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乡土性:失地农民的闲暇
——基于L村的实地调查
余 练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失地农民,作为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无法忽视的群体,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由于失去了土地,失地农民的劳动和闲暇方式随之发生了本质变化,呈现为去乡土性。这表现为,失地农民的闲暇时间不再具有季节性,年年闲暇,天天闲暇,是彻底的“有闲阶级”;从闲暇的主体来讲,闲暇表现为老人闲暇,并具有层级化的趋势;在闲暇的内容上,闲暇上有去生产性和去社区性特点,同时乏味和单调。究其原因是闲暇所依赖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变化,即土地与劳动方式的变化使失地农民的闲暇既脱离了消遣闲暇也未走上消费闲暇的方式中。因此,重建失地农民的文化精神生活,丰富失地农民的闲暇活动是政府面临的迫切任务。
关键词:失地农民 闲暇 去乡土性
失地农民,一个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出现的边缘群体,他有别于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由于“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因此他们被称为“三无”群体。据有关数据显示,现在累计的失地农民可能已达4000—5000万,其中完全失去土地、没有工作的农民至少在1000万以上,占失地农民的20%[1]。更有数据称,2020年我国失地农民总数将可能达到1亿人以上[2]。应该说,失地农民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目前关于失地农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失地农民群体规模研究,失地农民权益保护研究,失地农民出路研究和失地农民的社保障问题研究[1](p37-38)。可以看出,研究的主要进路都侧重于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但是从精神文化层面讨论失地农民的研究非常少见。由于失地农民数量的不断扩大和问题的加重,如果只注重其物质权益的保障,而忽视精神文化建设也是不恰当的。闲暇,作为农村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是本文论述的主题。
一、文献回顾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对“闲暇”的定义中把闲暇看作闲暇时间,是人们在劳动时间之外,除去满足生理需要和家务劳动等生活必要时间支出后所剩余的个人可自由支配的时间。闲暇除了闲暇时间以外,其实还包括闲暇活动,作为一个活动范畴,主要是与劳动和工作相对应的,它包括“一系列在尽到职业、家庭和社会职责之后,让自由意志得以尽情发挥的事情,它可以是休息,可以是自娱,可以是非功利性地增长知识、提高技能,也可以是对社会活动的主动参与”[2](p101)。闲暇,既是时间的概念范畴,也是在空间概念范畴。
关于闲暇的研究最初源于西方工业革命时代,马克思就指出,闲暇是人的全面发展所需要的自由时间,马克思曾经还对闲暇时间做个一个最基本的分类,把闲暇时间分为消遣娱乐型时间和提高发展型活动时间[3](p281-282)。凡勃伦的《有闲阶级》以闲暇的分配为轴心建立社会经济理论,揭示了闲暇的社会功能、闲暇的阶级属性和社会属性,是一部以闲暇为主体的重要专注。事实上,正如凡勃伦所指出,闲暇“是有闲阶级生活方式下交流思想的工作方式,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是不从事生产劳动的”[4](p285)。长期以来,闲暇被认为是非体力阶层的专利品。国内关于闲暇的研究主要也是以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社会学者王雅林、董鸿扬[5],王琪延[6]等对哈尔滨、北京、上海等城市居民闲暇生活的特征及对策研究。另一方面,农民闲暇被纳入到研究范围还属于比较晚近的事情。关于农民的闲暇一直没有专门的论述,也就在一些研究中能找到对农民闲暇生活的一些描述,比如葛学溥对凤凰村农民生活的研究以及周大鸣对该村的追踪研究中涉及到农民的闲暇生活,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对农民闲暇的描述。直到2005年,田翠琴、齐心撰写的《农民闲暇》才填补这一研究空白[7]。另外,一些研究以农民群体为研究进路,比如,游俊、龙先琼的《湘西农民闲暇生活方式变革的文化审视》[8];谷中原、余成普以大别山区一行政村为例关于山区农民闲暇生活方式的实证研究[9]。
