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围绕市场秩序何以可能的中心议题,社会学家摒弃了主流经济学里去历史性和非制度化的普遍市场模型,从市场的复杂性、历史性和制度化特征入手尝试去重新认识和解释市场现象,分析市场的社会建构过程和机制。这方面的努力促成了市场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起初,市场社会学沿着市场即网络、市场即制度和市场即文化三种主要研究路径分别往前推进。最近一些年,市场社会学在多元路径上继续发展的同时,呈现出视角交融的综合路径趋势。针对各自拟定的核心问题,综合路径糅合了以往处于分割状态或被忽视的若干维度,着力分析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特定的关联模式是通过何种机制建构了市场。这种综合路径与古典社会学时代的市场研究相契合,是试图更完备地解释市场现象且颇具竞争力的路径。
关键词:市场社会学;网络;制度;文化;综合路径
一、引言
市场在现代社会中显然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的人口(如果还不能说是全部的话)已经不同程度地卷入了通过市场组织的经济活动,主动或被动地、以买方或卖方的角色参与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市场。市场不仅直接关联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经济系统的运转,而且对整体社会的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都产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而仅仅依靠经济学来解释纷繁复杂的市场现象是不够的。这既因为市场中的诸多重要问题有着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起源,需要社会学者的进入,也因为经济学的理论视野有其自身的限度(详尽分析参见霍奇逊,2008),甚少考虑和分析市场的社会和制度面向。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的市场社会学,其所面对和处理的问题显得非常重要——如果说社会学的基础性研究议题是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的话,那么市场秩序何以可能便构成了市场社会学研究的中心议题。或者说,市场社会学主要致力于探索市场结构和秩序的形成和变迁、市场顺畅运转过程中的社会建构途径和动力机制问题。在社会学视野里,稳定和顺畅运转的市场并不一定等同于经济学那里最具经济绩效的市场,动力机制也并不必然属于借助工具理性产生的资源最优配置模式,而经济理性则被社会学者广泛认为是一种基于历史演化和社会建构的产物,而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倾向。正因为经济学面对诸多市场现象并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知识(Swedberg,2005),而社会学不仅可以在模型分析上弥补经济学解释的不足,还能提供完全不同于经济学的独到见解,所以完善市场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推动具体的经验研究,将其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学科显得很有必要。
自古典社会学以降,研究经济问题的社会学家一直致力于描述并解释蕴涵哪些具体内容的非经济方案或社会制度如何维系市场的结构、运作和秩序。韦伯和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的起源、运作过程及其意义的经典研究开启了社会学研究市场的华丽篇章。古典时代的社会学家侧重于研究宏观上市场产生、运作和发展中的制度性条件,而当下学者在拒斥自我均衡的市场理论的基础上,致力于中微观层面的突破,多在市场如何被社会建构的问题上探索具体的社会机制。市场社会学虽然从社会学古典时代便已出现,但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直接以市场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为数甚少,一些学术大师只是在对其他问题的研究中附带对相关市场现象发表理论上的观点和看法。尽管其中不乏深刻洞见,但是市场社会学的研究总体上而言并不系统。而且之后较长一段时期里,市场社会学由于各种原因陷入了沉寂阶段。因此我们现在所说的市场社会学是作为新经济社会学里最重要的一个研究支脉出现的,可以说是肇始于1970年代格兰诺维特(M. Granovetter)对劳动力市场中的匹配问题和泽利泽尔(V. Zelizer)对美国人寿保险市场的研究。虽然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并不限定在市场领域,然而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新经济社会学迄今最具影响的研究几乎都属市场社会学的范畴。两部论文集《市场》(Abolafia ed.,2005)和《市场的法则》(Callon ed.,1998)便分别集中展现了北美和欧洲当代学者在市场社会学领域取得的阶段性重要成果。
