组成人员不一定都由农民参加,可以由各级退下来的老同志、农村老党员、老村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人组织,工作人员可由志愿者担任。
结 束 语
对于农民负担及村在的各种问题下面普通干部群众应当说是看得比较清楚的,不知上面是否亦如此。早就有人断言:农村诸多问题肯定不会持续下去,因为中央不可能坐视或放任这种状况不管,然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切依旧。同样也早就有人断言:我们的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说像一个得了癌症的病人,已难已医治。笔者作为一名年青的共产党员绝不相信我们的党解决不了农村问题,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政治优势:首先我们共产党是一个央央大党,党内人才济济,不乏大批为民请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赴汤蹈火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党内有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铁的纪律;其次,我们有稳定的政权,有政令畅通的政体,有一声号令可以调动全国各种资源的控制力;其三,我们有勤劳、善良、勇敢、富有创造和牺牲精神,顾大体识大局,能和共产党站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坚定支持改革开放事业的广大人民。因此只要我们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的支持,依靠党内积极力量的发挥,大胆改革,勇于创新,农民负担及农村各种问题就一定能够得到解决。“三农”问题真正解决之日,便是我们民族腾飞之时!(作者信箱:jxlhlm@163.com. QQ:34849184)
文章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