总结以上的研究,它们具有如下的特点:第一,有关闲暇初始的研究,无论是国内和国外,均以城市社区为研究对象,城市市民的闲暇生活是关注的焦点;第二,国内晚近的关于闲暇的研究,已经涉及到农民的闲暇,但是要么注重闲暇的整体研究,要么以特定的研究对象为出发点,比如关注山区农民的闲暇,传统农业地区农民的闲暇等等。以上的研究虽然看似全面,但是却具有相对“滞后性”。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除了市民闲暇以外,农民的闲暇时间日益增多,特别是一些新的群体的闲暇生活出现了新特点,而且还可能成为未来农民闲暇生活的趋势,这个新的群体就是失地农民。
本文以鄂中部地区L村为例,以失地农民的闲暇为研究对象,概述了失地农民的闲暇时间、失地农民闲暇的主体为老人的特征。同时关注到闲暇的性质已经“去乡土性”,即闲暇的主体层级化,闲暇的内容去生产性,去社区性,和闲暇内容空洞无聊。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闲暇所依赖的经济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从传统农业社会消遣经济走向现代的消费经济的过程中,失地农民失去了土地,土地与劳动方式的改变使失地农民的闲暇既脱离了消遣闲暇也未走上消费闲暇的方式中,“去乡土性”成为了失地农民闲暇的突出特征。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失地农民的闲暇生活面临着危机。因此,本文提出,重建失地农民的文化精神生活,丰富失地农民的闲暇活动是政府面临的迫切任务。
二、闲:失地农民的闲暇
费孝通先生提出,“减少劳动,减少消费的结果,发生了闲暇”[10](p409),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是一种对立和排斥的关系,也因此,在很长的时间段内,闲暇一直都是非体力劳动者的专利品。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的闲暇时间逐渐增多。
集体时期,农民的闲暇生活被集体生产活动大大压缩,农民不分年龄和性别,长期间集中一起劳作,闲暇活动基本上是属于公共闲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民闲暇时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增长,而随着农业的机械化和种植技术的发展,农民的生产时间大大压缩,闲暇时间相应增加。尤其是,农村近几年来,化肥农药种子的大量应用和小型机械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农村的生产效率,对农民的闲暇时间的增加意义重大。
如果说,农业科技的普及和机械化的应用增加了农民的闲暇时间的话,那么,在农村不种地的农民的闲暇时间可以说是获得了空前的巨大增加。“闲”已经成为了农村不种地农民面临的一个新的历史问题。通常意义上,我们把土地被依法征收后,农民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少于0.3亩地的农民成为失地农民。事实上,我认为失地农民还应该包括因长期土地流转失去土地的农民。
L村位于鄂中地区,2008年,L村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全村土地面积4000余亩,被流转土地面积有3000多亩,占整村土地面积的近90%。随着时间的推进,剩下的土地会在最近一两年内“被流转”。本村不仅流转的规模大,同时流转的时间特别长,直到二轮延包结束。于是,在村农民一下从农业生产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不仅是“有闲”,而且是“非常闲”,一年365天,全天24个小时,除了吃饭睡觉,其他的时间几乎都是闲,土地长期流转后,所谓年年闲,天天闲。
以前一年的空闲时间比较少,只有11月底,12月和次年的2月份比较闲。从3月份开始就开始春耕,四五月份就要育秧下种,五月种植中稻,到9月份期间就是为粮食作物锄草、打药、施肥等等。9月份稻子成熟了,开始收割水稻,这属于农忙季节。在种植水稻期间还可能种植玉米,所以从3月到10月之间是农作物的生长和收割时期,农闲较少。11月以后开始闲下来,但是有的农户还要种植小麦。12月不是特别忙,1月份和2月份是过年的时候,这期间办理年货,走亲串户也不是经常出来玩。现在土地没有了,除了吃饭睡觉和必要的一些事以外,都是玩![3]
以上是一位老农对失去土地之后,闲暇时间的概括。失地,对于普通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彻底的,它是农民闲暇的一个分水岭。失地之前,农民的闲暇具有季节性特征,农民的闲暇围绕着生产而展开。以年来看,闲暇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即3到11月为生产季节,农民的闲暇较少,闲暇的时间集中在11月,12月和次年的2月。以天来看,农民的闲暇具有很强的时间性,即农忙季节时,白天生产,晚上闲暇。失地之后,农民的闲暇没有时间的界限,以年来看,月月闲暇,天天闲暇;以天来看,白天闲暇,晚上也闲暇。也就是说,失地农民的闲暇不再具有时间的限制,属于真正意义上,彻彻底底的“有闲阶级”。