市场社会学具体探讨的问题十分广泛,涉及各类市场的形成和变迁、市场中的竞争与合作模式、定价、企业家精神与市场文化、商品化和去商品化、经济理性和效率、企业治理和产权安排,等等。而这些问题显然是当下中国市场经济中的重点问题。尽管如此,市场社会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还较少被国内学术界所了解,同时市场社会学在研究路径上究竟如何切入对市场的研究,其逻辑起点还较为模糊,理想的研究路径也尚未形成共识。本文将着重于提炼市场社会学的逻辑起点,概括和评析几种竞争性的研究路径,厘清其中所涉及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以期为今后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提供参照。
二、市场社会学的逻辑起点
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有基本的逻辑起点和方法论指引。比如,主流经济学家探讨经济现象时采用方法论个体主义,恪守的研究起点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设。要阐明市场社会学的逻辑起点,有必要先回应这一普遍的疑问:既然现代经济学家研究的核心议题就是市场经济的问题,为什么还需要社会学家来研究市场?因为依照传统的学术分工,市场显然是经济学家的自留地,社会学家决然应该站在市场的门外,专注于那些市场无涉至少不直接相关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即便研究涉及市场,那也可以直接借用经济学的理论和知识来解决即可,专门的市场社会学似乎没有存在的必要和发展的价值。但问题是,经济学那里有着关于市场的怎样的理论和知识呢?很遗憾,经济学里除了有关供给-需求-价格的机制学说以外,很难说存在有一个关于市场的理论,现实中具有历史属性的特殊市场机制和市场制度在经济学视野里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市场的历史和制度复杂性即其嵌入性问题并没有获得主流经济学的充分关注(Barber,1995;Lie,1997;符平,2013a)。
社会学家的评价也许不够公允,因为他们很可能是基于自己臆想中的经济学(即所谓的社会学家眼中的“原始经济学”)发表不当言论。经济学家自己对此的意见和观点可能更加中肯。科斯在1991年12月9日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做的演讲中,对当代经济学家的流弊做出了毫不客气的批评。他特别提到:“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一个存在于他们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经济体系,企业和市场似乎都有名无实。……如果考虑到经济学家的兴趣是定价系统,而他们竟在研究中忽略市场——或更专业地讲,是忽略了决定交易过程的制度安排,这就让人奇怪。”(科斯,2010:6)科斯不是唯一对经济学忽略市场问题发表意见的享誉世界的杰出经济学家,两位影响力极为不俗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和施蒂格勒亦发表过类似看法。
当然,经济学并不是缺乏对市场的研究,但其对市场的研究却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科斯所斥责的“黑板经济学”,即脱离了真实的经济世界来观察和分析市场。因此,如果说经济学中的确存在某种关于市场如何运转的理论的话,那也只是一种关于市场的拟真模型。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种理论模型的最大缺憾或许还并不在于其假设是否真实、模型对现实是否具备解释能力的问题上,而是其所声称的普适性逻辑遮蔽了市场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演化性,泯灭了市场经济实践藉由历史传统和人类互动所带来的实质性差别。这从主流经济学将最大化自身利益的理性行动者、资源稀缺、供需关系等概念分析有着不同组织逻辑的市场经济甚至非市场经济的做法中即可窥一斑。
我们看到,虽然西方的市场社会学是基于诸多明显不同的研究视角之上,知识传统和研究取向表现出很大的内部张力,但共同的逻辑起点依然还是存在的。共同的逻辑起点便是针对上述经济学对市场的草率处理而作出的回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将市场视作社会系统的组成构件,是彻底的社会建制(social institutions)。因此,社会学注重讲市场的具体性、复杂性和历史特征,对时空维度保持了应有的敏感,摈弃了经济学那里非制度化和去历史性的普遍市场模型,而这具有重要意义。不同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制度规范导致了不同类型的市场的诞生,即便在一个没有任何“市场”成分的经济体中引入西方世界所谓的“自由市场”制度也会如此。如斯威德伯格所指出的,当我们研究具体市场时会清楚地看到,市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通过显著不同的方式得以建构起来的(Swedberg,2005)。市场社会学的英文术语一般被表述为“sociology of markets”,而市场之所以表述为复数形式,便是因为既存在多种不同类型的复杂市场,也可能考虑到市场兼具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符号或象征等多元属性。正因如此,大多数经验研究以特定的具体市场或产业为研究对象。其二是在认知论的意义上,市场社会学因循伯格和卢克曼(2009/1966)的社会建构思想,探索嵌入的市场何以可能的社会建构过程及其机制。沿着伯格和卢克曼的思路,市场社会学针对作为客观现实的市场会更多地研究其制度化和合法化的过程,针对作为主观现实的市场会更多地探讨一种关于市场的特定认知观念如何形成和内化进而改变经济组织模式的过程。从既有研究来看,市场社会学的研究无论依据的是结构主义的社会建构论抑或建构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基本上都旨在论证市场何以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在这样共同的研究起点上,市场社会学虽然援用的具体视角和遵循的研究路径表现出较大差异,但在研究目标上是一致的,即对市场问题寻求有别于经济学的社会学解释。比如,在市场制度何以形成的问题上,经济学解释会更多地从该市场的产品性质、特定历史时期的技术水平、消费者群体的特征和需求以及该市场的生产和交易成本角度进行分析,最终倾向于论证为什么现有的市场制度相对于其他潜在的替代性制度是更有效率的。而社会学对此的解释则会强调社会结构、权力结构和历史或然性因素的影响,并倾向于证明针对特定市场的现有制度安排并不一定是最有效率的。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市场之中的网络结构(Granovetter,1992)、市场之外蕴含特定政治秩序原则的政治文化(道宾,2008)都会是某种特定的市场制度和经济实践得以确立的决定性因素。
三、市场社会学的主要研究路径
市场社会学致力于从自身的学术传统、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出发去研究市场现象,也就侵犯了传统上被认为属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领域,必然面临如何对待经济学知识的问题。对此,社会学家内部从一开始便存在立场上的差异。以科尔曼为代表的社会学者把持积极经济学化的立场,认为大力引入经济学知识是社会学完善自身松散的理论体系、更好地研究经济问题的重要途径。他从经济学范畴中的理性行动者模型入手对社会学理论的某种重构,便代表了这样一种努力(科尔曼,2008)。而这种借助于经济学来改良社会学的途径并不完全被社会学家所能接受。以怀特为代表的学者则倾向于利用社会学理论去完善经济学解释模型的不足,因为后者显然忽视了社会结构、地方性传统和认知文化的影响。怀特曾惊讶地论道,“经济学家为何接受了这样一种厂商理论,它基本上否认了最寻常的厂商观察情景”,如此,“将经济学家关于厂商的新古典理论嵌入到社会学的市场视角中”(White,1981)便显得具有必要性。而以泽利泽尔和卡隆(M. Callon)为代表的另一派学者所走的则是一条更为彻底的路径,其显著特点是基本上不承认经济学理论在解释市场起源问题上的有效性,甚至还认为“经济学对经济的形塑可视为这门学科所揭示的真理的一个胜利,是一种抽象且不现实的世界观的破坏性错置。”(MacKenzie, Muniesa and Siu eds.,2007:2)。对于彻底抵制和反对经济学的学者而言,主流经济学家所处理的是作为经济学对象的市场,而不是更为宽泛意义上的作为经济对象的市场,因而真实的市场经济和作为一门学科或学问的市场经济学是很不一样的两个概念。这实际上是后文所述文化路径中的构成取向的出发点。
虽然研究市场的社会学家对经济学持有不同的立场和取向,但都无法否认社会学与经济学存在某种关联是必然的——对经济学任何形式的批评也是发生关联的一种方式。对于两学科之间的关系,泽利泽尔指出,经济社会学家近乎着迷地追求与经济学家进行对话,这有着双重后果。一方面,这为好的新思想在双方顺畅交流开辟了一个沟通渠道,而在负效应的方面,一个很有害的结果是社会学家受到经济学家的影响,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基本上集中在经济学家所关注的议题上,进而对其他同样非常重要的经济现象缺乏应有的关注和重视,比如家庭经济、非正规经济、信任网络(这些通常被视为准经济学的范畴)(Zelizer,2011:8)。不过,市场社会学的主流尽管在研究议题上的确强烈地受到了经济学的影响,但同样是研究市场问题,社会学对市场的研究路径还是体现出鲜明的自身特点。总体而言市场社会学研究的进路表现出这一基本的特点:利用自身理论与方法优势,巩固和发展了多元路径的社会学传统,规避了片面追求与经济学的对话。市场社会学的多元路径表现为市场即网络、市场即制度和市场即文化这三大主要路径。