不同于城市居民,只能在每天工作之余享受一定的闲暇时间;也不同于传统的农民,为了温饱而不停的劳作,闲暇属于一种“奢侈品”。失地之后的农民,不再为生产劳作而担忧,不再为没有闲暇而苦恼,相反,突如其来的大量闲暇时间让他们无所适从,难以消受。失地农民,有闲,而且是相当的闲。
三、老人:失地农民闲暇的主体
闲暇,不仅涉及到闲暇时间,还涉及到闲暇的主体。传统农村,中青年是农村社会的主体,他们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但是随着市场的进入,中青年劳动力大量的流出农村走向了城市,农村成为了妇女,老人和儿童居住的地方,也因此,农村现在被称为 “389961”部队留守之地。一方面打工经济的兴起,使多余的劳动力进入到了市场;另一方面,农民的机械化和农业科技的发展,使老人农业和妇女农业成为了可能。也就是说,当村庄的主体成为了妇女和老人以后,农村的闲暇变成了妇女和老人。但是失去土地之后,农村闲暇的主体可能进一步发生变化。
(一)失地与老人闲暇
以L村为例,土地被整村流转后,农民成为了失地农民,多余的劳动力被完全排斥出村庄,也就是说作为村庄主体的妇女也大量流出村,进入了市场。因为劳动力留在农村不再能产生生产价值,无论是妇女,老人还是中青年只要能够转化为市场劳动力就会想尽办法脱离村庄。结果,留守在村庄的基本全是老人。
表一:丘湾在村农民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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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结构 |
家庭编号 |
人口总数 |
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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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② |
③ |
④ |
⑤ |
⑥ |
⑦ |
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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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人数(人) |
3 |
3 |
2 |
5 |
1 |
6 |
5 |
1 |
26 |
23.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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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人) |
2 |
2 |
2 |
2 |
1 |
2 |
2 |
1 |
14 |
53.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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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人) |
1 |
1 |
0 |
3 |
0 |
3 |
2 |
0 |
9 |
34.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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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年(人) |
0 |
0 |
0 |
0 |
0 |
1 |
1 |
0 |
3 |
11.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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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