四、市场即网络
市场即网络的路径是上世纪下半叶社会学进入经济学领域的一个尝试,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被证明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选择。这个路径将市场理解为关系网络所构成的世界,假设人们的行为选择、经济活动乃至具体市场制度的创建无不受到关系网络的影响。这个路径其实在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分别是社会结构取向和治理结构取向。
社会结构取向将既定环境的社会结构予以模型化,测量诸如关系网络的构成、密度、中心性、均衡、权力等要素,目的是考察不同类型的关系网络对市场过程及其结果的影响。该取向将关系当作一种预先存在的静态网络,考察其如何作用于市场活动。这方面优秀的研究成果很多,我们以乌兹的一项研究为例来加以说明。乌兹在其发表于《美国社会学评论》上的一篇实证研究论文讨论的是关系网络如何影响公司的融资问题。他发现,那些将其与借贷方的商业交易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公司在贷款上获得了更低的利息。在网络层面,如果公司通过嵌入性关系与借贷银行连接在一起,同时其银行网络是嵌入型关系和臂距型关系(双方只有少量零星的交易)的混合,那么公司将更有可能通过较低的代价获得贷款。这种网络效果之所以会产生,主要是因为嵌入性关系动员了网络合伙人去共享各自的私有资源,而臂距关系则对公司获得有关市场价格和贷款机会等公共信息很有帮助。这样,各种不同类型关系的优势在同一个网络中得以最大化。因此,具有嵌入性关系和网络互补性较高的公司更有可能被认为具有信贷资格以及获得低成本的融资(Uzzi,1999)。乌兹的这一结论实际上暗示了交易前的关系网络结构对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的作用,强调了合约缔定之前的关系的重要性,这可以说是对交易成本理论的一个重要补充。
治理结构取向将网络视为市场行动者之间关系的组织结构(organizing structure),分析后者的特征及其对经济过程的影响,不将网络视为一种预先存在的、强加于行动者的结构,而将其视为一种动态的生成性网络,网络本身是被选择性和建构性的关系的动用所模塑的。在刘世定对乡镇企业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的研究中,他提出了“二次嵌入”这样一个重要概念,用以说明代理方在商业活动中所发展的经济关系如何改变了其在合同再次缔约中的地位的问题。由于经营者将二次合同嵌入了他自己的人际关系网中,这在很大程度上阻隔了乡镇政府、村领导与这一网络的直接连通,于是经营者即代理方实现了对企业的更强的控制(刘世定,1999)。对于处于变迁过程中的中国市场而言,基于治理结构取向出发去考察经济网络的形成和变化及其对市场过程的意义,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特殊的研究价值。
2、市场即制度
市场即制度的路径将市场视为厂商竞争地位等级的系统和场域,分析特定的市场制度安排暗含着怎样的社会权力结构,特别关注特定的市场地位等级结构、企业的治理和组织模式是如何产生、维持和发生变迁的问题。在理论思路上,该路径与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有较多契合之处,侧重于从社会合法性逻辑和行动者的认知观念角度论述特定的市场治理模式的形成和变迁。社会合法性的逻辑将制度规范的遵从视为行动者(企业或个体)的优先选择,因此促使其做出某种决策的驱动力并不一定是提高经济绩效的理性意图,而完全有可能是为了符合特定的社会和文化期待——以提高企业的社会适应性与合法性,藉此增强自身的生存能力和资源摄取能力(Meyer and Rowan,1977)。相对应地,新制度主义的经济社会学家经常关注个体层面的行动者,着重于考察社会关系、共享信念、规范和制度如何促进、激励或支配行动者的能动性及其利益追求(Nee,2005:64)。经验研究则倾向于去说明市场主体的经济行动在何种意义上嵌入于某种特定的认知框架、意义结构和社会环境,在中观层面着力去解释后者如何决定了公司的利益、观念和行动(弗雷格斯坦,2008:142-163)。在宏观层面,道宾(2008)从政治秩序原则(表现为特定类型的政治文化)的差异角度去解释不同国家的产业实践,亦属于这一路径。尽管这一路径事实上贬低了市场行动者尤其是企业家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有着强烈的结构决定论色彩,还模糊了规范与文化、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边界,但毋庸置疑可以提供一种有别于主流经济学和管理学解释的新路径。
以杨典关于上市公司战略取向的一项研究为例。尽管事实证明多元化并不利于公司绩效,但他基于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我国企业还是争先恐后地实施多元化战略从而使我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企业多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他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国家和资本市场这两大外部制度力量利用其各自权力推行一种“最佳”或“理想”公司战略,迫使企业去采纳新的组织形式以符合“最佳”公司战略的特征,而这种“最佳”公司战略是由国家、资本市场、大公司、财经学术界和商业媒体等重要行动者共同建构的结果——通过强制性同构、模仿性同构和规范性同构等三种“制度同构”机制进行大规模扩散。由此说明了中国企业的多元化发展更多的是取决于制度过程,而非经济过程(杨典,2011)。在这项研究中我们看到,虽然企业战略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最直接地以提高公司经济绩效为目标的企业经济行为,但这种经济行为以及企业的理性观念本身却极大地被制度环境所塑造。从而,该路径将经济学那里作为基础性行为假设的理性,转变为了有待解释、具有演化性质的因变量。
3、市场即文化
市场即文化的路径注重的是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市场与文化的关系,是市场社会学里从事相关研究最少而研究的重要性和价值却具有广泛共识的一个路径。根据列温的说法,该领域的研究可以分为构成取向和补充取向。构成取向的起点是将市场视为一种文化性的现象。市场本身是有待解释的对象,市场中的诸要素均需藉由文化实践和法律制度转变为经济对象,理性、算计和商品被认为是文化过程的结果(Levin,2008)。
应该说,在该路径的实践者更多地是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瑞迪虽然是一位历史学家,但他关于法国纺织产业在1750至1900年间从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文化转型研究却为市场是一种文化建构的观点提供了重要论据。法国精英阶层推崇供给均衡学说,着迷于竞争性市场,相信人类追求经济利润的根本动机加上无管制的竞争将会促进产业的发展。这种信念在纺织行业资本家群体中深入人心并获得了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由此创造出了一种关于纺织业劳动力市场的新的市场文化,进而使得与自由市场原则相一致的一套法规政策和知识传统成功地模塑了现实的纺织业劳动力市场。而这种强加的市场文化在生产上虽对资本家有利却侵犯了纺织工人的利益,后者更加倚重生产场所的历史传统、非正式安排和社会欲求(Reddy,1984)。而许宝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研究试图说明,当下广泛使用的“私有产权”、“自由市场”、“经济理性”和“工业化”等概念所描述的市场现象,是通过经济学家们自我规训的学科体制、措辞策略和知识/权力的运作机制而被社会广泛接受并认定为客观事实的,究其实质是人工构作的概念。而经济学家们则通过自身努力和政府的推动,使人们以某种符合他们设想的特定方式去理解经济,同时也将这种理解强加于人,因此“资本主义”其实是一个企图使现实世界符合经济学抽象模型的文化工程(cultural project)(许宝强,2007)。这一思路与卡隆关于市场运作所提出的述行分析是相当契合的。在述行学派看来,经济学并不是描绘业已存在的经济世界的一种知识形式,而是促成经济的行动者和制度得以建构起来的一套工具和实践(Callon ed.,1998)。
补充取向的起点是认定市场是有文化的,将文化视为一种独立变量,文化效应被认为外在于市场。该路径假设市场特征稳定,研究目标在于探索对市场结果造成影响的文化,分析、揭示文化影响市场如何运作的途径和策略(Levin,2008)。在这方面,陈纯菁关于中国人寿保险市场发展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典范。陈纯菁(Chan,2009a)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一种特殊的市场(人寿保险市场)在面对文化阻碍的场景下如何得以发展起来?与之相关的问题则是,文化阻碍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以怎样的方式影响了市场的形成及其特征?她首先从理论上将文化概念化为两种不同的构想:其一是共享的和具有内在连贯性的意义系统,譬如人们的观念、信仰和价值观;其二是实用但碎片化的“工具箱”,行业规矩、潜规则、仪式、习惯、诀窍和风格时尚等无不囊括在其中。中国人的早逝禁忌,好人好命的善终观念,对致命风险的选择性漠视,都是不利于人寿保险市场形成和发展的文化障碍。然而她的研究揭示,试图开拓市场的经济行动者充分利用了文化的工具箱特性去规避那些妨碍市场发展的文化观念——规避文化阻碍的机制就像修补匠(bricoler)的迂回术,比如基于当地实情来重新界定风险管理思想、改变产品属性以适应当地人的偏好、利用人情礼节来展开营销、绕开文化禁忌等诸多策略。因此陈纯菁认为,中国文化虽然有不少因素与商业人寿保险的风险可能性假设和商业化逻辑不相容,但作为策略之工具箱的文化使得中国人寿保险市场得以可能,而作为意义系统的文化也显著形塑了市场运作和发展的特征。