总人口为111人,总户数为34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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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村有五个湾子,其中丘湾是一个。丘湾总人口111人,共计34户,户均人口3人。目前在村人口26人,占总人口比例的23.42%,其中34户中仅有8户家庭留村,占总户数的23.53%。即是说,长期的土地流转发生之后,在村农民只占总人口数的23.42%,与在村户数的23.53%基本持平。从年龄结构来看,老人在村比例最多,占了53.84%,其次,是在村小孩人数,比例达到了34.62%。中青年人在村人数为3人,其中有1位中年男子,但是,不常年在村,也即使说暂时在村。另外有2位妇女,一位是刚刚生育了小孩,呆在家中;只有另一位妇女在家照顾小孩。也就是说,在村中青年3人中,有两人暂住在村,即将外出,扣除这个比例,中青年在村比例不到在村总人口的10%。农民讲,“在农村,基本见不到一个中年人,尤其是中年的男子更是‘稀有’,剩下的都是些老弱病残。”
表二:丘湾在村老人年龄结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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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段 |
50-60 |
61-70 |
71-80 |
81-90 |
Tot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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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
2 |
6 |
4 |
2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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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
14.29 |
42.86 |
28.57 |
14.29 |
100 |
表一清楚的显示了,老人成为了村庄人口结构的主体,达到了一半以上,如果不算在家小孩,留守在村90%以上都是老人,那么就有必要了解下在村老人的年龄结构。还是以丘湾在村老人为例,表二结果显示,50多岁年龄段老人的比例为14.29%,60多岁年龄段老人所占比例为42.86%,70多岁老人所占比例为28.57%,80多岁老人所占比例为14.29%。也就是在村老人呈现抛物线结构,60多岁老人居多,70多岁其次,往两端50多岁和80多岁的比例较少。丘湾在村人口结构和在村老人年龄结构代表了L村在土地流转后整村留守在村的年龄结构,是整村留守人口结构的一个缩影。老人成为了村庄的主体,那么村庄的闲暇也就是老人的闲暇。
四、去乡土性:失地农民闲暇特点
费老在《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中,提出中国的基层社会是乡土性的。“乡下人离不开泥土,因为在乡下,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在乡下,“土”是农民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的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11](p6-7)。也就是说,传统社会,农民以土为生。那么由此也可以说农民的闲暇是围绕着“土”展开的,闲暇具有乡土性。以我看来,乡土性既然是以土为根本的,那么闲暇的乡土性就可以通过以下的几个方面表现,闲暇具有季节性特征,劳动与生产紧密结合,闲暇主体具有较强的同质性。也因此,闲暇内容具有的农业生产性、公共社区性和内容的丰富性。但是在无土地耕种之后,农民的闲暇显然发生了变化,那就是闲暇主体的层级化突出,闲暇的内容开始去生产性和去社区性,同时闲暇的内容开始乏味无聊。
(1)闲暇主体的层级化。在传统乡土中国,农民的异质性并不突出,农民在一起劳作,一起休闲,农民的闲暇具有共同性。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闲暇主体的层级性逐渐开始显现,失去土地之后,农村闲暇变成了老人闲暇。都是老人,但是闲暇主体的层级性突出。闲暇的层级性表现为两种圈层,第一是公共闲暇,公共闲暇分为打麻将的圈子和闲聊圈子;第二是个体闲暇,这部分以看电视和闲呆在家为主。
公共闲暇中打麻将圈子和闲聊圈子有所不同,打麻将以消费娱乐渡过闲暇;闲聊是以交流消遣闲暇。在打麻将的圈子中,由于经济条件的不同,也分为不同的麻将圈儿。“婆儿们舍不得钱,只打几毛钱的纸牌,一个下午也就是10元左右的输赢,也就是打着玩;爷们打得大点,一盘三五块,也有婆们儿参与,但是不多。”也就是家庭条件和对金钱态度的不同,麻将的赌局分隔了农民群体。然而,对于不乐意打麻将的老人也大有人在,“打麻将真是没什么意思,会打麻将,但是不喜欢打;打的时候还喜欢和人抬杠。不过吧,这些打牌的人脸皮厚,吵了之后一会又好了,皮厚,不计较”。也就是说,在一部分人“被逼”之后成为打麻将的群体之外,还有一部分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生活方式,于是形成了另外一个闲聊的圈子。最后,对于无法参与到麻将圈子和闲聊圈子老人而言,他们是落单的农民,要么是无经济条件,要么是无兴趣爱好,他们只能呆在家里看电视或者闲呆在家无所事事。停止生产劳动后,老人过多的闲暇时间使得闲暇的分层明显。
(2)闲暇内容的去生产性。农民以土地为生产资料,无法耕种土地之后,不仅是收入来源发生了变化,闲暇的内容也发生了差异。从闲暇活动的内容看,主要有打麻将、闲聊和看电视。无论是打麻将还是看电视都属于休闲闲暇,不可能具有生产性。以闲聊方式进行的闲暇活动为闲暇活动也不再具有生产性。“A:你们聊不聊现在的生产呢?B:现在都不种田了,聊生产干什么呢!不种地了,这些东西就和自己没啥关系了,不爱聊!”
聚集在“闲话”公共空间的农民主要闲话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关注国家大事,讨论最近新闻中出台的新政策,尤其是关于农村的政策措施;第二,关注村里最近出现的一些新的发展,诸如,怎么修路,哪个村又在进行土地流转之类,不过这些事情大多是道听途说。第三,生活中的闲杂事。比如,镇上也出了什么事,哪里的菜便宜或者哪个地方有唱戏一起过去愁热闹。其中,第一点关注国家大事被“闲聊”的老同志们认为是最为经常“闲聊”的内容之一。村里出现的修路等公共事件不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因此不可能时常谈及;而生活中买菜,逛街的事情也不可能成为老头子们天天论及的话题。老同志们天天聊的“国家大事”,大多是从新闻报道中截取的只言片语,而由于其知识的有限,并不能作深入和广泛的讨论。总而言之,以闲聊为主要内容的闲暇方式极少涉及村庄的生产事宜。
(3)闲暇内容的去社区性。所谓社区性,是指农民闲暇的内容不再以村庄本身的公共事件为主,闲聊的内容不再具有村庄的公共性。首先,以打麻将的闲暇方式为例,参与的主体关注的是以娱乐进行的“输赢”,“闲话”围绕着打麻将展开;连围观打牌群体的闲聊的话题也主要围绕着麻将展开。因此,麻将的闲暇方式不具有社区性。其次,以看电视的闲暇活动,也不以村庄社区的事件为表述对象,闲暇与村庄无关;闲聊,也是脱离社区性的。闲聊的内容不再是“张家长李家短”,不再是哪家婆媳矛盾,父子纠纷。闲聊的内容是“国家大事”,是镇上的菜价,是别的那个村又在搞建设。
不同于以往,闲聊的主题除了生产,还有家庭的繁杂琐事。现在不仅不聊村庄生产,也不聊家庭关系。“现在儿子,媳妇都出去了,有啥好聊的,也不会吵架,也不会说关系多好”。失地之后,多余的劳动力完全被排斥于村庄,村庄剩下的大多是老人群体。婆媳矛盾可以说是农村家庭矛盾的主要矛盾之一,失地之前,不少的年轻媳妇在家照顾孩子,中年妇女在家种植口粮田。失去土地之后,年轻人向外寻求“再就业”,于是婆媳矛盾,包括父子关系由于时空的分离,矛盾没有了,但是,亲情也疏远了,情感也淡漠了。村庄成了没有围墙的“养老院”和“托儿所”。闲话的内容不再具有社区性和公共性。
(4)闲暇内容的无聊性。从闲暇的内容来讲,失地农民的闲暇主要是打麻将、闲聊、看电视和闲呆在家,无论是哪一种的闲暇方式都难以使农民获得精神意义的充实,“被闲暇”的无聊感袭击着每个人。首先,打麻将,不是农民本身的兴趣爱好,也并不是以赌为目的,纯属混日子。农民讲,“下午打麻将,上午准备打麻将,晚上回味打麻将”,不少老人的生活围绕着麻将展开。“不打麻将干么事呢,又没有种田了,有啥好的,现在只差去讨饭了。不打麻将,不可能天天伏在家门口,傻坐着吧!”以表一提到的丘湾为例,老年人的主要活动就是打麻将。平均每天有两桌,也就是8个人。本湾除了小孩以外,中青年和老年人一共就17人。按照户均人口计算,也就是每家都有人在打麻将,另外一个人就可能是在照顾小孩。农民讲,一个人在家怎么坐得住啊?打麻将是失地之后,农民的无奈选择。
其次,对于以闲聊为主要内容的闲暇方式也显得无聊和空洞,除了聊一些媒体上播报的新闻,就是道听途说的轶事,完全脱离生产性和社区性。L村有一个闲聊的圈子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公共空间,但是,他们闲聊的话题缺乏新鲜的事务,老人自己也觉得无趣。笔者参与了老人的一次闲聊活动,闲聊时间结束的时候,一位老人对另一位老人讲:“你明天去不去?”,这位老人说“去!”笔者饶有兴趣的问到,“你们明天干什么去呢?”老人说“他明天到镇上去拿药,我陪他去!”从这一个小事可以窥见,作为闲聊的老人们把生活中的任何一件小事都当做了大事,重要的事来对待。因为,没事可做,所以就得找事。
再次,落单的农民以看电视和闲呆在家来消耗闲暇,无聊的同时也在消解着他们的人生意义。“我们这些老不死的,活着干嘛呢,七老八十的,儿子媳妇不在家,年轻的自己顾小的都顾不上,哪里还管得上我们?!!现在是闲了,闲着天天都坐在门口,一天望到黑,对着天,依着门口,就等死呗!聊天??有啥好聊的,媳妇儿子出去了,家里没有人,没有矛盾,没啥好聊的,不种地了,也不搞生产,几个老婆子呆在一起时,也就是坐在一起,没啥意思。哎,不知道图个啥!”以上的一段话,强烈的表现出了一种悲观无望的情绪,人生的无意义、无目标导致的精神匮乏和空虚。农民闲暇的生活让人担忧。
五、失地农民闲暇性质转变的经济社会基础
失地农民闲暇性质的转变表现为闲暇的去乡土性,具体为闲暇主体的层级化,闲暇内容的去生产性、去社区性和闲暇内容的无聊性,闲暇性质的转变不是一个凭空出现的结果,它深深地扎根于经济社会的变革中。