五、综合路径的尝试
在沿着多元路径发展了30多年后,市场社会学在世纪之交发生了迈向综合路径的趋势。之所以会发生综合路径的转向,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社会学家越来越认识有必要尊重这样一个事实:通常情况下真实市场的形成、动力与转型往往是制度、文化和网络等诸多变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各种要素基本上是同时对市场过程施加影响的,而且一种要素的作用力往往离不开某些其他要素的支撑和配合,当然也有可能被抵消或削弱。而分割式路径造成的后果是,形塑市场的不同结构性要素在彼此隔离的操作过程中被予以区别对待。虽然分隔式的研究路径在科学形式上很美,但容易扭曲经济行动和市场发展的多重嵌入性特征,即倾向于彰显某一维度而忽视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维度,只是展现了市场在某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属性,甚少给其他路径的分析留下空间。如若要对市场形成更加完备的认识和解释,综合的路径不失为一个理想的选择。
当代学者以不同的研究技艺糅合市场研究的社会学视角,提出了诸多不同的综合性分析框架,表1所列仅为已产生了较大影响或具有潜力的三种。这些理论框架的综合色彩特别明显和浓厚,但并不是各种因素的简单累加,而是围绕各自针对市场社会学所拟定的某个核心问题而提出来的,不同理论框架也有其对市场的不同前提预设。可以说,市场社会学里几乎所有综合分析框架并不是为了综合而综合,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综合在方法论上试图通过“多元有限的综合”(符平,2013b),实现更好地认识和解释市场现象的最终目的。还有一些理论框架相对比较微观,虽然也有综合,但综合色彩不太强烈。比如陈纯菁在分析人寿保险市场上的经济交易时,将关系属性(包括信任、情感、对称和非对称性义务、算计成分等范畴)补充进关系的圈层和范畴而形成的新的分析框架(Chan,2009b)。
表1 市场社会学的三种综合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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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提出者 |
对市场的前提性假设 |
主要综合的维度 |
着力解释的核心问题 |
经验研究的主要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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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范式 |
[美]尼尔·弗雷格斯坦(Neil Fligstein) |
市场是行动者围绕地位而展开竞争的场域 |
政治、制度与文化 |
现代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结构的稳定、危机、转型与再生产 |
定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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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行路径(行动者-网络理论) |
[法]米歇尔·卡隆(Michel Callon) |
市场是算计的主体彼此竞争和/或合作的过程 |
人、物及其形成的网络、知识与工具 |
具体市场如何经由框架化的过程而被创造或发生变迁 |
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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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网络与认知的互联模式 |
[德]琼斯·贝克尔特(Jens Beckert) |
市场是为了物品和服务的交易而进行社会互动的场域 |
制度、网络和认知 |
不同类型的市场的再生产、动势及其社会型构 |
倾向于定性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Fligstein,1996;弗雷格斯坦,2008;Callon ed.,1998;Beckert,2010整理制作。