(1)从消遣经济到消费经济的转变
消遣经济,是一种人为享受的、“宁愿少得,不愿多劳”的经济形态。费老在云南禄村调查时,提出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是一种消遣的经济形态,它以“最少痛苦来换取最大快感”作为个人经济打算的基本原则。费老说“人生的快感是以痛苦来换取的,这在矛盾上发生了经济。经济就是如何以最少痛苦来换取最大快感的打算。每个人都这样打算、这样考虑,相互间合作来达到这目的而发生经济行为。行为所循之方式固定化而成经济制度,造成一个社会秩序”[12](p108)。有就是说,传统农村的经济形态是一种为了消费而生产的自足经济。“今生只要从事于生产、再生产,消费不成了目的。有上帝保证,天国里有永久的,最上的无穷乐土,一个只有消费,没有生产的经济” [12](p109)。为消费,不为生产;宁愿少得,不愿多得是消遣经济的重要特征。
消费经济,是一种为生产、为利润而生产的经济活动。费老把这种经济形态看做是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形态。在消遣与消费的区别上,费老有以下的一段文字“消遣与消费的不同在这里:消费是以消耗物质来获取快感的过程,消遣则不必消耗物质,所消耗的不过是一些空闲的时间” [12](p113)。也就是说为消费而生产的自足经济,蜕变成了为生产而消费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消遣经济相比,消费经济把生产本身当做了目的,把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切断,把目的当做了手段。
消遣经济是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经济形态,消费经济被费老认为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在当下转型的中国,虽然非费老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但是,明显地,传统社会已经远去,消遣型的经济正在向消费型经济转型。农村社会的变化主要在于,第一,市场的深入,使生产与交换即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农民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半工半农的兼业家庭大大增加。第二,农村生产方式的改变,很大程度上是对土地制度的改变,也即是农民最基本的生存资料的改变。这就涉及到大量的失地农民,涉及到土地与农民之间的改变,涉及到整个生产方式和收入方式的整体变迁。传统为消费而生产的消遣经济逐渐走向了为生产或利润而生产消费经济。
(二)劳动与闲暇关系的转变
在某种程度上,劳动与闲暇是一种排斥关系,劳动的时间多了,闲暇的时间就少了;相反,劳动的时间少了,闲暇的时间就多了。于是有人提出,在早期的工业革命时代,只有从事非体力活动的阶级才有闲暇,“有闲阶级”的概念与农民无关。可以说,这是一种静止的闲暇时间观,它把闲暇时间与劳动时间绝对的对立起来,而且划分出了绝对的时间界限。但是,事实上,劳动与闲暇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尤其是在传统中国的农村经济形态中。
传统中国农村是一种消遣经济,在这个时期,农民的闲暇与劳动是不能完全分割的,农民的闲暇属于一种消遣闲暇。生产和劳动没有截然的对立,而且劳动是为了的享受,不是纯粹为了积累,带有闲暇的目的。“宁愿少得,不愿多劳”是一种基本的态度。“那辈脱离了农田劳动的人,在我们看来,在农作中省下来的劳力,并没有在别的生产事业中加以利用,很可说是浪费在烟塌上,赌桌边、街头巷尾的闲谈中、城里的茶馆里。”[12](p108)也就是说,农民不会仅仅为了积累而不断的生产,他们宁愿少得也不宁愿不停的劳动。这个时候闲暇建立在土地之上,土地产出的目的,仅仅是养活自身,即自给。费老还提到,禄村一带的农民不想在消费上充实人生,而是在消遣中了此生。说到底,消遣经济下的生产与闲暇是一种不可分割之体,农民的闲暇孕育农业生产中,生产中有着闲暇时间。
目前,中国的农村正经历着现代化的转型,也就是走向了一个消费经济的时代。消费经济时代,农民的闲暇以消耗物资来获取快感,此时生产与劳动之间完全分离。这种闲暇方式中,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有着明确的区分,费老提到在西洋社会中,一个整天的忙,忙于工作,忙于享受,所谓休息日也不得闲,把娱乐当做正经事做。这种方式的闲暇“好像不花钱得不到快感似的” [12](p113)。生产是为了消费,不是为了享乐,是消遣闲暇与消费闲暇的重要区别。这种现代的生产方式使劳动和闲暇时间界限明了,它适合与工业文明,适合与城镇社会,这种闲暇方式存在的前提是以职业人为前提的。
(三)转型中失地农民的闲暇
失地农民作为一个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群体,他们的生存问题引人关注,同样他们的闲暇活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失地农民也是农民的一类,失地之前,从根本上讲,农民的闲暇还是一种消遣型的闲暇。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即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农民的闲暇与生产劳动密切相关。此时的闲暇具有强烈的乡土性特点,包括闲暇的主体具有加强的同质性。由于都是以生产劳动为最主要活动,匮乏的经济条件使农民的分化较小,农民的闲暇具有较大相似性,不存在闲暇主体的层级化。在闲暇的内容上,有关农业生产是农民乐此不疲的话题;同时闲聊内容总是以村庄为依托,以社区为依托,谈论着张家长李家短的事儿。聊天,对于农民来讲是一种享受,绝不会觉得乏味与空洞。“宁愿少得,不愿多劳”,是享乐主义的典型心态。这个时候的闲暇与土地紧密的结合起来,土地决定了劳动的生产方式,进而影响了农民的闲暇时间和闲暇方式。
失去土地之后的农民闲暇,陷入了一种困局,即走入了一个“去乡土性”的过程,闲暇的主体层级化,闲暇内容的去生产性、脱离社区性和内容的无聊性。从消遣经济走向消费经济的过程中,农民既失去了消遣式的闲暇,也未走上消费型的闲暇,闲暇正在去乡土性。前文提到,消费型闲暇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消费经济基础之上的,它的特点有:第一,为消费而生产而非为享乐而生产;第二,闲暇时间与劳动时间的绝对对立。也就是说,生产与闲暇是一个分离的过程。消费型闲暇具备的前提基础包括了一下几点,一大量的闲暇时间;二以消费为目的获取闲暇的享乐,这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三一定的知识文化储备,具备消费健康闲暇方式的能力;四国家提供农村文化公共品的供给。要获得消费型的闲暇必须具备以上的四个条件。对于失地农民来讲,只具备了大量闲暇时间,他们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从文化知识来讲,失地之后的老人闲暇,文化素质较低,难以有发展型的闲暇方式。从文化的公共品供给角度来看,国家对这一块的投入非常薄弱,农村文化活动形式显得单调而乏味。
正是由于农村以土地为依托的经济形态的转变,农村消遣型闲暇已经改变,劳动与闲暇方式也在同时发生了变化。农民以土地为生产资料的生活方式改变之后,农民的闲暇时间和方式,内容随之而变,失地农民的闲暇既不同于消遣经济下的闲暇,但是也还未迈入消费经济主导的闲暇方式,于是“去乡土性”成为了失地农民闲暇的主要特点。
六、总结及建议
失地农民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已经不再特殊,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继续推进,失地农民已经成为了一个受人关注的群体。对于失地农民来讲,不仅是生存问题,更广泛地还应包括他们的精神文化问题。闲暇是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方面,农民的闲暇反映了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基本情况。本文通过对L村的失地考察,发现失地农民的闲暇具有去乡土性的特点。从闲暇时间上来讲,失地农民的闲暇不再具有季节性,年年是闲暇,天天是闲暇,有闲不再成为城市有闲阶级的专利。从闲暇主体上看,失地农民的闲暇纯粹变成了老人闲暇,并且具有了层级化的特点。农民失去土地之后,伴随农村传统经济支撑的闲暇经济逐渐转向了消费经济的转型,农民的闲暇内容面临着去生产性,去社区性的特点,同时,闲暇内容单调乏味的去乡土性特点。走出传统消遣闲暇的“藩篱”,又未走入现代消费型闲暇中的失地农民的闲暇面临着重建。
失地农民闲暇的重建,主要涉及到文化的供给问题,以土地为本的传统经济下的闲暇方式已经改变,那么失地农民的闲暇建设就离不开体制的支持。从建设的角度来看,失地农民的闲暇需要做以下方面的工作:第一,政府需要对农村文化公共品进行硬件投资,成立专门的专项基金。农村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投入,硬件的投资更是基础。第二,重在加强农村文化部门的组织建设。如果没有组织的建设,农民文化活动的开展将遇到巨大阻力和瓶颈。第三,需要政府进行相关的引导和号召。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号召,正确的引导能极大的活跃农民的闲暇生活。第三,发育农民的文化自组织。农民是农村文化生活,闲暇活动的主体,农民闲暇时间的利用最终还得依赖农民自身。文化自组织能够可持续的推动农民闲暇活动的开展。总之,失地农民的闲暇具有去乡土性的特征,重建失地农民的闲暇生活是政府面临的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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