市场社会学走这种综合的路径并非没有学术传统和科学的理论依据。从韦伯的经典研究中可以看到,近代以来理性的资本主义市场之所以唯独在西方社会出现,离不开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和宗教文化观念相结合的驱动力,两者是不可分的关系。韦伯(2010:17)指出,“在任何一个数种宗教并存的国家里,只要稍微看一下其职业状况的统计数据就会发现:资本拥有者、雇主、较高教育的熟练工人和现代企业中受过高级培训的技术或者经营人员,少有例外地,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经济场域中的这种社会结构对于理想资本主义的产生之所以极具重要性,其原因又在于:“无论是作为统治阶层还是被统治阶层,也无论是作为多数还是少数,新教徒都表现出一种指向经济理性主义的特定倾向”(韦伯,2010:20)。因此,韦伯那里的文化驱动力不仅与财产权、自由劳动力市场、形式合理的法律和行政管理等制度条件相互匹配发挥作用(汪和建,2012:29-50),还与特定的社会结构模式紧密相连。可见,综合路径实际上在社会学的古典时代业已初现端倪。
从根本上来说,市场秩序的创建和维系有赖于两个方面,其一是持续有效的人类互动,其二是从互动中产生的社会制度、文化认知和社会结构。当代的综合视角大多将市场理解为一种特殊场域,乃因为场域是网络、制度和文化所共同形塑的互动领域,而不是单一因素能决定结果的王国。这给研究者通过不同方式来实现对市场的综合分析留下了空间。场域中既有携带各种类型的资本去争夺资源的行动者,也有其特定的分层结构,分层结构反过来影响行动者的行为策略和市场所得。因此场域中的市场行动者不仅要创建一种有利于自己利益的规则秩序,更需要争取一种于己有利的市场的社会结构。而后者藉由网络、制度和文化脚本的某种相互交织关系形成,并通过模塑行动者的机会、资源、偏好选择与合法性策略而创设了关于如何解决冲突的特定的市场协调模式。作为场域的市场也将能动性还给了行动者。在场域里,行动者回应市场情景的具体经济决策和行动策略会是充满着较大不确定性、具有权变特征。如在市场危机中,人们既有可能遵从从众心理和模仿行为导致“羊群效应”而出现“自证预言”现象,也有可能会由于对自己某种信念的坚持而出现“安慰剂效应”。
综合路径要么明确提出、要么隐含对分割式研究路径的批评。而批评并不仅仅指向研究者将市场的整体性和多维属性刻意进行分解而导致的市场不完整性和片面解释。各种分割式路径还被指出,其对单一宏观结构的关注实际上支持了一种决定主义的理解思路,同时也极大地忽视了市场场域之动势(dynamics)的重要根源,而这与社会结构的多重性特征是联系在一起的(Beckert,2010)。而从已提出的综合分析框架中我们可以总结出综合路径的前提假设:只有同时考察不同因素以及诸因素之间的彼此作用和相互联系之后,才有望揭示哪些真正影响、形塑市场秩序形成和市场发展动力的重要机制。因此采取综合分析框架的研究路径,显然是为了避免研究者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和分析市场现象。这种学术实践的基本策略是针对各自拟定的核心问题,糅合以往处于分割状态或被忽视的若干重要维度,着力分析不同社会力量之间形成的特定关联模式是通过何种机制建构了市场。
六、结语
社会学建基于市场的制度性、复杂性和历史属性与社会建构论,通过更为现实的假设和丰富的经验研究,不断发展着本学科对市场的多元理论范式和研究路径。从根本上来说,市场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事实所指向的并非某个单独的社会维度,故市场社会学的前述三种分割式路径虽各有重要贡献,但任何单独的解释都不充分。而将市场当作场域来看待,则具备构建某种综合分析框架来评估、考察不同因素的重要性程度及其相互关联的可能性。不容忽视的是,分割的多元路径实际上并不意味着各自对其他路径所倚重的因素缺乏关注和重视。实际上,晚近的网络路径已开始将认知和意义等在文化路径里凸显的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制度路径显然也非常重视社会网络和文化观念的影响,而在基于文化路径的研究中,也不难发现研究者在解释市场发展和变迁时对权力结构、网络和规则等的考量。因此,业已提出的几种综合分析框架作为一种基于整合的创新性研究路径,实际上是市场社会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不过应该看到的是,诸种综合分析框架也只是代表着另一种颇具竞争力和应用前景的研究路径,意味着市场社会学可以有另一种不同的学术实践。尽管综合路径表现出替代以往分割式研究路径的意图,但实质上仍然只是另一种竞争性的研究路径,加上综合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前主流的实证主义哲学存在一定冲突,因此三种主要的分割式路径决然不会被其完全替代,依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诸多竞争性范式和研究路径与不同的学术风格是市场社会学乃至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社会学的基本特点。同是对市场展开社会学分析,北美和欧洲在学术风格上即表现出显著差异。北美学者更关心的是中微观层面的市场问题,主流倾向于运用中层理论、通过数学建模做实证分析来验证理论,因而较少有理论上的实质性建构和发展。欧洲社会学者对市场的考察体现出很强的思辨思维和强烈的宏大理论关怀,而提出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多有着较为浓厚的社会哲学色彩,不少学说具有较大的思想性和启发意义,但往往较难进行实证检验,因此欧洲市场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多通过定性研究来讲述市场的过程、诠释其中的意义。
由于市场参与者彼此之间的利益总是处于这样那样的冲突情景之中,需要某种协调的机制和制度安排来调和冲突,创设并维系某种良好秩序,比如在厂商之间、厂商与代理商和消费者之间。因此对市场问题的研究往深层次分析下去,往往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社会学知识来解释市场中的结构、文化和制度问题。而社会学深入阐明其所倚重的那些属于社会结构、制度环境与文化或惯例的变量内生于市场的依据,澄清这些变量作用于市场的因果关系链条(即特定的社会机制),便显得尤为重要。对此,市场社会学的理论及其经验研究有必要以具体的市场问题为中心,在分析逻辑上跨越不同视角之间的疆界,调和不同学派的分歧,采取创新的综合分析框架深入探索市场作为一个特殊场域得以结构化和制度化的过程和机制。
参考文献:
伯格、卢克曼,2009,《现实的社会建构》,汪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道宾,2008,《打造产业政策——铁路时代的美国、英国和法国》,张网成、张海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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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 Departure and Approaches of the Sociology of Markets
Fu Pi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central problem of the formation of market order, sociologists abandon the universal model of market without historic and institutional features in mainstream economics, get to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market phenomena from the complexity, historicity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markets, and analyze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s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arkets. Efforts in this respect have advanced the sociology of markets. In the emergence period, the sociology of markets develops with three segmented approaches, i.e., markets-as-networks, markets-as-institution, and markets-as-cultures. In recent years, the sociology of markets has shown a trend of integration of analytical frameworks. Targeting at respective core questions and mixing those segmented nor some ignored dimensions, integrative approaches concentrate on how particular interrelation model of different social forces construct markets and through what kinds of mechanisms. Kinds of integrative approaches resonate well with the classical sociology of markets, and represent another competitive approach for more proper interpretation of market phenomenon.
Key words: Sociology of markets; networks; institutions; cultures; integrative approaches